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对特朗普遇刺事件的几点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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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在宾州的一场竞选的群众集会上遭遇暗杀，幸免于难，引爆热议。我找出2011年12月18日发的一段推文：“肯尼迪讲过，暗杀是民主的代价。因为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任何人，哪怕是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也不能用公开的方式去封住异议者的嘴巴。专制统治者则不然，专制者封口的手段太多了。民国时期的暗杀比49年后多，现在俄国的暗杀比中国多。这不说明民国比现在更黑暗，不说明俄国比中国更黑暗，而是相反。”

我记不清是在哪里读到肯尼迪这句话的了，这次查了半天也没查到。但我可以确定是有这么一句话，是不是出自肯尼迪我不敢确定。当年就是看了那么一眼，过目不忘。好在不是写学术论文，不注明出处也无妨。这话是不是肯尼迪讲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句话本身。它揭示出一个人们很少注意到的方面：有暗杀当然不好，可是没有暗杀却很可能更坏。

对暗杀不可一概而论。荆轲刺秦王，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无疑是符合道义的，但实际情况是，正当的暗杀是很难发生的，发生较多的暗杀常常没有道义正当性。实际情况是，暗杀发生的多寡，并不取决于暗杀的对错，而是取决于实行暗杀的难易。

专制国家就很少暗杀，越专制就越少暗杀。一方面，专制者可以用多种手段扼杀挑战者。专制者可以明杀，因而不必暗杀。明杀无疑比暗杀坏得多。另一方面，专制者又可以使用各种手段保护自己，以避免自己遭人暗算。专制者行踪诡秘，防卫极严。如李承鹏所说：“但凡首长视察，我们这儿沿途住户的煤气罐都得控制妥当，近距离接触的人得被层层政审，他们恨不得连路边的树也审查一遍内心想法。别说带枪了，长成孙红雷那样都不让经过”。民主国家则不然。在民主国家，政治领袖不可能受到那么严格的保护，尤其在竞选期间，你的行程是事先就公布的，你必须和真实的民众、而不是群众演员有直接接触和互动，虽然有保镖但不可能太严。很多竞选的群众集会是在露天进行的，安全工作要做到万无一失更是困难。

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发生过多起总统或前总统或总统候选人遭遇暗杀的事件，其中有四位总统遇刺身亡。他们是：亚伯拉罕·林肯（1865年4月14日）、詹姆斯·加菲尔德（1881年7月2日）、威廉·麦金利（1901年9月6日）和约翰·F·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另外还有九位遭遇暗杀而幸免于难。其中一位是西奥多·罗斯福，即老罗斯福。和这次特朗普的情况很相像，老罗斯福也是前总统，也是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在竞选活动中遭受暗杀，受了轻伤。老罗斯福很勇敢，硬是轻伤不下火线，坚持把竞选讲演讲完。

美国发生过这么多起总统或总统候选人遇刺事件。我以为这和美国实行总统制有一定关联。实行内阁制或曰议会制的民主国家就较少发生此类事件。我在《中国宜采用内阁制》（1993年2月）一文里曾提到这一点。在总统制下，(1)总统选举具有零和游戏的性质，(2)总统一身兼任国家元首与行政首脑，拥有很大的权力，(3)总统一经选出就很难替换。这意味着，总统不但目标大，而且杀死某个总统或某个总统候选人，有可能使整个政局发生改变。内阁制（或曰议会制）则不然，总理没有总统的目标大，另外，杀死某个总理或某个有可能成为总理的反对党领袖，通常对整个政局不可能产生重大的改变。这就是说，总统制下，政治领导人被暗杀的诱因，要比内阁制更大，因此发生的概率也就更大。我主张未来民主中国不采用总统制而采用内阁制，这也是理由之一。

在美国，总统或总统候选人遭遇暗杀的事件多，也和美国的枪支泛滥有关。

1981年里根总统遇刺，里根受伤很轻，但同行的白宫新闻秘书詹姆斯·布拉迪受伤很重，终身瘫痪。此后，布拉迪致力于推动更加严格的枪支管制，通过了一项要求对枪支购买者进行背景调查——包括有无前科或精神障碍——的法案（里根遇刺案的刺客欣克利被法院认定为精神错乱）。这次特朗普遇刺，刺客使用的是AR-15半自动步枪。这种步枪功能强大，超出自卫的必要，在市面上很流行，民间至少有好几百万支。在特朗普遇刺案发生后，拜登提议禁止AR-15半自动步枪。早在今年4月，贺锦丽就提出要禁止进攻性武器。但由于特朗普和共和党都很反对严格控枪，因此这些提议能否通过，那还很难说。

迄今为止，在美国发生的针对总统或总统候选人的暗杀事件，刺客基本上都是“独狼”或很小的团体，有的还有精神障碍，使用的武器基本上都是一般人在市面上就可以买到的武器。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如果对购买枪支者进行背景调查，如果对进攻性武器的购买实行限制，那就会减少这种暗杀事件。

这次特朗普遇刺，特勤局反应迟缓，令人疑窦丛生。眼下，国会与国土安全部已经下令调查。我们仍需密切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