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多佛惨案”再现，只缘制度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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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月23日以来，39位偷渡客惨死冻死在卡车之内的消息刷屏。由于最初传说全部是中国人，英国人再度回忆起2000年英国多佛惨案。两次事件惊人相似：同样是来自亚洲的偷渡客，目的地同样是英国，区别是：人数不同，多佛惨案共59人，这次少了20人；多佛惨案死者是因闷热而死，本次则是被冻死。

无论卡车死者来自哪个发展中国家，吸引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偷渡的原因是西方福利国家与本国的制度利差。正是这种制度利差吸引着无数发展中国家民众偷渡到西方国家。

全球化必然产生制度利差寻觅者

多佛惨案发生的2000年，中国正在向加入WTO冲刺，当年的GDP规模约1.21万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六，因为穷，中国人要偷渡；2018年，中国的GDP总量飚升到13.61万亿美元，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亿万富翁总数居世界第一，政府每年援外资金数百亿美元，中国人还是要偷渡。原因何在？只有一个答案：在中国与偷渡目标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制度利差。

世界上的国家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制度、路径依赖不一样，决定了社会分配体制与福利制度有极大差异，二者之间形成极大的制度利差。加之美国与欧盟国家讲究人权，从发展中国家来到这些国家的移民与非法移民，只要进入这些国家的分配体制，可获得比母国相对好得多的经济条件。这就是中东、非洲各种移民与难民历尽艰难也要前往欧洲，美墨边境国每月有十万余非法移民偷越国界的原因。

自全球化开始，西方国家对非法移民更是实行人道主义原则，政策日益优渥。有足够才智、学习能力强的人，大都可以通过留学获得学历，寻找工作，融入当地社会。同时，伴随着西方社会对普世价值、人权的标准越来越高，对某些宗教还采取特别优待的政策，客观上鼓励了寻找制度利差的移民与难民数量猛增。联合国难民署曾总结并赞扬德国为何能够成为难民最向往的西方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难民法，免费住宿，每月352欧元生活费、免费的工作培训与培训合格后获得的体面工作，经常被媒体报道的格次亚的故事说明西方对难民极其优待。叙述亚难民格次亚有一个庞大的家庭——4个妻子和23个孩子，其中22个孩子（12个女儿、10个儿子，分别是1~22岁）都来到德国，依靠社会救济生活。德国按照法律规定的福利条件计算，每月为这个27口之家支付1万欧元——这种不错的福利补贴，就是制度利差。

美国明尼苏达州穆斯林女议员奥尔马，全家就是依靠美国的福利生活，她本人就是一位极其成功的制度利差寻觅者：受了大学教育，并进入美国政界，对美国社会制度还享有不受限制的批评权。

中国福建为什么盛产偷渡者？

有句古语描述福建的经济地理条件：“八闽多山，地狭人稠”，从明清以来就喜欢向外移民，台湾、南洋、乃至世界各地，都有福建移民的踪迹。1840年代鸦片战争以后，“卖猪仔”到海外做奴工（比如到美国修西部铁路），基本都是福建、广东两地人为主。自197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福建人因拥有海外关系的优势，通过合法与非法途径移民海外蔚为风潮，就连当地政府也与人口走私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根据厦门大学教授庄国土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5年，有二十多万人从福建长乐进入美国，其中大部分都是偷渡客。

这当然也是寻求制度利差，就算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这种制度利差仍然存在。《南方周末》曾于2011年1月10日发表一篇《福建小村移民史：50年来3000多村民成美国人》，讲述福建长乐曹朱村村民持续半个世纪的偷渡移民故事，血泪和财富同时呈现在同一段故事里。

这个故事记载：1960年代，第一批曹朱人跳船登陆美国，当时只有三五人。中国当时刚从三年大饥荒中走出来，各种政治运动不断，在那样一个荒谬的年代里，偷渡成了人们从现实中解脱的最好办法。改革开放之后，当地偷渡的方式有所改变，由十分危险的“跳船”偷渡变成以旅游之名义偷渡，蛇头的身份也一变而为“旅游顾问”，偷渡者付了足够的钱之后，开始环球旅行，线路是从瑙鲁（到那里买国籍身份）到新加坡，再经过菲律宾、丹麦，捷克、荷兰，最后由加拿大入境美国。经过半个世纪的接力移民，真正的曹朱村已经迁往美国，如今在美国的村民已经有三千多人。村民不在纽约，就是在去纽约的路上。

制度利差是巨大的：当地人携带着海外汇来的滚滚财富陆续离开村子，去邻近的福州和长乐市区购房，过起了安逸的生活。而幸福指向的终点站是那个13小时时差的遥远城市——纽约。尽管死亡是源源不断移民过程中的惨烈代价，但这没能阻止人们出发的脚步。那些早年就移民美国的人留下令人向往的传说：绿卡、高收入、失业保险、低收入救济、免费医疗、免费教育，……村子的人气在衰败，财富却在累积。为了保护村庄的老人和小孩，村子里凑钱组建了一支治安巡逻队，每个人每月发给600块钱。村民的排场总让那些四川打工者看得目瞪口呆，“以前美元值钱的时候，麻将桌上放的都是百元美钞”。每逢村子里有老人去世，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都能从主人那里分一个数百元的红包。村里居民基本上都被村里的美国人“养”了起来，每家每户都聘请一个保姆，保姆月工资1800元左右。而村民们大部分时候只是晒太阳，攒下来力气搓麻将，定期接收一下美国政府寄给他们孙子孙女的奶粉。

福建类似情况的村庄不少，成为美国人的村民从海外汇回了大笔资金，修起了一座座美国国会般壮丽的礼堂，村与村之间互相攀比谁更富有。

西方的制度利差能够永续吗？

西方社会前些年的富有来得太过轻易，全球化为这些国家带来滚滚财富，一大批因全球化而产生的国际主义者对本国的贫穷与中产的日益衰败并不关心，反而关心起中国的洋留守儿童，为福建偷渡者送回中国抚养的子女再度回美时融入的困难在操心。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月20日刊登题为《对中国某省的考验——如何教育大量拥入的美国出生孩子》，非常关心2万名拥有美国国籍的洋留守儿童。

2015年欧洲难民潮，用喜迎难民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话来说“永远改变了德国”，自那以后，西方社会对非法移民的态度发生了一点变化，但舆论上还是同情支持。比如美国今年在美墨边境拦截了百万非法移民，法国媒体还是要用贬斥的口吻批评美国此举，尽管法国早已经不再欢迎非法移民了。更有媒体观察到，尽管“默克尔还是‘默克尔妈妈’，但德国已不是那个德国了，正在动员难民回到母国。”

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20年前，中国经济发展刚起步，福建人为寻求制度利差冒险偷渡；如今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福建人还是要冒险偷渡，到西方国家寻求制度利差。中国的肉食者应该思考：中国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让中国人总是以他乡为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