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武汉7.20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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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武汉7.20事件始末
     
     1967年夏天发生在武汉的7。20事件，标志着文革中“全面内战”的开始。这次事件的原因并不复杂，但影响却极大，后果也十分严重。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布刘少奇倒台之后，毛泽东并没有松一口气。他认为刘少奇的基础还在，必须加以摧毁。因此，他积极鼓励上海“夺权”，并向全国推广，准备把全国各级的领导权力都夺到革命造反派手中。为了保障夺权过程的顺利，毛泽东要求全国各地的解放军支持革命造反派，这也就是“支左”的由来。
     
    然而，没有统一领导的群众组织的夺权行动，很快就演变成了派别林立的对抗。各派都声称自己是“革命派”、“造反派”，说对方是“保守派”、“保皇派”。到处都打起了派仗，为争权斗得你死我活。毛泽东原来的估计一再被打破，不得不转而号召各个群众组织之间形成革命的大联合。可惜“纵虎容易缚虎难”，群众运动一旦放开，便成了脱缰的野马，收都收不住。在这一混乱的过程中，许多地方的群众组织与奉命“支左”的军队发生磨擦。在军委《八条命令》公布以后，军队解散了一批冲击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并抓了其中的一些头目。而在毛泽东看来，军队的行动又太重，弄不好会伤害革命造反派的积极性，使真正的保皇派得到喘息之机。因此，毛泽东又通过林彪发出了《军委十条》，要求军队正确对待群众组织。这一下，原来有些蔫了的造反派又得到了鼓舞，反而变本加厉地冲击军事机关。也有的群众组织是支持军队的，对立两派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发展成为武斗，以至枪夺军队的武器，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大规模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面对这样的情况，毛泽东真是始料不及。对于文革进程的部署，毛泽东也是因时而动，不断改变着决心。发展到今天这样控制不住的地步，他也有些厌倦了。于是，毛提出了文革运动三步走的战略：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他认为现在群众的发动阶段已经完成，已经到了各派实现大联合的阶段。
     
    因此，毛泽东不断派大员下到各省去解决地方各派的大联合问题。针对武斗和派仗最厉害的武汉地区，毛泽东决心亲自出马，直接指导解决那里的问题，为全国树立一块样板。
     
    武汉地区主要有两大群众组织：一个是人数较少的“工人总部”派，简称“工总”；另一个是人数众多的“百万雄师”派。其中“工总”经常组织冲击军队机关，是名副其实的“造反”派，而“百万雄师”则属于支持军队的群众组织。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将领，他在对待刘少奇的问题上不愿落井下石，因此成为中央文革一干人的眼中钉。因为陈曾下令部队取缔了一些造反派，其中包括“工总”，江青等人便秘密派人下去暗中支持“工总”。而“工总”得到支持后，竟公然打出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标语，公开反对武汉军区，从而使武汉地区的武斗问题一再升级。另外，在对待武汉军区的问题上，林彪和中央文革搞到了一起。在林彪看来，自己还没有完全掌握军队。最主要的对手贺龙虽然倒了，但军内最大的山头四方面军还在，徐向前还在。虽然徐因“二月逆流”事件至今抬不起头来，但他的部下都手握重兵，着实力量不小。因此，如能借机将他们一一清除掉，那是再好不过。
     
    在这样天下大乱之时去武汉，毛泽东其实是冒了一定风险的。周恩来为此先期去了武汉，找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周知道，毛泽东对陈再道的看法是一介武夫，掀不起什么风浪来。相反，毛对大老粗将领倒是一向有好感。毛的意思是要陈再道做个检讨，承认先前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转而支持造反派，从而得到“工总”等造反派的谅解，以此为基础促成“工总”和“百万雄师”的大联合，稳定武汉地区的局势。

    7月14日，毛泽东坐专列抵达武汉，下榻在东湖宾馆。此时，周恩来费尽周折已基本做通了陈再道等人的工作。周向毛做了汇报。毛泽东指示解决武汉的问题还是要靠武汉军区，要转变对待革命左派的态度。“工总”是革命造反派，要解放。“百万雄师”要受些委屈，但要坚持联合，工作由中央来做。按照来武汉前的约定，周恩来动身返京。临走前，他叮嘱留在武汉继续解决问题的中央文革谢富治、王力二人，要他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做好武汉军区干部战士们的思想转弯工作。另外，不要轻易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出去，以免群众中出现混乱，激化矛盾。
     
    不料，周恩来前脚刚走，谢富治、王力就把周恩来的叮嘱扔到了九霄云外。这二人是中央文革的大将，奉的是江青的搞垮陈再道的命令，当然不会听周恩来的。7月 18日晚，王力和谢富治去了“工总”的司令部。当时“工总”名义上已被取缔，造反派个个士气低落。王、谢二人公然佩戴“工总”的袖标，对造反派们大加抚慰，并宣布“工总”是革命左派，而“百万雄师”是保守派。这下不得了，“工总”的造反派们立时气焰高涨起来。第二天，“工总”组织人马敲锣打鼓，在武汉三镇到处用高音喇叭广播王力和谢富治的讲话录音。而被打成保守组织的“百万雄师”则群情激愤，人们把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不满全都发泄到了王力身上。要求王力出来澄清问题，讨回公道。但王力置之不理，这就更使人们怒火中烧。
     
    7月20日，“百万雄师”组织百万人上街游行，很多解放军官兵也加入其中，高呼“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等口号。一部分人直接闯入东湖宾馆离毛泽东驻地只有几百米的王力住处，将其抓住，揪到军区大院，痛打一顿。陈再道急忙出来阻止，也被愤怒的人们打了一顿，局面乱成一团。整个武汉人马如流，口号震天响，如同滚开了的水锅。这就是史称的“7。20事件”。
     
    在武汉乱成一团的同时，北京也乱成一团。林彪以接班人的身份召开紧急会议，断定这是陈再道搞的“兵变”，是要谋害毛泽东，要求采取断然措施。而周恩来和江青则更加担心毛泽东的安全。20日下午，周恩来自告奋勇率三架飞机前往武汉救驾。为以防万一，周恩来命飞机飞到离汉口60 公里的王家墩机场降落，然后轻装秘密潜入市区，几经周折来到东湖宾馆毛泽东住地。毛泽东此时正恼怒万分，认为陈再道居心不善，竟敢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绑走中央代表王力，自己是“进了贼窝子”了。在周恩来的力劝下，从来不坐飞机的毛泽东只好连夜飞离武汉，前往上海暂避。周恩来则不顾安危继续留在武汉观察形势。当判断陈再道确无异心后，周命陈派出一支部队化装成造反派，从重围中救出了王力。
     
    “7。20事件”对毛泽东无异于当头一棒，完全打乱了他对文革进程的部署。他重新估计了形势，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地区和驻军都是支持右派的，当前必须武装左派。而在此时，林彪在北京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将 “7。2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而中央文革则更是提出要“揪军内一小撮”。林彪等人请示在上海的毛泽东，毛则同意了他们的判断，并将之作为“最高指示”下达。一时间，各地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将领之风空前严重。各种造反组织明目张胆地抢夺部队的武器装备，开始是抢一般的轻型枪支，后来发展到抢夺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各地的武斗大规模升级，严重流血事件频频发生。文革进入了“全面内战”的最动乱阶段。

    “7。20事件”的主角陈再道被揪回北京，遭到批斗殴打。林彪则主张开设军事法庭将陈枪毙。幸好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思考明白过来了，认定陈再道并不是想造反，只是犯了严重错误。于是又下了“最高指示”，救了陈再道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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