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产生的美国政府助共为虐的历史 与国军败于共军最根本的国际因素 颜智华 (中学历史高级教师;中共政治运动史学者)
引言:由2020年11月3日美国总统选举投票暴露出来的舞弊及之后围绕舞弊问题展开的政争与法律诉讼争论,引发了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历史与价值的各种质疑,毁誉参半。本文跳出就事论事的层面,主要从美国高层政界在二战前、二战中及二战后共约20年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载体(苏俄国家和中共政治军事集团)的合作关系的历史和由此发生的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考察被某些人奉为至尊的美国民主制度的价值。 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当以列宁为头目的苏共于1917年11月在俄罗斯共和国发动暴动,颠复合法的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并在控制区域实行独裁专制统治初始的1918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卡尔.考茨基就向全世界发出了上述警告。当时世界上的专制政体国家很多,为何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卡尔.考茨基唯独把苏共建立的专制政权定性为恐怖主义呢?因为它是人类最邪恶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载体。 卡尔.考茨基接触马克思主义初始,对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对马克思主义做了系统的批判性研究后,肯定了资本主义民主和法制制度,摒弃了马克思暴力革命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框架下,通过公平的选举取得议会多数,以推行社会主义,消除社会不公,改善工人阶级福祉的政策。此社会主义即在西欧北欧一些国家实行了很多年的社会民主主义,有人把它叫做福利资本主义(最典型国家如瑞典)。而列宁用暴力颠覆了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同时使用恐怖主义取代前者的人道主义;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前者的民主政治。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的代名词。共产党革命与专政的历史就是一部亘古未有的恐怖主义血腥杀戮和迫害的历史,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先后是百年国际共产革命和专政历史中3个最大的头子。在卡尔.考茨基揭示了共产主义的本质33年后的1951年,社会党国际对苏共、中共政权反人类暴行再次从政治学层面进行义正词严的声讨和谴责:“国际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帝国主义的工具。凡是在它获得政权的地方,它彻底消灭了自由,或者说,消灭了争取自由的机会。它依靠一批军事官僚和实行恐怖统治的警察。它建立了一个存在财产和特权方面的令人愤怒的对立的新的阶级社会。强制劳动是它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共产党革命和共产党专政与人类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区别点在于:它不仅抢劫你的全部财产同时还要你的身家性命。抢劫财产让你“生无立锥之地,死无葬身之地”;要你身家性命方式是“不投降就让你灭亡,投降后还是让你灭亡”。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本质。
一、看共产党革命和专政(1917-1978)要了多少人的身家性命
1、苏共政权仅在(1918-1953)35年中,直接杀戮或者以其它手段迫害致死的居民人数至少在560万以上,甚至超过1,550万。 其中:在1917-1923年间,武装抢劫农民的粮食同时对城市平民实行“粮食配给制度”,造成300万-1,000万平民饿死。从1929年实行“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即使用国家暴力掠夺了全体农民的耕地和其它财产,把他们囚禁在由共产党国家控制的集体农庄里面,强迫劳动,并剥夺他们的大部分劳动产品——粮食、棉花、牛羊等,由此导致了1932-1933年的大饥荒。仅在乌克兰地区就饿死250万-390万人;哈萨克地区死亡150万人,其中一些人是在逃命途中被共产党军人枪杀的。1947年,还是农业集体化的原因造成粮食减产,在饥荒最严重的莫尔达瓦和乌克兰东南部地区饿死人数约有10万人-100万人。 苏共实行的政治性屠杀。不计1930年代之前杀的人,“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签署了681,692人的处决。”有“超过1,500万人获刑被收入劳改营服苦役,超过150万人在释放前死亡。”被关入劳改营中的囚犯中,政治犯约占96%。须知,1937年苏联全国总人口只有1亿6千多万。被苏共杀死、饿死、投入监狱劳改的人数约占当年苏俄总人口的12.5-20%。 先后由列宁和斯大林为头目的苏共,从1917-1953年的约35年中实行的共产党统治,普遍的、残暴的践踏人权,制造了苏联疆域内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中亚地区各民族人以及其他族群的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巨大的人道灾难。这一灾难到1956年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和摒弃斯大林主义才得以中止。列宁和斯大林是十恶不赦的共产魔鬼头子。
2、中共100年来,杀死、劳改死、饿死、斗死的人数约在1亿5千万-2亿之间。 其中:(1)中共在1927-1949年武装暴动的23年中,直接杀害与间接死于共产党暴乱的平民人数约有2,130万-2,180万人。 (2)中共建国后的1950-1978年,杀死、饿死、斗死及其它方式迫害致死人数在约1亿2千万-1亿7千万。 大规模杀人有三次:1950-1952年的中国南方土改与镇反运动,杀了至少120万人;劳改120万人(一部分死在监狱);还对至少120万人实行管制(在社区生活但被限制人身自由并惩罚劳动)。1955年-1958年第二次镇反,被抓捕劳改的人数约40万人以上,杀了至少数万人。1970-1971年“一打三反”运动,被批斗、关押的人数约在500万以上。由官方批准杀害的人数估算有数万人至数十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以政治历史问题实施迫害的。 除上述3次大规模屠杀外,在其它政治运动中还劳改、杀害了许多政治犯。人数不详。 制造大饥荒饿死人。1950年-1958年9年中饿死约4000万人;1959-1962年4年特大饥荒中饿死约7千5百万-1亿2千5百万人,13年间饿死总人数约在1亿1千5百万-1亿6千5百万之间。之后,1962-1978年期间除少数年份外,仍然是饥荒不断,只是程度较前13年轻,也有人饿死。 综合上述,从1927年-1978年的约50年间,中共发动的共产革命和建国后的共产党专政,它杀死害死饿死的总人数约在1亿4千万-1亿9千万。尚不计算被批斗、关押、劳改的人数。 包括苏共中共在内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反人类罪行罄竹难书。 (鉴于文章篇幅,不谈及其它国家的共产党罪行-作者)
二、是谁养大养壮了苏共? 苏共国在二战后成为世界第二大超级军事大国强国,把共产主义扩张到半个欧洲和东亚、东南亚,荼毒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它是谁养大养壮的呢?
1、苏共国在1920年代,经济上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直到1928年它的工业产值还不到德国的一半,只相当于美国的1/8,且技术和装备非常落后。在农业方面,全国99%的耕种要靠畜力或人力来完成,和同时期的中国一样。科技与工业化水平比英、美等国差距二、三十年。 苏共为把共产主义扩张到全世界,从1920年代末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运动,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就是围绕生产先进的军事装备服务,先建立起一套庞大的重工业体系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在经济所有制属性上,当然也是共产党党有、党管、党(经)营、党享。与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的利益毫不相干,并且是农民的一场巨大的灾难。工业化建设需要从西方国家进口先进技术和工业装备,这需要金钱。为了更方便掠夺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其它农牧产品与西方国家交换工业装备,于是实行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即使用政府的权力强迫农民进入“集体农庄”,如有反抗,共产党专政的铁拳头立即砸到头上。苏共还出动军队镇压反抗集体化的农民。因此造成了苏共国第二场大饥荒,这在本文上一段中已经叙述。中共建国后的30年中,饥荒连连,特别是1959-1962年的特大饥荒,是中共步苏共后尘所致,大家都很知悉。 给苏共提供先进技术和工业装备最多的是美国。“70多个外国技术援助和技术咨询的协议,其中美国占55个,占总数的78%。”“1930年执行的104个技术援助协议中,约有84个是和美国、德国公司签订的。”“1929至1945年间,苏联和外国公司之间约有200个技术援助协议在执行中。”可以说,30年代苏联所有的骨干大型企业都是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1944年6月,斯大林就曾经告诉美国人,在苏联约有2/3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的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成的,其余的1/3是德、法、英等国援建的。 苏联的三大钢铁厂都是美国援建的,其中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是以当时世界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美国钢铁公司的格里工厂为模型设计的。最大的第聂伯河水电站是引进美国技术设备,雇用美国技术专家,于1933年建成的。高尔基汽车厂是30年代初由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援建的新厂。两个落后的老汽车厂也进口全新的外国工作母机全部重新装备,全部换新。上面三个厂加上1940年开工建设的一个较小的莫斯科装配厂,构成了二战前苏联汽车工业。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全部设备在美国建造,由美国人及德国人在苏联组装。哈尔科夫拖拉机厂设备是德国和美国制造的,并由美国人担任建设总工程师。在飞机和发动机的生产方面,美国供应苏联飞机或飞机附件,并给予技术援助。 “1932年在重工业部门工作的外国专家约有6,800人”,“约有1,700名美国工程师在重工业部门工作。” 西方国家政府还给苏共的工业化建设提供大笔贷款,利率优惠;此外,还给出口设备给苏共的本国企业提供信用贷款担保。时任苏共二号头目的莫洛托夫说:“……信贷使我们能够订购到我们迫切需要的、额外的大量设备。”西方各国贷款,犹如一条条输血管道,解决了苏联进口设备的现金短缺问题。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和苏共的经贸是一笔非常肮脏的交易,因为苏共的工业化运动是以掠夺农民财产;榨取农民的血汗,用饿死农民的尸骨作为“资本”换取外汇的。实质是间接的奴工商品交易。 1950年代中共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也是复制苏共模式,不同之处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的来源是苏共国。用榨取农民的血汗换取苏共的重工业装备和武器,其中武器数量装备了几十个师。
2、罗斯福是苏共在美国的代理人。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罗斯福政府不但为苏共实现工业化作出了最多的贡献,还在德苏战争中给苏共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军事装备和战略物资,让死定了的斯大林死里逃生,苏共咸鱼翻身,并直接把共产主义扩张到中欧南欧8个国家,国民饱受共产党欺凌约45年之久(1991年苏共解体前后才摆脱共产党专政)。 给苏共提供的军事装备有:飞机18865架(美国15,481架飞机、英国3,384架。战争初期,苏共的军用飞机几乎被德军摧毁殆尽,使用的先进战斗机都来自美英的援助)。坦克和装甲车22,800辆、运输车501,660辆、摩托车30,000辆、铁路车辆13,041辆、高炮7,944门、冲锋枪108,293挺、无烟火药130,713吨、炸药132,237吨、钢材2,589,766吨、铝26,110吨、石油2,622,357吨、化学品631,017吨、舰艇672艘。还提供制造飞机坦克必需的稀有金属,以及粮食布匹等生活物资。西方盟国提供的航空油是苏联自己生产的4倍。仅美国送去的汽车409,500辆是苏联战时总产量的1.5倍;提供的摩托车是苏联总产量的1.2倍;送汽车外胎5,606,000件。苏联的军用车辆有2/3是美国送去的。 战时铁路上的一半铁轨是美提供的。美英两国送去的蒸气机车是苏联总产量的2.4倍、电气机车是11倍、车厢是10.2倍。 美国提供优质铜387,600吨,占苏联总产量的82%;美、英、加三国提供的优质铝是苏共全部铝产量的1.25倍。都是用来制造飞机和坦克的。美英提供了电话线95万多英里、海底电缆2100英里、无线电台5899台、雷达348部。 没有美国上述援助,斯大林早成德军刀下鬼,苏共国早就灰飞烟灭了。斯大林私下对部下赫鲁晓夫说:如果美国不帮助我们,我们就不会赢得战争。我们就不能抵抗德国的压力,我们将会输掉这场战争。 罗斯福援助苏共采用了欺骗美国劳动人民的技俩。 苏共国根本无钱购买军事装备,罗斯福以“租借”(中国人叫赊销、记账)为幌子,骗取美国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白送给苏共。在运送路途中还付出人员的巨大牺牲。战后苏共不但没有还一分钱,还否认美国援助对它取得战争胜利起到了作用。 当时,对罗斯福提出的租借法案,美国朝野发生了巨大的争议。因为这让美国承担会直接参与战争的巨大风险。最后国会就罗斯福提交的租借法案表决:众议院民主党方面238票赞成,25票反对;共和党方面24票赞成,135票反对。之后的参议院表决中,民主党方面49人投赞成票,13人投反对票;共和党方面10人投赞成票,17人投反对票。国会两院都是民主党席位占多数。罗斯福作为民主党参选总统,从1931年开始,连选连任4届,第四届当选不久死亡,由副总统杜鲁门接任。 结论:没有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在苏共工业化建设中提供援助,特别是二战开始后美国不提供巨大的无偿的军事装备援助,苏共国当时就彻底完蛋了,何有中共?
三、国军对日作战节节败退的根本原因与美国政府对华援助的冷漠与吝啬
1、无偿援助苏共热情似火;对民国政府请求冷若冰霜。本文上面一个段落简述了美国杜鲁门政府慷慨给苏共送去巨额军事装备和战略物质,救了斯大林的命并使苏共国咸鱼翻身的情况。但对处于非常艰难抗战中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援助请求却冷若冰霜。美国国会《租借方案》通过后,民国外交部长宋子文根据此法案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申请援助清单,要求美国政府:1、帮助中国建立一支有1000架飞机的现代化空军;2、帮助中国训练并装备陆军30个师;3、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交通线。按照美国能力,提供上述援助轻而易举。但美国陆军部评估后,以中国当时不需要,也没有能力使用这些物资为由,回绝了宋子文的要求。如果美国政府同意宋子文上述军事援助申请,中国军队作战能力会得到大幅度提升,完全可以和日军匹敌,中国战场上的局面将会扭转。 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急需中国军队牵制日军,从自身利益出发,才开始援助中华民国政府,但是,直到1944年,美国给民国政府提供的物资援助只占它给盟国提供援助总额九牛一毛。1941年7月,美国答应当年给中国1.4亿美元军火,翌年再交付5亿美元军火。实际上,1941年中国实际获得的租借援助仅为2,600万美元,仅占这年美国对外租借总额的1.7%。其他几年,中国获得租借物资的数量,及其在美国租借总额中的占比为:1942年1亿美元(1.5%);1943年4,900万美元(0.4%);1944年5,300万美元(0.4%);1945年11.07亿美元(8%)。中国在抗战结束前,获得的8.457亿美元物资,只占美国全部租借物资的1.8%。而苏共获得约110亿,占22.76%。这民主宪政的美国政府对危难中的自由中国冷若冰霜,吝啬无比;但对共产魔鬼苏俄热情似火,慷慨大方。
2、中国军队战斗力严重缺乏是因为装备落后。 中华民国国军即使在珍珠港事件后,仍然抗击了亚太战区日军的约三分之二。由于严重缺乏军事装备,其作战能力与日军相比,约为6:1至10:1,即6-10个师只相当日军1个师团的战力。但美、英两国却不顾及中国军队的极端困难状况,要求中国军队完全服务于它们的战略利益。 史迪威瞎指挥,中国入缅作战10万精锐死亡6万多。1942年初,应英国要求中国10万“精锐”军队入缅甸,协助英军抗击日军,称中国远征军。英国此时的重点在北非战场,根本无固守缅甸的战略打算,只是利用中国军队掩护其撤退的权宜之计。而中国出师的目的主要还在保卫中缅交通线的畅通。还有,在美、英两国事先承诺的武器装备只供给了三分之二,应该提供的后勤保障没有兑现的情况下,远征军匆忙进入缅甸作战,达不到预期目的是必然的。但最终全军溃败,死亡过半的结局,则是毫无实战经验的史迪威瞎指挥造成的,史迪威虽为美国陆军上将,但主要阅历为军校教官。在中国军队主力已经西、南两面被日军重兵攻击,东面退路有被日军包抄截断的危急形势下,不听从副总指挥杜聿明的回师固守东线的方案,执意要组织毫无胜算的中路会战。结果被日军合围。无奈,主力进入野人山,没有走出来的就有约3万人。史迪威随部分军队逃到印度。这个史迪威从印度回到中国后,图谋取代蒋介石,取得中国军队的全部指挥权。他认为蒋介石独裁,民国政府腐败,抗日不力;认为中共才是真抗日,是中国的民主力量,极力主张扶持中共。最后与蒋介石闹翻,罗斯福被迫撤销他中国战区美方参谋长职务,回国。
3、中国从美国得到的那点“租借”物资,并非像苏俄那样是美国白送的,而是付出了极大代价的。依据1942年6月,宋子文与美国国务卿签署的《中美租借协定》,一方面“美国政府将继续以美国大总统准予转移或供给之防卫用品、防卫兵力以及防卫情报供给中国政府”,同时“中国政府将继续协助美国之国防及其加强,并以其所能供给之用品、兵力或情报供给之”,称为“回惠租借”。如:中国为向驻华美军提供物资和劳务,从1941年7月—1945年9月垫款约2,459亿元,美国偿付了其中的1,479亿元,未清偿的980亿元被列入回惠租借账内。即使是按1945年9月1:921的汇率计算,这笔未清偿的垫款,也相当于1亿多美元。这些垫款在中国财政收入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942年7月到1944年年末,中国向美国垫款约500亿元,相当于这几年国民政府财政实收总额的48.5%,相当于1944年法币流通总额的26.4%。1945年,国民政府支付美军开销的费用,更占到当年法币发行量53%。 此外,中国还为美军修建机场。如在修建能起降B-29轰炸机的新机场时,国民政府曾抽调劳工40余万。本文作者所知,抗战期间,在川、湘、黔三省交界的四川秀山县,先后修建了两个机场,后修建的一个机场长约2公里,宽约1公里,可能这个机场也是为起降B-29轰炸机设计的。中国为支付这些垫款,不得不大量印刷法币,极大地加剧了通货膨胀。 中国抗战,在物资层面,主要依赖自身脆弱的小农经济勉力支撑,如中国军队所装备、消耗的武器弹药,绝大多数为后方自产。 由美国通过驼峰航线运抵昆明的军事装备,也大多用于第二次滇缅作战了,即装备参加打通中缅交通线的军队了。中国内地军队基本没有得到美国军事装备。 “美国租借物资的意义,更多地在于提振中国民众的抗战信心,使其意识到中国处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并非孤军作战。”美国的援助只是象征性的。 1944年4月-同年12月,日军为方便把中国东北的战略物资运送到越南等地,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中,国军浴血奋战,特别是在长沙战役、衡阳战役中重创日军,连日军将领都佩服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与战术的运用。在付出巨大牺牲后,防线仍然失守,重庆危急。但美国政界和媒体还无端诋毁民国政府腐败无能,丢失阵地。把整个失败的原因归咎为“蒋介石独裁,民国政府是国民党一党政府,政治不民主所致。”实际美国军队打仗,也全凭武器先进弹药充足。不论是它参加一战、二战,还是韩战、约战。伊拉克战争更不用说。 当年德国军队首先横扫西欧,把强大的英、法军队打得狼狈不堪几乎在敦刻尔克海岸全军覆灭;然后又向东追击苏共军队几千英里打倒莫斯科外围。德国也是希特勒独裁,纳粹党专政。决定战争胜负全凭国力主要是军事实力。 史迪威对中国政府的指责和对中国军政指挥官的傲慢,有分析者认为是其文化和民族偏见。他还得到他的上司马歇尔(时任美陆军参谋长)和罗斯福的支持,马歇尔、罗斯福注重的是援助老盟友英国和新盟友共产党苏俄,中国在其眼里根本就无足轻重,没放在眼里。
四、国军最后败于共军最根本的国际因素 ——战后美国杜鲁门政府的出卖
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军队最后败于共产党军队的原因众说纷纭,归纳起来无非是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内因方面的核心错误则是蒋介石军事战略的错误,这不在本文叙述范围;外因有两个因素,一是苏俄支持中共,这不是外因方面的核心,核心因素是美国政府的背叛。苏俄因素是受美国因素决定和制约的。
1、罗斯福、邱吉尔雅尔塔密会斯大林,出卖中国主权给苏共。 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雅尔塔,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密会,这是美、英和苏共就战后建立“世界新秩序”,即双方瓜分利益的分脏协商会议,类似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由此,基本划定与奠定了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与双方势力的地理版图(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和以苏俄为首的共产党国家阵营)。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签订了秘密协定,即《雅尔塔协定》。其中出卖中国主权和利益给苏共的内容主要在外蒙独立和苏共出兵中国东北并取得在东北的特权。苏共出兵东北最要害之处,为之后中共军队在东北的发展壮大,打败民国政府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否则,共军根本没有打败国军的可能性。但达成这个出卖中国主权的协定的肇始者是罗斯福。蒋介石事后知道这个协定,捶胸顿足,只能被迫咽下这个苦果。所谓二战盟国四强之一的中国政府,罗斯福和邱吉尔不过从本国利益出发利用一下,过河拆桥。有人以美国政治制度世界最民主进而结论它的总统(或者国会)道德也是世界最高尚,这个推论逻辑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以及“学雷锋运动”中运用过,即人物道德高尚是由其政治背景决定的,凡是信奉共产主义或者身居共产党及军队者,道德也高尚。就民主制度国家而论,这些年不少国家的首脑下台后被揭露出来的贪腐,甚至因贪腐被定罪入狱的案例就可以推翻上述的逻辑。例如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的曼德拉,卸任后也被揭露出大量的贪腐问题。
2、战后美国政府以“中立”为名助共倒蒋。 雅尔塔密约签订前,德国必败已经铁板定钉,日本战败已经指日可待。美国只要稍微多施舍给民国政府军一点武器弹药;或者美军直接登录中国大陆东部沿海,截断日本大陆运输线,则是给盘踞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上的日军致命一击的良策,完全无需牺牲中国主权为代价换取苏共出兵中国东北来窃取中国人民浴血抗战8年及美军太平洋奋战的胜利果实。出兵中国东北是罗斯福送给斯大林的大礼之一,实际是借花献佛。苏军进入东北后打劫走了满洲国的所有工业成套设备甚至农产品。还强行租用旅顺大连港口城市。强行要与中国政府合营中东铁路。“弱国无外交”,蒋介石忍气吞声咽下这个苦果。但战后棋局胜算方仍然是民国政府——美、英和苏俄都承认民国政府是中国中央政府,中共地盘和军队属于中央政府管辖;日军只能接受中央政府受降——中央政府是唯一合法受降人。由此奠定了民国政府方在政治和军事力量上都完全压倒了拥兵割据的中共方。 作为苏共方,斯大林根本不认为中共能够战胜民国政府取而代之,主要打算利用出兵中国东北,从民国政府捞取在东北的经济特权。所以,并无支持中共武装颠覆民国政府的战略企图和计划,斯大林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实用主义者。至于苏军在东北和中共军队暗通款曲,搞违反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的小动作,原本对整个政治军事大局不起决定作用;美国杜鲁门政府从政治上捅民国政府刀子这才事关大局,对中国政治军事局势的走向起了关键作用,从国际方面来说。 (1)罗斯福、邱吉尔与蒋介石矛盾在日本投降前就开始。 珍珠港事件前,美、英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事件爆发后才和中国结盟,完全是出于本国自身利益。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特别是第二次入缅作战后,邱吉尔和罗斯福都对蒋介石结怨且深,原因是矛盾双方的战略利益差异。1944年下半年杜鲁门改派赫尔利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兼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后直接介入国民政府方和中共方的谈判,要蒋介石接受毛泽东的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要求。所谓联合政府就是共产党(还有其它“民主党团”)和国民党在政治地位上平起平坐,对等协商,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共同执政。这实质上是不承认现行的民国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这赫尔利亲共产党的主张,气得蒋介石说:宁愿退出和美国的结盟回到单独抗战的时期去……。赫尔利认为民国政府是一党执政,非民主政府。认为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军事实体,也是抗日主力,应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取得合法地位(从抗战开始,蒋介石代表的民国政府只承认共产党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央政府下辖的地方政府和军队,没有承认共产党的政治地位)。毛泽东提出的“联合政府”的要求遭到失败后退而求其次,接受蒋介石的“参加政府”的方案。所谓参加政府就是中共方在政府里面当“花瓶”,类似中共建国后的“民主党派”也在政府里面当副主席、部长。当花瓶也得有条件,就是中共的党军要转变成国军。中共的割据地盘(中共叫敌后抗日根据地)要服从所在省政府的政令。即军令政令统一于中央。即毛泽东所说:要我们交出军队,到国民党政府里面去做官。 对于共产党拥兵割据,蒋介石完全可以果断使用军事手段,剿灭中共军队,像当年苏区剿共一样。但蒋介石考虑战后的国际局势,认为军事解决中共问题的方式不好,即美国可能因此不提供战后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蒋介石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他的政治算计最终落空,还满盘皆输。 (2)美国总统杜鲁门对民国政府公开“捅刀子”。 战后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和国共军事力量对比,中共都处于劣势,因此在1945年8月下旬开始的重庆谈判期间中共的政治调子和谈判要价都较低。 杜鲁门“捅刀子”。杜鲁门在他的新任驻华特使马歇尔到达中国前夕,于1945年12月15日对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发表声明,肯定民国中央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同时,又贬斥其是国民党一党执政政府,不符合民主宪政原则。还批判了国民党、共产党都“拥戴”的国父孙中山关于“军政”,“训政”,“宪政”这个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三阶段路线图。敦促民国政府结束一党“训政”,接纳包括中共在内的其它政治党派进入国家政府,联合执政。杜鲁门这项主张实际就是毛泽东在日本宣布投降前主张的“联合政府”(见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在遭到蒋介石拒绝后已经策略性地暂时放弃了。罗斯福又把毛泽东已经放弃了的政治谈判筹码重新给毛泽东提到政治谈判桌面上来。毛泽东对罗斯福感激备至。从国际政治关系角度,罗斯福这是明目张胆干涉中华民国内政。就此,周恩来找苏俄驻华大使,希望苏俄政府公开声明支持罗斯福《声明》中指责中华民国政府的内容,但苏俄驻华大使委婉拒绝了。投鼠忌器,因为苏联就是苏共一党专政国家。苏共一党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了国民的全部自由;国民党一党执政国民享有广泛的自由。 以美国总统身份正式承认魔鬼中共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与执政党国民党同等的政治、法律地位;更进一层的含义是承认中共在与中央政府的谈判中,政治地位是对等的。之前,民国政府不承认共产党作为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合法地位,只承认共产党在边区建立的政府的政治地位,只承认共军(八路军)是国家地方军队。共产党政府也承认自己是中央政府下属的地方政府。民国政府也是基于这个政治原则,要共产党交出党军,实现军队国家化;要共产党割据的地方政权服从国家中央政府的政令,实现国家政令的统一。杜鲁门声明中,贬斥和美英两国结盟抗日五年,并在战场上为美英两国作出巨大牺牲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一党政府”,言外之意是没有政治合法性。这是公开捅民国政府一刀子;送给共产党的政治大礼。让共产党之前希望得到的在谈判中和中央政府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的幻想从美国总统声明中取得了政治上的合理合法性。杜鲁门政府希望要在战后的中国建立一个类似美国的两党或者多党制政体,它选择了共产党作为反对党和国民党平起平坐唱对台戏。 与对待民国政府的态度相反,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在给苏共国巨大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过程中,并非不知道它是苏共一党专政,还是暴政;对国民一直实行恐怖主义统治,斯大林独裁远远甚过希特勒。况且德国是私有制;苏俄共产了国民所有的财产。有人说,这是美国误判了苏共,之后又误判了中共。笔者完全不这样认为。列宁、斯大林从十月革命开始就不间断的实行群体性杀人,中共从1927年开始就在几个苏区烧杀抢劫,血腥恐怖。对此美国社会都知晓。抗战8年,中共在它地盘内在政治上实行军事独裁统治;经济上对民众强征暴敛甚至绑票勒索,老百姓苦不堪言希望“雷电劈死毛泽东”。毛泽东延安整风运动杀人如麻,“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反悔想逃离,如偷越国境一样难。美国政府官员认中共是中国“民主力量”,这里面是否受共产党渗透,学界意见不一。笔者认为,不论被共产党渗透与否,罗斯福-杜鲁门政府秉持的民主宪政价值观是完全虚伪的,两套标准,对尊重国民自由的民国政府与搞无产阶级专政的苏共政府采取两套标准。 还有一个例证,战后的希腊,国内共产党军队和政府方军队发生内战,斯大林遵守曾经和美、英达成的战后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拒绝给共产党军队提供援助。而英、美两国给政府方军队提供了巨大的援助,从而共产党军队失败。希腊成为民主国家。 在中国,国、共两党是两个政治属性完全竣异的社会政治党派,前者意识形态核心是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财产私有,经济活动自由,国民有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后者是共产主义邪教,且已经犯下过滔天反人类罪行,包括杀害美国籍传教士师达能和史文明夫妇,用大刀砍下了他们的头,当年惨案还震惊美国社会,罗斯福和杜鲁门不会不知道。 与美国主流社会亲共产党的意识相反,西欧国家特别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工党从苏共国建立开始,就视它为反人类组织;对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进行了最尖锐的批判。社会党国际在美国也有支部。说罗斯福-杜鲁门政府对苏共、中共是误判没有丝毫政治逻辑依据。相反,有学者考证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夕,罗斯福已经获得情报,让日本空军偷袭成功是罗斯福的政治图谋。 共产党国际(苏共为核心)是国际性恐怖组织,它以暴力颠覆资本主义世界,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为宗旨。中共是共产国际(苏共)在中国建立的支部,从它建立之日起,要颠覆的就是代表中国绝大多数国民利益的包括国民党一党执政阶段在内的中华民国政府。蒋介石为从苏俄处获得抗日资源,作为交换筹码而放流窜在陕北的共军残兵败将一马,收编为政府军并发放军饷。抗战结束后的中共已经不是8年前流窜在陕北的只有万余条破枪的流寇,已经凭借日本侵华的机会,在“敌后”靠打劫、榨取老百姓的衣食,招兵买马发展成有百万正规军,踞有中国北方3/4地盘的政治军事劲旅,还有苏共暗中支持。杜鲁门此时从政治上捅民国政府这一刀子,连斯大林都不愿做不敢做(斯大林在公开场合一直是宣称遵守和民国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的)。这无疑给中国政治天平的共产党一端加上一个很大的砝码。给中国战后光明的民主前途和国民福祉蒙上一层不确定的阴影。随即到任的杜鲁门特使马歇尔是典型的亲共政客,用现在的网络语言叫五毛。有研究者认为,战时美国政府所安排的对外租借物资的先后顺序,把中国排在需要受援的一、二十个国家的靠后位置,就是这马歇尔给罗斯福的建议。 在国共谈判中,每到关键之处和时刻,马歇尔都仗势杜鲁门压制中央政府一方,为中共站台。如在关键的东北战场,要挟蒋介石停火,给溃败的共军以喘息机会并得以重新组织力量卷土从来。在华北、华中战场的“调停”中也是这样。 (3)美国杜鲁门政府釜底抽薪,对民国政府武器禁运。 “美国运送国民党军队到东北打内战”是中共谎言。驻扎东北的苏军暗中和中共勾兑,给国军接收东北设置障碍,如拒绝国军从海上乘坐美国军舰登陆东北大连港口(从华北陆路进入东北通道都被共军切断)。只同意从营口、葫芦岛登陆(都是浅水港口,不能停靠大吨位军舰)。但舰艇进入营口、葫芦岛时遭到共军阻击,美国军舰舰长以“中立”不介入国共纷争为由,不登陆。国军只得武力打通被共军截断的陆路交通线,延误进入东北时间两个多月,共军得以先期占据东北并获取日军留下的可装备30万军队的武器弹药。共产党教科书却编造“美国用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抢占东北地盘打内战”的政治历史谎言。 美国政府釜底抽薪。1946年8月,美国政府正式对民国政府武器禁运。理由是不向打内战国家中的冲突双方提供军火。这釜底抽薪首先动摇的是在东北的50万美式武器装备的精锐国军的作战能力。也是国、共军事力量开始发生逆转的时间节点。而东北共军得到原日本留下的可以装备30余万人的武器加上原伪满洲国几十万军队。苏俄还把二战中美国援助的先进武器提供给共军。不少日本军人也给共军充当技术指导。加上蒋介石初始军事战略就失误和形势发生改变后未及时果断调整军事战略部署,东北战局逐渐逆转。关内战场局面也逐渐发生逆转。其致命因素还是美国武器禁运造成国军弹药短缺。东北共军和山东共军却得到苏共的补给。因此,中共能够最终武装颠覆民国政府,在美、苏两个外部因素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美国的背叛。不但葬送了中国人民美好的自由民主前途,美国和西方国家也自食恶果,韩战、越战……直至今天武汉病毒肆虐全世界。
(未完-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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