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共党官的“群体嗜血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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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 作者: 罗祖田



中共与红朝不全是一回事，1949年前，红朝是梦不是实体。但自红朝建立，红朝与中共便是血肉相连的一体。重申这两个不争的事实，是为了明确两点：1、中共是由中国养育大的，中国是它的当然母体，无论境外的苏共干爹如何资助了中共干儿子。但是中共建政后党高于一切，世所皆知。尔后竟一步步变成了中国的父体。此种公然的“乱伦”行为，为华夏文明未有的情况。以往的中原王朝纵然玩荒唐，也不敢把朝廷摆在中国之前，中共就敢做。此亦非欧洲中世纪情况的再现，自罗马帝国崩溃，罗马教庭便非由某个国家养育，反倒是教庭后来养育出了众多国家。2、正是此种“乱伦”行为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扰乱与毒化了中共党干的基本价值观，促成了他们“群体嗜血性格”的定型定势。

拙文关注的是，党官的“群体嗜血性格”既已定型定势，它就自有一套演化逻辑。它随中共的兴而兴，却不会随中共的亡而亡。因为这个剧毒已经广泛地进入了各行各业进入了民间，正在发酵为冷血、嗜血的民族性格，而在今天和未来的时代，冷血、嗜血的同义词乃是偏执、弱智和反智，细思恐极。

何谓性格？不同寻常的行事风格罢了。它无从量化，但是真实存在。风格一经定势，无论所行之事或可贵或可恶，皆会表现出自觉不自觉的惯性力，近乎本能反应。生活中常见的事例是：一个性格乐于助人者，或一个脾性暴戾凶残者，所行之事皆与环境不再是必然关系。人世间的不幸在于，前者之光的温暖效应有限，后者之恶的寒蝉效应能呈倍数发展。常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证实了制度决定论有短板。

单个的人有性格，离不开先天的差异性。群体的鲜明性格，源于不同的文化浸染与特定时空。

上世纪出生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它打造的红朝，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因素或各占一半，时代背景的特征很显著：传统的农耕文明与新兴的工商业文明发生了激烈地碰撞，突出表现为近千年的文化思维属于内循环，已然突破了流水才能不腐的自然律，各种利益关系难以和平调整，严重受制于世界的滔滔大潮。偏生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自成一体。各种纽结异常强韧，自视很高，短时间内哪里看得透舶来品社会主义的复古本质，加上同属舶来品的资本主义并无力化解那年代的众多重大问题，与之配套的代议制显示的威力并不敌国家主权，便催生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四不相。但根子首先要从自身寻找。

之所以说中共及红朝是个四不相，1、它不属于承袭传统的新王朝。不是说它欲与传统切割全无道理，但行事的武断、暴烈及拍脑袋出来的标新立异，中国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三个先例：大秦帝国的虎狼性与王莽新政以及洪秀全天国的多花样。2、明明海风挡不住，却自负的只接受一股海风坚拒另一股海风，演绎成了它的稻田只接受湖水不接受河水。3、中共及红朝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言人，从来名实不符，逐渐变异为挂羊头卖狗肉，尔后索性全挂狗头了，招牌上却仍是正宗羊肉店。此三点构成了这个四不相的特色，也相应地出来了它的特色性格。

先说说中共夺权阶段，群体嗜血性格的初塑。

中共与俄共苏共的关系，早有共识，不再说了。不能不说苏共的回报并不理想。上世纪60年代后，苏共可谓后悔死了当初的扶持了中共。列宁，斯大林皆不失为玩地缘政治的高手，对历史纵深的理解仍不免肤浅。一部罗曼诺夫王朝史，怎比得了中国二十四史的内容丰富。主要是，中国是大国，人力资源及潜力非苏俄能比，这事十分重要。

尤其在一个仍只能、也必须在国家平台上唱大戏的时代，卧榻之侧守着个强邻太犯忌了，中苏两党两国的翻脸，是早晚的事。需要附带提及的是，中共前期对苏俄的卖国，肯定上不了桌面，红朝尔后的爱国，于中国危害更大。这不是一般国人尤其信奉党文化的国人理解得了的。

不过，苏共对中共前期的巨大影响力，不可否认和淡化，不由中共不萧规曹随。即便延安整风后毛泽东主宰了中共，他也得审时度势。他在抗战后期高调赞美美国，进皇城前又宣称朝苏联一边倒，两边该讨好时都讨好，手法当然灵活，说到底仍是玩小聪明。

但人算终究不如天算，中共只能是个遭后世厌恶的四不相。几乎全是文盲的愚昧小农阶层，为早期中共军队提供了肉身。投机于革命的小知识分子，身处城乡边缘深染匪帮习性的大批地痞、游民，构成了中共军队的骨架。来自苏共的阶级斗争理念，鸦片般提振了中共军队的精气神。

中共既然走的是武力夺权之路，军队便成了它的通灵宝玉。一般而言，农民造反队伍夺权的成功系数很低。自陈胜吴广以来，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队伍不下于百支，由此建立新朝的例子很罕见。这号军队的战斗力首先来自一呼百应形成的人多势众，壮阔的气势是旺盛士气的可靠保证。当然其他的重要原因皆不可轻视，例如基层互相信任关系。常言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便是这个道理。中共的军头当然明白此道理，但中共军队大不同于以往农民造反队伍也是显然的，便是多了个来自苏俄军队的政治委员制度，实为进口的特制鸦片，目的是让吸食鸦片上瘾的官兵，对作为鸦片供应商的共产党，产生极严重依赖心理，进而成为党军或叫党卫军。

此特制鸦片的惊人药效诚非虚言。红军时期为了快速地打造出一支高效党军，入党便成了军官的必备条件与荣誉。不识字不懂马列学说或品行不端没得关系，只要你肯听党的话。你对党的指示、口号不感兴趣可不行，至少你休想升官，意味着你永远是一线战场的炮灰。你不想干了，同样不行，逃兵是要杀头的。那么听党的话要听到什么程度呢，一是为党万死不辞，二是为党随时大义灭亲。没有人告诉你，你死一次便不存在了，谈什么万死？后者更歹毒，一个敢于灭亲的人还是正常人吗？他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中共这一手，一直延续至今。

这只是牛刀初试。具体的厉害招式是不停的开会，学习，整风，肃反，奖励对落后分子特别反动分子的检举，告密，再对落后分子无情斗争，对反动分子施以极刑。这一来，哪怕战斗或战役结束，觉悟不高者，出身不好者，得罪了领导者，作战不力者，仍随时处于死亡的恐惧之中。到了这一步，几个人还敢不紧紧地跟党走。便是那些军事干部，见了政工人员也得退避三舍。

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使上述种种进一步具体地制度化了，操作更加简单易行。需要指出的是，此法宝与其说毛泽东取经于苏共，不如说毛泽东是从商鞅和东西两厂获得的灵感。不应该把中共及红朝事事都与马列扯一起，这里又是一个理由。进一步说，没有什么马列，红朝那帮大佬仍可能干出匪夷所思的事情。

事实上，如果不是苏共扶持了中共，而是希特勒国社党扶持了毛泽东，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一样会喊“元首万岁。”只要你能让他们出人头地。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哪个人看中的不是中南海的那把交椅？什么马列，什么初心，主要用于哄鬼。毛泽东尤其如此，他终其一生，绝大部分所学是中国史籍，首推各种统治术。他非留欧留苏生，苏联的经验对于初进井冈山的文盲士兵，不啻春风不度玉门关。他欣赏此法宝，心有灵犀一点通罢了。因为军队的政治工作政工人员，名为为党宣讲宇宙正道，实为监军特务。把支部建在连队，可使特务监军一竿子插到底。

此情况的发展当然有个过程。中共及军队并非始终处于“极左路线”统治状态。中共自己也不讳言的前期历史告诉了我们，依得它的“极左路线”，红军必定覆灭？中共休想成气候。他的政治正确对自身的反噬，可谓恶果触目惊心。所以，它也不得不反反“左”。它夺权成功的本钱主要来自抗日时期，功于苏维埃阶级斗争理念让位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核心是政治上停止了苏共教条，经济上承袭了市场经济，配以一定的言论自由，此三点使它获益匪浅。

然而这是中共迫于时势的策略改变，本质是让步，极权本性并没有变。兴奋时还会翻出老唱片唱一通，突出如延安整风的狂抓特务。极权与嗜血本是同义语，继续政治特务监军不可避免。一如既往，这帮吃政工饭的人员本来就多为不学无术者，见风使舵者，贪生怕死者，只一个为了保住特权和升官晋级，政治正确便成了生命线。固然他们也有无奈，骑上了虎背便休想安身而退。也可以说，他们吸食鸦片上了瘾，戒身瘾已极痛苦，戒心瘾更困难，典型是康生领导的特务机关的凶狠。此种政治正确的具体内容，无非再现肃反整风那一套：睁大双眼搜寻特务、内奸、反动分子；鼓励告密，知情不报者视为同罪；对落后分子无情斗争，对反动分子往死里整；不容分说，罗织罪名，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等等。至此，至少吃保卫饭吃政工饭的这个群体，冷血、嗜血的性格得以形成。

而党还须保护和肯定这种群体性格，至少不能追究行为人责任，那样一来就会上升到否定党否定革命的原则。很简单，没有了党，岂不是大家全完蛋。另有一个上层权斗的问题：周恩来的人遍布党军两界，前述的特务头子康生便属于周恩来系列，毛泽东既然要“团结”大多数人为己所用，就只能玩平衡术。所以，所谓反“左”，无非用鸡毛掸子在脸上抹下灰，蹭下痒。此为中共的“左”怎么都反不下去的根本原因。因为“左”是工作方法问题，“右”是反党问题。于是中共的“群体嗜血性格”这个病毒，保存了下来。它能否扩展为传染病乃至瘟疫，全看环境演变了。

今天回过头看中共的这号病毒是不可逆的，除非它夺取不了政权。此为极权下党军共相。本来，无论哪支军队出现嗜血之辈从不奇怪，它作为专职杀人机器，作战时是没有人性位置的。但是军队官兵终究是人，绝大多数人会要解甲归田，特殊时刻的冷血与嗜血行为，不等于一定形成见血就兴奋的性格，尤其形成群体性格。制止这号病毒，国家最高价值的取向至关重要。无论如何，军队的嗜血行为必须约束在军队内部尤其战时，决不可以面向民众。然而，中共及红朝的价值观，自有特色。

再说说中共掌握政权后，群体嗜血病毒的演化。

中共自建政到毛泽东死亡，大部分时间仍在革命，表现为政治运动没完没了。借助于政权力量和举国资源，它也就有了条件打造全国一盘棋与山河一片红。其重大措施是：1、党建覆盖城乡及各行各业。2、把军队的“优良”作风推向每个角落。3、大力扩建组织部、保卫部、宣传部使之成为准特务机构，配合公检法严密监控社会生活。愚蠢的党干们显然陶醉在种种高效行为反馈的快感中，忘光了嗜血行为曾经引发的反噬。每当政治运动来临，大大小小的动员会议上，照例有一道令人血脉喷张的壮丽景观：当宣布又要打一场大战役后，伴随着嗷嗷吼叫是争相表态，向党表决心。当场便捋衣袖者，摩拳擦掌者，乃至写血书者，屡见不鲜。这里面当然有作秀者，但手心发痒者，宛如发情的豺狼，实不为少数。

不过，建政后迄止“三面红旗，”中共的土政，剿匪，镇反，反右等大规模运动，嗜血对象主要是阶级敌人，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阶层暂且属于“依靠”对象也不假。相应地，嗜血病毒还谈不上大扩散，由军队发端的群体嗜血性格仍局限在政权机构之内。在政权机构之内，表现突出者仍为那些准特务机构和专职镇压机构。此期间，多数工农拥护中共并非虚情，是因他们尚未尝到厉害。

待到“三面红旗”开始，嗜血病毒便大扩散，但凡有几个中共党员也就是领导坐镇的地方，便能感受到深深地恐惧。当年遍布城乡的水利工地上，炼钢工地上，被捆绑、吊打、罚跪、扣食，是普遍现象。什么成份好，历史清白，军属烈属，不管用了。因为地富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这些罪名套不住你，还有个“坏分子”的口袋罪名把你给装进去。尔后的“流氓罪”，“寻衅滋事罪”，作为口袋罪是一个套路。反正你只要对现实不满，讲了怪话，或出工不出力，被人反映上去，领导和民兵就来了。领导和民兵也有无奈之处，互相之问也常提醒：“当心打你右派。”主要是当此行为遍地开花，未完成任务和指标只能靠施加恐惧才能逼出生产成绩，讲人性人道就是跟党性作对，领导和民兵便全无负罪感，反倒洋洋自得。而学习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政治挂帅，坚决跟党走，”更被民兵视为荣誉。大量的愚民仍坚信共产党高官是好人，坏的是下面的小官员。

接踵而来的用湖南话说的所谓三年苦日子，就更不容下层官员和民兵讲恻隐心了，也不需要党官们多费口舌讲大道理了。各行各业尤其农村进入了不折不扣的生存斗争，面对一具具饿殍，谁也没理由指责别人不该冷血、嗜血，不该多吃多占开小灶，谁让你不入党不当干部呢？至此，党官的群体嗜血性格得以在中国土地上全覆盖。

不过全覆盖不等于全定型，更不等于全都发展到了近乎本能阶段。它由流行病升格为大瘟疫，是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事儿。正如此瘟疫无差别进入人体，从卑贱的农民工，小市民到高贵的名流和知识精英，是改开后的事儿一样。

文化大革命对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有形伤害可谓不堪回首，今日但凡六旬以上的人无分阶层，包括中共党官，皆有切肤之痛。而它对这个文明与民族更大的是无形毒害，至今并谈不上系统清算。除了当局不愿再揭这个流着脓血的伤疤，从社会心理到思想界、学术界，讳病忌医和识见浅薄也是一个原因。就社会心理来讲，几个城里人没干过那些事儿：告密、跟风、鄙视乡下人、仇视阶级敌人、积极检举揭发、听任灵魂麻木、沉沦到心安理得等等，当然愿意讳病忌医，美其名曰“向前看”。就思想界、学术界而言，不去说那帮子歌德者了，写手们倾诉的几乎都是自个与家庭的不幸，罕见有深度的文章。而当“臭老九”转而吃香以后，便更少人愿意下功夫去探讨文革对民族的毒害至深了。

先谈下红卫兵，中共嗜血病毒的受害者，也是嗜血行为的践行者。

最早的红卫兵多为京城高干子弟，他们作为党文化受害者的成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革命的动机，堂皇的说法是保卫红色江山，是他们作为革命接班人的使命使然，真正的冲动源自他们要在新一轮革命中出人头地，要比父辈干得更出色。为此见血、杀人，算得了什么？之所以说对他们需要理解的成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在于他们受所谓信仰的驱使多为遁词，主要是受自以为高贵形成的极自私的权势欲驱使。

受他们影响而兴起的遍布城乡的红卫兵，才真正可以称为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几乎都无显赫的家庭背景，献身运动的纯朴感情成份占了上风。他们固然被党文化彻底洗脑，但首先是渴盼建立一个至纯世界，与那些干部子弟渴盼打江山、坐江山，存在极大的不同追求。

但是他们人数众多，保守点说全国应有两千万人，作为中共嗜血病毒的受众，通过他们再把嗜血病毒扩散全社会，这就不是京城里那几万十几万高干子女力所能逮了。

因此，红卫兵作为整体，作为中共嗜血病毒向全社会扩散的中间宿主，所起到的恶劣作用是如此明显，如此后患严重。固然非他们大多数人本意，但也不可以推卸责任。进一步说，这个“老三届”群体后来被毛泽东无情抛弃，被勒令上山下乡，视自己为百分百受害者，是不通的。

事实上，就只说上山下乡，这肯定是中共制造的大悲剧，但悲剧的范围何止城市知识青年，与他们同龄的乡下男女尤其地富子女年复一年遭的罪不但比他们大，而且时间长。如果认为自己才叫深受其害，何尝不属于一种自以为城里人尊贵的掠夺气质在作祟。而几十年来，可曾见过后来走红出名的知识青年谈过此问题？不能说这就是嗜血性格，但说这是冷血性格应不为过。

再说说造反派，从中共嗜血病毒的反抗者到嗜血病毒的受众。

自“三面红旗”以来，中共党官的嗜血对象首先对准农村，酿成了不争的饿殍累累惨剧，随之又对准了城市，以致几乎家家赤贫，吃不饱，穿不暖。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并没有多少城里人认识到了国家的剥削，但对各级党官强加的压迫却也感同身受。慑于专政的铁拳，同时随着经济情况有所好转，社会怨愤便也压了下来。但怨愤并未消失，终于发泄怨愤的机会来了，便是毛泽东又钦封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号召工人阶级造走资派的反。既然有了毛主席撑腰，毛主席又分明掌握了军队，大多数城里人便当了真：毛主席真是人民的大救星。

一个兼具喜剧和闹剧的奇特景观得以出现：实际上仍是小农头脑的几个工人弄得懂北京那位皇帝心里盘算什么呢？没有了官僚阶层，皇帝怎么治理中国？但事态另有一面，造压迫者的反，清算压迫者的罪行，情理上却也说得通。“人民文革”，由此而来。事实上，造反派的过大行为当然是事实，但这样做不正是实践了党官们历来要求的立场坚定吗？主要是多数挨整的官员实在不冤枉，突出如四川的李井泉，他导致了多少人家破人亡直至全家死绝，他的冤屈何在？然而，党官们莫不深感冤屈，因为他们执行的可是党的政策。这当然是实情。他们去哪里讲理呢？造反民众里的很多人恨不得吃其肉、剥其皮，当然听不进酷吏的话。他们能向皇上叫屈吗？那只会惹怒龙颜死得更快。他们只能认倒霉，先把仇恨深埋心田，等待时机，报仇雪恨，狠狠地收拾“暴民”。于是，互相仇杀再把此种互相仇杀升级的祸根种下了。

果然官员们盼来了这一天，便是“一打三反”运动。此前，他们多数人已陆续获得“解放”，又掌权了。对那帮让他们蒙羞负耻的造反积极分子，他们怎么可能手软？与此同时，造反派或多或少也清醒过来，认识到了上了当，中了共产党的圈套，但是迟了。他们只能幻想事态变成这样是因毛主席不知情，盼求过上几年乾坤又翻转，下一次造反再也不能手下留半点情。这样的心态又怎么瞒得过官僚们的眼睛，官僚们理所当然把仇恨对象往死里整。

笔者是那个年代的见证人，但凡工人职员造反积极分子，无不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打人凶手的罪名绳之以法。可是那年代有什么法呢？掌权者就是法。具体地说，凡具县团级资格的革命委员会，几个头头开个会，在宁左勿右的军代表监督下，谁该死谁还可以活就决定了。这里，又可以见到军队“支左”人员嗜血性格的纷纷展现。本来，能够参加军管的人员必是政治觉悟高和斗争性强，只恐他们闻所未闻滥杀的概念。当然，他们的存在只是个催化剂，没有他们督阵，党官们该杀人还是杀人。例如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对张志新处置的讨论，以及监狱警察对一个疯女人超出了人性底线的虐待。其实，这样的案例多的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党官，十之八九是互动行事，已然嗜血性格的条件反射。

有必要说几句“一打三反”的背景。

我个人以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不可能全因上层权力斗争。他应另有两大考量。1.整肃一番不满于他的官僚阶层，目的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改造他们使之无条件跟他走。2.他不能接受他的超人神话的破灭，要用革命的更大成绩来掩盖他在经济上的大失败，再以此为突破口，初步实现他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夙愿。

孰料文革混乱的局势犹如山火蔓延，他的战略部署不灵了。他看得分明，忠心拥戴他的人和内心仇视他的人都属于少数，大多数人仍是跟风随大流。他当然要严厉镇压一切新老阶级敌人，也得给打着造反旗号的各式不良分子和大量跟风派一点颜色看。他不可能对这些人心存悲悯，但他暂且也不愿无差别捕杀太多人。玩权术这方面，中共无人比得了毛泽东。与此同时，以周恩来、林彪为首的政军系统，皆盼着文革马上结束，把绝大多数走资派解放出来，恢复文革前稳定的统治模式。目的主要是博得官僚阶层对他们感恩戴德。但是，他们无能量无胆量与毛泽东对着干。他们必须拥护“一打三反”运动，能做的是悄悄地塞点儿私货。这个私货，乃是明里暗里安抚被打倒、仍惶惶不可终日的走资派，默许和纵容又复出掌权的走资派出几口恶气，当然此恶气不能指向毛泽东。其实，无需周恩来这个老滑头的暗示与巧妙布置，又掌权的走资派凭本能就知道该怎么做。既然“一打三反”的具体运作要靠他们，他们当然要收拾那帮子羞辱过他们的角色。办法多的是，罪名很好找。于是“一打三反”演变成了对一切不满现实者的大围剿，对绝大多数造反积极分子的大报复。“一打三反”运动带来的极恶劣后续效应，一点也不亚于当年的“反右”。“反右”使知识分子明白了在中国求真求实近乎找死。“一打三反”使城市各阶层明白了官僚阶层的厉害，造走资派的反成了被人当枪使。同时，从官方到民间，皆悟出了这块土地比狠才是硬道理，道理、良心没有用。

一个良心没有用的大社会，它的荒诞、麻木、冷血、嗜血、弱智、反智等等，便是自然而然了。前面说没几个城里人没干过昧良心的事，指的便是“一打三反”后的社情。此前发生过的对阶级敌人种种屠杀乃至食人事件，固然不可容忍，终属局部事件。而对邻里对同事乃至对亲朋的昧良心事件的广泛发生，则预告了文明返祖就不是局部现象，而是整个民族堕落已为时不远。

事实上，如果毛泽东再活上五到十年，或他的接班人拥有他的能量坚持他的路线，文革在中国再进行五到十年是完全可能的。很简单，不需要良心的中国社会适应了这号生活方式。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明白毛泽东死后上层权力与社会生活的平稳过渡。

那么，后来的权贵终止了文革是否功莫大焉？不是的。那不过是上层权斗引起的歪打正着。对“四人帮”发动的宫廷政变，原动力来自江青集团太过骄横跋扈，不干掉他们，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永不会有安生日子过。诚然，这伙人也认识到了，再走毛皇老路也不行了，迟早会出大乱子的，加上他们要么资历不足，要么才干有限，只能请邓小平再出山。邓小平既已再出山，当然要为自己平反、正名，恢复他和刘少奇曾经干过的那一套便顺理成章。所谓改革由此而来。

不过，改革的动机不值得恭维，不等于改革的绩效可以抹杀。此外，还应考虑到专制政治的极端丑陋，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可能一夜之间便立地成佛。因此，改革初期带来的新气象应予肯定。

新气象的一大内容便是社会良知、良心的开始复苏。就当时的国情来看，“向前看”基本正确。毕竟，今人和后人的生存要比逝去人的悲苦更重要。然而，当权者可以倡导社会生活这样做，自己却不能安心理得于现状。因为有个极重要命题不容回避，便是如何防止灾难重演。

不能说复出的中共权贵者没有想过此问题，但他们从未认真地想过此问题并采取切实对策，也非冤枉他们。这不是识见问题，而是他们从不愿也不敢拷问灵魂的问题。突出如邓小平，可以说他虽读书不多，但也智力高超。另凭本能他就知道，中共的“右”只会危及党，中共的“左”却能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为此，他也曾强调要反“右”更要反“左”，然而他能真正反“左”吗？他敢真正反“左”吗？

具体地说，中共要真正反“左”，从小处讲，首先就要对各级酷吏开刀，把他们清除出各个镇压机构，包括对张志新类似人法外加刑者的追究责任，非如此不能阻止严刑逼供行为，不能阻止新的冤假错案。把各个准特务机构唱高调者清除出去，否则落实不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从大处讲，取缔军队的政委制度，使之转型为国防军，非如此不能实行现代宪政……

可是，这等于是要邓小平的命。他本身就是一个酷吏，不论他这个酷吏是如何形成的。他这一生，杀了多少人，只一个反右整了多少无辜，他敢面对一桩桩铁的事实吗？另者，现在他要重建国家了，你要他行仁政，等于是不允许他再次用镇压开道，用杀人立威，而他不靠这两手他玩得转改革吗？事实上，83年“严打”，高举“四根棍子”，废黜胡耀邦，赵紫阳，“六四”大开杀戒，无不能窥见到此公嗜血性格所起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当见到天安门广场的人山人海，他不会不想起文革初的造反队伍，进而想起他儿子被迫跳楼的惨剧，不杀一批人怎解他心头恨。

不能不说，四十年来被改正的右派三十年来的民运人，太过纠缠于中共的制度优劣了，忽视了中共党官群体嗜血性格定型定势后的近乎本能的作用。鲜少人谈及中国社会良知良心复苏的过程被这个大屠夫一刀腰斩了。

良知良心复苏的过程既已被一刀腰斩，社会生活想不荒谬都难。从此，无论干什么缺德事儿，人只要想到“这里是中国”，便心安理得。平心而论，江、胡、习都不愿意看见这般局面，因为长此下去定会导致以毒攻毒式激烈反弹，会祸及中共统治。但是，只要中共仍掌权柄，只要党官的群体嗜血性格改不了了，只要各行各业皆深染冷血、嗜血病毒，现在就是改变制度都不免作用有限了，那个所谓的战斗民族崇拜强人总统就是例证。

或许有人不以为然，因为有个公认的事实摆在世人面前，中共动不动就杀人十万、百万、千万的事儿，已是过去，现今公然杀人一年不过几万人，这不是群体嗜血性格改正了的证明吗？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一年杀几万人不多呀，况且不少人确属该杀的罪犯。

与这号人辩论是没有意义的。实际情况是，六四以来，中共党官的群体嗜血性格不是改正了，而是发展了。准确地说法是换了套路。毛皇时代，他们乐见人头落地，心理快感随人头的增加而增加。改开以来，他们发现喝人血更实惠，为脑满肠肥情妇成串带来的生理快感而笑声爽朗。为此，供血之人越多越好。他们几乎无官不贪，直至比赛贪得无厌。所贪从何而来，难道不是劳动者的血汗结晶？他们对此可曾有过起码的不忍之心？这是冷血呢还是嗜血？如果说这也叫改正，那也不过是古代奴隶主不再热心于杀俘，改正为蓄奴以榨取更多价值的现代版。

无妨说，六四及其公然复辟八旗特权制度，是中共上层党官“大彻大悟”的开端。因为事已至此，再套一件遮羞布反倒碍手碍脚。主要是有军队保驾护航，他们便彻底丢下了顾忌。现在不是良心有没有用的问题，而是不抢白不抢的问题。世间的傻子终究是极少数，在太子党、红二代纷纷霸权抢钱的示范下，聪明人便纷纷紧跟大好形势。整个江泽民时期不过十来年，官场贪腐便呈爆炸式拓展，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必然诱发人性之恶来解释已远远不够了。准确地说，它是嗜血性格全面激活了人性的贪欲之恶的结果。很简单，嗜血性格在得到强有力的保卫后，势必更加肆无忌惮，势必蔑视一应文明准则，必要时它连人类都敢反还会在乎喝一点人血吗？

各界精英的觉悟当然较之新老权贵的顿悟迟了一步，但一旦他们明白过来，其嗜血的贪婪和手段的阴险便较之一般的红二代有过之无不及。因为，不乏红二代还念叨着红色江山千秋万代，因而还有点点自律。精英们却知道那不应该是他们想的事，他们该想该做的事乃是权钱占有多多益善。同时，他们拥有一般红二代不具有的优势，便是比较过硬的专业知识。此为尔后习当局决心反腐的极重要原因。而这帮子技术官僚中的贪腐之臣，无形中为反腐提供了一个合理依据。

怎奈中共红色权贵的反腐不可能反到自己头上，于是演变成了守着粪堆拍苍蝇的局面。这一来，官场商场两面人越来越多，群体嗜血性格也就进一步定型定势。事儿明摆着，凭什么太子党可以窃国，我们就不能捞点钱？

技术官僚尚且觉悟，一帮子文人墨客、专家、教授更加心里明镜似儿，谁不想分到一杯羹呢？他们的劣势是少了做大工程项目的专业知识，优势是摇唇鼓舌能获得当局青睐。例如呼吁武统台湾，讨伐香港暴徒，怒怼境外反华势力，直至不惜鼓吹打核战等等。不过，他们的嗜血性格也由此暴露。有什么奇怪，为了名利，什么人道、人性、人权，去他妈的吧。

上面有大能耐的人尚且如此，下面无大能耐的人还有必要恪守人性底线吗？于是，医生、教师、法官、律师、警察、城管等等也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终于，举国已无净土，精英即帮凶，于是小市民、农民工纷纷觉悟了。他们当然明白他们只不过这个社会的小虾米，但虾米并非不能吃虾米。一句话，没有机会便罢，来了机会则一定要心黑手狠。退一万步，也要拖几个垫背的。道理就这么简单：我同情你，谁来同情我？

今日中国，当然还谈不上已定型了嗜血的民族性格，但说全民冷血应是实情。冷血必然带来弱智，或叫人人大玩小精明，其他一切都是“虚”的。而这个冷血和弱智的酵母，党官的群体嗜血性格，已然到了不大面积换人便无从改正世道人心的地步。谈什么民族复兴啊。然而这时一个天大难题，况且换上的新人仍不免身携嗜血病毒。未来的中国，谁掌权都躲不开此难题。实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总之，无须太悲观，是因世界不可能接受中国成为为祸世界的渊薮，中共的变态统治已屈指可数。但也不可乐观，没有了中共的变态统治，相当时间内中国仍不免是个变态社会。中国养育了中共，便注定了要遭报应。

2021-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