在死亡线上走钢丝

kindwater

来源:
美国之音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1957年“阳谋”之下划出了55万右派。其中走投无路的，采取一死了之来结束生命者为数不少。我的同学管伯恭，在江西省广丰县五都中心小学被划上右派，被宣布“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但他的左腿高位截肢，靠撑腿走路。校方令他离开学校即可。他带着发明洗碗器的图纸一拐一瘸地走到在江西省上饶市中山小学任教的姐姐管玉玲家求助资金，竟被姐姐严厉地痛骂一顿：“你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蛇，现在不是我的弟弟了，我与你划清界限。我拥戴毛主席……你给我滚！”

可怜那拄着撑腿的管伯恭，已经寸步难行了，就坐在校门口的信江河畔上泣不成声，两眼泪汪汪地呆望着将要西坠的红太阳，心中只望来世。等到夜深人静，他一跃跳入信江。就这样无声无息随河水流入鄱阳湖，飘进浩瀚的大海。他以死来向社会控诉，河水海水洗不净他的冤屈。一个人感到死了比活着痛快，才会去死。我知道，难友当中以悬梁、割动脉等等形式自杀的很多很多。唯有被枪杀的才算最显示独裁的狠毒。

管伯恭的死，给我敲响警钟，说不定我也会步他的后尘。我有强烈的生活愿望，因为身边还有一位人性高尚的妻子。我对贤妻说：“我们离婚吧！离了，你去找位如意郎君，免得一辈子跟我受罪！”

妻子坚定地说：“谈何容易？那怕是上刀山、下油锅我也在所不惜，一辈子赴汤蹈火我也跟着你！”

爱情就是支持，为了一家五口我不能死。我要在死亡线上走钢丝，冒险走出死亡狭谷。万一走上死路，我也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又要死得其所”。

事情要从我被宣布为右派时说起。

1958年5月，在上师农场监督劳动，心盼摘帽。1960年，得知全国各地摘帽的很多，而我的摘帽却遥遥无期。到了1962年3月，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召开会议，宣布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我想希望到了。等到1963年，上饶师范还不动声色。于是我宁愿“走钢丝”也不在上师受“无期劳改”的折磨，毅然写了一纸退职申请呈上，得到275元退职金。

回到家里，共产党员的表兄是镇里的采石队长，在死亡线上他扶了一把，叫我去做清场工，每月工资30元。在这里无拘无束有说有笑，都对毛不怀好感，不分成份没有阶级斗争。

一天，正在清场当中忽然山腰上传来喊声：“大石头滚下来了！”我快速侧身，大石擦身而过，呼——的一声离我而下！我算在死亡线上拣回一条命。

妻子得知此事对我哭着叮咛：“宁可上街讨饭，也不能在老虎的牙缝中抢吃。”

不久，居委会通知我去开“地富反坏右”训话会。由于在队伍中我是陌生分子，专政者对我的印象不深，训话会上我静坐深思，要在钢丝上走好。

“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于是我又做贩菜小生意。妻子病重，我是全家的生活支柱。人的一生“不患贫而患不安”，我必须小心翼翼做好小贩。

启明星还未退位，我便穿上草鞋，挑着破箩筐徒步走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小镇赶集，买进红辣椒、鲜鸡蛋、泥鳅和母鸡蛋。返回家中吃过晚饭休息片刻，通夜徒步挑到上饶市菜场去卖。第二天早上卖完，吃点点心又徒步返回广丰县。利润虽比开山多得多，但通夜难熬，体力难以支持。半个月份下来就瘦了十多斤肉，并且面黄肌瘦。长期下去断乎早逝。我又盘算如何变换步伐在钢丝上前进。

1964年国庆节，我挑上十只老母鸡走上饶菜场。卖完九只死去一只，一盘算赚到20元8角，还赚了一只死鸡。我高高兴兴离开菜场，突然劈头一声“站住！”我抬头一看，一个大沿帽拦住去路，厉声说：“交税！”

我说是农民，自产自销。

“不交清到税务局去！”随手撕下25元税票给我。我不但分文未赚，还蚀本4元2角。乐极生悲，我只好暗喊：“毛主席万岁！”

条条皆绝路，生活怎么过？我又思索着怎么对付“钢丝”上的危险。

人到绝路遇贵人，走投无路好人渡。朋友王老满（右派）愿意收我为徒弟，无保留地教我染布的工序。我无资金买染料，他借给我10斤硫化元和2斤硫化碱。我又挑上染布担担翻山越岭喊：“染衫染布”。

一上午揽不到生意，我又愁着面向死路。怎么过，喊到下午3点钟，进入一个七八户的小村庄，3个多小时就赚到8元钱，晚上回家去餐馆美美吃了一餐。

有活路、心高兴，勤下乡、劲头足。不到一年时间，妻子的病也好了，成为我得力帮手。1965至1966年，尽管文革非常紧张，我也照染不误。抓“反革命”抓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我也不出事。想不到1966年10月，工商局一伙人来我家，没收去整桶染料，理由是投机倒把，贩卖染料。连同我替农民代剪的整匹白粗布一并没收。

我像植物人一样躺在床上，居委会民兵又押我去居委会，要我坦白逃了多少税款。我闭口不说，一伙民兵将我双臂抓紧摁下头，大声吆喝：“右派分子还不低头认罪！”宣布我要补交400元税款。棉花榨不出油，我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出逃了，他们就整我妻子，逼她交出粮食供应证，停止供应粮食。妻子挡不住势猛浪头，风口浪尖上要我回家，交400元钱好去讨饭。

税款交了，也不能自由自在去要饭。又宣布全城镇300多五类分子集中训话。每天早晚要做“早请示晚汇报”，向最高统治者毛低头认罪。集训是杀鸡儆猴，专政者认为不老实的分子应施以打吊，直到“认罪”为止。集训了半个月，专政者洪恩浩荡，宣布放假3天。分子们满以为3天可以外出赚点米钱。心里倒有点宽慰。接着又宣布外出要做到三件事：一是做个白布袖章，写上××分子和名字，外出佩戴臂上；二是临路门口要挂一块白牌，写上××分子和名字；三是用白纸写副对联；“乱说乱动死路一条；守纪守法可给出路。”贴于门两边，加上横批“低头认罪。”

妻子说这干脆叫人去死。我说，我能出门搞换访赚吃（用板糖等换废品卖钱）。好在我外逃时歇夜（住宿）遇到一位朋友。他说换访生意一本万利，即使受到了打击，大不了一块板糖，一副被箩，今天受挫，明天东山再起。他教给我煎熬板糖的技艺。

挑上一担破箩筐，搁上一块薄板，放好板糖，趁启明星高照离开城镇，摘下白袖章，敲着钢板：“叮叮阔，叮叮阔；鸡肫皮，零头发，可换甜糖孩子吃！”立刻迎面来一位农民。严厉地说：“朋友，放下担子，空身回家！”

“看在朋友的情上面放我一马吧！”

“不行！我是贫农团专政队队长，放了你我没法交代。”

“那你干脆把我带去坐牢！”

“要是换一个人我就这样对待！”

“你是左派，我是右派，为什么刀下不留人？”

“你用秘方治好了我老母的眩晕症。今天是左右逢源，请快走！”

在回家的路上我仔细想着：如果挑着担子走，说不定路遇陌生的专政队长，一定把我当反革命抓去……我戴上白袖章回到家里，居委会干部宣布我一家“下放”，到比古公社河泉大队下黄圩生产队务农。

生产队长宣布我一家五口每月口粮稻谷149斤，每天出工记五分，分值合分红现金每天3角5分钱。一个月出满勤不过10块钱，买不到口粮，怎么办？民兵营长对我说：“考虑你成分不好，给条出路，可以不出工，城里做啥这里仍做啥。书生种田，没米过年。”我听了苦笑不已。

我挑着破担子，来到毗邻地福建浦城县东山下村，“叮叮阔、叮叮阔，鸡肫皮、零头发，破铜烂铁甲鱼壳，可换针线头发夹。”又迎面扑来一位干部，“站住，放下担检查！”

我放下担子说：“同志，我是广丰县城下放到河泉务农的，住在刘华发隔壁。”

“啊！你是河泉来的，冒昧，请走。”他为什么前紧后松？

原因是，大凡干部房屋都要比普通社员的阔气，银壁辉煌，仪表堂堂。此屋中堂挂的一副对联，落款外兄刘华发。这位干部从此屋出来，想必与河泉大队队长刘华发家有联姻关系。我受过刘华发的训话。我一语中的，起死回生。

右派生活很难一番风顺。最难受的是1978年初的一场批斗加游斗。

民兵营长托人前来说媒，要我18岁的女儿许给他那神经不正常的小舅子。我当然不同意。次日深夜就来抄家，抄出一把锉刀。我说明是做鼠夹买的工具。民兵硬说我是从大队部偷来的。锉刀不说话，黑白分不清。立即将我捆绑到大队部，跪在碎碗片上大加批斗。妻子随后赶到，用心“责怪”我：“你怎么糊涂偷大队的锉。这是你的错（锉），不是大队的错（锉）！”经她双关语指点，我的胸腔顿时宽松起来。

第二天一早，民兵给我戴上高帽，敲着一面铜锣，换着自然村敲锣游斗。每到一村，我敲出强烈节凑的锣声。村民以为要猴戏，蜂拥而至。我高举锉刀向贫下中农请罪：“右派分子不老实，今天是个斗争日期；从头到脚都批臭，要他老实变正直。这是大队的错（锉），不是右派的错（锉）！”

逗得广大村民哈哈大笑。

回家以后，征得妻子的同意，我第二次溜之大吉，仍挑上货郎担跋山涉水，在东风口浪尖上四海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