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铁链女的锁链挂在中共官员的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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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

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调查组，对事件全面调查，公开事件真相，严惩责任者。政府要出手总是好事，但问题在于老百姓不相信这类口吐莲花的调查组，他们到底是来调查的还是来糊墙的？徐州政府已经发布了四份通报都是在忽悠，指鹿为马，江苏省的调查又怎么会基因突变呢？

清华大学郭于华教授说，编，使劲编，任你说破了大天，我也不相信！目前中国陷入的是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而且是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的双重危机。前者表现为“杀熟”和“凌弱”；后者体现为如丰县案这类重大事件发生时公众对公权力、权威、专家、官媒、司法等系统的质疑。丰县铁链女事件，信任危机的形成机制就颇具代表性。首先，一旦说出第一个谎言，就需要十个、百个谎言来圆；只要欺骗开始，谎言就如同水流顺势而下，无法回头。其次，谎言说惯了，殊难改正。比如一个说谎成性的人，年年说谎，月月说谎，天天说谎，偶尔有一天他说了一句真话，谁能相信？谁敢相信？能否跳出“丰县陷阱”，能否使信任危机有所改变，要看公权力如何作为，也要看社会力量即公众能否作为。信任的建立需要公众的主体性判断和自主选择，无论个人，还是机构或组织，要得到人民的信任必须有更为公开、公正、透明和高效的作为，这正是重建社会信任结构和良性社会生态的基石。从诚实面对每一个事件做起，从深入细致地调查分析开始，一步一步稳健前行。如此才能制止社会生态的恶化趋势，逐渐形成上中、下、层都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利，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环境。信任危机的缓解、公信力的重建殊为不易。

其实，塔西陀陷阱在中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由于政府不公开信息，掩盖事实，谣言往往被证明是遥遥领先的预言，从而丧失了公信力。这也不要怪老百姓不相信，坦率地说，发布信息的官员也未必相信信息的真实性。但根本原因还是它突破了人的基本仁理底线。

孙立平教授评论道：今天，中国已经到了向野蛮和愚昧告别的时候了。尊重和善待女人，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把人当作人来对待，是文明与野蛮的根本区别。
维护一切人的正当权利，这是现代文明最核心的问题。

我们可能穷一点，可能富一点；可能活得好一点，可能活得差一点，但最基本的一点是，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受到侵犯。这不仅应当成为一种理念，一种共识，而且应当成为一种法律保障。

八孩女事件之所以引发众怒，而且是经久不息的众怒，就是因为击穿了这条底线。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当做一个可以贩卖的商品，当做一个为满足性需求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为了这些目的不惜对其进行强制、禁锢、殴打、凌辱、摧残甚至剥夺生命。这种事情，就是有一万个理由也不行。这就是文明的底线，这就是法律的底线。

孙立平教授的话应该说到位了，但为什么中国政府长期不着力解决妇女拐卖问题呢？张凯律师多年前的文章《我们不在一辆车上》用于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很贴切的。由于他主要针对2018年重庆公交车事件，如果换成丰县铁链女事件，张凯律师的意思是，有权决定解决妇女拐卖问题的人，根本就没有经历亲人被绑架、买卖的痛苦。如同老百姓抱怨：他们用世界上最贵的汽油，但他们什么都改变不了。可以决定油价的人，都坐专车，不会自己掏钱加油。他们抱怨：医药费太贵，但他们也什么都改变不了。决定医药费的人，都是公费医疗，不会自己掏钱治病。管疫苗的，不打国产疫苗。管奶粉的，不喝国产奶粉。

中国官员与老百姓不在一辆车上，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于是，社会制度的改变，往往需要付出血的代价。孙志刚，改变了收容遣送制度；结石宝宝推动了《食品安全法》出台。然而，更多时候，就算是有血的教训，也依然不会有太大的改观。

决定整个社会规则的人，都在规则之外。既然不在一辆车上，谁管你在车里是死是活？中国底层社会成了相恨相杀相害，并最终同归于尽的江湖世界。庙堂之上，根本没有他们的世界与生死。他们的死亡，甚至也无法成为制度革新的祭物。

中国的实景是：决定车里命运的人都不在车上。社会制定规则的人，却在规则之外。一切灾难，均与他们无关。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中共领导集团的亲人也出现了被拐卖事件，也经历痛彻心扉的切肤之痛，他们还会对妇女拐卖现象视而不见吗？我说这话是想引出一个思路，那就是让中国的官员与老百姓结成“命运共同体”。简单地说，老百姓应该让官员分担他们的痛苦。政府强拆老百姓的房子，老百姓就去拆官员的房子；老百姓的孩子被拐卖，也要让官员感受这种痛苦。

我的观点可能会被理解为同态复仇，但我主张非暴力。举个例子吧。三年前江西省委书记刘奇曾跑到老百姓家抢棺材。有观众要问，他抢那么多棺材给谁用？刘奇抢棺材当然不是给自己家里用。这事啊事出有因。一日，习近平路过江西，心情特好，学毛泽东站在山坡上，想赋诗一首，但憋了半天，没憋出来。原因是他看见了一些高低起伏的坟墓，搅了他的雅兴。刘奇本是马屁专业的高材生，心知肚明。送走了老大，他马上部署丧葬改革，要求“2018年9月1日零点起，不管身份，不管地区，丧葬100%火葬。由于江西的民俗是土葬，老人常为自己准备棺木。于是刘奇规定，在8月31日前，村民主动上缴家中棺木的有奖，逾期要罚。”老百姓当然不干，谁愿意交出准备好的棺材呢？于是乎，七月的江西出现了一幅奇特的景观，刘奇带领着江西官员到农村抢老百姓家里的棺材。老百姓不干了，既然移风易俗，那俺们先帮刘奇大人把他的祖坟刨了。既然要火葬，那就把老毛子的纪念馆给拆了，尸体给火化了。这事可就闹大了，刘奇怕官逼民反，于是又下令三天内把棺材还给老百姓。另一幕奇特的景观出现了，江西官员拖着棺材挨家挨户给老百姓送棺材。你不要都不行。官员求你无任如何，帮忙接收一口棺材，多接收发现金。你看看，老百姓上访、打官司、下跪都没用，去刨刘奇的祖坟就把问题解决了。

中国老百姓太温顺了，甚至可以说太奴性了。我们用税款养活着上百万官员，任由他们尸位素餐，对老百姓的苦难视而不见，凭什么他们不去感同身受呢？在美国，官员、议员是人民的公仆，哪里出现灾难，他们都是第一时间冲到现场。为什么？职业道德是重要的因素，但人民手中的选票决定了他们命运。中国14亿人没有选票，无法决定他们的命运，但我们可以采取行动迫使他们与老百姓结成命运共同体。既然没地方讲理，那就用行动去告诉他们道理。中国人之所以至今还在被中共极权暴政蹂躏，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恐惧、怨天尤人和顺服。

最后，让我们用法国思想家拉·波埃西在《自愿奴役论》中的话结束我们的节目。拉·波埃西说，暴政，必然建立在民众的普遍接受之上，也就是，大部分民众默许的受奴役的状态。如果两三个人受暴君压迫，可以说他们没有勇气反抗。但千百万人都默默忍受，那缺乏的就是反抗的愿望。三两个人可能会害怕，但是千百万人，或者千百个城市，都默默服从，那就是一种“恶习”。

贫穷、愚蠢、悲惨的人民和民族，是他们自己决定了自己的不幸。如果不把自己的眼睛给暴君，他哪来那么多眼睛监视；如果不把臂膀借给暴君，他那有那么多臂膀攻击；要不是通过人民自己，暴君怎么会有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权力；如果人民不背叛自己，暴君又能奈何？

在拉·波埃西看来，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力、是与生俱有的。所以自愿受奴役是违反自然的，病态的，因此，是一种“恶”。

如何改变被奴役这种状况呢？拉·波埃西认为，很简单，转过身来对暴政说不。只要表示出不愿意再受奴役，暴君就失败了。不用去剥夺暴政，只要不供养暴政。停止服从，停止顺从，就是不给自己再套上枷锁。对于暴君而言，人民越臣服，暴君越强大。暴君的高高在上只因为普通人匍匐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