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堪回首的回首

kindwater

张维新





一、“引蛇出洞”

我发表《论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取消党委制》。“取消党委制”此话从来有杀身之祸。五七年鸣放，我以此为题著文，太幼稚。斯时我读大学三年级，还不懂真实的政治便是残酷的“阶级斗争”。我的文章真心诚意，帮助党整风，不过超越了思想警戒线。文章认为：党的问题不仅是作风，更是体制。文章洋洋万言，概括一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取消党委制”、“实行竞选制。”这，是五十年代学生们的潜意识，被我公开表达，广受欢迎。我成了武汉知名的学生右派，文章被编辑在《湖北省右派言论选辑》下册。

民主、竞选，在西方是常识。解放前，小学公民课就播种这个常识。“解放了”，中国进入毛泽东时代，“翻天覆地”！于是常识成了毒草。坚持常识的人，个人在劫难逃。我，学生娃娃，仅仅因为写了这篇鼓吹常识的文章，劳教两年，劳改六年，留场就业五年，地方政府管制九年。时年23 岁到45 岁，黄金年华。

二、劳动教养

一九五八年国庆前夕，一张《劳动教养通知书》，不容分辩，不经法律，将我清除出社会，投入劳改队。看那《通知书》的作者，不是法院，而是劳教委员会。它隶属劳改局，故名曰“劳教”，实为劳改。因此关押我的单位是湖北省十四劳改队，外名湖北省公安钢铁厂，地点湖北黄石铁山镇。五十年代，劳教不定期限，被称“无期徒刑”，“比劳改政策更坏”！这，不是“恶毒攻击”而是事实。我认识的劳教分子，有中南财院的、武大的、华工的、他们都被劳改队关押了二十年！毛泽东时代不结束，他们必在劳改队终其一生。一九七九年我去黄石中级法院请求平反，住黄石师范学院，接受四个难友招待。他们都是半年前从周矶农场出狱的。文革后大学复课，在社会上找不到教师上讲坛，该院灵机一动，开辆卡车到农场。“有大学学历请上车！”他们立即丢了锄头、扁担，拎着简单的行李，爬上卡车，登上师院讲坛，为断层了的臭老九培养接班人。他们是：中南财院的梅文干、教政治经济学；武大的李龙，教哲学，后来任系主任；武大的王健君，教历史；武大的徐海若，教数学。我们一同在铁山劳教，二十二年后相逢，被此凄然，眼睛互传一个难言信息：“都快老了”。当年的学生伢子，如今成了半百的人。我比他们幸运，因为“重新犯罪”，判了有期徒刑，倒比他们早出劳改队九年。这九年珍贵，我结了婚，有了儿和女，他们羡慕不已。

五十年代，就我在公安钢铁厂的经历而言，劳教比劳改处境更坏。该厂原来“改造罪犯”，几年经营，犯人有住房、菜园。劳教队新建，犯人天天从武汉押运来，后勤跟不上。劳教分子住的是茅棚，吃商品菜，因此生活不如劳改犯。至于管教，劳教劳改一个样。管劳教的就是管劳改的，不少是转业军人。劳教劳改都是“强迫劳动”，都是武装看押。因为劳教分子比劳改的“调皮”，于是武装对待劳教分子更苛刻。我们日日夜夜在枪口下生活。

我先谈住。在小山坡上搭几个茅棚，这便是公安钢铁厂的劳教二中队。全队约三百人，住四个茅棚。茅棚内架设两排通铺，中间是过道。一个茅棚睡上百人，人挨人也睡不下去。于是“左邻右舍”只能相向而卧，甲的脚紧靠着乙的头，乙的头紧挨着甲的脚。犯人天未亮就出工，天黑回棚，劳累已极，顾不上洗脚，倒头便睡。于是一双臭脚正好在离我的鼻子三十公分处显示威力。

最难受的是强迫劳动。该厂用犯人采石，用劳教分子采矿，采矿比采石更繁重。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大办钢铁”，铁山镇成了“日夜奋战”的战场。山上山下，公路上，高炉车间挤满了劳教分子。他们破衣烂衫，表情麻木，战战兢兢地“接受党的改造”。在微弱的灯光下，这些无声无息，忙忙碌碌的人像地狱的幽灵。

我和同学黄印丁的劳动是挑矿石。从山上挑到山下，再挑上火车车皮。不到一天便觉不堪忍受。人们已经劳累不堪，“抓革命、促生产”的喇叭仍在高叫：“抓晴天，抢阴天，毛毛细雨是好天”、“雨越大，我们的干劲越大！”

我们都明白，自己肉体不能支撑到“改造好”的那一天，于是决定逃跑。

哇，“铁打江山”，公安局、派出所、保卫科、民兵、治保主任无处不在。往哪里逃，只有出国。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与黄印丁逃到北京南斯拉夫大使馆门口企图“申请政治避难”。这个死里求生之举反而加重了我们的苦难。我们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例学生叛国案的被告，险些枪毙。

三、集训队、禁闭室、武装班长

每个劳改队都设置了集训队，集训、严管“反改造分子”。每个劳改队都高悬着“改恶从善，前途光明。抗拒改造，死路一条！”的大幅标语。集训队，特别是禁闭室，是死路一条。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和黄从北京被押解回铁山，关进了集训队。集训队的犯人大多是“逃跑犯”。逃跑犯进队，第一关是绳捆。一九五九年冬，一天抓回了两个逃跑犯。汪队长大怒：“捆，捆死他！”捆死的是谢良才，长航局轮船二副，三十余岁。此人在洋船上干过，所以与众不同，有点公民权利观念：“我不是逃跑犯，劳教还是公民，回家不是逃跑。”他这样逃回家四次，此后再不能回家了。

另一个叫江心汶，华中师范学院三年级学生，他没捆死，但两手残疾，左手大概终生残疾。美国人不惜代价寻找、运回阵亡者的遗骸。我建议寻找谢良才的遗骸和江心汶的下落。

我左手至今受凉作痛，因为受过绳捆。

集训队的威严来自武装，武装在离茅棚五米处设警戒线，越线格杀勿论。不越线犯人也难免惩罚。

“报告班长，我解小手！”有的半夜糊涂，忘了报告便出茅棚小便，班长马上拉动枪机作上瞠射击动作，吓得人魂飞魄散。有的在风雪之夜，因为报告言词不合规范，被罚站半小时，甚至一小时。

夜晚常听到枪声，不久便传来，“又有人逃跑了”或“打死了”。我在该集训队一年余，目睹被射中的“逃跑犯”两个。一个是青年农民，白天他在工地逃跑，离武装三，四米处被枪击致残；另一个劳改队逃跑出来的犯人。我们清晨出工，在门口发现了他，他躺在离武装岗哨仅两米处，死了，眼睛仍睁着。我想他也许被拖出门口射杀的。当时公安钢铁厂逃跑风盛，必须杀一儆百。

也有善良士兵。江心汶残疾后疯癫，白天逃跑，离武装上百米。那士兵叫犯人大组长拖回他，没有开枪。可怜这个善良士兵，错过了立功的好机会。假若他开枪，正象那个射杀青年农民致残的兵一样，他可得到提升。这个在距离仅三、四米处射杀犯人的士兵，马上得到提拔。因为不久厂部召开犯人“奖惩大会”，这个士兵没再扛枪，手里拎个公文包，很神气在会场走动，显然他因开这一枪入党提干了。

禁闭室最可怕。公安钢铁厂初建，还没有专用的禁闭室，就把几十个被禁闭的犯人关在一间茅棚里。五九年我关禁闭室，人多空间小，坐也坐不下去。卫生条件极差，虱子迅速繁殖，随手往痒处一摸，便抓到几个虱子。病号日增，半个月内，抬出病人四、五个。有的再也没有回来，大概死了。

最可怕的是新生耐火材料厂。它的禁闭室设在集训队里。我于一九六一年调到该厂，仍关在集训队。出工收工，我们必经十来米的走廊，两边并列十几个禁闭室，犯人称“小号子”。有的骂，有的踢门，不过十天，便无声息。因为每天仅吃16 两秤的四两米饭，供应的热能不够，哪里有气力骂和踢。身体再棒的人进禁闭室，三个月内定叫你九死一生。夏热冬寒，蚊子、臭虫、虱子，谁也抵不住这天灾人祸的夹击。短短五个月内，我看见被关死的至少四、五个。其中一个与我同在公安钢铁厂劳教，上海人，四十余岁，自称地下党，也许因“不认罪服法”，被关致死。他死前半月，我看见他被放出来“放风”一次，彼此相视了一秒钟。我觉得此人快死了，假如此时能放他出禁闭室，也许不至于死。但是亲自放风的许股长还是继续关，显然存心置人于死地。

“对敌人的仁慈，便是对人民的残忍。”用这种理论教育的革命人，把杀人视为对革命的贡献。当局奖励草菅人命的人，所以前面谈到的那个射杀青年农民致残的士兵入党提干了。入党提干者退伍后继续当官，此人只因开了这一枪终生受益。

沙洋二农场的禁闭也厉害，前面提到的武大学生王健君，身体很棒，在里面关了两个月，放风出小号子，扶着墙才能迈步。因此同时被关的石宏谋（此人是某县干部，父母皆北大毕业的地下党员，烈士）嘲笑他“纸老虎”。

我，《楚辞新译新解——伟大史诗》的作者，保证我的讲述真实。我敢断言，劳改队禁闭室关死的，比经法院判处的死囚多，多许多。不过这无案可查，因为责任人对社会、对历史、对死者亲属的交代，一定是“病故”。

我在高中时，读捷克共产党人尤里斯·伏契克的《绞绳套在脖上的报告》，讲纳粹德国怎样关押他们，其情况远比中国劳改队好。纳粹折磨犯人，为的是获取情报，不是为了改造人，所以折磨不是制度性的，经常性的。纳粹判刑，必经法院，如果证据不足，象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第三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也无罪释放。我，我们这些劳教的右派学生，谁经过了法律审判呢？谁握有秘密情报呢？所以对我们的折磨、改造，毫无理由。难怪八十年代中国报刊上出现一个新名词：“超级法西斯”，它指的就是那些关死人、捆死人，胡乱开枪射杀人的人。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这些人多数见马克思去了。我相信马克思也不会原谅他们。

四、我成了叛国犯，父亲成了替罪羊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与同学黄印丁结伴逃至北京，于南斯拉夫大使馆门前被捕。

“学生要求出国政治避难，建国后第一案例”，这是方振基向我转述的话。方是华中工学院右派学生，他逃到北京最高法院控诉，上文是高法接待他的谈话。谈话认为公安钢铁厂的管教“有问题”，因此才有学生来告状，才有学生要出国。因为学生要求出国政治避难是首例案件，所以惊动了最高法院。也许是最高司法当局的过问，北京预审我们的结论是“行政拘留15 天”，不视为犯罪。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于是“行政拘留”案子地方重新问罪。一九六〇年一次“宣判大会”，被判的不下四十余人，其中有例“背叛祖国案”曰：

查黄印丁、张维新，原系中南财院极右分子……投入劳教后……竟于一九五八年×月×日结伴潜逃至北京南斯拉夫大使馆，企图“申请政治避难”，出国后要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控诉“中国”侵犯人权。企图在国际上掀起反共反华高潮……不惩不足以平民愤。

判决书不过三百字，所以至今仍记得其要点。我们要控诉中国侵犯人权，必然引起革命人的“民愤”，要平他们“民愤”，非杀人不可。但是没有杀我们，我被判刑六年，黄八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例学生叛国案的判决单位是谁？黄石市铁山镇矿区人民法院，一个没有刑事判决权的派出机构。审判员程忠汉，转业军人。一九七九年我们到黄石中级法院要求平反时，此人荣任中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判刑后我被调到公安钢铁厂裕华寺采矿区劳改。我到矿区，十几天内矿里一死一伤。我怎能安全渡过六年？于是我决定抗拒劳动。绳捆、脚镣、手铐不能迫使我下矿井。我准备让他们枪毙，枪毙了有案可查，来日世道清明，武汉的大右派也许有人过问，平反、抚恤我的亲人。

相持半个月，厂部管教股马干事，不远百里来矿区与我谈话——

“你的《上诉书》我扣了，有什么用！刑是县委五人小组判的，法院只挂个名，盖个章。你上半生完了，下半生是我给的。管教科讨论你们的案子，有人主张枪毙，我提了一句：‘北京结论是行政拘留’。不好下手，于是改判李善云死刑”。可是，奇怪！此案没有从犯，没有被组织者。

马干事为什么救我们？原来他是中南政法学院毕业的。该院1958 年与财院合并为湖北大学。出于校友情他一言救两命，不过苦了李善云。

马干事答应有机会把我调出公安钢铁厂。1960 年我被调往武汉市新生耐火材料厂。我逃脱了死神，我的父亲不能逃脱。父亲是“工商业者兼地主”，几次运动过来，他被改造，剥夺得一无所有，剩下几件值钱的家俱，为支持儿子上大学都变卖了。他把余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独子身上，眼看我大学毕业了，将如愿以偿了，忽然晴天霹雳，来了反右派运动。一九五七年暑假，父亲焦急盼望我回家报告平安。我已被打成右派，不敢面对父亲。他见我的同学黄朝玉从武汉回来，便问：“我的维新没问题吧？”黄答“您老要好好帮助他。”父亲明白了，饭碗从手中落地，半响不语。父亲年轻时当过红军，亲睹共产党“肃反”厉害。他不久染病，一九六〇年去世，终年49 岁。

黄朝玉后来任贵州省人民银行行长，他几次向我道歉。可是我的事黄不讲也不能瞒住我父亲。黄朝玉，该道歉的不是你，是那些一贯伟大、英明、正确的人。一九七〇年我从劳改队释放回故乡，首务是上父亲的坟。我不由自主地跪下：“不孝儿有罪！”可是谁会向我请罪，谁会向我们五十五万人请罪？

五、索赔

苦难的中国，经历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十年“空前浩劫”、“改革开放”，终于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虽然中国仍高喊“坚持”，却也接受了西方的人权概念。大气候稍变，高压下幸存的右派，在反右五十周年前夕，纷纷一致索赔。索赔是法律问题，可是法院仍在“党的领导下”，怎能管领导？于是大家改向人大、政协呈情。我，武汉知名右派，不能置身事外，下面是我的索赔书——

尊敬的代表、委员：

您们好！我国提醒日本正视历史，同理，自己也要正视历史。毛主席马上得天下，继之以马上治天下。他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运动治国，先后亲自发动了土改、镇反、肃反、反胡风、反右派和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些运动周期性地把中国推入恐怖与悲恸。其中反右派运动，整的是干部、教师、学生、医生，因此是反知识的运动。这运动以“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定罪，因此它是反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运动，今日只有正确地为反右运动定性，中国才可能走出那个反常的时代，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

中华文化鼓励改恶从善。曰：“吾日三省”，“执政党”更应三省。又曰：“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倘若过而不改，则罪莫大焉。我仍然相信，中国人虽经过半个世纪的“思想改造”，改恶之心不灭，从善之人性犹存。因此，我，我们，五十五万的幸存者，中国的知识精英正拭目以待。

海针

喜欢听过来人叙述当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