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先生回忆录之国共战争(4)

FRANKSTON

                第三节 安内乎？攘外乎？
“九一八”事变，给中国带来了空前严重的国难。消息传出，凡有血气的中国人，无不愤激万状，思与日人拚个你死我活，以纾国难，以雪国耻，就是不幸而战死疆场，也觉得为国牺牲，死得其所。

当时国内的情形，除少数地方割据状态依然未能削除外，最使政府感觉成为心腹之患的，就是共党的日益猖獗。政府此时处境，有如内邪外感，交相侵逼，有医国之责者，对此病国，究应如何治疗？先除内邪？抑先祛外感呢？换言之，就是先攘外呢？抑先安内呢？

这的确是一个极端困扰的问题。

就激动的国民心理讲，多主张不顾一切，先谋对外，应即全国动员，对日宣战。

我当时就是这样主张的一个人。我以身为军人，对于时局从不乱发文电，以哗众取宠。这次受爱国心的驱使，复以军人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责任，遂不暇深思，于事变后的第四日发出一通养（二十二日）电，请缨抗日，其文为：（上略）倭寇凶横，藉端启衅，占我渖阳，辱我军民，犹复续开驻韩倭军入境，节节侵迫，此种举动，欺人大甚。凡属国民，同深愤慨，国难之急，至今巳极。亡国之惨，转瞬即见。吾革命军人，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志，此而可忍，何以为人！职等分属军人，责在卫国，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成败利钝，概不暇计。宁可致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国亡之日。执戈待命，谨候明示。（下略）我们的这一请求，当然未被政府接纳。原因也很简单。就因为我个人和我所带的部队，可以“成败利钝，概不暇计”，可是主持国家大政的人，就不能同我们一样，也把国家的兴亡成败，作孤注之一掷。

政府是维护国运昌隆民生康乐的一种组织，它存在的意义，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故凡事要计策万全，不能操切从事，更不能以感情或意气用事。尤其对于敌国外患的战争行为，关系着整个国家民族的成败存亡，更不能不特别慎重。就原则来讲，必须谋定而后战，应当不打没有胜算把握的仗。

《孙子·始计篇》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就“九一八”事变前后之中日两国形势论之，中国为积弱新造之邦，无论就政治、经济、军事那一方面讲，都不是维新以来国势鼎盛的日本的敌手。则中国忍不过日人的挑衅，贸然与之开战，将无异以无算敌多算，这种战则必败的仗，自非到了山穷水尽绝对无路可走的时候，最好不要轻开。

委员长于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于本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说：“和平未至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就是针对此种情势而发的名论。委员长的这一申明，虽是在二十四年十一月说的，但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政府的对日态度，始终就都是以这两句话为内容的表现。

或者有人怀疑，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固已匪伊朝夕，和平终必绝望，牺牲绝难避免，则与其将来开战，何如即早开战，与其将来牺牲，何如即早牺牲，免得受尽了气受尽了辱，而仍无济于事？这种看法，虽也言之成理，其实大谬不然。

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牺牲纵为必不可免之事，然而多有一分准备，即可多得一分力量，多有一分力量，即可少受一点牺牲。

当然大牺牲不如小牺牲，小牺牲不如不牺牲。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不牺牲而致胜的战争，我们没有资格争龋可是减少牺牲的战争，我们就应唯力是视以争取之。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都应当如此做。

对日战争减少牺牲的办法，要而言之，亦不外集中力量一致对外而已。但力量如何才能集中？先剿平心腹之患的共党斯可矣。力量集中之后，自能一致对外，当可无待垣言。而所谓先剿平共党祸患云者，亦即本文所说的先安内是也。

早在万宝山事件发动时（九一八事变前两月），委员长即曾揭示过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故“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对于这项政策，持之益坚，绝不为任何游言浮语所摇动。他说明之所以亡，就亡于一方面既要御侮，一方面又要剿匪的缘故。他劝说大家不要蹈袭明朝亡国的覆辙，一定先要除此腹心之疾的共党，然后再齐一步骤，抗日御侮，才有致胜的可能。他有几句极扼要的话说：“大家都要明白，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这道理实在是推不翻的，使我这不胜一时之愤的人听了，不能不为之折服。所以也就暂时收拾起北上抗日之心，仍留赣南埋头剿共。再说共党是帝俄侵华的工具，在武汉政府时代，大家早已有此认识。则剿共也等于御侮，不过不是来自日方的罢了。由此看来，安内攘外政策，绝非如李济琛所说：“对外则虎豹股栗，对内则蠛虱奋威”（参阅《平乱》第四章第四节），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