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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剿共的战略战术
在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夏秋之交,国军发动第五次围剿以前,所有一至四次围剿,均无成就,反之,还遭受了几次严重的挫败。历次剿共战役,习惯上都称之为“围剿”,这个围剿的“围”字,即具有战略的含义,是很明显的。不过实际上名实并不相副,像一、二、三、四次围剿,根本就不可能作“围剿”的部署。因为共区东南三面之福建、广东、湖南三省,都不能为剿共军尽力,福建自十九路军驻入后,且与共党进行勾结,以图颠覆政府。广东形同割据已久,方以共党之坐大为得计,岂肯协力进剿。湖南则自顾不暇,对于中央政令大抵阳奉阴违。故自第一次至第四次剿共军事,应当说是进剿或追剿,而无所谓围剿。
委员长于第四次围剿发动之后,曾给我一封长逾千言的手书,论及剿共战略战术问题,极关重要,录之于后:辞修总指挥:昨日之言,意犹未尽,对于战术一项,又未达我所怀。中认南方地形与交通,以及匪部之火器,皆与十九世纪初期欧洲拿破仑时代等,而实不及普法战争时代之进步也。故今日剿匪战术,多可取法于拿氏时代之原则。曾文正时代剿匪战术,亦以守为主,而以攻为客,不若近世之以取攻势为战略之主也。观之今日赤匪行动,亦深得此道。又我军剿匪队形及其战场部署,皆主重正面一线配备,且多疏散而匪部则多纵深配备,与集团突击。匪丑战术,实以内线作战,乘机突击一点,以为其不易之成法。
而游击战术与伏兵战术二者,且几为其独占之惯技。吾人可于此点研究,以定适当剿匪之战术,则以匪之无远火器又无飞机高武器,不能妨碍我密集部队之行动,更可以匪之战术攻匪。故我军以后应注意三点:其一、未有十分把握之时,则守为主,取内线作战为研究要点。但一有机缘,则直取攻势,不可使其逝去也。此匪丑今日取攻势之行动,但其败兆亦即基于此,可以必也。其二、应力避正面一线配备,而转取纵深集团配备。只要吾人能坚持固守,则匪部交通接济,均无策源,必难持久,此亦必然之势也。其三、则游击战争与伏兵战争,急须实施讲求,并设法奖勉,否则无异盲目失聪,终为匪束手宰割也。今日初看孙吴兵略问答,如获至宝,而其初对于地形游击设伏诱敌奇正进退,多合于匪部战术,对吾军所犯毛病,针砭至当,如我各师旅团长以上之官长,能勤解领悟,善为运用,则灭匪实无问题,否则自必为匪所灭也。(下略)
委员长对于剿共问题殷殷垂训,类此者不一而足,我们为将领者,自无不感激奋发,使新的战略战术,得以贯彻施行。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月,第五次围剿准备就绪,先颁定战斗序列,分剿共军为北路军、南路军、西路军。闽变平定后,又以入闽部队改为东路军,以抚州、吉安、赣州、黎川为四大作战基地,分别支援各路军之进击。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一次围剿。
这一次围剿,在战略战术方面有极重大的改善,最高原则是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换言之,亦即逐步推进,步步为营,缩小共区,使共军无法使用其避实击虚、各个击破之一贯战术的一种战法。
我把委员长新定战略,融贯成四句口号,以为实施的准则: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再简言之,亦即曾胡所提倡的“稳扎稳打”是矣。
不过我们的“稳扎稳打”,比曾胡之“扎硬寨”、“打死仗”,又稍稍复杂一点。
我们最重要的作法是:
一、筑碉堡
碉堡在当时是最简单可靠的一种防御工事。剿共军每到一地,即择山川平野具有战略价值的地点构筑碉堡。碉堡筑成可以使用人民配合少数军队驻守之,可作防御共军游击战之据点,可作了望台之用,碉堡连贯起来,就成了共军无法突破的防御线。
其在经济方面,共区虽物产丰饶,但仍赖与外间有无相通,始能维持生活。共区没有盐的生产,碉堡完成后,在经济上就又成了共区的经济封锁线,盐源断绝,淡食之苦,是很难忍受的。总之碉堡所收效果至鉅,约言之为:1.主动在我,攻守可以自由;2.后方得以确保,民众安然来归;3.共军不能向共区以外获得物资,使其经济枯竭,生活无法维持;4.我得节省防御兵力,移作进攻之用;5.共军之狼奔豕突惯技,无法得逞。
当时我提出“碉成民安”的口号,曾获得普遍的响应。
二、修公路
凡为我军所占领的地区,尽量修筑公路,公路所到之处,交通迅捷,累日之程,朝发夕至,军事上运输的困难,遂得解决。行军扰民之事,无过于拉夫运输者,公路既通,其弊自息。综合起来,修公路的好处,也不下于筑碉堡,兹亦列述如后:1.人民安居乐业,可以不受惊扰,并便于军民合作;2.军中补给,均得适时适地而来;3.兵力输送迅捷,易于集中使用;4.高级将领,可以往来指挥,决策迅速;5.工商业日趋繁荣,人民生活改善。
我当时对修路提出的口号,是“路到匪清”,也获得广泛的共鸣。
三、修机场
修飞机场以利空军活动,所收效果如:
1.便于侦察,共军不易藏形匿迹;
2.便于通讯,使我军连络迅速;
3.共军在我空军轰炸威胁下,大兵团活动困难。
这三项修筑工作,是让我们可以“稳扎”,同时也是可以“稳打”的基础。凭藉这种基础,我们步步为营,层层进逼,战略上已完全居于主动地位,可以“制敌”而不致“被敌所制”,胜败之机,遂决于此。
关于行军方面,根据过去经验,我们也有很多的改进。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谨慎小心。搜索部队先行,两翼至少要相隔十里以外,后卫必须很坚强。夜晚宿营,每一举位都要预先作单独作战准备,以防共军偷袭。然后架设通讯网,以便互相联络。
一切安排停当,才能休息。
总之,从五次围剿开始以来,因鉴于过去共军之“无孔不入”,我们采取对策的要领,就是“无隙可乘”。
我们修筑的公路、碉堡和机场,动员人力甚大,虽然尽量使用军工,还是要借助于庞大的民力。否则五次围剿的战略和战术,仍不免成为画饼。委员长常说:“用兵不如用民”,实在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共党用民,是以欺骗屠杀为手段的,人民迫不得已,为其所用,但无不恨之刺骨。剿共是以救国救民为目的的,要如何才能使民众乐为我用呢?这就要靠着修明的政治了。所以委员长主张“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是五次围剿大政略的最高原则,战略战术与政略的互相配合,是五次围剿终于成功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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