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俄容共到清党反共

苦难与荣耀

从联俄容共到清党反共

1919年3月，列宁在莫斯科重建共产国际，此为第三国际。

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俄国政府向全世界发布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宣布：“俄国政府放弃沙皇俄国时代在中国因侵略而获得的一切土地，放弃领事裁判权利等各种特权，并无条件地将帝俄在中国东北修建的中东铁路归还中国，希望在新的平等基础上建立两国邦交关系。”，史称《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

同日，苏维埃俄国发表对蒙古声明，称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希望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920年4月，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受命组建中国共产党。吴在海参崴侨民杨明斋的陪同下来到中国，通过俄国汉学家伊凤阁和鲍立维联系到李大钊，又通过李联系到上海的陈独秀。5月，吴赴上海与陈面谈，劝说陈组建中国的共产党组织。

1920年9月27日，俄国外交人民委员部发表了《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了《第一次宣言》中的大部分内容。

1920年8月，苏俄西部战线司令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红军在华沙战役中被毕苏斯基元帅领导的波兰军队击败，苏联向欧洲扩张和输出革命的努力遭到重大挫败；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在土耳其独立战争中亲苏联苏的凯末尔将军迅速投向西方，并在国内全面清除布尔什维克；
在欧洲和中东的受挫使苏联将革命输出与外交突破的目光瞄向了亚洲和远东，特别是中国；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于1919年收复外蒙和唐努乌梁海的北洋政府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皖系大将徐树铮战败潜逃；
1921年5月，苏军驱逐外蒙的中国驻军，占领外蒙，苏联开始介入远东政治角逐；
1921年7月下旬，在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倡议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上海（会议最后一天转至浙江嘉兴）举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马林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兼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参加了会议；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中共开始作为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1922年7月，在苏土（耳其）关系出现不良迹象的情况下，重视对华外交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越飞被任命为苏联驻华全权代表；
1922年8月，越飞与北洋政府（黎元洪、曹锟）代表顾维钧谈判，试图建交，北洋政府坚持苏联撤出外蒙，归还中东铁路等先决条件，双方谈判不了了之；
随后，越飞致函直系洛阳派领袖吴佩孚将军，希望建立合作关系，几次书信往来后，吴佩孚拒绝了与苏俄的合作；
1922年6月16日，倡议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发动六一六事变，驱逐主张武力北伐的孙中山，孙退居上海，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瓦解；
1923年1月26日，越飞与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宣言声明苏联将协助孙文促成中国统一，而孙文则同意苏军留驻外蒙。孙文开始与苏联及共产国际合作并推行联俄容共政策；
2月21日，在击败陈炯明后，孙文返回广州，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重建军政府，与北洋政府对抗；
苏俄给予广州军政府大量武器和财政援助。孙文于该年10月聘请苏联兼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为政治、军事顾问。苏俄未来五大元帅之一的远东军魂布留赫尔，化名加伦将军，在1924年和1926年两次奉派到中国，任广州军政府军事总顾问，参与指挥国民党东征和北伐，为蒋中正所倚重；
1924年6月16日，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成立，蒋中正为校长，廖仲恺为中国国民党党代表。不少共产党党员在校内任职，其中周恩来被任命为为政治部副主任；

1923年12月，苏联驻北洋政府全权代表加拉罕（即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发表者），北洋政府陆军检阅使，直系大将冯玉祥在李大钊牵线下开始接触。李大钊还是冯与南方国民政府的重要联系人；
苏俄从1924年开始了对冯玉祥的军事援助，并派去军事顾问团，时名邓希贤的邓小平是当时从苏联派驻到冯部队的顾问团成员。1925年，苏俄未来五大元帅中的另一位叶戈罗夫被派往中国任驻华武官，并成为冯玉祥的重要军事顾问；
自1924年至1926年8月，苏联共援助冯军飞机10架、三英寸口径炮60门、炮弹58000发、铁甲车8辆、机关枪227挺、步枪35000支、子弹510万发；
1924年，奉军大将郭松龄，也通过共产党北方领袖李大钊，与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进行了密集接触（唐德刚《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通过李大钊及郭夫人韩淑秀，郭与冯玉祥也保持着联系。

1924年1月，孙文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中国共产党员与会，接纳其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在该届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候补执委中，共产党员占约1/4。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

1924年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924年10月23日，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南方国民党和苏俄暗中支持下，发动北京政变，前线的吴佩孚部队遭前后夹攻，溃败，战前中国军力最强者吴佩孚仅率二千余人经塘沽由海上遁走华中。曹锟与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北京政府被冯推翻，不久，奉军入关，奉系势力在华北、华东大举扩张。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去世。斯大林主持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孙中山去世和援助冯玉祥国民军问题，设立了专门负责对华外交的中国委员会；
4月17日，苏中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专门讨论援助冯玉祥等问题；6月5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龙芝在中委会会议上提出，在蒙古境内组建国际部队以便支援冯玉祥。在苏联全力支持下，冯玉祥集团一跃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

1925年10月，直系将领，原吴佩孚部将，北洋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孙传芳，击败了奉系的山东督军张宗昌，江苏督军杨宇霆。11月，孙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奉系在华东的势力大幅萎缩；
在鲍罗廷和李大钊运作下，奉军精锐部队第十军军长郭松龄与冯玉祥结盟。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今河北唐山滦县）发动兵变，要求张作霖下野。苏联拒绝以其控制的中东铁路为张作霖运兵，并威胁入侵哈尔滨。郭部进展顺利，克锦州，占新民，一个月后攻到沈阳西南郊巨流河。对此事件一度奉行“不干涉”政策的日本不甘苏俄势力在东北扩张，派关东军(旅顺、大连租借地，南满铁路的日本驻军)介入战事，并警告苏联不得入侵哈尔滨。战局逆转，郭兵败，12月25日与夫人一同被杀。奉系亦损失惨重；
12月初，冯玉祥也挥戈东向，向奉军大举进攻，相继夺取了直隶、北京、热河、河南等地；
以上事件并称反奉战争。

1925年5月，在援助冯玉祥的同时，为帮助南方国民党巩固实力，斯大林签署命令“为组建（国民党）部队拨出必要的资金……为同样的目的拨出2万支步枪1000挺配备子弹的机枪、一定数额的掷弹炮和手榴弹”；
1925年底，斯大林已击败了国内主要政治对手，接近独揽大权，他选择了一条淡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实用中国政策，大力支持国民党的北伐准备工作。斯大林认为，国民党是当时中国可以用来打击帝国主义的最有效力量，对国民党右派和中国地主商人们，应该象榨柠檬一样在榨干抛弃前充分利用他们；
截止1926年1月，仅广州地区就有超过一百四十名苏联军官担任国民党军队的顾问；
1926年5月、10月、11月，斯大林多次召开会议，给中国委员会拨款，截止1927年4月，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资金超过541万卢布；
这些来自苏联的资金、武器和人才，极大地增强了国民党的力量，使其具备了北伐中原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美国对华军事情报报告》卷11中引述苏方《广东政府的发展》中所言：“（广东国民党之）创立之初，所需皆仰赖我方（苏联）援助。”。

1925年5月底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赵世炎等在北平组织5万余人游行示威。随后，苏共党员，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苏俄共产国际代理人，中国共产党北方负责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被北洋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罪名下令通缉，李携家人逃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兵营，不久，李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工作机关也搬到了苏联使馆军营内；

1925年11月，国民党元老林森、居正、邹鲁等人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要求国民党“清共反苏”；
为保存实力，消除直奉讨冯的口实，冯玉祥于1926年1月1日通电辞职，宣布下野；
1926年3月，张作霖、吴佩孚坚决联合讨冯，战局对冯部不利；
3月20日，冯应鲍罗廷之约赴库伦，与鲍及国民党部分高层会面，冯同意加入中国国民党；
张吴联军在中原、华北多次击败冯玉祥部队，4月15日，奉直联军夺回北京，冯部退守南口。8月中旬，南口失守，冯的部队退往西北绥远一带；

奉直讨冯期间，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建议利用直系主力远赴华北，两湖兵力空虚之机迅速发起北伐；
1926年3月18日，发生中山舰事件。
1926年5月，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谭延闿、蒋介石等9人联名提出的《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中央党部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等等。该提案是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多次磋商产生的既限共又联共的政策；
1926年6月，苏联顾问鲍罗廷、驻华大使加拉罕通过中共领袖陈独秀，要求蒋介石延缓北伐，遭蒋拒绝（朱洪《陈独秀风雨人生》）；
1926年3月，湖南省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在与两广秘密联系后，发动兵变，将奉行联省自治的省长赵恒惕逐出长沙，自领省长职；
4月，投向吴佩孚的湖南省第3师师长叶开鑫被吴佩孚任命为湘军总司令，与湘鄂边防军司令李倬章共同反攻唐生智；
5月初，唐生智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
广州政府于10日，24日先后派2旅，2师另一独立团入湘援唐；21日，唐生智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北伐前敌总指挥，正式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
国民革命军连战连捷，于7月11日进占长沙，叶开鑫残部退守汨罗江北岸；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自两广誓师北伐。北伐军由蒋中正任总司令，发兵之初有八个军，兵力约10万人；
7月11日，北伐军克长沙；10月10日占领武汉三镇；11月8日攻占南昌；1927年3月22日北伐军开进上海，3月23日攻占南京；


1926年12月，北方十二省及苏皖浙三省共十五省军阀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联合对抗北伐军；
1927年2月26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要求苏俄与第三国际撤换其代表鲍罗廷；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当选的80名执监委及候补委员中，中共约占三分之一，国民党左派亦占三分之一，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部长及其秘书，共产党员亦占一半以上。此外，中共党员苏兆征任劳工部部长，谭平山任农政部部长，林伯渠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该次全会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向忠发、刘少奇、李立三为首，有权组织武装卫队，有权审判、杀害其认定之工贼；

1927年3月23日，国民革命军击败张宗昌的直鲁军，占领南京。3月24日，以共产党员李富春为政治部主任的第二军，共产党员林伯渠为政治部主任的第六军在进城后，侵犯、洗劫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从上午9时持续到下午5时，致美、英、日、法、意等国多名侨民被杀。下午3时，被围在下关一座小山上的美国领事戴维斯向停泊在长江上的英国和美国军舰发出开火援救的信号，英美军舰炮轰南京。是为“南京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发电称事件是中共有预谋的行动；
3月28日，蔡元培主持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会议通过内容为“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应予纠察”“弹劾”，“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等的“护党救国案”；
4月6日，经西方公使团同意，张作霖的京师警察厅突袭北京苏俄使馆军营，逮捕李大钊等人，查获七卡车档案资料，千馀文件。内含大量共产国际对中共，对苏联顾问的指示、训令。有一份苏共给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的电报，指示不能让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应设法延长中国内战并牵制“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份训令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其它还有与冯玉祥的合作文件，组织红枪会，煽动农民运动等等旨在赤化、颠覆、操纵中国的文件档案。张作霖方将所获文件择其要者整理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向外界公布。经军法审判，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国共人员以「里通苏俄」罪绞刑处决，李时年38岁；
4月初，蔡元培、李烈钧等国民党元老举发“共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通过“非常紧急处置案”；白崇禧就任淞沪卫戍司令；

1926年11月22日，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大會，布哈林（其时与斯大林结成短暂联盟）批评中国共产党在暴力夺取土地方面不够坚决，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支持国民革命之同时，着手解决土地革命问题；
1927年3月5日，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农会的烧杀抢掠叫好：“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痞子是最革命的，是革命先锋，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有革命的意义，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现在农民起来枪毙一二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在湖南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权力的暴烈的行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等极端口号。在他的推动和苏俄驻长沙领事馆资金支持下，湖南农会会员迅速发展到两百多万人，农会暴虐从乡村蔓延到县城，省城长沙也发生了农会制造的屠杀。全省各地暴力猖獗，村庄被烧成废墟，百里无鸡鸣，遍地焦土、尸体。很多地方把拥有田地稍多者，穿长衫马褂者一律当作土豪劣绅镇压，在开大会时不问姓名地带高帽游街，在批斗大会上直接打死，或用梭镖刺死乡绅地主。张国焘晚年回忆说，当时在湖南，“枪毙土豪劣绅，也是常有的事”。按照共产国际要求，南方各省的农民运动领导人照搬湖南农民运动经验，大张旗鼓地鼓动杀人；
4月，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易来华，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负责指导中国革命。罗易传达斯大林指示，要求将农民运动进一步升温；
5月底，中共湖南省委根据罗易和苏俄驻长沙领事馆的指示组织几万农会武装向长沙进攻。陈独秀认为农民运动已经过激，指示湖南省委停止进攻长沙，提出“党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中共的另一领导人瞿秋白也批评农民运动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罗易否决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非常消极，否决了我镇压湖南反革命的建议。”斯大林、布哈林严厉批评陈独秀反对农民运动过火是在对抗共产国际决议，赞扬主张暴力的毛泽东。根据斯大林的表态，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发表了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5冬至1927年7月间中共主导的农民运动（农运），“一切权力归农会”，从杀猪出谷，夺产、分田，游乡示众发展到枪毙或活活打死，是很自然的事，捕杀“土豪劣绅”的事频频发生，有时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以破坏风水、斩草除根。被杀者中的知名人士包括长沙工商界巨子金裕华，军界闻人李佑文，以及与章太炎齐名的名士叶德辉等等；
被夺产、分田，被批斗、凌辱，被杀害的众多地主乡绅中，不少人是前线官兵的家属（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农会抄家，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时任北伐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 十六年（1927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青帮、洪门在上海“清党”，捕杀共产党人并取缔苏联顾问，是为四一二事变；
4月14日，李济深主持广州陆海空将领会议，决定“清共"，随后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
同一时期，新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亦在广西清共；
4月18日，蒋介石、胡汉民等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史称“宁汉分裂”；
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汪精卫）为首，拒绝分共，表示自己“站在工农一边”，并企图东征讨伐南京国民政府；
在李宗仁、冯玉祥、朱培德调停斡旋下，宁汉双方在随后半年内，未爆发大规模正面武装冲突，形成互不干涉，各自北伐的默契（当年10月~11月仍爆发了宁汉战争）；

5月17日，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响应南京国民政府清共政策，从宜昌发兵攻打武汉，5月19日于土地堂为叶挺所率中央独立师（刚由叶挺独立团扩充而成）击溃；
5月5日，已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的前川军军阀杨森，响应蒋介石之约，“奉命出兵，讨伐武汉”，自万县东下。5月21日，武汉西仙桃镇，杨森军队被唐生智所部李品仙第八军击溃；
5月21日下午，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得到情报，称中共计划在5月25日进行大烧杀，许遂于当晚发动“铲共行动”，包围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特别法庭、共产党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等二十多处共党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在押地主，捕杀共党人员，宣布拥护蒋中正及南京国民政府，是为「马日事变」；
5月29日，武汉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委会七人主席团成员，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通电反共，同时表示拥汪反蒋立场不变；
6月1日，共产国际最高代表，印度人罗易将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五月指示拿给汪兆铭（汪精卫）看，该指示内容有：“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改组国民党，接管国民党及其军队的领导权；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及两湖的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十个师团，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6月19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谈，会后冯玉祥以两人名义发通电，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早日驱逐鲍罗廷，实行清党，完成北伐；
6月底，汪精卫、唐生智中断北伐，准备东征（南京国民政府），遭到何键、李品仙等高级将领联名反对，何李等人宣称：“不分共不能东征，不愿为CP东征!”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主持国民党会议，公开了共产国际分化武汉国民政府，要求中共夺权的《五月指示》，抨击苏联与中共，但强调以和平方式遣散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顾问、代表，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七一五分共以和平方式实行，至8.1南昌暴动前，未见武汉国民政府对中共使用暴力、血腥手段的记载；
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