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斯大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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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昨晚，华盛顿DC的德国驻美大使馆，有一场“人权日电影和讨论：辩护人”，制作者是曹雅学，记得前几年她就给我看过这部《辩护人：中国人权律师20年》，当时还是一个粗胚，我就马上意识到这是极好、又是极难的的一个题材，因为需要回到国内去做人物访谈，那在当下中共的集权制度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多年来人们怂恿我做《河殇》续集，我便是被这个难题挡住，我自己当然不可能回去拍摄，找人进去按照我的剧本访谈、拍摄，我也做过一些探试，均无可行方案，终于作罢——昨晚看到曹雅学使用了那么多珍贵的footage，像素很低，意味着不能在电视频道播放，那当然是在政治环境极恶劣的条件下拍摄的，曹雅学将其熟练专业地剪裁成一个强烈、动人的主题，这种可以称作“视频的抗争”的努力，令我非常感动。人权律师陈健刚，也是此片中的一个人物，昨天开车载我去会场，也增添了此行的意义；在会场上，我也遇到陈光诚和袁伟静，而整个会议期间，我都在心里想一个人：高智晟还活着吗？】

前不久习近平还向全世界吹嘘“中国式的现代化”，但是他只字不敢提及，这个制度的“血腥化”——媒体最新报导，乃是以秦刚被杀，标志习体制的“斯大林化”，因为没有人权，这个外长才遭整肃，而整个人权律师界覆没，才是中共血腥化的前提。

中国的崛起，奠基于经济起飞，更依仗体制的冷血化，其间有“七零九”这么一个血腥点。“七零九”被认为是“律师劫”，它也是中国民间社会的大劫，因为灭掉律师这个阶层，国家就肆无忌惮了，习近平张狂的今日，来自“七零九”这块血石，未来历史必定聚焦“七零九”前前后后；而中国民间社会的消失，正是中共“马基雅维利”化的结果，这个党在灭掉了民间之后，它也收拾酷吏，将其一个个下狱，以建构其领袖的个人独裁，这是德国希特勒、苏联斯大林的制度模式；今天我们看到习近平越来越残暴，那是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马基雅维利”化而来的，这个血腥的原初点，就是“六四”，一场大屠杀需要继续不断地喂养鲜血和人命。

一九八九年中共遭遇群众的大规模公开抗议，邓小平陈云皆视为“生死存亡”，此后警察暴力逐渐蔓延到社会面，武装警察尤其是“国家保安局”越来越成为政权依赖的支柱。1999年春的“法轮功”中南海请愿事件后，中国司法当局滥施拘捕、刑讯、拷打、枉判，愈演愈烈，“国保”几成今日“盖世太保”；而2013年的“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惊吓，又加剧了这种暴力泛滥的趋势，失踪、超期羁押、肉刑、凌辱、封口等等，逼近戴笠的残暴水平，已将“公权力”异化为“国家恐怖主义”。

中共的戴笠是谁？中共与国民党在结构上的最大不同，是更加高度集中、核心统领一切，不会有“军统”直辖蒋介石的建制，也不会有独立的“盖世太保”；尤其邓后实行的（政治局）常委负责制，其中必有一人是“戴笠”，也必定是那个主管政法口的常委，由他统一指挥国家暴力对社会和民众的施虐，无情而有效率，创造了“国家犯罪”前所未有的酷烈程度，其作业绝不止“盖世太保”式警察机构，而是党组织与政府机构双双染血。近三十年来，除了对异议人士、人权律师、社会工作者、民间志愿者、冤屈访民的常规性镇压、逮捕、判刑之外，最恐怖的国家暴力主要是两种：暴力计划生育和镇压法轮功。

“东师古村”，沂蒙山区孟良崮附近、地处京沪高速与国道205之间的这个小村子，一夜闻名于世；由此，也引来了“中共的戴笠”——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亲赴临沂部署“905”专案，监控陈光诚、围堵探访人员；由于这么高的位阶，直接染指对一个小村庄的镇压，当局用于陈光诚一家的维稳费，从2008年的三千多万攀升到2011年的六千万，到2012年累计已达两个亿。

周永康已经是第二代酷吏。“戴笠第一任”叫罗干，随“六四”屠夫李鹏进入中共顶层，操办屠杀之后的“大清洗”，旋即奉命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政策，以“邪教”定罪，以“盖世太保”性质的“610办公室”专职迫害功能，以辽宁马三家劳教院、广东三水劳教所、长春朝阳劳教所等拘禁、关押、酷刑法轮功信徒，强迫“转化”，民间受害者给罗干封的绰号是“中国贝利亚”、“康生第二”。然而“罗干第二”又更邪恶，则是这个制度使然，周永康当政四川期间，便以残酷镇压法轮功为“投名状”示好中南海，接掌政法委之后，其最为诟病的暴行，是将中国从死刑犯身上获取移植器官的由来已久的这一“政府行为”，扩大沿用至法轮功囚徒，但是国际间对此“活摘”罪行的调查、搜证努力至今不彰，亦可见此举匿影藏形之成功。

周永康是这个体制荼毒百姓的酷吏，但是他也组织了一个自己的集团，乃是近二十年从这个体制暴露出来的一个庞大黑社会团伙，其染指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地域横跨东北、西南、华东、京畿以及中央各部委，涉案官员囊括整个中共干部系统，这个规模甚至可以跟文革中的“林彪集团”媲美。但是，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周永康出身石油系统，发迹于“大庆油田”——那是六十年代的一个英雄、神圣之地、“铁人王进喜”诞生之地、毛泽东钦定之“红旗”、中国“时代精神”凝聚之处，居然也可以向中共权力中枢输送一个邪恶的“石油大鳄”？或许，我们恰可以从中找到“淬炼”周永康的元素：“大庆”只是一个“自力更生”的工业急救版，一个准军事化的快速部署团队，其“精神”偏偏是欲壑难填，中国石油系统内部毋宁充斥着蛮干、硬赌、欺下哄上风气，周永康出类拔萃于其间，恰好是一个绝妙的佐证。

六四屠杀以后，中共建制的总纲领，是在所有领域增强控制手段：

1、镇压组党于萌芽状态——民主党

2、监禁刘晓波以拒绝“零八宪章”运动的温和政见

3、镇压民间会社——法轮功、独立中文笔会、家庭教会（即使不抗争）

4、控制大专院校和青年——以民族主义抵消自由主义

5、把读书人跟党绑架在一起——中国传统：大众听识字的

由此，它便成功控制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发育。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引发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导致该制度的废止，被称为“Web2.0与维权运动一拍即合”，好像偶然性很大，是因为产生了一个互联网的新空间，“独裁者学习曲线”对此还没来得及反应。比较“茉莉花”和“709”两次大逮捕，2011年国内受突尼斯影响、借互联网协调而成功发动抗议，官方猝不及防，基本上都采用非法的方式来应急，搞绑架或者失踪等。到了2015年的“709”事件，更多的监居、逮捕，然后审判、判刑，因为2011年“茉莉花”中的一些手段要到2012年讨论通过的《刑事诉讼法》才合法化。

这个三十年里，中共一方面通过经济、立法、外交等各层面的措施加固、升级自己的控制能力，政权触角下探到“十户长”的深度；另一方面在民间这一端，则是伴随着贫富崩裂、阶级对立和道德滑坡，出现了社会犬儒化、民间碎片化、抗争原子化的悲惨局面，令组党路径无社会基础，“天鹅绒革命”无空间，以致台湾、东欧的转型经验和所谓“茉莉花”模式，中国都无法借鉴，所以尽管民间因强征土地、暴力拆迁、环境污染等因素，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无组织抗争，看上去热闹非凡，却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政治后果。

你可以看到，这个体制的“学习”能力有多么强，他们如果没有“生死存亡”的紧迫感，是不可能的。但是相形之下，王荔蕻、屠夫、滕彪、周世锋、许志永等新生的一代异义群体，他们一腔热血，充满正义，也颇为机智，但是几乎都是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身后没有一呼百应的民众，所以他们也都是以一己的肉身，去承受整部国家机器的凶残惩罚，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比死还要恐怖一万倍”。另外滕彪也坦言：绝大多数维权人士并没有预见到习近平会下这么大的狠手，这也令人想起三十年前的“天安门一代”，他们不相信邓小平会开枪。

所以，虽然我们看不到组织和革命党，看不到成熟的领袖，但是中国遍地都是英雄、遍地都是陈胜吴广、遍地都是孙中山毛泽东，然而民间却在无端地浪费英雄资源，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机制，如何把旁观的民众转换成公民抗争的队伍；或者说，在一个嗜血的暴政底下，如何创造“反抗者学习曲线”，这个问题反映出民间还是缺乏创造性人才。八月初锐锋律师事务所案件判决，透露了国内民间领袖的思路，即胡石根提出国家转型的三大因素：“公民力量壮大、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国际社会介入”，和建设未来国家五大方案：“转型、建国、民生、奖励、惩罚”。这肯定是极简略的版本，但框架已在那里，显示大家的思考还很初级。

今天老百姓和统治者都不再幼稚，政治性或维权性的集结，反而门槛很高、触发点几率很低、不易产生建制性成果，把它视为颠覆体制的唯一选项，可能是八九运动留下来的一个集体无意识，需要重新评估。最近的“白纸运动”，再次点燃人民对“大规模政治集结”的强烈期待，就是一个验证。

然而，民间社会的碎片在哪里？这些年尝试的“网络虚拟集结”、低组织但不是低保密的团队组建、那些从“共同体情感”、“命运共同体”凝聚的力量必定还在。中国人还要走过那些步骤和台阶——经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两党缠斗二十年、四九后历次整肃运动、文革和八九，那些秘密会党、地下党、白区党、大学生结社、工人群众组织等等记忆和本能，储存在几代人的记忆库里，也在等待一个大时代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