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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文瑞
（原编者按：文革北京有十万“黑五类”被押送“遣返”回农村老家，冷文瑞一家老少六口就在其中。在文革研究领域，“遣返”这块几乎空白。作者冷文瑞是我小学同学，我还记得每天一起去上学的情景。今年5月冷文瑞通过“熊窝”公号联系到我，阔别半个世纪的小学同学见面了。然后在我的极力鼓动下，她用微信把下面的文字一段一段发给我（她不会电脑哦，用的是儿子淘汰的手机），我再一段一段贴出来。——小熊）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北京五十四中初三的学生，是班里共青团支部委员、班长。1966年9月，我和奶奶、父母、还有两个妹妹（初二和小学三年级）一起被红卫兵从北京的家中押送回山东农村老家，直到14年后的1980年底，落实政策，我才离开农村，被分配到乡镇供销社当了一名售货员。如今50多年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
（一）母亲做“居委会主任”惹的祸
我的母亲是个从农村出来的普通家庭妇女，她识字是进城后在街道文化扫盲班学的。1963年我家居住的崇文老居民区要拆迁民房建光学仪器厂，我们被政府安置到和平里和平街的新建楼房居住，当时那一带还很荒凉。我们十几户拆迁的老街坊住的是属于中国作家协会宿舍楼区域的两个单元。不久，母亲被街道办事处委以作协居委会主任一职。
母亲因担任居委会主任的工作而与我家楼上的邻居结怨，这家女主人姓滕，在化工部工作，开始她与母亲走的很近，说起来是与我们老家的村庄相隔不远的山东老乡。后来滕某因与单位的矛盾和抵触情绪在家里泡病号，化工部的组织部门通过街道办事处找到了我母亲这个居委会主任，上门了解她在家长期不上班的情况。一来二去，母亲就被滕某恨上了。
滕某是山东老区出来的17级干部，颇有政治头脑和心机，对本单位处理她怀恨在心，转嫁到对我母亲的报复上来，她使用的恶劣手段是专程回到山东老家，找到我老家的村治保主任，通过送礼让他写了一份我母亲是“地主成分”的证明信，派出所仅凭滕某交来的这一纸证明，便将母亲定为“地主分子”，免去了她居委会主任的工作，时间是在文革前的1966年春季。
起先我们家特别是我父亲对农村的成分划分并不是很清楚，我奶奶家是地主，母亲家虽然是中农，她16岁嫁到我奶奶家生活3年以上也算是地主了？经过这次劫难我们才知道，由于老家山东掖县是老解放区，1937年就已经土改，到母亲1939年结婚时，奶奶家已不再具备所谓地主的“剥削”条件，老区政府还分给嫁过来的母亲三四亩地，四间草房。
母亲“不是地主”的平反结论是在1979年1月26日宣布的，父亲的记事本上记着，和平街办事处在中央乐团排练厅，为我的母亲刘淑欣，还有在母亲之后做居委会主任的王实秀等人召开平反昭雪大会，有300多人参加。关于母亲的审查结论是：刘淑欣曾任居委会主任，文化大革命前被打成地主，经调查确系错案，予以平反。王实秀是个老革命，退休后热心居委会工作，她丈夫也是老革命在北京市委。我们家被“遣返”回山东老家后，王实秀被活活打死了。
（二）我家在文革初期大祸临头
文革来了。住在楼上的滕某在楼道里给母亲贴了“十大罪状”的大字报，整天肆无忌惮的谩骂，上楼下楼踢我家的门，我们只能忍气吞声。她还伙同街道居委会的造反派，往我们姐妹的学校里和父亲的工厂都发送了黑材料。父亲是厂里的基层干部，中共党员，我家兄妹五人（我们姐妹三人上面还有一个大姐和大哥已经工作）除了小妹小学三年级，四人都是共青团员，关于奶奶在土改前是地主成分，我们从未隐瞒过，入团组织上要审查出身，“考验”的时间也比别人要长。
母亲被剪了阴阳头，居委会的造反派和附近中学的红卫兵，在楼前的院子里召开母亲的揪斗会，我们姐仨陪斗，亲睹他们让妈妈下跪，用皮带抽打，几十年后母亲一直都记着用皮带抽打她的人，其中有我的同班女同学，父亲也记着我同班的红卫兵去我家抄家的事情，我早就原谅了他们，对父母说，如果我“有资格”参加“革命”，还不是和他们一样？！
1966年9月的一天，在又一场揪斗会后，我突然看到父亲也从他的工作单位被人押回了家，原来是派出所与居委会决定，要将我奶奶、我妈、我爸、我和两个妹妹——我们全家6人的户口全部迁出北京，一起轰回老家去。我父亲13岁离家当学徒，做店员，解放后是织布厂的会计，公私合营后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国营单位的基层干部。他厂子的领导对文革运动胆战心惊，不知所措，也是造反派说了算，因此没有人敢“包庇”他这个“阶级异己分子”。
后来听一些同属被“遣返”回乡的人说有安家费，我们却没有一分钱的安家费。两个行李卷是全家的被褥，我们姐妹各自包了几件衣服，奶奶和妈妈是“地主”，连随身衣物也不许拿，就这样在天色已经黑下来的时辰到了火车站，负责押送我们的红卫兵大概是派出所叫来的，过去与我们没见过面，他们只是执行任务，所以一路上对我们的态度还好。
火车车厢里混乱不堪，全都是挂着牌子的“黑五类”分子和押送的红卫兵，几乎没有下脚处，我们只能挤在一起站着。奶奶已经80多岁，她那封建社会裹的小脚根本就站不稳，我们向押送的红卫兵求情后，奶奶被允许坐在被褥的行李上。
我在车厢里看到一个留着雪白长胡须的老者，非常显眼，他那个特别的胡子在当时是太少见了，倒是真像电影《槐树庄》里的老地主。他胸前挂着的牌子上写着：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反革命分子滕子超，名字打上红X。不卑不亢的样子，满不在乎的神态，让我很是吃惊。回乡一段时间后，才听说滕子超是北平商会的重要人物，抗日和支援解放的鲁籍资本家，给共产党捐粮捐款，贡献可是不小。
也许是文革这些日子在北京经受的抄家和陪斗太让人胆战心惊，上了火车我们姐仨的心情反而舒展了，回老家去，希望能躲开北京那无休止的侮辱和歧视，这是我心里的一个小小的向往。我们被押上火车是在晚间，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下了火车还有三四个小时长途汽车的颠簸，第二天的晚上六七点钟，一家老小才到达原籍山东掖县的冷家村。押送的红卫兵把我们交代给村里就离开了，说是去找当地的红卫兵接待站住宿。
大队部里点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几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公社工作组的驻点干部，其余都是大队党支部的支委。公社工作组干部一看是我们是北京轰出来的，当即表示，先让他全家游街示众！但是老支书反对说：“他家是地主不假，但不是逃亡地主，更不是恶霸，他家是在土改结束后才去北京的”，他又指着我父亲说：“他十几岁就出门了，老太太已经80多岁了，经不起游斗，这3个孩子更算不上什么”，其他支委一致同意老支书的意见，不让我们家人游街。几年后老支书成了我的公公，我嫁给了老支书的儿子。
（三）我当地富子弟的青春岁月
我家6口人回到冷家村后，村干部出面，找到冷氏家族的一个大爷，告诉说不要有顾虑，动员他家把平时盛柴草的四间房，腾出两间借给我们住，全家这才有了落脚之地。这房子没有院门也没有规整的院墙，只有一小截残缺的土坯墙，四间北屋，除了房东存放柴草的，奶奶和我们姐仨住一间的大炕上，里间是小套间，一个小炕爸妈住。冬天灶火做饭炕上取暖，有限的一点点火焰，热度过不去里间，爸妈睡的小炕总是冰凉冰凉的。
1966年9月正是大秋时节，一切农活儿都得从头学起。只要生产队长出工的哨音一响，父母就带着我和大妹，立马出工去。干农活儿从头学起，我和大妹从不喊累叫苦，咬牙坚持想要证明的是，我们即使被遣返回乡，也不输农家子弟。田间地头休息，大妹大大方方地清唱样板戏，受到乡亲的欢迎。评工分给我们姐妹9分以上的壮劳力的高分，尽管实际上还是有差距的。
父亲和我们姐妹俩都算壮劳力，经常安排的活茬儿都一样，难堪的是，我家没有劳动工具。由于遣返回乡没给我们一分钱的安家费，吃粮烧草还要靠亲戚邻居的接济，所以没钱置农具。我和大妹不怕干活儿，就发怵向别人借家什（农具），因为农民把自家农具看的很金贵，使用会有磨损，这正是我们最感难受的，经常逼得父母要去好几家才能借到。在北京的大哥大姐工作时间不长，工资很低，每月留下自己的最低生活费后按时寄钱回来的时候，我和大妹就吵着让父母宁肯少买粮，也要添农具。
那些年村村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平日自编自演小节目，冬闲时排演山东吕剧版本的现代戏，《红色娘子军》、《红嫂》等等，这是农村的主要的文化生活。我和大妹是北京的中学生，普通话和表演都占优势，虽然我们的地主成分只能演配角，但是他们需要我俩参加排练演出。有天晚上从宣传队回家，我摸着大衣口袋里有一封信，拿出来凑在煤油灯下毫无顾忌地读起来（平时家里不管谁来信，都要读给母亲听）。读着读着只觉得心跳加快，两个妹妹嘻嘻哈哈笑着，原来是本队一青年向我表白、求爱的信，妈妈没有作声。
这个青年的父亲就是我们刚进村那天见到的老支书，他的两个哥哥已成家，下边还有一弟弟。嫁给他连个像样的住处也没有。可我自己的这个家庭出身已经让我伤透了心，如果在农村扎根，就要找个正直、实在的人，其他都是次要的。我的性格谨小慎微也可以说胆小怕事，他的性格耿直义气，好打抱不平，我俩性格上的反差是一种互补。
因为我的关系，他失去了个人发展的某些机会。农村每个家庭的阶级成分是根深蒂固的铁板一块，过去在北京，我的出身是“职员”，根据父亲是国企的干部，农村不说出身只讲成分，农村的成分是以“户”划分的，同为一户，奶奶是地主，父母、我们以及后代子孙都脱不了“地主”的干系。与我恋爱后，他先是失去了参军的机会，后来作为青年团书记和民兵连长，他又成为了入党的培养对象，公社组织部来人同他谈话，问他是否交了个地富子弟的女朋友？让他重新慎重考虑一下（意思是组织上认为不可以），经受住组织的考验，他回答说，这个媳妇我娶定了，不用考验了，我不入党了。
由于双方家庭在经济上都非常困难，我们结婚没钱按照农村的习俗走媒人定亲、大办婚礼的排场。1973年底的时候我父母已经回到北京，我俩借着探亲父母，就算是旅行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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