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红二代的命运与21世纪的中国大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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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代为什么能在当代中国政治中扮演如此负面又如此重要的角色？这个问题不能仅从红二代的社会地位和群体特质来找答案，而需要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那么，我们现在是否有可能对这个涉及20世纪中国大革命的重要问题，给出一种有助于建构未来的全新解读呢？对此，我持乐观态度，因为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历史认知的革命。

自中共建政以来，由于冷战带来的政治约束，也由于西方史学本身的局限，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和文化逻辑始终不能建构有助于理性对话的论述框架。近年来，这方面有了重大突破，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非官方和非本土的中文历史叙事大爆发，并达到了非常高的表达水平。我对红二代问题的认知，得益于这些新的历史叙事，其中包括刘仲敬对政治文化演化逻辑的论述，也包括最近王赓武先生关于文明和文化概念的思考。

理解20世纪的中国大革命，不能不引进文明互动的全球史视角。刘仲敬关于内亚文明如何影响了东亚大一统的政治秩序的论述，深化了我对中国为什么难以形成多元自治格局的理解，而王赓武关于文明与文化内涵差异的思考，则启发了我理解为什么汉字文明总是倾向用改朝换代重建大一统来应对秩序危机。具体到20世纪的中国革命，简单地说，就是汉人把西方的文化资源引入了改朝换代的传统，反复重建大一统的政治秩序。这模式是太平天国在19世纪首创的，20世纪的中国大革命不过是借用了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这些更时新的思想和文化资源来实现改朝换代。

问题是，这种极具破坏性、反复重建大一统的现代建国路线是必然的吗？今日中共政权与红二代面临的危机，意味着中国在劫难逃，还要再通过一次大分大合的灾难，才可能完成现代国家的建构吗？我的看法是，第一，没有西方文明的自毁，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走向共和之路，不至如此曲折，而没有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没有二次大战，则中共不能建政，因此不会有现在这样严重的国体危机；第二，中共夺权成功，消灭了产权和社会自治，社会契约不可持续。这一点集中地表现在红二代的社会和政治特权，缺乏正当性。

文革初期，红二代试图借新暴力来给自己赋权，但与毛泽东的政治目标发生了冲突。红二代得以文革受害者的身份，参与了后毛泽东时代的变革。但红二代没有放弃“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的梦想，一方面支持“六四”镇压，一方面又纷纷移民发达国家。红二代的自私和机会主义，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开放，深化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依存关系，也令自己陷入了更大的政治尴尬。

红二代尴尬的特权地位，铸就了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集体品格。虽然不乏有才华也有志向的红二代，但他们父辈制造的灾难和仇恨，让优秀者很难激流勇进，而更容易选择随波逐流和明哲保身。红二代文化，是一种“骡子”文化，也就是无后的贵族文化。

理解这种无后的红色贵族文化，是理解习近平这样低能的人，不仅能以红二代的名分上位，而且能把红二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发挥到极致的重要线索。那么，习近平无能，红二代无后，革命不可避免，中国就一定会再次自毁吗？我认为还有理由不认这个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