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红二代的命运与21世纪的中国大革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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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人类自相残杀和毁灭达到空前规模的世纪，但到了90年代，由于苏联的突然崩溃和中国向西方一边倒，以「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乐观思潮占了上风。现在，这种倾向已经完全被另一种倾向压倒，那就是21世纪的人类前景大势不妙，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中国崛起对世界秩序的挑战。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给红二代创造了与西方精英深度交往的机会，令他们最早意识到，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崛起，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弱点和危机，给中国改变世界秩序带来了历史性的机会。因此，中共18大前，有政治抱负的红二代曾一度信心满满，对习近平上台以后的红色中国在世界舞台大展宏图，胸有成足。回头看，红二代以及中国不少权贵和文化精英，因中国国力惊人成长而生发的狂妄，对世界秩序蕴含著巨大风险。但当时看到这个风险之严峻的人，并不多。

为甚么会这样？仅仅是因为习近平个人志大才疏才带来了这种风险吗？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习近平，而是更有魅力、也得到更多红二代支持的薄熙来「接班」，中国崛起给世界秩序带来的挑战就会小很多，而不会更大吗？对这个问题如何回应，考验对历史解读的深度和能力。

基本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如此快速崛起，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一样，有很大偶然性。除了一些重大的技术突破有偶然性之外，地缘政治最大的偶然性，就是苏联解体。冷战以如此戏剧性的和平方式终结，给中国经济崛起创造了难以想像的国际环境。中国深度加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财富涌流的规模、速度和分配不公，给后冷战时代的所有社会秩序，既包括原来社会主义的东方，也包括最发达的资本主义西方，都带来了巨大的瓦解效应。那为甚么是中国成为最大的危险因素呢？这当然是因为中国的财富涌流不仅规模最大，其负面效应因制度和文化因素也最为突出，中国对法治和民主国家的秩序冲击效应最大。

在这个大背景下，红二代无论是谁接班，都不可能头脑清醒，也不可能有能力系统地解决中国的制度问题，而只会选择向外部世界转移危机。薄熙来可能重用更多像黄奇帆这样的能臣，和刘亚洲这样能干的红二代，但这是否意味著中国精英能够超越体制和政治文化的制约，我持严重的怀疑。不过，现在与其讨论这种假设性问题，不如探讨习近平个人的抉择和举措，对未来的秩序重构意味著甚么？

我认为习近平不敢或不愿大开杀戒，以及他为了定于一尊而严重摧毁了中国军队的真实战力，实际上大大减少了中国和世界秩序重建的两大风险，一个是国内发生大规模政治暴力，另一个就是对外发动大规模战争。

这两个因素，加上习近平政治上全面树敌，极为孤立，增加了中国精英集体造反的成功机会，也就是习近平一旦放弃或失去权力，整个精英阶层有机会选择以对话，而不是激烈对抗的方式来重建政治秩序。而中国现在已经掌握的技术手段，也有助于中国精英选择以协商的方式，实现政治转型和社会重建。

具体到红二代，习近平上台而不是薄熙来上台，有可能意味著习近平以一人治国之失败替代了红二代集体治国之失败，从而给了他们一个体面地集体谢幕的历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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