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进入“抢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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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作者: 石山



国务院下属的政府网，上周刊登国务院监察室对河北霸州市政府乱摊派、乱罚款的一个通报。通报说，河北霸州政府，从今年10月1日到12月6日，在下属的15个乡镇总共开出6,718.37万元的罚没款项，是1月至9月罚没收入的11倍，涉及企业和个体工商户2,547家，平均每家罚款、收费2.64万元。所谓罚没收入，就是罚款和没收。

被通报的乱罚款、乱摊派，主要涉及10月1日到12月6日，总共36天，其中11月份最厉害。霸州的13个乡镇，当月出现明显的运动式执法，当月入库罚没收入4,729.57万元，是1月至9月均罚没收入的80倍。通报认为，霸州市此次出现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手法五花八门，逐利特征明显。

河北霸州市就在天津市旁边，北京的南边，人口大约六七十万，全年政府财政收入大约三十多亿。今年霸州原本定了一个7亿的“非税收入”计划，但到下半年政府突击增加这个非税收入，大概是3亿多。所以，等于是全年大约10亿左右，比计划多了四成多。

非税收入，就是税收以外的收入。以前，比如土地出让金，也就是俗称的卖地收入，都属于非税收入，但现在卖地收入纳入税收系统了。所以这次国务院通报的，是指霸州政府收的罚款、摊牌等等形成的财政收入。

其实国务院的这个通报说得很清楚，霸州政府的作法，是为了弥补政府财政不足，和“不合理开支”。说白了，就是没钱了，所以要向老百姓那里去收，其实就是“抢”钱。

乱收费、乱摊派，在中国的体制中从来就存在的。霸州今年突然增加了40%，突击收钱，原因是今年中国经济下滑，政府没钱了。霸州有两个钢铁厂，是当地经济的所谓支柱，现在都停产了，北京要开奥运会，霸州政府的税收就没有了。羊毛出在羊身上，当然就会想另外的办法。

所以地方政府乱罚款、乱摊派，实际上也反映出经济下滑的状况。

今年以来，中国政府罚款，收入应该是相当不少。

比如前两天，中国网络主播界最大的带货网红薇娅，被指控逃漏税，政府开出13.41亿人民币的罚单，又有因《甄嬛传》而爆红的“雍正”演员陈建斌，与妻子蒋勤勤所属的公司，遭到北京法院“强制执行”3,980万多元，据说也是因为偷逃税。

上个月，杭州市税务部门11月22日发声明表示，网路主播雪梨和林珊珊，于2019至2020年涉嫌偷逃漏税，前者罚款6,555万人民币，后者被罚2,767万人民币。

今年8月，女艺人郑爽因逃漏税，被追缴加罚款2.99亿元人民币。

其它和公司企业有关的罚款就更多了。最有名的是阿里巴巴被罚182亿。

这些罚款应不应该，有关指控的事由成立不成立，不是我们说的重点。我们说的重点是，政府逮着机会就拚命罚款，是最近以来中国政府的一个风格，反映的是政府没钱了，收不到税了，其实就是经济形势极度严峻了。

中国政府的收入，分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所谓地方财政，多指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一级，分别称为“国税”和“地税”。

1994年中共实施分税制改革，将体现国家主权的税种，划为中央收入，如关税、进口环节税收等；将税基较为稳定和地域化属性明显的税种划为地方收入，如房产税、市政税等；将税基流动性较强、地区间分布不均衡的税种划为中央收入或中央按照较高的比例分享，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

地方公务员的工资要依靠地方财政。地方政府收入分成两部分，除了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以及与中央共享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外，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都来自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环境保护税、资源税、印花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教育费附加等地方固定收入。这些税收都构成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

而其中，土地出让收入在分税制改革后就逐渐成为了地方政府最大的收入来源。

2021年上半年，中国上半年土地出让收入3.44万亿元（5,400亿美元），占地方财政6.25万亿元（9,827亿美元）收入的55%。

据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今年11月2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2020年，中国土地出让收入规模达到8.4万亿元（1.32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8.3%，较2019年提高了4.2个百分点。

2019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税收为2.6万亿元（4,088亿美元），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7.1万亿元（1.12万亿美元），两者合计相当于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之和的35.2%。

2021年三季度以来，中国的土地市场降温，需求下降，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大跌，非重点城市的土地拍卖遇冷；土地流拍撤牌率升高；土地溢价率快速走低。

三季度中国300个城市的住宅用土地出让金同比降幅达到36.6%，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9.6%。20个重点城市第二批集中供地流拍撤牌率高达31.8%，北京、广州流拍率分别达到60.5%和52.1%。

北京希望规范土地出让金，就是卖地收入。所以去年土地出让金变成了由税务系统执行，虽然还是地方的钱，但管钱的变成了税务部门，而不是财政部门了。

过去几年，中国经历了一个中央收权的过程，地方政府的权力实际上越来越小，财政上自由度也越来越少，其它地方经济决策等等，都受到北京的所谓“顶层设计”的限制。

但是，当地方政府财政吃紧，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北京唯一的对策是放松对地方政府的管制，让他们自己想办法，而不是管起来。

中共的中央计划的结构是苏联式的，苏联是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全都是中央计划，中央管制。中共实行这套东西，和苏联一样经历了大失败。结果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时，做了稍微的改变，就是经济上的变化。其中一个变化就是财政包干制。地方有权了，经济活了，也就有钱了。所以1994年北京改了财税制度，地方转的钱，对不起，中央也要分，而且要分大部分。地方用钱，可以向中央要，这叫财政返还。

但这一返还，中央政府的权力就大了。

到了最近几年，中央的权力越来越大，地方几乎没有什么空间去自我调整。

说回罚款这一项。地方政府的罚款、摊派，绝对是地方收入。俗话说靠山吃山，地方政府靠什么？靠绝对化的行政权力。当地方政府没钱，公务员发不出工资，地方官员的利益受到明显的影响的时候，地方政府一定会动用这个权力的。

这是人性使然。

中国最富裕的群体，其实是公务员、党政干部群体，收入高且稳定，退休、医疗等等都有更好的保障。但请问，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这个群体会减少自己的收入，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去和农村居民平均一下吗？不会的。这是人性。

当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他们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维持和提高自己的收入的，办法有用金钱的，有不用金钱的。这也是人性。

社会制度，必须建立在符合基本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和起作用。所以民主社会有各种监督，有三权分立，防止自私的人性无限制扩张。

中国古代社会是另一种方式，通过满足皇帝个人和一个家族的无限需求，来交换对各级政府以及官员的限制。天下都你家的，你权力无限了，但你要限制下面的官员。

但共产党的体制不同，每个地方都有皇帝，所谓土皇帝，几十万几百万皇帝，都要无限制的权力和利益。

说远了啊。中国经济下滑，政府收入下降，影响到的层面其实很多很多，地方政府要钱来运作很多具体的事情，没钱这些事都做不了。比如说北京开奥运，天津、霸州这些地方要封锁交通，要维稳，要“人民战争”的治安，这些都要钱。

抢老百姓的钱，上级不高兴，比如国务院通报了，霸州政府宣布退款，说整改，完事了。没有处分，没有处罚，这种明显违法的事情，也不会有任何刑事追究。

但如果霸州至北京的交通封锁没搞好，有人带病毒跑进去了，或者有些应该被维稳的什么什么分子，跑到北京去了，这个事就是一票否决，立即撤职查办，顺带审计你的贪腐问题，这个官员就完蛋了。

孰轻孰重？这是明摆的事情。

我们简单计算一下，霸州政府一年的非税收入，等于霸州人均1,400多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地居民人均半个月的收入。人均，包括退休的老人和没工作的儿童。这是够严重吧。

在那种制度中，老百姓的事再大都是小事，上级的事再小都是大事。这就是行政权力绝对主导体制的最大特点。

未来中国经济继续下滑，政府收入继续下降，地方抢钱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离谱，而中央政府如果不给钱直接补贴，估计也就不再出声讲话了。

北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六稳六保”中，保基层运作是最后一条。当涉及到基层运作的时候，财税制度、法律制度什么的会通通让位。

中国将再次进入当权者抢钱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