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难题：英国“剑桥五谍”与中共地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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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尽管长期受到怀疑，菲尔比凭借其上流社会的背景和能力在英国情报界中如鱼得水，仍然坚持了多年没有出逃

中国除了热播的各种谍战剧，中共情报战线上的所谓“前三杰”和“后三杰”也为人们津津乐道。英国有伊恩·弗莱明的007间谍小说，以及后来不断推出的同名电影，不过70年前著名的“剑桥五谍”至今仍然是能够吸引读者的热门话题。最近有英国历史学者回顾“剑桥五谍”的历史，谈到精英阶层的信誉问题。无独有偶，中文网络也在流传中共地下工作者在中共建政后受到不公待遇的历史。


最近，英国著名的历史学者和传记作者理查德·达文波特-海因斯在新书《营垒内部：剑桥间谍和现代英国形成》中谈到阶级忠诚和信任问题。他认为，叛逃到苏联的著名间谍伯吉斯，菲尔比和麦克莱恩等人身份曝光带来的丑闻，给英国统治阶层带来的危害要大于他们间谍活动本身的危害。


书中说这些人在“消失”叛逃到苏联之前，在公开场合都不那么回避自己从事间谍活动。麦克莱恩会在绅士俱乐部中告诉别人他给斯大林干活。即使在他们叛逃后许多人仍然感到难以置信，英国上流社会许多人仍然认为他们的叛逃与同性恋和性有关，而不愿意把他们变节同共产主义信仰和“铁幕”相联系。


与英国上流社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英国情报机构在二战前后那些年是达文波特-海因斯新书的重要内容。他对那时候英国的情报机构特点的总结是：英国人彼此信任，俄国人彼此不信任；但是像英国人那样的信任往往会导致信任被滥用和辜负。著名的剑桥间谍网迟迟没有被发现，被归咎于精英阶层这种特有的信任。


英国“剑桥五谍”


2016年BBC找到了剑桥间谍菲尔比的一段从未被曝光的旧视频，其中显示菲尔比1981年在东德国家安全部举行的内部讲座中回顾了他如何从剑桥大学毕业后被苏联间谍招募，然后讲述参加英国间谍机构军情6处，以及他偷走的机密。


菲尔比说，“每天晚上我离开办公室，都带着装满文件的提包，里面有我写的报告，也有档案里面的文件，晚上我把这些交给我的苏联联络人。”“次日上午我把文件带回放在原处，文件都已经被拍了照，我年复一年都这么做。”


BBC的报道说，尽管多次受到怀疑，但是菲尔比凭借其上流社会的背景和能力在英国情报界如鱼得水。1955年就有过指称他是共产主义者的报道。但是在1955年拍摄的视频中，菲尔比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并说“上次我与共产主义者讲话的时间大约在1934年”。


和菲尔比同被称为“剑桥五谍”的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苏联后一度令菲尔比面临暴露的危险，但面对危险菲尔比仍然决定继续潜伏。直到1962年苏联的谍报人员乔治·布莱克被捕后，菲尔比才被确认为苏联情报人员。1963年1月在菲尔比被最初怀疑是共产党过后8年，他才在贝鲁特“失踪”，之后在莫斯科现身。


菲尔比叛逃到苏联25年后于1988年去世。因其杰出的情报工作贡献，菲尔比被苏联授予“红旗勋章”，他被安葬在孔策沃烈士公墓。但是一位熟知菲尔比的前克格勃官员对BBC记者说，菲尔比到苏联后没有得到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克格勃让他从事培训新职员的工作，给他一些目的感，让他感到自己有价值。


上流社会的信任


达文波特-海因斯认为著名的剑桥间谍叛逃后实际上也没有获取苏联的充分信任，否则他们提供的情报会受到应有的重视，他们也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剑桥五谍”受共产主义影响并被苏联招募时所在的剑桥大学，不能免受当时动荡的时代和极端思想的影响。当时人们对极右的法西斯和纳粹，和共产主义这类左翼思潮并不像后来人们有的那种政治上泾渭分明的严肃立场。达文波特-海因斯认为英国上流社会对纳粹轻描淡写的态度被剑桥间谍，特别是伯吉斯汇报给苏联，导致斯大林与希特勒战前缔结和约（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


历史学者和专栏作者劳拉·菲戈尔（Lara Feigel）在《卫报》发表的书评认为，如果真如作者所说，间谍继续活动的危害实际小于被间谍被揭露带给统治阶层的危害，那么就可以理解“剑桥五谍”中的麦克莱恩想洗手不干，但是没有获得莫斯科批准，因为莫斯科可能希望他顶不住压力而暴露自己，这样就能对英国造成更大损害。


《卫报》文章说，当时英国出身上流社会的著名外交官哈罗德·尼科尔森曾说，英国外交部那种“老派的，轻松的信心被摧毁，此后没有人再信任任何其他人”。他说“痛恨这种情况，这等于文明的一部分缺失了。”对于达文波特-海因斯来说，最大的损失不在于统治阶层内部丧失彼此信任，而在于公众对统治阶层本身失去信心。


有意思的是，曾经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的小说家约翰·勒卡雷在其著名间谍小说《完美间谍》中描写的主人公也是一位出身优越，但心甘情愿地为“铁幕”后国家效力的双面间谍。虽然主人公长期受到美国同行的怀疑，但却仍然受到英国上司的信任。


专栏作者劳拉·菲戈尔认为，英国脱欧可能是促成达文波特-海因斯写新书研究剑桥间谍和现代英国之间关系的一个动机。英国脱欧公投背后就是公众对统治阶层的不信任。达文波特-海因斯曾经提到主张脱欧政客迈克尔·戈夫当时的一句名言，他说公众已经受够了专家（的看法），鼓励民粹情绪，主张那种认为专业头脑和理性知识并不优于普通人的直觉、本能和情绪看法的观点。


中共地下工作者


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和中共政权都搞划分阶级成份，阶级出身成了对政权忠诚度和受信任程度的指标。最早诞生于城市的中共后来走向农村割据，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历程决定了中共有自己独特的考验忠诚和信任度的标准。


中共过去的间谍和其他潜伏人员被称作“地下工作者”，这些人坚守在城市所谓“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当时中共对他们有著名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后来据南京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回忆，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对南京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又采取了“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这段据说出自毛泽东本人的秘密指示反映了中共对自己谍报人员的不信任。1949年9月解放军攻占南京后邓小平在对南京干部的内部讲话中说：革命胜利一是靠党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


据香港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共秘密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的传记说，中共1949年占领南京后，虽然没有对南京地下党进行清算，但2000多地下党员当中有300名被开除党籍、取消候补党员资格。书中还提到其他地区的地下党员也有类似遭遇。作者裴毅然在《乌托邦的幻灭：延安一代士林》一书中说，中共地下党员在1950-70年期间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被打倒的最多，成了中共内部受冤屈最多的一个群体。


不过城市地下党干部长期受到来自农村根据地“三八式”干部的排挤的状况，似乎在时下热播的谍战剧中有所扭转。不仅中共的地下工作的重要性被电视剧渲染，过去被格式化丑化的国民党特务也被描写成了有职业操守的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