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唐人
周五(6月24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关于COVID-19起源的政府报告。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冠状病毒大流行委员会主席表示,该报告证实了病毒起源于中国武汉实验室的理论。
该报告的评估主体包括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能源部、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和其它未具名机构。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要求解密与武汉病毒研究所(WIV)和大流行起源有关的信息。
这份解密报告深入分析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大流行之前的活动,并介绍了美国情报界对COVID-19起源的理解。
该报告指出,该病毒不是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也不是作为生物武器制造的。但是,各机构对于实验室起源说并不一致。
大多数机构,包括国家情报委员会和其它四个情报机构,都认为该病毒很可能是接触自然受感染的动物或近亲而产生的。
然而,能源部和联邦调查局都认为病毒起源于实验室。
2021年8月5日,一名身穿防护装备 (PPE) 的实验室技术人员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的Covid-19检测实验室处理用于检测的样本。(STR/AFP via Getty Images)
在疫情爆发前,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共军队就“公共卫生相关研究”进行了合作。报道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些科学家对冠状病毒进行了实验,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病毒存在基因改造。
今年3月份,美国情报界扩大了对COVID-19的调查,以探讨最初的人类感染是通过与受感染的动物自然接触发生的,还是与实验室事件有关。
报告指出,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对冠状病毒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包括基因分析和对动物(尤其是蝙蝠)的采样。
2017年至2019年间,武汉病毒研究所资助了研究项目,并让其部分人员参与项目,并称这是为了“增强对病原体的了解和疾病早期预警能力,以满足军队的防御和生物安全需求”。
报告援引武汉病毒研究所一名学生2017年的一篇论文指出,没有证据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参与了与SARS-CoV-2有关的有意基因改造,但对SARS样冠状病毒采用了反向基因克隆技术。
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处理SARS类冠状病毒时就因为生物安全问题受到关注。
该报告指出,一些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至少在大流行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在处理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时,没有采取足够的生物安全预防措施”,这增加了接触病毒的潜在风险。
报告强调,即使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BSL-4实验室于2017年获得认可之后,关于哪些病原体需要更高的生物安全限制,仍然缺乏透明度。此外,该设施缺乏经过适当培训的人员。
2019年,尽管存在已知风险,实验还是在较低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中进行。
2020年,在COVID-19疫情爆发几个月后,经检查发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高防护实验室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更新设备、额外的消毒措施以及改进通风系统等。
报告警告说,这些发现是在该研究所对COVID-19疫情的危机应对期间得出的,“不一定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在疫情爆发前的生物安全状况。
但是,报告同时指出,2019年秋天,一些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在COVID-19爆发之前就生病了。对于他们是否感染SARS-CoV-2的理论,美国情报界的评估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并称他们的症状“与COVID-19一致,但不符合诊断”。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特纳(Mike Turner)和新冠病毒大流行特别小组委员会主席、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布拉德·温斯特鲁普(Brad Wenstrup)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这份解密报告是“朝着完全透明迈出了有希望的一步”。
两位共和党议员宣称,“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真相”。两人表示,委员会在本届大会和上届大会期间收集的信息“支持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
特纳和温斯特鲁普还表示,他们的委员会将继续调查COVID-19的起源,“今天获得的信息会有助于进一步调查”。
“中共和中共军队需要做出解释。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情报界的这份解密报告证实,冠状病毒的爆发很可能源自武汉病毒实验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