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墙内的人开始为墙辩护

Rosanna

皮卡车司机



我其实是一个对政治钝感的人，在我长大的环境里，成人们对政治的关心停留在饭桌上关于派系斗争的玩笑。

后来去广州上大学，去探望在孤岛上封禁几十年的麻风病康复者，去参加老师组织的读书会，在申请释放被拘捕校友的联名书上签名，接触的越多，就越发现我没有办法不关心政治。

但我还是一个谨慎甚至胆小的人，我没有直面过压迫，我对我生存的环境有不满但不是怨恨。看到墙内墙外截然对立的观点，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分歧，然后再去选择自己的立场。

但是最近一年社交媒体上的舆论时常让我感到荒诞，在爱国主义裹挟下许多人开始自觉地为墙进行辩护，很多议题都被简化为二元对立。大家开始熟练地使用各种标签，女权、白左、境外反动势力，却对事实本身毫不关心。我想拿这次香港的《逃犯条例》修订事件举例，来探讨一下墙建起来这些年，它对我们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

1.‌‌“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翻墙对于大多数人仍然是一个难题，对于完全被墙封锁的人，墙外的世界就只是官方报道中的世界，反送中这几个字不会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我的朋友圈里没有人提起这件事。

我在微博上关注的一个博主，她在日本留学，经常为女权发声，但最近一直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豆瓣上十几万人的小组里也有类似的帖子，这体现的问题对我来说更加严重，因为我有时也会有类似的困扰。了解全面的事实要靠机构媒体而非社交舆论，墙的存在极大提高了筛选信息的难度，长期困在墙里的人对墙外的媒体缺乏基本认知。如果只是在Twitter 或者Facebook 上搜索，很容易被零碎的事实和情绪化的表达错误引导，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2.‌‌“我可以，但我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身边可以翻墙的朋友不在少数，但大多数是出于娱乐目的，比如在ins 上追踪喜欢的明星，在Youtube 上看美妆博主的视频，他们对其他话题不感兴趣也没有观点，即使看到相关内容也只是快速划过去。这种对墙外世界的无感，在墙建立初始我们就预料到了。

但无感并不是底线，最近一年我观察到的是许多人开始承认墙的合理性，并在社交平台上获得大量拥簇。他们把隔离形容成一种保护，为那些被境外势力煽动的人感到悲哀，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纯净的环境中感到庆幸。在这种言论塑造下，中国是安全、强大并带有一定悲情色彩的，香港人对内地满怀歧视，台湾经济衰落政治秩序混乱，印度满街都是强奸犯，美国为了霸主地位联合其他国家抵制中国。墙内墙外关于对方的信息都有很多失真的地方，但我们连获取信息的自由都没有。

3.‌‌“我知道，但我觉得他们都很蠢‌‌”

最近墙内关于《逃犯条例》的讨论，大多数被顶到最上面的都是这类型评论。他们觉得言论自由只是一面苍白的旗帜，港人是担心自己犯罪被引渡，内地支持的人都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墙内外的对立近几年越来越严重，认真摆事实讲道理的人被扣上‌‌“公知‌‌”的帽子，然后被围堵被封杀渐渐没有了声音。很多时候在大学里被认为是常识的事情，在社交平台上却成了异端。一些有能力翻墙又有发声权力的人成为了极端观点的传话筒，进一步刺激了双方的对立。

墙内的信息环境逐年恶化，最开始人们愤怒，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搭梯子来翻跃这堵墙。后来人们找到了各种替代品，开始习惯墙内的生活，新生的孩子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堵墙的存在。现在一些人开始承认墙的合理性，并自觉为此辩护。

我不知道是否还能看到墙被推倒的那一天，我只能在我还有感知的时候时刻审视自己，不要被煽动，不要被同化，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努力发声。

雨夜

家猪是没可能适应野外环境的，放到野外也会自动的回到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