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年为什么“积极”？

FRANKSTON

秦晖





那个时代的一种现象今天的年轻人也许难以理解：不少人受迫害后的反应不是产生叛逆情绪，甚至也不是消极无奈，而是相反，越是受迫害越要表现自己对“革命”的忠诚。你说我是反革命？我就要干给你看看，到底谁才是最革命的！云南的一些受迫害的知青越境参加缅甸共产党军队为“世界革命”流血牺牲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们那里不靠缅甸，无法走这条路，但是越受迫害表现越积极的现象同样存在。我的朋友陈念昆后来到上山下乡运动末期成了全广西第一号知青模范，他当初就是从俘虏营被发配到穷乡僻壤，受尽歧视，但硬是咬牙打拼，在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干出了一番成就。

那时不少有背景的“镀金客”下乡一两年就大红大紫，捞足资本而去，他却是靠自己苦干实干9年后才“成名”的。然而很快知青运动就退潮了，他付出了青春和血汗却被社会所遗忘，后来的生活很坎坷，要说没有失落感，非人之常情也。

今天人们对他们这些当年的标兵常持两种态度：或者嘲笑、厌恶他们“极左”，甚至认为他们沽名钓誉别有所图，很为不屑。或者欣赏这种“极左”，至今还歌颂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并认为那时比“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今天高尚。

作为一个虽非“红人”、但也小小“先进”过一把的当年知青，今天我要对这两种态度说句公道话：人皆有俗，也难免俗。想用表现“积极”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应无可非议。只要不伤害别人，这很重要！为自己得利而伤害他人，这就是恶、甚至是罪了。

那个时代这类落井下石的勾当确实很多。正如今天打工经商赚钱也无可非议一样。如果这种表现给他人还带来了好处，例如一些知青“赤脚医生”治病救人之类，除了无可非议他还应该得到赞扬。而假如自己先因为受到迫害而陷于不幸，为了摆脱不幸而“积极”表现，那么除了无可非议他还应该得到同情。

问题在于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仅仅用这种世俗动机来解释“表现积极”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当时那种环境与今天的打工赚钱有一点不同，今天打一天工可以赚一天钱，赚不到我就不打了。但当年我们是别无选择，而且环境又不公平，“积极表现”受到赏识改善了处境的当然有，但因为“关系”、“背景”受到赏识、根本没怎么努力就大红大紫的也不少。而更多的情况是你怎么“表现”也没用，人家照样歧视你，你还是在最底层挣扎，这种现象真是不少！在这种情况下从世俗的角度讲，你的“表现”有什么意义？

广西第一号知青榜样

像我们那位念昆兄，插队后的头五年里一直受歧视，虽然“科学种田”在当地已有名气，但直到1973年还因为得罪了某个地头蛇在公社被批斗。1973年冬，由于李庆霖那封信的影响，田林县把那些原来一个两个分散插队在深山的知青重新集中设点，念昆他们公社的知青点就在央务。央务本来自1969年后一直是本县上山下乡的“老先进”，但此前没安置过南宁知青，本地知青则有好几轮“标兵”都以“虚心接受再教育”成名后就远走高飞，但小山村依然穷的要死，年年吃“返销粮”。

陈念昆他们来了之后，发现生产队长、指导员和会计等几位原先一直被认为对知青“再教育”有方的“贫下中农带头人”竟然是结伙贪污的地头蛇，淫威下的村民们都敢怒不敢言。于是这些见过世面的南宁知青抓住证据一举把他们拿下，村民拍手称快，把队长指导员会计保管出纳民兵队长等一整套“班子”都选成了以陈念昆为首的几位知青。

接着，他们靠科学种田使这个小山村一年就初步变了样。远近都传说这哥几个是能人。但是他们在央务搞的那场“政变”，把“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典型变成了知青教育村民斗倒贫下中农地头蛇的局面，而他们还有“反革命”前科！对央务的“反常”，大队、公社与县知青办一度都很紧张，大队党支部曾写信向公社党委与县知青办告状，说陈念昆他们“打击贫下中农”，“对抗上级政策方针”，要求查办。

尽管很快上面就知道那几个地头蛇确有问题，而念昆他们“政变”后也搞得确实不错，央务的变局得到认可。但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县里不知如何解释这种事，央务这个典型反而黯淡无光了好久。

1974年秋南宁市知青慰问团到田林，听说有这么个南宁知青的点要去看，县里还说这是些“有问题的人”，你们不去也罢。慰问团坚持要去，结果翻山越岭一进入央务地界就发现庄稼长势与众不同，村境机耕路纵横（当时央务远离公路，附近一带均无拖拉机的痕迹，知青们把手扶拖拉机拆卸后扛进山里组装起来，并修了只在村境内的机耕路网），村容整洁，墙上贴有雄心勃勃的《央务七年计划》……。

这些并不是最惊人的——当时有些广为宣传的“样板橱窗”供“上面来人”参观，其高大上并不稀奇，令人惊讶的是在崇山峻岭中看到这么个治理得欣欣向荣的世外桃源，却居然名不见经传，县里甚至并不想让外人知道！他们与念昆交谈，念昆坦言了自己的坎坷经历，说我们这些弟兄都是被打入另册的“四无前途”（招工、招生、参军、提干的前途都没有）之人，只能在山里过一辈子了。但我们可以一辈子做农民，却绝不能一辈子受穷，我们就是要争口气，要横下心来大干，一定要改变这里的面貌，让南宁那些整我们的人看看，我们的日子最后不会比他们过得差！

慰问团长深受震动，回来就向自治区知青办作了汇报。自治区知青办常务副主任阮兆江是个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非常开明而且能为知青着想。他听说后于这年冬亲自带队到央务调研，也深为念昆他们的坎坷经历和奋斗精神所感动，认定他们能够干出一番事业。

于是他亲自动笔写“典型材料”，把一些人眼里有“反革命”前科者颠覆贫下中农地头蛇的“政变”，按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定位成了“接受再教育”后提高了觉悟的知青在贫下中农支持下揭露了腐败分子，一举夺回被篡夺的权力，并大搞科学种田，艰苦奋斗建设大寨式新农村的事迹，是知识青年在农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成长的典型。

这虽然是那时的套话，但要知道“四·二二”被镇压的错案直到1983年“处遗”时才平反，在70年代的当时，阮兆江这样做是要有相当胆魄的。此后阮主任经常到央务来，各方面也对念昆他们刮目相看，给予了各种支持。央务寨子面貌大变，央务知青小组也声名鹊起，从一个已经黯淡多年的县里典型一跃变成了广西自治区第一号知青榜样。

绝望中更需要理想

即使在今天看来，念昆他们的经历也够传奇的。从1968年血腥之夏的屠杀中死里逃生的俘虏，被关押经年后求在扶绥“正常”插队而不得，被捆绑毒打后作为宽大处理的“反革命”于1969年押送到边荒接受“改造”，几年中备受打压，直到1974年冬，才被阮兆江主任慧眼识珠，培养成省级先进典型。

那么此前的岁月他是凭什么熬过来的？他们固然付出了超常努力，但也不能不说是遇到了机会。如果没有1973年因李庆霖告状引起的集中设点，陈念昆一两个人在原来的寨子根本不可能做什么大事；集中之后，如果央务那几个村霸不是正好犯在他们手里，这些“问题知青”要主持村政也是不可能的。而村子搞得再好，在远离公路的深山里也无人知晓，如果没有阮主任这位“伯乐”发现，他们也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就。

假如1974年前那种状态再延续几年，他们又将怎么过下去？

可以设想的答案无非有三：首先，这种“怎么表现也没用”的状态在多数情况下会使人沉沦，许许多多的知青就这么变得玩世不恭，破罐子破摔，一辈子就这样毁了。如今关于知青的文字有的把他们描绘为一群偷鸡摸狗之徒，的确有这种情况，当然这不能只怪他们。就凭这一点我今天就无法歌颂那个所谓“激情燃烧的岁月”，更讨厌“青春无悔”的说法，尽管我自己并不后悔什么。

其次，也可能面对逆境一些人善于思考，变成了旧体制的叛逆者，把人生的意义建立在一种别样的理想之上，就像索尔仁尼琴那样成为大彻大悟的先知。但是这实在太难太难，不但难在勇气，尤其难在环境的闭塞。

比如，金雁在阅读了一些俄国知识分子的作品以后，就是否可以坚守人性、坚守爱、坚守自己等曾经问他的父亲：“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了被异化为工具？有没有感觉到你争取的理想距离你越来越远？你有没有想过在内心里为自己找到一个坚守的支点。”

她父亲回答道：“坚守什么？”在那种封闭的环境下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又如，对于那些投奔缅共、出生入死的云南知青而言，他们并非没有勇气，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别样的理想”，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所见所闻，不可能使他们知道除“世界革命”之外还有什么值得为之奋斗的高尚价值。

当时我们还是太需要理想、太需要信仰了！这就有了第三种可能：哪怕是自欺欺人、虚无缥缈的“理想”，只要它能赋予我生活的意义，能使我做的一切显得有价值，就能成为我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不自甘堕落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意识形态说“宗教是麻醉人的鸦片”，其实意识形态本身当时就起了麻醉的作用。我们所受的教育，从来不懂得或者不敢从体制的设置和政策层面去思考，只能从自身寻找原因，用当时的语言说，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在这种意义上讲，人是需要麻醉的。尤其是在那个无望或者说是绝望的环境中，太需要找到一个赋予现实生活意义的支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