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的幽灵在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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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晚，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张春桥等四人突然被逮捕和囚禁。他们被叫做“四人帮”。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占据了中国权力场排名最前的六人中的四个。张春桥当时是中国第四号权力人物。“四人帮”被逮捕，与27天以前毛泽东的死亡，是导致文革结束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四年之后，1980年底，“特别法庭”对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中。张春桥被判“死刑缓期执行”，两年后改为无期徒刑，1998年“因病保外就医”，2005年因病死亡，88岁。

40年过去了，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四人帮”的姓名。但是，在2016年纪念文革发动五十年的活动中，“四人帮”的主要人物张春桥的名字又被人捧起来，他的幽灵在飘荡。这是怎么回事呢？

1、张春桥1976年秘访柬埔寨的纪录片

2014年，奥斯卡电影奖项中，柬埔寨人制作的《遗失的影片》（The Missing Picture）是被提名的四部“最佳外国影片”之一。这是一部关于“赤柬”也就是柬埔寨共产党统治时期（1975-1979）人民的悲惨遭遇的电影，展现了柬埔寨人民怎样被从城市的家中驱逐，怎么在集体农场进行超强体力劳动，怎么挨饿，怎么被惩罚，怎么死亡。赤柬造成的巨大灾难，令人悲哀和愤慨。（根据2014年国际法庭的审判，有一百七十万到两百万的柬埔寨人死于赤柬实行的酷刑折磨、饥饿、大规模处决和过度劳累，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这部电影相当独特。影片中的人物是用粘土塑成的，影片中插进了赤柬时期留下的黑白纪录片。这些纪录片是当时的宣传品，相当有效地增加了影片的历史质感，也有利说明电影故事的来由和成因……

在这些纪录片中，我忽然看到了消失多年的张春桥：张春桥1976年访问柬埔寨的镜头。影片中他精神高昂，神采奕奕，比他同年代的中国男人显得健康年轻（这种权力带给人的外观改变，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巨大的专机降落。张春桥领头走下飞机舷梯，和等候在那里的柬共领袖波尔布特（Pol Pot亦译波布1925-1998）握手拥抱；女青年向他献上鲜花；他和波布走过夹道欢迎的群众和战士；他向波布赠送镶在大镜框里的毛泽东会见波布的巨幅照片（1975年6月毛在北京会见波布）；他在宴会上举着高脚酒杯和波布碰杯；他和波布坐在长沙发上会谈。

张春桥在影片中称赞说：柬埔寨的“大跃进”真是美妙，每一天都像大庆典。他告诉波尔布特：柬埔寨通过中国未能做到的纯化和清洗取得成功。柬埔寨是一座了不起的意识形态试验场，访问这里是上了一堂课。

当时，张春桥访问柬埔寨的消息并没有在中国报纸上公开。中国媒体从未提到张春桥在1976年对柬埔寨的访问，更没有报导他和波布的谈话内容。张春桥的这一访问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个“秘密访问”。实际上，多年来普通中国人既不了解柬埔寨的革命，也不知道中国为支持赤柬付出多么巨大的人力物力。对人民保密是那时候的“常态”。据后来的柬埔寨政府的“国家历史记载”，张春桥在1976年2月访问柬埔寨。（感谢宋征先生帮助查找到这个日期。他是《毛泽东主义的兴亡：中国“革命”和红高棉“革命”的历史》，一本900页的厚书的作者。）

2、赤柬暴虐统治柬埔寨三年八个月

关于赤柬在柬埔寨做了什么，《“民主柬埔寨”历史》（A Histor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一书的概论写道（笔者翻译了此书）：

在1975年取得政权之后，赤柬把两百万住在金边和其他城市的居民驱赶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千千万万的人在撤离城市期间死去。

赤柬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贯彻实行其激进的毛泽东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改造。他们要把柬埔寨转变为一个乡村性的、无阶级的社会。那个社会里没有富人，没有穷人，没有剥削。为了实现这一转型，他们废除了货币、自由市场、正常的学校教育、私有财产、外来服装式样、宗教活动以及柬埔寨传统文化。公立学校、佛塔、寺庙、教堂、大学、商店和政府建筑或者被关闭，或者被改变成监狱、畜舍、再教育劳动营和仓库。没有公共和私人交通，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非革命的娱乐。休闲活动被严格限制。全国人民，包括“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都必须穿黑色衣服，那是他们的传统革命服装。

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所有的人都被剥夺了基本权利。人们不可以离开他们所在的合作社外出。这个政权也不准许任何人集会或举行讨论。如果三个人聚会谈话，他们会被指控为“敌人”而遭到逮捕或者处决。

家庭关系受到严厉批判。人们被禁止表达甚至轻微的爱情、幽默及怜悯。赤柬要求所有的柬埔寨人只相信、服从和尊敬“革命组织”。这个“革命组织”被称为每个人的“父亲和母亲”。

赤柬宣称只有纯洁的人有资格来建造革命。刚一夺得政权，他们就逮捕和杀害了数千名朗诺将军领导的“高棉共和国”政权的士兵、军官和文职官员。这些人被视作“不纯分子”。在随后的三年里，他们处决了千千万万的知识份子、城市居民、少数民族如占族、越南人和华人，还有大批他们自己的战士和党员——这些人被指控是“叛徒”。

在柬埔寨共产党的1976年“四年计划”中，柬埔寨人被要求在全国的每公顷土地上产出三吨大米。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在一年的全部十二个月里种植和收获水稻。在大多数地区，赤柬强迫人们一天劳动十二小时以上，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够量的食品。

更具体的例子还有，赤柬建立了几千人组成的大型合作社，作为消灭私有财产及资本主义的步骤。合作社被设计成在最大可能上自给自足。人们一起劳动，一起在公食堂吃饭，使得饥饿更加严重。赤柬关闭了商店。首都金边原是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因为强制居民离开，只剩下了四万人口和一个商店。那个商店只卖东西给外国大使馆的人。

在赤柬统治下，完整的正规学校从来没有过。孩子们就在树底下或者人家里学习。老师常常是文化很低的贫农。另外，孩子们通常和他们的父母分开住，不能享受到家庭生活的乐趣。赤柬的领导人，有些受过很好的教育，却把别的受过教育的人视为国家的潜在敌人。视知识份子把国家变成外国傀儡，他们很大部分成为杀戮目标；数千名学校教师以及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被杀害了。柬埔寨的华侨，因为不少人有自己的产业，他们被作为“资产阶级”遭到杀害。

赤柬到处搜索他们的敌人：被冤枉指控为给美国中央情报局、给苏联秘密警察或者是给越南人做事。赤柬建立了庞大的安全系统，拥有近200个监狱，分为五个等级。最高级的是编号为S-21。囚徒是被指控背叛革命的赤柬干部和士兵。一万四千人死于这座监狱。

3、张春桥赞扬赤柬做了超前中国的事绝非偶然

以上这些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和杀戮，都是社会改造和转型的过程中发生的。直到越南军队侵入，赤柬退回丛林才结束。中国人对赤柬所做的一套并不陌生，因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做的，相当部分也是张春桥在中国大力提倡并实行过的，只是程度和节奏略有差异而已。张春桥大力肯定和赞扬的柬埔寨做到了而“中国没有做到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呢？是钞票，也就是钱。赤柬在统治时期从来没有用过钞票，尽管他们曾占领首都金边并统治这个国家三年八个月加二十天。

在《失落的影片》中，出示了赤柬政府的钞票。他们有印好的钞票，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使用。在电影中，有大量纸币乱纷纷撒落街头的场景。大批的崭新钞票全成了垃圾。有一些后来被人拾去做了历史收藏品。

“钱”即货币，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价值，无论东西方是尽人皆知的事。尽管钱被有些人认为是肮脏的，但是还没有发生过政府全面彻底地取消使用货币的“革命”行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激烈和暴力，也没有达到停止使用钞票的程度。现代历史上，像赤柬这样不用货币的政府和社会形态，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有八百万人口的国家，三年零八个月不使用钞票。废除钞票，这是赤柬最激进的国家行为。

然而，张春桥却对波尔布特政权废除货币的行为，赞扬的为柬埔寨做到了而“中国没有做到的”事情——这并不是客气话，不是出于礼貌脱口而出的夸奖。在赤柬占领首都金边之前的1975年4月1日，张春桥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这篇文章里，张春桥声言要对“货币交换”以及“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张春桥的称赞更不是空头应酬，在他称赞波布的同时，从中国送去的武器和食品以及各种设备，正源源不断地运往柬埔寨。耶鲁大学教授Ben Kiernan的书《波尔布特政权》，列出了中国提供给赤柬的援助。仅1975年，中国给了20亿美元无息贷款和4000万美元“礼物”。这些支援维持了赤柬的血腥统治。

在《遗失的影片》中，张春桥访问柬埔寨的镜头虽然不长，电影主要表现的是柬埔寨人民在赤柬统治下的悲惨生活，以及幸存者的自白。但是他们没有漏掉张春桥，加厚了柬埔寨悲剧的意识形态背景。

作为中国文革历史写作者，在我看来，这段张春桥纪录片透过中国文革和赤柬革命的直接关联，让我们对文革有更深厚的认识。张春桥对赤柬的热情指导，显现了他计划在中国要做的社会改造，虽然那些荒唐而残暴的“纯化”措施中国还“做不到”。但是假如四人帮完全掌权，张春桥出任总理，文革继续十年，还有中国今天的“繁荣昌盛”吗？

4、《狱中家书》赞美张春桥理论比今天好

和柬埔寨电影相比，张春桥在中文世界里受到的待遇不同。

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张春桥狱中家书》。书分两册，文字内容是一样的。一册用印刷字体排印，另一册是张春桥的手书。两册书都是紫红色布面精装带烫金书名的豪华版。在中文书籍中，对一本书的装帧如此推崇，实在是非常罕见。出版手迹者，通常是有书法价值的作品。或者是毛泽东、鲁迅这样被神格化的人物，但也只见于他们的诗词作品，几乎没有见过整本著作的手迹版。

由此可见《张春桥狱中家书》的出版者，对张春桥其人，是怀有多么非凡的崇敬之情。我们不必去追索出版内幕，毕竟香港是一个有出版自由的地方，有人出钱投资，出版任何色彩的书，是没有人干涉的。可资参考的是，在出版社关于此书的长篇介绍中，引用了三个人的评论。第一人是瑞典的中国研究教授Michael Schoenhals，中文名字叫沈麦克。他说，张春桥的书可以和192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书记葛兰西写的《狱中札记》“媲美”。

张春桥的书已经出版一年多了。沈麦克教授对这样的评论，没有进一步的论证、说明或者更正。葛兰西的那本书是否“美好”，本文不去讨论。但是，张春桥的新书，是“美好”的吗？我们完全可以讨论。

应该指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虽然当过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虽然他的书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过，虽然他被称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但他并没有掌握过政权，没有多少机会实行他纸上谈兵的理论。但是这方面，张春桥和葛兰西大不相同。他在文革开始就担任权势倾国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他是发起和指导文革的“516通知”和“十六条”两个纲领性文件的起草者之一。不独于此，从文革最早的到最后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张春桥都参与撰写、审定。

1976年初张春桥去柬埔寨的时候，其他几个文革的重要“笔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陈伯达都已经被送进了监狱（这是文革的特点之一：不断有文革红人，很快沦为阶下囚。这些人舞文弄墨，害人无数，却没有“安身立命”之地。在文革中，受害者被害，作恶者也不安全），但是张春桥却从头至尾，一直是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人物。他甚至在赤柬的革命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在《遗失的影片》电影中可以见到。

原来只活了46岁的葛兰西不过是一位思想家而已。张春桥理论在八亿人口的中国文革中实行过，而且还指导柬埔寨相当彻底地实行了。其后果是千千万万人被迫害致死，人民处于贫困之中。这是很多中国人不会忘怀的记忆。可是未必有多少人了解今天还在说张春桥“美好”的人，依据何在？

张春桥是为毛泽东始终倚重的文革主要理论家之一，而且是一名死忠的毛臣。他在法庭上一副蔑然闭嘴的神态，给人留下印象。这本《狱中家书》对他过去的作为也无任何悔过的表示，按照中共法律，死缓而不知悔改，那是“死有余辜”的。然而，他不但死于不治，而且留下这本被赞扬“美好”的遗著——这只能认为，在相当程度上，是在说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美好”。

《张春桥狱中家书》中，除了张在监狱里写的信，还有张的女儿张维维（1966年文革开始前已是成年人）和“恺蒂”的长篇采访对谈。“恺蒂”自我介绍是张维维在复旦大学附中的同学，现住伦敦，她的父亲花了几年时间在写一部《张春桥大传》。恺蒂明显是相当了解而且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对文革没有文化隔阂。请看该书302页：

恺蒂问：

也有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们当时成功了，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也同样有经济上的发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张维维答：

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嘛，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是更进一层的对张春桥的肯定。不但肯定了他的理论，而且断言张春桥理论比现在中国当局的政策好，不会有贫富差别，批评了邓小平的部分人先富的政策。中国的经济繁荣引起许多批评，张维维让人吃惊的是：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的办法，应该是按照张春桥的计划/道路去做，也就是按照文革的计划/道路去做。

文革，是美好还是浩劫？是不是应该高举红旗继续革命？这是张春桥的幽灵在文革50年之际提出的问题。

评书的沈麦克与写书的张维维，有一个共同点：都没有为他们至少是突兀的论点提出论据。尤其是前者，作为教授，他应该知道立论的方式。是他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还是他们本来就提不出论据？

好多年来，人们在网上呼吁“文革真相”。文革五十年后还停留在要求了解真相的水平线上，这样让人耻笑的国民认知状态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两年前我写过文章，指出有“否认派”在否认文革的暴力迫害。没有意识到，有一种更彻底的否认方式这样快就出现了，那就是直接赞美文革。一个傲慢的学术殿堂铺开红地毯，让四人帮的鬼魂降临，忽悠众生，中国文革的真相到底还要遗失到何时？

5、文革有没有社会改造的积极意义？

调查和记录文革受难者是我做的工作的重要部分。事实上，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我把受难者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写下来，放在网页上，也印在一本五百多页的名为《文革受难者》的书里。这是一本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调查性叙述。

除了迫害和死亡，我也试图分析文革实行的社会革命内容。我在《文革受难者》书的前言里写道：

文革是有其“理想”的。简单地概括，就是要建立一种“一元化”的没有权力平衡和制约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建立一种没有市场没有商品生产甚至没有货币的经济，建立只有一种意见和用一种方式表达同样意见的媒体，把全体人民变成像“螺丝钉”一样的连“私字一闪念”都不能有的所谓“社会主义新人”，此外，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殴打、关押以至杀死被革命领导人指为是“敌人”的人。

文革迫害和文革社会革命，我以为是文革历史写作最需关注的两个层面。当然，在相当程度上，受难者/迫害问题也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想一想，红卫兵打死校长老师（仅仅我调查的北京十个女子中学，在1966年的“红八月”中有三名校长和三名教师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详情可见我的文章《雾霾下的文革历史》，2014），在“尊师重道”的中国社会中有过这样的事情吗？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监禁在秘密地点受虐待死去，连斯大林式的“表演性审判”，连秦二世时代在监狱里使李斯认罪的计策，都无需费事使用，这不是对中国社会的司法制度的根本颠覆吗？不过，我还是主张说明二者的区分与关联。因为大规模的迫害，才可能造成大规模的、违背常情常理的社会改造。

张春桥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九年。尽管上海在人们的模糊印象里好像比较温和比较有序，其实上海的残忍是特别严重的。1966年夏天，北京的红卫兵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打死了1,772人，上海同期有11人被打死。但是那时候张春桥在上海还没有掌握最高权力。后来，在张春桥领导打倒上海原领导人“夺权”以后，上海的迫害残忍度在全国开始领先。

我在《文革斗争会》文中指出“斗争会”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迫害方式。文革没有使用上面提到的斯大林的“表演性审判”——也就是假审判，连作假都懒得做。文革大量使用“斗争会”的形式。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利用这种优势，上海独创了电视“斗争会”。1967年，上海开了51次电视“斗争会”。各单位组织集体观看，看过后集体照办。观看人次上亿。（可见上海报纸上的电视斗争会通知照片。）

文革的另一“特色迫害”是“牛棚”，即各个工作单位和学校里的私设监狱，关押本单位的“牛鬼蛇神”。我写了《文革牛棚》。在“牛棚”里，被关者遭到各种折磨，殴打，侮辱，甚至被杀害。最早在官方文件里使用“牛棚”一词的，是上海。“牛棚”这一迫害形式得以正式化和社会化，造成全国的示范影响。上海当局还设置可以关押数百人的大“牛棚”。

1968年4月，上海当局枪毙了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27日）和北京大学1957年的“右派学生”林昭（29日）。这是由上海自行决定的死刑，因为最高法院当时停止审批死刑。这也是在全国最早开始枪毙没有任何刑事罪责的“文化人”。林昭被枪毙后，当局派人到她母亲那里索取五分钱子弹费。这些残忍做法后来在别的地方也仿行。官方统计，上海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1,510人，揪斗17万名分属九个类别的“阶级敌人”。在职工人数中的比例都不低。

有文革辩护士说文革大规模的死亡伤残是“失控”造成或是“必要的代价”。且不说这些辩护的荒谬，我们还应该细看这些“代价”换来了什么？通过张春桥对波尔布特所说的“纯化”和“清洗”，他们要构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政治上，文革提出实行“一元化”领导，实际上是空前的个别权力者的为所欲为和滥施刑罚。五年里，毛泽东自己树立的两个“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先后都成了“阶级敌人”。一个死于秘密囚禁，一个死于神秘坠机。斯大林对他的政敌布哈林等还举行了装样子的审判，而毛泽东对刘少奇和林彪却从未进行过任何意义上的法律审判。全中国所有的大中小学校校长，无一例外受到了红卫兵学生的暴力折磨和侮辱。除了极少数例外，所有的作家都受到“批判”和“斗争”。几乎所有的科长级以上的干部，都“靠边站”，经过审查，检讨才被“解放”。（这种“干部解放”的说法是文革最荒诞的说法之一。施害者暂停迫害是为“解放”。）“砸烂公检法”全国实行军队接管，犹如戒严般的体制，代替人为的无政府状态……

经济上，城市居民，连在路边卖两分钱一杯的开水也不许可。工人的奖金被取消，多年不加工资，物质极度匮乏。和柬埔寨一样，中国农村大跃进时也有过公共大食堂，在大批人饿死后才勉强解散。在文革中，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又成为“走资派”的罪行……

和赤柬关闭学校一样，文革中大中小学都长期停课。大学五年不曾招生。后来招生以初中毕业填补生源。1969年8月的备战“一号通令”下，大批大学被迫在短期内迁出城市。如后来赤柬撤空金边的预演。北京的大学中，只有北大清华准许留下。文革前北京有55所大学，文革结束时只有18所。一些大学的教室楼，变成军属住房。掌管北京大学八年的竟是一名莫名其妙的“王副政委”……

文革的“新生事物”，包括赤脚医生，样板戏，革命委员会，工农兵大学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知青下乡”运动。统计数字说，共有一千六百万知识青年约占城市人口六分之一的人被送去农村。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1969年的初中毕业生全部下乡发配到遥远的省份。这个运动一箭三雕，削弱了学校，削弱了城市，削弱了家庭。完全是不负责任的破坏起码的社会生态的粗莽决策，后患无穷。竟然有文革辩护士说“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6、毛死中断了张春桥实行残酷乌托邦改造的机会

以上这些被文革的捍卫者、吹鼓手不断肯定、美化的“新事物”，也迷惑了不了解真相的外国人。直至今天还扭曲为今天改革开放的“前人铺路”的试验。我们要再剖析一下前面提到的张春桥1975年4月鸿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内涵的深意。这是张春桥写过的最重要的文革理论文章，也是文革最后一篇重头文章。在为毛泽东当时的新指示而写的这篇文章里，张春桥论述“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为何属于“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写道：

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

我们从来认为，……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

张春桥对未来的计划很清楚，只要经济发展的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实行在赤柬实行过的纯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消灭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从而一劳永逸地消灭资产阶级。——这种残酷的反人性的乌托邦规划，不仅在毛时代的“一穷二白”下无法实现，即使物质生产丰富了，也会遭到强大的抵制。而更为紧迫的现实是：他们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毛泽东的疾病，医生知道活不过两年，毛的死亡，张春桥的这一套计划便没有机会在中国实行。

文革的结束其实说不上是对一个残忍荒谬的社会改造计划的抗争的结果，而基本上是一个全然属偶然的暴君之死中断了文革。这当然是好事，吊销了张春桥进一步实施他的社会改造的计划，减少了人民可能遭遇的更大痛苦。张春桥在毛的治丧委员会中名列第四。那一年，张春桥61岁。

假使毛泽东（83岁死）像邓小平（活到93岁）一样长寿，张春桥会有机会实施他的赤柬式计划。八级工资制早已停止实行，上海也已经把文革前的工人的奖金（还算一种“按劳分配”残余吧）平均摊入了工资，也就是说，“奖金”和其代表的按劳取酬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说的造成“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三项（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已经只剩废除货币一项了。

使用暴力迫害手段，消灭私有制和与其相联系的文化，实际上只能是在崇高的口号下产生的残酷现实。这样的事情在俄国发生了，在中国发生了，在柬埔寨发生了。张春桥不是唯一的有这种主张的人。所以对他的认识和分析是必要的。

7、张春桥被“妖魔化”了吗？谁害死了周瘦鹃？

那些今天还在为张春桥脸上贴金的人，说张春桥被“妖魔化”了。真是这样吗？绝对不是。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指出，“特别法庭”对林彪“四人帮”的判决词里，列出的文革中被害死的人的名字，和北京大学的受难者人数（63人）差不多。如果和上海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受难者总和（80）相比还少十几个。长期盘踞上海的张春桥的罪恶，完全没有被夸张。

2007年，我为一法国刊物的“官方历史和平行历史”专号写文章，该文的中文本迟至2012年发表，标题为《是否写入受难者：文革历史写作中的主要分歧》。文中有一段：

文革积极分子写的书也不提受难者。2004年，两本由徐景贤和聂元梓写的文革回忆录在香港出版（徐景贤《十年一梦》和聂元梓的《聂元梓回忆录》）。徐和聂在文革期间都很有名，并据有很高的权势职位。徐任上海市革委会三号人物（仅在张春桥、姚文元之下）十年，文革后被判处18年徒刑。聂是北京大学革委会主任。据“内部统计”，上海文革有11,150人被迫害致死，但徐景贤在他四百三十页的书中竟没有提到任何一个死者的名字。同样，聂元梓在书中抱怨她被判17年徒刑，却没有对北大的大批文革受难者（多达63人）表示一声道歉。徐和聂都足够聪明。他们害怕提到受难者就会被人追问谁是害人者，所以干脆不提受难者。

看了张春桥的新书，我才知道，张春桥的书里也没有提到任何受难者的名字，更不用说向受难者表示歉意。同为文革的作恶者，他们对受难者的态度如此相同。他们是忘记了吗？还是他们从来都对受难者没有过恻隐之心。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是这些文革领导人没有恻隐之心，没有怜悯心，没有同情心，更没有悔罪心。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妖魔”吗？

我曾经多次想到，莎士比亚在《马克白》里表现马克白夫妇在刺杀了国王得到王位后的内心恐惧和不安。在2012年的新京剧《赤壁》结尾处，打赢了赤壁大战的诸葛亮独自在江边想到多少百姓和士兵的死亡十分感伤。要是张春桥和徐景贤看这两个戏，他们的内心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心里是否会嘲笑马克白和诸葛亮软弱？

《文革受难者》中有一条是作家和编辑“周瘦鹃”。1968年8月11日，周瘦鹃在照片上的这口井里“自杀”。我把“自杀”打上引号，因为这根本不是平常意义上人们所说的自杀。而是受难者在被殴打、羞辱和关押后被迫的自我了断，有的根本是被杀害后伪造的“自杀”现场。文革中发生了中国历史上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杀”。我井边照相之前，周瘦鹃最小的女儿周全告诉我，1968年3月，张春桥接见苏州正在互相“武斗”的造反派两派“踢派”和“支派”，要他们联合起来斗争“搞盆景复辟资本主义”周瘦鹃。

周全1968年时年纪还很小。她说，她听说，周瘦鹃任《申报》副刊主编时，拒绝过张春桥投稿的文章。周全是家中第十个孩子，父亲由“十全十美”一词而给她起名。她清秀文雅诚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周瘦鹃在1966年就遭到“斗争”，被迫烧了三次书，在院子里，在大门口和在弄堂里。据我的调查，文革中所有的作家，除了郭沫若和茅盾，都遭到过“斗争”和“批判”。但是周瘦鹃在1968年被张春桥特别号召苏州造反派加以斗争，是造成他死亡的特定原因。

我找到了1968年3月15日的《苏州工农报》。头版头条的大标题是“苏州市革命派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本市两大派代表在沪达成苏州市委员会调整充实扩大方案的协议”。张春桥对两派谈话中关于周瘦鹃的部分，由上海社科院金大陆先生提供如下。

张春桥说：“这个城市那一些叛徒、特务、汉奸、还有一批，他们决不甘心无产阶级在这个城市能够站稳脚步，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那敌人决不会甘心的，他们总希望复辟。你看解放以后，你就从好多事情来看，那个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封建主义的势力啊！我看要苏州就不小。你看什么周瘦鹃一类无聊的家伙哪，给人家就专门弄个盆景啊，都搞这一套。你看他那就完全是出于爱好？那这不是搞复辟！宣传那些东西，瓦解人们斗争的意志。我到苏州去几次，但周瘦鹃家里，我从来不去。我到那里去干什么，看那一些，你只要去一次，啊呀，他就要吹半天。我就举这样一个例子吧，这东西，那个复辟的，守旧的势力，它竭力想把这个苏州啊，一直保持着半封建半殖民地那样的色彩，总想着把这个城市往后拉，决不愿意把它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更不会愿意它这个红彤彤的大学校，那个他们决不愿意干的。”（1968年3月14日，《红苏州》《新苏州》联合版）

做盆景，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封建主义？就是“叛徒特务内奸？”就要置之死地？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教授看了张春桥的这段话，对我说：这些话像中学生骂架，不像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说的话。我说：他们从来都不是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但是在迫害人方面，他们从不含糊，效率很高。这位教授还说起她的一个学生在研究福尔摩斯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周瘦鹃是中国最早翻译福尔摩斯的人之一。

我查了叶永烈编的“张春桥著作年表”，看到张春桥在三十年代在《申报》发表过三篇文章。一个二十岁的投稿者被编辑退稿，是平常的事情。但是张春桥在三十年后的1968年还怀恨在心，用权报复，害死了周瘦鹃。又过了三十年他写《狱中家书》的时候，他真的忘记了文革中被他害死的人吗？张春桥抹杀受难者的做法是故意的，是有算计的，是在愚弄人。他不是妖魔，就是个坏人和罪犯罢了。

文革中的迫害和杀戮，是“群体性”的迫害和杀戮。比如，我写过的全中国的校长都遭到了殴打、侮辱和“斗争”。“校长”就是一个群体。有人为施害者辩护，说这些残忍和野蛮行为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并不是为了私人利益，因为互不相识。这当然是一种无理的辩护，残害无辜的“革命”，只是一种犯罪，没有丝毫合理性可言。

综观事实，我的结论是，张春桥不但是文革兴起和发展的主要设计师和鼓吹者之一，也是残酷迫害人民和实行激烈社会改造的实施者和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一个在道德上残忍和冷酷的人。他参与造成了经济上的贫穷和匮乏，人权方面的残酷和残暴，文化方面的荒芜和贫瘠。他不是一个可以跟谁“媲美”的人。

2016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年。这一年很快将要过去了。在下一年里，文革迫害和杀戮的“否认派”大概还会继续活动。但是，见证者也会继续见证历史。对历史的准确的描述，是规划未来的基础。虽然张春桥幽灵还在飘荡，关于文革的谎言还在流传，但是像林肯所说，你可能欺骗所有的人于一时，可能一直欺骗有些人，但是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四十年前我听到林肯的这段话，终生难忘。

（写于2016年7月-12月。王友琴：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88年获中国社科院博士学位，同年赴美。现为芝加哥大学高级讲师。有《文革受难者》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