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致命大敌？为何跨物种病毒宿主多是蝙蝠

Daphane

文章来源: 中央社

武汉肺炎（2019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快速蔓延，不到一个月时间，全球五大洲全都出现确诊案例。医界一面忙着找治疗药方，一面忙着研究这场疫祸究竟从何而来。WHO初步研判，病毒宿主可能与菊头蝠有关。这已不是蝙蝠第一次成为人类性命的威胁，致命的亨德拉病毒、马堡病毒、SARS冠状病毒，都源自蝙蝠，伊波拉病毒也很有可能源自蝙蝠。为什么这么多病毒都是从蝙蝠传染给人类？

多次以自然史着作获奖的美国作家大卫逵曼（DavidQuammen）花费5年时间，与一群科学家形影不离地深入世界各地田野调查，写成「下一场人类大瘟疫：跨物种传染病侵袭人类的致命接触」一书，以专章探讨蝙蝠这种「飞天宿主」。中央社取得授权摘录如下：

蝙蝠有许许多多种类。翼手目（「以手为翼」的一群动物）计含1116种，占了所有已知哺乳类物种的四分之一。再讲一遍：每4种哺乳动物当中，就有一种是蝙蝠。这种多样性或许也暗示，蝙蝠庇护的病毒比例，并不高于其他哺乳动物；实际上它们的病毒负荷量，有可能和它们贡献的哺乳类多样性成正比，只是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高得令人吃惊。它们的病毒对物种比值，或许并不比其他哺乳类动物的比值更高。

种类数量多且群居 可供病毒稳定感染

除了样式繁多之外，蝙蝠数量还非常庞大，而且非常喜欢群居。许多种类都大群集结共同栖息，每群都可能包含数百万只，挤在狭窄的空间。它们还是血统非常古老的类群，大概在5000万年以前已经演化出与现今相似的外型。它们的古老血统，让病毒和蝙蝠能够建立起延续久远的关系，而这种亲密的关联性，或许也促使病毒演化出多样化型式。当一支蝙蝠世系分化出两个新的物种，它们携带的病毒，也或许可以随着它们分化，结果不只生成了更多种蝙蝠，还产生出更多种病毒。再者，尽管许多较年长蝙蝠都生成免疫力，不过或许由于它们数量繁多，栖息或休眠时也都聚集在一起，更有利于病毒在这些族群当中存续下来。蝙蝠群落往往都十分庞大，能稳定产出很多易受感染的新生蝙蝠，提供病毒感染，让它们存续下来。

这种情节有个假设，每只蝙蝠只短暂受病毒感染，康复之后就终身免疫，就像人类感染麻疹的情况。另一种情节则称，病毒有办法引发长期的慢性传染病，让一只蝙蝠染病数月甚或数年。若是感染能够持续，那么蝙蝠的平均寿命较长，对病毒就非常有利。有些较小型的食虫蝙蝠能活20年或25年。倘若蝙蝠受了感染并四处散布病毒，那么这般长寿，就能大幅提高病毒在这段岁月散布给其他蝙蝠的加总机会。依照数学家所用的语言：R0值随长期受感染蝙蝠的寿命拉长而提高。R0较大，始终对病原体较有利。

亲近的群居关系也带来好处，许多种蝙蝠喜欢挤在一起，起码当它们休眠或停栖时总爱这样。就以卡尔斯巴德洞窟（CarlsbadCaverns）的墨西哥游离尾蝠（Mexican free-tailedbat）为例，它们在每平方英尺范围内能挤进约300只，恐怕连实验室里超载鼠笼中的老鼠都会受不了。倘若病毒能经由直接接触、体液或细微飞沫来传染，那么这样拥挤的情况就会提高传染机率。卡利什的团队指出，在卡尔斯巴德洞窟那种情况下，已知就连狂犬病也曾经出现空气传播的事例。

谈到空气传播：蝙蝠有个非同小可的特点，它能飞。一只果蝠每晚外出觅食都有可能飞上好几十英里远，每季还可能在不同栖息位置之间移动好几百英里。有些食虫维生的蝙蝠还长途迁徙，夏冬栖地相隔距离远达800英里。啮齿类动物不会这样旅行，较大型哺乳动物能这样旅行的也不多。再者，蝙蝠不只做二维运动，它们能在三维空间跨越地形；它们能向上高飞，向下俯冲，还在中间高度巡航，它们栖居的空间容积远比多数动物都更宽广。它们现身范围的广度和深度都很大。这会不会提高它们（以及它们身上的病毒）和人类接触的可能性？或许吧。

武汉肺炎疫情快速蔓延，不到一个月时间，全球五大洲全都出现确诊案例。图为武汉江岸塔子湖方舱医院医护人员进入医院前做好防护措施。（中新社提供）

当人类包围野生动物栖地 就踏进病原地盘

栖地变更（habitatalteration）是澳洲的一项古老传统，原住民采取火耕辟地，不过近几十年来，土地开垦已经走向更为激烈、也更为机械化的趋势，造成的结果也更为不可逆转，在昆士兰州尤其严重。

浩瀚古老林地遭到砍伐，或者被推土机铲倒，清出空地放牧牛群和扩张都市。民众开辟果园、建立都市公园、栽种开花乔木来美化庭园，无意间在都市和郊区创造出诱饵。「所以蝙蝠已经下定决心，既然它们的原生栖地逐渐消失，既然气候愈来愈变化多端，既然它们的食物来源种类愈来愈稀少，那么到都市地区过日子会比较轻松。」如今它们集结成较大群聚，移动觅食的距离缩短，住在比较靠近人类的地方〈也因此比较接近人类饲养的马匹〉。雪梨有狐蝠，墨尔本有狐蝠，肯因司有狐蝠。还有布利斯班北缘，为一处牧马围场提供庇荫的澳洲大叶榕，也住了一群狐蝠。

那些大型群聚，包含习惯定居在原地的、比较都市化的、比较不需要飞行长距离以寻觅野生食物的蝙蝠，里面的个体倾向于较少彼此重复感染。在感染间歇期，它们会累积出较多易受感染的个体。当病毒果真到来，新感染的蔓延情况就会比较突然、也比较剧烈，病毒的盛行率较高，感染数量也比较多。也有可能，因此比较容易传给另一个物种。

面对人畜共通疾病

科学家监看病原体溢出跨越的边界，当一种新奇病毒设法从黑猩猩、蝙蝠、小鼠、鸭子或猕猴身上侵入人类，说不定还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从而引发一场小规模致命疫情，这时他们就会看出迹象，并发出警报。

不论随后状况如何发展，都取决于科学、政治、社会道德、民意、公众意愿和人类的其他行为而定。最后就取决于身为公民的我们如何因应。所以在我们做出反应之前，不论是沉着或惊慌的反应，也不论是聪明或蠢笨的反应，我们对个中情况都应该有相当程度的认识。

我们应该体察到，最近这些新型人畜共通疾病的爆发，还有老旧疾病的再发和蔓延，都是一种更大模式的环节，而且酿成这种模式的祸首正是人类。我们应该体认，这些疫情反映出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并不只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应该明白，尽管有些人为造成的因素看来似乎势不可挡，另有一些因素依然是我们可以掌控的。

专家早已警告我们注意这些因素，要条列出来并不困难。我们的人口数已经增长到了70亿水平，甚至更高。我们生活的许多城市，人口都相当稠密。我们已经渗透侵入这颗星球硕果仅存的广大森林和其他野生生态系，而且我们还继续侵入，逐步破坏、干扰那些地方的实体结构和生态群落。我们披荆斩棘，在刚果，在亚马逊，在婆罗洲，在马达加斯加，在新几内亚和澳洲东北部开山伐林。我们撼动林木，导致东西纷纷掉落出来，这是象征说法，也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在那里找到野生动物，把那当中许多都宰杀吞吃下肚。我们在那些地方落脚，建立村庄、工作基地营、城镇、采矿产业和新都市。我们带进我们的驯化动物，把野生草食动物换成了家畜。

我们繁殖家禽家畜，我们经营工厂规模的庞大养殖产业，养了成千上万只牛、猪、鸡、鸭、绵羊和山羊，更别提还有好几百只竹鼠和果子狸，全都大批关在笼舍围栏里面，而且饲养环境还让这群驯化和半驯化动物，很容易从外界源头（好比在猪圈上方停歇的蝙蝠）染上传染病原体，接着相互感染，并为病原体提供大量机会来演化出各种新类型，其中有些类型除了感染牛或鸭之外，还会侵染人类。我们为这些牲畜施用预防性抗生素和其他药剂，目的不是要为它们治病，而是要促进它们增长体重，保持良好状态，直到能够销售、宰杀、获利，这样一来，我们也助长抗药细菌的演化。

我们从事远距离牲畜进出口贸易，而且速度很快。我们也进出口其他活体动物，供医学研究使用，其中尤以灵长类为多。我们进出口野生动物，当成珍奇宠物来饲养。我们进出口兽皮、违禁丛林肉和植物，其中一些还附带微生物祕密旅客。

我们旅行，在城市间穿梭，往来各大洲，速度更甚于输运牲畜。我们住进有陌生人打了喷嚏和呕吐的大饭店。我们到餐馆吃饭，那里的厨师有可能才刚宰杀了一头豪猪，接着就动手料理我们的扇贝。我们参观亚洲猴庙、印度活体动物市场、南美洲景色如画的村庄、新墨西哥州尘土飞扬的考古现场、荷兰乳农城镇、东非的蝙蝠洞、澳洲的赛马场—呼吸空气、喂养动物、摸东摸西、和友善的当地人握手—然后跳上我们的班机飞回家。我们被蚊子和蜱虫叮咬。我们排放碳，改变全球气候，接着就有可能改变蚊子和蜱虫的栖息纬度范围。我们无所不在，提供大量人体，为雄心勃勃的微生物带来无可抗拒的机会。

这些事项，全都涵括在「人畜共通疾病的生态学和演化生物学」题材里。生态情势提供机会，促成病原体的溢出。演化抓住机会，探索种种可能，协助把溢出转变成大流行。

至于人畜共通疾病有益健康的部分：它们提醒我们，诚如圣方济各这样说过，我们人类和自然世界是密不可分的。其实并无所谓的「自然世界」，这是很糟糕的人为措词。世界只有一个，人类是那个世界的一部分，伊波拉属病毒如此，流感病毒和HIV如此，立百、亨德拉和SARS病毒也如此，黑猩猩、蝙蝠、果子狸和斑头雁也都如此，下一种危害人类的凶残病毒，我们还没有侦测到的那一种，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