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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裕延 寫於 二零一三年
自十九世紀至現在的二百余年，在人類歷史上不過剎那壹瞬間。在這剎那壹瞬間裏，門類眾多的戰爭峰火燒遍了世界的各個角落。戰爭發生的頻率之高，規模之大，危害之烈實為人類史上空前所未有。據粗略統計，這些戰爭主要有：十九世紀初，拿破侖發動的席卷歐亞非的戰爭；隨後拉丁美洲爆發的民族獨立戰爭；1848年遍及歐州的革命戰爭；英國，繼而英法聯軍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英法與沙俄之間爆發的克裏米亞戰爭；美國的南北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英布戰爭；美西戰爭。二十世紀八國聯軍發動的侵華戰爭；日俄戰爭；兩次世界大戰；朝鮮戰爭；法越戰爭；中東戰爭；美越戰爭；中越戰爭；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戰爭；印巴戰爭；英阿馬島之戰。進入二十壹世紀由宗教極端勢力發動的遙不可測的聖戰和美國主導的世界反恐戰爭。這壹系列戰爭，還未包括中國的軍閥混戰和國共內戰，直接造成的人員傷亡需用億來計數，光中國的國共戰爭就死人五千萬；財產損失更是無法統計，給整個人類造成了無窮的災難。
戰爭帶來的深重災難，激起了有良知的學者、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嚴厲譴責和深刻反思。戰爭的目的和根源是什麽？怎樣才能防止戰爭？這成了他們長期彈精竭慮思考研究的問題。關於戰爭的目的，大家都很清楚，這是壹部分人為了追求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利益最大化而為；關於戰爭的根源和止戰的辦法則還普遍停留在政治體制和經濟利益的認知層面上，停留在敵對利益的沖突對抗的認知層面上；至於戰爭爆發的更深層次的原因，如哲學根源和錯誤的思想認識根源則涉及甚少。
但是，不容否認的是近兩百年來，還有不少缺乏常人理智的學者、思想家和政治家卻在反思戰爭的過程中竭力美化頌揚暴力，盡情謳歌戰爭。這批缺乏常人理智的人，準確地說就是指黑格爾與壹夥自覺或不自覺地追隨黑格爾的門徒。這些門徒包括黑格爾左派的馬克思之流和右派的法西斯主義分子如希特勒之類。他們公開鼓吹，如黑格爾說，“戰爭是萬物之父，之王”（轉引《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如馬克思說，“暴力是每個孕育著壹個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暴力本身也是壹種經濟力”（引自《資本論》）；如恩格斯說，暴力“是社會運動借以為自已開辟道路並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引自《反杜林論》）；馬克思高調聲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通過暴力“把自已變成為統治階級”，然後“獲得”“整個世界”（引自《共產黨宣言》）；希特勒則聲稱日耳曼人必須通過戰爭統治支配世界。馬克思主義的止戰辦法是以戰止戰，如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主張用正義的戰爭去反對非正義的戰爭，用革命的武裝去反對反革命的武裝。而他他們關於“正義”和“非正義”、“革命”和“反革命”的劃分，是主觀隨意而毫無客觀性的標準可言；勝者就是“正義的”和“革命的”；敗者就是“非正義的”和“反革命的”。這種是非標準出自於“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思惟邏輯。因此，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止戰辦法，無異於粗魯冒失的莽漢肩扛壹根碩大的輸油管去滅熊熊大火。
可見，黑格爾和其門徒把戰爭和暴力沖突視為是推動歷史進步發展的動力。這種觀點來源於辯證唯物主義。這種辯證唯物主義，也就是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認識論，如斯大林所說，也是“馬列主義黨的世界觀”。近二百年來被列寧捧為“萬能”“正確”(見《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被毛澤東譽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見《論人民民主專政》），是不可抗拒的社會發展規律；也被歷代獨裁專制主義者奉為至寶，成了為歷代野蠻罪惡的恐怖主義勢力服務的工具。直至現在，這種辯證唯物主義仍僵而未死，仍然或明或暗地為社會沖突和暴力對抗推波助瀾，為肆虐世界的暴恐分子註射興奮濟。因此，深入研究辯證唯物主義的產生、發展和走向，弄清它和暴力極端主義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關系，這對維護聯合國憲章中闡發的人類基本價值觀念，確保世界的和平與安寧，對於當今世界仍然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辯證唯物主義不是天賦的，而是歷史產生的。確切地說，辯證唯物主義是隨著國家的形成之後由古代的思想家為統治階級設計的壹種治國的理念方法，這種方法如列寧所說，“是研究對象本身內部矛盾的”（引自《哲學筆記》）。
國家形成的標誌是什麽？讓我們看看摩爾根描述的國家形成的軌跡圖：在低級野蠻社會，是壹權政府，即酋長會議；在中級野蠻社會，是兩權政府，即酋長會議和軍事指揮官；在高級野蠻社會，是三權政府，即酋長會議、人民大會和軍事指揮官（見《古代社會》第257頁）。根據十九世紀流行的進化論的觀點，高級野蠻社會的政府功能是逐漸消亡的，文明社會的國家功能是逐漸形成產生的。當高級野蠻社會的酋長會議逐漸變成近代的參議院，人民大會逐漸變成近代的眾議院，這兩者便組成近代的立法機構；當高級野蠻社會的軍事指揮官或軍事統帥變成近代最高行政首腦，比如早期的國王、皇帝或後來的總統（見《古代社會》第338頁），這樣國家便宣告誕生了。
可見，國家是由立法機構的壹夥參議院、眾議院的議員代表，加上行政系統壹群大大小小的官員組成的官僚機構。國家的權力，就是由參議院與眾議完的議員代表和行政系統的各級大小官員掌控，他們構成了國家的統治階級或掌權階級。因此，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統治階級要麽是由剝削階級組成，或要麽是由被剝削階級組成的斷言是違背客觀事實的，因而是錯誤的，是蠱惑人心的。
最初的國家官員或統治階級，都是由高級野蠻社會的酋長會議與人民大會的首領代表和各級軍事指揮官的後裔世襲組成。他們利用先祖權力的余蔭控制了大量財富。古代社會的財富主要是指土地和奴隸。眾所周知，在高級野蠻社會裏已經逐漸出現了私有制。因此，古代希臘的原始部落主義國家或中國的氏族諸侯國家，為了爭奪土地、擄掠人口充當奴隸而不斷進行戰爭。使高級野蠻社會最後階段的數百千年間長期陷入戰爭動亂之中，大欺小，強淩弱，眾暴寡成了國與國之間的常態關系；所有的國家都在互吞，大國吞小國，小國吞最小的國家，許多部落主義諸侯國家往往在毫不經意中被吞滅。比如範文瀾記載的春秋時代的鄅國（山東臨沂縣北舊開陽城）國君出城到公田上督耕，邾人襲入鄅國，俘獲鄅君的妻女。鄅君說“我無家可歸了”，跑到邾國（山東鄒縣東南）要和妻女同當俘虜（引自《中國通史簡編》第壹卷第173頁）。
高級野蠻社會最後階段中的這種社會大動亂，給古代思想家留下了萬事萬物轉瞬即逝的恐怖而強烈的印象，使古代希臘著名的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悟出了壹條重要的思想認識原理，即“萬物皆流，無物常駐”，“人不能兩次踏入同壹條河流。”因此，波普爾稱“赫拉克利特是位發現了變化觀念的哲學家。”
古代希臘人是非常優秀的民族。他們對任何事物的變化都養成了壹種刨根問底的習慣，為後人奉送了壹種科學的推理思惟的方法，為培植人類智慧之樹貢獻良多。赫拉克利特思惟方法最寶貴的是在於他的認識並不僅僅停留在描繪“萬物皆流”的表層上，他還試圖揭示“萬物皆流”背後的驅動力。赫拉克利特聲稱社會沖突或戰爭是壹切變化，特別是人們之間壹切差別的動力和創造性的源泉。他堅持主張戰爭的結果是公正的：“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它證明這些是神，那些僅僅人，讓這些人變成奴隸，而讓前者變成主人……人們必須曉得，戰爭是普遍的，正義即是沖突，萬物通過沖突和必然性而生成。”就我的淺薄知識所知，這是人類最早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惟方法分析社會變化運動的經典，奠定了赫拉克利特成為辯證唯物主義開山祖師的歷史地位，對後來的思想家產生了持久深遠的影響。由此可見，這種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理論壹開始就和暴力至上捆綁在壹起，和權力鬥爭，和誰戰勝誰，和誰統治誰的根本大問題聯結在壹起。
在此，為研究方便計，我要側重引述赫拉克利特發現創造的“對立統壹”的辯證法規律。在他看來，壹種變化的事物必定要放棄某些屬性，才能獲得相反的屬性。他說：“冷的物體變暖，暖的物體變冷；濕的東西變幹，幹的東西變濕……疾病能使我們重視健康……生與死，睡與醒，青年與老年，所有這些都是同壹的：因為壹種情形轉變成另壹種情形，而後者又變回前者……對立同壹於自身；這是壹種產生於相對立狀態的和諧，就與弓與琴的情形壹樣……相反的東西彼此歸屬，不和諧的音調形成最美的和諧，壹切皆由沖突生成……向上的道路和向下的道路是同壹條……直路和彎路是同壹條路……對於神祗來說，萬物皆美、皆善、皆正義；而人們將壹些東西看成不義的，而將另壹些看成正義的……善與惡是壹回事”（引自《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從這段很長的引述中可見，所謂辯證法的“同壹律”，是建立在融對抗沖突為壹體的基礎之上的思想方法論，是徹頭徹尾的相對論。什麽“對立同壹於自身”,“相反的東西彼此相屬”，“壹切皆由沖突生成”，“善與惡是壹回事”，按照這種“統壹律”，人間還有什麽是非標準呢？然而這種“同壹律”卻被後來的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者捧上了天，成了他們扭曲是非，顛倒黑白，排斥異已，制造冤獄的工具。聯系歷史反思，無數的歷史悲劇足以證明，“善與惡是壹回事”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同壹律”罪惡滔天。
赫拉克利特發現的變化觀念引起了柏拉圖的共鳴，這是因為柏拉圖和他的前輩赫拉克利特同樣生活在戰亂頻繁和政治沖突非常劇烈的時代中。據波普爾的考證，柏拉圖所處的時代甚至比赫拉克利特那個時代還要動蕩不安。在這種激烈變化動蕩不安的社會裏，柏拉圖的恩師蘇格拉底被專制主義恐怖分子處死，他的兩個舅舅也喪命於權力的角逐場中，他本人也遭通輯被迫流亡海外，使柏拉圖長期處於有國難投，無家可歸的困境中；很像和他幾乎同時代的中國著名思想家孔夫子那樣長期顛沛流漓，惶惶然如喪家之犬也。柏拉圖的苦難經歷，使他對社會的變化厭惡至極，對靜止安定的社會癡心神往。因此他常常教導人們：變化是邪惡 的，而靜止是神聖的。由此可見，柏拉圖是“穩定壓倒壹切”的治國綱領的始作俑者。
柏拉圖既然厭惡變化而神往靜止，怎麽能解釋他對赫拉克利特發現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變化原理能發生共鳴呢？這應歸結為古代希臘人的天性就是好刨根問底，這就決定了柏拉圖壹生都在探討古代希臘的社會為什麽會如此動蕩不安，壹生都在致力設計穩定靜止的理想國家和理想社會而絞盡腦汁。而柏拉圖在探討社會動蕩不安的原因和如何才能實現人類社會安定公平正義之時所采用的思想方法，正是受啟發於赫拉克利特發現的“萬物皆流，無物常駐”的認識原理。柏拉圖依據“萬物皆流”的認識原理所探討的靜與動，是與非，自然與約定的相互關系，便構成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內容。盡管柏拉圖對辯證唯物主義原理的理解詮釋和赫拉克利特的理解詮釋有相壹致的地方，但也有許多不同之處。對此進行比較研究，這對人們認識辯證唯物主義原理的變化發展，認識柏拉圖在人類思想認識史中所占的地位是很有助益的。
為了辨識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的哲學觀點之異同，我們應當首先重溫恩格斯的名著《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壹書。在此書中，恩格斯沿襲自古以來就流行的“靈肉分離”的理論，以先有物質還是先有意識為標準，把歷代的哲學思想家區分為兩大陣營，即凡承認物質存在為第壹性的哲學思想家為唯物主義陣營，凡承認精神意識為第壹性的哲學思想家為唯心主義陣營。無庸置疑，這兩大陣營都是建立在“靈肉分離”論的基礎之上。據恩格斯確定的標準，讓我們來比較分析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的哲學觀念之異同究境表現在那裏。
幾千年來，由於思想理論家故弄玄虛，把哲學說得非常玄乎。其實哲學壹點也不玄，它是指人們觀察認識世界的壹種方法。這就是妳想把世界看成壹個什麽模樣的世界，妳企盼世界變成壹個什麽模樣的世界。這種思想方法長期為少數哲學思想家所壟斷而被弄得神秘兮兮的。
赫拉克利特的哲學方法把宇宙與社會看成是壹個碩大無比的變化過程，宇宙和社會中的壹切事物都處在永恒的變化之中。因此“萬物皆流，無物常駐”便成了其哲學的座右銘。變化的原因是事物內部的矛盾沖突和對抗。比如社會的變化就是由主人與奴隸的矛盾沖突和對抗引起的，這種矛盾沖突和對抗沒有始端和終端。妳想保持主人的地位和避免淪為奴隸的命運，就必須通過戰爭訴諸暴力。因此赫拉克利說：“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戰爭是普遍的，正義即是沖突，萬物通過沖突和必然性而生成。”也就是說，主人與奴隸的矛盾沖突和對抗，萬事萬物內部的矛盾沖突和對抗沒完沒了永無止境，這是人類無法抗拒的客觀規律，可謂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由此可見，赫拉克特是屬於認同存在為第壹性的唯物主義的陣營。
柏拉圖的哲學和赫拉克利特的哲學不同。柏拉圖不是把宇宙和社會看成是壹個永恒變化運動的過程，而是把宇宙和社會的始端看成是壹幅靜止的畫面。畫面上充滿著各種各樣完美的畫，其中有完美的國家和完美的個人。柏拉圖把在時間始點上的這幅畫面上的各種各樣完美的畫稱為形式或理念。這種形式或理念是恒久不變的，不會毀滅和不會腐敗的，而且是完美的、真實的、實在的和善的。這種形式和理念的畫很像壁畫中的美女，她們常從畫中走出來與凡人卿卿我我。而柏拉圖設想的靜止完美的形式理念國家也在某個時期脫變為可感知的國家。根據柏拉圖的描述，可感知的國家自產生之日起，便處於流變運動之中。變化的根源如赫拉克利特所說，是因為社會矛盾的對抗和沖突引起的。
第壹個可感知的國家被柏拉圖稱為“榮譽政體”或“榮譽政制”的國家。這種國家剛從完美的形式或理念的國家中脫變而成，所以它和理念或形式的國家比較相似。因此柏拉圖把“榮譽政體”或“榮譽政制”的國家稱為理想國家或理想社會。在這種國家裏，統治階級言義不言利，追求的是公平和正義。但這種理想國家或理想社會後來悄悄地發生了流變，變成了寡頭政治，即富有家族的統治；繼之又變成了不要法制的民主政制，最後竟出現了“潛主政制”。從此以後的國家和社會，由“言義不言利”變成了“言利不言義”了，社會沖突代替了社會和諧，昔日的公平正義消失了。從此，可以感知的國家和完美的形式理念的國家漸行漸遠，向腐敗衰落的方向滑行，人的靈魂也開始墮落了。因此柏拉圖深嘆：“變化是邪惡的，靜止是神聖的。”結論是“當變化增大時，邪惡也在增加”，就會“進入人們所說的陰曹地府當中。”
由此可見，按照恩格斯的標準，柏拉圖是屬於認同精神意識為第壹性的唯心主義哲學家，這和赫拉克利特不同。但他又認同對抗沖突是可感知的流變中的國家發生變化的原因，這又和赫拉克利特的哲學觀點產生了共鳴。根據上述事實，私下認為柏拉圖是歷史上最出色地、最通俗易懂地表述了靈肉分離理論的哲學家，對人類的思想認識產生了非同小可的深遠影響。
社會矛盾的對抗和沖突是推動社會變化的背後驅動力。但是這種驅動力的具體表現是什麽？赫拉克利特只知道主人與奴隸的沖突，而更深刻更廣泛的原因則語焉不詳不甚了了。但是，這個原因卻被柏拉圖感悟捕捉到了。他認為，由於人的墮落，由於利已心以及尤其是物質或經濟上的利已心激起的內部沖突和階級鬥爭，是“社會動力學”的主要力量，是壹切政治革命的推動力量。柏拉圖的這壹發現直接啟發了二千多年後的馬克思。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的“迄今存在過的壹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的著名論斷，就是柏拉圖觀點的翻版，這成了近代共產黨人的行動思想指南。可見，柏拉圖的犀利見解具有何等的歷史穿透力。
柏拉圖和赫拉克利特還有壹個最大的不同點是，赫拉克利特認為“戰爭是普遍的，正義即是沖突，萬物通過沖突和必然性而生成”，這就是說，社會矛盾的對抗沖突永無止境，鬥爭是絕對的，鬥爭萬歲，沖突神聖，這是無法抗拒的歷史潮流，我們只能順應其潮流；否則就會變成齏粉。柏拉圖則根據“變化是邪惡的，靜止是神聖的”之哲學觀點認為，社會矛盾的對抗和沖突必須抑止和管控，只要找到正確的方法和措施，社會矛盾的對抗和沖突是能夠抑止和管控的。用中國人能懂的哲學術語表述，赫拉克利特主張沒完沒了的“壹分為二”；柏拉圖則神往能使社會穩定靜止的“合二而壹”。現在人們來研究柏拉圖制定的抑止管控社會矛盾的方針政策，這是既有趣而又能使人回味無窮的樂事。
波普爾確認柏拉圖為人們創造了“斯巴達的偉大社話”。柏拉圖撰寫的名著《理想國家》，就是以斯巴達城邦國家為藍本的。柏拉圖從創造斯巴達神話的過程入手，提出了壹系列如何管控社會矛盾的方針政策。這些方針政策對後來歷代的統治階級，各種各類的思想家和有誌於改造社會的團體，包括對近代的共產黨人贏得革命和治國理政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絕不是無根據的信口開河，而是有充足事實支撐的科學論斷。
據史料記載，在古代希臘先後建立了2000多個城邦 ，其中最大的城邦是雅典和斯巴達。雅典的政體形式是奴隸主民主制，斯巴達的政體形式是奴隸主貴族制。斯巴達城邦國家形成於公元前9世紀，位於伯羅奔尼撒南部肥沃的拉科尼亞平原，有發展農業的良好條件。因此，斯巴達是以農業為基礎的國家，不重視甚至限制和取締工商活動。農田靠被征服的奴隸耕種。斯巴達公民的主要職責是保衛城邦，城邦公民約1萬人左右。這1萬擁有特權的公民統治區域廣闊的邊區居民所住的區域和市邑，統治為數眾多的奴隸，有說25萬，也有說36萬。奴隸都歸國家所有，不屬於私人。斯巴達所有居民（斯巴達原始居民的後裔）都必須終生從軍（或至少服役到60歲）。除此以外，城邦裏沒有其他可接受的職業。
斯巴達城邦國家僅有1萬擁有特權的公民是怎樣統治數十萬奴隸，並且能長期稱霸伯羅奔尼撒半島，這是柏拉圖壹生著力研究的重大問題。柏拉圖發現，這1萬擁有特權的斯巴達公民，是通過嚴酷的優生學選拔出來的，個個都是從小勵誌磨煉訓練有素身手不凡之人；他們組成了斯巴達城邦國家的統治階級，是壹個可以隨身攜帶武器的武裝集團。柏拉圖由此得出壹條重要的、垂範千古的“聰明人應當領導和統治，而無知者應當服從”的統治理論。從柏拉圖的統治理論中，可以看到，自從有國家以來，統治階級都是由聰明人，即如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左派”幼稚病》壹文中說的，統治階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的領袖組成的“集團”；可見，這樣的統治集團什麽時候都是處於少數。少數人統治或管理多數人，這是人類歷史的通則，是誰也不能否定的客觀事實。但列寧卻在《國家與革命》壹文中，信誓旦旦要建立壹個所謂多數人統治管理少數人的新國家；這是壹個偽概念，不是存心騙人，就是異想天開。
壹個少數人組成的領導集團或統治階級，怎樣才能管控好諸多社會矛盾並使國家穩定社會安寧？柏拉圖通過對斯巴達城邦國家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的深刻研究，為後人治國理政提供了有益啟示。今天人們認真反思柏拉圖的研究成果，看看柏拉圖追求的理想國家和理想社會與現代人追求的理想國家和理想社會究竟有什麽不同？柏拉圖的理想國家和理想社會為什麽行不通？這肯定能為我們當今建設自由民主平等富強的開放社會提供有益借鑒。
柏拉圖認為，壹個國家能否穩定和安寧的首要條件，就是統治集團內部必須保持團結。用中國人比較熟悉的壹首歌詞表述，“團結就是力量”，這是柏拉圖告訴人們的真理。斯大林在哀悼列寧的誓詞裏宣稱“要保護我們黨的壹致，如同保護眼珠壹樣”,這是重談柏拉圖的老調，沒有任何新意。現在許多大型會議結束後和國與國之間的元首會談後發表的宣言和公報裏，都千遍壹律地要重申柏拉圖揭示的“團結”之真理。
統治階級內部的團結如何才能保持呢？柏拉圖認為必須消除可能導致統治階級分裂的經濟利益。為此，他主張必須在統治階級內部實行共產主義制度，廢除私有財產權。壹切繳獲要歸公，戰爭中捕捉到的俘虜歸國家所有，不能成為私人奴隸。特別要禁止私人占有貴重金屬，不許私設小錢櫃。統治階級內部實行供給制，大家都得就餐於公共食堂。食堂就餐是否要分大竈、中竈和小竈三個等級，柏拉圖未明說，這可能是我們的先輩發明補充加進去的。通過廢除私有財產權，實行共產主義制度和大辦公共食堂，這樣就使得“每個人應當把所有人都看作如同屬於壹個家庭壹樣”，這就是1958年中國大辦公共食堂和前蘇共大肆宣傳的“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由來和根據。
特別發人深思的是柏拉圖認為，壹個國家要保持團結和社會和諧，這個國家和社會不能太富裕，也不能太貧困。貧困會驅使人們采取孤註壹擲鋌而走險的手段來滿足其需要，迫使人們上山為匪爭當“山大王”。至於富裕，則因為大多數的變化都起源於富裕，起源於使危險的實驗成為可能的財富的積累。只有壹種既不為極度的匱乏，也不為大量的財富留有空間的共產主義體制，才能把經濟利益降低到壹個最低限度，並能確保統治階級的團結。因此，柏拉圖特別強調國家必須自給自足，以經濟的自給自足為目的。而要做到自給自足，必須以農業為基礎，搞農林牧副漁綜合發展；取締經商，割個人致富的尾巴（和資本主義相類的尾巴）；避免統治階級依賴商人（即官商勾結）和變成商人（即下海經商）。因為依賴商人（官商勾結）的後果就會削弱權力基礎；若變成商人（下海經商）將有損國家的團結與穩定。
柏拉圖的觀點流傳到中國，便發展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富，富則修”的荒唐的“唯生產力論”；使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曾壹度成了中國的靚麗風景線。所謂“資本主義尾巴”也就成了中國極左派無事生非攻擊的靶子，他們長期以來把“窮光榮，富可恥”的被扭曲了的是非標準強加於中國人身上；使中國人過了二十多年的半饑半飽的柏拉圖式的苦日子。那時候每逢春節，因物資匱乏，各級領導都要例行號召百姓大眾“過革命化的春節”，這都是柏拉圖的壹個國家和社會不能太富裕，也不能太貧窮之治國理念釀成的苦果。
柏拉圖揭示的經濟政治的治國理念對許多國家的思想主義，對許多國家的經濟政治哲學宗教都產生了基礎性的影響。比如對各類宗教宣揚的禁欲主義，對中古時期的賤商重農學派都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和中國宋朝以降盛行的“存天理，滅人欲”之理學也有相通之處。特別是對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學派，包括空想社會主義和馬克思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更是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自古以來至現在的形形式式的社會主義的共同特點都主張消滅廢除財產私有制，實行財產公有制；都認為財產私有制是萬惡之源，財產公有制是通向共產主義和人間天堂的橋梁。因此，馬克思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論用壹句話來表示：消滅私有財產權。”由此可見，柏拉圖不僅是耶穌基督的前身，還是各類社會主義的鼻祖，是共產黨人心目中的“孔聖人”，他們都可以稱得上是柏拉圖的私淑弟子。由此可見，真正的社會主義是主張“消滅私有財產權”的社會主義，其他擁有各類“特色”型號的社會主義都是假社會主義、偽社會主義或騙人冒牌的社會主義，充其量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可見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柏拉圖的共產主義理念有密切聯系，但和當代中國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卻不存有在什麽“天然聯系”。
為了管控好社會矛盾引發的沖突和對抗，避免階級鬥爭影響社會穩定，柏拉圖設計了這樣壹種國家政權，就是賦予統治階級壹種不可能受到挑戰的優越地位，只允許統治階級可以隨身攜帶武器，擁有壹切政治和其他種種特權。這種政權後來成了列寧創建的“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之摹本。為了強化統治階級內部的團結，柏拉圖強調必須嚴格階級區別，劃清階級界線，分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這樣就能使統治階級中的每壹位成員像訓練有素的狗那樣，“對其朋友及熟識者極為溫和，而對陌生人剛好相反”，這就是中國人所熟悉的“對敵狠，對已和”的團結凝聚劑。歷史的經驗證明，通過暴力刀把子或槍桿子，通過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對敵狠，對已和”換來的團結穩定，只能維持壹時或短時期，而其深處卻隱藏著暗潮的湧動。這是建立在沙灘上的穩定，是隨時可以崩塌的穩定，蘇聯的解體就是前車之鑒。對此，中國人也是有深刻教訓的。
前面已經提過，柏拉圖哲學的根本理念就是：變化是邪惡的，而靜止是神聖的。我們知道，壹切理念、觀念和立場，其實就是壹種方法論，壹種有待事實證明的假設。根據柏拉圖的理念方法假設，所有變化的起點都是完美的和善的，變化只能是遠離完美和善的運動，它必定趨向不完美，趨向惡，趨向衰敗。依據這種理念方法假設，柏拉圖為自已確定的使命與責任就是要抑制和阻止社會遠離完美和善的變化，把社會的變化運動拉回到完美和善的起點上，重新創建壹個完美和善的國家，這就是柏拉圖設計的著名的“理想國”。那末，柏拉圖神往癡迷的“理想國”究境有什麽特征呢？
眾所周知，柏拉圖的理想國是建立在“斯巴達的偉大神話”的基礎之上的部落主義公有制國家。根據上述對“斯巴達的偉大神話”的觀察，柏拉圖設計的理想國有如下幾個特征：
（A）柏拉圖的理想國家的經濟基礎是部落主義公有制。他認為只有公有制可以防止統治階級內部出現經濟利益上的兩極分化，避免統治階級因經濟利益上的沖突而發生分裂。這是因為柏拉圖認為統治階級內部的團結是維護國家社會安寧，避免社會革命動蕩的根本條件。我們知道，古代希臘暴發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實質上是實行公有制的斯巴達和實行私有制的雅典兩個城邦國家的爭霸戰爭。斯巴達是以農業為基礎的自給自足的封閉的部落主義公有制的國家，而雅典是以通商貿易為基礎的開放的自由民主的奴隸主私有制國家。這場戰爭本質上是兩種政治經濟體制的戰爭。眾所周知，出生於自由民主雅典的柏拉圖，卻認同斯巴達的政治經濟體制，反對自由民主實行私制的祖國雅典。其根本原因就是柏拉圖認為只有實行部落主義公有制的斯巴達，才能為他的理想國提供自給自足的經濟基礎，才能杜絕統治階級經商的邪念，防止他們要麽依賴商人，要麽變成商人而削弱其權力基礎，影響國家的團結和穩定。所以在柏拉圖看來，只有公有制，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雅典。
（B）柏拉圖的理想國家賦予撐權的統治階級不可能受到挑戰的優越地位。為此，他主張統治階級應該牢牢控制刀把子，允許統治階級隨身攜帶武器，並擁有壹切政治和其他種種的特權。所以這是壹個憑借暴力不受任何限制的國家政權，它能有效地對被統治階級進行威攝遏阻，從而達到捍衛國家穩定和社會安寧的目的。列寧創建的蘇維埃就是柏拉圖理想國和手抄本。
（C）柏拉圖理想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念是“部落是壹切，個人什麽都不是”。正如柏拉圖自已坦言：“部分是為了整體而存在，但整體並不為部分而存在……妳是因整體而被創造，而整體的創造並非為了妳。”這種部落國家集體至上，而個人什麽也不是的價值觀念，給原始部落瓦解後而被解放了的社會個體套上了無形的枷鎖。社會個體身上的這種精神枷鎖，被後來柏拉圖式的專制主義國家施行的勸告與強制，被柏拉圖的追隨者的謊言和蒙騙逾套逾緊不能動彈，迫使社會個體時時刻刻“忠誠地跟隨”領袖，永遠“不能妄想獨立行動”。由此可見，柏拉圖的理想國家是沒有人權，沒有自由的國家，是使社會開倒車的國家。這種國家能壹時騙人，但不能長久。這類理想國家的特征蓋出自於柏拉圖的“變化是邪惡的，靜止是神聖的”之哲學理念。
現在，就來綜合比較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的哲學觀念之間的異同點。不同點是赫拉克利特認為萬物皆流，無物常駐；人不能兩次踏入同壹條河流；對抗沖突是正義的；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總之，運動變化是神聖的。柏拉圖則認為離開理念形式和真善美的對抗沖突引起的變化都是邪惡的，只有無沖突無對抗的社會才是靜止神聖的。赫拉克利特主張通過戰爭暴力來確定由誰當主人，由誰當奴隸；柏拉圖則主張通過教育，“在和平時期，從孩提時代開始就應當加以強化，——統治別人及被別人統治的習慣。”兩者的相同點都是要解決壹個誰戰勝誰，誰統治誰的問題；最終的目的是要使“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讓他們能最大限度地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讓他們甚至能在相同的時間對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或悲傷。”
通過以上對辯證法的形成產生的研究，人們便能清晰地看到，辯證唯物主義是建立在“靈肉分離論”的基礎之上的。這是壹種形而上學的二元論，這種理論把人的思想方法引導到極端主義的道路上。其表現誠如波普爾所說：“在邏輯領域，這種二元論呈現為普遍與特殊之間的對立。在數學思辨領域，這種二元論呈現為壹與多二者之間的對立。在認識論領域，它是以純粹的思想為基礎的理性知識與以具體經驗為基礎的意見二者之間的對立。在本體論領域，這是壹、本原、不變與真、實在、和多、變與虛妄、現象二者之間的對立。……在倫理學上，這是善即保存者和惡即腐壞者二者之間的對立。在政治學上，它是壹個集體主義的國家，和數目巨大的人民——眾多的個人二者之間的對立；前者可以達到完美和自給自足，後者其具體的人們必定保持著不完善和依賴性，而且是為了國家的團結統壹，其特殊性應受到壓制”（引自《開放社會及其敵人》1卷第168頁）。我認為波普爾這段話深刻地揭示了思想極端主義產生的根源和種種表現。波普爾揭示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產生的這種種對立，歸根結底源自於“靈肉分離的理論”，這種理論的最大弊端就是把人的感覺經驗和知識理論對立起來。這種理論否定人的感覺經驗是知識，最多只像毛澤東在《實踐論》中那樣承認感覺經驗是不完全或不完整的知識；它根本不承認感覺經驗在認識論中的基礎性和決定性的作用。而無視或漠視感覺經驗在認識論中的基礎性和決定性的作用，這正是形形色色的烏托邦主義、激進主義和思想極端主義形成產生的根源；在中國則成了極左思潮大泛濫的根源。認識這壹點，這對人們正確研究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論，正確認識辯證唯物主義的走向是大有脾益的。
黑格爾何許人也？根據波普爾的描述，“黑格爾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直接追隨者”，“他代表了柏拉圖與現代極權主義形式之間的‘缺環’”。“黑格爾成就了極其非凡的業績”；但是，“他的超凡出眾，只是在於缺乏創造性”。“作為壹個邏輯學大師，從純粹形而上學的絲帽中變出真實的物質的兔子，對其強大的辯證法來說，簡直如同兒戲”（均引自《開放社會及其敵人》2卷第12章）。波普爾這段描述，精采地揭示了黑格爾哲學的源頭和他在哲學史上所占的地位，畫龍點睛地揭穿了辯證法強大的魔術功能。
黑格爾確實創造了非凡的業績，他的哲學曾上通影響了人類2千多年歷史的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和亞裏士的古代希臘哲學，下連對近兩百年的人類社會產生過巨大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和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他是博古通今和通天徹地的非凡哲學家。試問，在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之後的哲學史上還有誰能與他試比高？遺憾的是盡管黑格爾能博古通今和通天徹地，但他卻是壹位缺乏創造性的思想哲學家。
說黑格爾是缺乏創造性的思想哲學家，是根據波普爾的研究成果得出的嚴肅結論。因為他的基本哲學觀念，即“絕對觀念”和柏拉圖的“形式”“理念”之類的哲學概念的本質是壹致的，都被視為是先於千變萬化的事物而存在的。黑格爾和柏拉圖同屬於恩格斯確認的先有意識後有存在，先有精神後有物質的唯心主義陣營。他們都把事物的本質概念與事物的存在分割開來；把事物的存在看成是純粹的現象或外觀，把事物的本質視為並不是它們自已直接顯現的那種東西。如同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壹樣，黑格爾至少是把有機體的本質（因而還有國家的本質）看成是靈魂和精神。
誠然，黑格爾和柏拉圖的哲學也有不同之點。柏拉圖認為千變萬化的事物的壹切發展變化的趨勢都是離開事物的理念本質而運動的，認為這是壹種下降，壹種衰變運動。在此問題上，黑格爾則追隨亞裏士多德，認為理念或本質處於千變萬化的事物之中；或者更準確地說，黑格爾認為，理念、本質與變化中的事物是同壹的。他說，“每種現實的東西都是壹種理念”。與柏拉圖相反，黑格爾認為，本質或形式或理念不是靜止的，而是在變化發展的；這個觀點又和赫拉克利特壹切都在變化的論點基本相同。黑格爾不認同柏拉圖的千變萬化之事物的運動是壹種衰變，而認為這是觀念本質的“顯現”和“自我創造”。它們是在朝亞裏士多德的“目的因”的方向推動自已，朝“善”的方向發展，或者如黑格爾自已所說，這是走向壹種“本質上自我實現中的和實現了的目的因。”。這種本質之發展的第壹原因和目的，就是黑格爾著名的“絕對觀念”。由此可見，黑格爾的“絕觀念”之哲學概念，是綜合了赫拉克利特“萬物皆流”的辯證法的運動變化理念，綜合了柏拉圖的“形式理念”，綜合了亞裏士多德的“目的因”而形成的大雜燴式的哲學概念。在這個綜合過程中，黑格爾並沒有自已的新發現，沒有爆發出任何丁點兒的思想火花。
至於被馬克思捧上了天的黑格爾之辯證法，完全是赫拉克利特關於辯證法之論述的老調重談。為了證實這壹論斷，只要引證波普爾披露的黑格爾和赫拉克利特的“四個壹樣”就夠了。波普爾說：“像赫拉克利特壹樣，黑格爾相信：戰爭是壹切事物之父、之王。像赫拉克利特壹樣，他相信戰爭是正義的。黑格爾寫道：‘世界史是世界正義的法庭。’像赫拉克利特壹樣，黑格爾通過把它推廣到自然界對這種學說作了概括，以便把事物的對抗、對立和對立傾向，等等，解釋為壹種戰爭，壹種自然發展的動力。像赫拉克利特壹樣，黑格爾信仰對立面的統壹或同壹；對立面的統壹在進化中，在‘辯證的’進步中確實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我們可以把赫拉克利特的這兩個概念——對立的戰爭和它們的統壹或同壹——描述為黑格爾辯證法的主要觀念”（引自《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2卷第77頁）。由此可見，黑格爾對辯證法的運動變化之理念也沒有自已的新發現新創造，是百分之百地在重彈赫拉克利特的老調子。
既然黑格爾在哲學思想領域裏追隨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過程中沒有自已的新發現新創造，那末，波普爾關於“黑格爾誠就了極其非凡的業績”之論斷，豈不是把自已置於自相矛盾，“二律背反”的尷尬地位嗎？否！這並不矛盾。因為哲學理念和非凡的業績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哲學理念是指某種思想觀念和思想方法，而非凡業績是指運用某種思想觀念和方法取得的成功或成就。能夠發現或創造某種思想觀念和思想方法的人，在人類的歷史上可謂少之又少。在西方世界從古代希臘至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的時代，可以稱得上創造了思想觀念和思想方法的人也只有赫拉克利特、伯裏克利、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等少數幾個思想家（嚴格說，在波普爾看來亞裏士多德也不具有獨創思想的哲學家），他們被後人稱為哲人和先哲。在中國也只有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和韓非子等幾位思想家，他們被中國人稱為聖人。其余的什麽哲學家呀，思想家呀，註釋家呀，政治家呀。革命家呀等等，還有什麽帝王將相和偉大領袖，他們所取得的所謂非凡的業績，都是運用先哲聖人發現創造的思想方法所成就的結果。這類人雖然不能說多如牛毛，但確有為數壹大批。這批人有的是自覺地，有的是不自覺地運用先哲聖人的思想方法去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
“自覺派”，多屬知識分子。在行動之前，他們總是要引經據典，看看先哲聖人怎麽說，再來確定自已如何行動。當他們的行動受阻時，有的會變通辦法，這就是林彪說的“活學活用派”，或像禪宗大師慧能那類的“頓悟派”。有的不知道變通而死守善道，這就是中國人非常熟悉的“凡是派”或“教條主義”。“不自覺派”，多屬沒有受過什麽教育的隨大流派，即大老粗派。他們的箴言是“大家怎麽辦，我也怎麽辦”，“占蔔怎麽講，我就怎麽做”。他們行動前壹般不大知道什麽是先哲聖人，或者不大知道先哲聖人說了什麽。比如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流氓劉邦，武夫趙匡胤，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還有出身貧雇農家庭的朱元璋，他們歪打正著，照樣在中國歷史上創建了威震壹方的國家政權，“成就了極其非凡的業績”。這也引發了毛澤東的萬千感慨：“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壹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可見，“非凡的業績”和先哲聖人的哲學理念是不可同義而言的兩個概念。
黑格爾是自覺運用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哲學理念和思想方法，來解讀說明社會歷史而取得了非凡的業績，從而獲得了空前未有的“邏輯大師”的稱號。所謂黑格爾的“非凡的業績”，只是指他解讀說明社會歷史的成果對後人產生了非同小可的影響而已。至於這種影響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只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最終還要通過億萬公眾的經驗實踐來檢驗。近兩百年的世界歷史證明，黑格爾的“極其非凡的業績”導致了人類思想方式方法的極端主義，這給近兩百年的人類社會造成了無窮的災難。
黑格爾的主要觀念，是赫拉克利特的對立統壹說。他把這種對立統壹的學說視為不可抗拒的規律引進到自然界，把自然界視為無處無時無事無不充滿著矛盾，而矛盾雙方的對抗沖突和戰爭則成了推動自然發展的動力。他還把這種對立統壹的學說引進到人類社會中，把所有的人際關系還原為主人與奴隸，統治與服從的基本關系；把人與人、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關系視為不是妳死就是我活的關系。這種人與人的關系像《紅樓夢》王熙風說的那樣，“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據說這中間沒有調和的余地呢！根據黑格爾的對立統壹的觀點，壹個人或壹個階級要維護自已的主人地位和避免淪為奴隸，必須通過鬥爭和戰爭，通過暴力才能證明自已的能力、決心和意誌。黑格爾運用這種觀點解釋民族與民族和國家與國家的關系說道，每壹個“希望成為存在”的民族必須通過戰爭進入“歷史舞臺”，即通過打敗其他民族，來肯定其個體或靈魂；鬥爭的目的是支配世界。
由此可見，所謂的“對立統壹”說，是指對立對抗沖突雙方的強者吃弱者，或者弱者通過臥薪嘗膽蓄積力量到壹定程度時再吃對方，這就叫對立統壹或同壹。這種對立統壹或同壹形成的社會局面，被黑格爾稱為合理的存在。由此黑格爾提出了壹個影響深遠持久的“兩個凡是”的認識理論，“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這種認識理論和中國盛行的“實事求是”論有異曲同工之妙，是壹種“強權即公理”的理論。“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既是現實合理的，也是實事求是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強權即公理”是“對立統壹”說的卵生產物，認為中共與中國人民之間即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認為中共與中國人民雖然存在利益衝突，但是中共支撐了社會秩序與國家的存在，所以中國人民離不開中共，只有消滅國家的共產主義實現之後這種對立統一才會消失是辯證唯物主義之理論的邏輯所然。
由此可見，“強權即公理”或“權有理”之權力至上的理念便成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核心靈魂。由於黑格爾和其信徒們的鼓噪宣揚，致使權力至上的對立統壹的學說，即辯證唯物主義之理論在德國風靡了壹個多世紀之久，使暴力崇拜和權力崇拜的觀念滲透到許多德國人的腦海骨髓裏，使其成為有德國特色的哲學。最後使德意誌民族形成了壹種根深蒂固的社會理念：壹個階級壹個政黨只要擁有暴力，控制了國家政權，就能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成為社會的主人；壹個民族壹個國家只有通過戰爭才能進入世界歷史舞臺，才能支配統治世界。這種理念最終使德國成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也使德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故鄉，成了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發源地。這都對二十世紀的人類社會產生了巨大的破壞性影響；僅此而論，“黑格爾成就了極其非凡的業績”並非虛言。
馬克思毫不諱言稱自已是黑格爾的“門人”。他說，“正當我著作《資本論》第壹卷時，猖狂自負的，平庸的”“後生小子們”，竟把黑格爾“看作壹條‘死狗’了”；“我倒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門人，而在論價值學說的那壹章，我還在這裏那裏用黑格爾特有的表現方法來顯示壹番”（引自《資本論》第二版的跋）。可見，馬克思以能做黑格爾的“門人”而無比的自豪之情不勝言表。
馬克思在此還特意提到了“黑格爾特有的表現方法”，那末，這是壹種什麽方法呢？就是赫拉克利特發現的，被黑格爾大事弘揚宣傳的“對立統壹”法，是壹種視對抗沖突為社會發展不可抗拒之規律的方法論。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用“黑格爾特有的表現方法”描述人類歷史發展過程時斷言：“迄今存在過的壹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由民與奴隸，貴族與平民，地主與農奴，行東與幫工，簡言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抗的地位，進行著不斷的，有時隱藏，有時公開的鬥爭，每次結局不是全部社會結構受到革命改造，便是各鬥爭階級同歸於盡。”可見，馬克思用來描述社會歷史的方法是壹種互毀互成的“對立統壹”法。把社會歷史描述成人與人之間或不同的階級在互相摧毀對方的過程中發展改造，結局是“各鬥爭階級同歸於盡”。由此可見，“對立統壹”法不是恐怖主義的方法論又是什麽呢？馬克思鼓吹的這種“對立統壹”的思想極端主義，正是當代宗教極端主義勢力奉行的恐怖主義理論。這些恐怖主義分子都在呼喊“真主偉大”的口號中，按馬克思宣傳的思想方法，抱著炸藥包奮不顧身地與被他們視為魔鬼的襲擊對象，廣大無辜的生靈大眾同歸於盡。可見，馬克思主義所謂的暴力革命學說是誰也否定不了的恐怖主義理論，只有持階級分析論或雙重是非標準的偽善者，才會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暴力學說是恐怖主義的理論。
，黑格爾癡迷篤信“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的戰爭萬能論，是因為他寄希望於德意誌民族通過戰爭進入世界歷史舞臺，打敗其他民族，統治支配世界。而馬克思則虔誠崇敬暴力萬能論，是因為他寄希望世界無產者能借助暴力手段，奪取國家政權，使自已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進而獲得“整個世界”。因此，馬克思說，“暴力是每個孕育著壹個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引自《資本論》）；恩格斯說，暴力“是社會運動借以為自已開辟道路並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引自《反杜林論》）。由此，我們可以斷言，崇敬暴力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支柱。馬克思恩格斯的壹切理論研究，包括馬克思撰寫的理論巨著《資本論》，都是為暴力改造社會和暴力革命尋找根據；使馬克思恩格斯和後來的列寧主持領導的三屆共產國際都成了鼓吹暴力恐怖革命的培訓班。事實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必然要把人的思想方法往暴力恐怖極端主義的方向引進。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這種極端主義特別表現在恩格斯的壹段經典名言裏：“革命是壹部分居民用刀槍大炮，即用非常有權威的手段強迫另壹部分居民接受其意誌的動作”（引自《論權威》）。恩格斯的這段名言道出了國家形成之後的文明社會很不太平的原因；特別是深刻地揭示了近兩百多年來戰爭烽火連年不斷，武裝革命此起彼伏，暴恐活動肆虐橫行的根本原因。此理論昭示“壹部分居民”常借“上帝”、“真主”的名義，常以社會規律不可抗拒的名義，常用“人民利益代表”的名義，把自已的意誌通過戰爭或暴力手段強加於人，強加於人類社會。這種極端主義的思想方法是近兩百年來使人民大眾陷於戰爭暴力之災難中和痛苦深淵的根本原因。
不幸的是我們的史學家和理論家編寫的歷史書籍，總是把那些善於以“上帝”、“真主”、“人民”的名義發號施令強奸民意的人描繪成英雄偉人予以美化歌頌，誘導大眾百姓頂禮膜拜。大造個人迷信和對領袖英雄崇拜的輿論氛圍，企圖把極端主義的思想方法公式化格式化，使之“萬能”“正確”“放之四海而皆準”，使之薪火相傳至永遠。在二十世紀，把極端主義的思想方法，把暴力革命的思惟方法公式化格式化做得最成功的，使其流毒最深最廣，害人最慘烈的莫過於前蘇聯的締造者列寧。
誠然，列寧的成功，和黑格爾“成就了極其非凡的業績”壹樣，並不意味著列寧對辯證法的哲學理念方法有什麽獨創性的發明發現。雖然他有淵博的知識，驚人的視界，但卻並不是壹個具有偉大思想和創造力的人。比如列寧在綜合考察了辯證法的十六要素之後，提出了“對立面的統壹（壹致、同壹、同等作用）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面的鬥爭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壹樣”的重要的哲學理念，得出了“發展就是對立面的‘鬥爭’”的重要結論。於是“鬥爭是絕對的，統壹是相對”的理論，被馬克思主義者，尤其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追捧為是辯證法認識論發展的新階段。只要稍為懂得哲學常識的人，都知道“鬥爭是絕對的”，這是二千多年前赫拉克利特說的“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和柏拉圖說的理念本質是絕對的，永恒的，不變的新版本；而“統壹是相對的”則是柏拉圖說的可感知的事物是易逝的，是壹種現象，也類似二千多年前《莊子》的《天下篇》中的“飛鳥之景，未嘗動也”的說法。
其實列寧對辯證法之認識論的貢獻還是很大的。第壹，他極大地強化了暴力的意誌功能，提出了“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之重要理念（引自《列寧選集》第3卷第643頁），這對共產黨人建立的政權影響之深遠只可心會不可言傳。列寧認為創造控制暴力的意誌是不受法律約束的，自然也不能忍受上帝或真主之類的神力的約束。在中國，這叫“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第二，他強化了暴力的目的功能。根據馬克思提出的“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論用壹句話來表示：消滅私有財產權”，“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過去遺傳下來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要同過去遺傳下來的種種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革命綱領；列寧確認“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戰勝集中的大資產階級，要比‘戰勝’千百萬小業主容易千百倍；而這些小業主用他們日常的、瑣碎的、看不見摸不著的腐化活動制造著為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使資產階級得以復辟的惡果”（ 引自《列寧選集》第4卷第212頁）。根據這種極端主義的思想認識，列寧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同上）。這樣列寧就把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不僅指向擁有大量財富的大資產階級，還指向擁有少量財富的千百萬小業主，甚至還指向頭腦裏存有習慣勢力觀念的貧民無產者。這就為列寧十月革命後制造震撼人類良知的專制統治提供了理論根據。
有位叫安·鮑·祖波夫的學者撰寫了《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0）》壹書，強烈譴責了列寧和其信徒制造的泯滅人心的大屠殺。詳細披露了大屠殺慘不忍睹的史實畫面。1918—1922年2月殺人不少於200萬。當年秘密警察“契卡”奉指示“審問被告時不用找什麽證據，只消讓被捕者回答是什麽出身，受什麽教育或職業，就能決定此人死活。這就是紅色恐怖的實質。”
從《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0）》壹書中還可以看到，根據馬克思提出的“消滅私有財產權”的革命綱領，根據辯證唯物主義“鬥爭是絕對的”之極端主義思想方法，列寧和托落茨基1918 年就認為：在六個月內完全消滅商品生產，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會實現。所以“要強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必須把日常生活條件社會化；消滅家庭，吃大鍋飯……實行軍事化。全國1600萬人每天被強迫工作12—16 小時。僅聖彼得堡壹地，從1917年到1920年有三分之壹的人因饑餓疾病和政治原因死亡。如俄國中部省份在1916年有人口6800萬，到1920年僅剩下3800萬。《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0）》壹書中把20—30 年代之交的蘇聯農業集體化稱為“第二個農奴法”，說它是蘇聯開展必須的壹場對付農民的鬥爭。當時估計有200萬富農，150萬中農，800萬貧農，而富農乃是滋生資本主義的勢力，所以要實行消滅政策：第壹類，頑固反革命分子槍決；第二類，流放或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第三類，趕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蘇共中央的記錄顯示，僅僅在壹個月內就有20多萬富農被剝奪財產，60多萬被槍殺或遣集中營，15萬被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消滅富農就是消滅了農業生產的中堅，蘇聯壹直到解體之日也未達到沙俄時代的糧食產量。
由此可見，列寧是繼柏拉圖和黑格爾之後的人類史上最大的極權專制主義者。由此可見，從古代到近代的極權專制主義者都有壹個共同特點，他們都運用辯證法的思惟方法，把自已的意誌，或把與自已利益相關人的意誌通過暴力，通過戰爭強加於人，強加於社會。他們罔顧社會共識和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是社會動亂的制造者，是發動爭的元兇。給全社會全人類制造了無窮的災難。
但是，列寧和柏拉圖、黑格爾等極權專制主義者又有很大的區別。柏拉圖和黑格爾是純粹的哲學王和思想家，他們未掌握任何行政資源。所以他們要常借“上帝”的名義來兜售其極權專制主義的理論，並用神秘主義的外衣把其包裹得嚴嚴實實，不使其露崢嶸。而列寧卻因控制了占世界陸地六分之壹的龐大的俄羅斯的國家政權，可以壹手遮天制定是非真理標準，再也不用借上帝的名義來推銷極權專制主義的理論，再也不要用神秘主義的外衣來做遮羞布。他堂而皇之稱自已是代表了歷史發展規律的先進的無產階級利益的代言人，宣稱無產階級有權“把強制同說服結合起來”，“先進階級有權實行”“嚴厲的，堅決的國家強制”（引自《列寧選集》第4卷第401頁）。他聲稱，在俄國之所以要實行嚴厲的暴力專政，是因為“無產階級在人口中占少數”（引自《列寧選集》第4卷第383頁）。列寧這壹系列極端主義的思想方法主張，都源自於辯證唯物主義這種極端的思想方法理念。這是壹種力圖不擇手段把自已的意誌強加於人的唯我獨尊主義。由於這種辯證唯物主義在前蘇聯泛濫成災，使蘇共政權對內實行剝奪人權，咨意踐踏自由民主平等的極權專制主義，對外奉行侵略擴張的大國沙文主義而導致蘇聯土崩瓦解，致使辯證唯物主義在前蘇聯的遼闊土地上乃至全世界由盛而衰，最終式微了。
由此可見，這種辯證唯物主義最早形成產生於古代希臘，最終成熟完備於近代德國，形成產生了以黑格爾哲學為核心的德國古典哲學和其卵生的馬克思主義。依筆者之愚，無法看出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之間“有著天然聯系”。
辯證唯物主義是壹種思想方法的極端主義，是因為辯證唯物主義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決定了它是壹種思想方法的極端主義。這些基本特征私下認為有：
第壹，刀把子和槍桿子是支撐辯證唯物主義的物質基礎。
辯證唯物主義是由先哲聖人為統治階級設計的壹種管理國家的理
念方法。這種理念方法的核心是講矛盾的對立和統壹（同壹）的，即講怎樣才能處理好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對立統壹的相互關系，這是先哲聖人設計辯證唯物主義的初衷。
柏拉圖認為，“聰明人應當領導和統治，而無知者應當服從”，有人認為這是絕對真理。因為在任何條件下，“聰明人”或“先進分子”都是少數，而“無知者”或相對的“大老粗”總是占多數。因此，統治階級總是由少數人組成的，被統治階級總是由多數人組成的，這就是國家問題的本質。列寧在《國家與革命》壹書中提出要建立壹個多數人統治少數人的國家，這是壹個偽概念，是嘩眾取寵，是吹牛，是騙人的。所以，國家應由少數聰明人或先進分子來領導管理或統治，由少數精英做頂層設計，這不是多數工農大眾大轟大嗡所能勝任得了的。因此有人認為柏拉圖的理念方法是被歷史實踐證明了的真理。但是，國家如何才能使多數無知者或“大老粗”去接受服從少數聰明人或“先進分子”的統治管理，實現少數聰明人或“先進分子”企盼的“統壹”或“同壹”，這是壹些人和赫拉克利特、柏拉圖等先哲聖人及其追隨者產生嚴重分歧的原因所在。
赫拉克利特認為，“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它證明這些是神，那些僅僅是人，讓這些人變成奴隸，而讓前者變成主人。”可見，赫拉克利特是主張用戰爭暴力來維護統治階級主人和被統治階級奴隸之間的對立統壹（同壹）關系。柏拉圖則有些不同，他主張通過“說服和強制兩種手段”（轉引《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1卷第257頁）來確保應當由最聰明最優秀的人來統始，特別強調“從孩提時代開始就應當加以強化，——統治別人及被別人統治的習慣”，即是說，培養統治別人及被別人統治的習慣必須從娃娃抓起。
柏拉圖說的“說服和強制兩種手段”，用中國話表述，這叫“馬克思加秦始皇”。這是壹種先禮後兵的辦法，說服不成，就動用武力或其他強硬手段解決。可見，這種維護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對立統壹（同壹）相互關系的方法，其基礎仍然是暴力。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的直接追隨者黑格爾則主張，“當國家的特殊意誌不能統壹時，它們的爭端只能通過戰爭來解決。”自稱是黑格爾之門人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對抗沖突，只有用刀槍大炮來解決。被捧為“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的旗手列寧，主張國家可以通過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暴力來解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對抗沖突。通過上術具體事例，我們能清楚看到，創建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大師們，都非常看重暴力，即刀把子和槍桿子在辯證唯物主義理論結構中的基礎基石地位，把暴力視為是辯證唯物主義的靈魂。
暴力為什麽會成為辯證唯物主義的基石？這是因為創建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理論的大師們，把世界的萬事萬物都設想為由沖突對抗的兩個方面組成的，這種對抗沖突是絕對的永恒的；把沖突對抗兩個方面之間出現的統壹或同壹設想為是暫時的瞬間的。而且這種統壹或同壹都是強者壹方通吃弱者壹方，是壹個吃掉壹個，是大魚吃小魚的結果。矛質對立短暫的統壹或同壹之後，又會出現新的對抗沖突，出現新的強者通吃弱者的結果，這種循環無窮的矛盾對抗沖突的運動被赫拉克利特稱為“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因此，對抗沖突暴力便成了辯證唯物主義理論結構中的基礎基石和靈魂，而統壹或同壹則成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副產品。這就是“鬥爭是絕對的，統壹是相對的”的思想極端主義形成的原因。
把這種理論運用到社會觀察中，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思想哲學家便發現國家是由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兩個不斷沖突對抗的階級組成。因為統治階級是由少數人組成，所以他們為了鞏固維持自已的統治地位必須倚靠暴力。比如古代希臘斯巴達城邦國家的統治階級只有壹萬人，卻要統治數十萬奴隸；因此，這壹萬擁有公民權又控制了國家公有財產的斯巴達黨的黨員組成的統治階級，個個都必須攜帶武器枕戈待旦。這種道理列寧也清楚地表述過，奪取了政權的無產階級之所以要建立“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是因為在俄國“無產階級在人口中占少數”的緣故，因而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必須倚靠暴力。
被統治者雖然是由人數眾多的無知者或大老粗組成，但是敢於“彼可取而代也”，敢於起來挑戰統治階級之統治地位的人也不多，他們都是壹些勇敢分子、風流人物或“山大王”。他們深深懂得少數人要想奪取國家政權，必須依靠刀把子槍桿子，這就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歷史根據。由此可見，出於少數人維護統治權的現實需要和出於少數勇敢分子企劃奪取政權的理論與可能的需要，使由刀把子和槍桿子組成的暴力便成了支撐辯證唯物主義對抗沖突之理論的基石，而崇尚暴力卻成了產生極端主義思想方法的社會根源。
第二，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礎是靈肉分離的理論。
靈魂和肉體，是哲學家不可回避的精神與物質的相互關系的問題。是先有精
神，還是先有物質，自古以來成了哲學家爭論不休的問題；直到19世紀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壹書中才對此爭論做了總結。他斷言承認先有物質的是唯物主義哲學家，承認先有精神的是唯心主義哲學家。無庸諱言，這壹結論是建立在靈肉分離，即建立在精神與物質互相分離的基礎之上的，為思想極端主義的泛濫打開了閘門。但是恩格斯的這壹結論卻被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長期奉為是顛補不破的最高真理，是絕對真理。使馬克思主義者長期以來陶醉在唯物主義是真理，唯心主義是謬論的認識誤區裏。列寧撰寫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的長篇哲學專著，把凡是不贊同或對恩格斯的結論產生質疑的學者通通打成反動派、黑幫、唯靈論和不可知論，從而開創了在學術討論中給論敵亂扣帽子無限上綱實和實行思想恐怖的極壞先例，為後來的共產黨人開展殘酷至極的思想路線鬥爭埋下了禍根。
其實，就哲學傾向而言，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是壹致的。恩格斯把其分成兩大陣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唯心主義的本體論承認“上帝”不依人的意誌而存在，此曰“精神本體論”；唯物主義的本體論承認“物質”不依人的意誌而存在，此曰“物神本體論”。可見，“精神”和“物神”是壹樣的，都是與人毫無關系，不依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本體”。可見，幾千年哲學史上先有精神還是先有物質的爭論，實屬是先有蛋，還是先雞的爭論，純屬經院哲學的爭論。
無庸置疑的是自古以來，從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到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無論是主張精神本體論的唯心主義哲學家，還是主張物質本體論的唯物主義哲學家，都視“本體論”為“本質論”。所謂“本質論”，認為“本質”是壹種永恒的，不會消逝的，不依人的意誌而存在，可以長久保存的某種因素成分；它隱蔽在現象的深處，是人的感覺不能觸及到的某種因素，被中國的理論家稱為“內因”。而現象則是人的感覺能夠觸及到的東西，這是壹種易逝的，不能長久保存的東西，被中國的理論家稱為“外因”。
過去的哲學家認為，要認識隱藏在現象深處的本質必須是訓練有素的掌握了辯證法的思想家。只有他們才具心智上的直覺力，才能看到隱藏在現象深處的永恒不變的神聖的本質，只有他們才有本事與“本質”進行由表及裏、由淺入深、由此及彼的切磋交流。所以精通辯證法的人都不是凡人，而是置於所有普通人之上的“天才”。據說這種“天才”在世界上要幾百年，在中國則要幾千年才能出現壹位。他們即使不是神，也是近似神的半神半人的聖人。因此亞裏士多德說，奴隸是沒有推理能力的，普通百姓是不能推理的。精通辯證法的那壹小撮人對事物本質的認識被哲學家稱之為“理論”。而不懂辯證法的凡人，如普通百姓，勞苦大眾憑望問聞切，憑感覺體驗觸摸事物現象而獲得的認識被哲學家稱之為“經驗”。而“經驗”長期以來為哲學家不屑壹顧，認為這不是知識，或最多充其量認為這不是完全的知識。這種把“本質”與“現象”、“理論”與“經驗”進行嚴格區分的理論，可以稱之為“靈肉分離論”。這種“靈肉分離論”便構成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石。辯證法的大師們說的“善與惡”、“好與壞”都是壹樣的混賬話，還有無稽可查的“有可以變無”，“無可以變有”的神話故事，就是出自“靈肉分離”的理論。
“靈肉分離論”的致命弊端就是把理論和經驗立起來，把本質和現象對立起來，割裂了理論與經驗，本質與現象的不可分割的關系。過去的哲學家，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都只認同理論才是科學知識，否認經驗是科學知識。列寧撰寫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是否認經驗是科學知識的“經典”傑作。就是最重視經驗，最重視調查研究，最重視走群眾路線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也只認同經驗是不完全的知識，僅僅是供思想加工廠加工的原材料而已。從而使過去的哲學家，包括像毛澤東在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往往把理論弄成不可反駁不可批評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神聖教條。愛因斯坦說：“只要科學的陳述涉及經驗的世界，它必定是可以被反駁的；同時，只要它們是不可被反駁的，那麽它們就不涉及經驗的世界。”
由此可見，由於“靈肉分離論”的作祟，使得“科學的陳述”，變成了“不可被反駁”的“聖旨”，甚至還變成了不許被反駁的“聖旨”，從而使辯證唯物主義變成了統治階級鉗制輿論思想自由的工具。由此可見，所謂的“科學”“真理”壹旦離開了經驗成了“不可被反駁的”東西，就會變成迷信，變成謬論，轉化成思想方法的極端主義。這是引發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制造“紅色恐怖”大屠殺的誘因，這是共主義運動史上思想方法極端主義產生的理論根源，也成了當今那夥夢想登天堂的人橫虐人類社會的思想理論根源。
第三，辯證唯物主義是強化思想專制主義的催化劑
赫拉克利特是壹位發現了變化觀念的哲學家，“萬物皆流，無物常
駐”便成了他的座右銘。這種變化的哲學觀念對人類的認識理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也對柏拉圖發生了重大的影響。但對“萬物皆流”的社會變化應該持什麽態度，柏拉圖和赫拉克利特便產生了差異。赫拉克利特對“萬物皆流”的社會變化持“信天遊”的態度，任其自流，未設置任何變化的方向目標。而柏拉圖則不同。因為他的哲學理念是：“變化是邪惡的，而靜止是神聖的。”因此柏拉圖對“萬物皆流”的社會變化是持選擇態度的，是有條件地贊同“萬物皆流”的社會變化。他贊成“萬物皆流”的社會變化向善的方向，向靜止的趨勢流變；反對向腐化的方向，向邪惡的方向流變。柏拉圖有條件地選擇變化，目的是要阻止所有的社會變革，要使歷史開倒車；其變化的趨勢必然是“回到自然中去！回到我們祖先時代的最初的國家，原始國家的建立與人類的本性相適應，因而也是穩定的；回到人類墮落之前的部落父權制時代，回到那個聰明的少數人統治無知的多數人的天然的階級統治時代”（引自《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1卷第171頁）。
由此可見，柏拉圖主張的社會變化是要回到自然中去，回到理想的國家和理想的社會裏。那末，柏拉圖的理想國家和理想社會是壹個什麽樣的國家和社會呢？是“壹個領袖”與“壹個主義”的國家和社會。
首先，柏拉圖的理想國，是壹個領袖的理想國。對此“理想國”，柏拉圖是這樣設計的：“壹切當中最重要的原則是，任何人，無論男女，壹刻也不能沒有領袖。也根本不能允許任何人的心靈習慣於凡事憑自已的直覺做，不管它是出於熱情，還是開玩笑。但在戰時或和平時期——他應當眼觀領袖，忠誠地跟隨他。即便在最細小的問題上，也應當聽從領袖。譬如，他可以起床、活動、洗臉、吃飯……只要他被告知這麽做……壹言以蔽之，他應當告誡自已，經過長時間的習慣，從來（永遠）不能妄想獨立行動，變得絕對不能這麽做。這樣大家的生活將在整個共同體中度過。沒有法律或意願比這更出色，能在確保戰時救助與戰爭勝利方面比這更優秀，更有效果。在和平時期，從孩提時代開始就應當加以強化，——統治別人及被別人統始的習慣。”
其次，柏拉圖的理想國，又是“壹個主義”的理想國。在柏拉圖設計的這種“理想國”裏：實行公有制，取締私有制，禁止個人致富，強調共同夥食（辦公共食堂）的重要性；國家和統治階級（即掌權階級）共命運，統治階級的獨特利益，即是（國家）的整體利益。柏拉圖說，國家孕育人的目的，不是“讓他們輕松自在各走各的路”，從孩提時代開始，就要進行嚴格的訓練，用嚴格的軍事紀律約束全體公民的整個生活，讓全體公民和孩子們在持續的軍事總動員裏度過其壹生，不允許個人有絲毫自由。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寫道，“在我們的生活中要盡可能地根除各種形式的和私人或個人行為。”甚至要求每個公民的器官，如“眼睛，耳朵和手”都成為國家社會的公有財產；使“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讓他們能最大限度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讓他們甚至能在相同的時間對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或悲傷。”柏拉圖把這類“壹個主義”的主張最後用辯證法的術語概括為：“部分為了整體而存在。但整體並不為部分而存在……妳是因整體而被創造，而整體的被創造並非為了妳。”綜觀上述，我們不難看出，柏拉圖發明創造的“壹個主義”，其核心就是“部落是壹切，個人什麽也不是。”
讓人們驚嘆的是，二千多年前的柏拉圖運用對立統壹的法則，在“壹與多”,“特殊與普遍”，“部分與整體”的相互關系中發現了“壹個領袖”和“壹個主義”的思想專制主義法則，通過黑格爾的傳承，對十九至二十世紀的德國、俄國和中國的社會變化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果說，發現了變化觀念奠定了赫拉克利特成為辯證唯物主義開山祖師的地位；那末，發現了“壹個領袖”和“壹個主義”的思想專制主義的原則，便奠定了柏拉圖成為政治思想專制主義開山主師的地位。請註意！柏拉圖是借助辯證法來強化政治思想專制主義的鼻祖。近代社會的“壹個政黨，壹個領袖，壹個主義”的極權專制主義就是發源於古代希臘的柏拉圖主義。
特別令人深思的是產生於古代希臘的極權思想專制主義，在歐美西方國家影響甚微，而在二十世紀的德國、俄國和中國卻影響巨大，這裏的原因是什麽，應從思想方法中找原因。這是因為歐美西方國家在“文藝復興”之後盛行改良主義、進化論和實驗主義的思想方法；而在德國、俄國和中國盛行的是對立統壹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辯證唯物主義自黑格爾之後成了德國的“國學”；在二十世紀則成了俄國蘇聯和中國的不容批評反駁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這就使思想專制主義這種極端的思想方法在二十世紀的德國、俄國蘇聯和中國得到極大強化，以致泛濫成災，給這三個國家的人民群眾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災難。
總之，由於辯證唯物主義崇尚暴力，足立“靈肉分離論”，具有強化思想專制主義的極大功能，從而導致辯證唯物主義成了思想方法的極端主義。
文明社會，是指由於原始社會的解體，出現了私有制和國家之後的社會。文明社會是由兩大要素構成的：壹是思想方法，壹是社會制度。人的思想方法越野蠻落後，那末其社會制度也越野蠻落後；反之，人的思想方法越先進，其社會制度也越文明，所以思想方法是測試人類文明進步與否的重要標準。可見，先進文明的思想方法和先進文明的社會制度是同步壹致的。這個立論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原則有些不同。在馬克思看來，“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壹般過程”；“大體說來，亞洲生產方式、古代生產方式、封建生產方式以及現代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可以看成為社會經濟形態發展中的幾個演進時代”（引自《政治經濟學批判壹書序言》）。因此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列寧把生產方式、生產力和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的先進與否，看成是測試人類文明和社會制度進步與否的唯壹標準。他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壹般過程”（見《列寧選集》第2卷第545頁）。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蘇聯也曾推行“對外開放的政策”，不惜重金聘請了壹批西方國家的高級技術人才參與企業管理，大量引進歐美國家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生產技術；斯大林還提出了“技術決定壹切”和“領導決定壹切”的著名口號（引自《在克列姆裏宮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典禮大會上的講話》），但是由於他完全漠視忽略了思想方法，哲學理念與人類文明的同步關系，致使他主持掌控的蘇聯共產黨頑固堅守“有特色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導致蘇聯直到解體乃然是壹個崇信辯證唯物主義，崇信暴力專政，抑止自由民主平等之人權，排斥西方優秀文化觀念的落後而封閉的野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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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7-7 10: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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