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民主社會主義概論

傑瑞米柯賓

作者 景祥 寫於 二零一八年

馬克思理論的思想體系，哪些東西過時了?哪些東西從根本上就錯了?研究馬克思主義，要研究它的全本，研究它幾十年發展變化的過程，既要研究他們的出發點，也要研究它們的落腳點。從《共產黨宣言》起到《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是宣傳共產主義的。馬克思於1883年去世。到了1886年，恩格斯宣布放棄共產主義理論。他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附錄中寫下了壹段令他的追隨者們目瞪口呆的話：“共產主義不是壹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壹種目的在於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系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這位偉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反思他和馬克思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壹切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實踐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輕視或忽略這93個字，沒讀過或沒讀懂這93個字，就是沒弄通馬克思主義。上了西天，沒取到真經。如果在這以前妳讀過許多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讀過《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和《哥達綱領批判》這些名篇，妳就更要記牢這93個字，因為這93個字把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否定了，把整個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否定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而載入史冊的。說他們晚年放棄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主張改良資本主義制度，和平進入社會主義，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許多人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這是事實，是有歷史文獻可考的事實。在時間和空間上離馬克思恩格斯最近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有人激烈反對他們這壹轉變。1890年3月底，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形成了壹個“青年派”，核心人物有保·恩斯特、保·康善夫麥爾、漢·彌勒、布·維勒等人。堅持馬克思早年提出的暴力革命的觀點，號召“五壹”總罷工，打著“馬克思主義者”的旗號，否認利用合法鬥爭形式的必要性，反對社會民主黨參加議會選舉。恩格斯認為這是“只有中學生水平的政策”。“第壹，顯然不懂他們宣稱自己在維護的那個世界觀;第二，對於在每壹特定時刻起決定作用的歷史事實壹無所知;第三，明顯地表現出德國文學家所特具的無限優越感。”如果照他們的意見辦，黨就會在敵人的“哈哈大笑中毀滅掉”。1891年10月德國社會民主黨愛爾福特代表大會把“青年派”壹部分領導人開除出黨。恩格斯1890年8月27日致拉法格的信中說：所有這些先生們都在搞馬克思主義，然而是十年前妳在法國就很熟悉的那壹種馬克思主義，關於這種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曾經說：“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仿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馬克思說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用這種方式表示對自己前期學說的否定。這個前期，恩格斯劃的線是10年前，即1880年以前，這就包括了《共產黨宣言》(1848年)、《法蘭西內戰》(1871年)和《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三大名篇。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從科學社會主義向民主社會主義轉變過程中探討實現社會主義道路的深化。西方社會從血汗資本主義進化到現在的福利資本主義是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成功的標誌。馬克思主義是個龐大的理論體系。半個世紀的與時俱進，從前期到中期和後期有很大的變化。特別是1883年馬克思逝世以後，恩格斯單獨從事革命和理論活動的12年，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壹個新階段——民主社會主義階段。馬克思主義是從《共產黨宣言》開篇到《〈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終篇;從暴力革命開篇，在和平改良終篇;從消滅私有制開篇到重建個人所有制終篇。恩格斯的理論遺囑是：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引者註：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壹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共產主義(即科學社會主義)如同中國的大同理想壹樣，是壹種美好的理想，但它只“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千萬不要付諸實踐，它不是治國安民的現實政策，真要這樣辦，壹定壞事，壹定天下大亂。恩格斯說共產主義不是“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這就是告訴工人政黨不要把共產主義寫進黨章，黨章是要實行的，如果寫上勢必把工人運動引錯了方向。這是歐洲工人運動脫離共產主義，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根據。

　　可以這樣說，馬克思前期(1848~1875)，因為資本主義社會處於發展初期，還不成熟，科技也比較落後，因此工人勞動強度大，收入低，再加上民主還是有錢人玩的遊戲。因此勞資關系緊張，工人暴力鬥爭此起彼伏。在這個時期，馬克思提出了無產階級可以通過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理論。可是，馬克思到了晚年(1876~1883)，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進入成熟期，科技也有了極大提高，資本家大幅提高工人工資，減少勞動強度，改善勞動條件，增加工人福利，壹八六六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危機過後，資本集中有了驚人的發展。大規模投資銀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現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隨著壹個新的銀行制度的出現，資本積累不再依靠企業家個人的節儉、儲蓄來自我籌集資金了，而是依靠全社會的儲蓄。吸收社會的資金辦企業，股份公司就應運而生了。在歐洲大陸，首先是鋼鐵工業，接著是化學工業、機器制造業和紡織工業，壹個部門接著壹個部門變成了股份企業。馬克思非常看重這壹變化，認為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把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實行揚棄”。“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以內的揚棄，因而是壹個會自行揚棄的矛盾，那顯然只是作為壹個過渡點，以便進入到壹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壹九六六年第二版，第五○四頁)資本家甚至允許工人持有公司股票，成為股東，參加公司利潤分紅，工人階級已經不是純粹的無產階級，大大地提高了工人的勞動積極性，極大地緩和了勞資之間的矛盾;政治上進壹步開放，民主已成為全民的遊戲，工人階級可以通過參加選舉取得政權。因此，馬克思及時地修正了自己的理論，全盤否定了自己曾經提出的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理論，提出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

　　資本家不再擁有私人企業，而只是擁有私人財產，這份私人財產是用貨幣量化的企業資產的壹部分;他們不再是企業主，而只是企業的股東、公司利潤中壹定部分的合法債權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組織和指揮生產的經理、廠長階層，使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相分離。管理者階層掌握著企業的經營權，使資產階級的統治虛幻化。這壹項分離是壹場和平“革命”，使和平過渡到壹種新制度成為可能。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和資本所有權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壹個必經的過渡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所有，不過這時它已經不是當作壹個壹個分立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壹九六六年中文版，第五○二頁)

　　資本主義就這樣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壹卷的結論，不再需要“炸毀”資本主義的“外殼”了。馬克思心目中的曼徹斯特資本主義(原始的資本主義)滅亡了。其後資本主義在《資本論》的沖擊下逐漸社會主義化。《資本論》第三卷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窮經研究資本主義幾十年的最終結論，經恩格斯十年的編輯和修訂，於恩格斯逝世的前壹年——壹八九四年六月出版。

　　馬克思壹八八三年逝世後，恩格斯繼續領導國際工人運動達十二年之久，並於壹八八九年成立第二國際。恩格斯具體指導德國社會民主黨進行合法鬥爭，強調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得成功對整個國際工人運動有很大的意義：“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壹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裏，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三頁)

　　壹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壹八四八年的鬥爭方法(引者註：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壹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在壹八四八年要以壹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麽不可能的事情。舊式的起義，在壹八四八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麽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產階級的壹種嶄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采用，並且迅速獲得進壹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借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壹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在羅曼語國家裏，人們也開始愈益了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壹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三、六○七頁)

　　說完這些話不到五個月，壹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就去世了。如果蓋棺論定，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革命策略問題的最後意見。他期待得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合法鬥爭取得政權，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應該說，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後遺言，是對《共產黨宣言》“舊策略”的重要修改。

　　十月革命是壹次試錯，沒有給人類找到出路。列寧通過血腥的戰爭奪取政權以後,實行政治壟斷、經濟壟斷、真理壟斷。

　　政治上，蘇聯掛著無產階級民主的招牌，實際上，無產階級和人民無權選舉國家領導者，也無權監督執政黨。蘇聯共產黨牢牢地控制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每壹分權力，人民只能乖乖地勞動，做壹個任由領導擺布的順民。而幹部卻擁有各種特權，如：不受人民監督，有豪華別墅，有專車，有司機，有警衛，有特供商品，他們貪汙受賄，欺壓百姓，個人財產不用公示於眾，他們只要對領導負責，不需對人民負責，他們不了解人民的疾苦，不關心人民的生活，高高在上，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

　　經濟上，蘇聯共產黨壟斷了所有土地、礦山、工廠、江河湖海、草原、森林，蘇聯人民是徹底的無產者，蘇聯人民只能象奴隸壹樣被捆綁在集體農莊和工廠裏，沒有私人財產，沒有生產資料，也沒有產品支配權，只有被迫的勞動。人變成了牲畜，變成了工具。國家註重發展軍工和重工業，忽視民用的輕工業，因而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

　　在思想上，蘇聯壟斷了真理。蘇聯壹切言論出於“真理報”，人民沒有言論的自由，也沒有思想的自由。對那些敢幹講出良心話的人抓起來投進監獄。表面上壹片寧靜，實際上醞釀著火山，所以壹旦火山爆發，國家就分崩離析了。

　　隨著蘇聯的解體，東歐壹系列國家也壹個個地改旗易幟了，這就是有名的蘇東波事件。

　　在中國，也在走和蘇聯相似的道路。中共黨章中仍載有“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的條文是不符合恩格斯教導的。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是德國“青年派”的水平，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後來的思想變化，把共產主義理想在六億人口的中國大規模地實踐了壹下，結果比恩格斯預料的“更壞”還要壞得多。這個更壞的結果就是餓死了37558000人。據專家統計，1949年中共上臺執政之前的2129年中，共發生203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2992萬多人。而毛澤東三年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3755.8萬，比中國兩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的全部人口還多764萬人。這不是個別政策失當，是根本理論的錯誤，是根本路線的錯誤。所謂合作化、公社化的理論、路線和道路，是空想社會主義，既不能帶來富裕，又不能帶來平等，是造成大災大難的總根源，應予徹底否定。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是繼承和發展的關系，而不是推翻和消滅的關系。這個真理已經為西歐民主社會主義的閃亮掘起和前蘇聯暴力社會主義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證明。二十世紀末，社會民主黨以在大多數歐洲國家競選執政、使歐洲和平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的歷史性成就，告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靈。歐盟十五國中英國、法國、德國、瑞典、芬蘭、奧地利、葡萄牙、荷蘭、意大利、丹麥、希臘、比利時、盧森堡等十三個國家是社會民主黨或工黨執政。社會黨國際以紅玫瑰為徽記，世人驚呼歐洲紅潮湧動。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六日，歐洲各國首腦雲集希臘雅典。在衛城遺址見證下，歐盟成員國以及十個新成員國的國家首腦共同簽署了壹項入盟條約。從此，捷克、愛沙尼亞、塞浦路斯、拉脫維亞、立陶宛、匈牙利、馬耳他、波蘭、斯洛文尼亞和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加入了歐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西歐分裂局面的終結。壹個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的新歐洲的出現，給紛擾的世界平添了幾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圖保留他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前途的改革者們，都把目光轉移到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上來。

　　社會民主黨人對人類文明的歷史性貢獻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會主義運動成為和平的、理性的進化過程。社會民主黨人成功地創造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框架內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過去我們局限於暴力革命的狹隘經驗，指責人家是“修正主義”，現在看來應給修正主義恢復名譽。因為社會民主黨人不是對資產階級沒有鬥爭，不是單方面讓步，不僅“修正”了社會主義，而且“修正”了資本主義。

　　在恩格斯第二國際領導下，北歐諸國取得了民主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功，人們常說：北歐行資本主義制度，走社會主義道路。

　　北歐五國(丹麥、芬蘭、冰島、挪威、瑞典)，無論共和還是君主立憲，無不實行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也就是實行議會、多黨、票決的政治制度。

　　在北歐所有城市的公共建築物中，政府樓是不起眼的，芬蘭市政大樓，北歐大都市斯德哥爾摩的市政廳的廳堂，每年設諾貝爾頒獎晚宴的地方，還沒有杭州人民大會堂寬敞。政府辦公樓壹般設在幾百高齡的建築物中，供遊人參觀，均可自由出入。君主立憲制的，國王居住的寓所就挨著遊人參觀的皇宮。因此，遊人和總統在走廊相遇握手，和國王在皇宮後的林間邂逅交談，那是平常事。

　　社民黨在北歐半個多世紀的實踐，實現了人民均富，人人享有從搖籃到墳墓的全社會福利。瑞典人富足安詳平靜，那裏沒有貧民窟也沒有富人區，那些海邊別墅住的人家，不乏因金融危機失業的，但不妨礙他們壹生無憂的高品質的生活。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通過實踐，證明了列寧和毛澤東實行的是馬克思已經拋棄了的錯誤的暴力鬥爭理論，在大量人員死亡的基礎上奪取政權，執政後又壟斷政治和經濟，窒息了人民的思想，挫傷人民勞動積極性，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而民主社會主義堅持了馬克思的民主社會主義精華，順應歷史潮流，通過和平競選，不斷修正錯誤，工人階級也可以奪取政權，繼而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工人和資本家互相包容，互相依賴，共同發展，促進科技進步，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的提高，也使社會文明有了飛躍的提升。

英國工黨理論家托尼 賴特（Tony Wright）曾經指出：“社會主義有著不同的種類，其中壹種（民主的）應當被接受，而另壹種（專制的）則應受到抨擊。”壹在世界各國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的理論家們看來，他們信奉的“民主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他們認為，這種社會主義以“自由、平等、公正、合作”為基本理念和基本價值觀，目的是建設政治民主、社會民主、經濟民主並推進國際民主的“社會主義”；它實現這壹目的的政治手段是民主。

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起源，學術界存在著分歧。壹種觀點認為，民主社會主義產生於19世紀70年代以後的社會主義運動的“修正主義”思潮；另壹種觀點則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是肇端於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和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並在後來的反對社會不平等、不公正的社會民主運動中形成的壹套相當完善政治理論體系。作者贊同後壹種看法。因為從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來看，它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價值觀都是直接來源於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而“修正主義”思潮只是僅僅試圖拋棄科學社會主義的階級專政思想和暴力革命主張，試圖讓社會主義運動重新回歸到謀求階級平等的社會民主的道路上，而他們的思想基礎仍然是“自由、平等、公正、合作”的民主思想。

盡管民主社會主義起源於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和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應當說，最早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家是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

為什麽說民主社會主義起源於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和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

首先，民主社會主義跟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的精神本質完全壹致。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的精神本質是什麽呢？是人文主義或人道主義，即把人的價值、人的幸福放在首要地位，承認人的平等，強調人的團結互助作用。民主社會主義同樣以人道主義作為最基本的世界觀，它的最基本的理念如自由、平等、公正、合作，就是人道主義最全面系統的體現。其次，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運動所產生的所有傑出的進步思想，唯有民主社會主義作了最全面的繼承。民主社會主義幾乎所有的政治主張、社會主張以及基本理念，都可以直接從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那裏找到理論來源。比如自由理論、平等理論、階級合作理論、權力制衡理論、法治的理論等等。

正是因為民主社會主義是思想啟蒙運動所產生的民主主義思潮的正統繼承者，因此，民主社會主義之前又被稱為“社會民主主義”。

“社會民主主義”是從“民主主義”進壹步發展而來的，並長期以來和“民主社會主義”壹詞交替使用。並且“社會民主主義”這個名稱要比“民主社會主義”這個詞運用得早得多。德國的伯恩施坦在1918年12月的壹個《什麽是社會主義》講演中，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產生於1848年的歐洲革命。二在民主主義前面冠以“社會”，是為了表達與以前的民主主義有所不同。這個不同在於，傳統的民主主義僅僅關心政治方面的民主（如普選權、自由選舉制度等），但較少關心社會的平等，關心如何消除由於不公正的分配而帶來的經濟剝削。社會民主主義則更多的從社會底層階級的觀點出發，更多關心社會的平等，關心如何消除由於不公正的分配而帶來的經濟剝削。民主主義向社會民主主義的這壹發展不是偶然的結果，它是歐洲當時社會狀況的反映，也是人們對“民主”進行更深思考的結果。當時歐洲的社會現實是，盡管資產階級革命獲得了成功，但是國家的權力卻為大資產階級攫取，小資產階級和社會底層階級並未能獲得民主，真正獲得“民主”的，是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社會底層是大資產階級壓迫的對象，而社會最底層的無產階級，尤為苦難深重，他們因為沒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因而無法用立法的手段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們雖然是生產者，卻不能享有與資產者平等的經濟分配權利，壹方面社會勞動力大量剩余，另壹方面新機器還在不斷發明使用，工人大量失業，即使有工做的，工資也低得可憐。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產生出壹種主張整個社會實行民主制度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是很自然的事情。英國的憲章派和德國的拉薩爾派是最早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英國的憲章派認為，獲得政治民主，享有廣泛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確保社會分配公正的唯壹手段。德國的拉薩爾派是較早自稱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西方學者就這樣認為，“在拉薩爾看來，民主應該是壹種社會民主，正因為如此，德國工人協會的新日報定名為《社會民主報》。”壹

民主社會主義又是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思潮的最終的繼承者。社會主義作為正式的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是在十九世紀30年代以後的事。它無論是其思想，還是運動，都可以看作壹個多元的概念。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列舉了很多他們所批判的社會主義流派。在社會主義的發展歷程中，各種社會主義流派不斷湧現並相互爭鳴，它的人物形形色色，理論千差萬別。故而人們戲言“社會主義是個筐，什麽都能往裏裝”。其實，社會主義這個“筐”也並不是什麽都能隨便往裏裝的。如果縱覽社會主義發展史，檢點壹下這“筐”中的東西，我們很容易發現，無論是基督教社會主義、工場社會主義、拉薩爾的國家社會主義、蒲如東主義，還是後來的費邊社會主義，它們的共同理想、主張和共同目的，都是人類的合作與共同進步，並且都反對社會不平等不公正。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社會主義原來是主張人類合作與共同進步，反對社會不平等不公正的各種思想理念、社會思潮及其社會運動的統稱。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原來意義的社會主義，就是主張人類合作與共同進步，反對社會不平等不公正的各種思想理念、社會思潮及其社會運動。

嚴格地說，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並不屬於社會主義的範疇。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反復強調他們的學說不同於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列舉的並為他們所批判的各種社會主義流派，明確指出他們的學說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共產主義。這是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用階級論的觀點看待人、看待社會、看待自由、平等和社會公正問題，而不是像社會主義那樣把人、社會以及平等與公正問題看成是超階級的。“科學社會主義”之所以後來成為社會主義的重要流派，是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積極加入到社會主義運動中，做過社會主義的“同路人”。事實上，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這兩個“同路人”在同路的過程中是不斷發生嚴重的沖突的。在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特殊的時代背景（歐洲出現空前的經濟危機），“科學社會主義”在歐洲曾壹度擊敗了“同路人”，占據了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地位。但到了“十月革命”時期，這兩個“同路人”最終還是正式徹底分道揚鑣了，社會主義運動發生了重大分裂，“科學社會主義”這壹流派走向了共產主義革命，成立了“共產黨”，而歷來為馬克思主所批判的各種其它流派的社會主義則繼續走他們原來的路，並逐步統壹到民主社會主義和社會黨的旗下。

民主社會主義以超階級的觀點看待人、看待社會、看待自由、平等和社會公正問題。而它對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各流派的思想又吸收得最廣泛（幾乎所有社會主義流派的有益成份都被其吸收和發展），而其它流派的社會主義基本上已經絕響或式微，所以，它是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的最終的批判的繼承者。

社會主義的各流派並不都是把社會主義與民主思想相聯系的，特別是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如聖西門、傅立葉等人，都不是民主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只是社會主義者中把民主思想與社會主義聯系在壹起的那壹部分人的思想，如畢舍（Philippe Joseph Benjamin Buchez）、路易·勃朗（Luyi Bolang）、拉薩爾、肖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等。而完成把民主思想與社會主義理論進行體系化整合的，是德國的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伯恩施坦考察了歐洲社會的實際情形，在重新認識了“科學社會主義”和其它民主主義思想、社會主義思想後，最早提出了“民主社會主義”這壹概念，並明確地提出了“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就是說，它既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手段，又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形式”壹的理論觀點。是他完成了民主社會主義現代理論體系的奠定工作。

民主社會主義是對片面強調“自由至上”、漠視人類平等和社會公正的、主張“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匡正，和對以“用金錢的特權代替以往的壹切個人特權和世襲特權” 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

十八、十九世紀，思想啟蒙運動最終發展產生了兩類反對專制的思潮，壹是自由主義，壹是民主主義。那時這兩種思潮本來並沒有顯現多大的理念沖突，人們對它們沒有進行嚴格的區分。那時人們普遍以為，自由的價值是至上的，只要推翻了封建專制，獲得自由，就會獲得社會平等，而且人們的任務是共同的，這是反對君主專制，爭取各階級人所各自理解的“自由”。所以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歐洲，以邊沁（Jeremy Bentham）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廣泛流行。然而英、法、德等國資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後，盡管人人都獲得了更多的自由，但這些國家無壹例外的是大資產階級攫取了政權。這些大資產階級政權實行以財產權至上的制度，規定只有擁有壹定的資產者，才享有選舉和被選舉權，以限制大多數人民的參政權利，在經濟上，分配由資產者決定，無產者只有出賣勞動力的自由，而沒有經濟權利，自由主義更是提倡企業主能夠沒有限制地進行自由競爭，國家不應幹預經濟生活。這就是通常所說的、也就是馬克思所處時代的“資本主義”制度。事實讓人們認識到：獲得自由並不意味著必然獲得平等，人民不僅需要自由，還需要平等。這樣，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矛盾就凸現出來了。民主主義不僅認為自由是人類的最高價值，平等和公正同樣具有人類的最高價值，沒有平等和公正的自由，是虛假的自由，自由主義是以自由為名，否定平等和公正，本質是在宣揚弱肉強食的反人道觀念。

民主社會主義作為民主主義的發展，是把平等和公正放在與自由同等價值位置上的。它認為，人不只是抽象的人，還是處於壹定具體社會境地的人。處於壹定具體社會境地的人本來就處於並不平等的地位，而讓本來就處於並不平等的地位的人進行自由競爭，這種競爭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它要求社會先要給予社會中每壹個處於劣勢境地的人以壹定的補償，盡可能獲得平等的地位和機會，然後再展開社會競爭。因此，民主社會主義要求每個公民在政治方面享有普選權，反對以資產或其它因素限制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獲得政治民主；在經濟方面要求勞資雙方享有平等的分配決定權，即進行民主分配，反對以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歸屬決定由誰進行分配，並保證每個社會成員享有參與社會競爭所必須的基本社會保障，以實現經濟民主；在社會方面要求各個社會階層和社會成員都享有平等的社會地位，享有結社的自由，以讓勞工組成獨立的工會組織，以有力地防止資本對勞動力市場的壟斷，實現社會民主。民主社會主義希望的是通過上述途徑，逐步達到人的平等和社會公正，並通過維護人的平等和社會公正，來維護人的自由的真實存在。

民主社會主義不僅是壹種政治理論體系，它還代表著壹種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和社會政治運動。這個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和社會政治運動在各國的工人運動和政黨運動上得到最主要的體現。工人運動和政黨運動是社會主義的實踐，當然也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實踐。在整個工人運動和政黨運動中，社會民主主義者或民主社會主義者，是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和政黨運動的重要成員。

工人運動在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前，目的是為了配合資產階級推翻君主的專制統治，而在革命的勝利後，工人運動的目的是為了自己的權利和利益而與資本主義鬥爭。工人運動的主要形式是示威、罷工和組織工會。後來又發展到組織社會主義政黨。組織社會主義政黨是工人運動的高級形式。

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以“自由”為口號，在廣大社會底層，尤其是工人階級的積極參與下取得的。沒有無產階級和其他社會底層的參與，資產階級是不能取得勝利的。但是在革命勝利以後，各國的大資產階級（如在英國是新貴族、金融家資本家、大工商業資本家，在法國則是金融家資本家、大工商業資本家）掌握了政權，制定了“用金錢的特權代替以往的壹切個人特權和世襲特權”的、限制社會多數人權利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大資產階級“通過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資產資格的限制，使選舉原則成為本階級獨有的財產。平等原則又由於被限制為僅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壹筆勾消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窮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範圍內的平等，簡括地說，就是簡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壹通過壟斷選舉權，使得無產階級不能在立法上體現自己的利益。因此很多的社會黨人認為，只有爭得普選權，無產階級才有獲得其它權利的可能。所以爭取普選權以獲得政治平等是工人運動的政治目的。

在經濟方面，自由主義的大資產階級又以強調“財產權”為由，依仗資本對勞動力市場的壟斷地位而壟斷分配權，實行不公正的分配，殘酷剝削無產階級。因此，當時各國無產階級的生活境地是十分悲慘的。所以，要求社會承認無產階級的經濟權利，要求國家保障勞工的經濟利益，民主地參與社會分配以消除剝削，改善無產階級苦難的生活處境成為工人運動的經濟目的。

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歐洲的工人們已經組織起了早期的工會組織，這些組織多是起名為“互助會”、“兄弟會”、“友誼會”等。到十九世紀20年代在西歐出現了第—批全國性的工人群眾組織，到30年代以後，歐洲各國的工會組織已經非常強大。此前的工會主要是在經濟鬥爭中發揮作用，為工友提供互助。十九世紀30年代以後，工人運動開始獨立進入政治領域，工會也開始逐步在政治鬥爭中對工人發揮很大的影響作用。50年代以後，歐洲各國開始出現社會主義的具有早期政黨性質的組織——“工人協會”或“工人聯合會”，並出現了社會主義的國際組織，如1855年成立的國際委員會（後更名為“國際協會”）。1864年，各國工人協會派代表在倫敦成立了具有歷史影響的國際組織——國際工人協會（即“第壹國際”）。

1864年在倫敦成立的“第壹國際”本來是個由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者參加的國際組織。由於當時馬克思主義尚未對社會主義運動發生太大的影響，信奉科學社會主義者很少，所以它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盡管是由馬克思起草的，但為了能夠得到大會通過，馬克思並未能把它們寫成共產主義的文件，而是基本上體現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沒有多少共產主義色彩。因此可以斷定，第壹國際開始時是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國際組織。而1867年以後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壹國際內部不斷進行對非馬克思主義者的鬥爭，也同時由於當時歐洲社會處於資本主義最黑暗的時代，歐洲又正好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此時出版的馬克思的《資本論》贏得了更多社會主義者的相信，馬克思和恩格斯最終取得了對“第壹國際”領導權，並逐步將壹些非馬克思主義者開除出了“第壹國際”，“第壹國際”因此基本上成為了共產主義者的組織。

在“第壹國際”的內外，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都進行了長期的理論鬥爭。而當時的歐洲社會的殘酷背景，逐漸使越來越多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相信，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無產階級專政對於消滅階級壓迫是必要的。於是，“第壹國際”成立以後，科學社會主義逐步取代社會民主主義，成了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派別。

十九世紀的最後30年是歐洲生產力飛速發展的時代，也是歐洲由於生產力的進步，以及由於工人運動的更加蓬勃地開展，社會發生深刻變化的時代。壹方面工業革命大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的效率，使得社會財富增加，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生產境地有了可能，另壹方面此前的自由競爭使得社會生產向壟斷方向發展，而壟斷的結果是在壹定程度上削弱了社會競爭，擴大了社會生產規模，降低了社會生產成本，使得資本家有更多的可能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生產境地。但是，工人階級的生活生產境地改善的根本原因還在於這壹時期工人運動的進壹步發展。沒有工人階級的出色鬥爭，資本主義是不會向社會主義讓步的。據有關資料統計，法國工會的數目從1884年的68個增加到1890年的1006個，工會會員接近14萬。1890年德國工會總委員會成立時會員達23.7萬。英國工聯成員的人數從1881年的463899人猛增到1890年的1470191人。而鬥爭的規模也是空前的。比如，罷工在法國1865～1875年發生了196次，1882～1887年則發生了758次，而到了1890年僅這壹年就發生了313次。意大利罷工人數從1881～1885年的85000人增加到1886～1889年的133000人。壹工人運動不斷在爭取工人生活的立法保障和勞動的立法保障方面、在爭取普選權方面獲得了壹定的實際效果，社會主義者甚至進入了議會，這些都表明歐洲的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也很大程度上增長了人們認為資本主義可以和平改良成為社會主義的想法。

從十九世紀70年代末開始，在選舉權擴大，社會黨人進入議會，國家制定了壹些勞工保障制度的新社會狀況下，壹些信奉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人開始懷疑科學社會主義的正確性，認為社會主義完全可以不依靠暴力鬥爭，只須進行社會改良達到社會民主而實現，出現了試圖“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傾向。到1899年，伯恩施坦出版了《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壹書。該書不僅試圖修正馬克思主義，實質上是修正當時以科學社會主義為主流的整個社會主義的運動方向，試圖使社會主義運動重新回到社會民主主義道路。《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壹書標誌著社會主義運動開始發生徹底的分化。這個分化在1917年到了最終階段。在對待“十月革命”和剛建立的蘇聯的態度上，各國社會黨及社會黨國際內部發生了根本分裂，信奉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繼續稱為社會民主黨人或社會黨人，而堅持信奉馬克思主義者的則放棄了社會民主黨人的稱號，脫離社會黨組成共產黨，稱為共產黨人。

最早成立的正式的社會黨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它的前身是斐迪南·拉薩爾創建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和李蔔克內西（Karl August Ferdinand Liebknecht）和倍倍爾（August Bebel）創建的“德國工人協會聯合會”。其後，歐洲各國紛紛組建社會黨。至第壹次世界大戰前，歐洲的丹麥、比利時、挪威、瑞典、荷蘭、英國、芬蘭、法國、俄羅斯都建立了社會黨、社會民主黨或工黨。

通過普選和自由選舉進入議會、政府乃至獨立組閣執政，從而制訂促使國家和社會向社會主義邁進的法律制度和國家政策，是各國社會黨的壹貫追求。這壹追求在各國社會黨的努力下獲得了根本性的成功。以德國為例，1877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獲得了50萬張選票；到1890年則獲得了150張選票，占總票數的五分之壹；到1903～1912年，它的選民就從300萬發展到425萬，成為議會中最強大的政黨；1919年2月社會民主黨首次實現了單獨組閣。其它國家的社會黨都陸續從20年代前後在議會中占據強大地位，並入閣主政和單獨執政。歐洲國家中在國內長期執政和在議會、政府中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黨有西班牙、瑞典、葡萄牙、奧地利、意大利、馬耳他、芬蘭、澳大利亞、新西蘭、挪威、盧森堡、比利時等國。其中，以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執政時間最長，它從1917年開始執政，1920年成為執政黨，其後在20年代曾兩次下野，又兩次重新執政。從1932年起除1976——1982年外，該黨單獨執政至今。其次是奧地利社會黨，該黨單獨執政達40年之久。瑞士、丹麥、挪威、盧森堡、比利時、芬蘭、英國的社會黨執政都超過或接近20年。德國社會黨從1966年開始執政，直到1982 年才下野，執政達13年。法國社會黨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曾兩度參加聯合政府，1981年它單獨上臺執政，1986年該黨雖然下野，但總統仍然由社會黨人密特朗執政，社會黨仍然是議會中第壹大黨。七十年代，歐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國先後推翻了本國的專制極權統治，西班牙工人社會黨、葡萄牙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全希臘社會主義運動等社會黨組織才獲得了合法地位或者得以成立，但是這些社會黨很快發展壯大，不久都成了本國的執政黨。並且社民黨成為長期的執政黨。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壹些國家被納粹占領，為法西斯所統治，這些國家的社會黨轉入了地下活動，和其它國家的社會黨壹道，在反法西斯鬥爭中與法西斯進行了最堅決的鬥爭，贏得了本國人民的進壹步的支持。戰後，為美國所占領國家的社會黨恢復了正常活動，為蘇聯占領的東歐國家的社會黨，被蘇聯強迫改造成了共產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東西方分裂為兩大陣營，開始了四十年之久的“冷戰”。在西方，為了與東方共產黨力量相抗衡，1951年6～7月，各國社會黨召開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宣告成立社會黨國際。大會發表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即《法蘭克福宣言》。這個宣言再次宣布社會主義是社會黨的奮鬥目標，“它是民主的高級形式”，並且更為具體地指出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包括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和國際民主。該宣言指責共產主義“妄稱繼承了社會主義的傳統。但事實上，它歪曲了這個傳統，使它面目全非。”，“國際共產主義是新帝國主義的工具。不論在什麽地方，只要它獲得政權，它就破壞自由與獲得自由的機會。它的基礎是建立在軍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的。由於造成財富和特權的鮮明懸殊，它已創立了壹種新的階級社會。強迫勞動在它的經濟組織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該宣言還認為，在許多西方國家“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已經奠定。在這些國家中，資本主義的弊端正在消逝，社會產生了新的活力。社會主義原則的價值正在行動中得到證實。”

社會黨國際成立以後，它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發揮了強大的作用，特別是在反對殖民主義、反對軍備競賽、提倡國際“緩和”、提倡國際合作、救助貧困國家、促進國際人權等方面做了不少的努力。

社會黨國際成立以後，各國社會黨對於馬克思主義是越來越趨疏遠。後來各國社會黨都公開聲明馬克思主義不是社會黨的指導思想，並且宣布“世界觀中立”和“非意識形態化”，宣布社會黨不再僅僅是無產階級的黨，而是“全民黨”。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三、四十年是各國社會黨在政治上最輝煌的時期，各國社會黨在本國的政壇競爭中，長期執政，或成為議會中的最強大力量。然而到了70年代以後，各國社會黨都在與本國的政治對手的競爭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挫折。遭受挫折的原因是很多的，有各國社會黨自身政策的原因，如把公有制視為社會主義的要素，長期推行“國有化”運動和過度福利政策，造成社會經濟發展趨緩；也有社會狀況發生了改變，社會黨的理論和政策未能及時作出即時反應的原因，如全球化問題、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問題，同性戀、墮胎、試管嬰兒和後來的“克隆人”等問題而引發的道德人倫問題，科學的空前發展和普及對人類安全所帶來的不確定的潛在風險問題等。更有社會黨人認為，社會黨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之壹，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和任務在這些國家已然實現，而由此帶來的自身存在價值的危機。

自從二十世紀70年代社會黨遭遇危機後，各國社會黨從理論上、政策上紛紛開始了改革嘗試。最有代表性的嘗試是所謂的“第三條道路”的理論。所謂“第三條道路”是指介於此前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與新自由主義道路之間的壹條道路。“第三條道路” 理論在註重社會平等公正的同時，註意到了“效率”的重要價值，認識到“平等、多元主義與經濟活力之間也並不總是和諧壹致的”壹, 公正平等與經濟效率之間存在著事實上的矛盾, 並試圖解決這壹矛盾，以修正以往民主社會主義片面註重社會公正，漠視經濟效率的弊端。在處理其它社會新問題方面，社會黨更加趨於註重實際，註意積極汲取其他政治力量的理論和政策的合理因素。

1989年東歐和蘇聯發生了政治劇變，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利亞、阿爾巴利亞、保加利亞、東德等國相繼成立了社會黨，或者共產黨宣布轉化成社會黨。各國社會黨普遍為之歡呼。此時，原來歐洲民主國家的各國社會黨經過幾年來的改革，又重振了旗鼓，紛紛恢復了在本國政治舞臺上的力量。所以社會黨人把二十世紀90年代出現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復興稱為民主社會主義的“神奇回歸”。

1951年社會黨國際成立時，《法蘭克福宣言》就宣稱在許多西方國家“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已經奠定。在這些國家中，資本主義的弊端正在消逝，社會產生了新的活力。社會主義原則的價值正在行動中得到證實。”即是說這些國家已經基本不是資本主義國家，而是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了。綜合察看這些國家可以發現，這些國家具有以下四大特征：壹是實行“政治民主”。即實行憲政和法治；實行多黨政治競爭，自由選舉；實行權力分權和相互制衡、司法獨立等等；二是實行市場經濟。即允許各種經濟成份自由競爭；三是實行國家對經濟必要的有限的幹預，以實現“經濟民主”和充分就業，並維護市場的健康有效；四是實行福利國家制度，力求讓社會弱勢群體獲得更多的參與社會競爭的能力和機會，以體現社會公正。

民主社會主義在各國的實踐中都把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與各國的國情結合，形成了不同的特色。這些特色主要體現在經濟政策和福利制度方面。壹般可以分為西歐型、北歐型和東歐型三大類型及它類型（如拉美型）。西歐指歐洲西部瀕臨大西洋地區和附近島嶼的各國，包括英國、愛爾蘭、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等國。德國、奧地利、瑞士、意大利在地理學上是中歐或南歐國家，但壹般也劃入西歐類型。北歐指歐洲北部的日德蘭半島、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壹帶。包括冰島、丹麥、挪威、瑞典和芬蘭。東歐包括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國。西歐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發源地，與歐洲其它社會黨相比，歷史上西歐的資本主義勢力最為強大，所以這些國家在分配上就不象北歐國家更趨於均等，市場的競爭自由度也更高於北歐國家。北歐國家不僅在社會福利程度方面比西歐高得多，而且在生產制度、分配制方面，工人民主參預的程度都大於西歐國家。東歐國家是新近成為社會黨國家的，這些國家基本上是在學習西歐和北歐及美國的政治模式，暫時還沒有形成自己的特色。

民主社會主義除了在歐洲，在世界其它大陸和島嶼地區也已落地生根。如在亞洲、拉美、澳洲、非洲。

中國在清末民初也曾經有過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傳播，但由於當時特定的“救亡”背景，最終又絕響了。

如今，民主社會主義還處在不斷發展當中，它對於處於風起雲湧的改革時代的中國人有沒有什麽積極意義呢？這是二十壹世紀中國人所當深思的。

第壹章 民主社會主義的來源與發展

民主社會主義作為壹種政治理念、社會理想和系統學說，它的理論來源則壹是思想啟蒙運動與資產階級革命運動中的各種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啟蒙思想，二是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興起的社會主義思想。勃蘭特（Willy Brandt）曾經指出：“社會主義意願的基本價值就是自由、公正與團結”，“自由、公正（平等）、團結（博愛）這三個概念非常清楚地表明，我們是啟蒙運動的後代”。壹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為民主社會主義提供了自由平等理論、人民主權學說和權力制衡等基本理論來源，而各種社會主義思想又為它提供了互助合作思想、福利制度思想等學說來源。社會主義實際是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即繼承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思想，又把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價值觀延伸到了經濟和社會領域。經過各國社會主義者和社會黨的探索，到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由伯恩施坦等人對以往的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各家後流派的思想進行了系統的整合工程，使其成為基本完善的現代理論體系，並力圖將這壹現代理論體系作為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運用於社會主義的實踐，使社會主義運動的方向重新調轉到社會民主主義的方向，因而形成了民主社會主義。1917年“十月革命”以後，社會主義運動整個陣營發生根本性的分裂，西歐和北歐國家的社會黨右派和中派基本上走上了這條道路。而左派和蘇聯及後來的東歐諸國繼續以正統的馬克思思想作為指導思想，成立了共產黨和共產國家，與社會黨和民主社會主義形成了意識形態的對峙狀況。

本章簡要敘述民主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以及各種社會主義對於民主社會主義基本理論的形成提供了極為豐富的來源。對於民主社會主義基本理論的進壹步闡述，將在第二章進行。

第壹節 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

壹、人的價值的發現和對神權的否定

在中世界神權統治最黑暗的時候，十四世紀初歐洲迎來了人類歷史上文化蓬勃發展的新時期——“文藝復興運動”。十四世紀初至十七世紀中葉的這場文藝復興運動，它的目的是為了最終砸爛神權和神學對人的精神桎梏，解放人性，使人意識到自我的存在，以確立人的價值和尊嚴。有了人的自我意識存在，確立了人的價值和尊嚴，才有了後來的人對自由與平等的渴求，也才會有民主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所以，文藝復興運動是民主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根本起源。

十四至十七世紀的歐洲，人民受基督教神權和王權共同壓迫，而神權又是歐洲人民最為歹毒的精神和政治壓迫。羅馬天主教會，是西歐各國最有勢力的封建主。不僅在經濟上享有種種特權，而且在政治上，教皇不僅掌握著教會的最高行政權和司法權，可以裁決俗界各國的糾紛，任意廢止各國的世俗法律，甚至決定各國皇帝和國王的廢立。教皇和教會聲稱自己有著受自天主（神）的權力，享有無上的精神控制權和代表天主行使對人定罪或赦罪的特權。它禁止人民思想自由，要求人們的壹切言論行為必須符合《聖經》與教皇教會的意旨，否則將會受到殘酷的迫害。它桎梏人的天性，推行宗教禁欲主義，強制推行教士獨身制和苦修制，教徒們要禁絕性行為，夫妻過性生活必須在夜深人靜之時極短促地匆匆了事。所有與生育脫離的性活動都會受到十分殘酷的懲罰，甚至被施以火刑。有些女子僅因生而麗質，具有性誘惑力，就可能被誣為女巫，任意加以摧殘與折磨，被投河或被活活燒死。在有些地區，被燒死的“女巫”竟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從14世紀至15世紀，全歐洲被燒死的“女巫”在五萬人以上。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布魯諾(Giordano Btuno)、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等許多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也正是因為對《聖經》與教皇教會的意旨進行了反叛，才遭受迫害的。在這樣的黑暗背景下，新興的尚不夠強大的資產階級，以復興古希臘、古羅馬的古典文化為手段，樹立起了理性主義和人文主義的輝煌大旗，反對神權，提倡個性自由，開始了首先從意大利發起的並最終推向了整個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

在文藝復興運動以前，歐洲社會理想的人應該是自卑、消極、無所作為的，人在世界上的意義是不足稱道的。而文藝復興運動發現了人的崇高偉大的價值，提出人的個性應該自由，它提倡發揮人的聰明才智及創造性潛力，積極冒險，提倡重視現世生活，鼓勵人們追求物質幸福及肉欲上的滿足，反對宗教禁欲主義。意大利文學家和政治思想家但丁（Dante Alighieri）宣稱：“人類壹旦獲得充分的自由，就能處於最佳狀態。”壹他認為，理性和意誌自由是人區別於其它生物的根本所在。他說：“惟具有理解力的知覺，乃是人的特性”二因為人有理性，所以人就需要自由。

文藝復興運動中的思想人物對神權的否定，常常是以肯定世俗王權的方式表達的。但丁論證了君主的權力是直接來自上帝的，而不是來自教皇。同時他又論證了帝王之權和教皇之權各有所司，帝王司世俗之務，引導人類走向“人間樂園”，教皇司天國之務，引導人類進入“天上樂園”，因此主張政教平等，不應相互幹預。英國著名宗教異端人物約翰·威克利夫指出，每個人都是上帝的“佃戶”，沒有中間出租者，教民與上帝之間無需中介人。另壹位著名宗教異端人物捷克人胡斯把威克利夫的著作《三人對話錄》譯為捷克文，並進壹步闡發了威克利夫的思想，提出：第—，教會對土地的占有是壹切罪惡產生的根源，必須沒收土地，將教會財產收歸國有；第二，教會應當服從世俗政權。他把教皇標為“基督之敵”，並對教皇兜售“贖罪券”進行尖銳的抨擊；第三，反對教會鋪張浪費，主張簡化宗教儀式，建立廉價教會；第四，進壹步肯定威克利夫關於《聖經》是教義的唯壹源泉的觀點，提出每壹信徒都有權按照自己對《聖經》的理解來決定信仰。馬西裏烏斯認為，教會和神父是靈魂的醫生，醫生治病不能靠強制，因此教會在管理精神事務時，無任何強制權威，當人們不能圓滿履行宗教要求的時候，教會無任何處罰權利。“號稱教皇的羅馬主教，或任何教士或牧師，不論個別或集體，都毫無強制的法律治理權可以來管理教土、主教……；對於任何情形下的人員，或政府，或社區，或團體，或個人，更沒有這種權力。”③

還有不少的思想人物，如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馬西略(Marsilio或Marsilius)、法國政治思想家布丹（Jean Bodin）等人，還直接從自然法、“人民權力”、國家起源等學說論證了神權的不合理。

十六世紀產生的宗教改革運動，是文藝復興運動的發展。1517年，教皇的代表在德國維登堡出售免罪符，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維登堡教堂門口貼出《關於贖罪券效能的辯論》，揭露免罪符的欺騙性，從而揭開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向神權發動了最後強大的攻擊。馬丁·路德反對教會幹預政治，主張政教分離，並認為君主的權力高於教會的權力。他指出，信仰是個人的事，任何人不能幹預對基督教的信與不信，譴責以強制力迫使別人信教。

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運動最終結束了壹千多年的神權統治，樹立起了理性的權威，找回了人的尊嚴和價值，並且打破了經院哲學壹統的局面，為以後的思想進步掃清了道路。

二、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產生繼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運動之後，歐洲又展開了第二次偉大的思想解放浪潮——思想啟蒙運動。啟蒙運動從興起到發展長達壹兩個世紀之久。啟蒙思想家們從“自然法則”、“理性”和“人性”中引伸出壹切人的自由、平等、獨立的政治要求，並把現存的專制制度和蒙昧主義宣布為“非人性”和“非理性”的，從而加以無情的批判。打破舊的傳統觀念，傳播新思想、新觀念成了當時許多先進思想人物的自覺行動。這是壹場由資產階級發起的思想運動和政治運動。思想啟蒙運動的目的是要在思想上以“人權”反對“君權”，以“理性”代替蒙昧和野蠻，徹底推翻君權神授的“君主主權”思想，在政治上建立“思想自由”、“信仰自由”、限制或取消君主權力的政治制度和在經濟上建立稅賦自主、工商自由的經濟制度。

思想啟蒙運動直接產生了自由思想和民主思想。自由思想和民主思想大約在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後已經分別形成，但是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這兩個名詞出現則是後來的事。而且自由思想和民主思想並不等同於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這將在第三章中講到。對於思想啟蒙運動中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這兩種思潮，中國的現代學者通常不加區分，統稱之為“自由主義”。實際上，思想啟蒙運動中的自由主義思想和民主主義思想是並不完全相同的。自由主義思想關心的是如何限制君主(政府) 對於個人的權利，它並不壹定在乎國家主權在誰。自由主義者可能是人民主權論者，也可能是君主主權論者；而民主主義思想（包括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則堅決主張用“主權在民”或“人民主權”的來否定君主權力，因而他們在政體上主張 “共和制”，在國體上主張“君主立憲制”或“共和制”。民主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區別在於前者可能只主張部分人民擁有國家主權——即階級主權，因而“主權在民”實際上可能是僅僅否定國王主權，而主張“議會主權”；而社會民主主義者則明確主張全體人民擁有國家最高權力，並且更把“人民主權”與“普選權”結合在了壹起。最早的社會民主主義產生於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內戰中。著名的民主主義和思想人物和社會民主主義思想人物有彌爾頓(JohnMilton)、斯賓諾莎(Spinoza)、洛克(Johu Locke)、孟德斯鳩( C. de S. Montesquieu )、伏爾泰(F.M.A.Voltaire)、李爾本(John Lilburne)、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羅伯斯比爾(M.Robespierre)等人。

早期的民主主義者多是主張在政體上實行“貴族共和制”或是在國體上實行“君主立憲”的共和主義者。這其實是起源於英國都鐸王朝時期的“國王在議會中”的思想的繼續。所謂“國王在議會中”，是認為議會是國王、上院和下院的三位壹體，而不是以國王與議會分權。“國王在議會中”的原則意味著國家主權既不屬於作為個人的國王，也不屬於由上下兩院組成的狹義議會，而屬於“議會中的國王”，或者說，屬於國王、上院、下院新三位壹體的廣義的議會。英國史學家基爾曾說：“國王的權威是議會的原動力。假如沒有這壹生命力的源泉，這架龐大的機器將停止運轉，毫無效能。”壹按照孟德斯鳩的定義，“共和政體是全體人民或僅僅壹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權力的政體”二，主張實行貴族共和政體，把多數人民被排斥到政治體制之外，這種共和政體本質上是階級的民主，即貴族階級的民主，實際上只是古希臘時期的“混合政體”的推陳出新。而沒有“普選”的“主權在民”實際上也只是主張“階級主權”和“議會主權”。體現在現實政治中，這種“貴族共和”就是主張新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共和。要求實行新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共和的屬於民主主義，而要求實行普選權的全社會民主共和制度的，則屬於社會民主主義。

英國和法國是歐洲最早產生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和社會力量的兩個國家，這兩個國家的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最為豐富，社會力量發展壯大得最迅猛。英國的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產生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中。英國資產階級利用法律和國會，和新貴族結為聯盟，與君主專制統治進行了長期的鬥爭，通過壹系列的法令，使國王不斷屈服讓步。1641年5月，國會迫使國王簽署了壹項《三年法案》，規定國會至少三年召開壹次，屆時國王不召集國會，國會可以自行召開。以後，兩次內戰和“光榮革命”中，議會又通過了更多的法令，使得國會最終獲得了壹切權力，資產階級獲得了民主權利。在法國，資產階級通過幾次革命才最終建立共和政體。1789年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的雅各賓派（包括吉倫特派和山嶽派）、後來在1817年產生的“獨立派”及1832年“人權社”中的共和主義者，都主要代表著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力量。

彌爾頓作為壹位民主主義者，他雖然認為政府權力源於人民的意誌，議會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卻又認為人民的大多數是不應該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他們認為人民的大多數品性反復無常、輕佻浮躁。不能學習“法律和政務”，也缺乏“卓越的事業”的能力。只有中等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才是“最聰明和最能幹的人”，是“民族的精華”，國家的最高權力只能由他們來掌握。可見，彌爾頓所主張的共和國實際上只是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聯合專政，本質上也是壹種階級的民主。

伏爾泰是認為平等“是最荒誕不經的事。”壹他認為如果實行廣泛的民主制度“必然會有無知的暴徒，壹旦他們開始爭議，則壹切歸於失敗”二。他傾向於貴族共和制。

斯賓諾莎雖是壹位人民主權論者，他曾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對民主政體發出贊頌：“我想我已把壹個民主政體的基礎講得十分清楚，我特別是立意在此，因為我相信，在所有政體之中，民主政治是最自然，與個人自由最相合的政體。在民主政治中，沒人把他的天賦之權絕對地轉付於人．以致對於事務他再不能表示意見。他只是把天賦之權交付給壹個社會的大多數。他是那個社會的壹分子。這樣，所在的人仍然是平等的，與他們在自然狀態之中無異。”③但又認為民主政體偏於理想而不易實行，所以還是主張階級的民主——貴族共和制。

彌爾頓、伏爾泰和斯賓諾莎都是主張“君主立憲”的民主主義者，他們的民主（共和）主張，並不是建立在普遍選舉制度之上的整個社會的民主，而是資產階級壟斷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階級的民主。社會民主主義主張的是全社會的民主，而不是階級的民主。它最顯著的特征是它把人民的普遍選舉權與民主聯系到了壹起，反對以財產資格限制公民的選舉權利，從而真正實現“人民主權”思想。

最早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是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內戰中的獨立派和平等派的運動，而最早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人物是李爾本。獨立派是清教會中的壹個派別，其中部分成員反對繼續保留英王，他們後來轉為平等派。平等派是小資產階級為主要成員的社會改革力量，其領袖是李爾本。早在壹六四五年李爾本就提出了國家最高權力應該屬於人民的主張。他和反對上院和國王的存在，認為只有人民所選出的下院才能代表人民。1647年3月15日，平等派向下院提交請願書，指出：現在既然打敗了國王，所以下院有權力把全國人民從暴力和壓迫下解放出來，並且要求取消上院。請願書還要求建立壹院制的國會共和國，確立廣泛的選舉權及宗教自由；取消專賣獨占制度，特別是大商業獨占公司；建議下院通過特別法案救濟貧民。平等派的這些政治主張，使革命真正具有了社會民主主義色彩。十月，平等派又提出了《人民公約》，再次主張取消壹切特權，對年滿二十壹歲的男子實行普選權，並在普選的基礎上建立壹院制國會，作為全國的最高權力機關。以後在克倫威爾實行獨裁統治期間，李爾本等平等派再次向專制主義發難，公開譴責獨立派共和國是套在人民頭上的新枷鎖。

羅伯斯比爾是法國的壹位堅定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他強烈抨擊以財產限制社會下層人民政治權利的制度，他說：“當壹些人有可能運用的權力被選為立法團體或其它公共機關的成員，另壹些人只有權力推選那樣的人，還有壹些人連什麽權利都沒有的時候，是不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不。但是，正是這些法令，按他們擁有的財富的多少，按繳納三個勞動日、十個勞動日的直接稅或者壹個銀馬克，而在他們之間分成積極或消極公民、半積極或半消極公民這種可怕的區別。因此，所有這些安排在本質上是反憲法和反社會的。” 壹

三、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理論

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們在國家理論和社會理論方面，建立了許多傑出的理論，已經初步奠定了很多民主社會主義的重要的基本理論因素。如自由理論、平等理論、社會契約論、人民主權論、權力制衡學說等。

自由和平等理論 自由理論是在反對封建專制的社會制度中產生的學說。它的產生和資產階級的社會生產方式密切相關。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方式需要自由的市場、自由的勞動力、自由地競爭和發展的生產方式，而封建專制統治、僧侶貴族的特權、封建行會的戒律使新興的資產者不能獲得這些方面的自由權利，基督教神學的愚昧也極大地壓抑著人們的自由要求和科學理性的發展。正是在這個巨大社會沖突的背景下，人們在強大的王權和王權控制下的宗教特權面前站立了起來，開始爭取人的自由權利。自由思想廣泛傳播的社會政治成果是歐洲封建制的滅亡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成立，它最重要的理論成果之壹就是自由學說的形成。

作為封建專制主義的對立面，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把自由理論作為最根本的理論，它是其它民主主義理論的出發點。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認為，人的壹切權利都是因為人生來就應當是自由的。十七世紀的民主主義的思想家如伏爾泰、孟德斯鳩、是用“自然狀況”和“自然法”學說來論證“生而自由”的觀點的。

“自然狀況”是啟蒙思想家們所設想的人類的最初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人們各自生活， 互不侵害。洛克說道：“人類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獨立的”，自然狀況中的人只受自然法的支配，“自然狀況有壹種人人所應遵守的自然法對它起著支配作用”，而自然法又歸結於人的理性，“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二因此在洛克等民主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那裏，自由就意味著否定除理性以外的壹切權威。人們除了接受自然或“神”的管束限制外，不受任何權力的約束，理性就是人們交往的規則，也就是“法”，即“自然法”。

在論述自由的時候，信仰（思想）自由和財產權利是民主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最為關心的。比如彌爾頓就認為人類“必須有三種自由，即宗教自由，家庭或個人自由以及公民自由，沒有這三種自由，人們簡直就不可能愉快地生活下去。”③其中“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包含了信仰和思想自由，“家庭成個人自由”包含了財產權。

專制君主維護君主制度的壹個重要手段就是利用宗教對異己勢力進行迫害。宗教改革運動之前，宗教神權淩駕於封建王權之上，對廣大人民進行宗教迫害，宗教改革運動之後，宗教神權淪為封建王權的統治工具，專制君主利用它束縛人民思想，對付壹切反對君主專制的力量。例如在伊麗莎白統治初期；為了加強統治，對“不從國教者”的天主教徒，進行嚴厲的懲罰：有錢的入每月交納罰金二十英鎊：有地無錢的人，剝奪其地產的三分之二；無錢無地的人，沒收其家具，拍賣其服飾，天主教神父做彌撒則處以死刑。許多家庭被迫害得連張床都沒有。查理壹世統治時期，嚴厲推行書報檢查制度，在國會中斷的11年中，有9名反對派領袖遭到非人的迫害。從1603年至1640年，英國有6萬清教徒被迫逃亡國外。在歐洲其它國家，宗教都直接成為君主們的統治工具。在此政治背景下，要限制國王的權利，就必須要砸爛國王的精神統治工具，所以，要求信仰和思想自由成了自由權利的第壹要求。斯賓諾莎尖銳地指出：“專制政治的秘訣主要是欺騙人民，用宗教美麗的外衣來套在用以壓倒民眾的畏懼的外面。”四他指出：“剝奪人說心裏話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天賦的自由思考判斷之權”是不能侵犯的伍。

限制言論和思想傳播，實行嚴厲的書報檢查制度，是各國君主們為維護專制制度而制定的另壹個反動措施。民主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們都對這個制度予以猛烈抨擊。彌爾頓在批判書報檢查制度時指出：“寫作自由和言論自由……是壹切偉大智慧的乳母”壹，“是壹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二斯賓諾莎指出：“在壹個自由的國家每人都可以自由思想，自由發表意見”，“沒有人會願意或被迫把他的天賦的自由思考判斷之權轉讓與人的。”“強制言論壹致是絕不可以的。”③伏爾泰甚至認為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是其它壹切自由的保障。

財產權利也是民主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最為註重的。洛克在其《政府論》中論述了私有財產所有權最初的來源，他認為，私有財產所有權最初來源於人的勞動，是由於人把自己的勞動摻進了勞動對象，才獲得了對勞動對象的所有權，因此，“除他之外就沒有人能夠享有權利，至少在還留有足夠的同樣好的東西給其他人所共有的情況下”四。伏爾泰、彌爾頓等人都強調了財產權是人的其它自由權利的基礎。

平等理論是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另壹個重要理論。啟蒙思想家們在運用“自然狀態”學說論述自由權利時，他們的“自然狀態”學說本身就包含了平等權利思想。平等理論在民主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觀點是有較大差別的。有壹些民主主義者盡管承認平等權利在理念上的正義性，但是他們又認為平等是不可能實現的。伏爾泰就說：“平等既是壹件最自然不過的事，同時也是最荒誕不經的事”伍。還有壹些民主主義者懷疑社會下層人民的理性能力，因此反對給予他們平等的政治權利。孟德斯鳩雖然主張公民壹般都應該有選舉權“但那些社會地位過於卑微，以致被認為沒有自己意誌的人則除外”。他並且還認為，在壹個國家壹些人以出身、財富或榮譽著稱的人是不能和平民壹樣只有壹票投票權的，“如果他們和平民混雜在壹起，並且和其他的人壹樣只有—個投票權，公共的自由將成為對他們的奴役，而且他們不會有保衛這種自由的任何興趣，因為大多數的決議將會是和他們作對的。所以，他們參與立法的程度應該和他們在國家中所享有的其他利益成正比例。”⑥，後來的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也有和孟德斯鳩同樣的“復票權”的主張。

十七世紀最傑出的平等論思想家洛克則指出，人在“自然狀態”中“是壹種平等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壹切權力和管轄權都是相互的，沒有壹個人多於別人的權力。”七在社會狀態中，“如不得本人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於這種狀態之外”⑧。他在《政府論》這部著作中，把平等權和自由權置於形影相隨的共生地位，他所論述的自由，都是平等的自由；平等是和自由從“自然狀態”中自然產生的。

民主社會主義繼承了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自由平等思想，繼承了自由和平等相統壹的觀念，把自由和平等作為自己的最高理想。

社會契約論 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在論證人的政治和社會權利時，多數都是從人的“最初狀態”或“自然狀態”來設定人首先是自由與平等的，然後在此前提下設定“最初狀態”或“自然狀態”中的人們，為了解決相互間的利益矛盾和便於合作，才以理性為準則，形成了相互之間的契約性質的關系。在這種契約性質的關系下，人們共同生活，推選政府和首腦，制訂法律，這才形成了社會和國家。這就是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們所創立的社會契約論。

社會契約論是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用來論證人在社會狀態下，享有自由權、平等權和人民享有主權的基本理論。斯賓諾莎、洛克、孟德斯鳩、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ee)等人都相繼提出了各有獨特見解的社會契約論思想。在社會契約論的原則下，只有“基於每人的同意”這條原則才是建立和掌握國家政權的唯壹合法的根據。

出於君主立憲和限制王權思想，幾乎所有的社會契約論者都強調，人民在訂立契約時，並沒有把自己的權利全部地、絕對地轉付統治者，而是仍然保留了壹部分權力，所以統治者的權力，是應當受這部分不可轉讓的權利的制約和限制的。壹旦統治者破壞了這種契約，侵奪了人民的權利，人民有權根據契約原理，剝奪所賦予統治者的統治權力。

民主社會主義從社會契約論的原理出發，把人類社會視為公平協作的個人聯合體，把國家視為服務社會的工具，從而提出了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價值追求。

人民主權論 與君主主權對立的是“主權在民”思想和“人民主權”思想。“主權在民”思想與“人民主權”思想的不同在於，前者可能僅僅意味著排斥君主主權，只要不是君主主權，那怕只是由部分人，或某個階級掌握國家主權，都是“主權在民”。但是“人民主權”思想不然，它強調國家主權不可以由部分人，或某個階級掌握，而必須由整個社會，即所有公民掌握。彌爾頓、斯賓諾莎、洛克、孟德斯鳩、伏爾泰等人的關於主權思想的論述，目的都是為了反對君主主權，建立由資產階級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共和國”，而不是為了實現由全社會各階級共同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共和國”，所以他們都是“主權在民”思想，而不是“人民主權”思想。李爾本和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分別是英國和法國最早的著名的“人民主權”思想的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家（盡管盧梭的人民主權理論有嚴重的缺陷），其後，羅伯斯比爾、邊沁（Jeremy Bentham）、約翰·密爾等人都秉承了這壹理論。

法國盧梭指出，主權是“公意”的體現，“主權的實質就是全體意誌”壹，李爾本更進壹步指出：“由人民的自由選舉並通過自己的代表而表示的贊同，是壹切公正統治的唯壹基礎”二。因此，“人民主權”思想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根本思想，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最基本的國家理論。它把社會置於國家之上，承認社會每壹個成員的政治權利平等。它否認人民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者，它的上面還有另外的領導權力。它是民主制度的根本。

“人民主權”的關鍵是只有人民和它的代議機構才能享有立法權，並且實行以法治國。通過人民立法，然後依法建立國家和政府，限定國家和政府的權力範圍，監督司法和行政，是“人民主權”的基本規則。政治思想家邊沁提出了要用“協議”來約束統治者的“憲政”主張，他說，“如果沒有明確的協議限制，最高主權的權力就不能說是可被授予的，或是有確定範圍的。他們就能做任何事情，如果人們指責他們做某事為不合法或無效，指責他們濫用權力，就會被當成壹種辱罵”，反遭人指責③。

“人民主權”可以由人民直接行使，壹般形式為公民投票；但更多的是由每個公民自主推選其代表來間接行使，這種由每個公民自主推選其代表來間接行使主權的方式稱為代議制。由公民自主推選其代表來間接行使人民主權而組成的代議機構，是人民主權的被委托者，它受委托人給予的（即憲法和其它律法給予的）權限和時效的限制，所以本身不擁有主權。

“人民主權”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根本國家制度。而壹個國家是否“人民主權”，主要體現在是否實行議會制度、普遍選舉權制度和所有階級均權制度。

普遍選舉權思想 普遍選舉權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主張。在各國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後，大資產階級攫取了政權。為了能夠制定出保護他們的社會競爭優勢的法律，他們以財產限制人的選舉權，以便於他們壟斷立法權。在英國，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實行了大資產階級的統治。克倫威爾的女婿愛爾頓公開地反對人人享有選舉權。他把天賦的自由權利作了如下的解說，他說：“人們由於出生在英格蘭，便正當地擁有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

那就是，我們不能驅逐他們出境，我們不能拒絕給予他們以空氣、住房、棲息以及在道路上或其他方面的行動自由，不能不讓他們生活在我們中間……但是因為出生於英格蘭而要求享受支配土地和其他壹切的權利，這是沒有道理的。”愛爾頓赤裸裸地提出，選舉權是壹種基於財產的權利，“我主要著眼於財產，”他說，“因為這是國家政治體制的基礎所在，如果妳把這個也去除了，妳就由此而去除了壹切。正是這樣，具備這種財產資格的人才有選舉權，才能被選評為國會的成員。他們是國家中有永久性利害關系的人，正是他們，會集合在壹起，懂得國家的全部利害關系。”壹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國民制憲議會通過1789年12月22日的法律把選舉權只給予有產者。公民被按照財產的多少而劃分為三種類型：“消極公民”、“積極公民”和“選舉人”。這種以財產限制人民政治權利的主張，受到法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猛烈抨擊。羅伯斯比爾痛斥道：“當壹些人有可能運用的權力被選為立法團體或其它公共機關的成員，另壹些人只有權力推選那樣的人，還有壹些人連什麽權利都沒有的時候，是不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不。但是，正是這些法令，按他們擁有的財富的多少，按繳納三個勞動日、十個勞動日的直接稅或者壹個銀馬克，而在他們之間分成積極或消極公民、半積極或半消極公民這種可怕的區別。因此，所有這些安排在本質上是反憲法和反社會的。”二後來的功利主義思想家邊沁從“最多數人的最大量的幸福”的功利原則，論證了實際的普選權的正當性和必要性。他指出每個人的苦樂感受能力是相同的，而每個人的利益與他人的利益也同樣重要，因此，當某些人獲取某種利益或權利時，就沒有理由不讓其他人也得到同樣的權利。

普遍選舉權包括普遍選舉權利和普遍被選舉權利兩方面。它的精神是主張社會中壹切法定年齡以上的具有正常精神思維的公民，都享有選舉自己或他人、或被他人選舉，參與國家事務的權利。民主社會主義把普遍選舉權作為其根本的選舉制度，並以此作為“人民主權”思想的具體體現。它主張通過普遍選舉讓每壹個社會成員擁有平等的政治權利，進而平等地影響國家政治，讓國家為所有的階級服務，並通過國家的作用，以民主的手段最終逐步消滅階級。

分權制衡學說 所謂的“分權”，不是指政府部門的分工，如分為工商管理部門、公共安全部門、稅收部門等等，而是指國家權力本身的被分割。國家分權包含階級分權和職能分權兩個內容。階級分權是指由社會各階級共同享有國家最高權力；職能分權是指把國家權力進行職能分割，壹般劃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三個部分。

階級分權的思想即是指“共和”與“民主”，即國家權力不是只由某壹個階級掌握，而是由兩個以上的階級共同掌握，或輪流執政。它可能是部分階級分權，也可能是所有階級分權。部分階級分權是民主主義，而社會民主主義主張的是所有階級分權，它體現了階級平等的思想。

職能分權是民主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們十分重視的。出於對君主集權危害的刻骨銘心，為了切實地防範國家權力因為過於集中在壹個人或部分人手中，對公民形成新的權力壓迫，民主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們提出了將國家的權力劃分為幾個職能部分，分別由幾個職能部門掌握，並且使不同職能部門所掌握的權力相互牽制約束，以消除國家權力被個別人和個別集團包攬濫用的可能。最早具有職能分權思想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可能是英國的李爾本。代表“平等派”利益的李爾本針對克倫威爾推行的軍事獨裁統治，提出國會議員必須辭去軍隊職務、立法者不能同時是司法者和行政者等主張，迫使議會通過了包含上述思想內容的《自抑法》。後來，洛克在他的著作《政府論》中，首次把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執行權、外交權，並提出立法權由國會行使，執行權、外交權由君主行使。法國著名的思想家孟德斯鳩是分權制衡學說的集大成者。

他指出：“要防止濫用權力，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③。從“以權力約束權力”這壹目的出發，他在《論法的精神》壹書中繼承和發展了洛克的分權學說，系統闡明了分權制衡思想。他把國家權力劃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三個部分，提出由議會行使立法權，君主行使行政權，法院行使司法權，並且要求這三種權力之間要互相制衡。孟德斯鳩還認為，是否實行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三權”分立，是判斷壹個國家是否民主政體的標準。孟德斯鳩與洛克的分權學說相比，他對國家權力的劃分更科學，對分權制衡的論述更全面，不僅涉及了階級分權，而且涉及了職能分權和權力間的制衡。

分權制衡是民主制度的基本保障手段，也是後來民主社會主義所主張的基本國家制度之壹。

第二節

壹、社會主義思想的產生

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資產階級獲得了政治權力。為了保持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在利益競爭的強勢地位，以獲得經濟剝削的有利地位，資產階級開始保守化了，他們拒絕把他們曾經喊過的“平等”和“民主”的口號貫徹到無產階級的解放上。他們以財產資格限制無產階級的選舉權利，也拒絕承認無產階級在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平等權利和民主權利。無產階級事實上處於了受奴役的地位。在生活的逼迫下，工人們只能被迫成為沒有任何經濟權利的奴隸，他們勞動時間被任意延長，工資被任意壓低，勞動、生活境遇惡劣。尖銳激烈的階級對抗和社會下層人民極其苦難的社會生活，使得十九世紀30年代的法國和英國的許多善良的人們和不屈的人們不禁產生了對壹種人人平等、相互幫助的美好社會的想往。人們把這種反對不平等，提倡人類互助團結的社會理想學說，稱為“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認為十九世紀初期法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是在居於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壓迫下產生的，並且是同這種統治作鬥爭的文字表現” 壹是非常正確地。所以社會主義反映了當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對資本主義專制下的各種人類不平等現象的反抗。

社會主義是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僅僅只是政治革命，當它們要求向經濟和經濟關系方面延伸，變成經濟的和社會的革命時，社會主義就產生了。費邊社領袖韋伯(Sidney Webb)指出：“在過去壹百年中，把歐洲社會導向社會主義的那個主流，乃是不可抗拒的民主主義的發展”，“民主主義的必然結果，不但是人民控制著自己的政治組織，而且通過政治組織的控制，他們還要去控制生產財富的各種主要工具；他們要以有組織的合作逐漸代替無政府狀態的競爭；並且按照唯壹可能的方式，他們最後要恢復約翰·穆勒所謂的‘生產工具的所有者能夠從產品中取得的巨大份額’。民主主義在經濟方面的理想，實際上也就是社會主義本體。”二因此，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把社會民主主義的原則延伸到經濟和社會等方面，不僅要實現政治民主，而且要實現經濟的民主和社會的民主。

二、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壹詞據說最早是見於1803年由意大利傳教士賈可莫·朱利安的《駁社會主義》壹書。他把社會主義說成是上帝安排的傳統制度。這個詞在19世紀20-30年代才開始首先在法國和英國廣泛流行。英語的“社會主義”應當是“‘社會的’學說”之義，所謂“社會的（即全體各階級人民的）”應當是相對於“階級的”而言的。傅立葉(Francois M.C.Fourier)學派的孔西得朗(Par V.Considerant)曾指出：“壹切社會主義者都是共和黨人，壹切共和黨人都應當是社會主義者。”壹。這句話的意思是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是擁護“共和”的，共和黨人也只有是個社會主義者，才能是個真正的共和主義者。所以，社會主義實質上可以理解成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又壹個層次的發展，它意味著社會主義是要以“社會的”取代“階級的”和“君主的”、“國家的”，即主張社會的主權、社會的立法、社會的統治、社會的經濟權利、社會的福利，等等；它反對的是階級的主權、階級的立法、階級的統治、階級的經濟權利、階級的利益和國家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制度。社會的主權，即各階級共同享有國家主權，各階級共同立法；社會的統治，即實行共同立法下的法治和各階級共同或依照憲法輪流執政；社會的經濟權利，即各階級都享有平等的經濟權利，實現社會各階級、階層合作生產下的協商分配，和實行由所有者、經營管理者、生產者者、消費者共同參與的民主管理；社會的福利，即主張把各階級階層進行合作性社會生產下所有取得的壹切社會財富，由全社會而不是部分人共同享受，讓社會中的每個人享受到因為人的合作而增進的福利；等等。我們審視壹下十九世紀歐洲的各種社會主義流派，我們很容易地能夠發現它們具有上述主張的鮮明傾向。

社會主義主要因為它的對立面資本主義而產生；而實質上，社會主義的對立面不僅僅是資本主義，因為它主張人類自由與平等，因此它的對立面實際上是壹切不平等現象，即特權，包括政治特權、經濟特權等。所以社會主義是反對壹切特權政治的政治主張。當代德國的傑出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家托馬斯·邁爾（Meyer,T.）認為：“社會主義原來是指各界全體人民都享有平等的自由並通過團結互助和社會組織來公平地分配社會財富的壹種願望。”二

資本主義的實質即是特權,而私有財產制度並不代表資本主義。只有當資本成為特權時，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資本的特權可以體現在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上。當它作為政治特權時表現為用財產限制人民的政治權利，拒絕實行普遍選舉制度，實行階級的統治；當它作為經濟特權時表現在以財產所有權決定經濟權利，它實行沒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就沒有生產的決策權和分配的決策權的經濟制度，雇用勞動者只是生產的工具，而不是生產的主人。實行這種制度的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現代西方國家已經不是這樣的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時代就實實在在地是這樣的資本主義制度。恩格斯曾對資本主義的本質作過以下論述，他說：“資產階級的力量全部取決於金錢，所以他們要取得政權就只有使金錢成為人在立法上的行為能力的唯壹標準。他們壹定得把歷代的壹切封建特權和政治壟斷權合成壹個金錢的大特權和大壟斷權。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義的外貌原因就在於此。資產階級消滅了國內各個現存等級之間壹切舊的差別，取消了壹切依靠專橫而取得的特權和豁免權。他們不得不把選舉原則當作統治的基礎，也就是既在原則上承認平等；他們不得不解除君主制度下書報檢查對報刊的束縛；他們為了擺脫在國內形成獨立王國的特殊的法官階層的束縛，不得不實行陪審制。就這壹切而言，資產者真像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但是資產階級實行這—切改良，只是為了用金錢的特權代替已往的壹切個人特權和世襲特權。”③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消滅資產階級在政治特權、經濟特權和其它的壹切特權，爭取壹個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社會，即社會的主權、社會的立法、社會的統治、社會的經濟權利、社會的福利的社會，讓每壹個人成為國家政治的主人和社會生產的主人，最終實現人的自由價值。

三、早期社會主義的主要流派

早期（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主要有以下流派：聖西門(Saintsimon)學派、傅立葉學派、基督教社會主義、工場社會主義、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社會主義、拉薩爾社會主義、講壇社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倫理社會主義、議會社會主義等。以上各個流派的社會主義，提出了各種消除人類不平等現象的途徑，為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提供了更加豐富的理論來源。

聖西門學派 包括法國聖西門和他的門徒巴紮爾、安凡丹等人的學說和孔德(Auguste Comte)早期的學說，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開始流行。聖西門學派主張通過“實業制度”改造資本主義社會。他們的“實業制度”是壹種組織化的由科學家、企業家和工人組成的社會生產，並幻想通過他們所創立的“新基督教”來引導人們建立世間的“天堂”。在實業社會中，聖西門設想人們“在家庭出身方面實行盡可能大的權利平等的原則，並把真正能力的優勢作為政治權力的基礎”壹。因此，壹切特權都要廢除，並且要根據擇優任用的原則，讓在實證科學、美術和實業方面有最大才能的人，受托去管理國家大事。聖西門學派還提出了未來的社會應該是“協作制”的觀點。他們把資本家也視為勞動者，並主張自願加入實業企業，而不應該強迫加入。在實業制度下，社會的所有措施都是為了改進所有成員的政治的、經濟的和道德的處境。壹切人都要獲得最大的自由。他認為要實現以上的社會變革，途徑是依靠輿論和宣傳，而不能是暴力革命。

孔德是聖西門學派中的壹員，他開創的實證學派是聖西門學說的發展。他把人類社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即神學的軍事時代、形而上學的法學家時代和實證的科學產業時代。所謂“神學的軍事時代”，孔德是指中世紀封建統治時代。他認為在這壹階段，人用神的觀點看待事物，把事物看成是超自然的實體表現，是神的意誌的體現。而當神的概念被各種抽象的概念所取代時，人類歷史便進入了“形而上學的法學家時代”，即十七至十八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孔德認為這壹階段提倡自由、平等、人民主權、民族獨立，因而打破了神學思想，這無疑是進步的，但同時它也造成了知識和信念的混亂。唯有第三階段即“實證的科學產業時代”才是真正科學的階段。孔德提出了“社會團結”、“社會職能”、“社會政體”等思想。社會“團結”說是孔德社會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孔德把社會當作壹個有機的整體，同時，他認為人們和各個社會集團的相互聯系就是團結。晚期的孔德走入了神秘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死胡同。

傅立葉學派 包括傅立葉和他的門徒孔西得朗等人的思想學說。流行於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傅立葉設想未來的理想社會應該是以生產——消費合作社“法郎吉”為基本單位的“和諧社會”。“法郎吉”實行社會股份制，並設想通過工人擁有股份，把雇傭勞動者變為私有者，從而消滅雇用勞動。它的分配實行按勞動、資本和才能三方面進行。傅立葉認為在任何壹個新的社會制度中，必然包含著前壹社會制度的殘余和未來社會制度的萌芽，因此他認為社會的變革應當是漸進的。傅立葉逝世後，以孔西得朗為代表的傅立葉主義者，發展了傅立葉的“和諧社會”理論，進壹步宣揚階級調和，孔西得朗明確地提出：“社會改良是目的，共和國是手段。”二

基督教社會主義 最先由法國畢舍畢舍、拉梅耐(Lamennais)等人創立，後由勒德羅（J. M. F. Ludlow）傳入英國，十九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是其流行的巔峰。基督教社會主義認為人類的平等觀念來源於基督教教義，要實現人類的平等，人類必須遵從基督教的教義原則。它認為人們只要遵從基督教的教義原則，並實行普遍選舉制度、合作制度和人民參政，人類就能得救。莫裏斯宣稱：“在我心目中，基督教社會主義就是上帝的法則的證明。”③拉梅耐提出了人的自由與財產的關系不可分離的觀點，認為人沒有財產就沒有自由，共產主義主張把財產集中在國家手裏，就意味著國家對個人的專制統治；主張通過設法建立壹種“使人人都成為有財產者” 的制度來消滅不平等。畢舍提出了“社會資本”的設想，即在每個社會主義者建立的合作社中，將其純利潤的20%作為公積金，用來贖買資本家的企業，逐步使工人擺脫雇傭的地位。

工場社會主義 它由路易·勃朗（Luyi Bolang，LouisBlanc）創立，流行於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勃朗激烈抨擊資本主義競爭和無政府狀態，認為競爭是萬惡之源：它首先因為無產者之間為了獲得工作的機會而相互競爭，使得工資下降，造成無產者的貧困；同時，資產者之間的生產競爭不斷使資產者破產，也造成資產者貧困。他不主張根本否定資本主義制度，而主張通過國家權力來“組織勞動”，建立“社會工場”，以消除競爭，改善勞動者的處境，並實現勞資合作以調和階級矛盾；又主張在農村通過取消旁系繼承權，來不斷擴大公社莊地，完成農業革命。他反對工人階級用暴力手段反對資本主義。他曾這樣宣言：“通過壹切人的自由協作和他們之間兄弟般的團結，使壹切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質方面進行改善！這是包括在我們祖先五十年前在革命旗幟上所寫的‘自由、平等、博愛’的豪邁的標語中的”。壹

蒲魯東的無政府主義 這是法國的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等人的社會主義學說。從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後開始逐步流行。蒲魯東主張“在人類契約觀念的基礎上重建社會大廈。”二，“人在平等中尋求正義，同樣地，社會則在無政府狀態中尋求秩序。”③。他所說的無政府狀態就是沒有主人、沒有元首的社會狀態，在這個狀態下，人們用自由的契約代替法律，用自願的協商代替國家的仲裁，實行人的自治。他提議由鄰居間訂立契約以結成公社，公社間訂立契約以結成聯邦，用“聯邦契約制度”取代國家。他把資本主義的不平等的分配歸咎於貨幣，認為是貨幣的出現破壞了物物直接交換，使得商人們有了機會隨意提高商品價格，破壞了等值交換原則，出現了剝削。因此他設想建立“國民銀行”，由銀行折算商品的成本，發給交換者等值的銀行券，讓交換者用銀行券進行商品交換；同時由“國民銀行”向工農業生產者發放無息貸款，讓他們擺脫高利貸的盤剝、降低生產成本，最後消除剝削和貧困。蒲如東的無政府社會主義思想對法國和整個歐洲以極大的影響，是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占主流地位的社會主義思潮。

拉薩爾的國家社會主義 該學說流行於十九世紀60年代。德國拉薩爾提出，工資的水平與勞動力的供應量有關，當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增加時，工資水平就會下降，反之，工資水平就會上升，這被稱為“鐵的工資規律”。拉薩爾認為，要讓工人階級得到解放，就必須破除“鐵的工資規律”；而要破除“鐵的工資規律”，只有通過工人自願組織生產合作社，並通過國家權力的幫助，讓工人階級成為企業的主人。他說道：“如果工人等級是它自己的企業主，那麽工資和企業主利潤之間的那種區分就會消失，純工資也會隨之而完全消失，代替它的是作為勞動報酬的勞動所得!”四為了保證國家的超階級性，保證讓口袋空空的無產階級實現自行經營，拉薩爾認為無產階級必須通過直接的、普遍的選舉權來掌握國家的權力。所以，拉薩爾的“國家幫助”觀點就是通過立法機關的立法和國家的貸款來實現工人等級成為企業的主人。因此拉薩爾說道：“普遍的、直接的選舉權不僅是妳們的政治原則，也是妳們的基本社會原則，是壹切社會幫助的基本條件。這是改善工人等級物質狀況的唯壹手段。”伍他主張讓工人等級掌握國家的權力，並不是為了實行階級的專政，而是為了實現階級調和。他明確指出：“呼籲以工人等級的思想作為社會的統治原則，這絕不是號召社會各階級相互分裂和分離，相反地，這是和解的呼聲，是對整個社會的呼聲……”⑥“我所號召的是壹般民主的人民運動，而絕不是階級的運動”七。

拉薩爾的社會主義思想對以後的社會主義運動影響很大，講壇社會主義就是拉薩爾的社會主義的發展。它和講壇社會主義壹起成為民主社會主義關於國家幹預理論的來源。

講壇社會主義 講壇社會主義是由壹些德國的新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和大學教授們所鼓吹的社會主義學說，流行於十九世紀70年代。代表人物有瓦格納（Adolf Wagner）、布倫坦諾（Lujo Brentano）、桑巴特(Wemer Sombart)等人。他們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組織，它是能夠調和階級關系的。它主張由國家通過法律實行自上而下的改良，逐步實行社會主義。他們明確主張國家幹預經濟生活，由國家實施壹系列的“社會政策”，如實行社會保險、縮短工作日、改善勞動條件等。施穆勒提出：“沒有壹個堅強組織的國家權力並具備充分的經濟功用，沒有壹個‘國家經濟’構成其余壹切經濟的中心，那就很難設想有壹個高度發展的國民經濟。”壹。

講壇社會主義的以上觀點，對後來民主社會主義關於國家對經濟實行必要幹預的理論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響。

費邊社會主義 費邊社會主義（Fabian Socialism）為英國社會主義者的組織“費邊社”的社會主義理論學說。費邊社創立於1884年1月，著名代表人物是蕭伯納、塞德尼·韋伯（Sidney Webb）、華萊士（Graham Wallas）和奧利維爾。費邊社會主義的主要思想，系統地體現在1889年發表的《費邊社會主義論文集》中。費邊社會主義提出：“所有關心自己時代的事物的社會學者、社會主義者以及個人主義者都認識到，重大的、根本的變革只能是：(壹)民主主義的變革，因為只有如此，對大多數人民來說，才是可以接受的，並且才能使所有的人在思想上有所準備；(二)漸進的變革，因為只有如此，無論進步的速度多快，才不致引起脫節現象；(三)被人民大眾認為是合乎道德的變革，因為只有如此，才不致在主觀上對他們來說是敗壞道德的；(四)合乎憲法的與和平的變革，至少在英國應當如此。”二費邊社會主義者認為社會的發展如同生物的進化，人類社會也是個有機體，它的進化也是壹種由低級向高級、從簡單向復雜逐漸演化的過程，因此他們主張社會主義應該走“和平長入”的道路——對於已經初步實現了政治民主的英國來說，即是走憲政道路。費邊社會主義者還提倡“滲透政策”，即通過每個社會主義者的不懈宣傳，把社會主義的原則精神向自由黨人和急進主義者的思想中滲透；向工會運動者和合作主義者的思想中滲透；向雇主、官僚和金融家的思想中滲透；同時鼓勵費邊社會主義者擔任官員、入閣，成為大工業家、大學校長和加入其它團體，以擴展每個成員的實際作用，讓費邊社會主義最大限度地影響整個社會和國家。他們認為社會主義是壹種道德，“社會主義不過是從沒有道德的混亂情況走向認識到道德就理智的有意識狀態”③他們還提出了“市政社會主義”的構想，即主張通過地方的自治機構來把私營企業“社會化”，這樣既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又可以同時防止和避免因為國家完全掌握生產資料而產生官僚主義、專制主義現象和社會生活的單調。為此蕭伯納主張：“廣泛的職權不應該如過去所普遍認為的那樣劃歸‘國家社會主義’，而應該劃歸‘市政社會主義’；我們明白了在壹個社會主義國家內，各種以民主方式組織起來而實際上等於自治的地方管理機構所應該擔負的重要作用。我們終於很清楚地理解到，這些地方管理機構的多方面的作用的意義就在於：壹方面它替我們取消了唯壹的全國性的雇主(這種雇主其本質是不可避免地要官僚主義化的)的假設性的專制，另方面也把我們從普遍的社會生活壹律化的噩夢中解放出來。”四

費邊社會主義對民主社會主義的影響是巨大的，首先，作為民主社會主義概念的創制人伯恩施坦，就與費邊社的關系非常密切，因此對伯恩施坦提出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不會不產生很大影響；其次，費邊社後來加入了英國工黨，對英國工黨的理論和政策都受到了它的深刻的影響。

倫理社會主義 由德國新康德主義馬堡學派創始人柯亨（Hermann Cohen）等人創立，流行於十九世紀末。柯亨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遵循的是不同的邏輯，資本主義的邏輯是自然主義的，而社會主義的邏輯是理想主義的，從作用性質看，理想的事物應當能夠克服自然事物的缺陷，因而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並且必定要取代資本主義。柯亨認為，社會主義是人類的壹種倫理要求，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人類道德的進步。馬克思主義從道德主義出發，卻最終走向了非道德主義，結果成了歷史的“烏托邦”。所以他主張取消唯物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的基礎，把社會主義建立在倫理學的基礎之上，通過人的倫理的進步，逐步實現社會主義。

倫理社會主義的原則後來為民主社會主義所吸收，特別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綱領起了很大影響。

議會社會主義 十九世紀90年代，在社會主義運動的努力下，幾乎所有的西歐國家都有了合法的社會主義政黨，同時，各國的普選權也得到壹定擴大，於是西歐各國產生了讓社會主義者利用普選權進入議會，通過議會立法來改造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的主張。議會社會主義代表人物是福爾馬等人。議會社會主義在90年代產生不久，即溶入了民主社會主義。

四、各社會主義流派的共同的基本理論

以上各種社會主義流派，為社會主義思想提供了豐厚的思想內容，為以後的民主社會主義在壹切社會主義流派的爭鳴和實踐中獲得正確的理論認識、政策抉擇，奠定了深厚的基礎。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就是對以往人類的壹切人類進步理論和實踐進行理性審視、批判、吸收、揚棄和總結的結果。

平等公正理論 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思想是人類平等思想，它來源於社會民主主義；但民主社會主義對它作了發展，是發展了的平等思想。民主社會主義的平等理論的貢獻主要在於進壹步把平等的概念向經濟和社會領域作了具有重要意義的延伸。自由主義者對於平等，僅僅是從“政治權利平等”、“機會平等”的意義上來解說它的，而二十世紀之前的社會主義則往往把它表述為結果的平等或分配的平等，所以“平等”很容易被理解成平均主義，況且“平等”（equality）壹詞在英語中本身就有“相同的或相等的”的意思。歐洲經歷了英國等國、特別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後，人類應當在政治上的平等觀念，已經在人們的理念中逐步紮根了，盡管現實政治並沒有真正實現平等；但是經濟平等的思想就並不如政治上平等的觀念那麽容易讓人們理解和接受了，因為社會每個成員的出身和天賦不同，創造財富的能力或付出的勞動量也不同，因此勞動成果和分配當然也要有差別。所以在分配上主張平等人們爭議也很大。

其實，平等的含義是指權利的平等，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就是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的平等，而不是物質分配結果的平等。20世紀以前的很多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由於親眼目睹人類社會巨大的分配差異和許多勞動階層的苦難生活，都曾經急於找到壹種壹勞永逸的解決分配平等的辦法，他們把經濟不平等甚至把政治不平等的根源都歸咎於私有制，故而提出了“公有制”的設想。勿用諱言，早期的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主義在分配平等問題上存在著認識問題，這個認識的問題在於，首先，早期的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主義者沒有認識到，分配的絕對平等只能隨著社會總財富的逐步富足和階級的消亡而得以逐步實現，試圖通過改變所有制來壹勞永逸地壹下子就實現分配絕對平等是辦不到的。從民主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看，民主社會主義是為了實現人類的最終自由，即人類不再因為物質的匱乏而異化為物質和資本的奴隸，因此可以說民主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實現包括物質分配在內的絕對平等。但是民主社會主義認為物質分配的絕對平等是它的終極目標，實現這壹目標只能是壹個漸進的過程；其次，早期的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主義者沒有認識到，分配絕對平等的實現還必須依賴經濟權利平等來實現。經濟權利平等包括勞資雙方享有平等的企業領導管理權、分配決策權等經濟權利，並利用這些權利，逐步實現分配平等。因此，“平等”對於社會分配而言，在壹定時期內只能是壹種價值追求，即分配平等只是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總的趨向，而不是現實。唯壹真正能夠立即實現的平等，是權利的平等（包括政治權利，還應包括經濟權利）和社會競爭機會的平等以及社會競爭起點的平等（關於社會競爭起點的平等，請見第三章和第四章）。

民主社會主義的實踐證明，生產資料的國有化（所謂“公有制”）並不是實現分配平等從而實行經濟平等的可行手段。各國社會黨的政治實踐證明，分配平等的實現是不可以僅靠主觀願望人為促成的。分配的平等在較長時期內，只能是相對的平等，而不能是絕對的平等。所謂相對的平等，是指在自由意願和自願協商、相互妥協的前提下，利益各方都對自己所得的利益份額予以基本滿意的狀態，民主社會主義名之曰“公正”。“公正”的合理性在於取得了利益分配各方的同意，並且這種同意是利益分配中的任何壹方沒有受到不合理的逼迫因素的。因此，民主社會主義既繼承了傳統社會主義的平等理念，又發展了傳統社會主義的平等理念。

社會合作 社會主義對平等理論壹個重要的發展是提出了“階級合作”或“社會合作”理論。社會合作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社會觀，它認為人類社會的本質是人與人之間為了利益的更大化而結成的團結合作的關系。聖西門學派、傅立葉學派、基督教社會主義、工場社會主義、蒲如東社會主義、拉薩爾的國家社會主義、講壇社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倫理社會主義、議會社會主義都主張“階級合作”或“社會合作”觀點，認為人們的社會關系應該是“團結”、“協作”、“互助”的關系。

在聖西門的學說中, 聖西門推崇“實業階級”。而他所推崇的“實業階級”是由工人、農民、工廠主、商人和銀行家壹起組成的，他的“實業制度”是“有利於壹切社會階級”的，其使命是實現“以實現普遍幸福為直接目的的社會制度”壹，他把他的“實業制度”也稱為“協作制”；傅立葉學派把他們理想中的社會稱作“和諧制度”，資本家和其他階層都可以加入“法朗吉”；基督教社會主義認為人人應該如同兄弟壹般；工場社會主義創始人勃朗曾這樣宣言：“通過壹切人的自由協作和他們之間兄弟般的團結，使壹切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質方面進行改善！”二；蒲如東的社會主義主張實行契約下的人們互助；拉薩爾的國家社會主義、講壇社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和議會社會主義都明確認為國家可以是超階級的，是能夠為所有階級服務的；倫理社會主義則把社會主義看作普遍的社會道德，是各個階級都應當共同遵循的。

社會合作包括無產者之間的合作和各階級之間的合作。無產者之間的合作主要是開辦工人合作社和結成工人協會。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都有過開辦工人合作社，通過工人自助的生產與消費來消除和減輕資本對工人的剝削的設想或試驗。結成“工人協會”，通過工會的團結力量與資本的特權進行鬥爭，獲得跟資方進行工資、勞動環境、勞動保護等方面集體議價的資格，也是無產者之間合作的壹個重要方面。各個階級之間合作的思想壹種是基於社會契約論或功利主義思想，或是基於社會有機體理論的社會學說。社會契約論或功利主義把社會的形成看作人們為了取得比不合作更多的利益目的下的人的合作，這種觀點認為社會的目的是為了個人，社會中的個人仍然是獨立的；而社會有機體理論則認為，人類社會如同壹個生命有機體，個人是生命有機體中的壹個組成細胞，個人是無法保持社會中的獨立性的，人必須服從社會，才有個人的利益。這裏，兩種合作觀產生了矛盾，並形成了長期的爭論。

社會合作思想是民主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在這壹思想指導下，民主社會主義把人類社會的壹切活動看成是為了增進社會所有人的福利，社會所取得的任何進步都是社會所有成員的共同作用的結果，所以社會不應當遺忘任何壹個社會成員，並且幫助所有的社會成員承擔任何壹個社會成員可能遇到的不可抗拒的災難，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同時，它也要求所有的社會成員承擔起各自的社會責任，努力地工作，維護社會合作的正常。

社會福利和國家幹預思想 民主社會主義的經濟目的就是為著整個社會都能夠在公正的分配下，享受到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帶來的福利增長。社會福利思想或是出於壹些社會主義者對於資產階級食利的義憤，或是因為對無產者終年勞碌仍將終生只是生產工具，老病之時依舊無所依靠的同情，或是基於人類社會的壹切進步和利益的成就，都被看作是全社會共同協作理性思維的結果。它被當作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

社會福利思想首先表達的是反對不公正分配的思想。資本主義因為生產資料為資本家所有，就把產品的分配決策權據為資本家所有，工人因為勞動力資源長期過剩的劣勢競爭地位，除了有幹與不幹的選擇權利外，根本沒有與資方平等議價的能力和權利。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實際上是壟斷了勞資合作生產中分配權，進行著不公正的分配。

公平地分配社會產品，是社會主義福利思想的根本出發點。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很多都認為產生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在於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因此認為要實現平等分配，實現全社會的福利，就必須消滅私有制度。於是他們對如何消除私有制作出種種設想。他們或是主張以合作社的社會所有制替代私有制（如工場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蒲如東社會主義、拉薩爾的國家社會主義等），或是主張通過廢除財產繼承權來逐步消滅私有制（如西門學派、

傅立葉學派、工場社會主義等），或是主張通過地方自治機構實現生產資料的地方公有（如費邊社會主義），當然，也有的社會主義流派不反對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而是主張通過實行工人集體與雇主進行工資議價和實行累進稅制來縮小分配的不平等，或主張實行混合經濟（如西門學派、傅立葉學派、費邊社會主義）。

通過國家的權力來保證社會分配的公正是講壇社會主義和拉薩爾的國家社會主義所主張的。它們所提出由國家提供工廠立法、社會保險、實現免費教育等設想，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福利國家制度的芻議。

漸進長入思想 各流派的社會主義壹般都認為社會主義的實現應當是逐步的、漸進的。倫理社會主義和講壇社會主義都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人類道德、教養的進步，而人類道德、教養的進步是不能壹夜之間就實現的，因此需要有壹定的進步過程；費邊社會主義從社會有機體論出發，認為重大的社會變革只能是如機體的新陳代謝功能壹樣，是個舊制度成份不斷減少，新制度逐漸長成的過程。

五、社會主義運動與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的醞釀

社會主義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後期流派紛紜，它成了所有爭取社會平等、提倡人類互助團結的政治思潮的總稱。共產主義思想由於也反對現實的不平等，同情無產階級的悲慘境地，在那個時候也被人們當作社會主義的壹個流派看待。但是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反對這種歸類的（他們的《共產黨宣言》等早期著作很明白的表明了他們的這壹觀點）。只是後來由於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學說的影響曾經壹度壓倒性地成了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流派，社會主義運動幾乎完全演變成了共產主義運動，恩格斯才不再反對將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運動稱為社會主義運動。民主社會主義雖然受到過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學說和運動的重大影響，但就它的理論來說，它並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學說的繼承。我們很難從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中找到來源於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學說的東西，相反，我們能夠找到很多與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學說不同的理論。關於民主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學說的區別，將在第三章敘述。

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傳播和實踐他們的學說，他們參加到了社會主義運動中。第壹國際和第二國際是他們在社會主義運動中所做的兩件最為重要的事。

十九世紀60年代，歐洲的工業化社會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煤的總產量從1850年的6730萬噸，1860年增至11950萬噸；鐵的總產量1850年為342萬噸，1860年增至612萬噸。世界貿易總額1850年為1454000萬金馬克，1870年為3742000萬金馬克。工人階級力量也不斷壯大，60年代歐洲的產業工人已達874萬，手工業工人有1123萬人。但是在五、六十年代，歐洲列強各國的經濟危機反復發生，這使得工人階級的處境惡化，工人階級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勞動境地，工人運動蓬勃發展，各國工會組織更是紛紛產生，於是，各種社會主義思想獲得了廣泛傳播。各國的社會主義者感覺到在此世界形勢下，建立壹個國際性的工人組織，用來指導和協調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是十分必要的。

1864年9月28日，英國、法國、德國等國的代表在倫敦召開大會，宣布了關於建立壹個國際性聯合組織的方案，得到大會壹致通過。因此這天就被認作“國際工人協會”（後來被簡稱為“第壹國際”）的成立的日子。協會除馬克思和另外壹個英國人彼得·福克斯外，都不是知識分子，而主要由工人組成。根據大會決議，大會推舉了35位現居倫敦者（出於經費的原因）作為各國工人代表組成的中央委員會（義務兼職），居住在倫敦的馬克思成為了中央委員會委員之壹。馬克思設法將第壹國際的綱領和章程的起草機會掌握到手裏，起草綱領和章程。由於馬克思主義還未被人們認同，為了使綱領和章程能夠被通過，在起草綱領和章程時，馬克思還根本不能夠將他的思想公然地放進綱領和章程，他所能做的只是盡可能地沖淡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色彩。壹到了馬克思成為第壹國際的實際領導人以後，馬克思開始在國際內部積極推廣他的理論學說。隨著馬克思對第壹國際領導權的不斷集中，第壹國際內部的鬥爭就壹直不斷，這些鬥爭壹是在理論主張方面，壹是在領導權方面。這裏面先後發生了對蒲魯東社會主義、拉薩爾社會主義、工會社會主義、巴枯寧主義的鬥爭。馬克思最終取得了對第壹國際的控制，將很多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先後排除出了第壹國際，使第壹國際徹底成了共產主義的、而不再是社會主義的協會。1868年，馬克思的《資本論》（第壹卷）被規定作為該組織的理論和行動的準則，要求“國際”普遍宣傳和翻譯。

1871年3月，法國爆發了“巴黎公社”暴力革命，馬克思領導下的第壹國際公開支持“巴黎公社”。“巴黎公社”革命震撼了資本主義世界，在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看來，馬克思領導下的第壹國際公開支持“巴黎公社”，又宣揚階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革命學說，因此，為了預防暴力革命在本國發生，加強了對整個社會主義運動的壓制。法國政府也在1871年6月向各國政府發了通電，號召共同討伐“國際”。在此情況下，第壹國際的處境變得十分艱難了。同時，社會主義運動內部也產生了新情況。首先是在第壹國際外部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流派與第壹國際的矛盾激化，使得第壹國際無法在倫敦立足；其次是第壹國際在惡劣的外部條件下，內部不斷有人（如奧哲爾、克魯拉夫特、約·黑爾斯等）受外部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影響，認為國際的指導思想和對“巴黎公社”的態度使社會主義運動和“國際”的生存受到損害，而最終使第壹國際出現了無法彌合的裂痕。因此，1872年後，第壹國際已經無法繼續開展活動，面臨解散的命運了。1876年7月15日，第壹國際宣告停止活動。

歐洲進入八十年代以後，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向壟斷方向發展，資本競爭白熾化了，卡特爾和托拉斯在各國紛紛出現，而各國的經濟危機也不斷出現。另外，德國、法國、奧匈帝國、意大利、美國、英國、葡萄牙、瑞士、波蘭、西班牙、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墨西哥等國都相繼在七、八十年代成立了社會主義的組織和政黨，工會數目和人數不斷增加，工人運動也開始高漲，且規模更趨宏大。在此形勢下各國社會主義者又試圖重新建立壹個社會主義的國際組織，來協調各國的社會主義者的行動。1884年底，英國社會民主聯盟向歐洲各社會主義政黨發出了呼籲書，宣布將於1885年5月召開國際社會黨人代表會議，但計劃未能實現；1886年4月底5月初，比利時工人黨代表大會也宣布將召開國際工人代表大會。恩格斯又得到消息，1886年8月23～26日，法國的“可能派”在英國工聯的支持下將在巴黎召開國際工人代表會議，會議要根據“可能派”提出的議案通過決議，委托法國社會主義工人聯合會（可能派）於1889年在巴黎國際博覽會期間召開國際工人代表大會。1888年11月6～8日，英國工聯發起的國際工會代表大會在倫敦召開，大會作出決議，將根據1886年國際代表會議的決議，於1889年夏天正式舉行國際代表大會，並由法國負責籌備這個大會。

可能派是法國社會主義工人聯合會中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派別。恩格斯在得知這壹消息後，擔心可能派和英國工聯因為發起創立新的社會主義國際組織而獲得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權，遂決定在可能派與英國工聯的大會舉行的同時，也成立壹個新的社會主義國際組織。

於是恩格斯帶領德國社會黨中的馬克思主義的領袖李蔔克內西、倍倍爾、蓋得（Jules Guesde）等人開始籌備新“國際”，並最後宣布與可能派同時在同壹城市召開國際工人代表大會。由於恩格斯等人進行了充分策劃籌備，這次大會盡管恩格斯壹方的參加人數遠不如可能派壹方多，但代表所代表的國家和民族多於可能派壹方。不過，這次大會並沒有作出建立第二國際的正式決議，只是確立了下屆代表大會召開的事宜。壹般的共產主義運動史的研究者認為這事實上宣告了“第二國際”的成立。實際上，第二國際成立時連個固定的組織和名稱也沒有，到1900年召開巴黎代表大會，才有了“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這個正式名稱，設立了常務機構“社會黨國際局”，到1907年才制定了章程。它事實上是相當松散的組織，它唯壹做的就是每隔幾年召開壹次代表大會。

從1889年第二國際成立，到1915年第二國際“破產”，第二國際在思想領域發生了以下重大內容的爭論，壹是提出了勞動立法的討論，二是圍繞關於“鬥爭策略”問題而發生的“修正主義”和“米勒蘭事件”進行激烈論戰，三是關於對於戰爭態度的問題的論戰。以上內容的爭論，最終導致了具有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的分裂，民主社會主義理論也在以上的爭論中開始醞釀。

在第二國際成立大會上，多數代表贊成爭取勞動立法。爭取勞動立法其實既與傳統社會主義者的“走合法鬥爭道路”的主張壹致，實際上也不違背馬克思主義。但這個問題卻遭到了無政府主義者的反對。因為爭取勞動立法，實際上等於認同國家的作用，而無政府主義是反對國家的存在的。但是，認同國家在社會主義實現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已經是絕大多數社會主義者的共識，大會通過了《國際工人保護立法》和《實現工人保護要求的方法和途徑》兩個文件。

1874年，恩格斯曾經作過預言，認為以後產生的新“國際”將是“純粹共產主義的國際”壹。但是事實上剛成立的“第二國際”中各種社會主義思想的人都存在。圍繞關於“鬥爭策略”問題而發生的關於“修正主義”和“米勒蘭事件”所進行的激烈論戰，反映了第二國際的思想復雜性。德國社會黨領袖之壹的伯恩施坦，從1890年起連續發表了大量文章，開始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說進行“修正”；接著，法國的社會黨領袖米勒蘭（Millerand, Alexandre）接受了資產階級政府的邀請，進入內閣任職。這些事情，引發了第二國際和各國社會黨內關於黨的鬥爭策略，和關於對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理論的看法的激烈辯論。這場社會黨和第二國際內部持續了二、三十年的內部辯論，直到1919年前後以社會黨的最終分裂才告結束。

第二國際關於對於戰爭態度的論戰也是壹個非常重要的事件。由於德國國力發展後來居上，與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資源與市場的激烈爭奪，使得英法俄與德奧之間的戰爭氣氛日益緊張。在對於戰爭的態度上，多數社會黨人反對戰爭，並認同應盡力避免戰爭。但對於戰爭如果真的爆發所應持的態度上，多數社會黨人持愛國立場，主張在戰爭面前本國利益至上。這種態度在社會黨人已經進入議會甚至內閣的英、法、德等國尤為突出，而以列寧為代表的俄國和其它國家的左派則持“工人階級無祖國”的觀點，要求各國社會黨以反對通過軍費案等手段制止戰爭的發生，並要求在如果有戰爭的危險的情況下，各國社會黨應該“利用戰爭引起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來喚起受壓迫最深的階層，來加速資本主義統治的崩潰。”

然而，對於已經進入議會甚至內閣的英、法、德等國社會黨來說，阻止壹場戰爭的發生，並不是可以僅憑社會黨本身的意誌就能夠達到的，它們不能不受到各國人民情緒的左右，也不能不掂量各個社會黨在本國實際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不考慮本國的安全和利益，等等。1814年8月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美國和丹麥、瑞典及俄國的孟什維克等社會黨分別明確表態支持戰爭中的本國政府。

大多數人只是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開創者，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其實同時也是民主主義者。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其實到處體現著他們對於政治民主的熱忱。晚年的恩格斯這樣說過：“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間反復不斷地說過，在我們看來，民主共和國是唯壹的這樣的政治形式，在這種政治形式下，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的鬥爭能夠先具有普遍的性質，然後以無產階級的決定性勝利告終。” [i]盡管恩格斯在這個文獻中澄清過“我根本沒有說過什麽‘社會黨將取得多數，然後就將取得政權’ [ii]。相反，我強調過，十之八九我們的統治者早在這個時候到來以前，就會使用暴力來對付我們了；而這將使我們從議會鬥爭的舞臺轉到革命的舞臺”，但是他對未來社會應該采取民主制度無疑是充分肯定的。所以，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恩格斯的這段表示：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實踐的前提是民主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只有在民主共和國的體制下才能實現。本文將簡要介紹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自由、民主和憲政以及個人自由的理論，以便於人們更加全面和正確地認識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體系。

壹、關於國家和社會的理論

壹般說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來源被認為是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等人的空想社會主義。不過除了上述來源，恩格斯也認為他們的理論來源是歐洲思想啟蒙運動和歐洲憲章運動的理論成果的發展。恩格斯對科學社會主義作這樣的曾經論述：“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統治於現代社會中的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和統治於生產中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十八世紀法國偉大啟蒙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壹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 [iii]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會體現上述社會進步運動的理論和實踐成果是理所當然的事。而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本人也是歐洲憲章運動的直接積極參與者。馬克思擔任《萊茵報》和《新萊茵報》編輯和主編期間，壹直利用這些報刊積極鼓吹民主憲政，支持憲章運動，反對普魯士和其他國家政府對思想、言論和新聞的控制和檢查。而恩格斯則投身於爭取國家民主的憲章派的武裝起義，成為起義軍的壹名軍官，親身參與戰鬥，以至於以後很多社會主義運動及工人運動的領袖以“將軍”來親切地稱呼他。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壹個民主主義者。並且，民主主義的思想並不是如某些學者所稱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的思想，這種思想實際上壹直貫穿於這兩位偉人的壹生。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壹生既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也始終是民主主義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甚而至於把民主提升到了與共產主義同等重要的地位，把共產主義看出是民主的必然結果，來強調民主對於無產階級的巨大意義。恩格斯在1845年就德國問題說過：“民主在今天就是共產主義” [iv]在此之前，恩格斯也曾經在討論德國問題時說過：“因為在我國對工人階級來說，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壹個東西” [v]。

在思想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民主主義者，這首先體現在他們的“人民主權”思想，也體現在他們的憲政民主、消滅政治國家的政治主張上。

1、人民主權和消滅政治國家的主張

“人民主權”是民主這個概念的核心，所謂“主權”即是“最高權力”，人民主權的主張意味著人民才是國家的主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把“人民主權”看作未來國家的必然。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普選權、直接立法權、人民權利、人民軍隊等等這壹切美麗的東西都只有“建立在承認所謂人民主權的基礎上，所以它們只有在民主共和國內才是適宜的。” [vi]恩格斯在《法蘭克福議會》壹文中指出：“國民議會的第壹個行動必須是，大聲而公開地宣布德國人民的這個主權。它的第二個行動必須是，在人民主權的基礎上制定德國的憲法，消除德國現存制度中壹切和人民主權的原則相抵觸的東西。” [vii]

在人民主權思想下，馬克思把人民視為未來國家本身，強調人民在國家制度和法律上具有主體地位。馬克思說：“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法律、國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規定和特定內容，因為國家就是壹種政治制度。” [viii]所以，人民及其組成的社會永遠高於國家。他還說：“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真正的構成部分，是意誌所具有的現實的精神實在性，它們是國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會本身把自己變成國家。它們才是原動力。” [ix]在他看來，國家就應該是人民意誌的體現，他說：“在君主制中，整體即人民從屬於他們存在的壹種方式，即他們的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本身就是壹個規定，即人民的自我規定。在君主制中是國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則是人民的國家制度。民主制是國家制度壹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啞謎。在這裏，國家制度不僅就其本質說來是自在的，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現實性說來也日益趨向於自己的現實的基礎。現實的人、現實的人民，並確定為人民自己的事情。國家制度在這裏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也許有人會說，在壹定意義上，這對於君主立憲制也是正確的。然而民主制獨有的特點，就是國家制度無論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環節，政治制度本身在這裏不能組成國家。”“黑格爾從國家出發，把人變成主體化的國家。民主制從人出發，把國家變成客體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創造人，而是人創造宗教壹樣，不是國家制度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在民主制中，不是人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在這裏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國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卻是法律規定的存在。民主制的基本特點就是這樣。”“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法律、國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規定和特定內容，因為國家就是壹種政治制度。” [x]

馬克思把人民主權跟國家憲法和法律的立法權緊密聯系在壹起，但是他所講的立法權，不是指在現有國家制度下的立法權，而是指人民重新創立壹個嶄新的國家制度的憲法和法律的創制權：“‘立法權本身是國家制度的壹部分’，而國家制度‘本身是不由立法權直接規定的’。但國家制度也畢竟不是由自己產生的。而那些‘需要進壹步規定’的法律，也應該壹開始就確立下來。在國家制度以前和國家制度以外，立法權就應該存在或者早就應該存在。所以立法權應該存在於現實的、經驗的、確立了的立法權之外。” [xi]

馬克思更是在《1848年11月4日通過的法蘭西共和國憲法》中提出，國家要服從人民的意誌，使人民的意誌能夠在國家法律中得到體現，但是這需要先掌握國家權力：“人民！妳們不僅對原則，而且對細節可以抱有自己的主張，但是妳們得首先取得政權。” [xii]

普選權和人民制定憲法的創制權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極其重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述人民主權時，是把人民主權與普遍選舉制度、人民創制憲法權緊密聯系在壹起的，認為普遍選舉制度是人民獲得制定憲法權利的前提：“憲法的基礎是普選權” [xiii]，指出“它（無產階級）借助出版自由、集會和結社權可以為自己爭得普選權，而借助直接的普選權並與上面所說的鼓動手段相結合，就可以爭得其余的壹切。” [xiv]馬克思甚至直接把普選權看著是“社會主義的措施”：“普選權就等於英國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因為在英國，無產階級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在長期的、雖然是隱蔽的內戰過程中，無產階級已經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階級地位，而且甚至在農業地區也不再有農民，而只有地主、資本主義企業主（農場主）和雇傭工人。因此，在英國，普選權的實行，和大陸上任何標有社會主義這壹光榮稱號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將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會主義的措施。在這裏，實行普選權的必然結果就是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 [xv]

在馬克思看來，人類有史以來的國家都具有階級性，而社會主義追求人的解放，首先是要獲得人的“政治解放”，因此，消滅“政治國家”，即消滅國家的階級性，使國家不再是階級的國家，不再是階級壓迫的工具，而是成為社會的國家，是科學社會主義的首先目標。為此，馬克思指出：“現代的法國人對這壹點是這樣了解的：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國家就消失了。這可以說是正確的，因為在民主制中，政治國家本身，作為壹個國家制度，已經不是壹個整體了。” [xvi]

關於消滅政治國家的主張，馬克思早在1843年所著的《論猶太人問題》壹文中就提出來了： “像北美很多州所發生的情形那樣，壹旦國家取消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財產資格，國家作為國家就廢除了私有財產，人就宣布私有財產在政治上已被廢除。……財產資格是從政治上承認私有財產的最後壹個形式。”“當國家宣布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為非政治的差別的時候，當國家不管這些差別而宣布每個人都是人民主權的平等參加者的時候，當它從國家的觀點來觀察人民現實生活的壹切因素的時候，國家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廢除了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的差別。盡管如此，國家還是任憑私有財產、文化程度、職業按其固有的方式發揮作用，作為私有財產、文化程度、職業來表現其特殊的本質。國家遠遠沒有廢除所有這些實際差別，相反地，只有在這些差別存在的條件下，它才能存在，只有同它這些因素處於對立的狀態，它才會感到自己是政治國家，才會實現自己的普遍性。” [xvii]

以上這壹段關於消滅政治國家的論述，有以下幾個含義：第壹，消滅政治國家意味著消滅了政治私有制，實現了人民主權。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國家是階級鬥爭的產物，具有階級性。消滅國家的階級性就是消滅了政治國家，國家也就不再是某個階級的屬性，因此是從政治上消滅了國家的私有性質。第二，意味著實現了社會民主，也就是階級差別和階級的消滅。消滅了國家的階級屬性，也就是意味著階級在國家範圍內消亡，所以的社會成員在政治權利上都是平等的。第三，“當國家宣布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為非政治的差別的時候，當國家不管這些差別而宣布每個人都是人民主權的平等參加者的時候，當它從國家的觀點來觀察人民現實生活的壹切因素的時候，國家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廢除了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的差別”，也就是實現了“消滅政治國家”。

為了消滅政治國家，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消滅人的階級差別，從而廢除階級，包括廢除無產階級，才是實現消滅政治國家的唯壹路徑：“共產黨人認為，廢除國家的意思只能是廢除階級的必然結果，而隨著階級的廢除，自然就沒有必要用壹個階級的有組織的力量去統治其他階級了。” [xviii]“在發展進程中，當階級的差別已經消滅和全部生產集中在由各個成員組成的壹個團體手裏的時候，公眾的權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質。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壹個階級用以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壹定要團結成為階級，如果說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運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末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就消滅階級對立存在的條件，就根本消滅壹切階級，從而也就壹並消滅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 [xix]馬克思強調，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目的就是要建立壹個沒有階級統治的國家：“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消滅任何階級統治”。 [xx]所以，那種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無產階級專制”或“無產階級獨裁”，並不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原意。在這裏，我們應該對恩格斯曾經說過的“我根本沒有說過什麽‘社會黨將取得多數，然後就將取得政權’”這句話做壹些說明。這句話看起來像是否認社會黨在普選下通過獲得選民的多數取得政權，其實不然，這只是恩格斯壹方面指出在當時盡管議會道路為社會黨進行政治鬥爭提供了新途徑，但是從當前的政治環境看，還不能確定社會黨成為多數並不絕對代表壹定能夠獲得執政機會，因為社會黨還面臨資產階級背棄社會民主拒絕把政權交給多數的社會黨，所以社會黨為了獲得國家權力應該做議會和暴力革命兩手的準備；同時他也是在指出，社會黨取得政權並不是不管國家政體的性質，簡單接受舊的國家制度，而是應該有無產階級自己的民主國家形式和對經濟革命的要求，對國家進行改造。仔細品讀《答可尊敬的卓萬尼博維奧》的文義可以得到這樣正確的理解。

為了達到消滅政治國家的目的，馬克思強調把社會置於國家的位置之上，使得國家服從於社會，而不是社會服從於國家。他說：“自由就在於把國家由壹個站在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而且就在今天，各種國家形式比較自由或比較不自由，也取決於這些國家形式把“國家的自由”限制到什麽程度。” [xxi]從這壹主張我們應該得出這種結論，馬克思在對待國家的態度上，主張以人民或者社會的權利去限制國家的權力，使得國家服從人民或者社會的意誌。而主張限制國家權力同時也是馬克思所反對的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這就是說，在對待國家權力上，馬克思和資產階級的態度是壹致的，這也是馬克思認為在無產階級在自己的解放鬥爭中，應該支持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原因所在。這將在下文提到。

盡管馬克思把政治自由看成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把政治自由當作人類自由的全部，而只是人的自由的壹個組成部分和壹個民主發展階段，人的終極自由還有賴於消滅人對於資本的依附，從資本的支配和剝削下解放出來。所以馬克思說：“政治解放的限度首先就表現在：即使人還沒有真正擺脫某種限制，國家也可以擺脫這種限制，即使人還不是自由人，國家也可以成為共和國。” [xxii]“政治解放當然是壹大進步，盡管它不是壹般人類解放的最後形式，但在迄今為止的世界制度的範圍內，它是人類解放的最後形式。不言而喻，我們這裏指的是實在的、實際的解放。” [xxiii]可見，馬克思在當時把政治自由視為人類當前先壹步爭取的解放目標，是人類爭取社會主義的第壹個階段性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政治民主就無法實現人類的最終自由、無法實現社會主義。

但是，對照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長期以來世界許多社會主義政黨在爭取實現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忽視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政治自由的理論，把階級鬥爭無限上升到從肉體到精神的對不同意識形態和利益要求的壓制，對基本人權造成侵害侵害，違背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中關於政治自由和消滅政治國家的原則，不僅使得民主被嚴重損害，也損害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的聲譽。這其實也正是蘇東國家的社會主義遭到失敗的根本原因所在。歷史的教訓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是不能跟政治民主和人的政治自由相割裂的。割裂和拋棄馬恩學說中的政治民主思想和政治自由原則，是不可能成功和穩定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在民主主義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才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

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民主的壹個十分重要的概念。但是很多人並沒有正確認識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個概念，無法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既講“無產階級專政“，又講”民主”這樣的矛盾，這是因為他們把“無產階級專政”或者“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僅僅從字面上解釋為“無產階級政治獨裁”，是要對其他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剝奪政治權利。實際上，這種認識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的誤讀。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裏，無產階級專政的含義就是在社會民主基礎的普選基礎上上，無產階級依靠選民優勢而單獨獲得領導社會的權力，也就是獲得獨立執政的機會： “無產階級專政”其實就是普遍選舉的結果。恩格斯曾經解說無產階級革命的進程時說：

“首先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制度，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在英國可以直接建立這種統治，因為那裏的無產者現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數，在法國和德國可以間接建立這種統治，因為這兩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民不僅是無產者而且還有小農和城市小資產者，小農和小資產者正處在分化為無產階級的過渡階段，他們的壹切政治利益的實現都愈來愈依賴無產階級，因而他們壹定很快就會同意無產階級的要求。” [xxiv]

前面提到過馬克思在他的《國際工人協會章程和條例》中所作的明確闡述：“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消滅任何階級統治” [xxv]。因此無產階級要成為未來社會的領導階級不是靠階級特權或者是因為它天生具有優越性，而是靠民主普選。通過普選獲得執政機會，從而可以通過壹系列的國家法令，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國家制度，最終導致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的建立。但是無產階級即使獨立執政也並不意味著將要剝奪其他階級行使正常的公民權利，因為無產階級只剝奪資產階級利用資本剝削勞動的權力，但不會剝奪資產階級成為普通公民和行使正常公民權利的權利。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消滅政治國家”的主張所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思想性還體現在他們的關於國家軍隊的主張上。他們主張以武裝全體人民代替常備軍。“武裝全體人民。今後，軍隊同時也應當是勞動大軍，使部隊不再象以前那樣光是消費，並且還能生產，而所生產出來的東西要多於它的給養費用。” [xxvi]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人民有武裝自己的權利，“可是要知道，武器的確是屬於人民的，這首先是因為，它是全民的財產，其次，它是人民所爭得的有保證的武裝權利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xxvii]恩格斯明確主張讓“每個人家裏都有槍械和裝備，象瑞士那樣”，讓每個公民掌握軍事。他公開主張：“如果每個公民家裏都有壹支槍和五十發子彈，還會有哪壹個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 [xxviii]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武裝全體人民的主張，從另壹方面印證了他們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並非無產階級的政治專制，而恰恰是人民主權下的憲政的社會民主。

2、憲政和共和制

憲章運動是歐洲無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爭取國家在憲法治理下的政治民主的運動，無產階級是這個運動的主力軍。恩格斯說道：“因為工人並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無力改變它的時候才屈服於它，所以，他們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議，他們力求以無產階級的法律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法律，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無產階級所提出的這種法律就是人民憲章（People’s Charter）”，他對當時的憲章主義和憲章派作出這樣評價：“憲章主義是工人反抗資產階級的集中表現。在工會的活動和罷工中，這種反抗總是分散的；總是個別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個別的資產者作鬥爭。即使鬥爭有時普遍化了，這多半也不是出於工人的自覺；當工人自覺地這樣做的時候，這種自覺的基礎就是憲章主義。在憲章主義旗幟下起來反對資產階級的是整個工人階級，他們首先向資產階級的政權進攻，向資產階級用來保護自己的這道法律圍墻進攻。憲章派是從民主黨中產生出來的。民主黨是在18世紀80年代和無產階級同時並在無產階級內部發展起來，在法國革命時期強大起來並且在締結和約後成為‘激進的’政黨。那時，它的主要中心在北明翰和曼徹斯特，以前是在倫敦。它曾經和自由資產階級聯合起來迫使舊議會的寡頭政客通過了改革法案，從那時起，它已是壹個愈來愈鞏固的和資產階級對立的工人政黨了。1835年以威廉·洛維特為首的倫敦工人協會（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委員會，草擬了人民憲章，裏面包括下列“六條”：（1）精神正常並且沒有犯過罪的壹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選權；（2）議會每年改選壹次；（3）議會議員支薪，使沒有財產的人也能夠當代表；（4）為了消除資產階級方面的賄買和恐嚇，選舉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5）設立平等的選區以保證平等的代表權；（6）取消純屬形式的300英鎊地產的代表資格限制，使每個選民都同樣有被選舉權。這六條只涉及下院的組織，初看起來都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卻足以把英國的憲法連同女王和上院徹底毀掉。” [xxix]

從恩格斯上面的評述可以看出，恩格斯對以爭取包括普通工人階級在內的公民普遍的選舉權為主要目的修改憲法，使憲法成為代表人民意誌的國家制度的憲章主義和憲章運動，是完全贊同並且也是積極參與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憲章運動的積極參與者，都利用了《萊茵報》和他們共同創辦的《新萊茵報》積極宣傳憲政思想、反對政治專制制度。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要求國家實行人民憲政，而且明確提出建立共和制國家的要求。前面談到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壹文中明確指出了“如普選權、直接立法權、人民權利、人民軍隊等等”“這壹切美麗的東西都建立在承認所謂人民主權的基礎上，所以它們只有在民主共和國內才是適宜的”的論斷，而且曾經指出1871年的“巴黎公社”就是人民主權性質的各個階級、階層共同享有政治權利的，同時也是壹個工人階級作為選民多數的共和制國家：

“既然公社是法國社會的壹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就是真正的國民政府，那末，由於它同時又是工人的政府，是爭取勞動解放的勇敢戰士，它就是十足國際性的。” [xxx]馬克思把巴黎公社這種共和制民主視為“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並且斷定“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 [xxxi]。恩格斯也認為“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 [xxxii]，而是壹個政治自由的共和制民主政權。晚年的恩格斯再次強調共和制民主國家對於社會主義的重要性，他說：“如果說有什麽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法國大革命已經證明了這壹點。” [xxxiii]

應該註意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種政治的共和、民主理論，又是和他們關於“消滅政治國家”的主張是相得益彰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巴黎公社的系統論述，以及關於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的論斷，代表著他們關於未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設想，也再次印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巴黎公社這種可以給予所有階級的公民以政治權利，而無產階級得以在普選制度下，以其絕對的選民優勢成為國家執政者的民主國家制度。

3、在爭取民主的鬥爭中支持資產階級自由派

有不少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缺乏了解的人，壹直錯誤地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對言論、結社和普選等政治自由持否定態度，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東西，社會主義不需要這些。真是大謬不然！

的確，馬克思曾經抨擊過資產階級虛偽的形式上的民主，但是他認為無產階級不能因為資產階級搞虛假的民主因此就跟著拋棄那些民主的形式：“普選權在法國是老早就已存在的，但它在那裏因受波拿巴政府濫用而獲得了壹種惡劣的名聲。公社之後，就沒有工人政黨能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選權也是自共和國成立時起就已施行了的，但在西班牙拒絕參加選舉早已成為壹切嚴肅的反對黨派的通例。瑞士試行普選權的結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黨。羅曼語各國的革命工人都慣於把選舉權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騙工具。在德國，就不是這樣。‘共產黨宣言’早已宣布，爭取普選權、爭取民主，是戰鬥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壹，而拉薩爾重又提出了這個要求。當俾斯麥不得不實施普選權作為使人民群眾對他的計劃發生興趣的唯壹手段時，我們的工人立刻就很認真地對待了這件事情，把奧古斯特倍倍爾選進了第壹屆制憲帝國國會。從此以後，他們就壹直這樣使用選舉權，以致使他們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並成了世界各國工人效法的模範。如果用法國馬克思主義綱領中的話來說，選舉權已經被他們transformé de moyen de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 émancipation——由向來是欺騙的工具變為解放工具。” [i] 馬克思曾經也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中說過：“憤恨資產階級專政，要求改造社會，要把民主共和機構保存起來作為實現這種改造的工具，團結在作為決定性革命力量的無產階級周圍，——這就是所謂社會民主黨即紅色共和國黨的壹般特征。” [ii]在《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壹文中恩格斯說道：“政治自由、集會結社的權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們的武器；如果有人想從我們手裏奪走這個武器，難道我們能夠袖手旁觀和放棄政治嗎？有人說，進行任何政治行動都等於承認現存制度。但是，既然這個制度把反對它的手段交到我們手中，那末利用這些手段就不意味著承認現存制度。” [iii]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這樣清楚的了解政治自由對於實現社會主義的重大意義，所以他們不能不十分鮮明地指出，無產階級只有獲得言論、結社和普遍選舉等等的民主權利，才能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它借助出版自由、集會和結社權可以為自己爭得普選權，而借助直接的普選權並與上面所說的鼓動手段相結合，就可以爭得其余的壹切。” [iv] ，他們告誡社會主義者，在爭取政治民主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存在共同利益。恩格斯因此在《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壹文中提出：

“民主主義還末實現以前，共產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就要並肩戰鬥，民主主義者的利益也就是共產主義者的利益。” [v]

因此恩格斯明確要求，社會主義者在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中，應該毫不猶豫地支持資產階級自由的爭取自由民主的鬥爭：“在自由派資產階級同政府鬥爭中，共產主義者始終應當支持自由派資產階級，但同時也應當提防不要跟著資產階級自欺欺人，不要去聽他們那壹套娓娓動聽的說什麽資產階級的勝利會給無產階級帶來良好結果的花言巧語。共產主義者從資產階級的勝利中得到的好處只能是以下這些：（1）得到各種讓步，使共產主義者易於捍衛、討論和傳播自己的原則，從而使無產階級易於聯合成壹個緊密團結的、準備戰鬥的和有組織的階級；（2）使他們確信，從專制政府垮臺的那壹天起，就輪到資產者和無產者鬥爭了。從這壹天起，共產黨在這裏所采取的政策，也將和在資產階級已占統治地位的那些國家裏所采取的政策壹樣。” [vi]

事實上，專制主義不僅限制了無產階級爭取政治自由和社會自由的權利，同樣也限制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在爭取政治自由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產階級自由派與無產階級是“同路人”，資產階級所爭取的言論、結社和普遍選舉等民主要求，也是無產階級的要求，而且是比起資產階級，它們是更為重要的要求。資產階級在爭取自己的自由的同時，為了得到無產階級的支持，他們不得不口頭承諾給予無產階級同樣權利，盡管這些承諾在資產階級獲得國家權力以後不會輕易予以兌現：“如果不同時把武器交給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就不能爭得自己的政治統治，不能使這種政治統治在憲法和法律中表現出來。針對著按出身區分的各種舊的等級，它應當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人權；針對著行會制度寫上貿易和工業自由；針對著官僚制度的監督寫上自由和自治。如果堅決徹底，資產階級就應當要求直接的普選權、出版、結社和集會自由，廢除反對居民中各個階級的壹切特別法令。然而這也就是無產階級應當向資產階級要求的壹切。” [vii]

顯而易見，支持資產階級的這些民主要求，讓無產階級也爭取到的這些權利，對以後爭取無產階級從資產階級的壓迫下的解放，是至關重要的。為此恩格斯明確指出爭取出版、結社和集會自由、普選權、地方自治等等“盡管這壹切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但是怯懦的資產階級沒有它們也能過得去，而工人沒有它們卻永遠不能為自己爭得解放。” [viii] 他立場鮮明地要求無產階級應該支持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

恩格斯在指出無產階級跟資產階級有著利益對立的同時，支持資產階級要求民主的立場是如此鮮明，充分顯示了科學社會主義反對政治專制的鮮明態度。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無產階級和整個人類的自由的取得，最根本的靠的是政治權利的獲得，也就是民主權利的行使。馬克思和恩格斯當然沒有否定過暴力革命的在無產階級爭取鬥爭中的作用，但是，暴力革命對於這兩位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來說，實際上從來不是首選的也不是唯壹的變革社會的方式。（早在1845年2月，恩格斯就說過：“如果社會革命和共產主義的實現是我們的現存關系的必然結果，那末我們首先就得采取措施，使我們能夠在實現社會關系的變革的時候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壹種辦法，就是和平實現共產主義，或者至少是和平準備共產主義。所以，如果我們不願意用流血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如果我們不願意使我們的無產者的智力水平和生活狀況之間的日益加深的矛盾尖銳到像我們對人性的理解所啟示的那樣，必須要用暴力來解決，要在絕望和強烈的復仇心中來解決，那末，諸位先生，我們就應當認真地和公正地處理社會問題，就應當盡壹切努力使現代的奴隸得到與人相稱的地位。” [ix] 恩格斯晚年時，恩格斯看到了各國社會民主黨在普遍選舉和議會選舉中獲得的巨大成就，更加相信通過政治民主的途徑去實現社會主義。他說：“暴力起義在許多年內是不可能的了，至少是英國在國外重新陷入嚴重的窘境以前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只剩下壹條開展合法運動的道路，這個運動已經在地方自治即“自己來治理自己的地方”的旗幟下開始了。” [x]當然，恩格斯並沒有絕對認為以後永遠不再可能再需要“暴力革命”，因為人類歷史的發展往往並不壹帆風順，在有些國家如果無產階級爭取民主的可能沒有希望，人民的暴力革命仍然具有正當性），而無論是通過暴力革命還是民主道路實現社會變革，要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都離不開國家的民主化。

當然，恩格斯也明確指出，民主對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有著差別的。這種差別主要不是概念的差別，而是民主深度和廣度的差別，因為資產階級本身並不從概念上否認人的自由權利，但是在實際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他們無意把普選等權利落實到無產階級，也不想改變在社會生產關系中無產階級被資本支配和占有的不平等地位。當資產階級為了對付無產階級的鬥爭時，他們或者轉而和專制主義勾結，或者當資產階級壹旦獲得政治權利以後而轉為保守，就會拒絕把民主徹底地推進到社會的所有層面和社會所有的階級、階層，以維護他們在國家和社會中的支配或者統治地位，並鎮壓無產階級的進壹步爭取平等權利的要求。這時，言論、結社和普選等民主要求，就不僅是無產階級反對專制主義的武器，也將是反對資本主義、把民主從資產階級民主階段，推進到社會民主階段的有效武器：

“即使在最嚴重的情況下，當資產階級由於害怕工人而躲到反動派的背後，並且為了防禦工人而求救於它的敵對分子的時候，——即使在那樣的情況下，工人政黨也只有繼續進行資產階級背棄了的、違反資產階級心願的爭取資產階級自由、出版自由、集會和結社權的鼓動。沒有這些自由，工人政黨自己就不能獲得運動的自由；爭取這些自由，同時也就是爭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條件，爭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氣。” [xi]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經常批判資產階級和專制主義那種抗拒社會民主化的假民主、假憲政和假的政治自由。比如，馬克思揭露了當時資產階級的法蘭西共和國憲法中關於人民權利保障內容的虛偽性：

“請註意，法蘭西憲法在這裏也和在其他壹切地方壹樣都保障了自由，但是總是附帶著壹些法律已經規定的或者可能另行規定的例外情況！” [xii] “憲法壹再重復著壹個原則：對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例如，結社權、選舉權、出版自由、教學自由等等）的調整和限制將由以後的組織法加以規定，——而這些“組織法”用取消自由的辦法來“規定”被允諾的自由。奧地利和普魯士資產階級從法國原版中抄襲來的這種花招就在於，賦予完全的自由，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則，把有關如何運用這些原則的問題即細節留待以後的法律來加以解決；在1830年的法蘭西憲法和在它以前通過的壹些憲法裏就用過這種花招。” [xiii] “這個虛偽的憲法中常常出現的矛盾十分明顯地證明，資產階級口頭上標榜是民主階級，而實際上並不想成為民主階級，它承認原則的正確性，但是從來不在實踐中實現這種原則，法國真正的“憲法” 不應當在我們所敘述的文件中尋找，而應當在根據這個文件通過的我們已經向讀者簡要地介紹過的組織法中尋找。這個憲法裏包含了原則，——細節留待將來再說，而在這些細節裏重新恢復了無恥的暴政！” [xiv]

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壹文中，馬克思揭露了拿破侖三世壹方面在憲法中確立了公民權利，又通過其他具體的法律的限制條款而事實上剝奪了這些權利：“人身、出版、言論、結社、集會、教育和信教等等的自由（1848年各種自由權的必然總匯），都穿上憲法制服而成為不可侵犯的了。這些自由中的每壹種都被宣布為法國公民的絕對權利，然而總是加上壹個附帶條件，說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權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時才是無限制的，而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種個人自由彼此之間以及同公共安全協調起來。”“憲法的每壹節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對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壹般詞句中標榜自由，在附帶條件中廢除自由。所以，當自由這個名字還備受尊重，而只是對它的真正實現設下了——當然是根據合法的理由——種種障礙時，不管這種自由在日常的現實中的存在怎樣被徹底消滅，它在憲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無損、不可侵犯的。” [xv]馬克思揭露普魯士政府憲法上寫著公民權利，但實際上是極權政治：“如果妳從這些寫在紙上的‘普魯士人的權利’轉過來看看它們體現在現實中的可憐樣子，那末妳就會充分認識到——如果妳過去從未有過絲毫認識的話——理想和現實之間、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著何等驚人的矛盾。妳每邁壹步，甚至只是走動壹下，都要受到萬能的官僚制度這個純粹普魯士土生土長的第二天神的幹涉，沒有《oberigkeitliche Erlaubnis》，即沒有當局的許可，妳不能生、不能死、不能結婚、不能寫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不能做買賣、不能教書、不能學習、不能集會、不能開工廠、不能遷徒，什麽都不能做。至於科學和宗教的自由、取消領主裁判權、廢除等級特權、消滅限嗣繼承制和長子繼承權，所有這壹切都純粹是瞎說。……原來普魯士憲章所恩準的這壹切自由受到壹個重大保留條件的限制。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範圍內”被恩準。但現行的法律恰好是專制獨裁的法律，它是弗裏德裏希二世的時候制定下來的，而不是隨著普魯士憲法的誕生問世的。這樣，在憲法的法律和法律的內容之間就存在著壹個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事實上後者已使前者成為泡影。另壹方面，憲章在壹些最緊要的問題上要人去看構成法，它的含糊不清的原理應該由構成法加以詳細發揮。但這些構成法本身是在反動勢力的強大壓力下制定的。它們取消了甚至在君主專制政體最反動時期都有的那些保證，例如法官不受行政權力幹涉的獨立性。憲章還不滿足於這些攪混在壹起的溶解劑——舊有的和新造的法律，它還給國王保留了在他認為必要的任何時候使憲章在任何政治問題上停止生效的權力。 [xvi]“只要軍事長官‘為了防止騷動’宣布戒嚴，‘人身自由’馬上就不再有保障了，住宅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了，‘法定的’受審程序、出版自由、印刷廠主的保護、結社的權利都失效了，甚至庸夫俗子的‘目的不違反刑事法規’的‘社團’——娛樂場和跳舞廳，也只有得到衛戍司令先生的恩準才能存在，而決不是根據‘權利’存在。” [xvii]

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這種假政治民主，目的在於提醒無產階級，在支持自由派資產階級爭取政治民主鬥爭的同時，也應當提防不要跟著資產階級自欺欺人，而是要去爭取真正的政治民主權利。

4、經濟民主

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壹切政治運動都應該作為手段服從於它的偉大目標” [xviii] 。無產階級的政治解放，就是為了實現無產階級的經濟解放這個目標，因此，實現人民對經濟的權力，實現經濟民主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必然之意。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經濟解放的思想主要體現在消滅雇傭勞動制度，實現“自由人聯合的個人所有制”以及直接稅制、累進稅制等要求方面。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壹個存在著兩種權力的社會：壹種權力是政治權力，即國家權力，壹種是財產權力，即資本的權力：“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權力：壹種是財產權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權力，另壹種是政治權力，即國家的權力。” [xix] 這兩種權力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都對人民的自由構成侵害。對於國家的權力對人民自由的侵害，需要通過政治民主的方法去實現政治自由而加以解決；而資本因為它的雇傭勞動這種生產方式，它使工人階級事實上淪為奴隸壹樣的被支配和被占有勞動的社會地位，因而同樣侵害了人民自由，因此需要通過消除雇傭勞動制度的辦法去加以解決。“資本的生存條件是雇傭勞動制。” [xx] “工人應當摒棄‘做壹天公平的工作，得壹天公平的工資！’這種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革命的口號：‘消滅雇傭勞動制度！’” [xxi]

在主張消滅雇傭勞動制度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壹些關於未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原則性的概念，包括“公有制”、“社會所有制”、“國家所有”和“自由人聯合的個人所有制”這樣壹些概念。長期以來，這些概念困擾著壹些學者，人們試圖理清這些概念的異同。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概念其實是同壹個概念，只是因為當時他們所要表達的概念是壹個新的事物，當時並沒有壹個固定而準確的概念來表達，所以當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暫且借用已有的近似概念表達。分析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概念可以發現，它們都是指未來國家的階級性或者說政治性已經不存在，在國家已經是社會本身的社會形態下的所有制，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講的公有制就是社會所有制，國家所有也就是社會所有，所謂“自由人的聯合”也就是國家已經是社會本身的社會或者國家，自由人聯合的個人所有制也就是社會所有制罷了。

那麽社會所有制，或者自由人聯合的個人所有制究竟是壹種什麽樣的所有制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引用了馬克思的話解釋說“馬克思是說：‘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但這是以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勞動者的協作以及他們對土地和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為基礎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個人私有制轉變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同事實上已經以社會化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轉變為公有制比較起來，自然是壹個長久得多、艱苦得多、困難得多的過程。’這就是壹切。可見，靠剝奪剝奪者而建立起來的狀態，被稱為以土地和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為基礎的個人所有制的恢復。對任何壹個懂德語的人來說，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包括產品即消費品。為了使甚至六歲的兒童也能明白這壹點，馬克思在第56頁設想了壹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有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把他們的許多的個人勞動力當做壹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也就是設想了壹個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聯合體，並且說：‘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壹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壹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壹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這些話甚至對杜林先生的黑格爾化的頭腦來說，也是足夠清楚的了。” [xxii]

的確足夠清楚了，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這樣壹種制度：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任何自由的個體都可以自由地相互聯合，共同生產，也就是在國家已經是“社會的國家”狀況下生產資料的公有，而自由聯合起來的人民或者說勞動者，他們共同使用這些生產資料進行生產勞動；他們因為是自由人的聯合，所以他們的生產勞動管理是民主的管理，他們的分配是在補償了生產資料的損耗以後，勞動產品歸勞動者所有，由全部自由聯合的勞動者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顯然，勞動者之間的分配是勞動者依照民主原則自行進行公平的分配，而不是由處於社會之上的“國家”對勞動者進行分配。

在肯定公有制的同時，恩格斯批判了那種單純地把“公有制”當成社會主義的錯誤觀念，指出：

“自從俾斯麥致力於國有化以來，出現了壹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壹種十足的奴才習氣，直截了當地把任何壹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末拿破侖和梅特涅就應該算是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了。” [xxiii] 指出生產資料“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那裏，這壹點是十分明顯的。而現代國家卻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愈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愈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系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但是在頂點上是要發生變革的。生產力的國家所有不是沖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著解決沖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沖突的線索。” [xxiv]

恩格斯實際上是強調了工人階級如果不能把國家真正變為整個社會的代表，不能改變社會生產關系從而改變勞動者在生產勞動中的雇傭勞動者地位，國家所有就不可能真正成為社會所有，公有制也不能真正成為社會主義的所有制。

恩格斯認為“公有制”本身並不代表社會主義的觀點應該引起社會主義者的重視。長期以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常常把公有制本身視為社會主義，這種觀點甚至在歐美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也有表現。事實證明，如果公有制沒有國家民主化作為基礎，不能成為反對雇傭勞動制度的積極手段，就未必是社會主義；它說明在缺乏政治民主的國家搞公有制，國家就會變味成為壹個特殊階級或者利益集團的“總資本家”，從而損害社會主義和公有制的聲譽。

馬克思和恩格斯還主張實行累進稅高額遺產稅、直接稅、取消旁系親屬(兄弟、侄甥等)繼承權等抑制資本的經濟手段，促進社會分配公平。早在1847年，恩格斯就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提出，“假如無產階級不能立即利用民主來實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證無產階級生存的各種措施”，也可以通過實施累進稅、高額遺產稅、取消旁系親屬(兄弟、侄甥等)繼承權等措施 [xxv]。

馬克思還提出廢除間接稅，以便於人民監督政府財政，他說：“如果需要在兩種征稅制度間進行選擇，我們則建議完全廢除間接稅而普遍代之以直接稅；因為，間接稅提高商品的價格，這是由於商人不僅把間接稅的總數，而且把為交納間接稅所預先墊支的資本的利息和利潤也加在這些價格上來了；因為，間接稅使每個個人都不知道他向國家究竟繳納了多少錢，而直接稅則什麽也隱瞞不了，它是公開征收的，甚至最無知的人也能壹目了然。所以，直接稅促使每個人監督政府，而間接稅則壓制人們對自治的任何企求。” [xxvi]

二、關於個人自由

許多人認為，集體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集體主義者，而是理性的個人主義者。 集體主義 強調社會、集體的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但是理性個人主義是在強調個人的利益和權利應當和他人、也就是社會或者集體的利益相協調的同時，強調個人自由是社會整體自由的先決條件。理性個人主義的最先提出者是法國18世紀啟蒙思想家愛爾維修，後來的邊沁發展了愛爾維修的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贊賞說：

“邊沁根據愛爾維修的道德學建立了他那正確理解的利益的體系，而歐文則從邊沁的體系出發去論證英國的共產主義。” [1]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引用愛爾維修的話批判了把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對立起來的做法：“人並不邪惡，但卻是服從於自己的利益的。因此，應該抱怨的不是人的劣根性，而是那些總是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對立起來的立法者的無知。” [2]他們贊成邊沁的反對以社會利益壓制個人利益的虛假道德，他們說：

“我們只引證邊沁駁斥‘政治意義上的普遍利益’的壹段話。‘個人利益必須服從社會利益。但是……這是什麽意思呢？每個人不都是像其他壹切人壹樣，構成了社會的壹部分嗎？妳們所人格化了的這種社會利益只是壹種抽象：它不過是個人利益的總和……如果承認為了增進他人的幸福而犧牲壹個人的幸福是壹件好事，那末，為此而犧牲第二個人、第三個人、以至於無數人的幸福，就更是好事了……個人利益是唯壹現實的利益。’” [3]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4]

但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時認為，個人的自由與個人的全面發展是相互聯系的，如果每個人缺乏發展他的自由發展的能力，那麽個人自由不可能實現；而恰恰只有處於集體之中，每個人才能獲得充分的自由發展的能力：“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集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壹方面強調個人的自由性，壹方面又強調人的聯合性。

但是在另壹方面，在個人與社會、集體的利益的關系上，馬克思反對種種否定個人自由的“冒充的集體”桎拷個人的自由。他指出，在存在階級差別的社會裏，個人自由只有當個人屬於統治階級時才存在，被統治階級是不存在個人自由的：“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集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壹階級的個人。從前各個個人所結成的那種虛構的集體，總是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而使自己與各個個人對立起來；由於這種集體是壹個階級反對另壹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於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實的集體的條件下，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 [5]。因此像國家、民族這樣的“集體”中，如果某些個人的自由不能得到保證，那麽國家和民族對這些人就會變成馬克思所稱的“冒充的集體”，而成為個人自由的桎拷。因此馬克思認為，集體應該成為個人自由發展的手段而不是桎拷個人自由的手段：“在這個集體中個人是作為個人參加的。它是個人的這樣壹種聯合（自然是以當時已經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的），這種聯合把個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 [6]

在充分保障個人自由的前提下，馬克思認為每個人都同時對國家和社會擁有權利和義務：“壹個人有責任不僅為自己本人，而且為每壹個履行自己義務的人要求人權和公民權。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 [7] 馬克思也不認為認為共產主義運動是純粹出於人類的“博愛”情懷，或者出於“利己主義”，他認為共產主義“既不會是“愛的原則”或dévouement〔自我犧牲精神〕，也不會是利己主義”，它只是“個人自由發展的共同條件” [8] ，所以人們才會去追尋它。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專制政府那種常常以社會利益壓制個人自由的行徑予以強烈抨擊：

“只要軍事長官‘為了防止騷動’宣布戒嚴，‘人身自由’馬上就不再有保障了，住宅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了，‘法定的’受審程序、出版自由、印刷廠主的保護、結社的權利都失效了，甚至庸夫俗子的‘目的不違反刑事法規’的‘社團’——娛樂場和跳舞廳，也只有得到衛戍司令先生的恩準才能存在，而決不是根據‘權利’存在。” [9]

因此，他們在具體的個人自由權利方面，完全主張每個人應當享有思想、言論和出版、信仰、教育和學術、集會和結社等自由權利。

首先，馬克思和恩格斯強烈主張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出版自由、教育自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因為傳播憲章派思想和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而不斷遭受各國專制政府的政治迫害，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壹生都在追求思想自由，他曾經責問普魯士當局：“妳們贊美大自然愉悅人心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妳們為什麽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發出同樣的芳香，但妳們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壹種存在的形式呢？” [10]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指出統治階級在政治上壓迫人民的同時，也在對人民進行著思想的統治，指出壹個國家的統治思想，也就是統治階級的意誌的表現，所以馬克思提出，反對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就要同時反對統治階級的思想統治：“我們要起來反抗這種思想的統治。” [11]

面對普魯士當局嚴格的書報出版檢查制度和動輒查封書報的專制行徑，馬克思怒斥專制政府用法律禁錮人民思想：“懲罰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國家為它的公民頒布的法律，而是壹個黨派用來對付另壹個黨派的法律。追究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這不是團結的法律，而是壹種破壞團結的法律，壹切破壞團結的法律都是反動的；這不是法律而是特權。” [12]

思想自由是與言論、學術、教育、出版等自由分不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強烈要求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出版自由、教育自由。針對法國資產階級政府為了控制人民的言論而實施的實名制、開征印花稅等措施，馬克思指出這是“資產階級要在陪審法庭上來消滅工人的報紙” [13] 。恩格斯嚴厲指責德國政府：

“在德國要得到對任何問題的正確認識都是困難的。在這裏，壹切知識的來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從貧民學校、主日學以至報紙和大學，沒有官方的事先許可，什麽也不能說，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發表。” [14] 他揭露：“出版自由，不同意見的自由鬥爭就意味著允許在出版方面進行階級鬥爭。但夢寐以求的秩序卻正好要壓制階級鬥爭，要堵塞被壓迫階級的言路。因此，那班要求安寧和秩序的人就必須消滅出版物中的不同意見的自由鬥爭，必須通過出版法、禁令等等來最大限度地保證自己對市場的壟斷，尤其是必須直接禁止像招貼和傳單這樣的免費文學。” [15]

對於招貼（海報或大字報），馬克思認為那是工人出版自由的權利，馬克思竭力得捍衛工人階級的這種最廉價的言論表達方式和出版形式：

“首先要談的問題不是壹般出版自由的限制，而主要是出版自由在招貼方面的限制。必須說明招貼的作用，捍衛‘街頭文學’，特別是捍衛工人享受免費文學的權利，而招貼則是免費文學的壹種。不應該對用招貼引起激憤情緒的權利含糊其詞，而應該公開地維護這種權利。” [16] “但是有什麽東西能比招貼更有助於在工人中保持革命毅力呢？招貼可以把每條街的拐角變為壹張大報紙，過路的工人能從中得悉當天的事件和這些事件的意義，了解各種不同的觀點及這些觀點的反對意見，他們能在這裏同時遇到不同階級和不同見解的人，跟這些人討論招貼的內容；簡而言之，招貼對於工人來說同時既是報紙，又是俱樂部，並且這壹切都是不要花費分文的！但正好這壹點是右派先生們所不喜歡的。到底還是他們對。他們從無產階級方面受到即使不是唯壹的、也是最大的危險；那末大權在握的他們為什麽不力求用盡壹切手段來消除這種危險呢？” [17]

馬克思反對通過國家實施國民教育，反對國家為人民的教育者，而是認為國家應該接受人民的教育。他說：

“通過國家來實施國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壹般的法律來確定國民小學的經費、教員的資格、學習的科目等等，並且像美國那樣通過國家視察員來監督這些法律規定的實施，這和指定國家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兩回事！相反地，應該使政府和教會壹樣地對學校不起任何影響。在普魯士德意誌帝國內（他們會說，他們談的是“未來的國家”，但是這種空洞的遁辭在這裏也無濟於事，——我們已經看到，在這方面是怎樣壹回事了），倒是國家需要從人民方面受到嚴格的教育。” [18]

在針對資產階級的法蘭西共和國憲法中的“教學自由”權利規定，馬克思揭露道：

‘教學自由’，但是‘須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而這些條件恰恰是壹些完全消滅這種自由的條件。”“這個部門的主管機關是4名法國大主教所領導的最高人民教育委員會。這項法律規定，所有地方學校的教員，即使他們是市鎮委員會或老教區委員會推薦的，都必須服從recteurs，即督學的意誌。教員必須接受與軍隊中的服從和紀律相類似的條件，服從督學、市長和牧師；可見，根據上述法律，教學自由歸結起來，就是沒有民政當局和教會當局的允許，誰也無權教學。” [19]

在對待宗教方面，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無神論者，但是，他們都毫不遲疑地支持宗教信仰自由。馬克思在談論人權時說：

“公民權利，如上所述，決不以無條件地徹底地廢除宗教為前提” [20] 。“‘信仰自由’！如果現在，在進行‘文化鬥爭’的時候，要想提醒自由主義者記住他們的舊口號，那末只有采用下面這樣的形式才能做到這壹點：每壹個人都應當有可能實現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實現自己的肉體需要壹樣，不受警察幹涉。” [21]

馬克思對巴枯寧主義要求“以國家法令”禁止宗教的極端主張予以批判，同時他並指出，禁止宗教信仰只能收到相反的結果，他說：“取締手段是鞏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壹點是毫無疑義的：在我們時代能給神的唯壹效勞，就是把無神論宣布為強制性的信仰象征，並以禁止壹切宗教來勝過俾斯麥的關於文化鬥爭的反教會法令。” [22]

恩格斯在提出應該實行政教分離，主張把宗教從國家機構中分離把它變成私人的團體，並且停止國家對宗教團體的資助時，曾經明確提出應該允許宗教團體興辦學校： “但是不能禁止它們用自己的資金創辦自己的學校並在那裏傳授他們的胡說。” [23]

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強烈要求集會和結社自由。恩格斯針對德國政府強制關閉民間組織和禁止民間集會，指出：

“結社自由權的基本條件是：警察機關不能解散或封閉任何壹個社團，任何壹個協會。這些措施只有在法庭判決某壹社團或它的活動和宗旨多非法的，從而要懲處有關過失人員的時候，才能采用。” [24]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就是建立在工人不團結基礎上的。恩格斯說：“資產階級的統治正是建築在工人彼此間的競爭上，即建築在無產階級的不團結上，建築在壹些工人和另壹些工人的對立上。” [25] 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強調工人的組織，認為“沒有出版自由、結社權和集會權，就不可能有工人運動。” [26] 指出“在階級反對階級的政治鬥爭中，組織是最重要的武器。” [27] 他們本身也壹輩子為爭取結社自由壹生進行著不懈的鬥爭。



我們通過以上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政治自由、民主和憲政的理論的簡要回顧，已經能夠得出這樣結論，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他們其實同時壹生都是民主主義者。他們的理論成果，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淵源於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空想社會主義本身也是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的結果），是對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是不能與他們的民主主義思想分離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憲政是社會主義的基礎和前提。無視、割裂和拋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主義思想，想跳過民主主義的歷史發展階段片面地實現社會主義，是違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發展規律的，那樣做的唯壹結果就是將會招致蘇聯和東歐諸國那樣的潰敗。對於中國來說，完善憲政和法治，通過實現政治民主進而實現社會民主，那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哈耶克，這個名字幾乎成了當今自由主義的代名詞。在許多自由主義者心目中，哈耶克是其偶像。但我卻以為，哈耶克對於自由主義，對於中國的自由主義的前途，都是壹個危險的邊緣。我是壹個社會民主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但社會民主主義者絕不是自由思想的局外人。在基本價值觀念上，自由思想與社會民主主義是重合的。許多自稱是自由主義者的人，其實都可以算作社會民主主義者，盡管他們可能自己並不這樣以為。這壹點在當今的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中尤甚。是自由主義者還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主要是看其具體的政治和經濟主張。壹般來說，但凡是傾向於同情和救助弱勢群體的觀念的，不說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至少也是有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自由主義者。在外國，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信奉與支持者常常都是互變的，許多人今天是自由黨或保守黨，明天又可能是社會黨、民主黨或工黨，後天說不定又變成自由黨或保守黨了。就本人來說，今天主張社會民主主義，是因為社會主義除了講“自由”的重要外，還強調“平等（或公正）”的重要性；是覺得中國人現階段除了“自由”必當追求外，而“平等”比“自由”更貼近民生，更容易喚起人們的變革要求。“自由”中的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等對於普通的民眾可能是可閑置的資源，而惟有“平等”是中國社會中最與每壹個人貼近的，最為每壹個人所關心的。下崗、賣國企、城鄉二元、腐敗、官僚主義、孫大午之類問題，等等等等，都與“平等”問題直接相關。而像哈耶克這樣的自由主義，他們所關心的除了“自由”，就是“競爭”，而於“平等”（特別是結果的“平等”）就不重視。而我恰恰以為，中國現在最先要解決的除了人的自由問題，還有就是要解決人們在如何的社會條件下競爭的“平等（公正）”問題，然後才能談得上“競爭”。也就是說要在社會競爭之前，先要解決人們起跑線盡可能壹致的問題。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最註重“平等”（特別是結果的“平等”），所以我現在只會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而不是自由主義者。我曾多次說過：自由主義往往在“自由”問題上走得太遠，社會民主主義者則往往在“平等”問題上走得太遠。當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平等”問題上走得太遠時，我也可能變成壹名自由主義者。但是現在畢竟“平等（公正）”問題還沒有解決（自由問題更沒有解決），所以我還只能是壹名民主社會主義者。

哈耶克的理論為什麽是壹種危險呢？因為他的理論不僅對於我們中國的民主進程無太多的益處，倒反而可能有不好的作用。

壹、對理性的錯誤理解和認識

盡管哈耶克聲稱他“並不反對正確運用理性”，然而就其實質來說，哈耶克是懷疑理性的價值的。他說：“所謂‘正確運用理性’，我是指那種承認自我局限性的理性，進行自我教育的理性，它要正視經濟學和生物學所揭示的令人驚奇的事實所包含的意義，即在未經設計的情況下生成的秩序，能夠大大超越人們自覺追求的計劃。……我也不想否認，若是抱著審慎謙恭的態度，采取點滴改進的方式，理性可以在評價、批判和摒棄傳統制度與道德原則上發揮指導作用。”他又說：“我們的理性就像我們的道德觀念壹樣，是壹個自然選擇的進化過程的產物。但是它並不是從另壹種分離的發展中產生的，因此絕不應當認為，我們的理性是處在壹個更高的檢驗者的位置上，只有那些得到理性認可的道德規則才是正確的。”這種對於理性模棱兩可的說法，正是表現了哈耶克對理性的懷疑。在其認識中，理性應當並不具有多少的積極意義，理性的意義是只能在“評價、批判和摒棄傳統制度與道德原則上發揮指導作用”，至於更為積極的作用，則僅限於“點滴”的“改進”。

哈耶克既然認為理性的作用只限於作“點滴”的“改進”，那麽為什麽“點滴”的“改進”是“正確運用理性”，而設計壹個社會制度就不是“正確運用理性”呢？這“點滴”的具體尺度是什麽呢？哈耶克並沒有提出壹個具體尺度，我想他也不可能提得出壹個具體尺度。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論，不能不說是學術上的缺陷。同時，人類的理性本來是認識的進化過程，是壹個試錯的過程。理性既然是壹個認識進化的試錯過程，就是說理性並不是個絕對的東西。它既檢驗我們的思維和行為，我們也在思維和行動中檢驗和校正理性，而理性更在這不斷的“檢驗”和自身“校正”過程中指導人類的壹切行為。哈耶克認為理性只能消極地用來檢驗和“點滴”的“改進”，而不能指導人類的行為，不能不說是哲學上的壹個重要錯誤。另外，哈耶克還有壹個理解上的錯誤，他把理性與智力行為混為壹談。智力行為可能是沒有在思維和行動中被檢驗和校正的東西，所以不是理性。而所謂的理性，不僅僅有智力的因素，它更是人類在長期的各種實踐過程中，不斷對認識進行檢驗和校正的結果。在我看來，蘇式“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少數思想人物和政治人物的智力行為，而恰恰不是理性的結果。

蘇式社會主義的錯誤，絕不在於整個社會運用理性結果的所謂的“理性的自負”，而是恰恰在於這種智力行為違背了人類的理性！它，只是少數思想人物和政治人物智力的設計和對大多數人的蒙蔽、煽動和強制接受。

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主張自然主義，其結果是無視結果的不平等

遵循其哲學和對理性的理解，哈耶克提出了“自發秩序”觀點，認為秩序只能是“行為”的結果，而不是理性的結果。他說：“我們能夠讓未知事物有序化，惟壹的辦法就是誘導它自己產生秩序。對於我們的自然環境，我們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有時當然可以依靠自然界自發的有序化力量，卻不能隨意地為各種因素安排我們希望它們采取的秩序。”因此，哈耶克極力主張經濟市場拒絕國家的幹預。他的看法就是國家所做的壹切只能是為了維護“自發秩序”。

哈耶克的“自發秩序”對於以“強制”為特征的蘇式社會主義來說，是具有某些批判性的。然而，“自發秩序”也未必都是合理的秩序。封建制度和奴隸制度都是“自發秩序”；人類社會中的許多不平等的秩序，也未必都是完全由某個人人為設計出來的（比如說給雇工的工資由雇主決定）。同樣，人為設計出來的秩序也未必就不好（比例權力制衡）。所以，用“自發秩序”理論來批判蘇式社會主義，在邏輯上並不嚴密完整。

在這裏，哈耶克搞錯了秩序的產生過程。殊不知，任何社會行為本來都是受理性指導的。而任何秩序的形成，本來也都是社會力量均衡的結果。奴隸社會的秩序是以強大的奴隸主的暴力與弱小的奴隸反抗力的均衡中（奴隸的順從）而取得的，封建專制等社會是以強大的君主政權、官僚集團和農民、市民在力量鬥爭的均衡中取得的，而民主社會的秩序是在社會各階級、階層、社會分工之間力量的均衡中取得的。這些秩序的形成，看似未經人的刻意而為，其實無不浸透著各種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只不過是各種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在秩序形成時，可能不再是某個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而是各種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在妥協後的結果。而哈耶克只看到了“行動”，而看不到“行動”背後的理性。

正因為哈耶克看不到所謂的“自發秩序”也是各種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的結果，看不到“行動”背後的理性，所以他認為只有“自發秩序”才是合理的。於是，哈耶克理論的第壹個危險出來了：如果我們循著他的觀念去進行政治實踐，這無疑是把政治重新引回自由放任的年代。自由放任的年代的自由是怎樣的呢？是長期以來壹直因為稀缺而處於強大地位的資本和長期以來壹直因為過剩而處於弱勢地位的勞動力的不平等的競爭；是以“自由”為借口的事實上的或結果上的不平等。這種“自由”已經經過20世紀三十年代的成功的國家幹預所否定。20世紀三十年代的成功的國家幹預告訴人們，自由必須是平等（公正）的自由，自由不可以妨害平等（公正）。它告訴人們，自由和平等都不是抽象的行為，而是具體的社會問題；作為自由和平等主體的人不是抽象的毫無差別的人，而是壹個個有著不同出生、不同能力、不同地域環境、不同社會環境、不同先天稟賦的人。如果國家不讓社會每個成員盡可能站在壹致的社會競爭起跑線上，這種自由下的競爭就是不平等的競爭，這種“自由”本質上只是少數強勢階層的“自由”和少數弱勢階級無力回天的“不自由”。公正的自由必須由國家立法，允許雇員組成工會，允許工會為勞方代表進行勞資分配談判、允許國家二次分配以補償分配的不平等、允許教育補貼、醫療補貼、食品補貼、住房補貼。沒有這些，社會的窮困階層就是在另壹條起跑上和富人競爭！

對於中國來說，自由和平等還只是個追求，絕大多數中國人，他們壹無權力資本，二無經濟資本，而“改革開放”以來，各種官商、官僚已經蓄積了富可敵國的財富。未來的變革，無疑應當是先要讓十三、四億中國人盡可能站在壹致的社會競爭起跑線上，然後才能展開競爭。如果我們做不到這點，我們主張“自發秩序”的“自由主義”本質上就成了那些既得利益者和實力強大階層的“自由主義”，因為只有他們才會歡迎國家無所作為的“自發秩序”！要知道，所謂的國家幹預，限制的只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和實力強大階層，他並不損害大多數民眾的利益。

與哈耶克相反，當代另壹位偉大的自由主義者羅爾斯就很註意事實上的或結果上的平等（公正）。他的兩條正義原則中，“社會及經濟的不平等分配，必須滿足兩個條件：它必須對社會中最弱勢的人最為有利（差異原則）；在公平的平等機會的條件下，職位與工作向所有人開放”的第二原則，就使得他的理論在價值上遠遠高出哈耶克。羅爾斯的理論對於今天和將來的中國社會來說，意義大於哈耶克很多。

三、否認理性的作用，就是否定“積極自由”，最終陷入紙上清議的“自由主義”

哈耶克輕視理性的作用，主張“自發秩序”，其實質就是否定了“積極自由”。因為他的“正確運用理性”和“點滴”的“改進”，是個任何人也無法具體把握的尺度。在“自發秩序”這個戒律下，人們除了無所作為，也只有無所作為。這種自由主義，無異於是紙上清談，它不能成為向專制主義開戰、向自由和民主邁進的動力。對於現實中反抗專制制度國家的人民來說，遵循這種“自發秩序”理論，無異於向專制主義妥協和退讓。這正是哈耶克理論的第二個危險所在。顯然，對於既存的專制制度，沒有積極鬥爭的心態、理論和行動，專制主義是不會自生廉恥而走向民主的。沒有壹個國家的民主自由體制，不是依靠社會公眾的“有所作為”取得的。這“有所作為”不僅僅是人民的流血、坐牢和獻出生命，更是偉大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念及社會契約理論、權力制衡理論、政黨理論、工會理論等等理論學說在起著主導、指引的作用。

哈耶克之所受中國人的歡迎，主要是因為哈耶克的理論中有著對專制主義更多的批判內容，而羅爾斯理論則缺少這些批判。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哈耶克的這種批判是在只是對專制制度的設防，而並不是對現實的專制制度的反抗。盡管羅爾斯沒有更多地批判專制制度，但是他創建的理論，無論是對於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社會主義，都是反抗專制制度最強大的武庫，它可以裝備所有反專制爭自由的力量。而哈耶克的理論只是盾牌（而且這個盾牌並不堅實牢靠）。對於中國的自由民主運動來說，如果妳要信奉自由主義，那麽，請不要選擇哈耶克，而應當選擇羅爾斯——壹位偉大的自由論者！他才是我們更應當取法和敬拜的。因為羅爾斯對於蘇式社會主義在內的壹切專制體制，不僅僅是盾牌，還是匕首、長矛和來福槍！

延伸閱讀 馬克思主義與共產極權主義的區別

作者 秦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無論是哈耶克的傳統“自由主義”，還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都帶有追求自由的成份，這一點應該是個共識。只是傳統“自由主義”是一種“消極自由主義”，主張以不被強制來捍衛自由；而“社會主義”是一種“積極自由主義”，主張通過行動打破專制以實現自由。兩者存在一個重要的區別：自由主義似乎是認為自由是天然存在的，只要抵制強制，就能維護自由；而社會主義認為自由並不天然存在，需要以積極的姿態去爭取。正是這一區別，使得消極的“自由主義”雖然在理論上很強大，但在行動上很弱小；而積極的“社會主義”不但因其道德邏輯而理論強大，而且具備強大的、積極的組織行動能力。這種以“整體主義”或者叫做“集體主義”的理念來組織行動的能力，在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不分階段的存在並持續強化，最終出現了蘇聯斯大林時期的近似法西斯主義的“社會主義變種”，並進而影響其他社會主義世界的國家理論。似乎社會主義就一定是集體主義的。

那麽，集體主義是不是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能不能與集體主義劃等號？

1843年，馬克思在巴黎，為研究政治經濟學問題閱讀了大量的資料，做了相應的摘錄、批注和評論，他稱這些筆記為“巴黎筆記”。1932年，這些手稿以《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為名發表。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政治經濟學內核，同時也成為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著作。

在《巴黎手稿》中，馬克思把“自由個性”列為人類發展三階段的終極目標。即人類發展的三階段是：“人的依賴性階段”、“人的獨立性階段”和“人的自由個性階段”。

馬克思在解釋他的歷史觀時，指出：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體的存在，人類社會的歷史是“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於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於更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類型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的過程。在這種歷史觀看來，“有個性的個人與偶然的個人之間的差別，不僅是邏輯的差別，而且是歷史的事實”。而這種歷史觀的價值理想則是：“個人向完成的人的發展以及一切自發性的消除”。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人類的歷史首先是個體存在的歷史，並且是個體要從被桎梏中，去尋求更解放、更自由的生產關系的過程。所以，借用溫鐵軍常講的一個概念叫做“去依附”的話，就是馬克思的人類三階段理論，是從個體的“人”的“去依附”的角度而講的；而不是以“生產關系”的角度去分類的。

我們熟悉的“社會五階段論”，即社會經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直到共產主義社會，這個理論並非馬克思首先提出。馬克思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提出了“五種所有制形態”，注意不是“五種社會形態”；之後在《共產黨宣言》中講到了“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三種社會形態。

恩格期在他的《家族、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明確提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五個階段，即原始氏族社會、古代奴隸制社會、中世紀農奴制社會、近代雇傭勞動制即資本主義社會、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

之後，列寧在1919年的《論國家》的演講稿中，主張“五種社會形態說”，即人類歷史是沿著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單線序列發展的。

斯大林在《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書中，對五種基本類型的生產關系進行了論述，包括“原始公社制、奴隸占有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此後在社會主義世界，五階段論定型。

那麽馬克思講“五種所有制形態”與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講“五種社會形態”的區別在哪里？在於馬克思講的是“產權關系”，而後面幾位講的是“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而在社會主義誕生之前，產權關系涉及的都是“個體主體”與財產之間的關系，即人與物的關系；而“社會形態”涉及的是“個體與不同範圍的集體”之間的“人與人”的關系。

所以，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五階段論最大的問題，或者說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點在於他們用“人與人的整體主義”掩蓋了“人與物的個體主義”。從而將馬克思主義的“個體主義”色彩換成了“整體主義”或者說“集體主義”色彩。而強制的禍根，就埋在“整體主義”之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雖然馬克思的思想屬於“積極自由”傳統，不像“消極自由派”那樣僅僅把自由看做是不強制，但從他的“人類三階段分類”和“五種所有制”分類看，馬克思反強制、追求“自由個性”、“完全的人”的傾向是很明顯的。

另一個最能體現馬克思主義“個人主義”色彩的方面就在《共產黨宣言》之中的一句名言：“使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成為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注意其中的前提與結果的關系：“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前提，“一切人的自由發展”是結果。因此，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個人主義”而絕非整體主義。這是秦暉很肯定的觀點。

對這一點理解很重要，它還關系到我們如何理解馬克思所講的“人的異化”。

我們常說，“資本主義”導致人的集體“異化”，即人的工具化。然而人的工具化豈止是在資本主義社會才出現的？它體現在幾乎所有的生產關系中。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工具化的人是在逐步解放的過程中的。

從馬克思的“人類社會三階段”理論看，原始社會和奴隸制社會下，是人的依賴性階段，原始人只有依賴於整個部落的力量才有可能生存下來，部落社會中，人在經濟、思想上是全方位依賴部落整體的；奴隸主雖然對奴隸有明顯的剝削行為，但奴隸主也是奴隸可依賴生存的力量，奴隸對奴隸主的依賴與原始社會相比有所減弱，甚至奴隸有可能逃離奴隸主而生存下來，因為到奴隸社會，個體的生產力已強於原始社會，個體有依賴自身能力生存下來的可能性了。

西歐到了封建社會，人的個體的獨立性、自由度與奴隸社會相比進一步提升，人身依賴弱化；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人在地理上的流動大大加強，人的自由度大幅提升，依賴性大幅減弱。所以封建制和資本主義制度下，是馬克思所講的“人的獨立過程”的階段。而到社會主義階段，應該是馬克思所講的“人的自由個性階段”。

馬克思說：“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於一個較大的整體。”從原始社會的共同性發展到具有個性的獨立個人，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只有到了近代“市民社會”，發達的市場交換關系才以“物的聯系”取代了“人的依賴紐帶”，從而“狹隘人群的附屬物”變成了“單個的人”。正是這種從“人的依賴關系”到“人的獨立性”的飛躍，造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燦爛的工業文明。所以，“現代性”在馬克思那里幾乎被理解為“擺脫共同體束縛的個性或個人自主性的代名詞”。

那麽，資本主義讓個性自由大大發展，馬克思所講的“異化”是什麽意思？

馬克思講的“人的異化”、“勞動的異化”實質上即“人的自由個性的異化”，也就是“自由得不自由了”。因此，過去一些人提出蘇聯國家中存在“異化”的看法是不對的，蘇聯社會還是人“從屬於較大的整體”而談不上“人的獨立性”的狀態，更無所謂“自由得不自由了”的問題。亦即這種社會還未達到有資格發生“異化”的水平，它所需要的是人的創世紀，而不是“人的覆歸”。

所以，馬克思所講的“異化”不是“人的工具化”，而是“人的自由個性的異化”。它首先得是“人的自由個性已經得到極大發展”，然後才是“自由個性”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被逆轉”。工人可以自由的選擇是去這家工廠應聘還是去那家工廠應聘，但總體上講，他還是得去應聘，因而“自由得不自由了”。

最後，回到本文開頭所講到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雖然都認同自由，但一個重要區別是自由主義似乎是只要保持“消極自由主義”就能維護自由，而社會主義認為必須通過鬥爭的“積極自由主義”才能讓人性得到解放。由此，兩者還有一個重要的區別，是它們應該在不同的人類歷史階段分別登場。

人本來就處於奴役狀態之中，首先得尋找一條“通往自由之路”，這條道路只能是通過“積極自由主義”來實現；等到人有了個性的自由，而為避免重新陷於“通往奴役之路”，我們就要談論我們不能做什麽，以免失去自由，這時，就是維護“消極自由主義”的時候了。

因此，在自由秩序建立後，馬克思對自由的“異化”的批判也是有價值的。因為現今的“消極自由主義者”也承認自由秩序並非“理想秩序”，它是有毛病的，只是比人類可能建立的任何其他秩序毛病少些而已。“消極自由主義”不認為人類有可能建立“理想社會”，馬克思則認為有可能，並把這種秩序描繪為“自由人聯合”。

然而，170多年過去了，人類並末看到這樣的聯合體。



《共產黨宣言》主張階級鬥爭，但並未主張無產階級專政，而“只有解放了全人類才能解放無產階級自身”這句名言，明顯地與後來的階級專政論有區別。

1850年馬克思寫了《1848-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文中肯定了法國布郎基派在1848年革命中提出的一個“大膽的革命戰鬥口號”：“工人階級專政”。由此形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但此後很長時間內沒有再使用這個概念。

直到1871年在《法蘭西內戰》中鑒於巴黎公社被鎮壓的教訓才又一次重提這個思想，並在1875年的《哥達綱領批判》中寫道，“革命轉變時期”需要“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然而馬、恩指導下的第一、第二國際及德國社會民主黨正式文件中，卻從未有過“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

這其實不難理解。因為在西方語言中，“專政”一詞意來源於古羅馬的軍事獨裁官，這本是共和羅馬在遭遇戰爭時的非常體制，即臨時中斷共和，授權軍事統帥以不受法律限制的短期獨裁權力，並許諾獨裁結束後不追究其行為。由於“專政”是臨時的，因此它與當時人們在波斯等地所見的那種常規的獨霸的“專制”體制不同。而且進入帝制羅馬及以後的中世紀與拜占廷時代，“專政”一詞就極罕見了。

直到近代共和國出現後，這個名詞才又在原來意義上被使用，英國革命中的克倫威爾、法國革命中的雅各賓體制是常被提到的兩個典型。羅伯斯庇爾曾明言：專政“是自由與它的敵人之間的戰爭狀態，而憲政則是勝利了的及和平時期的自由政體。”

可見，所謂專政，有以下特點：

第一，專政作為一種獨裁是與民主憲政對立的。因此，“民主專政”提法是講不通的，等於是在說“民主獨裁”、“黑色的白”一樣，邏輯不通。列寧也承認：在革命運動史上，個人獨裁成為革命專政的表現者、代表者和執行者，是屢見不鮮的事。

第二、專政與法治不相容。“專政”意味著不受法律約束，包括專政者自己所立之法，對他也沒有約束力。列寧宣稱，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第三、專政是一種與緊急狀態（通常是戰爭）相聯系的臨時措施，是共和制度的短期中止，而不是一種正常的執政方式。這一點與“專制”不同。馬克思之所以只講“無產階級專政”不講“無產階級專制”，就是這個道理。

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歐陸多數國家民主制度尚未建立或者還不健全，無產階級和下層民眾的運動常常受到統治者暴力鎮壓，1848年的卡芬雅克專政與1871年的梯也爾專政就是例子。因此馬克思有以暴抗暴的思想並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無法避免“專政”（也就無法避免戰爭）是毫不奇怪的。

但無論如何，馬克思、恩格斯從未設想過在和平時期作為正常政權無產階級可以用“專政”來進行統治。甚至列寧實際上也明白這一點，他早年曾明確說過，如果無產階級能夠得到農民的支持，那就用不著“專政”了，因為那時完全能夠保證我們獲得絕大多數，以至專政大可不必要了。

因此毫不奇怪，當時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曾強烈抨擊民粹派的“人民專制”理論（注意：不是“專政”），並強調憲政不僅是資產階級的工具，而且也是無產階級的工具。他們還明確指出：“自由主義者所忙於爭取的權利，正是人民發展所必須的條件”。在馬、恩時代，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只意味著用無產階級的暴力來對付資產階級的暴力，從不意味著用“無產階級的暴力對付資產階級的民主”。

馬克思原來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後國家即消亡，後來，雖然提出革命後的過渡期仍要有國家，但那是個職能遠比“資產階級國家”弱化的、消亡中的“半國家”。而到德國開放黨禁、社會民主黨合法化後，恩格斯便主張走議會道路，由此導致了今日的“社會民主主義”。當時像俄國這樣的國家里，“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同義詞，而“社會主義”一詞常指“民粹主義”。若要用“社會主義”來指“馬克思主義”的話就得在前面加幾個字——“西歐式的社會主義”。

那麽“民粹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是什麽？

那時“民粹主義”是主張“革命暴力與人民專制”的（注意是專制），而社會民主黨則主張“政治自由與議會民主”，社會民主黨後來不但抨擊那種“反對政治自由的民粹派”觀點，還與自由派結成反民粹的聯盟。

在經濟上，民粹派主張“村社社會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而社會民主派則主張個人自由與市場競爭。普列漢諾夫有句名言：“俄國人民就這樣分成了兩個階級——剝削階級的公社和被剝削者的個人”。只有把“個人”從強制性的“剝削者公社”中解放出來後，經過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才談得上走向自由人聯合體。

之後在俄國，許多自由主義者放棄了“起點平等與民主原則”而轉向為權貴資本主義辯護，一步步走向寡頭主義；而許多社會民主主義者則放棄“個人權利與自由原則”而轉向“人民專制”，一步步走向民粹主義乃至超民粹主義，並與歐洲正統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主流決裂。這種超民粹主義化的社會民主派即列寧主義。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不僅全盤接受了“反對政治自由的民粹派觀點”，而且把馬克思設想的過渡性的“半國家”變成了利維坦式的“超國家”，要求實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專政，把馬、恩設想用以對付資產階級暴力鎮壓的手段變成了對付“資產階級民主和政治自由”的手段。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布哈林的“無產階級超經濟強制”說與斯米爾諾夫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論，把“專政”從政治領域擴大到經濟改造乃至經濟建議領域。他的黨也與繼承歐洲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歐洲社會民主黨”決裂。俄國人就此一步步走向了“古拉格群島”。（古拉格群島是由蘇聯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創作的，紀錄蘇聯各地勞改營和集中營的紀實文學作品）

而在西歐，社會民主黨的思想體系中盡管也有烏托邦的成分，但並沒未由此產生對社會的強制。社會黨執政的許多西方國家沒有哪個走上了“通往奴役之路”。“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二元格局如今已成為西歐“自由秩序”的通行模式。

可見，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是“自由”而非強制，不僅原初的馬克思主義絕非“強制主義”，就從發展的方向看，世紀初的馬克思主義也是走向以政治自由為基礎的社會民主，而不是走向“人民專制”。



如果說馬克思對民粹派還表示了謹慎的保留的話，那麽恩格斯則是堅決反對民粹派的。


民主社會主義，亦稱作社會民主主義，是傳承文藝復興運動、思想啟蒙運動等文化傳統的壹種反專制反不平等的，以“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為追求的社會思潮和思想理念。它與中國人現在所了解的“社會主義”完全是性質不同的兩種理論。


1，什麽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如何產生的？


答：在19世紀四十年代之前，社會主義被用來指所有反對封建和專制、主張人類平等的壹切運動和思潮。社會主義（Socialism）壹詞來源於古拉丁文，原意是“同伴”、“善於社交”，最先為意大利傳教士使用，到十九世紀二十——三十年代，方為當時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廣泛運用。1878年6月6日，日本《東京每日新聞》首次用漢字意譯，1902年9月15日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18期上首次翻譯過來。英文為Socialism，該詞前綴social為“社會的”之意，ism為“學說、思想”之意。中文意譯即是“社會至上的學說或思想”。社會主義是壹種提倡全人類社會實行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思想理念和國家制度。社會主義主張整個人類社會不分種族、不論財產多寡、不區分階級，人人享有以不損害他人同等權利為限度的充分的個人自由；主張人人在社會和國家事務中壹律平等地享有所有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社會權利、文化權利；主張在人與人的社會交往中提倡互利互助的協作精神和關懷弱者的仁道精神。
社會主義思想產生的歷史相當久遠。最早產生這壹思想理念的是我們古老的中國。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儒家經典《禮記·禮運》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仁，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的原始的社會主義理想。它體現了我們祖先那個時代就存在著了民主政治的思想萌芽，體現了要求人人在政治、經濟及社會人格方面平等，體現了要求社會共同勞動，共同享有社會財富，並關愛壹切弱者的社會追求。已初步具備了社會主義的思想特征。歐洲的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學說起源是十五、六世紀的文藝復興時的人道主義和十八世紀的思想啟蒙運動的民主主義。雖然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在歐洲出現得較晚，但作為壹個系統的學說，這壹思想學說在歐洲發展得最快，理論也最為豐富。這是與從十六、十七世紀以後，歐洲的社會、文化、科學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越來越快於中國相關的。
社會主義壹開始只是壹種人類的社會運動，而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則是在這個運動中逐步產生、建立和完善的。十五、六世紀的文藝復興時的人道主義和十八世紀的思想啟蒙運動的民主主義被認為是社會主義（非指科學社會主義或作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的社會主義”）產生的兩個非常重要的過程。文藝復興運動首先否定了“神權”對人的壓制，宣告了“人”對“人”自身的價值，即“我”的價值開始有了發現和認識。這是社會主義思想得以產生的關鍵。因為人如果沒有對“我”的價值的發現和認識，就不會產生對“人的權利”的要求。而以後的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終於基本明確奠定了社會主義的內容和精神，即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等價值。
十四至六世紀的歐洲，人民受基督教神權和王權共同壓迫，而神權又是歐洲人民最為歹毒的精神和政治壓迫。教皇和教會聲稱有著受自天主（神）的權力，享有無上的精神控制權和代表天主行使對人定罪或赦罪的特權。它禁止人民思想自由，它要求人們的壹切言論行為必須符合被曲解的《聖經》與教皇教會的意旨，否則將會受到殘酷的迫害。它甚至桎梏人的天性，推行宗教禁欲主義，強制推行教士獨身制和苦修制，教徒們禁絕性行為，夫妻過性生活必須在夜深人靜之時極短促地匆匆了事。所有與生育脫離的性活動都會受到十分殘酷的懲罰，甚至被施以火刑。有些女子因麗質而具有性誘惑力，就可能被誣為女巫，任意加以摧殘與折磨，被投河而死或被活活燒死。在有些地區，被燒死的“女巫”竟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從14世紀至15世紀，全歐洲被燒死的“女巫”在五萬人以上。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等許多的思想家、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也正是因為對被曲解的《聖經》與教皇教會的意旨進行了反叛，才遭受迫害的。在這樣的黑暗背景下，新興的尚不夠強大的資產階級，以復興古希臘、古羅馬的古典文化為由，樹立起了理性主義和人文主義的輝煌大旗，反對神權，提倡個性自由，開始了首先從意大利發起的並最終推向了整個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此前，歐洲社會理想的人應該是自卑、消極、無所作為的，人在世界上的意義是不足稱道的。而文藝復興運動發現了人的崇高偉大的價值，提出人的個性應該自由，它提倡發揮人的聰明才智及創造性潛力，積極冒險，提倡重視現世生活，鼓勵人們追求物質幸福及肉欲上的滿足，反對宗教禁欲主義。在文學藝術的創作上要求表達人的真實情感，反對虛偽的矯揉造作。文藝復興運動不只是壹場復興古典文化的運動，更是壹場新時代的啟蒙運動。這個時代誕生的很多文藝作品，如彼特拉克的《歌集》和薄伽丘的《十日談》等，無不深深地體現著“人”對“人”自身的價值的發現和認識，體現著“人性”的覺醒、“我”的覺醒。
十六世紀，以馬丁·路德為代表的宗教改革人士，向神權發動了壹次最強大的進攻，開始了宗教改革運動。馬丁·路德認為人比君主還重要，他說：“我是壹個人，這個頭銜比君主還要高些。原因是：神未曾創造君主，神唯有創造人，使我成為壹個人。”文藝復興打破了經院哲學統壹的局面，為以後的思想進步掃清了道路，使各種世俗哲學興起。其中有英國的經驗論唯物主義。它也推動了政治學說的發展，馬基雅維利以後，在十七世紀，有格勞秀斯、斯賓諾莎和洛克等壹大批思想家，發展起“自然權利”、“社會契約”、“人民主權”以及“三權分立”等理論。所有這些為後來的思想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十八世紀，歐洲還有美國的資產階級有了很大發展，而封建統治集團的特權（美國是英殖民統治）政治，嚴重限制著資產階級的自由發展和人類自身解放的追求。於是限制或廢除“王權”，追求全社會政治權利平等的思想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在歐洲和北美大陸蓬勃開展了。代表著最先進文化和科學技術、最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資產階級，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政治理念。從此，“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便成了社會主義的根本價值追求；追求“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便成了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孟德斯鳩、盧梭、康德、邊沁、羅伯斯庇爾和美國的傑弗遜都是這壹時期民主思想啟蒙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鳩提出了“分權”學說，盧梭提出了“社會契約論”，康德提出了“公民權”和“世界公民”的思想，邊沁提出了“功利主義”思想，羅伯斯庇爾和美國的傑弗遜都主張人人享有選舉權。盧梭和羅伯斯庇爾提出要通過國家的政策幹預，力求縮小貧富差距的主張。他們的理論使社會主義的學說得到了基本的完善。

2，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有什麽不同？


答：在反對封建主義、專制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各種思想中，除了前面所介紹的社會主義以外，還有壹種以強制手段取消私有財產而謀求平等的主張，它被稱為“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起源很早，古希臘時的柏拉圖就提出過“共產”、“共妻”的主張。早期基督教的“千年國”也主張通過暴力實行財產公有。十六世紀時英國的莫爾、德國的閔采爾，十七世紀意大利的康帕內拉、英國溫斯坦萊及十八世紀的法國巴貝夫，十九世紀英國的歐文、布朗基、等人，則進壹步勾畫了他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取消壹切私有財產，實行公有制，實行強制的社會“平等”，把社會變成壹個“工廠”。由於“共產主義”也反對封建和專制制度，所以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並不排斥“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因而成為社會主義運動中壹個激進的派別。十九世紀中葉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總結以前的各種共產主義理想的基礎上，揉合他們自己創立的“政治經濟學”等學說，創立了新的“共產主義”理論學說。這個理論學說的中心是階級鬥爭理論、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其主要內容是反對資本主義，但它在許多方面並不贊成壹般社會主義的系列主張。它認為社會主義所主張的“自由”、“平等”學說，認為在私有制條件下都是不可能實現的；認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是尖銳而不可調和的；無產階級只能以暴力手段而不是社會主義所主張的議會道路的方式取得政權，並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取消私有制度，實行公有制，即國家所有制，這樣就可以實現人類平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論創之初，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堅決地主張把“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相區別（見《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在其創立後，本沒有立即對社會思想運動造成多大影響，而以“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為追求的社會主義，在當時是歐洲社會政治思潮的主流思潮。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改變社會主流思想，讓共產主義理論取得對無產階級運動的指導地位，參加了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並通過系列手段在社會主義者的組織“第壹國際”（國際工人協會）領導層內部排斥其在《共產黨宣言》和其它著作中所批判的社會主義者，謀取到了對“第壹國際”（國際工人協會）領導權。在控制“第壹國際”領導權後，又進而將其著作規定為該組織的理論和行動的準則，要求“國際”普遍宣傳和翻譯，於是，馬克思通過控制社會主義的組織而控制了社會主義運動，馬克思儼然成為了“第壹國際”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教主”。這樣原來社會主義的精神原則，逐步為共產主義的精神原則所取代，只保留了社會主義這個“金字招牌”，最終將社會主義幾乎變成了共產主義的另壹名稱（參見拙著《馬、恩為何要把自己的思想標為“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認為，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就是要還社會主義以本來的精神實質。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產生影響以前，社會主義是並不反對生產資料私人所有的，只有共產主義才主張消滅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實行生產資料公有。馬克思控制了“第壹國際”後，其共產主義理論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了很大影響，許多並不信仰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和社會黨（如英國工黨、法國和德國的社會黨）也認為要實現社會主義，必須要消滅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實行生產資料公有。這種觀點壹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才為各國社會主義者所拋棄。
除文中交待者外，本文以後所稱社會主義壹般皆非指“科學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而是指上述自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產生的以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為基本價值追求的社會主義。而將“科學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稱為“現實社會主義”。此請讀者分清。

3，共產主義理論中有所謂的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是怎麽回事？


答：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又被稱作“現實的社會主義”，之所以被稱作“現實的社會主義”是因為在共產黨國家把現實制度稱之為“社會主義”。作為壹種社會制度，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而是列寧提出的。馬克思只曾經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把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劃分為經濟上成熟不同的階段，但並沒有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的區分。恩格斯也沒有同樣的做法。到列寧，為了彌補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的共產主義不能首先在部分國家尤其是落後國家成功的理論缺陷，他才提出了作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概念，將其作為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稱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差別主要在分配方式上，前者“按勞分配”，後者“按需分配”。所以，所謂的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也不是原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而是列寧獨創的概念。
那些共產主義學說的教科書為了證明所謂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正統流派，將社會主義的起源指為“空想社會主義”，是滑天下之大稽。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自有其發展道統，這就是：莫爾、康帕內拉、閔采爾、巴貝夫、歐文等主張取消私有財產者。（所謂的十九世紀“空想社會主義”的“三傑”，其中聖西門和傅立葉都不主張“共產”，是社會主義者，而歐文則主張“公有制”反對私有制，是共產主義者。）

4，什麽叫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二者是什麽關系？


答：資本主義的定義歷來含混不清。壹般都是把在社會化大生產中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主的實行市場經濟的制度稱為資本主義的。這只是做壹種制度的形式劃分，不是定義。我個人認為，“資本主義”的確切定義是：資本主義是壹種主張以人的財產有無多寡來決定人的政治權利和分配決策權有無的壹種思想理念和國家政治制度及社會經濟制度。資本主義在國家政治制度上最顯著的特點是以財產資格限制人的政治權利，特別是選舉權；在社會經濟制度上的最顯著的特點是采取自由放任的自由經濟制度，以資本限制人的分配的決策權，非資本所有人沒有分配的決策權，只有資本所有者（或經授權的企業管理者）才有分配的決策權。“資本主義”壹詞無論中文、英文，從字面上講都是“資本至上”的意思。從歷史來看，這壹定義十分符合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後的歐洲歷史的真實情況。從十六至十九世紀，歐洲和美國雖然都先後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但是，資產階級革命並沒有能立即實現“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理想，資產階級中的壹些曾經擁有封建特權的新貴族、大商人、金融家以及種植園奴隸主等組成了大資產階級，他們曾在封建制度下享有政治和經濟特權，掌握著大量財富。當初他們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因為他們不滿王權對他們的利益和權利的限制，而與資產階級中的民主派結成同盟的。當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這些人不願意失去他們昔日的特權，於是他們提出要以人的資本和財富的多寡來決定人的政治權利的有無，妄圖以金錢的特權替代他們昔日的血統特權（世襲特權），以期通過政治的特權保證他們能獲得盡可能多的經濟利益（利益分配權的壟斷）。因此，這種要以人的資本財富的多寡來決定人的政治權利的有無和社會分配決策權的有無的政治思想理念，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資本主義；而依照這種政治思想理念建立的國家制度就是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的思想代表人物有伏爾泰、孟德斯鳩、彌爾頓、斯彼蘭斯基、漢密爾頓等人。他們幾乎都是把自由淩駕於平等之上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古典自由主義者都是資本主義者，而非社會主義者（盡管他們的某些政治觀點可能為社會主義所吸收）。
由於主張資本主義的大資產階級經濟實力比壹般中小資產階級強大，在資源地位上資本也比勞動人更為稀缺，具有更大的競爭優勢，因而他們主張國家不幹預經濟，而實行自由放任的自由競爭。所以資本主義對於中小資產階級來說是以強食小的欺淩，其結果可能是被大資產者兼並；對於無產階級來說就是政治權利不平等下的自由競爭，其結果是經濟地位的也不平等。所以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的對頭，而中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對於資本主義也常和無產階級壹致。另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資產階級分子似乎都是資本主義的。其實，資產階級中，既有資本主義者，也有社會主義者，還有共產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不論青紅皂白，要打倒整個資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不可不謂是過激之論。
資本主義借“自由”之名，在經濟上主張自由放任的競爭，事實上是憑借資本對勞動力在資源地位上的優勢，行不平等之實。同時，資本主義者和資本主義國家不僅對國內實行階級壓迫和剝削，還大肆在國際上施行殖民主義，掠奪別國資源，殺戮殖民地人民，甚至販賣奴隸。所以，資本主義是壹種不公正的罪惡的社會制度。
歐洲諸國除前蘇聯和東歐外，20世紀初已經逐步開始結束資本主義制度，而開始向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過渡，至五六十年代已基本成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所以本文以後所稱資本主義，是不包括這以後的所謂的“資本主義社會”的。

5，什麽叫權力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對它是什麽態度？


答：“權力資本主義”壹般稱為“權貴資本主義”，我個人覺得用“權力資本主義”更能表達這壹概念的內涵，所以我使用“權力資本主義”壹詞，而不使用“權貴資本主義”。權力資本主義通常是極權國家的產物。權力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壹種特殊形式，也是專制主義的壹種形式。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壹種特權政治，它將資本財富作為特權的“準入證”（封建主義則把血統作為特權的“準入證”），而權力資本主義則是壹種把權力本身作為特權的“準入證”的政治制度。這種政治制度是壹種依靠權力的壟斷而維持國家存在的政治制度。這種制度只讓有權力者擁有權利，而沒有權力者則享受不到權利。它通常是由某個政治集團作為權力集團，僭用集體、人民、國家的名義，依靠國家暴力與刑罰等恐怖手段、依賴集權（反對分權和權力制衡）和極權（權力的統治深入到人們社會生活的壹切方面，包括經濟生活乃至個人私生活領域）對人民進行咨意的統治（他們可以任意制訂或修改法律，可以淩駕於法律之上，可以對它的反對者任意施以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並獲得的巨大的經濟上的特殊利益。權力資本主義有以下特點：壹，僭用集體、人民、國家的名義，依靠國家暴力與刑罰等恐怖手段進行統治，人民是名義上的國家主人，而實際上的國家主人果壹個淩駕於人民之上的權力集團；二，國家的權力深入到並控制了人們社會生活如政治、經濟、文化、日常生活等的壹切方面，包括經濟生活乃至個人私生活領域，人民在社會各個方面都是事實上無有權利；三，權力成為權利的前提，只有擁有權力者，才真正享有政治權利（如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經濟權利（包括分配的決策權利）、文化權利（如出版、輿論等權利）；四，權力不被人民監督，腐敗橫生；五，權力的存在高於壹切，無論是民生或是社會的發展。
權力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人民是最苦難的人民。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說因為看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由於被財產資格限制了權利，買方市場的勞動力與資本無法平等地參與競爭，“自由”、“平等”和“民主”成為了空話和謊言，因而輕視“民主”，不相信“自由”和“平等”的實際存在。它主張在暴力打倒資本主義後，由國家壟斷壹切權力，把國家淩駕社會之上，並實行“議行合壹”的政治體制和國有制經濟，這樣勢必造成國家權力缺乏制衡，人民主權無法得到保障，壹旦當權力集團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尋租時，就必然地要產生權力資本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以自由和平等為價值追求，要求實現民主政治，反對壹切形式的特權政治和專制統治，所以它堅定地反對權力資本主義，認定權力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壹樣，也是自己的死敵！

6，有人說民主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差不多，對嗎？


答：不對。民主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堅定反對者。民主社會主義主張人人有平等的自由，有平等的權利，而資本主義則主張以人的資本財產的有無來多寡決定人的政治權利和分配決策權利有無，所以資本主義乃是部分人用資本對人進行奴役。有些人之所以把民主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看成是壹回事或差不多，是因為他們把資本主義等同於市場經濟制度。我們應當分清這樣壹個概念：市場經濟制度並不等於就是資本主義。人人有平等的自由，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制度下的市場經濟制度，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制度，而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只有以人的資本財產的有無多寡，來決定人的政治權利和分配決策權利有無的政治制度下的市場經濟制度才是資本主義。我們今天仍然把西方國家如英國、美國稱為資本主義社會，是完完全全的謬稱。資本主義只是這些國家的過去，而現在它們都是民主社會主義社會。

7，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又是什麽關系呢？為什麽說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唯壹原旨的繼承者？


答：民主社會主義是原來意義的社會主義的回歸和繼續。
社會主義發展到十九世紀後，歐洲產生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共產主義。前面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在其創立之初，本沒有立即對社會思想運動造成多大影響。後來馬克思通過在“第壹國際”（即國際工人協會，以工人為主的社會主義者的國際組織）中不斷排斥其中的拉薩爾主義、工聯主義、費邊主義者，控制了該組織的領導權，並逐步將其理論定為指導理論，再加上“第壹國際”時期歐洲正好再次暴發了經濟危機，這給不少的社會主義者以錯覺，以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共產主義學說產生靈驗了，於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在歐洲社會流行開來，而原來意義的社會主義運動卻轉入低潮。
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後，歐洲發達國家的社會經濟隨著社會生產關系的不斷“校正”再次出現繁榮，充分反應了資產階級的不朽生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而這時期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全國大選中的獲勝，和以後各國社會民主黨取得參政權甚至獨立執政，又都表明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理論的徹底破產。而歐洲社會的政治在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不斷向資本主義的抗爭下，不段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使得資本主義政治不斷逐步向社會主義政治過渡。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共產主義學說日益受到人們的懷疑，社會主義者們逐步認識到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主義走上了曲徑，社會主義必須向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基本原進行回歸，這樣就產生了“修正主義”。所謂“修正主義”，是指要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學術和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進行“修正”的伯恩斯坦等人理論系統的稱謂。伯恩斯坦等人的“修正主義”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實行途徑在於“民主”，而不是“專政”，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而不是靠“暴力革命”進入社會主義，從而把社會主義重新從共產主義的歧途上，拉回到了以實現“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社會政治理想為目標的正確軌道。
“修正主義”的出現，它壹方面標誌著社會主義基本擺脫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共產主義的影響，另壹方面標誌著社會主義發展成了壹種系統性社會主義思想即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為了區別於“科學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便在“社會主義”前面冠上“民主”，稱為“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乃是原旨的社會主義運動和思想的繼續，所以說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原旨的繼承者，民主社會主義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以實現社會民主為手段，所以民主社會主義又有另外壹個稱呼：社會民主主義。

8，民主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有什麽不同？


答：現代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是非常接近的兩個思想體系。應該說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在“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基本的價值觀方面是基本壹致的，沒有根本性的沖突。不過古典的自由主義（即主張完全放任自流的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在具體的社會平等問題上是嚴重對立的。古典的自由主義把自由淩駕於平等之上，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特別在經濟方面要求純任自由競爭，反對國家幹預競爭。這樣，自由主義成了事實上的優勢群體的主張，成了事實上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壓迫社會弱勢階層的理論幫兇，因為社會競爭除了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外，還存在著資本與勞動力的競爭，資本與勞動力在資源地位上天生不平等，這種自由的競爭尤如壯士與幼童的競賽。而民主社會主義強調自由是平等的自由，自由與平等密不可分，自由不能淩駕於平等之上。所以民主社會主義不僅是理念上追求自由平等，更是在具體主張社會現實的公正。現代自由主義已經拋棄了完全放任自流、純任競爭的主張，不完全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和社會福利的存在。但是現代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分歧還是有的。現代自由主義盡管不再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和社會福利，但是它認為國家幹預經濟和提供社會福利，目的只是為了讓社會經濟保持穩定地發展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因此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和社會福利的程度應當越小越好。而民主社會主義則認為，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在於為社會提供更多的福祉，所以應當在不影響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和防止社會孳生出“懶惰階層”的前提下，盡可能多地向社會中下層提供社會福利。
總的說來，現代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主張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相同，對於民主社會主義來說，現代自由主義在很長的路途上都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同路人，而且，許多不了解民主社會主義而自認為是自由主義者的人，他們其實是民主社會主義者，而並非是自由主義者。

9，民主社會主義與市場社會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有什麽不同？


答：市場社會主義其實並非是“社會主義”的流派，而是“共產主義”的流派。它是“共產主義”各國家在其陷入生存和發展的困境時，所流行的壹個“補救”式的社會思潮。這種社會思潮妄圖既維護“共產主義”理論和政治，避免社會民主化的發生，又想單純學習西方民主國家的“市場經濟”，來彌補其政治理論和實踐的矛盾，挽回政治崩頹的命運。因此，市場社會主義是反民主的，與民主社會主義有著原則的不同。市場社會主義割裂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妄想以“換湯不換藥”的手段挽政權於既頹，無疑將是徒勞的。 西方馬克思主義是西方國家壹些政治思想家，在批判現實政治制度和以蘇聯為代表的所謂“社會主義”模式中產生的政治思潮。它是對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修正。它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革命理論的錯誤，看到了這種理論下的國家對“人道主義”的背離，因此西方馬克思主義希望批判和改造“馬克思主義”，走壹條既非暴力又非民主議會之路的社會改革之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當今社會的階級結構已發生明顯的變化，無產階級隊伍正在日益縮小，當前發達國家的主要社會變革力量已不再是無產階級，而是整個市民社會；西方社會革命的途徑在於無產階級逐步掌握文化及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從而破壞資產階級在文化及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再逐步地掌握國家權力。可以看出，西方馬克思主義雖然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和暴力革命的主張，但它並不像民主社會主義那樣把自己的社會理想和政治主張建立在社會現實之上，而是把自己的社會理想和政治主張建立在主觀構想上。雖然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有著價值觀的較大差別，但是它反對暴力和強制。所以民主社會主義本著思想自由和政治平等的原則，對之是既批判又包容的。

10，民主社會主義有沒有壹個統壹的思想指導理論？


答：沒有。民主社會主義推崇自由，承認每個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只要是認同自由和平等原則的壹切思想，都是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的組成部分。只要是不違背自由和平等原則的壹切思想，民主社會主義都允許存在。民主社會主義善於汲取壹切符合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價值的思想理論作為自己的理論，古典自由主義、實證主義、拉薩爾主義、工聯主義、實用主義、費邊主義等都是其理論來源，它們都在不同方面豐富和完善了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基督教、佛教等宗教思想也都為民主社會主義所包容。所以民主社會主義是個多元的體系。
民主社會主義及其政黨只要求各社會主義民主黨認同和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基本價值觀，不反對世界各國社會黨有自己獨到的理論和政策，也不反對相互間理論討論和交流。所以民主社會主義又是個開放的體系。

11，民主社會主義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說？


答：世界各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和社會黨對馬思主義的政治學說看法分歧較大，法國和德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和社會黨認為馬思主義的政治對民主社會主義仍然存在著壹定價值，而如英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和社會黨則不認為馬思主義的政治學說對民主社會主義存在著多少價值。不過，總的說來，即使認為馬思主義的政治學說對民主社會主義仍然存在著壹定價值的各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和社會黨都壹致認為，對於馬思主義的政治學說必須摒棄其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對其進行壹定的修正（其實，最早的“修正主義”者不是別人，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壹的恩格斯。晚年的恩格斯已經發現了他們以往學說所存在問題，並試圖改正這些錯誤，伯恩施坦等人只不過是由於比他富於更多的時間來改正而已）。從總的趨勢看，各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和社會黨對馬思主義的政治學說是越來越趨於疏遠，乃至甚至有人認為民主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立。
我個人認為，馬思主義的政治學說的意義在於對當時社會狀況下的資本主義的批判精神。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處時代的歐洲正是資本主義社會。他們都清楚地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下，作為社會大多數的工人階級由於政治權利被財產資格所限制，“自由”、“平等”和“民主”都只是“形式上”的東西，揭露了以古典自由主義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理論，以“自由”掩蓋下層人民受資本奴役和剝削的客觀本質，並無情地抨擊它。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學說的價值所在。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令人敬佩的。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過於看重了階級的對立性，忽視了階級的相互依賴性和協作性，因而認為資本主義難以和平漸進的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同時他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也存在問題，把社會大生產下的私有制與“資本主義”相等同，因而認為只有消滅私有制，才算消滅了資本主義。這種建立在私有制度“原罪”之上的以暴力手段取消私有制度和“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本身就是壹種對“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反動。這個觀點不僅影響了共產黨人，也長期影響了世界各國的民主社會黨人。盡管如此，在民主社會主義的不斷鬥爭下，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從20世紀二十年代起就紛紛開始取消了選舉的財產限制實行普選，並在經濟上實行國家幹預、實行雇傭員工參與的民主分配和福利國家制度，資本主義社會終於開始逐漸消亡，而向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過渡，至五十年代後西方各國已基本成了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這樣，建立在對於當時社會狀況下的資本主義批判基礎之上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術當然就因為失去了批判對象而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僅沒有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以暴力手段取消私有制度和“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錯誤，而且共產國家又錯誤地把用來本來是批判資本主義的馬思主義的政治學說，用來針對已經不是資本主義的、而被他們誤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那些共產主義學說的教科書直到今日還把西方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稱為資本主義，仍然極為教條、機械、頑固地認為這些國家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是“形式的”，不承認“自由”、“平等”和“民主”可以超階級。），就不能不說是荒唐的了。
我個人認為，私有制度本身並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現象產生的根源。資本主義制度不平等、不民主現象產生的根源是在於大資產階級為了取得政治特權和壟斷分配決策權利，人為地把政治權利和財產連在壹起，通過對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財產限制，從而使自己成為政治特權階級和經濟特權階級。所以，人類要消滅資本主義，消滅不平等、不民主，完全不需要消滅私有制度，只要斬斷政治權利、分配決策權利和財產的聯系就行。消滅私有制度未必就能真正消滅不平等、不民主，在消滅了私有制度的公有制國度中，我們很容易可以看許多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制度的存在。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在私有制度下，只要打破了政治權利、分配決策權利和財產的聯系，實現普遍的選舉，讓包括工人在內的下層社會擁有參與國家政治的權利和分配決策的權利，才能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方面真正實現“自由”、“平等”和“民主”。

12，盧梭、羅伯斯庇爾和傑弗遜等人都是資產階級，妳怎麽說他們是社會主義者？我覺得有些糊塗了！


答：其實，社會主義本來是資產階級發起的全社會廣泛參預的壹種社會政治思潮和社會政治運動（這壹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是明確的），所以說盧梭、羅伯斯庇爾和傑弗遜等資產階級人物是社會主義者是壹點都不該奇怪的。資產階級之所以會主張社會主義，並不是因為他們比其他階級更慈善，而是因為社會主義符合他們的利益。為什麽呢？首先，資產階級的商品生產需要壹個自由平等的社會作為他們的商品交換的市場，這個市場排斥特權的介入，社會主義主張的“自由”與“平等”體現著他們反對封建專制特權的要求。其次，資產階級的商品生產離不開工人階級的參與和合作，社會主義主張階級協作體現著他們的要求；再次，雖然社會主義也將賦予工人階級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而不利於他們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但是，資產階級中的民主派都很明智，壓迫工人階級未必能夠利益最大化，他們懂得自己的讓步可以換來工人階級勞動的積極性，以提高生產效率而得到更大收益。

13，民主社會主義的原則、任務、目的和實現的手段是什麽？


答：民主社會主義的原則是“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其任務是：壹、盡快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二，穩定快速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提高全社會民眾的生活水平，保障人民生活，並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財富不斷積累的基礎上努力減少並最終消除社會分配差別；三、衍播“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基本道德思想，建設以“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為基本道德觀的道德世界，確保人類在逐漸擺脫物質生產束縛、精神自由空間不斷擴展過程中，精神自由空間不為違背自由平等原則的有害意識所侵蝕。民主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實現人類的現實自由和最終的自由（參見下文）。實現民主社會主義及其原則的手段是“民主”，而且，“民主”是其唯壹的手段。

14，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基礎是什麽？


答：民主社會主義是以“社會公正”為出發點而建立起來的政治理論，因而它不是為某個階級服務的，而是為整個社會服務的，它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讓這個社會建立壹個公正博愛的社會新秩序，以開出人類社會的永久太平和幸福。所以民主社會主義主張任何階級都不可以峙強淩弱，而要求階級調和，平等相處。階級調和、平等相處的主張有利於社會穩定快速地發展，符合壹切階級的根本利益，因而民主社會主從長遠宏觀的角度看，它的社會基礎是整個人類社會；從現實社會看，占人類社會大多數的社會中下層人民，如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階級階層還處於社會的弱勢地位，他們更有著被那些社會上層階級欺壓的可能或現實，而民主社會主義扶助弱者的主張更符合當前這些階級階層的利益，因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民主社會主義最可靠的社會基礎。

15，為什麽說民主社會主義不是專門用來反對資產階級的？


答：上面說過，民主社會主義是以“社會公正”為出發點而建立起來的政治理論，因而它針對的是違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制度、政策和行動，而不是哪壹個階級。無論是哪壹個階級，只要違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原則，民主社會主義都將旗幟顯明地反對。
民主社會主義認為資產階級是人類迄今為至最先進的階級，它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因而它是先進文明的代表；它最積極地把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因而它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它引導人類進入了社會化商品大生產，開創了股份制企業、跨國公司等生產組織形式，因而它是先進生產關系的代表；它既勇於向專制體制挑戰，又善於在社會競爭中為了更大的利益而向其協作階級妥協，因而它是社會開明力量的代表；民主社會主義主張社會共同富裕，人類最終將全部成為資產階級的壹員，因而它又是最有生命力的階級。對於這樣壹個先進階級，只要它不違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原則，民主社會主義是不會和它對立的。盡管民主社會主義主張扶助無產階級，但是扶助無產階級不是為了反對資產階級，而是為了讓社會更加協調，從而更好地發展，使整個社會共同獲得更多的利益。比如主張的福利國家制度，看起來是增加了資本家的稅賦，資產階級減少了收益，但實際上社會的安定給資產階級帶來了更多的牟取機會，福利本身也帶動了社會消費的增加，從而帶來社會生產的增加，使得資本家和工人雙雙受益。

16，民主社會黨在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中起什麽作用？


答：各國的民主社會黨（或稱為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工人黨等）都是由民主社會主的忠實信仰者組成的政黨。民主社會黨在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中承擔著巨大的歷史責任和社會責任。首先，民主社會黨承擔著傳播“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價值觀和民主社會主義理論、主張的重任。它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追求，它擁有壹批理論家向整個社會宣傳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觀、道德觀，讓“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融入人的思想，並逐步使之成為壹種生活方式和生活追求。其次，它起著領導社會向專制主義開戰，建立壹個民主政治體制的國家的重任；民主社會黨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追求，它擁有壹批政治家、理論家來組織和領導民眾向專制政治體制發起反專制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以結束壹切形式的專制政治，並和人民壹道共同把社會向“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推進；第三，在結束壹切形式的專制政治後，它肩負著代表壹種政治力量，代表廣大普通民眾，來與整個社會壹道共同親手締造壹個“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新國家、新社會的重任。民主社會黨作為壹個政黨，將努力體察民意，讓自己成為民意的代表，並努力團結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爭取國家執政黨的地位和議會多數黨的地位來積極參與國家政治，從而有效地把自己的價值觀以憲法、法律和政策等形式體現出來並得以貫徹。第四，在野時監督國家政治，確實保障“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原則不被侵犯。

17，什麽叫國家？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與國家、人民與國家的關系是什麽？


答：國家是為了管理社會秩序、調節社會各種關系而建立的服務社會的立法機構、司法機構、政府機構、法律制度、軍警監獄等的總稱。在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的目的是為了服務社會，是為了讓社會的運轉有序。因此，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是全社會各個階級的國家，即是“人民國家”，國家主權歸社會的主體——人民所有。它不只服務於某個階級，即不是所謂“階級國家”。民主社會主義把社會置於國家之上，國家只能是社會的奴仆，永遠不能淩駕於社會之上。因此，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家是人民用來管理社會的工具，它必須服從社會、服從人民；因此，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下，不應當片面要人民和社會愛國家，而應當是國家尊重和敬畏人民和社會。當國家尊重和敬畏人民和社會，很好地執行了服務人民和社會的責職時，人民才會喜愛它。民主社會主義還認為，把國家置於人民和社會之上那是“國家主義”，而把人民和社會置於國家之上才是“社會主義”。

18，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特征是什麽?


答：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主要有以下四大特征：壹、國家在政治上實行民主制度；二、實行市場經濟制度。三、為了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和社會各階層的均衡發展，國家對經濟實行必要的有限幹預；四、建立了充分體現了人類理性的博愛原則和平等思想的社會福利制度。具有以上四大特征的國家制度的國家就是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當今世界上最典型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有英國、德國、法國、挪威、丹麥、瑞典、荷蘭、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等國家。

19，民主社會主義如何看待主權與人權、公民權的關系？


答：所謂主權，是指國家的最高權力歸屬於誰。專制國家的主權在專制統治者或統治集團，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權在全體人民。
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國家的目的是為了服務於社會即人民的，因此，國家的主權屬於全體人民。既然國家是服務於人民的，也就是是為了通過保證社會秩序的存在而保證人民的權利的存在的，那末，國家的主權自然也是服務於人民的主權和公民權的。因此，人權是高於主權的。
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只有人民主權才對人權有真正的意義，因為只有人民主權才能保障人權和公民權，非民主國家的主權未必能保障人權和公民權，專制國家的主權本身是對人權和公民權的侵害，遑論保障人權和公民權。

20，民主社會主義如何看待“自治”和“民族自決”？


答：所謂“自治”就是人民不待他人來統治而自己對社會進行治理。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家其主權歸於人民，國家壹切事務當然應該由人民決斷，因此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就是“自治”的制度，是全社會各民族、各地方的均享的自治。
“民族自決”是指任何民族皆有權對本民族的事務以及本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事務有自己表決的權利。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對於純粹的該民族的事務，任何壹民族完全可以自行決定。但是對於該民族與其他民族的利益相關的事務，應當由相關民族互相平等協商解決或共同進行民族表決，任何壹民族不可以完全單方自行決定。當相關民族意見壹致時，則可按共同意見行動；當相關民族意見相左乃至反對時，各民族應當本著平等與和平的原則，以交流協商的方式謀求民族間的理解和信任，努刀求得能為相關民族都樂見的解決方法。民主社會主義反對民主政治制度下的“民族分裂”行為。因為民主政治制度下各民族都是自治的民族，民族之間都相互平等，有著平等的發展機會，各民族人民都不再依賴“民族”之軀殼來維護自己的權利，而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也是民族相互融合同化、最終消除民族差別和民族存在，所以民主政治制度下的“民族分裂”，其實質只是少數人不惜逆人類社會發展之潮流，假借所謂的民族自由和民族權利來追求“寧為雞口，不為牛後”的權欲而已。

21，什麽叫社會？人為何要結為社會？公正的社會的關系是怎麽的？


答：人的總體就是社會。社會體現的是人之間的關系。人類之所以會形成社會，是因為人在生產和生活中有必要相互協作，因為相互協作可以取得比個體生產和生活更多的效率。所以，社會的最初目的就是功利，就是要在協作中謀求壹定的利益，其社會的協作本質就是壹種平等的契約關系，所以人類社會最初的社會關系就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公正的社會的關系，這種社會關系是“利他”與“利我”的完美統壹。但是人類的以往歷史，只有在氏族部落社會，才是人類相互平等協作的社會。那時的社會生產力低下，缺乏可供謀取不當利益的可能，氏族和部落首領都是義工。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有能力生產出更多的生活資料，於是壹方面必然就有氏族和部落首領試圖以氏族和部落的公權多占氏族和部落的財產，另壹方面氏族和部落為了籠絡能力優秀的氏族和部落首領為氏族和部落繼續服務，又必然需要給予首領們以壹定的報償。《尚書·洪範》箕子所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便透露了中國氏族部落社會解體過程中，氏族和部落公權演變為氏族和部落首領私權，進而形成國家的痕跡。氏族和部落公權壹但演變為氏族和部落首領私權，進而形成國家，人類社會的平等協作關系即告破壞，人類社會從此經歷了壹部分人對另壹部分以暴力進行統治和剝削的階級社會歷程，從而背離了“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和“利他”與“利我”完美統壹的社會原則。民主社會主義就是要通過人類自身的努力，把不平等的人類社會重新恢復成這樣壹個社會：“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利他”與“利我”完美統壹社會；人們平等互助地進行勞動創造與生活，消滅了政治等級，並最終消滅經濟等級的無階級的公平社會。

22，什麽叫階級？民主社會主義如何看待階級鬥爭”？


答：社會中的人依照不同的權力關系、社會成份和經濟現狀而劃分的人群稱為階級。依照不同的權力關系劃分的人群就是“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如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依照不同的社會成份和經濟現狀劃分的人群就是“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和“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有時是同時對應存在的，如在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就分別曾是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但在民主社會主義國家階段，國家實行平等民主的政治制度，人民擁有國家主權實行自我治理，無產者也和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共同掌握了國家權力，因此盡管“經濟等級”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仍然存在，但“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已經不存在了。“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仍然存在，表現為這個階段相當長的時間內，社會分配還無法做到完全均等，社會中壹部分人可能掌握著很多財富，而另壹部分人可能只有很少的財產。民主社會主義這樣看待“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民主社會主義以人類的均富為長遠目標，所以它認為“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的存在是人類社會不平等的表現；而在人類社會現階段，人類物質財富的生產還不能充分滿足社會每壹個人的需要，人類社會也需要有壹個刺激人類努力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的推動力，因此，“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的存在又是人類社會現階段所不可避免的。所以它的存在是壹種相對的平等。民主社會主義的任務之壹就是在努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和努力積累更多的社會財富的前提下，不斷努力減少社會分配差別，以期最終消滅“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
社會是以利益為存在目的的，階級的關系即是利益的關系，所以有階級存在，就有為了利益而進行的階級鬥爭。“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的階級鬥爭，壹方面是統治階級為維護對權利的壟斷而對被統治階級以暴力相向，另壹方面是被統治階級為爭得與統治階級同等的權利而對統治階級的政治發難。於是“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的階級鬥爭往往會發展成為兩個階級間妳死我活的激烈沖突，而爆發暴力革命。對於“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的階級鬥爭，民主社會主義是其堅定的提倡者。它認為，如果不同統治階級進行堅決頑強的鬥爭，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目標就永遠不可能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盡管倡導和平地改革社會，但是對於壹切對自由、平等和民主相向的暴力，人民完全應當以暴制暴。
“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的階級鬥爭，其實質只是社會生產中的協作與分工各方之間為社會分配份額的多寡而發生的矛盾沖突，這種階級鬥爭在“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已不存在的社會中，壹般是不會發展成階級間妳死我活的激烈沖突的。這是因為社會沒有“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時，社會間的各階級的關系是平等的協作關系，人類的理性會讓人們為了追求協作所能帶來的最大化的利益，而繼續維持社會協作，使各階級的利益沖突賓服於社會協作。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本是社會生產的協作雙方，也是利益沖突的雙方。二者無論為利益分配發生多大沖突，他們之間終究誰也不也少了對方。所以，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相互協作是主要的，相互鬥爭是次要的。對於沒有“政治等級”的社會的“經濟等級”的階級鬥爭，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它只不過是各利益集團的正常的利益矛盾。對於這種階級鬥爭民主社會主義反對壹切暴力形式，而主張在民主的體制下，通過民主的方式進行。

23，什麽叫剝削？怎樣才是公正的分配？為什麽說生產資料私有制不是剝削的真正根源？怎樣才能消滅剝削？


答：所謂剝削就是指不公正不平等的分配。那麽，什麽樣的分配才是公正平等的分配呢？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商品生產是資本投資者、生產經營管理者和生產者共同創造價值的過程，所以，公正平等的分配應當是按照協作生產者所創造的價值獲得分配額。但是按照協作生產者所創造的價值獲得分配額，其協作各方所創造的價值的多少是難以用具體的價值尺度來衡量的，所以這個分配方法是無法具體實施的。唯壹可以做到公正平等的分配的方法，只有是按照經所有的社會協作生產者通過平等的協商而確定的分配法進行分配。所以，公正平等的分配就是所有參與價值創造的分配各方有平等的分配決策權的分配，也即民主的分配。分配各方沒有平等的分配決策權的分配也即非民主的分配就是剝削。
資本主義社會只有企業主具有分配決策權的分配，而工人沒有，盡管工人可能有不出賣勞動的自由，但是生存的需要事實上剝奪了他們的這壹自由。勞動力要取得與資本真正平等的地位從而消滅剝削，就必須首先讓勞動者擁有政治權利和組成自己的工會，通過參與國家政治，制定出保障勞動者分配決策權的法律，通過工會的力量獲得與企業主平等的分配決策權。
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現象，他的剩余價值學說也是關於分配中剝削問題的學說。這個學說片面認為只有工人的勞動才創造價值，資本家的投資和經營管理不是勞動，也不創造價值，生產的產品扣除產品成本後的“剩余價值”是工人創造的而為資本家獨自占有。這就完全否定了社會生產的協作關系。價值的創造本來是資本的運用、管理和勞動共同作用的結果。另外，資本與勞動力之間具體由誰各自創造了多少的價值，是無法以具體的價值尺度來衡量的，因此，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是不對的。
馬克思的政治學說還認為，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其根源在於生產資料私有制。其實，生產資料私有並不壹定就會導致剝削，剝削之所以會存在，乃是因為社會把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與分配權連在壹起，以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壟斷了分配權。如是我們看壹下那些曾消滅了私有制完全實行公有制權力資本主義國家，就可以發現這類國家無不是剝削隨處存在。所以，剝削的根源在於分配權的不平等，而並不在私有制本身。所以，要消滅剝削唯壹的途徑在於讓所有的人都平等地享有分配權。
讓所有的人都平等地享有分配權，使得社會分配趨於合理，所以它也是限制社會貧富懸殊的壹個有效手段。
平等地享有分配權要求分配各方都具有理性，要求在勞動工資問題上資本方、經營管理者、雇傭勞動者應當充分綜合考慮企業商品的市場價格、行情、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等諸多因素，在共同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下，平等協商來確定工資水平。當然，平等地享有分配權的分配各方也必然都具有理性。“理性”會讓資本方、經營管理者、雇傭勞動者認識到他們三者在社會生存上是同壹體，只是在利益分配上才是矛盾對立面。因此他們會在充分綜合考慮商品市場價格、行情、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等諸多因素後，作出適當的妥協，提出自己的合乎情理的利益要求。
社會要平等地享有分配權，首先必須實現政治民主，消除“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這樣才可以讓處於弱勢群體地位的無產階級，有機會參與國家政治，制訂出能夠保障所有的人都平等地享有分配權的法律制度。其次，應該讓處於弱勢群體地位的無產階級有自己的利益代表組織——工會，以提高勞動力與資本的抗衡能力；第三，必預制訂保障所有的人都平等地享有分配權的法律制度。第四，國家應當在宏觀上調節好分配，適時充當好社會裁判的職能。

24，妳認為只有讓無產階級逐步轉化為資產階級，才能最終消滅階級，達到天下大同嗎？


答：我認為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不是要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去消滅資產階級，把社會生產資料收歸國有，讓社會變成赤貧，而是要無產階級壹方面爭取到與資產階級平等的地位，另壹方面利用爭取到的與資產階級平等的地位使自己向資產階級轉化。只有讓無產階級逐步轉化為資產階級，才能最終消滅階級，達到天下大同。讓無產階級逐步轉化為資產階級，就是實行資本社會化（或稱為社會所有制），即要讓壹切無產者切實地掌握壹定的生產資料（資本），從而成為資產階級。民主社會主義之所以主張讓無產階級切實地掌握有壹定的生產資料成為資產階級，首先是因為只有讓無產階級切實地掌握有壹定的生產資料後，社會平等地分配才能更容易做到。其次，資產階級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先進的階級。它不僅創制了最先進的生產方式，是現代機器化社會大生產的創始者和組織者，也是新生產力的創造者和最擅運用者。它有著最有效最豐富的生產經營的管理經驗，它的這些優秀性質值得無產階級繼承。再次，實行社會壹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不僅有背於自由，也被歷史證明為是行不通的。國有制諸如產權責任不明、資源效率低下、缺乏創新效應、競爭效應，孽生腐敗等致命缺陷已被證明為不能保證社會生產力高速穩定地發展。而私有制也具有資本規模的局限，難以適應集約化大規模的企業發展要求（股份制企業不是典型的私有制企業形式，而是集體所有制或社會所有制）。
實行資本社會化，就是要社會除部分必須國有的生產資料外，都落實到具體的每個社會成員名下，做到產權明析。社會每個成員的生產資料可以是獨立的生產資料，也可以是企業的股份。當讓每個社會成員都切實地掌握壹定的生產資料時，“經濟等級”的階級差別就會被有效地減小。
我覺得最理想的社會所有制，是采用股份制的企業形式。企業的股東就企業的員工，企業的所有權歸全體股東所有，而每位股東又切實擁有自己的股份，這些股份只可轉讓而不能抽離，企業的分配由兩個部分組成，壹個部分是正常支付的工資，另壹個部分是以員工股份的多少進行分紅。（馬克思也有社會所有制的提法，但他把國家與社會相混淆，它的社會所有是等同於國家所有的，這是錯誤的。）
當今人類的社會的資本社會化表現在以下兩方面，壹方面資本形式多樣化，資本不壹定只是貨幣和具體的物質了，知識、技術、信息等都成為了資本，另壹方面是資本的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掌握。這些都讓資本的社會化，讓更多的人進入資產階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而實現平等的分配權和福利國家制度，對促進資本的社會化又有重大作用，它可以讓社會經濟的底層群體具備參與社會競爭的基本條件和基礎來參與社會競爭和獨立創業，從而擠身於資產階層。現代西方國家出現的“中產階級”，這部分人依靠國家的福利制度，在均等的受教育的機會下，他們成為知識和科學技術的精英，他們既是資本所有人，又同時是勞動者，成為社會的新生經濟力量，他們代表著新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在實行過“公有制”的國家中，國有企業和準國有企業即集體企業成了社會的“包袱”，將這些企業（除國家必須保留的外）以全民股份的形式無償分配給每個國民，也是實現資本社會化的途徑之壹。
股份制企業本是人類在社會化大生產中產生的新的經濟形式，它實行資本的社會所有。不過，它的勞動者和經營管理者不壹定是資本的所有者。將來的股份制企業能否實行這樣的形式，即資本的所有者既是企業的所有者，又是企業的勞動者，也是企業的管理者？資本的社會化提供了可能。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應當鼓勵這種股份制企業的嘗試。也應當積極鼓勵工人勤奮勞動，並以合法的勞動所得入股這種股份制企業。這種股份制企業不光使社會分配趨於合理，又使得分配過程簡化，可以盡可能地減少國家對分配的幹涉。這種股份制企業還使得企業生產效率有可靠保證，並有效地降低管理成本。它又回避了有關“剝削”的爭論。
資本的不斷社會化必將導致無產階級的最終消亡，最後消滅階級。

25，為什麽說由資本主義社會向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可以是壹個漸進的過程，也可以是突進的過程。而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必定是壹個漸進的過程？民主社會主義是否定暴力革命？


答：作為思想理念的資本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是涇渭分明的兩個陣壘，而作為國家制度的資本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也基本是了然可以劃分的。但是，由資本主義社會向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有時是壹個漸進發展的過程，而有時卻是突進的過程。在人類從未有過民主社會主義的時而言，民主社會主義只是人類的理想追求，它是否合理與可行，有待人類社會的實踐來回答。它本身作為壹種社會價值追求，其社會價值的實現過程就是價值本身為包括普通民眾在內的全社會接受的過程，而社會的接受過程是需要時間來讓社會進行意識改造、進行各種關系的自我調適，也需要時間來讓社會逐步建立和完善新的制度體系。所以，那個時候的國家由資本主義社會而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社會，實現政治上的民主，是壹個不民主的制度成份不斷減少，而民主的制度成份不斷增加的漸進的民主化過程。而在民主社會主義制度已在世界許多國家實現的今天，民主社會主義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原則和政治制度已經成為天下公理，拒絕這些公理已經意味著野蠻和蒙昧。所以對於今日人類社會，向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過度已不需要采用漸進的方式，而可以學習西方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並適當本土化，盡可能快地實現政治民主，進入到民主社會主義社會。壹些專制政權國家統治者和統治集團在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原則和政治制度已經成為天下公理的今天不敢公然抵制民主政治，只好口頭贊同民主政治，卻找出諸如“逐步完善民主制度”的種種借口來拖延民主進程，其本質是妄圖延緩專制體制的崩潰。
讓資本主義以和平的方式過渡到民主社會主義，是民主社會主義首選的方式。這樣做不光是民主社會主義精神原則本身的要求，也是社會穩定發展的需要。但這並非等於說民主社會主義完全否定暴力革命。當專制力量對於要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人民以暴力相向時，民主社會主義並不反對“以暴制暴”。民主社會主義只是認為暴力革命僅僅只能是“以暴制暴”的暴力自衛，而其本身並不能實現民主社會主義。要實現民主社會主義只有壹條路：民主。
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在實現了政治民主後，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是壹個漸進的過程。壹方面即使國家實現了民主政治制度，社會也還可能存在著違背民主社會主義精神原則的現象，因而還必須不斷進行民主社會主義的道德建設；另壹方面，民主社會主義所追求的人類最終自由和最終平等（見下文）尚待實現，人類還要繼續為這壹目標奮鬥。所以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並不是壹朝建成，永不變化的具體模式，而是壹個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諸價值不斷實現的過程。

26，什麽叫市場經濟制度？


答：市場經濟制度，顧名思義，指主要由市場調節的經濟制度。這種經濟制度根據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來組織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這種經濟制度下，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資本所有者與雇傭勞動力之間，以及勞動力之間，存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社會經濟因為這種種的競爭而最大速度地促進生產力水平和生產效率的提高。所以，市場經濟制度乃是最好的壹種經濟制度。與計劃經濟相比，經濟學家曾把市場經濟制度產生的效率總結為以十點：1，產權效率。即因產權明確而帶來的效率。產權明確，則社會經濟活動的責任者和收益者明確，因而可以大大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2，交換效率。市場經濟使商品供求雙方直接面對，使供給方能直接依照需求方的個性要求生產商品，從而大大增加交換效率。3，信息效率。市場經濟直接由價格來傳達經濟信息。價格幾乎集中了如供求關系、商品成本等所有市場行為的信息。商品供求雙方只需了解價格信息，即快捷簡明地獲知經濟決策所必需的信息。4，決策效率。市場經濟由價格提供市場信息，又直接讓價格來作出經濟決策，故而決策會更快捷準確。5，自發性效率。社會需求的種種新的微妙變化，市場能作出迅速準確的反映，並迅速地快速滿足市場需求，無需專門的政府職能部門進行組織安排。6，創新效率。市場經濟的競爭使得生產者為了在競爭中勝出，必然要不斷研發新技術、新產品，研究如何降低生產成本。7，分配效率。市場經濟根據個人對社會產出的貢獻大小來決定其收入，以充分調動生產積極性，因此分配更合理。8，競爭效率。競爭是個優勝劣汰的過程，依靠這壹機制，讓最能合理高效地利用資源的生產者存在和發展，讓浪費資源的生產者不斷退出。9，企業組織和管理效率。企業為了能在競爭中勝出，必須註重人才的使用和培養，註重組織生產、管理生產制度、經驗的積累和研究，從而更有生產效率、管理效率。10，大規模生產效率。市場競爭帶來的企業兼並機能，帶來了規模經濟，規模經濟能將原本分散經營的資源相對集中，從而減少資源浪費，減少分散經營帶來的管理成本的重復投入，等等。
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市場經濟制度並不排斥為了維護市場經濟制度的健康存在和良性發展的國家對經濟的必要幹預。並認為國家對經濟的必要幹預能維護市場經濟制度的健康存在和良性發展是市場經濟的經濟規律之壹。
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度，而實行公有制下的計劃經濟。現實社會主義國家都曾走過這條路，但是無壹例外地宣告了這種經濟制度違背經濟規律而徹底失敗。

27，民主社會主義為什麽主張國家對經濟實行必要的有限的幹預？


答：市場經濟制度本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壹開始是排斥國家幹預經濟的。這種排斥國家幹預、由完全的市場競爭決定經濟運行的市場經濟制度被稱為“自由經濟”。自由經濟存在著兩個市場自身無法克服的問題：壹是競爭中資本與勞動力的競爭存在著力量通常不均衡。資本與勞動力相比，前者是稀有資源，而後者是過剩資源，所以在勞動力與資本的競爭過程中是弱勢力量，勞動力是買方市場，資本方利用自身的競爭優勢，壟斷了分配權，造成社會收入的不平衡，貧富懸殊。分配的嚴重失衡導致社會消費能力降低，商品滯銷，社會消費嚴重不足，供需失衡。二是市場經濟制度下的競爭給生產力的發展帶來了超常的效率，新設備、新技術的不斷運用，不斷給社會造就了大量的失業者。這大量的失業者由於缺少資本（自有資本或社會資本），無法就業，造成人力資源浪費；而另壹方面許多富人擁有大量儲蓄，卻因為社會消費嚴重不足而不願增加投資，將儲蓄轉化成資本，讓失業者充分就業。這樣就造成了資本供求脫節。我個人認為，商品供需失衡和資本供求脫節造成了資本主義自由放任經濟制度下的“經濟危機”。民主社會主義承認市場經濟的重要作用，但是它認為市場不是萬能的，要讓社會經濟更加穩定快速的發展，解決市場經濟制度下的經濟危機現象，光依賴自由放任的市場是絕對不行的。必須依賴國家的力量，對經濟進行必要的幹預，通過增加資本投入和分配調整，促進社會充分就業，提高消費水平，進而促進社會經濟穩定高速發展。這就是國家對經濟的幹預。
民主社會主義國家所采取的增加資本投入的形式有兩種形式，壹種形式是由國家通過政府支出直接投資，另壹形式是由國家擔保由社會投資。民主社會主義國家所采取的分配調整也有兩種形式。壹種形式是由國家制定各種收入政策和法律，以稅收為調節杠桿，以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的形式直接扶助中低收入階層，保證社會中下階層的收入保持在壹定水平之上；另壹種形式是由國家興建大量的公共設施，讓社會共享。市場經濟制度下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在歐洲和美國都被歷史證實為可行和有效的。
市場經濟制度下國家對經濟的幹預還可以起到維護市場的有效性的作用。沒有國家幹預的經濟制度下的市場，最終必然有兩個不好的結果，壹是過度的壟斷，二是過度的競爭。過度的壟斷就是市場為極少數企業把持，然後這些企業可以不再完全遵循市場經濟原則，以非公平的手段排斥和打擊競爭對手，以獲得更高的利潤和市場份額；過度的競爭就是市場競爭者間由於競爭過於酷烈，做出壹些諸如不計成本的生產銷售等的不合理競爭手段，以期壓倒對手。過度的壟斷和過度的競爭都勢必影響市場的良性存在，最終降低競爭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所以必須由國家通過制定反壟斷法和防不正當競爭法，以保證市場的存在和公正。
市場經濟制度下國家對經濟的幹預還可以起到調整勞資雙方力量的平衡的作用。勞動力資源相對於資本資源長期的過剩，使單個的勞動力與資本占有者相比是弱勢，無法與資本相抗衡，但是壹旦勞動力在民主政治制度下聯合起來組織和參加工會以後，勞動力在工會組織下變得強大了。當勞動力組織強大到壹定程度，勞動力組織就有可能控制勞動力市場，出現實際上的對勞動力的壟斷，從而抑制資本的發展。國家對經濟必要的幹預就是要維持勞資雙方的力量平衡，不讓它們出現懸殊的力量差距，從而維護市場的公正。
市場經濟制度下國家對經濟的幹預還可以起到救助社會弱勢群體的作用。民主社會主義客觀地看得社會貧困，認為社會某些人群的貧困，並不完全是個人的原因，社會應當對陷於貧窮和困境的人們提供盡可能的幫助。所以民主社會主義主張實行最低工資立法，主張雇員與雇主有平等的分配決策權，主張對富裕階層課以累進稅，對投機所得課以較高稅率，政府直接以貨幣和實物分配給貧困者。
此外，環境和生態保護等問題也只有通過國家對經濟的幹預來解決。
要指出的是，民主社會主義主張的國家對經濟的幹預，是“必要”的即有限度的幹預，即無論采取什麽樣的幹預政策，國家幹預的範圍壹般只限於需求領域內，對於供給領域是不作幹預的。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證讓市場充當經濟的主導，保證經濟按照市場的規律運行。
國家幹預還必須照顧到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因為如果國家對經濟幹預過頭，讓企業承受過多的稅賦，就會過分提高產品成本，從而使之在國際市場上處於競爭不利的地位。
民主社會主義主張的國家對經濟必要的幹預，是在理解了市場規律後得出的壹條基本市場規律；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在運用這條基本市場規律時，這條規律必須服從整個市場規律。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認為，自由經濟下的社會商品生產是無計劃的，這在馬克思所處的那個資本主義時代是如此的。而進入民主社會主義以後，國家必要幹預下的市場經濟已經成功地克服了盲目地生產，做到了按照市場的需求（包括數量需求和個性需求）來安排商品生產，這是馬克思在那個時無法想象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商品生產是根據市場商品的價格規律來了解市場需求狀況，再制訂生產計劃的。而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階段後企業規模化的集約生產，使根據市場商品的價格規律來了解市場需求狀況更為可能和準確及時。
依照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說法，經濟危機的發生原因是生產的相對過剩，我個人認為這只說對了壹半。社會分配不公造成供需失衡只是經濟危機的發生的原因之壹，而另外壹個原因就是前面所說的資本的供求脫節。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由於有國家對經濟的必要的幹預，實行了社會平等分配（註意，不是平均分配），既解決了資本的供求脫節問題，也基本解決了社會分配不公造成供需失衡的問題，所以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不可能再產生“經濟危機”，至多只會發生正常限度的經濟波動。

28，什麽叫福利國家制度？


答：福利國家制度是國家經濟幹預制度組成之壹。它是人類理性迸發的燦爛火花，它是博愛原則和平等思想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具體體現，它是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特點之壹。這壹制度主張在社會分配領域由國家對分配進行必要的幹預，以彌補社會弱勢群體在社會競爭中，由於某些非主觀因素而處於不利地位所得到的不公正分配。比如在現階段社會，勞動力（隨著教育的普及和社會科技水平的提高，勞動力中又包括了智力勞動力）與資本是稀缺程度不同的兩個資源，勞動力總是相對過剩，而資本總是相對稀缺。在這種不平等的競爭下，資本所有者往往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對出賣勞動力者在報酬、工作時間、勞動強度、勞保等方面提出種種限制，而出賣勞動力者卻往往不能對資本所有者有更多的選擇或提出自己的要求；再比如人的出生背景有時是相殊巨大的，家庭背景好的就能夠比家庭背景不好的人有更好的受教育機會，殷實的家底也不必象貧困家庭出生的人那麽要花費百十倍的奮鬥精力去從零開始。因此，以博愛和平等為價值觀的民主社會主義要求在社會分配時，特別註重建立以人的機會均等為核心的社會機制。其提倡的福利國家制度，目的之壹就是為了讓社會中所有的人，都能在社會競爭中，不致於因基本生活保障和文化教養的水平有太大的懸殊，而影響個人能力的發揮。壹方面民主社會主義主張在法律制度上給予社會弱勢群體以與其他階層平等的參與分配決策的權利，制訂最低收入和勞動福利標準，壹方面由政府利用稅收等手段對企業及高收入階層征稅，再將稅收以再分配的形式變為社會福利事業（醫療費、退休金、生育補助、教育補助、失業救濟、公用設施等等）讓每壹個社會成員公享。福利國家制度能夠基本保證社會所有成員在生、老、病、死等基本生活方面沒有懸殊的差別，而把更高的“享受”層次作為對傑出俊賢的“獎賞”，這樣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社會自由競爭的缺陷，使得社會既保持了自由競爭帶來的活力，又不失仁愛公正的精神。在當今歐美國家中僅社會保障支出占GNP的比重，在瑞典1980年為32% ，比利時、丹麥、法國、荷蘭為25-30% ，奧地利、西德、愛爾蘭、盧森堡、挪威為20-25%，英國為18% ，加拿大為15% ，美國為13%，澳大利亞為12% 。
福利國家制度作為國家經濟幹預制度組成之壹，在給社會民眾帶來了無窮的福祉，但是另壹方面也產生了使企業生產成本增高，削弱了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的情況，另外，太高的福利也可能讓社會孳生出“懶惰階層”。所以民主社會主義主張福利國家制度的福利應當是“適度”的，同時還要制定相應的防止懶惰階層產生的制度，以促進社會積極勞動。

29，什麽叫民主制度和專制制度？


答：民主制度含義之壹是政治民主制度（或稱民主政治制度）。政治民主制度是依照人民主權和由人民自我管理國家和社會的壹切事務的權利的原則而制定的國家政治制度。政治民主制度的特點是：壹是在憲法上確立國家主權為人民所有，經人民自由推選而組成的人民議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二是所有公民皆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具體表現為依靠憲法和法律治理國家，人民普遍享有自由而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有組織和參加政黨影響政治的權利，有監督政府的權利，有對現行政治表示異議的權利；三是國家和政府及其首腦受憲法和法律制約，忠實地服務於人民。國家和政府的首腦其權力與任期由憲法和法律限制。人民有權按法定期限或隨時改選國家和政府及其首腦。四是國家內部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相互獨立並制衡；五是地方或區域高度自治，以防止中央過度集權。
民主制度含義之二是社會民主制度。社會民主制度是指社會中所有個人、集團、政黨都可以權利平等地自由參與和管理社會事務，如宗教活動、文化活動、民間集會、節慶等等。
民主制度含義之三是經濟民主制度。經濟民主制度是指所有人都有權參與經濟活動，並通過參與參與經濟活動謀取經濟利益。所有參與經濟活動者都有權利參與制定宏觀和微觀的經濟政策，有權利參與利益分配和參與利益分配決策。
民主制度含義之四是文化民主制度。文化民主制度是指給予壹切內容和形式的文化（包括思想、學術）以存在和發展的空間，不同內容和形式的文化之間可以相互鬥爭，也可以以多元形式並存。國家不能以強制手段提倡或壓制某種文化。
專制制度是和民主制度相對立的制度。專制即是專權，即壟斷權力。專制（壟斷權力）的主體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家族、集團、政黨或階級。封建制度、皇權制度、資本主義制度和權力資本主義制度都是專制制度。封建制度是集團的專制，皇權制度是以血緣為特權載體的個人和家族專制。資本主義制度是以資本為特權載體的階級專制，即有資本才有權利。權力資本主義是以權力為特權載體的集團或政黨專制，即有權力才有權利。專制制度中，專制最嚴厲的是權力資本主義，其次是皇權專制制度，其次是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權力資本主義起源於二十世紀初，它假借人民的名義依靠暴力維持其統治，是壹種僭主政治。它不僅壟斷政治權力，還壟斷壹切權利，包括社會權利、經濟權利、文化權利等壹切權利。
民主制度和專制制度是不可兩立的。

30，什麽叫自由？


答：自由壹般說來就是指每個人對自己的壹切行為有自我決定和不受他人強制的權利。自由有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積極自由是指每個人享有行為的自主權利，消極自由是指免於受他人強制的權利。民主社會主義認為：（1）自由是人類普遍應當享有的個人的和集體的自決權，它是人的自然（賦予的）權利和由自然權利衍生出來的社會權利。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如果從社會學角度來解剖人，可以依照人的屬性劃分為自然屬性的人和社會屬性的人。作為自然屬性的人，人是造化的生物，天然地享有生存和行動的自主權，這包括對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權，個人幸福追求權。這壹系列基本自然權利，人們稱之為“人權”。人權並不是由他人所賜予的，而是因為人是自然之子，是自然賜予，所以說是“天賦人權”。是自然賜給了每壹個人聰慧的大腦，讓每壹個人可以不受限制地思維；是自然賜給了每壹個人修長的腿腳，讓每壹個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去行旅；是自然賜給了每壹個人靈巧的雙手，讓每壹個人可以去幹他想幹的事；是自然賜給了每壹個人善言的嘴，讓每壹個人可以表達他想表達的壹切；……。在作為壹個自然屬性的人的同時，人又是社會屬性的人，又必然地把自然屬性的人的自主權延伸到社會屬性的人，賦予人以社會屬性的人的自主權（即民權，或公民權）。這樣，每壹個人不光具有了自然屬性的人的自主權（人權），又具有了對社會事物的思想權和意見表達權，對所生活的社會制度和國度的選擇權，退出社會（隱居）或參與社會（入世）的選擇權以及社會管理的參與權(統稱作民權或公民權)等等，等等。所有的自然屬性的人的自主權和社會屬性的人的自主權的總和，我們稱之為“自由”。（2）社會主義就是要通過民主的手段把社會改造成壹個自由的社會。（3）自由意味著強調每個人都可以使自己成為唯壹性的和獨特性的自我，而不必與他人壹致。它認可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把壹切以強制的手段進行統壹的做法斥為專制。（4）自由不是無拘無束，而是要求在“平等”的限度內的自由；沒有平等的自由，必定要蛻化成為特權。（5）民主社會主義強調自由的作用，特別認為公民個人利益的積極追求與表達，是民主程度較高的標誌，是保證民主決策正確的前提條件。個人的自由如同人的每壹個神經細胞，只有神經細胞保持正常的興奮，國家這個神經中樞才能正確地感應外界的反映。（6）自由是人格的根本內容，沒有自由或自由受到限制的人，是不具有人格或人格不完全的人。因此壹個公正的社會不可以無辜剝奪或限制人的自由。
自由的對立面是“奴役”，奴役有人對人的奴役，如專制社會和美洲曾有過的蓄奴制度；有借助某種資源對人的奴役，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壹些人以資本來奴役另壹部分人，權力資本主義是壹部分人用權力來奴役另壹部分人。民主社會主義不僅要消滅人對人的奴役，還要消滅資本對人的奴役。在消滅了資本對人的奴役後，還要消滅人類因為對物質需求的依賴而產生的物質對人的奴役。消滅人對人的奴役和資本及權力對人的奴役，人類才獲得初步的自由，這個初步的自由可以稱之為現實的自由。而消滅了物質對人的奴役，人類才是獲得了最終的自由。這種最終自由不是靠道德說教來維系，而是靠生產力高度發達和物質財富的極大充足，使人最終永遠擺脫物質利益的爭鬥，從而可以自由自在地從事精神需求的滿足。
最終自由只是遙遠的目標，民主社會主義首先要追求的是現實的自由。
現實的自由包括個人自由、政治自由、經濟自由等。個人自由是指個人選擇生活方法和行為趨向等的自由；政治自由是指個人有對國家與社會事務發表自己的意見，參與選舉和競選與否等的自由；經濟自由是指個人擁有與支配自己的財產、並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謀取利益的自由。
無論什麽自由，都是人類平等地有自由的自由，沒有平等的自由的自由，本身是對自由的否定。

31，什麽叫平等？


答：平等就是指國家和社會中的壹切人的權利壹律相同，謀求利益和自身發展的機會均等。民主社會主義認為：（1）作為自然屬性的人，上蒼未曾私阿壹人，眾生皆為自然之子。因此，人本無尊卑之分，老天給每壹個人賦予了同樣的自由權，任何人不得因自己有自由權就利用這自由權去侵奪他人的自由權。而且，這平等是無前提的。任何有限的“平等”都不是真正的平等。（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平等”是有限的平等，其實質仍是階級專制，民主社會主義不承認它是真實的平等）；（2）“平等”意味著人們的社會的關系是相互的協作關系，這種協作關系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利他”與“利我”完美統壹的關系。（3）“平等”首先是要求消滅政治等級，讓每壹個人有同樣的權利，例如參加政治和社會活動權利的平等，社會分配權利的平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其次是要實現最終的平等，即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和社會文化，通過資本的社會化，逐步消滅經濟的等級，從而最終消滅了階級的人類大同的“平等”。（4）“平等”是盡最大可能的機會的平等，而不是利益的“平均”分配。如就業機會的平等，享受社會保障機會的平等，在接受教育、培訓和文化權利諸方面的平等，等等。（5）社會主義的平等觀並不排斥社會競爭；相反，它保護競爭，並主張在競爭中給予優勝者較多的物質與精神報酬。（6）平等是對人的人格的保證。人只有有了平等的地位才能有完整的人格。因此只有平等的社會才是真正尊重人的社會。（7）平等是自由的捍衛者。
平等包括種族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等等。種族平等是指所有種族（包括民族）權利的平等；政治平等是指所有人無論經濟地位、社會地位與文化程度，在參與國家政治與社會事務時權利的平等；經濟平等指人人有權享有財產權和運用財產謀取經濟利益的權利，人人有權享有為謀取經濟利益而與他人合作，並與合作者平等地進行分配決策的權利，人人有權享有免於饑餓疾病、受到社會救助的權利等等。

32，什麽叫博愛？


答：博愛是人類理性的體現，是人類脫離野蠻，進入文明的標致。博愛是同情和救助弱者的人道主義原則和道德觀的體現。它主張在社會競爭的同時，提倡壹種無私無償（或要求較少回報）地救助弱者的精神和承擔其它社會公益事務的高尚行為。民主社會主義的“福利國家”是博愛原則的具體體現。

33，什麽叫民主？為什麽說民主不具有階級性？


答：民主，顧名思義，就是壹切由民作主。這裏所說的“民”乃是指每壹個利益相關的主體（比如“國家政治民主”則主體是每壹個利益相關的人、“國際民主”則主體是每壹個利益相關的國家等）。民主就國家事務來說，就是不分階級和身份的每壹個人都可以和其他人壹起來自我管理國家和社會的壹切事務，所以民主也即是人民自治，或稱人民主權。民主社會主義認為，民主就是承認每個人都有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所以民主適用於社會中每壹個人，因而民主不具有階級性。民主權利可以由人民親自行使（如全民公決），也可以自願委托他人代為行使（如由選舉的議員代議）。在民主國家中，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節約行政成本，由人民委托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即各級議會議員進行參政是主要的民主權利行使的方式。
民主就其使用範圍可分為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文化民主和國際民主等。政治民主剛才已談到過，就是每壹個人無論階級、身份都有權利和其他人壹起來自我管理國家和社會的壹切事務，就是人民自治。經濟民主就是每個人都有權利擁有財產，都有權利參加經濟活動，各種所有制都有權利存在，參與社會財富勞動創造的人都有權利享有分配權。社會民主是指每個人都有權利參與社會活動，可以參與或不參與宗教活動、可以自主選擇生治方式和生存空間等。文化民主指壹切文化形式和文化內容都有權利存在。國際民主就是每個國家都有權利維護本國利益，都有權利對關於本國利益的國際事務發表見解和進行表決。

34，民主政治制度是不是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和投票表決？


答：不是。民主是通過壹系列的民主生活來實現的，不僅僅只是“少數服從多數”和投票表決。民主社會主義認為，民主是個包含社會的各利益方面利用選舉、競選、抗議、遊行、示威、結社、罷工、出版等政治權利進行利益整合的過程。而“少數服從多數”和投票表決，只是這個利益整合過程中的壹個步驟。民主生活內容包括選舉、競選、抗議、遊行、示威、結社、罷工、出版等。人民利用這些民主生活，向社會各個不同於自己利益要求的階層、集團、黨派以及政府，充分表達代表自己利益的意見和立場，使整個社會的各利益方面有機會了解其他利益方面的要求，而作出相應的利益要求的調整。所以，“民主”不是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也不僅是投票表決。有了民主生活的“少數服從多數”和投票表決，其結果是各種利益傾向的共同作用的結果，它已不代表任何壹個利益方面的利益，而是代表了整個社會的利益取向。
包含了民主生活的民主政治制度，它起到以下作用：壹是使“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表決結果更為符合社會真實；二是因為由投票表決結果更為真實帶來的投票表決結果的公正性，從而使社會更易於接受投票表決結果；三是及時疏導和有效化解了社會矛盾，使社會矛盾不致於因為缺少疏解渠道而累化為激然的社會沖突。

35，為什麽說民主與民主集中制為什麽有根本的不同？


答：民主與民主集中制有根本的區別。民主本身已經包含有“集中”的過程，這個“集中”的過程不是由某個“權威者”或權威組織來“集中”的，而是民主的主體——人民自我通過民主生活來進行利業的碰撞與妥協，最終以公平表決的方式作出最終的決定，而反對最終決定的結果者仍可以保留反對最終決定的結果的權利。而民主集中制把“民主”與“集中”相分離，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者是民眾之外的高於民眾的第二者，即某個“權威”。能真正作出最終決定的，不是“民主”的過程，而是“集中”的過程，否則又何必“民主”了又“集中”！所以，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只不過是壹種美麗的幌子，民主集中制乃是偽民主、真專制。

36，有人說實行民主制度需要社會的素質達到壹定水平才行，對嗎？請問實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基礎是什麽？


答：“民主”的根本價值在於體現每個人的尊嚴。尊嚴包含人格和個人利益。不承認民主的價值，就是不承認每個人可以有獨立人格和個人利益。反過來說，不承認每個人有獨立人格和個人利益，也不會是真實地承認了民主的價值的。民主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它不是深奧的理論，它就是對獨立人格和個人利益的覺醒和自覺維護，就是拒絕他人在未得其人自願同意時，由他人為其作主。說具體些，就是工人可以要求國家的法律保障工人的有公正的分配，農民有權要政府對所收費用作出合理解釋，就是壞人當道時，民眾會壹致拉他下馬，就是有大家公認的俊才賢人時，大家可以共同推舉為首腦，就是政府要增減稅賦時，妳投出妳的贊成或反對的壹票，就是民眾在維護獨立人格和個人利益中，在必要時能夠用上法律給他的抗議、遊行、示威、罷工等權利。……。所以，能不能實行民主，在於民眾是否具有對自己權利和利益的認知程度，不在文化素養的高低。
當然，文化素養的高低對自己權利和利益的認知程度會有影響，但是這並不能構成不能實行民主的理由。壹來，民主認同的是個人的權利、人格和利益，而不是個人的認知結果，也就是說個人所表達的即使是錯誤的，他也有表達的權利，他人無權剝奪他的表達權；二來，壹部分民眾文化素養低並不能構成剝奪有較高文化素養者民主權利的理由；三來，多數情況下，普通民眾是通過他們推舉的代表（議員）來行使參政權的，所以對於普通民眾難以了解和認識的問題，普通民眾可以通過他們推舉的代表即議員（壹般說來民眾推舉的代表文化素養和政治素養較高）來作專門探討並作出表決。其推舉的代表也不能了解的專業問題，代表在表決前可以向專門部門進行咨詢認證而獲得了解。同時民主制度的民主生活又會促使不同立場的代表為了贏得表決結果，勢必主動向社會進行通俗的解說遊說，讓壹般民眾和他們的代表了解主張的具體內容，便於作出決斷。
所從我們說，實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基礎不在其它，而在於對自己和他人的獨立人格和個人利益的認知和認同。

37，民主社會主義為什麽不光要註重社會物質的生產，還註重精神產品的生產和精神道德的建設？


答：人類是智慧的生物，他不光有物質的需求，還有精神的需求。所以人類的生產既有物質產品的生產，也有精神產品的生產。這兩種生產都需要花費人的時間來進行。物質產品的生產花費的時間越少，則人們從事精神產品的生產的時光就越多。從西方各民主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來看，民主社會主義既要註重社會物質的生產，還必須註重精神產品的生產，特別是要註重精神道德的建設。這是因為民主社會主義致力於人類社會穩定快速地發展，科學技術越來越發達，人類花在物質的生產上的時間越來越少，如果不註重精神產品的生產和精神道德的建設，人的精神世界就容易因為空虛而可能為各種有違“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精神的東西所侵蝕，而產生各種危害人類社會進步的行為。當今歐美各國出現的各種邪教組織和各種行為怪僻者，都是只註重物質的生產而不註重精神道德的建設結果。當前人類社會已經進入“風險社會”時代，科學日益發達而普及，許多可以給整個人類造成生存災難的科技行為可以輕易地為壹般人所掌握使用，因此，除了以法律方式來降低這些風險外，加強精神道德的建設也是防備人類極端行為的重要方式之壹。
民主社會主義所註重的精神道德的建設，以“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為基本道德準則，目的在於維護社會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秩序，保障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繁衍，保障文明的昌盛與延續，和睦家庭和社會，使人們交相利，互相關愛，互相協作，共同進步。
民主社會主義註重精神產品的生產和精神道德的建設不同於極權制度下的“思想灌輸”。民主社會主義註重精神產品的生產和精神道德的建設是以“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為基本道德觀，它不反對文化的多元原則，相反它反對思想專制、文化專制。

38，為什麽說“自由、平等和民主”是人類的、也是中國的必然？


答：其壹，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使人對自身價值的認識不斷提高，即越來越多的人會發現“我”相對於他人的價值是獨立而平等的，這勢必會引發社會向主宰自己的神明和權威開戰而最終實現自由、平等和民主。其二，人類的壹切活動都是為了人的更多福祉，實現自由、平等和民主是讓人類社會獲得平穩和高速發展的必要條件，只要人類追求更多福祉，人類就要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其三，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已經成為全人類的共同價值觀、道德觀，並且逐步成為了人類普遍的生活方式。當今國際的政治、經濟、文化也都在朝著自由、平等和民主邁進，擺脫專制政體束縛，實行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的國家越來越多，意識形態和文化越來越呈現多元化發展格局，尤其是聯合國及其《憲章》和其它人權文件對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都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中國無論是政權、經濟、文化諸方面要謀求自己的存在和發展，就不能把自己孤立在世界趨勢之外。所以我們說實現“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是人類的、也是中國的必然。

39，美國連社會黨都沒有，妳怎麽也稱之為民主社會主義國家？


答：美國是個特殊的國家。這個國家沒有專制統治的歷史，所以在建國後的政治也就更多地體現出自由、平等的精神。它在歐洲社會主義運動早期的19世紀20年代就開始逐步實行除黑人奴隸以外的普選，到30年代，除少數州（路易斯安那州到40年代，弗吉尼亞到1852年）外，各州都取消了選舉的財產限制。這比英國早了約壹個世紀(英國取消選舉財產限制在1918年)。民主社會主義本來把爭取普選權當作實現民主政治的首要任務，而這個任務在美國很輕松地基本實現了，這樣，國家的政治制度就理所當然地走向民主了，而不需要在政治制度方面來有意識地開展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民主社會主義的另壹個任務是要實現社會分配的民主。勞動力在壹般國家相對於資本是過剩資源，所從勞動力難以競爭過資本，勞動力往往不能獲得與資方平等的分配決策權。而美國在第壹次世界大戰前壹直是勞動力相對不足的國家，所以勞動力相對於資本有在資源地位上的壹定可抗衡能力，所以其分配就比較公正。這樣，在經濟領域也難以有意識地開展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所以，第壹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其實是壹直在事實上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美國沒有社會黨，但共和、民主兩黨中的民主黨，實際上在政策上很接近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黨。如他們主張對經濟實行國家幹預；主張高稅率和增加社會福利；主張削減國防開支。他們在社會中下層擁有更多的支持者。所以民主黨是個不是社會黨的準社會黨。從美國現行制度來看，它完全具備了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制度（即民主政治制度、市場經濟制度、國家對經濟必要的有限幹預制度、福利國家制度），所以完全它是個民主社會主義國家。

40，民主社會主義在世界的過去、現狀如何？


答：自從社會主義思想產生以來，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道路雖然有曲折的過程，但就其思想的精神宗旨和基本理念來看，其發展主脈是明確的。民主社會主義無疑是社會主義原旨的稟承者，並且是唯壹的原旨稟承者。而且在社會主義的發祥地歐洲，各國民眾也無不普遍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是19世紀以來歐洲政治運動和工人運動占統治地位的政治運動。世界上首個社會主義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誕生於1863年5月23日，此後，歐洲各國都相繼成立了社會主義政黨。這些民主社會主義的政黨壹般在名稱上稱為社會黨、社會民主黨或工黨、工人黨。1870年10月丹麥成立丹麥社會黨，1887年8月挪威成立挪威工黨，1889年4月瑞典成立了社會民主工人黨，意大利在1892年8月成立了統壹的意大利勞動人民黨（即今日之意大利社會黨）英國在1880年起相繼成立了多個社會主義政黨，到1900年英國建立了統壹的社會主義黨——“勞工代表委員會（即今日之英國工黨），法國於1879年就有了社會主義政黨，到了1905年4月才成立了統壹的社會黨；荷蘭在1894年也建立了社會黨。
和整個社會主義運動壹樣，歐洲的這些社會主義政黨在19世紀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主義思想影響，走了壹段歷史的彎路，所以這些政黨早期的黨綱都烙上了很多“科學社會主義”的印跡，這主要體現在以完全實行公有制為目標，要求實行階級的專政，個別國家的政黨甚至有暴力革命的傾向。這些政黨內部不僅有社會主義者，也有共產主義者。1898年和1899年，以愛德華·伯恩施坦發表著名的《社會主義問題》和《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覺的任務》為標誌，以上的社會主義政黨內部開始反思以往的社會主義運動和理論。伯恩施坦清醒地發現了科學社會主義與現實社會的現實脫離，提出要修正馬克思主義。以蘇俄十月為契機，各國社會主義政黨和社會主義政黨內部就對“十月革命”的看法和是否加入共產國際展開了空前辯論和鬥爭，不少社會主義政黨開始分裂。法國於1920年又分裂為社會黨和共產黨兩個黨。意大利社會黨於1921年1月分裂為社會黨和共產黨兩個黨；挪威工黨於1921年分裂，部分人另建社會黨，1923年挪威工黨中左翼又另建共產黨，這樣工黨才保持了民主社會主義性質。這樣，社會黨與共產黨正式分道揚鑣，開始逐步與科學社會主義拉開距離，紛紛放棄階級專政和暴力革命的思想，重新確立了以民主為手段的社會主義之路。不過，歐洲的許多社民黨如英國、法國等在很長的壹斷時期內仍然堅持以追求公有制為目的路線。直到七八十年代後，社會黨的國有化道路造成了歐洲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停滯，於是，歐洲的社民黨才認識到只有堅持混合經濟才能保證社會經濟穩定高速的發展，逐步放棄了走國有化的道路。
社會主義政黨在歐洲各國產生後，受到各國人民的普遍支持和擁護。特別是自從19世紀20年代共產黨人從社民黨內分離出去後，社民黨的政治聲望在各國壹路飆升，相繼在大選中嬴得勝利，並成為了各國的執政黨。在國內長期執政和在議會、政府中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黨有西班牙、瑞典、葡萄牙、奧地利、意大利、馬耳他、芬蘭、澳大利亞、新西蘭、挪威、盧森堡、比利時等國。其中，以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執政時間最長，它從1917年開始執政，1920年成為執政黨，其後又在20年代兩次下野，又兩次重新執政。從1932年起除1976——1982年外，該黨單獨執政至今。其次是奧地利社會黨，該黨單獨執政達40年之久。瑞士、丹麥、挪威、盧森堡、比利時、芬蘭、英國的社會黨執政都超過或接近20年。德國社會黨從1966年開始執政，直到1982年才下野，執政達13年。法國社會黨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曾兩度參加聯合政府，1981年它單獨上臺執政，1986年該黨雖然下野名，但總統仍然由社會黨人密特朗執政，社會黨仍然是議會第壹大黨。七十年代，歐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國先後推倒了專制極權統治，西班牙工人社會黨、葡萄牙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全希臘社會主義運動等社會黨才獲得了合法地位或者得以成立，但是這些社會黨很快發展壯大，不久都成了本國的執政黨。並且許多社民黨成為長期的執政黨，這為民主社會主義制度在歐洲各國的建立，提供了必要條件。1951年6——7月，各國社會黨召開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宣告成立社會黨國際。目前，歐洲在東歐劇變前成立的社會黨有約三四十個，1989年東歐劇變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利亞、保加利亞等國也相繼成立社會黨或將原共產黨轉化為社會黨。
歐洲的社會黨不僅因其主張的自由、平等、民主和博愛的基本價值追求而得到歐洲人民的普遍擁護，更由於其國內和國際政策而深得人心。在國內完善了社會福利制度，社會分配趨於合理公正，人民安居樂業；在國際，第二次大戰爆發前，各國社會黨就是反對法西斯與軍國主義的社會中堅力量，在法西斯與軍國主義蠱惑聲中，社民黨就堅決與之鬥爭，並提醒本國人民警惕法西斯與軍國主義；二次大戰中，社民黨又積極參加反法西斯鬥爭。二戰以後，當以蘇聯為首的極權主義威脅國際安全，世界展開空前的軍備競寒和核競賽時，歐洲各國社會黨又主張“緩和”和禁止核擴散。以上國際政策也贏得了世界的贊賞。然而，到了70年代後，就在歐洲各國社會黨的政治走向顛峰時，各國社會黨卻遭到了重大挫折。這些挫折表現在：壹是社會黨的黨員人數大幅減少、在議會選舉中得票率下降和大選選舉失敗。英國工黨從1979年下野後連續四次大選失利；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982年聯合政府瓦解之後壹直在野；瑞典社會民主工黨在執政44年後於1976年宣告下野，1982年重新上臺後，又於1991年再次下野；其它國家的社民黨也都在政治上不同程度受挫。在重大挫折面前，壹些極權主義國家以及歐洲各國社會黨的反對派都放言民主社會主義到了終結的時候了。其實，歐洲各國社會黨遭受的重大挫折不是因為其追求的價值體系的原因，相反，是因為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除東歐外，歐洲基本上已經進入了民主社會主義國家階段，政治上實現了民主，社會分配也已經趨於公正平等，各國社會所壹貫追求的價值觀在各國得到了真實的實現和社會廣泛的接受，這樣壹方面使得各國社會黨不再具有以往那種鮮明的存在價值，另壹方面由於社會中各階層的人在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下權利和生活都得到保障，於是關心政治的人也自然減少。所以，歐洲各國社會黨遭受的重大挫折，其根本原因壹是由於各國社會黨缺乏新的價值追求而產生的存在價值的缺乏，二是由於民眾因滿足於當前社會狀況而對政治熱情的降低，而不是由於民主社會主義本身的失敗。此後，歐洲各國社會黨開始力求在政策和戰略上有所創新，1994年後又出現了各國社會黨復興的勢頭。1994年5月荷蘭工黨在大選中獲股，組成了1976年以後的第壹個由工黨領導的聯合政府；同年9月，瑞典社會民主黨又重新執行；丹麥、芬蘭、比利時各社會黨也相繼贏得大選而出面組閣；1997年5月，英國工黨以絕對優勢戰勝保守黨，組成了戰後支持率最高的壹屆政府；同年7月，法國社會黨與共產黨聯合執政；10月意大利左翼民主黨主席達萊馬受權組閣，這樣，整個西歐除西班牙和愛爾蘭以後，15個國家全部由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黨單獨執政或聯合執政。而1989年後又有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利亞、保加利亞等國先後由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黨執政，所以稱90年代出現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黨的復興為民主社會主義的“神奇回歸”。
民主社會主義及其政黨在今後世界的發展中既有著挑戰，也有著機遇，它遠沒有到終結的那壹天。壹方面，國際範圍內還沒有完全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追求，另壹方面它必須要實現它的最高理想——人類的最終自由，所以民主社會主義及其政黨仍將為人類的福祉而奮鬥不息。



我認為人類的民主運動，應該分兩個階段，第壹個階段是政治民主，即人民有選舉政府首腦、官吏和民意代表的權利，以及直接通過自由結社、執政黨競爭選舉、全民投票、街頭行動等直接方式參與和影響國家政治的權利。接著便是向社會壹切層面深化的民主，即社會民主，社會民主最重要的就是生產的民主與分配的民主。生產民主也稱產業民主，也就是通過爭取制定民主的勞動法令，使得勞動者獲得參與勞動的經營和管理權力。分配民主，也就是通過制定民主的企業分配制度和社會的分配制度，達成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盡力縮小分配差距，達到社會共同幸福。產業民主的關鍵在於勞動者能夠分享昔日由資本壟斷的企業經營和勞動管理的權力，使得資本不再具有對勞動進行支配和統治的天然特權，實現勞動和資本的權力平等。企業應該像壹個民主的政體，而所有的人，不論是企業主、管理者還是壹般的勞動工人，他們應該像國家的公民壹樣，成為平等的企業中的公民；資方和勞方應當像主體平等的共同組閣的兩大政黨壹樣，相互通過平等的協商談判，共同制訂企業的憲法——《企業章程》，在《企業章程》的框架下，勞動和資本實現共同地經營和管理企業；而分配民主的關鍵是，不僅在國家層面公民要能夠對國家財政擁有最高權力，國家財政要為整個社會的福利服務，為弱勢群體消除他們參與社會競爭的障礙服務，而且在企業層面，勞動者應該分享昔日由資本壟斷的分配決策權力；企業所創造的財富的分配，由勞資雙方通過平等的議價過程確定，並且是對企業全部新增價值的分配，而不只是工資即勞動力價格的改變。

我上述的主張，是建立在人與人平等基礎之上的，因為人不能因為壹部分人因為掌握有生產資料，而另壹部分人要仰賴他們的生產資料才能勞動而獲得生存，因此就受另壹部分人的支配甚至統治。我們認為，如果人類不改變這種壹部分人對另壹部分人的支配和統治，勞動就本質上不是勞動，而是奴役。

資本的存在是為著所謂的利潤這個目的。而利潤的本質就是勞動者的剩余價值。剩余價值是勞動者創造價值的壹部分，當工人的勞動為企業創造了新的價值時，資本所有者只把其中的壹部分當作工資支付給了工人，卻把其余部分據為己有。所以，資本和利潤因為它要占有他人的勞動成果，本身就成為了不正當的東西。但是人類現階段的發展，仍然在壹定程度上還需要資本的作用，所以，還暫時無法讓它滅亡。勞動在利用資本的同時，為了使資本甘於被勞動所用，必須給予資本以壹定的利益回報。但是勞動雖然可以給資本以壹定的利益回報，回報的方案應該由勞動和資本經過協商談判壹致達成，而不能再把企業分配決策權交給資本，更不能讓資本壟斷對生產過程的控制權。

我相信資本的消亡具有歷史必然性，但這需要通過產業民主而漸進地達致，而不能通過強制力去實現。因為資本是歷史的產生，只能靠歷史去消除，只有通過推動整個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通過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和平理性的相互磨合，和推進國家法制的進步，才符合歷史的發展規律和人道主義精神，並避免給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帶來動蕩。產業民主將帶給人類社會的是勞動的解放，勞動效率的提高，人的全面發展，和所有辛勤勞動的人們共同幸福，它使每壹個人免於匱乏和對未來的擔憂。在產業民主下，每個勞動者不再是被迫的勞動，勞動者中懶惰的現象將必然大為減少。因為他們的每壹份辛勤都會變成他們自己的財富，他們不再是為資本的利潤在勞動，而是實現了為自己的幸福勞動。勞動者即使給資本壹些利益回報，也是在勞動者同意的基礎上；每個勞動者不再是流水線的壹個部件，他們既從事體力的、技能的勞動，也可以認真地關心工廠的經營情況和未來發展計劃，並親自參與或者委托他的代表參與決策。生產力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帶給勞動者的不再是不斷增長的失業率，而是勞動者勞動時間的不斷縮短，從而讓他們有掌握發展的自由機會；勞動者雖然要給資本壹定的利益回報，但是，他們可以通過在《企業章程》中確定的壹定的企業積累金，逐步增加勞動者的生產資料比重，逐步減小對他人資本的依耐，最終實現自由人聯合的生產。

產業民主並不拒絕競爭，在產業民主下，勞資共同民主制訂的《企業章程》等企業規章仍然會對每個企業中的“企業公民”“獎勤罰懶”，而市場的依然存在又必然使得每個企業重視生產效率。盡管競爭仍然存在，但是，國家的經濟民主將建立起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這個制度將為那些在競爭中失利者提供再次參與競爭的機會和能力。

我也會看到，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制度會具有強大的頑固性。壹方面，資本家階級已經在漫長的資本主義時期內，深深地嘗到了資本壟斷帶給它的巨大經濟利益的甜頭，他們會希望能夠繼續保持這種權力壟斷；另壹方面，代表資本家階級利益的國家權力，壹貫把資本對勞動的權力壟斷當作既有秩序和自己的統治基礎，所以它也不會很情願地改變這種既有秩序和統治基礎；再次，資本主義不僅會通過既有國家制度、國家體制來維持對勞動權力的壟斷，它還會把符合這些他們利益的價值觀融入到社會的文化之中，使得許多人不僅不能看清資本權力的壟斷和雇傭勞動制度的所包藏的巨大的社會不公，反而甘於服從資本的支配還統治，甚至希望有朝壹日能夠通過個人的奮鬥也能側身於資本家階級的行列。所以，要推動產業民主，就要有壹個強大的力量來推動，使得壹切阻礙產業民主發展的保守力量不得不向進步的力量讓步。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壟斷了生產過程控制的權力和價值分配的權力，對勞動進行壓迫和剝削。那麽，只要壓迫和剝削存在，勞動者階級對這種既有制度就不會不服從，就迫切需要改變。所以，千千萬萬依靠工資生活的勞動者階級是反對資本主義的生力軍。讓他們團結和組織起來，對資本特權制度和試圖維護資本特權制度的國家體制展開壹致的鬥爭，也就是階級的鬥爭，是推動產業民主的根本辦法。我們所說的階級鬥爭，指的是勞動者作為壹個階級的整體所開展的壹致的反抗行動。它以達到與資產階級平等的地位，獲得分享昔日由資本壟斷的權力作為目的。勞動與資本雖然共生與生產的共同體之中，但是它們之間的利益是此消彼長的不可調和的關系。雖然不可調和，但未必是“妳死我活”的，只要勞動者階級不受到暴力的侵犯，階級鬥爭就是理性的、非暴力的。

資本主義力量為了達到維護既有制度和利益的目的，要分化勞動者階級。為了達到分化目的，資本主義把勞動者階級分為藍領和白領，分為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其實，無論是藍領、白領，無產、中產，他們基本都是受雇傭的勞動者階級，他們之間可能在生產過程中與傳統工人的角色不完全壹樣，在分配中獲得的分配也可能差別不小，但是他們相對於資本的地位並沒有不同。資本壹樣地對中產階級壟斷著對他們勞動過程的支配權力和分配權力，壹樣從他們身上攫取剩余價值。所以，白領、中產，都是資本主義給勞動世界挖好的壹個陷阱而已，它讓勞動者階級在這些概念前迷失自己的真實身份，而削弱了勞動者階級對資本特權的鬥爭力量。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白領和中產群體會越來越龐大，但這不代表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會減小。恰恰相反，世界的統計數據表明，資本世界與受雇的勞動者世界的財富差距壹直在擴大。所以在壹些中產占多數的國家，實際上不是無產階級在減少，而是無產階級的傳統特征發生了改變而已，也就是由以前的體力勞動者占多數的無產階級，發展成了具有更高學歷、知識和能力的無產階級而已，無產階級的勞動方式發生了改變而已。所以，未來的產業民主運動，需要把這個階層深深的動員起來。推動中產階級對資本特權的鬥爭，對於那些發達國家推動產業民主尤為重要。所以，未來推動產業民主的力量，不僅僅要依靠傳統的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還要依靠包括“中產”在內的所有反對資本特權的壹切社會力量參加的社會運動。階級鬥爭和社會運動，應該成為人類爭取民主和在爭取到政治民主以後深化民主的主要手段。

我堅信，只有民主，並且把民主向著社會的經濟以及壹切產業深化，民主才是徹底的民主。僅有政治民主而不把民主向著社會的經濟以及壹切產業深化，那就不是社會的民主，而是只是階級的民主。階級的民主只有利於某個階級，而只有社會的民主，才會給整個人類社會帶來福祉。整個社會的民主就是勞動者階級的解放，也就是整個人類的解放。



社會主義的最初涵義，就是通過消滅雇傭勞動，解放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從而讓整個人類社會都獲得平等的社會地位，公平地享受到社會進步，包括物質產品與精神產品的進步的壹切成果。從社會主義思潮產生的那壹個時代起，無論是哪壹種流派的社會主義，無不看到了雇傭勞動的所造成的人的異化，人的社會地位的不平等，以及雇傭勞動在道德上的卑汙。但是，現在人們似乎忘記了這個信念，忘記了這個理想，再也不提勞動者的解放！

事實上，雇傭勞動就是在經濟方面實行資本的專制的生產制度。

在企業裏，雇傭勞動讓企業主在整個的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中，壟斷了壹切的權力（在西方則是壟斷了大部分或者部分的權利），而勞動者卻沒有任何的對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進行控制或者幹預的權利（在西方則可能是僅有部分的或者很少的權利）。

我們看看目前中國許多私營（包括外資）企業中的情況，就能馬上理解“雇傭勞動就是在經濟方面實行資本的專制的生產制度”這壹論斷。在這些企業裏，那些與雇傭勞動者（勞動者）利益緊密相關的權益，勞動者是絲毫不能與企業的所有者們平等分享的：

分配的決策權。企業所創造的價值（或者稱為“勞動果實”吧），它的分配的決定權完全操控在企業所有的手中，勞動者的工資和其他福利（包括保險）的水平，完全由企業主們決定，工人事實上沒有議價的權利。是，企業所創造的價值，本來是勞動與資本共同作用的結果（“共同作用的結果”並非說資本也能夠創造價值，而是說資本對於勞動創造價值具有作用。資本並不創造價值，而只是具有價值）。從“公平”的意義上來說，唯有勞資雙方在價值分配上實行共決才是符合公平正義的。

生產過程中的民主參與權。不僅企業價值的分配與勞動者的利益緊密相關，生產過程中，企業規章制度的制訂，也與勞動者的利益緊密相關。在中國的私營企業中，企業主基本完全壟斷了制訂工廠規章制度的權利，他們可以隨意規定勞動者每天的勞動時間長短，可以隨意決定對工人的經濟處罰，可以隨意限制工人在工作時間去洗手間，可以隨意解雇任何壹位他們看不慣的工人。這些企業主們掌握的這些不公平的權力，在習慣了資本文化的人和保守主義者看來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們認為企業主必須為他們的企業資產負責，為他們的資本風險負責。但是，殊不知這卻是違背道德、違背公平理念的。勞動者選擇進入企業打工，無非是因為生活所迫，他們不進工廠幹活就要全家餓肚子。而企業主們卻乘人之危，脅迫勞動者服從他們的絕對權威，放棄人皆有之的自由價值。這不能不再受到人類文明的譴責和反對。所以，只要資本需要勞動，勞動者就不能不為自己的尊嚴、權利和利益向資本去爭取。

自由主義者們往往認為企業經營策略的制訂與執行、企業資本積累和資本的增減都是企業主的事情，它應當由企業主和市場決定。但是，企業經營策略的制訂與執行，甚至企業資本積累等問題，也都與勞動者的利益緊密相關。因為這些問題關系到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自然也就關系到勞動者的就業穩定和他們福利保障的穩固。因此，勞動者不能把自己的生存和幸福問題完全交由資本方擲股子。

把壹切都交給資本決定，資本成為統治工廠、統治生產過程和壟斷分配的權證，勞動淪落成資本的奴隸，勞資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成為主仆關系、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這就是雇傭勞動的本質！它集中了人類的反平等、反公平、反道德這些最卑汙的東西！

現有的文獻顯示，西方的社會，由於壹百多年以來不斷的工人運動，各國工人階級不同程度爭得了壹些權利；特別是在瑞典、挪威、丹麥、芬蘭等壹些北歐國家，工人已經開始分享曾經是資方獨享的壹些權利，他們獲得了與資方集體議價的權利、參與企業管理決策的權利、占有企業股份的權利等等。這些權利的獲得，已經在悄悄地改變了雇傭勞動制度，使其逐步地變“雇傭勞動”為“勞資合作生產”。在其它歐洲國家，雖然不如北歐國家進步巨大，但是以工會為勞方利益代表的資方集體議價制度已經普遍實施，工人已經可以不同程度地對企業的經營管理進行壹定程度的幹預。

不過我們也看到，壹些歐美國家的工會組織似乎也忘記了消滅雇傭勞動和解放勞動者的偉大信念和理想。他們往往滿足於增加工資鬥爭的勝利。但是，增加工資和福利並不能夠改變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本質上的主仆關系，不能改變受資本壓迫奴役的命運。單純工資的增加也最終要被物價的潮水吞沒。因為資本總是希望利潤得到保障，工人工資的增加最終要通過物價的上漲來抵消。工人收入和福利的增長，必須通過控制對企業利潤的分配來獲得。壹句話：未來的社會生產關系要讓資本家不要掙得太多了，也不能讓勞動者掙得太少了！勞資之間多少的問題應當提供勞資之間平等的談判獲得平衡，切企業所創造的價值的這塊蛋糕的刀子，應當由勞資共同掌握。勞資之間自願同意的分配就是公平的分配。這樣的分配，可以真正實現了勞動者為了自己的福利而勞動，而不再是為了資方的利潤在勞動。這樣的生產不再是雇傭勞動，而是勞資之間平等的合作生產。

中國社會公平公正的實行和勞動者解放的路還很漫長，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公民權利意識和團結意識還有待培養與增進。但是，世界先進國家工人鬥爭的經驗將有助於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在中國工人階級成長和鬥爭的過程中，消滅雇傭勞動，爭取勞動者從資本的壓迫下的解放，應當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明確目標！

雇傭勞動不僅存在於私營企業，國有企業也可能蛻變成為專制統治集團的企業。在這樣的企業中，勞動者依然可能缺少與企業（背後實質上是專制統治集團）進行議價的權利，缺少參與企業民主管理和決策的權利。這樣的企業，其生產關系依然是雇傭勞動。所以，是不是雇傭勞動，與企業的所有制沒有關系。消滅雇傭勞動並不是要消滅私人資本（至少人類還將在比較長的時間內需要資本），而是要通過與資本共享企業的統治權讓雇傭勞動自然終結。所以，消滅雇傭勞動的過程就是勞動者作為企業中的公民，獲得企業公民權利的過程，是通過和平、民主的手段不斷在自由選舉和立法方面不斷爭取的過程。這個過程是把政治民主向經濟民主的自然延伸，但經濟民主是比政治民主更加本質，因為政治的目的就是經濟。因此我們絕不能只要政治民主卻不要經濟民主，否則那僅僅是虛假的民主。

我們中國工人應當和全世界的勞動者聯合在壹起，共同朝著消滅雇傭勞動的方向前進，最終實現把勞動者從資本奴役之下的解放！沒有全世界勞動者的聯合，就不會有這個解放，因為資本總是喜歡鉆向勞動者鬥爭力量最薄弱的國家，這樣它既可以更多地榨取利潤，又可以給勞動者鬥爭力量最強大的國家的工人形成就業壓力。從這個方面說，任何壹個國家的勞動者要最終獲得完全的公平公正和解放，都依賴整個人類社會公平公正發展的進程。



中國工人工資占GDP之低，在世界是名列前茅，而且勞動時間之長，恐怕也是在世界名列前茅。盡管8小時工作制早已經是世界通行的勞動制度，中國的法律也確立了8小時工作制，但對中國很多的工人來說，他們8小時所能拿到的工資，根本不能保障他們有足夠的生活保障，不要說現今國際勞工組織所倡導的“體面生活”了。對於中國的普通工人來說，要想多掙錢，只有多加班，依靠加班費來彌補8小時工資對基本生活開支的不足。於是很多工友在確定在哪壹家工廠工作以前，往往先要打聽這家工廠的加班多還不是多。

其實，工人們這種希望有更多加班的現象，都跟他們不懂得工資的原理有關。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工人朋友講壹講“工資四定律”。了解了“工資四定律”，就能理解工資與勞動時間的反比關系，懂得要有效提高工人的生活質量、改變工人階級苦難的命運，應該采取什麽的行動了。

“工資四定律”的第壹定律是“最低生存成本區間定律”。我們知道，資本為了占有更加廣大的商品市場，為了使己方跟同行競爭的競爭力更加強大，為了使自己的利潤最大化，總是希望給予雇傭工人的工資是越低越好。但是，因為工人的勞動需要有勞動力的存在為前提條件，這就使得工資有壹個能夠維持工人的勞動力存在的最低限度。資方給予工人的工資，通常就是工人的最低生存成本區間，也就是工人餓不死但總是感到生活不易的水準。之所以稱為最低生存成本區間，是因為生存有質量差異，從工人只能維持“餓不死”的最低的生理存在，到“總是感到生活不易”，都是壹種生活質量有所差異、但是都處在貧困生活的狀態區間。在工人沒有自我組織好進行有效的集體行動的狀態下，工人之間存在著相互競爭。工人由於沒有生產資料因而沒有自由勞動的能力，只能依附資本家的企業進行勞動從而獲得生活資料，他們為了競相爭取獲得就業的機會而只能相互壓低勞動力的價格，導致至他們的工資徘徊於最低生存成本區間的底部。他們常常因為不滿意目前的工資而頻繁變動工作，他們的工資待遇也可能因為不同的工作單位而有不同，但是他們的工資沒有辦法跳出最低生存成本區間，他們擺脫不了“餓不死但總是感到生活不易”的生存狀態。在壹些工人組織較好的國家，由於工人有比較強的集體議價能力，他們的工資就會處於最低生存成本區間的較上層，比起缺乏自我組織的國家的工人生活，水準要好壹點。

在工人沒有自我組織好的國家，即使政府通過立法強制規定了剛性的最低工資標準，這個剛性標準也不會比恰好維持工人生存的成本強多少，因為工人沒有自我組織好，他們不僅沒有跟資方議價的能力，跟政府“議價”、也就是迫使政府把最低工資標準提高的能力就更不會有。而在工人沒有能力影響政府決策的國家，壹定是把資本家階級當作統治的基礎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這樣國家的政府必然只是與資本的利益相壹致，當然不會把最低工資標準離得最低生存成本底線太遠。當然，資本及其政府也不能把工人的工資壓低到工人的最低生存成本底線。這是因為如果把工人的工資壓低到生存最低成本底線以下，就意味著工人所獲得的工資不能維持勞動力的存在，不能持續為資本創造利潤；對於工人來說，與其進企業勞動也不能維持溫飽，還不如在家餓死。

了解了工資第壹定律，我們再來談工人的加班。因為工人沒有自我組織起來，他們只能從資本手裏拿到“最低生存成本區間的工資”，但是作為人，工人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不會泯滅的，因此他們想增加自己的收入。但是工人要增加他們的收入卻又沒有能力跟資本議價，所以他們只能依靠更多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增加收入。可說殊不知對於資本而言，它追逐利潤的欲望壹點也不差於工人增加自己利潤的願望。資本與其讓妳勞動8小時獲得能夠維持工人最低生存的工資，倒不如讓妳勞動更多的時間才能獲得同樣的工資。既然妳可以每天工作10小時甚至更多時間，資方為什麽不讓妳幹呢？反正他打算給妳的工資就是“最低生存成本區間”，資本家只需要把8小時的工資壓低，把這個差額變成加班工資支付給妳就可以。這樣，工人就進入了這樣壹個怪圈：越希望多加班、加班越多，每天8小時的基本工資的增加反而更加成為奢望，甚至長期停止增長。妳看看吧，在東莞，如果沒有每天2～4小時甚至更多、沒有雙休日的加班，每月領取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1310元，能夠維持壹個工人和他的家庭過什麽樣的生活呢？我做過壹個調查，東莞工人的工資有超過40%是加班工資。如果我們理解了工資第壹定律，我們就會明白，如果能夠有辦法減少我們的加班，我們的工資水平其實不會有什麽下降，因為我們的工資本來就處在最低生存成本區間，我們的工資本來就沒有什麽可以負增長的余地。 [i]

所以，第壹工資定律“最低生存成本區間”定律提示我們，工人要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不能靠拼命加班，而是靠工人有效的團結和組織起來的跟資本的集體議價，老老實實地做牛做馬就只能過牛馬壹般的生活。工人的自我組織可以防止工人之間為了就業而相互競爭，並使得跟資本的議價行動具有強大的力量，使得他們的工資可以經常性維持在最低生存成本區間的較高層面。

工人的反抗其實隨時隨地都存在的，不管工人是否已經自我組織好。工人為提高工資和福利水平的鬥爭被稱為經濟鬥爭。隨著工人鬥爭規模、力度的不斷增強，工人的工資水平會由最低生存成本區間的底部向上擡升，使得工人的生活水平有壹個暫時的改善。但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是把工人的工資當作產品的成本構成之壹，因此，工人展開的為著經濟利益的鬥爭規模和力度越大，工資的提升就越意味著市場商品價格的提升，意味著工人經過艱難的鬥爭才用右手從企業老板手中拿到的多壹點的工資，最後又在他們購買作為生活資料的商品時，用左手交還給了狡黠的資本家。這是工資的第二定律。因為它有點像水漲船高的比喻，我們姑且稱為“舟船定律”。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每次在政府頒布更高的“最低工資標準”後就會有壹場物價上漲，然後剛剛有所改善的工人生活，又隨著物價的擡升而又再墮入生活艱難之中，迫使工人周而復始地為工資而鬥爭。“舟船定律”提示我們，工人階級如果僅僅進行經濟利益的鬥爭是沒有多少解放工人階級的意義的，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身故以後的100多年的世界工人運動，很大程度上都在做這種重復的爭取擡高工資的運動，以致無產階級的解放至今仍然只是夢想！ [ii]

但是“舟船定律”絕不說明工人不需要開展經濟鬥爭。工資經濟鬥爭作為工人運動的初級階段，壹方面具有暫時改善工人生活條件的作用，另壹方面，它也是為了日後開展旨在變革整個社會生產關系制度從而變革社會制度的團結、組織和訓練工人的作用。沒有工人階級不斷的局部的集體的經濟鬥爭，就不能有未來工人階級要擺脫雇傭勞動地位的變革整個社會生產關系制度、社會制度的鬥爭，工人階級就不能有自由的未來。

第三個關於工資的定律是“加薪自危定律”。任何壹個企業的工人提高工資福利的集體抗爭行動，雖然可以暫時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但是因為工資是商品的成本構成之壹，所以，單個企業工人的工資福利的提升，會因為該企業產品成本的增加導致企業競爭力下降，導致企業以外利潤下降而搬遷、關閉，增加工人失業危機。這個定律不是提示工人為了就業穩定而放棄要求提高工資的鬥爭，而是提示我們工人看清工人階級作為壹個整體進行聯合鬥爭的重要性。工人為了爭取更高工資水平的鬥爭，必須和推動整個行業、所有產業的抗爭聯系在壹起，才能避免本企業工人因為提高工資而帶來失業風險。這裏要說明的是，工人加薪從來不是資本搬遷和關閉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資本要追逐更高的利潤。因為工人的勞動從來是為了勞動力的價值而不是為了利潤，而資本壹旦沒有利潤甚至因為利潤減少就不會繼續他們的經營。另外，壹國相對於別國，也存在“加薪自危定律”。資本的全球化某種程度上就是“加薪自危定律”的結果。歐美國家的工人因為工資水平普遍高於中國，所以這些國家的資本家就拋棄了他們的工人，把他們的工廠搬來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還沒有搬遷的企業往往這樣對要求提高工資福利的工會和工人說話：“妳們不要逼我把工廠搬到中國或者越南！”工會和工人為了保住飯碗不得不更多地向資方妥協。資本流向工資福利更低的地區和國家在中國現在也已經是現實情況。所以，現在世界工人需要支持中國工人的抗爭，中國工人未來也要像歐美國家工人支持中國工人那樣，去支持其他國家工人。馬克思說過“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工人不團結基礎上的”，所以在資本全球化下，工人階級的自由是無法在壹個國家和部分國家實現的，因此“工人階級的聯合”在現在要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是真理！

關於工資的第四個定律是“價值工資定律”，也可以稱為“工人最終解放定律”。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下，工資僅僅是勞動力的價值，也就是勞動力的成本，而不是勞動所創造的全部價值，資方將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扣除支付給工人的勞動力的價值，得到了剩余價值。為了得到超額的剩余價值，資本必須使勞動成為資本的附屬，即讓勞動處於服從資本的地位，這樣資本就天然地成為生產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成為分配的主宰。資本的這種天然權力事實上是對工人階級人權的蔑視、對勞動所有權 [iii]的剝奪、對工人階級個人自身自由發展的妨礙。勞動者對勞動價值享有所有權是壹個不言而喻的公理，但在資本主義世界卻成為被嘲弄的對象。

“價值工資定律”指出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工資本身代表勞動價值被資本占有，工資不是勞動的價值，而是勞動力的價值。工人階級的最後解放，只有通過自己集體的反抗行動，變革工人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逐步消滅資本對勞動天然的組織和領導的權力的壟斷，消滅資本對分配權力的壟斷，從而消滅勞動對資本的依附，實現誰勞動創造，誰擁有整個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只有當全部勞動價值而不是勞動力價值即工資成為勞動者的勞動回報，工人階級才能走出最低生存成本區間定律、舟船定律和加薪自危定律的陰影，擺脫資本的壓迫和剝削，最終真正成為自由人。所以“價值工資定律”又可以稱為“工人最終解放定律”。當工人階級真正獲得自由解放，就因為沒有雇主，也就沒有雇工的身份；因為沒有資本，也就沒有利潤的概念 [iv]；所有的人都可以相互自由聯合，組成生產單位，並通過由他們民主制定的猶如《五月花號公約》般公平的企業章程，共同治理他們的生產單位，共同創造勞動價值、民主地進行分配。

“價值工資定律”不同於“分享經濟理論”。分享經濟理論是美國經濟學家威茨曼提出的主張，這個理論盡管提出工人可以分享企業利潤，但整個理論不是建立在勞動所有權基礎之上的，也不強調工人在生產過程的權利。這個理論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資本的利益存在，而不是為了提供勞動者最終獲得經濟自主。威茨曼的分享經濟理論主張實際上不過是把相當固定的工資轉變成按照壹定比例的分紅，由於資本仍然壟斷著企業的經營管理權力和分配權力，所以事實上工人不僅未必能夠獲得更高收入，而要更多地承擔企業經營管理不善帶來的風險。

而“價值工資定律”建立在勞動者打破資本對於生產組織和領導的天然特權的基礎上 [v]，它是通過“產業民主”逐步向擺脫資本對勞動羈絆的結果。產業民主是在國家首先實現國家體制民主化以後，民主向著社會層面和經濟層面的深化，是把公民從政治的獨立發展到政治、經濟和社會完全獨立、成為真正自由人的壹個必然過程。產業民主把每個企業視為壹個小型的政體，在這個政體內部必須引入或者說實現這個政體的民主化。它有自己的“公民”，所有與生存相關的內部成員，無論資方還是勞方或者管理者，都是這個政體的平等公民；勞資雙方因為不同的利益自然形成不同的公民群體，各自自由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企業通過勞資集體談判和企業公民大會，共同制定的憲章——企業章程，依照企業章程民主治理企業，實現集體談判的分配，並變企業主的資本積累為包括全體勞動者的積累，通過這種更加公平的分配和積累方式，實現勞動者個人所有制，也即社會所有制 [vi]，逐步使資本逐步淡出社會生產領域，真正實現自由人聯合勞動的夢想。

一百多年前，芝加哥工人其實已經懂得了勞動時間與工資之間的關系，所以他們決心不再受資本的愚弄，傻傻地靠拼命加班來增加收入、維持生活，他們提出了“8小時工作、8小時睡眠、8小時生活娛樂”的訴求，要過人的生活。可悲的是在今天我們稱為社會主義的中國，工人還像一百多年前的人壹樣在8小時以後還要拼命加班才得溫飽。



2011年9月，從紐約華爾街發起的街頭抗議行動已經蔓延到世界其它地方。這場被稱為“占領華爾街”的抗議行動，是美國社會底層的人民抗議資本主義導致的貧窮、不平等、種族主義等社會問題，明確反對僅占人口1%的富人，卻占有比占人口99%的多數人更多的財富的社會分配不公。人們占領了美國資本市場的大本營華爾街，以在華爾街露宿、示威等方式，向政府表達訴求。這場運動很快向歐洲和亞洲等國家蔓延，英國、法國、德國、菲律賓、日本、香港、臺灣、澳大利亞、韓國和其它地區，都發生了類似的抗議活動，表達這些國家勞動者對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的支持。

占領華爾街運動迄今仍然在堅持之中。盡管有壹些不支持民眾的政府官員和警察利用法律試圖驅散抗議者，但抗議者也利用了法律賦予的公民權利，堅守抗議陣地。

那麽，始於美國的占領運動，究竟是壹場什麽樣的運動呢？筆者認為，占領運動其實就是壹場針對資本主義的弊端而發生的社會運動。

資本主義天然具有壹個自身無可救治的病患，就是以生產資料的所有，決定勞動產品的所有權和生產過程的控制權。也就是說，工廠的所有權歸誰，生產的產品的所有權就歸誰，生產的經營權和管理權也就歸誰。這種制度，實際上是把工人和其他勞動者當做機器看待。在這種制度下，資本貪婪的本性必然導致勞資分配的不公平，而導致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勞動者與資本所有者之間的不公平無法消除。而實際上，任何壹個企業，它的生產資料本身是不能創造財富的，它僅僅對創造財富有用；能夠創造財富的僅僅是勞動者的勞動。這就像能夠吃飽肚子的是食物，而不是餐具。勞動者（包括生產勞動者、服務勞動、經營勞動者和管理勞動者、知識勞動者）創造了財富，但卻不能對財富享有產權，而企業的所有者（資本所有者）卻享有財富的產權，然後僅僅支付勞動者壹點工資，必然造成勞資之間分配的不公，造成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越來越大。僅占人口1%的富人，卻占有比占人口99%的多數人更多的財富，就是這種制度的結果。

壹百多年以來，世界工人階級的鬥爭使得壹些歐美國家的工人或多或少地爭取到壹些與資方進行議價的權利（集體談判權）。但是，工人運動仍然沒有獲得對企業利潤的分配權。在筆者看來，以提高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為目標的工人運動，根本不能真正達到提高工資和改變在勞動關系中地位的目的。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增加工資的鬥爭成果終究會被物價的上漲所吞噬，因為增加的工資最終要被資本家集團轉移到工人消費的商品的價格之中。所以，工人和白領等勞動者只有與企業的所有者們分享利潤，享有與資方平等的企業利潤的議價權（利潤的集體談判權）而不是提高工資（工資的集體談判權），才能真正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改善和更加有效地保障自己的生活。

我們工人和包括白領在內的勞動者僅僅為改善工作條件而進行鬥爭也是不夠的，應該爭取到與企業所有者平等的企業經營權和管理權。因為企業也是勞動者的勞動歷史的積澱，它與企業每個勞動者的當下和未來的利益是密切關聯的。勞動者不能把自己的未來完全交給他人掌控。

只有爭取到以上權利，我們勞動者才是實現了為自己的幸福而勞動，不是為企業的所有者的利潤而勞動，才是自己掌握了勞動的過程，不再給企業的所有者充當機器。只有實現這個宏偉目標，才是消滅了雇傭勞動和實現自主勞動，才是實現勞動者的真正解放。

要實現這個目標，壹方面要依靠工人階級對資本家階級的階級鬥爭，但這是不夠的，不僅因為很多國家現在工人階級群體在縮小，力量單薄，而且實現社會公平必須由整個社會正義力量的參與，所以必須讓藍領工人之外的勞動者階層如白領階層也加入到運動中來，以更加廣闊的社會運動，爭取實現勞動者享有利潤集體談判權和參與經營管理權的自主勞動，並使這種制度提高國家法律予以確立。社會運動而不僅僅是階級鬥爭，是實現人類最終解放的手段。這個社會運動是人類民主運動的繼續。人類意外的民主運動只進行到了國家的政治層面，也進入了社會層面，但還沒有進入經濟層面。必須在經濟層面實現民主，讓民主走入工廠。

我們看到，“占領華爾街”運動其實就是壹場包括了工人和白領在內的社會運動。只是很遺憾它還沒有明確地把爭取實現勞動者享有利潤集體談判權和參與經營管理權的自主勞動作為這個運動的目標。壹個運動沒有明確的目標就難以有效地凝聚力量和爭取的最大的改變。

未來中國工人運動怎麽辦？還是走傳統的工人運動的路子，周而復始地要求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還是把消滅雇傭勞動制度，爭取實現勞動者享有利潤集體談判權和參與經營管理權，實現建立勞動者自主勞動制度作目標？這個工人應該深思！

2011年9月，從紐約華爾街發起的街頭抗議行動已經蔓延到世界其它地方。這場被稱為“占領華爾街”的抗議行動，是美國社會底層的人民抗議資本主義導致的貧窮、不平等、種族主義等社會問題，明確反對僅占人口1%的富人，卻占有比占人口99%的多數人更多的財富的社會分配不公。人們占領了美國資本市場的大本營華爾街，以在華爾街露宿、示威等方式，向政府表達訴求。這場運動很快向歐洲和亞洲等國家蔓延，英國、法國、德國、菲律賓、日本、香港、臺灣、澳大利亞、韓國和其它地區，都發生了類似的抗議活動，表達這些國家勞動者對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的支持。

在中國，某些地方也出現了所謂的支持“占領華爾街”的行動，如在鄭州。而在壹些極左的網站，壹些人把美國出現的“占領華爾街”的抗議行動，說成是對民主的否定，認為民主只是西方國家欺騙民眾的東西而已，美國的民主是虛假的，借此以證明民主是沒有價值的。

筆者對此觀點感到十分可笑，不由得想起曾經與壹位中國所謂的勞工NGO領導人的辯論。這位所謂的勞工NGO領導人說：民主就是虛假騙人的東西，沒有任何價值。筆者聽了，反問到：那麽我們工人就不需要有組織和參加工會的權利，也不必要罷工的權利，因為這些都是民主的東西？！這位先生被問得啞口無言。

很多人其實並不懂得什麽是民主。民主這個概念的內涵是權力公有、人民自我統治。它不僅在政治層面有是否民主的問題，即政治上國家權力是否公有，人民是否在進行自我統治，在社會層面、僅僅層面、文化層面也有權力是否公有，人民是否在進行自我統治的問題。從政治層面來說，美國和歐美的大多數國家都已經實現普遍選舉制度和競爭選舉制度，人民享有公民應該享有的公民權利，如自由結社權、自由言論權、不受政治審查的新聞出版權、遊行示威權。公民可以憑借以上權利保證國家權力公有，人民非常大的程度上是在進行自我統治，而不是帝王專制式的統治。在社會層面，民主也已經基本成為社會生活的基本原則，國家和政府基本不幹預公民的社會生活，公民在社會生活中遵循人人平等和私生活自由的原則，也基本實現民主化。

但是，我們如果審視這些國家的經濟，我們可以發現，民主還沒有成為經濟層面的普遍原則。雖然這些國家強調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從來並不代表經濟民主。市場經濟遵循的是血淋淋的叢林法則，而不是以相互包容為原則的民主原則。在生產領域，在勞動者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包括智力）的同時，他們喪失了在政治領域、社會領域所具有的公民地位，他們成了勞動力，與企業機器壹個性質的東西。在生產領域，勞動者是企業的被統治者，而企業所有者是企業的統治者，企業的管理者儼然是這些統治者的王公大臣和將軍士官。在生產過程中，勞動者的勞動創造了企業的財富，而在分配時，企業的所有者卻以財富的主人自居，占有全部勞動者創造的財富，僅僅憑自己的意願扔幾張鈔票給勞動者作為薪酬。所以，社會變得越來越兩極分化，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了解這，我們就了解了為什麽“占領華爾街”的人民要反對僅占人口1%的富人，卻占有比占人口99%的多數人更多的財富的社會分配不公了。

原來，美國占領運動反應出來的，不是民主這個東西不好，而是這個問題是民主還沒有深化到經濟層面。這麽說來就不是美國的民主是假民主的問題，而是面臨如何把民主深化到經濟層面，實行經濟民主的問題。

相比美國等西方國家，某些國家就不是民主要深化的問題。這樣的國家連基本的人權都沒有，公民在政治領域、社會領域都是徹頭徹尾的被統治者，在經濟領域和生產領域直接就是奴隸，這樣的國家，面臨的是爭取民主的問題。

綜上所述，美國的“占領華爾街”，不僅不能證明民主是虛假的東西，反而說明，民主如果不深入到經濟層面，不讓民主走進工廠，人民依然不能免於匱乏的恐懼；如果連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的民主也沒有，那麽連免於恐怖的自由也不會有！

對於工人來說，民主不僅不是虛假的東西，而且是不可沒有的寶貴東西。沒有民主，工人就沒有辦法團結，無法顯示自己的力量，也就不能達到改變企業的專制制度，也就不能結束資本對勞動的統治，實現勞動者為自己的生活和幸福而勞動的自由目標。所以對於中國工人來說，我們不僅不應該輕蔑民主，而應該為民主在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層面的全面實現努力奮鬥。民主才是我們工人的未來，沒有民主，我們工人將萬劫不復，永世只是資本牟利的奴隸！



馬克思說：“政治解放的限度首先就表現在：即使人還沒有真正擺脫某種限制，國家也可以擺脫這種限制，即使人還不是自由人，國家也可以成為共和國。” （《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6頁）

“政治解放當然是壹大進步，盡管它不是壹般人類解放的最後形式，但在迄今為止的世界制度的範圍內，它是人類解放的最後形式。不言而喻，我們這裏指的是實在的、實際的解放。” （《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9～430頁）

註：馬克思提出了政治解放不等於人類的最終解放的觀點，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共和國這種國家政治形式盡管是進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人依然可能不是自由人，因為人除了可能遭受政治壓迫，還遭受因為人處於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而產生的社會和經濟的壓迫。所以，在建立共和國家制度以後，從根本上解放人，即讓無產者階級不再因為沒有生產資料而被資產階級壓迫，使勞動不再是雇傭勞動而是自由勞動，讓勞動得到解放，才是真正的人類解放（即自由）。中共建立的黨國資本跟民間紅頂私人資本都存在雇傭勞動制度，在黨營企業或者紅頂私營企業裏邊打工的工人本質上還是雇傭勞動者。

恩格斯說：“而當工人不願意讓別人把自己當做這樣壹種抽象的東西的時候，當他肯定自己不是“勞動”而是人（的確，這個人除具有其他特點外，也還具有勞動的能力）的時候，當他認為自己決不能被當做“勞動”、當做商品在市場上買賣的時候，資產者就想不通了。他不能了解他和工人之間除了買賣關系還有別的關系存在；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僅僅看做“手”（ｈａｎｄｓ），他經常就這樣當面稱呼工人；正如卡萊爾所說的，除現錢交易外，他不承認人和人之間還有其他任何聯系。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間的聯系百分之九十九也是表現在同樣的“現錢交易”上。由於資產者的統治，金錢使資產階級所處的那種可恥的奴隸狀態甚至在語言上都留下了它的痕跡。金錢確定人的價值：這個人值壹萬英鎊（ｈｅｉｓｗｏｒｔｈｔｅｎ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ｐｏｕｎｄｓ），就是說，他擁有這樣壹筆錢。誰有錢，誰就“值得尊敬”，就屬於“上等人”（ｔｈｅｂｅｔｅｒｓｏｒｔｏｆｐｅｏ－ｐｌｅ），就“有勢力”（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而且在他那個圈子裏在各方面都是領頭的。小商人的氣質滲透了全部語言，壹切關系都用商業術語、經濟概念來表現。供應和需求（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這就是英國人用來判斷整個人生的邏輯公式。因此，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是自由競爭，因此，ｌａｉｓｓｅｚｆａｉｒｅ（放任主義——博主），ｌａｉｓｓｅｚａｌｅｒ的制度支配著行政、醫務、教育，或許不久在宗教方面也會這樣，因為國教教會的統治已日漸趨於崩潰。自由競爭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國家監督，整個國家對自由競爭是壹種累贅，對它來說，最好是沒有任何國家制度存在，使每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剝削他人，譬如說，就像在可愛的施蒂納所鼓吹的“聯合會”裏那樣。但是，資產階級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無產者就範，就不能不要國家，所以他們利用國家來對付無產者，同時盡量使國家離自己遠些。”（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壹版，第2卷，第565～566頁）

註：恩格斯這段對自由主義社會的批判讓我們感到是彼時再現。勞動者被稱為“人手”，某人有多少錢財被說成有“多少身價”，資本家階級總是希望國家離自己遠些，因為他們在勞動者階級面前財勢強大，但在剝削和壓迫勞動者階級時，他們就總要仰仗國家權力。他們所說的自由不過是市場自由，他們要讓市場成為唯壹正義的標準，因為他們有力量對勞動者階級“行大欺客”！中國社會的權貴資本家是在國家的保護之下掠奪勞苦大眾的，這種保護是中共提供的。

“每壹個人都應當有可能實現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實現自己的肉體需要壹樣，不受警察幹涉。”——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9卷，第33頁

“國家無例外地把壹切宗教團體視為私人的團體。停止用國家資金對宗教團體提供任何補助，排除宗教團體對公立學校的壹切影響。（但是不能禁止它們用自己的資金創辦自己的學校並在那裏傳授他們的胡說。”——恩格斯《１８９１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22卷第274頁

註：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無神論者，但是，他們都毫不遲疑地支持宗教信仰自由。當然在政教分離的原則下，馬恩堅持宗教的私人屬性，要求只有社會和個人可以對宗教組織進行支持，而反對國家對宗教的經濟支助，避免國家利用宗教幹預社會事務。同時，在支持公民信仰自由的原則下，恩格斯明確了不反對宗教組織興辦自己的學校的社會主張。恩格斯還曾經對以國家的權力禁止宗教的想法提出嚴厲批判，他在對巴枯寧主義要求“以國家法令”禁止宗教的極端主張予以批判時指出，禁止宗教信仰只能收到相反的結果，他說：“取締手段是鞏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壹點是毫無疑義的：在我們時代能給神的唯壹效勞，就是把無神論宣布為強制性的信仰象征，並以禁止壹切宗教來勝過俾斯麥的關於文化鬥爭的反教會法令。”（恩格斯《流亡者文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8卷，第584頁）中共在中國大量拆除教堂，強迫基督徒接受中共的意識形態，本質上就是在侵犯宗教信仰自由。

“武裝全體人民。今後，軍隊同時也應當是勞動大軍，使部隊不再象以前那樣光是消費，並且還能生產，而所生產出來的東西要多於它的給養費用。”——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5卷，第3頁

“可是要知道，武器的確是屬於人民的，這首先是因為，它是全民的財產，其次，它是人民所爭得的有保證的武裝權利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恩格斯《6月17日 的妥協會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5卷，第102頁



註：馬恩在主張國家必須服從社會的同時，壹直強調人民對軍隊的權力，他們主張以武裝全體人民代替常備軍，實現軍隊社會化。他們認為，當社會成為國家本身以後，就應該以武裝人民來代替舊的君主和國家的軍隊。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人民有武裝自己的權利，恩格斯明確主張讓“每個人家裏都有槍械和裝備，象瑞士那樣”，讓每個公民掌握軍事。他公開主張：“如果每個公民家裏都有壹支槍和五十發子彈，還會有哪壹個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恩格斯《給巴黎國際聯誼節組織委員會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1卷，394～395頁)中共讓中國的軍隊效忠中共，讓中國的軍隊維護中共的黨國，本質上違反了馬克思主張的軍隊社會化的原則。

把國家對自由競爭的每壹種幹涉——保護關稅、同業公會、煙草壟斷、個別工業部門的國有化、海外貿易公司、皇家陶瓷廠——都叫做“社會主義”，在純粹是曼徹斯特的資產階級為了私利而進行的捏造。對這種捏造我們應當加以批到，而不應當相信。如果我們相信它，並且根據它建立起壹套理論，那末，只要提出下面的簡單論據就會使這套理論連同它的前提壹起破產，這種論據就是：這 種所謂的社會主義不過是封建的反動，另壹方面不過是榨取金錢的借口，而它的間接目的則是使盡可能多的無產者變成依賴國家的公務員和領養老金者，同時，除了壹支有紀律的士兵和公務員大軍以外，再組織壹支類似的工人大軍。在國家長官，而不是工廠監工的監視下舉行強制性的選舉——好壹個美妙的社會主義！但是，如 果相信資產階級這壹套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裝相信的說法，那就會得出結論：國家等於社會主義。（《恩格斯致伯恩施坦（1881年3月12日）》，梁家珍等人校譯《恩格斯與伯恩施坦通訊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1～22頁）
但是最近，自從俾斯麥致力於國有化以來，出現了壹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壹種十足的奴才習氣，直截了當地把任何壹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末拿破侖和梅特涅就應該算是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了。（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239～240頁）

馬克思在第56頁設想了壹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有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把他們的許多的個人勞動力當做壹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也就是設想了壹個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聯合體，並且說：“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壹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壹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壹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這些話甚至對杜林先生的黑格爾化的頭腦來說，也是足夠清楚的了。（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0卷第144頁）

摘錄者根據：工人階級的解放是要從國家中獨立，使國家服務於社會、工人，而不是要工人繼續依附於國家。國有經濟如果不是工人階級自己通過民主的形式進行經營管理和分配就不是社會主義。恩格斯還很清楚地講了，國有經濟的分配中除壹部分是用於所耗損的生產資料的償還社會和社會管理成本（相對於稅收，恩格斯指出這 部分跟舊社會是壹樣的），其余由勞動者之間自己民主分配。反對工人階級直接通過經濟民主化的方式支配生產資料與社會財富的分配的中共顯然背叛了馬克思追求的社會主義，中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最大的敵人是中共。

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理論是兩個非常不同的概念。先說馬克思理論。

馬克思理論，有時又稱為馬克思恩格斯理論，或簡稱“馬恩理論”，它專指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理論學說。因為恩格斯在世時，壹直非常謙虛的把他們二人共同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歸於馬克思的成就，所以名曰馬克思理論。 [1] 實際上這個理論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共同研究的成果，是共同創立了他們的理論，並且在馬克思去世以後，恩格斯對這個理論體系還發表了與這個理論體系的基本原理完全壹致的很多新觀點，所以稱為馬恩理論也是完全實事求是的。

而馬克思主義是壹個非常龐雜的集合概念。 [2]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以後，許許多多聲稱信奉馬克思理論的思想和政治人物都聲稱他們的觀點都是符合馬克思理論觀點的，甚至宣稱他們“發展了”馬克思理論，比如列寧、托洛茨基以及批判和反對他們的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還有後來的毛澤東、斯大林等人，他們都把自己的觀點稱為“馬克思主義”的。所以，馬克思主義到現在已經成為壹個存在著各種觀點對立的大雜燴，已經不是壹個理論觀點統壹的體系了。眾所周知，當年馬克思在批判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部某些派別時，就以“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3] 來表達對那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的不認可。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理論，在馬克思在世的那個時候起就有人開始對它存在誤解甚至歪曲。19世紀末20世紀初，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為代表的共產黨人與以考茨基、普列漢諾夫為代表的世界社會民主黨人，這兩個派別都以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相互攻擊對方違背馬克思主義。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和東歐執政的共產黨國家，又把本國的壹些共產黨領袖的思想觀點，指為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更通過國家立法的方式上升為國家的指導思想。這些所謂的“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其實基本都是列寧理論觀點的繼承，它們究竟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所創立的理論的是否理論觀點相壹致，就是壹個尚待證明的學術問題。所以，馬克思主義到現在已經不是壹個理論觀點統壹的體系了。我們根本不能再使用這樣壹個含糊的概念去清晰地表達什麽。

當然，馬克思理論當然也是壹個發展的概念。跟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觀點相符，馬克思理論也有它的產生和發展的過程，會有早期觀點與晚年觀點不同，以致有做出修正和重新做出論斷的情況存在（這壹點是為學術界普遍同意的）。我認為這些做出修正和重新做出論斷的觀點，除去那些只是因為特殊時期做出的特殊看法外，應該被視為這個理論的成熟的觀點，而不應當以反過來早期觀點去忽視和否定晚年的觀點，因為這樣做不符合事物的發展規律。最後，我的觀點是，作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理論，在他們去世之日起，他們的理論觀念及其理論體系就是定型的、不再改變的東西了，任何人的觀點都不能改變它的壹絲壹毫，通過“馬克思主義”這個雜貨框，把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強加給這個理論體系，盡快無理的捆綁。

所以，我在這裏強調：我所說的馬克思理論，壹是指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本人的理論觀點及其理論體系，這個主要存在於他們本人現存的文獻中，可以用他們的文獻資料來證明是不是確實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和學術原理；二是指他們晚年定型了的理論觀點，包括馬克思在世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他們以往觀點的修正，以及馬克思逝世以後，恩格斯在資本主義世界新形勢下對他和馬克思以前的觀點的修正和所提出的新觀念，而這些新觀念是與以往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理論的基本觀點或者原理相壹致的。這個需要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現存文獻的歷史對比研究中得來。至於其他人的觀點，不管是不是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理論觀點相壹致，那都應當看成是“馬克思主義”的範疇，是馬克思理論被運用的問題，不屬於馬克思理論（或者馬恩理論）本身的研究範圍。

在所有自稱“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的理論中，影響最大的要算列寧的“馬克思主義”了。在蘇聯和東歐（簡稱蘇東）共產黨國家，列寧的理論被稱為“列寧主義”，它被官方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並且經常與“馬克思主義”合在壹起，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簡稱“馬列主義”）。但是，只要是真正理解了馬克思理論基本原理，又了解列寧主義基本觀點的人，就不難發現，此二者之間充滿根本觀點的對立，而且很多是基本原理和根本原則的對立。所以，我們只能得出結論。今天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或者馬克思列寧主義，不過就是列寧主義，它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並無共同之處，因為它與馬克思理論的基本原理相矛盾，無法與馬克思或者恩格斯二人的名字相聯系。（對於列寧主義的批判將在以後的問題中展開。）

我相信，只有先厘清馬克思理論到底講了什麽，什麽是馬克思理論是主張的，什麽是馬克思理論所反對的，才能有辦法來分析究竟哪壹家理論或者那壹個人的觀點是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所以我並非絕對排斥“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只是我認為，在馬克思理論的真理真正為人們普遍認識和掌握以前，在人們已經能夠分辨出那些與馬克思理論相違背的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是假貨色以前，還是避免使用“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的好。

還原真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就是還原歷史，還原真正的歷史。人類只有正視歷史，才能正視現實和未來。本系列問答，就是為了擺脫“馬克思主義”的那種紛亂蕪雜，從而直接還原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創立的理論真相，從而為以往的社會主義運動做出必要的反思和總結。我認為，只有如實地通過還原馬克思理論，從而為以往的社會主義運動提供必要的反思和總結，馬克思理論才能洗清人們對它普遍的誤解，重新為人們所理解和接受，從而加速這個運動的發展。

斯大林式專制統治事實上跟馬克思理論半點關系也沒有，相反，斯大林專制統治正是蘇俄的布爾什維克黨對馬克思理論完完全全的反動導致的，斯大林專制統治在列寧發動“十月革命”時，就留下了必然性，是列寧主義歪曲馬克思理論的必然，這壹點我將在以後講到有關列寧主義時談及。

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非常堅定的民主主義者。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馬克思和恩格斯壹生都為他們自己和整個人類的自由而戰鬥，為反對專制主義、反對階級專制進行著不懈的鬥爭，不論是思想觀念還是行動上，都是徹徹底底的民主主義者。他們的社會主義理論與民主主義不可分割的聯系在壹起，以至他們的理論所實踐著的政黨名字叫做“社會民主黨”。（我下面會具體介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主義思想，以及他們的民主主義思想與社會主義思想的關系。）

人們之所以誤以為馬克思理論導致專制主義，最主要的還是把列寧主義與馬克思理論混為壹談了。

讓我們回顧壹下社會主義的歷史吧。恩格斯去世後壹段時期，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就出現了壹股極左思潮，表現在許多社會民主黨人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已經到了即將大崩潰的時代。這些人在這種錯誤判斷的左右下，激進的要求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立即由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這個激進思潮的結果就是把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後來又包括考茨基）這壹反對激進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戴上“修正主義”的帽子，以及俄國發生“十月革命”而產生的蘇俄。特別是列寧發動的“十月革命”，被當時的人們說成是“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列寧主義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正統，而“修正主義者”們所主張的真正的馬克思理論，倒成了非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這種把列寧主義也當作馬克思主義理論壹個組成部分的觀念，從1917年“十月革命”以來，就基本沒有得到過認真的批判，很多人至今都依然以為列寧主義與馬克思理論存在本體與發展的關系，因而特別在那些反對蘇東共產黨國家專制的人中，普遍把列寧主義所導致的國家專制也當成了馬克思理論導致的結果。這是悲劇性的重大誤解，它讓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列寧主義背了壹個多世紀的黑鍋。

事實上，從俄國“十月革命”之前開始（不遲於1903年），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黨就開始歪曲馬克思理論，“十月革命”以後，這個黨在蘇聯東歐等國家統治幾十年，共產黨官方曾經通過假造“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套虛假的理論，把列寧的理論和馬克思理論進行捆綁，強制人民接受，結果越來越引起各國人民普遍的厭惡，致使共產黨統治國家的人民對馬克思理論產生普遍的誤解，以為馬克思理論與官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壹回事而深惡痛絕。人們並不知道，這些共產黨所要人民強制接受的東西，不過是列寧的理論，與馬克思理論其實並沒有共同之處，它是對馬克思理論的歪曲和背叛。

再其次，人們以為馬克思理論會導致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是西方和世界的那些反對社會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對馬克思理論的故意進行歪曲宣傳的結果。西方資產階級為了反對工人階級的反抗運動，他們先是誇大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極左因素，指責社會民主黨人的社會主義運動是要搞“暴動”和“謀殺”，“十月革命”發生以後，更是故意混淆列寧主義與馬克思理論，稱社會主義運動將要導致人的自由的喪失和“專制”的產生。意在嚇阻工人階級對於馬克思理論的信仰，阻止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 [1] 。美國和其它國家（如韓國、菲律賓）都發生過許多這樣把工人運動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扣上“共產黨”的“紅帽子”抹黑，以刑事罪而加以鎮壓的逆潮。

為了糾正人們的這種誤解，我會在後面的問題解答中介紹馬克思的民主政治理論。

我們可以把馬克思理論概括為關於人的自由（或者人的解放）的理論。這個理論的兩個核心價值，壹個是人的政治自由（解放），壹個是勞動的解放。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創建他們的理論體系時，是圍繞著壹個中心的，這個中心就是“人的自由”，或者說，他們的理論體系是圍繞著人怎樣從舊的社會關系束縛下解放出來、圍繞著無產階級如何從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和經濟統治下解放出來，並使得整個人類獲得自由這個中心展開和建立的。 [1] 圍繞著“人的自由”這個中心，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人的自由的實現需要經歷人的“政治解放”和“勞動的解放”這兩個階段。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解放學說，主要就是關於民主政治的學說，它指出的是人如何獲得政治上的自由，它構成了馬克思理論的政治哲學。而關於勞動解放的學說，是指出人的徹底解放，只有在勞動不再是資本支配下的勞動，而成為人的自覺行為和自主行為時，才是可能的。圍繞上面所述的壹個中心和兩個核心價值，馬克思理論體系主要涵蓋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哲學（它是政治學的壹個分支學科）等諸多方面學科。 [2] 構成馬克思理論體系的最重要的是哲學、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哲學這幾個理論組成。這幾個理論對於馬克思理論體系的構建有著不同的理論體系構成作用。

先說馬克思理論中的哲學。馬克思理論中的哲學理論，主要是被馬克思和恩格斯稱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吸收了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內核”和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基本內核”的基礎上創立的，而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獨立創立的哲學理論。這兩個哲學理論，主要是用來解釋社會歷史發展的原因，找出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推動力。壹般說來，每壹種社會形態都表現人的不同的社會關系。奴隸制社會代表著奴隸對奴隸主階級絕對的人身依附，而封建社會中農民或者農奴對領主的人身依附得到壹定程度的減輕，逐步以農民對生產資料——土地的依附，代替了奴隸制社會奴隸對奴隸主的人身依附；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則無產階級完全沒有了人身依附，但是工人的勞動因為工人依附於資本而依然依附於資產階級。而未來的社會主義，則是要完全消除人對於人（勞動對於資本）的依附。這個過程是人類自由不斷增加和實現的過程。馬克思理論的辯證唯物主義，主要是用來說明每壹個社會形態的存在和發展跟自然界的事物的存在和發展壹樣，都包含自己的對立面，每壹種社會形態本身的存在和發展都是它自身矛盾的運動的發展，因此包含著產生、發展、衰亡和新生自己的對立面的歷程，都會不斷孕育新社會的因素；指出新的社會形態只能從舊的社會形態的發展中產生。 [3] 以此論證社會主義的社會因素只能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中產生，資本主義的發展是社會主義社會的胞胎。歷史唯物主義旨在指出推動社會事物矛盾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4] 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帶來了生產方式的改變。社會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發展，帶來人與人相互社會關系或者社會地位的改變，也給生產中的勞動者帶來自由度的改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馬克思理論提供了壹般世界觀和方法論原則，成為了馬克思理論的哲學基礎。

經濟解放（本質是勞動的解放或者說解放勞動）是馬克思理論的壹個重要理論。恩格斯認為“任何政治鬥爭都是階級鬥爭，而任何爭取解放的階級鬥爭，盡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為任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著經濟解放進行的。” [5] 所以，研究政治經濟學和建立現代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理論壹個非常重要的任務。馬克思理論的政治經濟學指出了私有制下的勞動所具有的奴役性質：“凡是社會上壹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不論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貴族，伊特刺斯坎的僧侶，羅馬的市民，諾曼的男爵，美國的奴隸主，瓦拉幾亞的領主，現代的地主，還是資本家。” [6] 馬克思理論的政治經濟學通過對當時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經濟現象的科學研究，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發展規律和無產階級及整個人類經濟解放的科學見解做了系統闡明，揭示了社會生產方式與人的自由之間的關系，指明了人的自由或是不自由，歸根結底是由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的，即社會生產力所導致的社會生產方式決定了不同分工的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的相互關系，人的不自由的本質是人受到物的壓迫（生產資料的壓迫），在社會中卻表現為人的壓迫（掌握生產資料的階級對依賴他人生產資料才能進行勞動和生存的階級的壓迫）。因此，人的壓迫只有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和由此引起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來解決。 [7]

馬克思理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種種矛盾，指出資本主義社會最根本的矛盾是社會化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所有的矛盾，這個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 [8] 這個矛盾本身促使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不斷地向著社會所有方向發展，從而無產階級勞動的解放或者說經濟的解放具有必然性。 [9]

馬克思理論的政治哲學主要是由階級分析理論、民主共和理論等共同支撐起來的政治解放理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解放理論指出實現人類自由的第壹步是實現政治自由，即無產階級和整個人類獲得政治解放的前提條件是無產階級和所有階級消滅了政治上的階級差別，消滅“政治國家”，並且指出了人的政治解放必然要通向人類完全的解放。

上述馬克思理論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哲學，構成了馬克思理論的主體部分，這個主體部分所圍繞的核心問題就是“人的自由（解放）”，或者說無產階級的自由從而整個人類的自由。馬克思理論的其他部分實質上也是為這個理論核心服務的。為了實現“人的自由”這個核心，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政治自由（解放）”和勞動解放這兩個核心價值。

從信奉這壹理論的西方社會民主黨（包括社會黨、工黨等）的歷史和社會民主主義這壹運動的歷史來說，馬克思理論在西方社會民主黨中的地位是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地位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內涵也是有所不同的。

社會民主主義起初是指這樣的壹種社會運動，它是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取得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壹場要求矯正的運動 [1] ，即要求由階級民主向普遍的社會民主變革的社會運動，這個運動以歐洲的憲章運動為高潮，是旨在爭取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公民權利的運動， [2] 後來這個運動中的社會主義思想者把他們要求獲得經濟解放的訴求與這個運動結合在了壹起，因此，社會民主主義原本是追求社會民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運動。社會民主主義興起於19世紀三、四十年代，以歐洲憲章運動為運動高潮。民主社會主義這個詞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也有出現。恩格斯曾經在壹封給馬克思的信中，通過對隨寄的壹幅畫來調侃地解釋了民主社會主義這個概念：“附上的畫是給動物學家福格特的。李蔔克內西可以通過自己的朋友戈克轉交。這張畫正面是民主主義的，背面是社會主義的，因此，完全是正統的和民主社會主義的。” [3] 所以社會民主主義或者民主社會主義，二者都是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結合罷了。

社會主義這個概念在19世紀都是壹個變化的概念，所以社會民主主義也是隨著社會主義內涵的改變而改變的。在馬克思理論獲得對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地位以前，社會主義還只是少數開明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潮，這種思潮是建立在空想之上的，甚至是打算保留資本對勞動的壓迫和剝削的。所以馬克思理論是對這些壹類社會主義采取批判的態度，而把他們自己所創立的思想和學說另稱為“共產主義”，而不稱為社會主義。隨著馬克思理論發展成熟和對無產階級影響的不斷擴大，到了19世紀末期，馬克思理論已經成為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思想，因此從那個時候起，社會民主主義也就是馬克思理論為主體思潮和理論的運動了。1869年，作為第壹個無產階級的政黨的社會民主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導下建立的，並且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悉心指導下發展起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這個“社會民主黨“這個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並沒有任何反對意見。此後歐洲普遍建立了社會民主黨（少數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使用社會黨或工黨的名稱），直到20世紀70年代以後，西方各國社會民主黨在自由主義沖擊下發生右轉前，馬克思理論都壹直成為它們主體的指導思想和理論。恩格斯逝世前，他在給考茨基的信中甚至主張不再使用“共產主義”這個名詞而以社會主義代之：“‘共產主義’壹詞我認為當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須更確切的表達時才用它。即使到那時也需要加以註釋，因為實際上它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 [4] 至此，社會主義就完全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共產主義成了壹個概念，那麽在這個時候以後，作為社會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統壹的社會民主主義，實質上也成為了西方無產階級的工人運動中的馬克思理論的實踐，而成為了西方社會民主黨人的主體思想和理論了。

許多人不認為西方社會民主黨主體的指導思想和理論是馬克思理論。這是他們只是僅僅觀察了今天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浪潮壓力下已經右轉了的西方社會民主黨的綱領、政策而產生的結論。他們並不了解社會民主黨的過去歷史，不知道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和社會民主黨曾經有過的嚴重分裂的歷史，因此錯誤理解了社會民主黨和社會民主主義。

社會民主黨嚴重分裂的歷史，其開端應當毫無疑義地指向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所謂“修正主義”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之爭，特別是1903年以後，俄國及“第二國際”內部的“列寧主義”與“修正主義”的論戰，導致了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或者說社會主義運動徹底的分裂。我們不妨重溫壹下西方社會民主黨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歷史。恩格斯逝世後不久，恩格斯的遺囑執行人、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家伯恩施坦以《社會主義問題》為總標題發表了壹系列文章，對馬克思理論中的某些觀點提出異議和批評。異議和批評本來是正常的學術和思想活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時也是非常贊成批評的 [5] 。況且我認為，伯恩施坦對馬克思理論的批評，並沒有絲毫否定馬克思理論的基本原理，而是他出於個人對馬克思理論的理解，出於完善馬克思理論的目的，而針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個別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罷了。 [6] 但是當時第二國際內部和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教條主義者感到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評觸動了他們對這兩位已故的偉大的思想家的敬拜之情，與他們的教條主義理解的馬克思理論產生了沖突，因此他們反對伯恩施坦及其持有相同觀點的人，把他們的觀點稱為“修正主義”，把這些人稱為“修正主義者”。“正統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之間的論戰壹直延續到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在這期間，列寧越來越傾向於民粹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策略與主張（盲目反對資產階級和地主與富農，主張采用暗殺、搞秘密組織和密謀等方式制造革命，試圖利用國家的暴力消滅資產階級的存在，而立即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等等）。列寧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加入論戰，影響了壹批實際上並不真正理解和掌握馬克思理論的黨內成員，在社會民主主義工黨內部形成了“布爾什維克”派，與堅持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民主理論和社會主義理論的孟什維克壹派，展開了十多年的理論和組織上的鬥爭。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不僅把恩格斯的兩位入室弟子伯恩施坦和考茨基都誣為“修正主義者”和“無產階級的叛徒”，把他的馬克思理論的最初引導人、俄國最傑出的馬克思理論家普列漢諾夫也列為攻擊對象，並且在組織上分裂社會民主黨。列寧依靠追隨著他的“布爾什維克”派，於1917年俄歷的十月發動政變，推翻了剛剛建立的民主政體的俄國臨時政府（即所謂的“十月革命”），宣布“壹切權力歸工兵蘇維埃”（即排除資產階級和除工人、士兵以外的階級的政治權利）。這等於是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派在理論上否定了社會民主而向階級民主倒退。這種階級民主的倒退，只不過是名義上實行階級民主，實質上正如恩格斯所曾經指出的，列寧及其追隨者最終只能建立起他們少數政治精英對人民的專政，因為列寧制造的“革命”，並沒有無產階級自覺的參與，他們的革命，只不過是少數精英領著壹群並沒有真正具有無產階級革命意識的愚民進行著壹場奪權的密謀活動，最終政權必然成為少數精英而不是廣大無產階級的政權， [7] 在實踐上則必然是向少數政治精英的專制統治蛻變。 [8] 1918年，布爾什維克派從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工黨正式分裂出來，改稱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並鎮壓了同為信奉馬克思理論、同為社會民主主義工黨“同誌”的對立派別——孟什維克，至此造成了世界社會主義在運動和組織上的分裂，即把世界社會主義從組織上和運動上分裂為兩個陣營：壹個是秉持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的社會民主黨陣營，壹個是聲稱代表正統馬克思主義的以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為核心的共產黨陣營。

列寧和他的追隨者策動的“十月革命”所締造的那種虛假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刺激了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那些依舊帶有民粹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觀念的派別的情緒，許多人以為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黨真正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為無產階級的解放開辟了道路，於是在歐洲、亞洲乃至全世界各國範圍內，各國社會民主黨都發生了激進的“共產黨人”謀求暴動的風潮，並與傳統的“社會民主黨人”在組織和策略上的巨大分裂。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那些蘇聯共產黨的有著重大影響和有著共產黨勢力的國家，在蘇聯策劃和扶持下，壹批共產黨政權建立起來。由此，共產黨陣營繼續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自居，而繼續貶斥那些堅持社會民主主義策略的社會民主黨陣營為修正主義者，把社會民主黨的理論淵源指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義理論，在理論上徹底否認社會民主黨和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理論的淵源關系。可見，把社會民主黨的理論淵源指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義理論，在理論上徹底否認社會民主黨和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理論的淵源關系，原本只是共產黨陣營的壹面之辭，而不是歷史事實。

馬克思理論的政治哲學理論或者說政治解放理論，就包含了社會民主理論。而列寧和後來的斯大林的蘇聯的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不過是拋棄了社會民主主義的被歪曲了的“馬克思主義”，即實質上的列寧主義或者斯大林主義。當然，我認為社會民主黨的理論淵源的主體就是馬克思理論，並不等於我認為馬克思理論是整個社會民主黨及其運動唯壹的理論組成。社會民主黨內也曾經存在其它不同於馬克思理論的理論（比如存在過拉薩爾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基督教社會主義理論、費邊社會主義理論，甚至還存在過無政府主義理論），我只是說，馬克思理論無疑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但是社會民主黨在整個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中，馬克思理論曾經越來越得到社會民主黨人和無產階級的最普遍的理解，而其它社會主義理論只不過都是非常短暫的思潮現象，從未像馬克思理論那樣得到西方社會民主黨人那樣普遍的理解和接受，從而後來成為社會民主黨人最重要的理論，以至在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前期這壹時期，普遍成為西方社會民主黨人的指導思想。並不否認社會民主黨也曾經受到過其他理論的影響，這是我在回答“西方社會民主黨人所秉持的社會民主主義，它的理論淵源就是馬克思理論嗎”這個問題之始，說“大致如此”的原因。但是20世紀6、70年代以後，在新自由主義和空前的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西方社民黨已經普遍發生右轉，失去階級性，越來越背離馬克思理論，這是社會民主黨的退化。但是這個退化本身並不能改變馬克思理論是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和組織的淵源這個歷史的事實。

延伸閱讀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基本理念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一九九八年

　　Ⅰ.我們的意願

　　我們社會民主黨黨人，婦女和男子，努力為創建壹個和平世界與壹個永葆生命活力的自然界，為建立壹個符合人的尊嚴的、社會公正的社會而奮鬥。我們要保持值得保存的價值觀念，抵禦威脅生存的危險，並且鼓起勇氣通過鬥爭而獲得進步。

　　我們希望和平。

　　我們為創建這樣壹個世界而努力工作：

　　― 在這個世界中，各國人民都生活在共同安全之中，它們之間的沖突不是通過戰爭或軍備競賽，而是在為了實現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而進行和平競賽中得到解決，― 在這個世界中，通過壹種夥伴政策和壹種爭論文化來消除東西方之間的沖突，― 在這個世界中，歐洲所有民族都在壹種保障民主與社會福利的和平秩序中合作，並以南部民族的希望與和平為出發點，― 在這個世界中，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由於壹種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而獲得獨立發展的公平機會。

　　我們希望建立壹個世界社會，它通過壹種新型經濟而使我們星球上的人類和自然界的生命得到持久的保護。

　　我們希望實現男女社會平等，希望建立壹個沒有階級、沒有特權、沒有歧視、沒有排擠的社會。

　　我們希望建立壹個使所有婦女和男子都享有從事人道的職業工作的權利、壹切形式的勞動都得到同樣尊重的社會。

　　我們希望通過團結互助的努力實現所有人的福利，並進行公正的分配。

　　我們希望，文化在多樣化的表現形式中豐富所有人的生活。

　　我們希望在整個社會，包括在經濟界、企業、以及工作崗位上，都能實現民主，限製經濟權力，並實行民主監督。

　　我們希望經濟的基本決策，首先是在哪些應當增長和哪些應當萎縮的問題上，能以民主方式作出。

　　我們希望公民能參與技術改造，從而改善勞動和生活的質量，並減少技術風險。

　　我們希望建立壹個獲得男女公民政治熱情參與和支持的現代民主國家，它有能力實現社會目標，並且不斷根據新的任務進行變革和經受考驗。

　　僅僅延續以前的發展過程，是沒有前途的。

　　我們希望實現壹種不是以數量，而是以質量，以人類生活的更高質量為目標的進步。它要求首先在技術和經濟領域改變思維，改變方向，精心選擇和塑造。

　　世界越是面臨威脅，這種進步就越有必要。誰要想保持值得保存的價值觀念，就必須進行變革。我們需要這樣壹種進步，它能確保國內外的和平，保護人類和自然界的生存，消除恐懼並喚起希望。我們需要這樣壹種進步，它能使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自由、公正、團結互助。沒有這樣壹種進步，就勢必出現倒退。因此，我們社會民主黨人要同所有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壹道為實現這壹進步而努力。

　　Ⅱ.我們的政治基礎

　　1.基本經驗和基本價值

　　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所實現的自由、平等、博愛與它的誓言承諾相比，還是遠遠不夠的。

　　因此，工人運動提出控訴，要求兌現這些革命理想，即建立壹個所有人享有同等自由的團結互助的社會。這壹運動的基本歷史經驗就是，對資本主義進行修補是不夠的，必須建立壹種新的經濟和社會製度。

　　社會民主黨人繼承了 19 世紀人民民主運動的傳統，所以它希望做兩件事：民主與社會主義，即人們在政治和勞動世界的自決。

　　然而，他們的歷史未能擺脫缺點和錯誤：在第壹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工人運動使許多希望這壹運動能夠強製實現和平的人深感失望。這壹運動在涉及工人階級的民族任務與國際任務相互關系問題上發生了分裂。

　　此後，那些假托工人階級名義建立起壹黨專政的共產黨人，同那些致力於通過議會民主製的改良建立壹種更美好社會製度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分道揚鑣。那種自稱是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產生了，它曾經喚起人們的希望，卻又令人痛心地使這壹希望破滅。他們不是建立起人與人之間兄弟姐妹般共同生活的社會，而是建立了壹種特權官僚統治。這種統治既不能保障政治自由，也不能保障文化發展。

　　社會民主黨在第壹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首次承擔民族國家政府的責任。它表明自己是第壹個德意誌民主製度的最可靠的支柱，並且開始建設民主的社會福利國家。社會民主黨曾經抵製、但未能最終阻止民族社會主義的暴力統治。社會民主黨在第三帝國時期付出重大的犧牲的反抗鬥爭，使社會民主黨人有權利要求對第二個德意誌民主製度的建設深刻地施加自己的影響。與專製和恐怖進行鬥爭的經歷，使我們對於粉飾民族社會主義罪行的企圖和法西斯意識形態的重新復活保持高度警惕。抵抗運動深化了這樣壹條經驗：即使是持有不同信仰和不同基本政治信念的人，也能夠為同壹政治目標而共同奮鬥。

　　政治力量的對比，被低估的資本主義生命活力，還有社會民主黨人缺乏動員多數居民的能力，這壹切都阻礙了社會民主黨改革政策對於傳統經濟和社會製度的非民主基本結構進行深刻變革。大經濟財團的權力、資本所有者和企業經理所擁有的優勢地位雖然受到了限製，但並沒有被消除。收入分配和財產分配是不公正的。

　　《哥德斯堡綱領》從歷史經驗中得出新的結論。它把民主社會主義理解為壹項任務，即通過社會民主化、通過社會和經濟改革來實現自由、公正和團結互助。社會民主黨在《哥德斯堡綱領》中表述了自己長期以來就已經具備的身份，即它是壹個左翼人民黨。它將繼續保持這種身份。

　　社會民主黨曾經作為執政黨取得相當可觀的成就：擴大了企業男女雇員的權利以及男女公民的參與權利；擴建了社會福利國家，並消除了對壹些居民集團法律上的歧視。然而在這段時間裏，社會民主黨人也曾作出錯誤估計或者錯誤的決策；對於保障自然生存基礎缺乏必要的重視；反對極端分子的法令[1]與其說是消滅了，不如說是造就了我們對抗民主製度的壹批反對者。這壹期間的突出成就是：同東歐國家和解與保障和平。

　　在德國東部，1945 年以後蘇聯軍事當局和德國共產黨禁止迅速掘起為最強大政黨的社會民主黨的獨立發展。在欺騙、壓力和強製下成立了成為未來民主德國執政黨的德國統壹社會黨，在這裏，共產黨人濫用了在民族社會主義專政時代人們的迫切願望，即在民主革新的信號下消除工人運動的分裂。當時和在以後年代，很多社會民主黨人成為共產黨專政的犧牲者，許多人受到迫害、監禁，被剝奪政治生命，被迫離開民主德國，被驅逐到西伯利亞，其中不知有多少人死在那裏。

　　德國東部的社會民主黨被查禁長達 47 年之久，在這期間，「社會民主主義」成為壹種被緊張關註的意識形態敵人形象。但是，在柏林東部地區，直到 1961 年 8 月以前，很多男女社會民主黨人還在堅持黨的工作。

　　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它領導的聯邦政府從政治現實出發，通過它的緩和、對話和小步推進政策使得東西德國的邊界變得容易滲透，並為民主德國的男女公民擴大國內的自由活動空間作出了重要貢獻。壹黨專政和官僚化的計劃經濟證明自己並不能把民主德國的國家和經濟引向壹個有保障的未來。1989 年 10 月 7 日東德的社會民主黨人重新建黨，他們向德國統壹社會黨的無限權力提出徹底挑戰。他們在民主德國革命運動內部最先決定支持實行議會民主製度，這就為從內部瓦解德國統壹社會黨的國家製度發出了關鍵性的信號。

　　經濟上也嚴重失常的共產主義世界體系由於 1989 年中東歐國家的革命運動垮臺了，對於 20 世紀下半葉的政治具有深刻影響的東西方矛盾對抗消失了。由於共產主義世界體系的終結，民主自決權才有可能在民主德國實現，最後，德國男女公民的自由決策結束了德國的國家分裂。

　　東德的社會民主黨人幫助德國歷史在和平革命中實現了轉折；他們對於統壹的成功實現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以自己在專政下的艱難經歷、沈靜而頑強的鬥爭精神、令人可信的新開端，豐富了整個黨的精神財富。自從 1990 年 9 月 27 日以來，德國社會民主黨再度像壹百多年前成立時它所希望的那樣：成為整個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

　　1990 年以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統壹成為消除德國分裂後果的重要工具。它的任務就是減少繼續生效的社會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等。為此需要團結互助的努力和共同意誌的形成。為東西部所有德國人創造同樣機會，這是我們黨的基本原則賦予我們的應盡義務，我們黨是壹貫支持實現為所有人服務的法律和社會公正的。

　　作為國家和政黨的共產主義在歐洲已經成為過去。工人運動曾經分裂為兩個相互敵對的主要流派：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這種分裂的後果也對 20 世紀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共產主義的失敗證實了社會民主黨人的基本信仰，他們在反對共產主義的鬥爭中堅決維護了自己的信仰：建立壹個自由、公正和團結互助的社會製度的目標將永遠是無法與作為政治社會平等前提條件的人權保障截然分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決心在民主和人權基礎上實現壹個美好的社會製度，這也已經被證明是壹條走向未來的正確道路。

　　首先是中東歐民主改革運動，後來壹部分共產黨人也對上述思想承擔了義務。他們中的壹些人建立了新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他們把社會黨國際看做是自己的政治家園。社會民主黨人歡迎這個目前還沒有最終完成的轉變，並且推動它繼續進行下去，如果這種變化是與真實可信地同壹黨專政的國家共產主義的歷史政治遺產劃清界限結合起來的話。

　　我們男女社會民主黨人引以為驕傲的是，我們繼承了這樣壹種運動的傳統，即它從未給我們的人民帶來戰爭、壓迫或暴力統治，而是使毫無權利的無產階級變成自覺的國家公民。

　　社會民主黨從它存在之日起就堅持爭取和平與國際主義合作。在這期間，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的國際主義已成為惟壹能夠承擔起責任的現實政策。

　　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植根於我們的歷史。今後它們也將是我們改革政策的基礎。

　　我們的歷史淵源

　　具有各種不同基本信念和信仰的人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進行合作。他們的協調壹致是以共同的基本價值和相同的政治目標為基礎的。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淵源來自於基督教、人道主義哲學、啟蒙主義思想、馬克思的歷史和社會學說以及工人運動的經驗。婦女解放的思想早在 19 世紀就已被工人運動接受，並且得到進壹步發展。我們用了壹百多年的時間才使上述這些思想能夠切實地發揮作用。我們歡迎並尊重個人的基本信念和信仰。決不會讓它們屈從於黨的決議。

　　我們關於人的概念

　　不論我們如何解釋人的尊嚴，它都是我們行動的出發點和目標。聯合國《人權宣言》開頭的第壹句話對我們所有人都適用：「人生來是自由的，並享有同等的尊嚴和權利。他們天生富有理智和良心，應以兄弟般的情誼彼此相待。」

　　我們共同把人理解為是具有理性和自然性的人，是具有個性和社會性的人。人作為自然界的壹部分只能在自然界之中，並且同自然界壹起生存。人的個性只能在與自己同胞組成的共同體中得到發展。

　　人並非註定要成為好人，也並非註定要成為壞人，他們都有學習的能力和運用理智的能力。因此，民主製是可行的。人可能會犯錯誤，誤人歧途和倒退到喪失人性的狀態。因此，實行民主製是必需的，由於人是開放的，並且具有各種發展的可能性，因此，關鍵取決於他生活在何種環境之中。因此，建立壹種新的和更好的、對維護人的尊嚴負有義務的社會製度，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人的尊嚴要求每個人能夠在同其他人合作共處中自己決定自己的生活。婦女和男子應具有同等權利，並且彼此和睦相助。壹切人都有責任創建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條件。人的尊嚴的獲得，不取決於他的成就和功利。

　　人權

　　我們對實現人權負有義務。國家和經濟應為維護人和人的權利服務，而不是相反。

　　要使人權得到充分實現，就需要對自由權利、政治參與權利和社會基本權利給予同等保障。這些權利不能彼此替代，也不應被用來相互排斥。集體權利應有助於個性的發展。

　　只有在自由權利得到保障和運用的時候，人們才能作為自由人、平等人從事生活和實行民主。只有在實現社會基本權利的時候，才能對所有人的自由權利和政治參與權利給予重視。只有在自由權利和政治參與權利得到尊重，從而允許進行自由的意見爭論和積極從事政治活動的時候，人們才能真正享有充分的吃、住、工作和接受教育的權利。只有共同實現所有這些人權，才能實現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

　　所有人都有保持自己的祖籍、風俗、語言和文化的權利。確定壹種同聯合國的人權相協調的少數民族權利是必不可少的。

　　我們對政治的理解

　　政治是人們進行共同生活的壹個必要範疇。它並不局限於國家機構。當人們傳播或者隱瞞信息的時候，當意識和生活環境發生變化的時候，當人們形成意見、表達意願、行使權力或者代表某種利益的時候，都是在從事政治。

　　政治行動應該是有限度的。超越了限度就不能不對個人和社會造成危害。錯誤與罪過，疾病與災禍，痛苦與絕望，過失與失敗，即使在壹種自由人和平等人的社會中，這些也都屬於人的生活的壹部分。

　　政治只能為實現壹種富有意義的生活創造條件。如果它想自己創造幸福和滿足，它就有誤入極權主義歧途的危險。

　　然而，政治必須超出並且不同於僅僅管理已不可避免發生的事情。為了能做到並保持令人信服，它必須確保自己行動的活動空間，並且提出新的任務。如果它聽憑經濟利益決定技術和經濟增長的發展方向，那麽，它只能去做客觀事物強製力量要求它做的事情。

　　民主製國家的內容取決於各種政治力量。民主製國家並非目的本身，它只是塑造社會的手段。政黨既是倡議者，又是中介人。它們通過把握社會的脈搏和需要，並將其轉化為立法和政府行動，在社會和國家之間進行溝通。政黨必須自己提出新的思想並且拿出決策性建議提交討論。

　　政治不僅僅局限於履行真正的或所謂的客觀事物強製力量的要求。它必須得到男女公民的理解和積極參與才能貫徹執行。政治有可能作為自由的、其結果是公開的公民對話的結果而存在。這種對話要求並吸收各種社會力量參加，傳播信息，形成解決問題的意識，促進判斷能力，並最終形成共識或獲得明顯多數。

　　公民對話是民主文化的表現。當必須做出關系所有人利益、並且在以後很難改變（例如技術的改造）的決策的時候，公民對話在政治中具有中心地位。

　　輿論自由和新聞媒介自由是公民對話不可缺少的。所有男女公民必須有權利並且也有可能就涉及自己或後代的生活機會的問題形成並宣傳自己的意見。國家、學術界、新聞媒介必須為有牢固基礎的輿論形成以及為民主的爭論文化創造前提條件。

　　公民對話意味著更多的民主，而不是更多的國家幹預。

　　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

　　自由、公正、團結互助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它們是我們判斷政治現實的標準，是衡量壹種新的和更好的社會製度的尺度，同時也是每個男女社會民主黨人的行動指南。

　　社會民主黨謀求建立這樣壹種社會，在這個社會裏，每個人都能自由地發展自己的個性，並能負責地參加政治、經濟與文化生活。

　　人作為個體，必須並且有能力獲得自由。使個人獲得發展自由的機會，始終是社會的壹項應盡義務。我們認為，自由是個人的自由，同時也正是持有不同思想的人的自由。少數人享受的自由只能是特權。

　　他人的自由是每個人自由的界限和條件。自由要求擺脫令人屈辱的依附性，擺脫困苦與恐懼；自由也要求獲得施展個人才能和負責地參加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機會。

　　只有那些感到自己在社會福利方面已得到充分保障的人，才能利用自己實現自由的機會。而為了實現自由，我們也要求平等的生活機會和全面的社會保障。

　　公正建立在所有人具有同等尊嚴的基礎之上。它要求人們享有同等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在政治和社會參與、以及享受社會保障方面具有同等機會。它要求實現男女社會平等。

　　公正要求在收入、財產和權力分配方面，還有在教育、培訓和文化生活方面實現更多的平等。

　　平等的生活機會並非意味著千篇壹律，而是意味著所有的人都有發揮個人愛好和個人才能的發展空間。

　　團結互助作為超越法定義務的彼此之間承擔義務的意願，不能強製實行。團結互助對於爭取自由和平等的工人運動產生了很大影響，使它精神振奮。沒有團結互助，就沒有人道的社會。

　　團結互助既是弱者爭取自身權利鬥爭的壹個武器，同時也是從人與人相互需要這壹認識中得出的結論。只有我們彼此承擔責任，並願意使其他人獲得自由的時候，我們才能作為自由和平等的人共同過著人道的生活。陷於困境的人必然會指望得到社會的團結互助。

　　團結互助也意味著這樣壹種要求：讓第三世界人民獲得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機會。我們今天決定著以後世代的生活機會，他們有資格要求我們與他們團結互助。

　　為了擴大個人發展機會，也需要進行互助。只有共同行動，而不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才能創造和確保個人自決的前提條件。

　　自由、公正和團結互助是互為條件、相互依存的。它們具有同等地位，相互解釋、相互補充以及相互限定，它們相互充實各自的意義。

　　實現這些基本價值和完善民主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持久性任務。

　　2.我們生存的世界

　　工業革命和現代技術在世界壹些地區創造了史無前例的財富。由於社會福利國家的擴大和工會的政策，這些財富使所有人都得到好處。

　　為了克服我們的物質短缺，在世界範圍內付出了很高的代價，從而使人和大自然面臨新的威脅。工業文明的飛速發展使原有的不公正繼續存在，此外還造成了對自由、公正、健康和生命的新的威脅。

　　人類擁有前所未有的如此巨大的力量。他們用基因技術控製進化過程。核能的釋放可能會導致人類的毀滅。

　　然而，提升責任感的意識也在增強。

　　核武器、化學武器或生物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毀滅人類的危險還沒有祛除。

　　然而反對瘋狂擴充軍備的反抗卻加強了。裁軍的實現已為期不遠，不是敵人就是朋友的簡單觀念正在消失。

　　由於土地、水源、空氣受到汙染，森林、海洋、動物和植物正在經受死亡的折磨，我們正在剝奪自身的生存基礎。

　　然而，生態主義思想已經獲得力量支持。新的技術和工藝程序以及壹些過早被宣布為過時的技術和工藝程序有可能形成壹種有利於自然的經濟。

　　任何國家都不能單獨生存。氣候變化或者臭氧保護層變薄所產生的影響是超越國界的。戰爭會使未參戰民族受到影響。地球的壹部分地區發生經濟危機或獲得經濟成就，也會對所有其他地區發生影響。世界社會已是壹個現實存在，然而，真正建立壹種公正合理的和平秩序還十分遙遠。

　　但是，認為有必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和平秩序的認識正在增長。共同的任務迫使人們實現和平並進行國際合作。

　　經濟權力似乎不可阻擋地集中在越來越少的人們手中，世界範圍內爭奪市場和緊缺資源的競爭已經不可避免。全球資本流動的周期日益縮短。龐大的跨國康采恩在國際範圍內製定贏利戰略計劃，破壞民主監督，並且強製政治決策。勢力擴張和追逐利潤創造了巨額財富，但同時卻使無數個人和壹大批民族受到屈辱。它們限製了我們民族國家的活動空間。全球周期性經濟危機和結構危機迫使壹些經濟地區崩潰。

　　與此同時，許多國家成功地組成了區域共同體，在工會消除民族國家邊界的地方，正在形成抗衡力量。

　　地球南部國家依附於北部的銀行、原料交易所、康采恩和國家，南部國家的獨立發展受到工業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阻礙，它們淪為東西方沖突的練兵場，又常常受到腐敗精英的剝削，這些南部國家正在爭奪它們的未來機會。貧困壓力越重，人口增長越迅猛，對自然界的破壞也日益加速，獨立養活自己的機會就越小，也就越加屈辱地依附於北部的決策。然而，窮國正在奮起反對監管與剝削，它們聯合起來並尋求自己的道路。北部也開始認識到，對於所有人來說，南部的貧困潛伏著什麽樣的危險。共同的責任意識在東方和西方與日俱增。

　　新技術，特別是信息和通訊技術，對勞動世界、公眾輿論、並且越來越多地對私人關系產生很大影響。它們對勞動質量、就業崗位和民主意向的形成構成威脅；凡是在新技術被片面用於謀取利潤或權力的地方，它都加強了操縱和監視的發展趨勢。

　　另壹方面，它們又為建立更加人道的勞動組織、增加透明度、更好地交流信息和參與開辟了新的機會。

　　國家正在變成力不勝任的修理廠。它要通過在社會福利方面的事後補救和滯後的環境保護來修補那些對生態和社會福利不負責任的經濟活動所造成的破壞。

　　然而，越來越多的人懂得，采取預防措施和改造措施是不容推卸的。

　　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正在發生變化。那些沒有固定社會聯系、而且沒有集體生活經驗的個人，常常感到自己單獨面對壹個陌生的和神秘莫測的社會。與此同時，這個社會不斷提供新的選擇機會使他們既感到神往，又覺得力不勝任。

　　然而，自由選擇的機會，只有納入個人生活設計，並且在與其他人團結互助的情況下加以利用，才會導致更多的自由與個人發展。

　　我們始終生活在男性居支配地位的社會裏。婦女在勞動和社會生活組織中受到歧視。

　　但是，婦女正在日益加強爭取自身權利的鬥爭。

　　許多人為政治目標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差距感到苦惱，他們不再對政治抱有希望，退縮到私人和小團體的圈子內，或者逃避現實，陷入新的依賴性。

　　我們社會民主黨人要證明，政治是值得所有人為之努力的。我們挺身面對我們這個時代的種種危險。我們不會被強大的利益集團嚇倒，我們努力尋求同那些敢於和我們壹道調整方向、製定規劃和實施改造的人進行對話。

　　Ⅲ.共同安全中的和平

　　和平的任務

　　人類只能共同生存或共同毀滅。這種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抉擇要求人類重新采取新的方式處理國際事務，尤其是在保障和平方面。決不允許把戰爭作為政治手段；這壹點首先適用於當今核武器、化學和生物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時代。和平不僅意味著停戰，和平還意味著各國人民在沒有暴力、沒有剝削和沒有壓迫中共同生活。和平政策也包括所有民族在經濟、生態、文化和人權方面的合作。和平世界要求所有民族都擁有自決權利。

　　和平政策必須緩解大國沖突，尋求各方利益平衡，考慮共同利益，通過地區性聯合共同對付世界大國的霸權行徑，並且以和平競賽和政治爭論文化來解決各種不同的社會製度、意識形態和宗教之間的對立。

　　和平政策必須打破軍事官僚利益集團和軍火工業利益集團的統治地位，並將軍火生產轉為民用商品生產。

　　和平政策必須以和平教育與和平研究為支柱　取和平不僅僅是政府的任務。和平需要人們為了實現民族和解、裁減武器和消除敵對形象而在世界範圍的積極投入。

　　在爆發沖突的時候，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會毀滅本來想要保護的對象。我們主張消除軍事威懾體系，建立跨越集團的安全體系，其中包括沒有武器的宇宙空間。我們主張在世界範圍內銷毀所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德意誌聯邦共和國不得生產、擁有或使用核武器、生物和化學武器。它必須擺脫壹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同時也不得謀求與別人分享這些武器。應以憲法的形式確保聯邦德國放棄核武器、生物與化學武器。

　　我們要遏製擴軍備戰的勢頭，推動裁軍進程。

　　我們的目標是阻止武器和軍備物資的出口。

　　共同安全

　　東西方都曾經試圖通過擴軍備戰實現彼此的相對安全，但為此付出的代價就是給所有人帶來越來越多的風險。

　　在歐洲，任何壹個單獨國家都不會比可能交手的敵人更加安全，因此每個人不得不為了自己利益而替別人的安全承擔責任。共同安全的原則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它要求每壹方都承認對方存在的合法性和維護和平的能力。

　　共同安全既促進緩和，也需要緩和。共同安全希望減少威脅恐懼和消除集團之間的對抗。

　　我們的目標是以歐洲和平秩序取代軍事聯盟。在此之前，聯邦德國依然要在大西洋聯盟中尋求可能實現的安全保障，但前提條件是，它既能在聯盟中體現並貫徹自身的安全利益，又能實現共同安全利益。東歐的變革削弱了聯盟的軍事意義，增強了它的政治意義，並賦予聯盟壹個新的職能：它必須在保持穩定的情況下，自行安排解散，並且有計劃地向歐洲和平秩序過渡。這也為結束美蘇兩國在其領土之外的歐洲駐軍開辟了前景。

　　在聯盟中必須貫徹主權平等的原則。聯盟必須具有防務能力，是防禦性的，並且具有緩和願望。這些政治意願必須淩駕於軍事戰略、軍事技術和軍火工業的經濟利益之上，而不是相反。和平是壹項政治任務，而不是武器技術的任務。

　　共同安全旨在銷毀壹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迅速減少並改組常規武裝力量，直至雙方在結構上失去進攻能力。應通過有限度的單方面采取措施和發出信號來加速這壹進程。其中包括大幅度削減軍備開支、減少兵力和全面停止核試驗等。

　　在歐洲建立沒有核武器和化學武器的地區有利於共同安全。我們希望建立這種地區並且把它擴展到整個歐洲。

　　共同安全方案中應有聯邦軍隊的地位。它的任務僅僅是保衛祖國。它的使命是，在結構上失去進攻能力的情況下，以自己的防禦能力阻止戰爭的發生。聯邦軍隊機構必須支持和促進裁軍進程。只有政府才能擔任聯邦軍隊的政治領導，對它們的議會監督是聯邦議會的責任。

　　士兵是身穿軍裝的國家公民。我們擁護聯邦軍隊和義務兵役製。我們拒絕對婦女實行義務兵役製。和平政策的目標就是，使軍隊成為多余。

　　我們尊重那些謀求沒有暴力的民族共同體烏托邦的和平主義者的責任感。他們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具有合法地位。我們保證人們有拒服兵役的基本權利。我們主張取消所謂良心審查。拒服兵役者的補償勤務不應令人望而生畏或為軍隊服務。

　　歐洲共同體和歐洲和平秩序

　　社會民主黨人在 1925 年《海德堡綱領》中提出建立歐洲合眾國的要求，它至今仍是我們的目標。各民主國家必須將自己的力量匯聚起來，維護自身利益，同時致力於建立整個歐洲的和平秩序。

　　歐洲共同體是劃分為不同區域的世界社會的壹個基礎。它是實現和平與社會民主的壹個機會。整個歐洲必須成為壹個和平地區。

　　歐洲共同體應通過共同外交政策為和平效力，使它的眾多民族在國際關系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共同對付世界大國的對抗。歐洲共同體的歷史前景並不是謀求自己的霸權地位。它的本質特征並不是軍事上的強大，而是在發展貿易和工業、科學技術、創造無汙染的環境和促進第三世界持續發展方面成為世界範圍內深受歡迎的夥伴。歐洲共同體必須隨時準備接納壹切歐洲民主力量作為自己的成員，並采取多種多樣的形式，加強與所有東歐國家的合作，克服歐洲的分裂。

　　歐洲共同體必須通過與地球南部國家的夥伴政策，償還歐洲殖民主義列強欠下的歷史舊債和目前不公正的經濟關系欠下的新債。因此，歐共體必須支持南部國家和力量謀求獨立、自決發展的努力，並積極建立壹種公正合理的世界經濟秩序。

　　我們希望歐洲共同體繼續發展成為歐洲合眾國。這個合眾國將保持各民族的文化認同，尊重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化習慣，保證所有公民擁有同樣的自由和同樣的發展機會。

　　這就要求歐洲議會具有充分權利，要求壹種具有行動能力的、對議會負責的政府，要求明確確定職權範圍和實現歐洲的經濟民主。我們要在整個歐洲建立社會福利國家製度。

　　我們的目標是在共同安全、互不侵犯邊境、尊重所有歐洲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基礎上，建立整個歐洲的和平秩序。所有歐洲國家必須按條約規定實現赫爾辛基最後文件的各項原則。

　　中歐、東歐和東南歐各國迅速推進的社會民主化和人道化，給整個歐洲帶來了希望。我們願意對這些國家的改革提供幫助。歐洲所有國家都必須保證實現人權，建立法治國家和社會福利國家的秩序。

　　發展全歐合作應有助於消除南北對立，通過全面保護環境，保障所有民族共同繼續生存，實現個人和集體的人權，把經濟合作擴大到相互依存狀態，保護歐洲的共同遺產並促進文化交往。為此我們還需要建立全歐性的機構。

　　德國

　　德國領土必須成為和平的發源地。我們要建立充滿生機的德國人民的責任共同體，要謀求實現兩個德意誌國家在裁軍、緩和與合作方面的共同利益。

　　德國人同所有民族壹樣擁有自決權利。民族問題服從於和平的需要。我們努力使歐洲保持壹種和平狀態，使德意誌民族能夠在自由的自決中實現統壹。兩個德意誌國家的人們將對他們在走向統壹的歐洲過程中所建立的機構共同體的形式作出決定。德國人的歷史經驗以及他們關於壹個共同歐洲的決策不允許德國再走壹條特殊道路。波蘭的西部邊界是不可更改的。

　　隨著人們不斷增加跨越邊界的相互往來和相互了解，柏林作為德國和歐洲的大都市，它的重要性將日益提高。

　　四大國對整個德國以及柏林所具有的保留權必須被全歐和平秩序所取代。

　　南北政策

　　如果不能在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實現壹種平衡，整個人類的未來就會受到威脅。在被饑餓和困苦統治的地方不會有持久和平。南方國家不應成為東西方沖突的戰場，相反，東西方應通過裁軍節省更多的資金，為世界上生活貧困的三分之二的人類開辟發展機會。

　　北方工業國家的財富是建立在剝削南方國家的基礎之上的。今天的世界經濟結構依然沿襲五百多年來的殖民主義傳統。它深受不平等的歧視性經濟關系和交換關系的影響，並且把負擔推給第三世界。

　　每個國家都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所有南方國家必須最終獲得機會，自己養活自己，保護或恢復本國的自然生存基礎；找到適合本國農業、能源供應、教育、就業、工業化、衛生醫療保健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發展模式；通過高效能的國內市場滿足本國基本需求以及保護自己的文化認同。

　　只有當婦女的勞動不再被過低估計的時候，南方國家的發展才會成功。必須承認婦女對這些國家的發展道路所起的核心作用。婦女必須在所有層面上權利平等地參與發展計劃的製定和發展項目的實施。她們必須能夠參與決定發展道路。這種發展必須也以她們的利益和需要為目標。

　　地區性聯合可以有利於加強南部國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並促進全球合作。

　　在反動力量阻止獨立發展的地方，我們支持當地的解放力量。南非種族隔離製度必須廢除。

　　南方國家的活動空間正在擴大，因為我們在自己國家正在通過生態革新對我們的工業社會進行糾正，鼓勵開發再生能源或技術，這些對於南方國家也是很有益處的。

　　因此，發展援助政策不能再作為某壹職能部門的孤立任務，在進行所有政治決策的時候，包括宏觀經濟控製、降低關稅、促進出口，以及製定環境政策、農業政策、能源政策、科技政策和安全政策的時候，都必須考慮到它們對發展援助政策的影響。

　　北方和南方國家必須首先找到壹種能夠促進持續進步、尊重生態負荷極限、並同今天的和未來的世代的需要相協調的發展道路。要獲得可持續發展，就要求在利用資源、確定技術革新方向、確定投資規模、地點和目標的時候以長遠發展目標為方向，而不是僅僅為了獲取短期利潤。為此，必須改造現有國際機構，賦予它們相應的權利。我們努力謀求建立壹個新的公正合理的世界經濟秩序，它將使所有國家都能持續發展。

　　在通往這壹目標的道路上，必須使交換條件向著有利於南部國家的方向改變，如提高原料出口收益，限製還債勞務，鼓勵從北部國家向南部國家的資源轉移，擴大公共發展援助的資金籌措和在世界範圍內對跨國康采恩進行監督。

　　如果發展中國家為了世界社會的利益，錯過了有益於保護環境的經濟機會，工業國家必須對於它們的財政損失做出賠償。

　　只有當發展中國家在有關國際組織中以權利平等的夥伴身份推動這些組織的改革時，所有這些才能成功實現。這裏主要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組織。

　　國際共同體

　　世界社會必須建立這樣壹種秩序，通過這個秩序而使和平得到保障，經濟權力從政治上得到監督，原料、技術與知識得到公正的分配，我們的自然生存基礎能夠得到持久的保護。

　　聯合國可以使我們接近上述目標。因此，它的作用必須加強。它必須成為不使用暴力處理世界內務政策的工具。我們希望從政治和財政上加強它的力量。

　　聯合國受東、西方對抗的牽製越小，就越能更好地促進和平，抵製全球性威脅和維護窮國利益。只有在各個民族國家準備賦予聯合國更多權限和任務的時候，聯合國才能應付這些挑戰。我們主張在聯合國的框架內加強國際法院，改革安理會和設立國際軍備監督委員會。必須改組聯合國及有關組織的結構，使之具有更大的行動能力。

　　社會黨國際致力於團結和加強壹切民主社會主義力量。它必須進壹步發展，以便能夠為壹個民主的世界社會指明道路。

　　Ⅳ.自由、公正和社會福利的社會：壹種共同生活和共同協作的新文化壹種共同生活的新文化

　　文化 ― 任何社會都有多種文化存在 ― 表現在人與人的交往、人與其他生物和事務的交往中。

　　文化也植根於思想 ― 世界觀傳統和宗教傳統。在這些遺產具有生命活力並在對話中經受考驗的時候，它們就會在倫理和社會方面產生推動作用。

　　文化表現在各種形式的共同生活中，表現在對弱者的關註中。社會福利國家和法治國家，還有國內和國外的和平，都是第壹流的文化成就。

　　然而，文化也必須在處理同自然界的關系中經受考驗。它要求尊重自然界本身的規律性。保護和愛護有生存能力的自然界正在成為極其重要的文化成就。

　　文化深受勞動質量的影響，包括職業勞動、家務勞動、家庭勞動和個人勞動的質量的影響。我們不希望出現任何壹種為經濟利益所操縱的文化，不希望壹切生活領域都商業化。我們希望建立壹種能夠與共同生活的文化相適應的經濟。

　　對大部分城市和市鎮的人們來說，社會文化是處處可以感受到的。地方文化體現在勞動崗位、鄰裏之間、以及就公共利益進行討論和愉快聚會中的文明交往和團結互助之中。

　　共同生活的文化正在那種能夠把必要的基本共識和必要的爭論結合起來的政治文化中經受考驗，並且不斷強化。對此，寬容是不可缺少的。

　　1.在壹個團結互助的社會中人人平等

　　婦女和男子的社會平等

　　我們要建立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婦女和男子彼此平等、自由和團結互助地生活。

　　我們要建立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婦女和男子按照自己的選擇在所有社會領域都能發揮作用，他（她）們在完成家務勞動和家庭勞動以及職業工作以後，仍有時間和精力接受教育，從事藝術、體育或社會活動。

　　我們要建立這樣壹個社會：

　　― 它不再把人們分成是具有所謂女性的或男性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的人，― 在這個社會中，不再把受人尊敬的職業工作劃歸給男子，而把受到歧視的家務和家庭勞動留給婦女，― 在這個社會中，不再教育壹半人去主宰另壹半人，而另壹半人則甘居從屬地位。

　　現實狀況是：

　　― 居主導地位的文化始終打著男性烙印，

　　― 關於男女社會平等的憲法要求並沒有成為現實，― 婦女更多地受到貧困打擊，

　　― 婦女在接受培訓和從事職業方面依然受到歧視，― 她們在經濟、科學和藝術、政治和新聞媒介領域仍然受到冷落，― 依然把私人領域的事情，把家務勞動和教育子女推給婦女，― 對婦女的歷史作用依然避而不談或加以歪曲，― 職業工作和義務兼職工作的時間長短和組織形式依舊根據男性的需要確定，― 婦女成為男人暴力的犧牲品，她們的性生活自決權利遭到藐視。

　　但是，婦女意識正在迅速變化。他們比多數男人更加痛苦地體會到，男女雙方的部分願望、能力和才智不斷地受到壓抑。許多婦女開始反對這個由男人塑造的世界，反對那些要維護這個世界的男人們。男人也日益認識到，所謂要使男人的感情和想像力服從於理性和自我實現能力，只會使自己變得更加貧乏，甚至淪於病態。

　　男女雙方都在忍受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分裂的痛苦，它使雙方扭曲變態，彼此疏遠。

　　我們要克服這種分裂狀況，我們要從自身做起。在實現法律平等之後必須實現社會平等。這並不意味把婦女整合到壹個男性世界中，而是要改造這個社會。

　　教育應使年輕人為進人這個社會做好準備。它必須幫助人們克服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的分裂，打破不斷使這種分裂重新固定化、僵化的角色分工模式。

　　我們必須重新評價勞動，並且進行另外壹種不同的勞動分配。誰若想不僅公正地分配職業勞動，而且也合理地分配家務、家庭勞動和個人勞動，誰就必須首先縮短每天的工作時間。我們首先力爭實現每周 5 天、每天 6 小時的工作製，以便使婦女和男子能將職業工作、家務和家庭勞動、義務兼職活動以及文化享受更好地結合起來。

　　我們需要製定壹個男女平等法，結束工資歧視，製定支持職業婦女的計劃。通過由婦女提出要求和幫助她們重返職業生活來實現她們在社會保障權利和公務員權利方面的平等地位。必須通過家庭負擔平衡[2]來保護孕婦及產婦，為產假及護理病人而損失的工作時間提供經費，這樣就不會因為各企業增加額外負擔而造成婦女喪失工作崗位的風險。國家的財政資助和訂貨必須以實現男女平等為條件。

　　日間托兒所和全日製學校是使男子和婦女的職業與家庭工作協調壹致的前提條件。新的居住形式，對於兒童、老人、病人以及傷殘人的分散的社會服務可以幫助家庭工作擺脫孤立狀況。

　　在政黨、工會、各種協會和聯合會從事義務工作的時候，作為陪審員、監事會成員或家長代表，婦女必須具有同男子壹樣的參與機會。在所有委員會中，婦女和男子的代表必須各占壹半；在勸說工作不能實現這個目標的時候，需要製定法規。為了實現男女政治平等，必要時可修改聯邦、州和鄉鎮的選舉製度。

　　未來要求我們大家，婦女和男子們，從事許多長期被當作只有女性才做的事情：我們必須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關心他人，用智慧戰勝突如其來的困難，尤其要同他人進行夥伴性的合作。

　　要想建立人性化的社會，必須克服男性統治的世界。

　　幾代人的共同生活

　　在壹個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同越來越少的青年人共同生活、而這種共同生活的形式和條件都發生了明顯變化的社會中，建立壹種團結互助的關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必須維護、擴大、保護和支持這種關系。

　　文化和技術方面的迅速變化可能加劇幾代人之間的緊張關系。我們的文化政策、教育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旨在使這種緊張關系轉化為有益於全社會的成果。決定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間的關系的，不應是隔膜和競爭，而應是經驗交流和團結互助。

　　家庭和其他生活共同體

　　社會的變化反映在生活形式和兩性關系形式的變化中。人們在他們的生活共同體中尋找愛情、安全、承認和溫暖。為此，他們建立了多樣化的長期的結合形式，其中婚姻是最常見的。它同家庭壹樣受到基本法的特別保護。但是我們認為，所有形式的生活共同體都有資格得到保護和法律保障。不允許歧視它們，包括不能歧視同性生活共同體。

　　作為成人和子女生活共同體的家庭是以父母和子女相互承擔責任為條件的，子女長大成人並不意味家庭的結束。不應該把屬於社會福利國家的任務推給家庭這個互助性團體。

　　對於職業和社會生活的過份要求也會對家庭產生沖擊。並非所有在無情競爭的職業世界中無法實現的需要都能在家庭中得到滿足。因此，我們必須對勞動世界進行變革，以便使婦女和男人能夠在家庭中以夥伴的身份為雙方、為他們的子女承擔責任，為維持生活、教育和家務勞動做出同樣的貢獻。

　　家庭和其他生活共同體對每個人的個人發展是絕對必要的。因此，它們必須得到國家和社會的承認、保護和支持。國家和基層行政機構有義務對家庭的物質負擔至少給予部分補貼，使壹些家庭不致受到虧待，特別要準備向單身撫養子女的人、有患病子女和傷殘子女的家庭和有需要護理家屬的家庭提供幫助。

　　我們要建立壹種不要使婦女感到非墮胎不可的生活環境。然而我們知道，我們不能解決人際之間的壹切沖突。對墮胎進行法律懲罰並沒有達到保護胎兒的目的，相反，它壹直導致婦女受到更大的威脅和侮辱。刑法並不是解決墮胎沖突問題的合適手段。因此，我們希望在刑法之外做出必要的法律規定。

　　我們要保護胎兒，但必須遵從而不能違背婦女的意願。因此，我們承認婦女的責任和自決權利。

　　兒童

　　我們要建立壹個關愛兒童的社會。兒童需要鼓勵，以便使他們能在壹個變化莫測的世界中把握方向。他們需要壹種符合他們愛好和興趣的教育製度，從中得到幫助和激勵。他們需要遊戲和活動的空間。他們需要保護，以防止身心受到過重的壓力，免遭暴力，並防止他們無節製地沈迷於媒體消費。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希望，兒童能夠作為獨立法人受到尊重。在進行政治決策時，要比以前更多地考慮兒童的利益和需要。因此，除了對家庭進行資助之外，有必要在城市和鄉村發展的框架內，首先是在住宅建設、交通規劃以及在提供足夠的幼兒園和日間托兒所方面確保實施壹種堅持不懈的關愛兒童的政策。

　　青年男女的未來

　　青年人的現實生活現在已發生了根本變化：青年人上學的時間更長了，所擁有的學歷更高了，許多青年由於社會狀況的改變可以獨立地生活。但是青年失業、環境破壞以及核威脅使青年的價值觀念和生活要求發生變化和分化。青年時代已成為壹個獨立的生活階段。青年的價值取向和生活要求發生了變化。目前，絕大多數青年對社會改革和個人生活前景的要求與日俱增，尤其是青年婦女更是這樣。青年人受新聞媒介和業余消閑工業的影響前所未有地增大。保守主義力量企圖把青年中的社會分裂固定下來，並使個人的生活要求轉化為貫徹個人主義化的戰略。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堅決反對。個人的發展只有在所有人都獲得有保障的社會福利機會的基礎上才有可能。

　　青年喜歡自己塑造生活，嘗試各種不同的生活形式和交往形式，試驗各種文化表現形式。為此，他們需要擁有物質上的獨立性。所以，我們主張實行壹種符合青年需要並且不依賴父母的教育資助。最低社會保障也應包括那些沒有工作的青年。我們將給予所有青年人獨立生活的機會。因此，必須使所有青年男女都能有壹個接受培訓的位置，並且在接受培訓之後有壹個勞動崗位。所以我們要通過分攤稅款籌措經費的辦法創造新的、高水平的以及面向未來的培訓位置。為了使年輕婦女有同樣的機會，必須把全部培訓名額的壹半留給婦女。

　　為了使青年能自己負責安排業余時間，而不依賴於商業的供給，我們要擴建公共的和自己管理的青年業余活動機構和文化機構。同時也需要促進青年社團工作和青年政治工作。我們希望，中學生、接受職業培訓者以及大學生能獨立自主地行使壹切民主權利，維護自身利益。必須增進德國青年和外國青年之間的相互認識和理解。我們要為建立壹個超越歐洲範圍的團結互助的多民族共同體做出貢獻。

　　政治教育是青年工作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政治教育不限於傳播知識。政治教育應當培養實際行動能力，樹立同情心、團結互助精神和責任意識。我們之所以要在青年工作中加強政治教育，就是因為把學習和實踐結合起來可以提高把握未來的能力。

　　老年人

　　今天人們對於進入老年的感受已與過去不同。新的生活前景的發展並不會由於退出職業生活而告結束。確切地說，老年人從此開始了壹個生活條件發生變化的新階段，對於許多人來說，這是壹個充滿新的內容和新的生活機會的階段。

　　對老年人來說，繼續接受教育和社會參與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他們應該能夠通過不同的組織形式表達和維護自己的需要和利益，闡述和檢驗自己的觀點。老年人也必須有機會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履行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我們要鼓勵他們這樣做。

　　老壹代人的生活和工作經驗對於所有人來說都是十分寶貴的。為了能在幾代人之間進行合理的任務分工和協作，必須打破那種關於教育時期、就業時期和退休時期的僵硬劃分。

　　同以往壹樣，老年人的生活仍與社會風險及個人風險聯系在壹起。生活早期階段獲得的社會福利國家資助和團結互助的資助也會提高老年階段的機會平等。

　　使所有人獲得有保障的養老金，確保抵禦風險的關懷，提供多種居住形式，對於城市與社會福利進行計劃，使人們能夠具有壹種獨立生活和自我選擇的生活方式，這些都將有利於老年人權利平等地、負責地參與社會生活。必須擴建社會服務並使之網絡化，這樣可以使老年人盡可能長時期地生活在熟悉的環境中。對於老年人的家內護理來說，對家庭采取補充措施和支持措施也是十分必需的。

　　我們要防止老年人感到孤獨。我們要力爭使他們的個人尊嚴受到保護，使他們的生活成就得到社會承認。

　　各種文化之間的團結互助

　　各種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人們共同生活在聯邦共和國。歐洲各國已成為具有跨國文化的國家。正像很多外國人生活在德國壹樣，很多德國人也生活在國外。在德國的很多外國公民仍舊深受文化和社會孤立的痛苦，常常成為歧視的犧牲者，特別是他們的子女，生活在不同文化之間，更覺痛苦。

　　文化的多樣性豐富了我們的生活。因此，我們要盡壹切努力促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尊重與合作，使它們能夠相互融合和相互分享。

　　我們要改善外國人的居留權，使他們有參加地方選舉的權利。對於受政治迫害的人來說，政治避難權必須繼續成為壹種不受限製的基本權利。這包括由於性別和種族原因而受到政治迫害。夫妻雙方均享有獨立的居留權。

　　消除階級社會

　　我們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存在著舊的和新的特權。收入、財產和機會的分配不公使社會分化為兩部分。壹部分人支配別人，而另壹部分人受別人支配，他們的自決權和政治參與權也因此很快就受到限製。這影響到政治和國家事務方面的意誌形成。

　　我們謀求建立壹個自由、平等、沒有階級特權的團結互助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人都平等地決定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民主社會主義所謀求實現的那種新的、更好的社會製度是壹種擺脫階級限製的社會。我們要通過取消特權和完善民主製來實現這個社會。

　　2.未來的勞動和業余時間

　　勞動的意義

　　勞動不僅是生存條件，也是人類存在的決定性維度。人們通過勞動不僅創造生活所必需的資金和服務，同時也決定了自己的生活狀況。勞動滿足了人們的需求並帶來了新的需求。勞動和自然界是財富的源泉。

　　要付出多少勞動，如何去組織、設計和分配勞動，這壹切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取決於社會力量對比和文化傳統。這也同樣適用於職業勞動、家庭勞動、集體勞動和自由個體勞動。所有這些勞動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它們共同決定著我們的生活質量。勞動分工和勞動組織、勞動時間和勞動範圍、勞動內容和勞動形式都是由人來實現的，因而是可以通過政治進行改造的。任何壹種形式的勞動都創造價值，能夠滿足人們的需要並使人們致富，但也造成了異化並增加了痛苦。任何壹種勞動形式都要依賴其他勞動形式，它們共同決定我們的生活質量。

　　勞動的苦與樂始終是人類生活的組成部分。通過創造性地使用材料、工具和機器，通過勞動設計、規劃和組織，通過履行職務以及通過與社會、企業及家庭中的其他人的合作與分工，人的個性得到了發展。勞動的痛苦是由於負荷過重或要求過低，由於健康傷害和有損尊嚴的勞動，由於勞動的壓迫和異化。非人道的勞動分工或與社會隔絕的勞動所產生的後果也能造成勞動痛苦。

　　勞動的歷史同時也是技術的歷史。技術能夠帶來財富和人道的舒適條件，能夠減輕勞動強度。但是，技術的社會應用也會給那些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幾乎壹無所有的人們帶來貧窮、疾病、依賴性和異化。

　　我們的未來主要取決於我們如何從事勞動。我們的社會把勞動分成職業勞動和無報酬的、但又是社會所必需的家務、家庭與集體勞動，這種勞動分工和評價都是不公正的，這種不公正表現為不同的勞動和生活條件以及兩性之間不同的發展機會。

　　職業勞動對於人們的意識和自我意識具有重要意義。它使人們獲得獨立並得到社會承認，它決定生活條件和發展機會，有利於人們在社會和政治方面的熱情投入，保證了人的物質獨立性。

　　社會必需的各種形式的勞動必須得到同等評價，必須在男女之間進行平等的分工。在職業生活中，不允許對從事家庭勞動和集體勞動的人進行歧視。

　　通過發展生產力所獲得的社會財富使我們能夠大大縮短職業勞動時間並增加改善勞動和生活狀況的機會。這樣，就能夠實現社會民主黨人的目標：

　　― 普遍富裕和社會安全；

　　― 擴大社會基礎設施；

　　― 公正地分配勞動和生活機會；

　　― 在男女之間公正地分配各種形式的必要社會勞動；― 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和繼續教育的機會；

　　― 為家庭和私人生活、消閑和社團工作提供更多的時間；― 從事創造性活動和分享文化生活；

　　― 在勞動中謀求自我實現；

　　― 改善勞動質量；

　　― 增加多種可供選擇的勞動組織形式；

　　― 擴大經濟領域的參與決定權和民主化。

　　職業勞動的結構變化

　　今天，勞動正經歷徹底的結構變化。在職業勞動中，結構變化表現為在生產、服務、管理方面實現靈活自動化，表現為新的通訊技術和控製技術的采用，生物遺傳技術的應用，以及新材料、新的生產程序、新產品和新式服務的迅速傳播。

　　人們必須處理日益增多的信息，適應日益迅速的變化。計劃和發展、控製和監督、發現和糾正錯誤都具有重要意義。在將來，所有人都要掌握比現在更多的信息，學習更多的新知識。

　　人的勞動強度和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壹方面可以增加生活質量、富裕程度及業余時間，但另壹方面也會引起失業率上升，把許多人排擠出職業生活，使人們增加新的肉體和精神 ― 心理負擔，結果造成來自勞動世界的新的風險和威脅。

　　勞動者面臨的風險

　　由於這些變化的規模和持久性，很清楚：沒有自覺地對勞動權承擔義務的新的勞動政策，大規模失業就會始終是壹個核心的社會問題。那時，長期失業者所占的比例繼續增大，越來越多的老人或殘疾人、缺乏專業技術的人、婦女、青年和外國人都被排擠出勞動市場，並且不受（法律）保護的勞動關系的數量日益增加。

　　這些將導致生活狀況嚴重兩極分化，使我們國家分化為富裕地區和貧困地區。男女雇員之間的競爭將尖銳化，團結互助變得更加困難，新形式的不平等在不斷發展：與每個人的出生時間、性別、國籍、居住地 ― 例如是生活在共和國的北部還是南部，是生活在農村還是人口密集的工業區 ― 相比，學習技術和創造成績的意願變得無足輕重。與此同時，不僅養老金領取者的人數在不斷增加，在職人員的平均年齡也在逐漸提高。

　　資本和被忽略的需求都大量存在。鑒於我們的社會擁有如此多的財富，鑒於尚有許多未完成的工作，大規模失業只能表明社會失靈，這種狀況長期持續將危害民主製度。我們的社會並不缺乏需要從事的勞動。

　　製定壹項新的勞動政策

　　勞動權利是壹項人權。力求實現充分就業是壹個民主的和社會的法治國家的責任。失業不是個人的暫時依靠保險就能解決的問題。失業是由於社會原因造成的，因而是壹個需要政治解決的問題。

　　大規模失業給各國人民造成的經濟和社會負擔越重，人們就會越加經常地試圖利用貿易保護主義，以犧牲別國利益來為本國經濟撈取好處。

　　與此相反，我們認為，有關國家采取聯合行動來反對大規模失業是絕對必要的。而聯合行動的前提是：我們要準備在自己的國家裏實施壹種有效的就業政策。

　　采取以下壹系列措施是必要的：

　　― 為所有人創造有意義的、長期的就業崗位，― 有效而迅速地減輕環境負擔，特別要減少能源消耗，― 創造人道的勞動條件，

　　― 堅持聯邦共和國作為國際上具有競爭能力的工業基地的地位，― 鼓勵人們提高知識水平、勞動熱情和創造性，― 推動新的社會發展和文化發展。

　　很多人都非常缺乏生活必需品。實行更公正的收入分配是為了實現社會平衡，創造更多的需求，從而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

　　生態革新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同樣，清理陳舊設施，以及發展環保措施、發展有益於大自然的農業、改造交通設施和能源系統都會增加就業機會。在節約能源、實現能源供應分散化、進行垃圾再處理、用有益於環境的產品替代有害於環境的產品的時候，都會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對城市和農村必須進行更新，要建造住房，實現住宅現代化，擴建城市間短途交通網絡，保護文化古跡。

　　對社會服務的需求也在增加。我們希望改善公共服務設施，特別要擴大對那些受歧視的人們和集團所提供的服務。教育、繼續教育、文化、科學研究都需要人。孩子必須有人照管，青年工作要有人來做，病人和越來越多的老人需要人的護理，外國人和他們的孩子需要有人幫助去適應環境，殘疾人需要人的照顧和康復，預防不良癖好的工作要有人做，具有不良癖好的病人要人來治療，精神病人要有人陪伴，刑事犯需要有人幫助重返社會，幫助實現自助的工作需要有人來組織。這些社會服務必須組織成壹個覆蓋面很大的、流動與定點相結合的協作網。

　　縮短勞動時間 ― 有助於實現充分就業和自主支配時間我們希望利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來縮短勞動時間。但是，在這裏，縮短勞動時間並不意味著自動縮短機器運轉時間。縮短勞動時間就是在將來也是對於進壹步提高生活質量的重大貢獻。它減輕了職業勞動負擔，為職業勞動之外的必要活動創造了活動空間，為消遣、文化和社會活動提供了時間，它創造了就業崗位。

　　如果全體婦女和男子都有可能從事職業勞動，縮短勞動時間就更為必要了。要實現家務勞動的分工合作，每天的職業勞動時間就必須減少。因此，我們力爭實現每天工作 6 小時，每周工作 30 小時的法定職業勞動時間。

　　在減少法定勞動時間的同時進行公正的收入分配更為重要。因此，應當對不同收入集團的工資和薪金按不同幅度提高。

　　只有為了雇員的利益、而且為了使集體利益得到保障而實行的靈活勞動時間才能使人們獲得更多的支配時間的自主權。同時，要註重保持有益於健康、有利於發揮個人工作效率和改善社會關系的勞動節奏。星期六不得成為正常工作日，星期日勞動只有在萬不得已的特殊情況下才能允許。夜間勞動有害健康，所以，我們要把它限製在例外情況的範圍內。對於加班加點必須從法律上予以限製，如果人們在非正常時間勞動，勞動者有權要求得到相應補償。

　　所有男人和婦女都應該獲得縮短或中斷職業勞動的機會。這是― 為了加強對子女的教育，

　　― 為了接受繼續教育，即使只有壹年時間，

　　― 為了照顧老人、病人或殘疾人，

　　― 為了順利地向退休過渡。

　　我們將設法在上述情況下使勞動崗位和社會保險能夠在法律上得到保障。我們將製定資金籌措的模式並與勞資協議各方共同貫徹實施。除此之外，我們希望通過勞動法創造壹種機會，使就業者在暫時脫離勞動生活以後能夠重返工作崗位。

　　不允許締結不受法律保護的勞動關系。必須禁止租借勞動。我們要求製定壹部勞動法典，以便將所有就業關系置於統壹的勞動法律保護之下。對於各種形式的職業勞動必須作為正常勞動關系給予保障。這並不意味維持壹成不變的勞動時間結構，而是要使所有形式的職業勞動都得到勞動法和社會法的法律保護。在可能的情況下，我們希望不要為失業、而要為創造勞動崗位提供資金。我們希望為每個失去工作崗位的人提供新的工作或更多的培訓機會。

　　創造人道的勞動環境

　　我們對於塑造職業勞動的要求是：人道化、專業技術化和民主化。這三項任務是相輔相成的。

　　人道地改造勞動世界首先要求，人不能受到有損健康的勞動條件的傷害。不能接受有損健康的勞動材料、噪音、高溫、煤氣、射線和塵埃，也不能接受那些加重單調感和神經負擔、加強控製和異化並使自身責任感降低的技術。在所有職業中，勞動條件和勞動要求也必須適應那些因缺少專門技能、健康受損或由於年老而處於弱勢的人。

　　因此，我們要繼續發展勞動保護和健康保護，促進符合人道的技術工藝和組織形式。國家的任務是：在試驗用新的方法解決企業問題的時候，對於勞資協議各方，經濟界和科學界給予支持，同時要註重傳播關於人道地塑造勞動世界的知識。

　　為了實現勞動世界的人道化，除此之外還要求關註培養人的創造性、組織能力、專業能力和社會能力。人們需要有意義的勞動內容，擴大活動空間，有更多的自主性，提高專業技能以及加強共同決策和參與。

　　所有職工只有通過更好的專業培訓，才能改善勞動質量。所有職工應該在從事職業勞動期間享有終生接受培訓和繼續教育的權利。這個問題應該像延長為了接受文化教育而安排的休假那樣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

　　新技術使創造新的勞動組織形式成為可能。應改變單調勞動和過細的勞動分工，夥伴式的合作應該成為準則。這些不僅符合人的要求，而且也能成倍提高生產效率。只要技術革新能使等級強製下的勞動變得多余或者被廢除，從而使企業勞動實現分散化和民主化，就必須利用這種機會。在職業勞動的很多地方，人們已經用集體的和個人的創造取代了異己決定，這已不再是空想。

　　那些在職業勞動中筋疲力盡、麻木不仁或受盡屈辱的人們，是不可能在業余時間彌補這些創傷的。因此，本著人道的、民主的和社會的原則來組織勞動是使人們獲得有尊嚴生活的決定性因素。勞動世界的人道化要求各個層次的技術和組織部門創造符合人尊嚴的勞動條件。同時，必須考慮到人們不斷提高的要求。

　　實行民主化的目的在於實現勞動解放。它必須由勞動者自己在擴大參與決定職權的情況下實現，使自己從經濟奴仆變成經濟公民。

　　因此，男女雇員必須對於以下問題進行參與決定：按照什麽目標、以什麽組織形式、在什麽時候完成什麽工作？當需要對新的就業機會、對工作崗位的生態和社會標準作出決策時，參與決定依舊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將為此，包括為公共服務業，創造法律的先決條件。

　　家庭勞動

　　兒童教育和家庭勞動使我們的社會充滿生機。它們必須得到社會承認和社會福利方面的保證。職業勞動人道化、勞動時間的減少以及職業工作的合理分配，這些都有助於搞好家務勞動和家庭勞動。同職業勞動壹樣，家務和家庭勞動也是男女雙方的共同任務。家務和家庭勞動同其他勞動形式壹樣，向人們提供了自我實現的機會，但如果負擔過重也會妨礙人的自身發展。

　　在住宅附近的職業勞動崗位可以改善生活質量並便於職業勞動與家務和家庭勞動的銜接。必須保持並重新創造這樣的聯系。符合家庭需要的住宅，分散性的購物機會和擴建地方基礎設施有助於使職業勞動與家務、家庭勞動之間的關系相互協調。

　　必須把教育和護理子女的時間計算在養老金條件之內。兒童 3 歲以前，父母應該有權得到帶薪的家長休假。為教育子女而暫停職業工作的人有權要求重返工作崗位。在招聘和職業晉升時要考慮安排教育和照料子女的時間。此外，還有繼續接受技術培訓以及鼓勵才能和愛好的合法要求。

　　自由活動和休閑

　　人們的生活是在勞動與休息，緊張與松弛之間有節奏地進行的。隨著職業工作時間的縮短，可供自由支配的時間增多了。我們不想聽任娛樂商業完全占據這些新贏得的時間。每個人都必須獲得用於改善鄰裏關系或環境，完成工會工作或政治任務的機會。必須使所有人都能夠按照自己的選擇發揮創造力。社會必須為此改善前提條件。

　　文化生活

　　教育的目的

　　我們認為，教育的目的不只是為了職業和繼續晉升對人們進行教育和技術培訓，教育的自身價值在於人的發展。

　　教育應喚起人們對自己傳統的認識，並使人們有能力了解自己和他人，理解不同的文化和人。教育應該開辟這樣的機會，即：自主地從事勞動，利用職業勞動和家庭勞動以外的業余時間去從事個人工作、藝術和文化活動以及社會政治活動。教育必須使人們有能力批判地對待社會和勞動世界的要求，並共同對社會和勞動世界的參與改造施加影響。教育應該幫助人們了解我們這個日益復雜的社會，幫助人們明智地利用技術和生產資料並保護自己的自然環境。教育應該促進創造力的發揮並使人們能夠對付消閑娛樂業和信息的泛濫。教育應該幫助青年人了解人類的基本經驗並從中吸取經驗，不斷成長。

　　不論是情感還是理智，不論是思考能力還是實踐能力，都離不開教育。教育應開發人的天性，使人們能夠為他人承擔責任，磨練團結互助的精神。

　　教育必須使人們能夠用豐富多彩的歐洲文化來豐富自己的生活。

　　多方面的教育也能幫助人們為勞動生活和職業工作進行合理的準備工作：在壹個需要團隊工作和共同思考並且不斷完成新任務的勞動世界中，教育內容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越小，就越容易完成職業工作和取得成就。

　　教育必須向所有人敞開大門。必須在財政上對中小學生、受培訓者和大學生給予資助，使他們不依靠父母的收入、而是獨立自主走上自己的職業道路。合格的學校教育和初級技術培訓將為人們終生學習和參與社會的、文化的及政治的活動創造機會。

　　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

　　我們認為，教育事業中機會均等是不能放棄的原則。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們更加接近了我們所奉行的教育面向全民這壹目標。我們為所有階層的兒童打開了接受合格教育的大門，延長了義務教育的時間。婦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多地接受教育和培訓。

　　我們的教育事業面臨新的挑戰。隨著質量的提高，數量也必須擴大。

　　我們要使普通教育同政治教育和職業教育融為壹體。這種做法適用於所有教育機構。

　　我們希望開辦全日製學校，因為這種學校促進機會均等，使社會化的學習以及使傳授知識、集體工作和娛樂的交替成為可能。

　　學校必須面向勞動世界，必須向城市和鄉鎮實行開放，同地方生活緊密聯系起來。我們希望，在學習生涯的選擇方面，當事人能有更多的參與決定權，在教育機構中能有更多的師範教育活動空間。國家製定的框架條件必須是根據當地形成的意願能夠加以滿足的。我們鼓勵嘗試新的學習和授課形式的實驗學校。

　　我們希望男女青年、外國兒童和德國兒童、殘疾兒童和健康兒童都能共同接受教育，以便消除偏見和歧視。

　　我們要求傳授知識同社會學習聯系起來，這有助於對付勞動世界日益增長的競爭壓力。

　　社會民主黨的教育政策是要促進全面提高而不是挑選尖子。我們希望學校提供更加多樣化的教育機會和結業形式，能夠考慮學生不同的興趣愛好和能力，分別給予不同的鼓勵，並更多地實現機會均等。綜合性學校最適合於實現我們的教育政策目標。

　　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

　　職業教育對於個人發展和職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所以，每個年輕人都有權利接受這種教育。這種教育必須使他們有能力從事壹項職業，定期接受繼續教育並共同建設我們的公共事業。因此，培訓必須包括廣泛的職業基礎教育，既要傳授職業的特殊能力，也要傳授跨越各種職業的壹般能力。國家對於雙軌製的職業教育負有特別的責任。

　　已婚和未婚婦女在職業教育、繼續教育和進入勞動世界等方面不得遭受歧視。

　　迅速的結構變化需要對繼續教育和中小學基礎教育及初級職業教育同等地加以促進。因此，必須擴大壹般性的、職業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繼續教育，作為地方行政機構必須完成的任務，並成為教育事業的第四大支柱。特別是對於那些在職業生活和職業培訓方面遭受歧視的人們，或者由於技術發展使其職業知識貶值的人們，國家必須使他們獲得能夠從事新職業的技能。

　　作為與企業組織的繼續教育對等的平衡力量，充分提供國家興辦或國家資助的繼續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企業必須承擔壹部分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的費用。

　　職業生活中可供支配的接受繼續教育的時間至少應相當於初級職業培訓時間。

　　高等院校、科學與研究

　　開放高等院校依然是我們的目標。那些在職業工作或其他社會活動中獲得才幹的人也應能順利地進入大學和接受繼續教育。研究和教育必須比以往更多地重視勞動世界的問題。

　　高等院校中的所有群體都必須得到有效的參與決定權。我們希望擴大高等院校的改革和新探索的活動空間。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必須得到與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同樣的資助。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不可分割地同屬於壹個整體。

　　我們要盡壹切努力，使科學和研究的質量保持國際水平。

　　學術自由和責任是彼此相互製約的。作為科學家，有資格向社會要求研究自由，但是必須準備為研究成果的應用後果承擔責任。社會必須保障科學自由，保障每個科學家免受國家和經濟權力侵犯的自由。自由的、毫無阻礙的學術爭論以及不斷公布研究成果都屬於科學自由的範疇。

　　我們憂慮地看到，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迫使研究服從於軍事目標或單純經濟目標的研究機構。它們束縛了可供使用的研究潛力，妨礙了其他可供選擇的科研投入。由於這些機構從不公開自己的研究成果，因而妨礙了對問題的認識過程。

　　按壹般規律，科學研究只有在涉及研究成果應用時才會接受社會監督。但是，如果科研計劃違背倫理標準或導致無法承受的風險，立法機構必須禁止這類研究方法和程序。這主要是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研製，用活人進行醫學實驗，對個人權利的侵犯和遺傳技術的發展，特別是改變人的遺傳基因。

　　我們希望公開討論科學程序的審批並建立倫理委員會，以便通過這些途徑對那些在倫理道德方面存有疑問的實驗進行社會監督。如果是人的尊嚴、生命權利或自然保護的需要，國家就有權利和義務通過發布禁令和命令對科學研究進行幹預。

　　民主製中的文化工作

　　工人運動從壹開始就被理解為也是壹場文化運動。它繼承了歐洲人道主義和啟蒙主義傳統，主張藝術風格的自由，並致力於使所有人都能參與分享文化財富。實現上述目標依然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的文化的概念遠遠超出文學、音樂、藝術和科學的範疇。正是在壹種廣泛的共同生活的文化中，這些社會邊緣領域已經移到社會的中心。

　　不斷增多的業余時間增加了人們從事自己文化活動的機會。通過個人的文化活動，人的思維能力和感情認知能力、想像力和創造力都得到發展，並從中形成了也決定我們民主未來的價值觀念、榜樣形象和思維模式。我們將竭盡全力同那些蔑視人的價值的思潮和派別，例如新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進行鬥爭。

　　在文化政策和文化工作中，我們遵循我們的基本價值觀念和傳統。我們要鼓勵批判意識，提倡便加積極、更加團結友愛地建設生活，推動個人和社會的解放。

　　我們知道，只有從自己黨的內部，從黨的交往形式、工作方式以及接受和消化各種文化推動的能力方面開始社會民主黨的文化工作，我們才能對社會文化生活施加自己的影響。

　　我們鼓勵在不同集團和方案、不同市區和住宅區所呈現的多樣化的文化表現形式。藝術必須成為盡可能多的人的事情。我們要排除阻礙人們享受藝術和教育的障礙，只要這些障礙不是存在於文化作品本身。

　　壹種豐富多彩的、多方面的文化生活是與產業標準化的休閑消費相對抗的。我們認為，文化生活並非僅僅是各種彼此沒有聯系活動的總和。我們要使不同的生活環境和局部文化之間相互碰撞。相互辯論和挑戰是文化富有生命力的表現。

　　藝術和文化需要公開展示的場所。為此創造前提條件並對藝術家給予鼓勵是政治應盡職責。製定和推行文化政策是國家的壹項義不容辭的任務。國家決不是文化監護人，而應該是文化多樣性的保證人。

　　媒體的責任

　　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日益受到媒體，特別是電子媒體的影響。與此同時，由本國和國際康采恩統治的新的媒體產業對文化生活、人們的情感和思維的影響力也在顯著增加。

　　我們社會民主黨人主張文化和新聞工作的多樣性。我們要保證和擴大媒體擺脫國家、擺脫強大經濟和社會集團控製的獨立性。我們要求所有在新聞部門工作、特別是從事節目製作和編輯工作的人們擁有參與決定權。

　　報紙、雜誌和書籍能向人們透徹和廣泛地提供信息，即使在電子媒體時代，它們也保持著自己的特殊意義。我們的文化依賴於讀書，我們要鼓勵讀書。

　　具有公法性質的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的責任是提供必不可少的基本服務。它包括廣泛地提供信息，提供政治意見形成、娛樂、教育、咨詢和文化等方面的節目。因此，必須繼續保證公法廣播電臺的存在和發展。這類廣播電臺首先應保證不受黨派政治的影響並在經濟上具有獨立性。我們期望這類廣播電臺在節目安排時做到：不要把播放節目的收視率作為惟壹的標準，不要為了相安無事和壹碗水端平而取消批評性的和引起爭論的文章。在新聞和娛樂性節目中，我們支持壹切以批判眼光審視現實並具有新思想的人。

　　必須促進德國和歐洲的電影事業。電影的發展有助於保持歐洲的、歐洲各國和各地區的認同感。

　　體育

　　體育是文化的壹個重要部分。它能促進生活質量的提高和生活樂趣的增長。為此，我們從工人體育運動中接受了發展全民體育的基本原則，並由此把我們的主要註意力放在普及體育運動和傷殘人體育運動上。與此同時，我們也支持不損害人的尊嚴並保證運動員自決權的競技體育。為了保證這些條件，有時還需要采取法律措施。聯邦、各州和市鎮必須同承擔相應責任的體育組織建立壹種夥伴關系，共同促進體育事業的發展。

　　3.實現社會公正，建立團結互助的社會

　　體現團結互助的社會福利政策

　　社會福利政策要使作為整個社會主導思想的團結互助精神發揮作用。因此，我們認為，它是壹種社會結構政策，是全部政治行動的壹個維度。

　　團結互助並不能代替個人自身責任，它也不會忍受任何監護。團結互助的作用是通過提供幫助實現自助。工人運動經過幾代人的奮鬥建立了社會福利國家。我們將維護和發展它。

　　在團結互助的共同體中，青年人為老年人、健康人為病人、健全人為殘疾人、就業者為失業者承擔責任。我們反對把抵禦基本生活風險變成壹種純粹私人的事情。

　　把社會福利政策僅僅局限於消除已經出現的傷害是不人道的，而且在財政上將很快無力承受。最有效的保護是通過預防來實現。社會福利政策不應只起修補作用，僅僅應付已經出現的問題，而應防患於未然。它應使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符合人的尊嚴。旨在保護健康的生態政策、勞動人道化、克服失業、更公正地進行收入分配，是預防性社會福利政策的中心任務。

　　我們要求提供數量足夠的有益於健康和價格低廉的、適合於家庭或單身需要的各種住宅。居住，如同工作和接受教育壹樣，是壹項基本權利。每個人都有權利要求符合人的尊嚴的住宅。必須以壹種符合社會福利的租賃法對租房者給予持久、切實的保護。幫助那些不能憑自己力量滿足自身合理居住要求的人和在住宅市場上遭到拒絕的少數群體，這是國家和社會的任務。因此，建造社會福利住宅，同建造出租住宅和自有住宅壹樣，始終是不可放棄的。

　　獲得社會保障的權利

　　《基本法》關於社會福利國家的規定責成國家履行社會福利責任和實現社會公正的義務。

　　社會福利國家的支柱包括：由國家擔保的社會保障和分享，可以訴諸法律的領取社會福利金的合法要求，獲得法律保障的雇員地位。

　　人們是根據合法權利還是作為接受慈善捐贈而獲得社會福利金，它們在勞動關系中是屈從於雇主專製，還是完全像企業主那樣履行自己的合法權利和義務，這涉及到人的尊嚴。享受社會救濟的人不應受到歧視。

　　社會保險必須是可靠的。經濟政策、財政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應彼此協調壹致，使全部政策以基本法的社會福利國家規定為標準。

　　用改造社會福利取代削減福利

　　社會福利政策也適用於質量優先於數量的原則。要想阻止削減社會福利，就必須推動它的改造。

　　必須遏製贏利企圖，打破官僚主義的僵化。必須使社會福利接受者的利益能夠得到充分實現。

　　社會保險在經歷了壹個世紀之後衍生出眾多的分支機構。社會福利法種類繁多，很難讓人們壹目了然。職業等級的劃分導致對相同情況不能壹視同仁。我們要克服這種狀況。

　　我們的目標是要實行這樣壹種社會保險：

　　― 在情況相同的時候，對所有人同等對待，

　　― 對所有人都應要求按其實際財力承擔費用，― 積極加強自我管理，

　　― 通過幫助實現自助，

　　― 消除對婦女的歧視，

　　― 促成家庭與職業之間的協調，

　　― 將獨立經營者納入保險體製，

　　― 保證殘疾人加入保險者行列。

　　我們要建立壹種與收入掛鉤的社會基本保障，它是對那種把個人繳納保險與享受福利相掛鉤的保險製度的補充，而不是取代。這壹基本保障應能在人們年老、傷殘和失業時滿足他們的生活需求。社會基本保障應使社會救濟回歸到對於那些處於特殊困境的人提供資助，並簡化社會福利法。這種社會保障的附加費用應從稅收中籌措。

　　我們將力求使養老金繼續得到保障。因為領取養老金者越來越多，繳納養老保險費的人越來越少，所增加的負擔必須在正在繳納保險費的人、退休者和國家之間合理分擔。不利的年齡結構對於特殊護理和補充護理也產生了不利影響。因此，必須逐步使幾種老年保險體製相互協調。所有人都必須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選擇合理安排養老金和勞動收入的比例。

　　用資本和能源取代人的勞動的企業所繳納的社會保險費越來越少，而勞動密集型企業所繳納的社會保險費越來越多。我們希望，雇主繳納的社會福利保險費能夠以企業的效益、即創造的價值為依據。

　　衛生事業的改革

　　我們謀求建立這樣壹種醫療保險，它使投保者的利益優先於臨床醫生、牙醫、醫藥工業、康復藥品和輔助醫療手段的供應商、以及醫院經營者的利益。醫療保險機構必須做到維護投保者的權利，使它不致受供應商利益的侵犯，並且使投保者在疾病預防和享受價格低廉、富有成效的醫療方面得到更多的實惠。

　　我們的衛生事業在防治傳染病、搶救重傷者、實行外科手術方面是極有成效的。但面對數量日增的患有慢性病、心理疾病和精神病的病人，卻常常壹籌莫展。克服各種不良嗜好的危害是全社會的壹項極其重要的任務，在這壹方面也應實行幫助先於懲罰。

　　預防醫學和治療醫學必須保持同等重要地位。防病保健和衛生宣傳教育應作為中心任務。這些工作必須從幼兒園開始。對那些導致肉體和精神疾病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必須更好地進行研究，更強有力地加以改變。環境保護和勞動保護，住宅建設和適應自然的農業，必然會有助於保健預防。

　　各種有效的醫療手段，包括自然療法，不得受到某種利益權勢的壓製。

　　每個病人，不論其收人多少，都應得到符合醫學科學水平的治療。

　　壹切人都有權自由選擇醫生和治療方法，包括另類醫學[3]的醫生和治療方法。

　　緊急救護醫學能夠拯救生命。但是如果它延長了死亡過程並使死者喪失尊嚴，它就成了問題。高效能的技術、器械醫療、化學療法不應排斥廉價便捷的治療方法。

　　對疾病的社會和心理方面應給予更多的重視。對精神病患者和殘疾人不能推開不管，也不能以收容方式隔離起來。他們應在自己的特殊生活環境裏得到關心體貼、受到尊重、並盡可能與他人建立正常的社會關系。為此，必須在市鎮附近提供各種形式的門診和住院治療，並將二者結合起來。精神病患者和肉體疾病患者享有受到同等照顧的權利。應增加人員，改進康復機構，保障精神病患者得到與肉體疾病患者同等的護理。

　　我們要使門診醫療優先於住院醫療。為此，需要建立壹個盡可能面向市鎮的、由個體或集體診療所、保健中心、擴大的社會服務站、日間醫院和康復機構組成的網絡。

　　在衛生事業上必須降低醫療費用，這不僅要求權力關系發生改變，也要求用人道主義精神理解疾病。問題的關鍵不是暫時消除病狀，恢復工作能力，而是要使病人健康起來。為此我們需要在醫生、病人和其他醫護人員之間建立起充分信任的夥伴關系。

　　法定的醫療保險不允許投保者負擔超出醫療保險費以外的費用。

　　幫助實現自助

　　我們要建立壹個由獨立的人組成的社會，人們既對自己、也對別人承擔責任。我們要向那些力圖依靠自己力量、或與其他人共同處理自己問題的人提供幫助。因此，應當支持社會福利管理機構和自助機構建立新的合作形式。我們要鼓勵自助運動，並使它的思想和經驗為社會福利國家所利用。

　　自助不會使大型團結互助團體或專業服務機構成為多余。但是它能夠減輕它們的負擔，成為它們的補充，並使它們能夠能更靈活地適應新的需要。從自助意願出發，產生了諸如工人福利會等福利團體或教會慈善救濟工作，對此，我們予以贊賞和支持。

　　4.對生態和社會負責的經濟

　　經濟應有助於實現共同富裕。應當對所有人提供充分的商品和服務，保障勞動權利，愛惜和保障自然的生存基礎。資本應當為人服務，而不是人為資本服務。

　　在現代民主製的工業社會，出現了通過混合經濟提供產品和服務的情況，在這種混合經濟中，競爭與國家幹預行動共同發揮作用。這種製度已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率的、原則上優越於壹切形式的中央管理經濟。

　　競爭製度的壹個歷史的基本問題就是它同對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相聯系，這種聯系帶來了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導致失控的經濟權力以及對勞動、收入和財產的不公正分配。

　　要對資本的經濟權力進行民主監督，就要求有壹個具有行動能力的國家、強大的工會和參與決定。

　　財產分配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斷擴大。要實現對收入、財產和時間的公正分配，就必須實現勞資協議自治，落實國家稅收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以及鼓勵職工購置資產。

　　競爭製度不適於向人們提供公共商品和公共福利。提供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主要是國家的任務。

　　競爭經濟由於無節製地消耗資源和失控的技術革新趨勢，導致了對原料的浪費和對自然生存基礎的破壞。國家必須抵禦各種對生態的危害，並且推廣有益於環境的產品和生產程序。

　　如果能成功建立約束資本利益的框架條件，就可以在不損害效益能力的情況下引導競爭朝著有利於共同福利的方向發展。在西方工業國家，這可以通過國家調控、工會抗衡力量、決策分散化，以及通過也包括新社會運動在內的廣泛改革聯盟基礎上的社會共識來實現。

　　國際框架條件

　　緊密的國際聯系

　　國家規定的框架條件迄今為止幾乎僅在民族國家範圍內生效。然而，在這期間，資本主義經濟已超越民族國家界限。因此跨國康采恩能夠通過加重社會負擔獲得優勢，逃避應盡義務。

　　大多數工業產品和大量服務業的競爭已在世界範圍內進行。我們要在世界範圍的競賽中保護聯邦德國的機會，並且為發展中國家開辟新的機會。我們拒絕擴張性的出口方針。為了給我們的貿易夥伴、特別為發展中國家開辟新的機會，減少國際貿易的不平衡，我們必須加強國內經濟和開放本國市場。

　　為了阻止各經濟空間的生產基地競爭導致世界範圍的壓低工資，以及勞動條件、社會福利和環保標準日益惡化，對生產的社會條件和生態條件作出在國際範圍內具有約束力的規定是十分必要的。

　　資本和金融投資市場的國際化進壹步削弱了民族國家調控資本主義經濟的能力。金融投機使匯率急劇波動，扭曲了國際競爭，並對工業基地造成威脅。市場的國際化使民族國家的利息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活動空間日益狹隘，使宏觀經濟政策失去作用。

　　在民族國家的職權損失沒有得到國際規定彌補的時候，強者的權利就會得逞。所有國家的國民經濟都很容易遭受危機的傷害。因此，我們要通過國際協調合作和建立框架條件，恢復和擴大調控經濟的能力，民族國家的經濟政策並不會因此而免除責任。

　　公正而有效率的世界經濟秩序

　　發展中國家比我們更加依賴世界經濟新秩序。它們備受屈辱地依附於地球北部的銀行、康采恩和政府。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發展中國家也不得不對它們提出的種種條件惟命是從，在這裏，西方工業國家占據絕對優勢。

　　為了滿足債權國要求，債務國不得不采取破壞本國自然生存基礎和加重普遍貧困的措施。對熱帶雨林的開發，對山林地區破壞性砍伐以及水土流失，沙漠的擴大，這壹切都對整個地球的氣候產生影響。

　　因此，不能讓世界經濟聽任那些經濟上最有權勢和最肆無忌憚的人的擺布，這是所有民族的共同利益所在。民族國家與國際的監督機製必須得到保證，在國際範圍活動的資本不能逃避它在社會福利和生態方面的責任以及納稅義務。

　　我們主張製定旨在保護自然生存基礎的國際公約，其中包括保護森林現狀、大氣層和海洋系統的協定。必須保護南極周圍地區免遭因開發經濟而帶來的環境破壞。

　　要使地球南部的發展既不因負債過重、也不因我們實行保護主義而被扼殺，這也是大家的利益所在。必須解除最窮困國家的債務，要部分地解除和限製其他國家的償債付息義務。南方國家必須能夠在不受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監護的情況下，共同就自身發展的優先步驟達成壹致。免除債務時不得附帶提出使這些國家陷入社會貧困的條件。

　　必須通過國際原料基金組織減少發展中國家對於原料價格波動的依賴性。越是鼓勵滿足自身需求的農業生產，就越能避免刺激過度生產。

　　公正的世界貿易必須借助有製裁能力的國際法規來保證。單方面地提供優惠條件可以使工業國家市場向發展中國家的成品商品開放，使發展中國家需要保護的年輕行業暫時得到保護。

　　為了減少貨幣投機和有害的貨幣波動，壹種民主監督的國際貨幣秩序是非常必需的。這種貨幣秩序可以使必要的降低利率以及國家的貨幣政策與預算政策之間的相互協調變得更加容易。

　　只有通過南方社會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根本性改革，開辟通向持續發展的道路，防止重新債臺高築和單方面的經濟依賴性，壹個新的世界經濟秩序才能得到良性發展。

　　沒有強大工會的密切國際協作，壹個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

　　作為區域聯合的歐洲共同體

　　通過區域聯合將會促進建立壹種公正的、具有民主合法性的世界經濟秩序。在壹些國家把它們的力量和利益聯系起來並協調壹致的時候，它們也就為建立壹個更好的世界經濟秩序奠定了基礎。

　　歐洲共同體開辟了活動空間，提供了自我保護和對世界市場施加影響的機會。它必須融合為壹個統壹的經濟、貨幣和社會活動空間。

　　歐洲共同體應當：

　　― 協調成員國的經濟政策，實現歐洲內部大市場．建立歐洲貨幣聯盟；― 推行積極的就業政策，消除地區性的不平衡；― 在共同體的貧、富成員國之間實行有效的財政平衡；― 將社會福利政策置於與經濟政策同等重要的地位；― 使各國具有典範意義的社會福利成就造福於整個共同體；― 就業者和他們的工會都能實行參與決定；

　　― 實現歐洲經濟民主，阻止經濟權力的過分集中；― 在科學和研究中整體協調成員國的力量；

　　― 有效地幫助婦女；

　　― 通過稅收、收費和確定嚴格的有約束力的環境保護標準來促進生態革新；― 通過共同體農業政策的改革保護自然生存基礎，確保消費者利益和農民農業；― 通過促進區域文化的和民族文化，確保多樣化的歐洲文化認同。

　　民族責任

　　聯邦共和國的經濟力量使它具有很大的民族活動空間。它對國際經濟決策的影響是巨大的。我們越是堅決地利用自己的民族活動空間進行生態和社會改革，我們就越能有力地影響國際決策。如果壹味地等待歐洲或世界範圍的統壹規定，最終將壹無所獲。

　　盡管我們的某些設想只能在歐洲範圍、甚至是在世界範圍內才會充分實現，但我們的行動必須從我們直接承擔責任的地方開始。

　　生態革新

　　環境危機是世界範圍的。我們要在國內克服這壹危機，並且要以此推動國際性緊迫間題的解決。必須把保護自然生存基礎作為國家目標寫入基本法。

　　地球大氣層不斷遭到破壞，海洋受到汙染，出現了可怕的氣候災難，森林死亡，地下水超量開采，環境汙染造成疾病，以及大量動植物物種滅絕，這壹切令人觸目驚心地表明，我們的自然生存基礎正遭受全面破壞。對我們的工業社會進行生態改造已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

　　首先是工業國家使自然生存基礎的破壞日益嚴重。它們生產和消費的長期影響傷害了海洋，它們消滅了世界範圍的動植物種，並且破壞了地球大氣層。

　　因此，工業國家應對世界範圍恢復自然生存基礎承擔主要責任，並為此承擔費用。它們必須率先對自身社會進行生態改造，並且停止對能源、原料和土地的浪費。它們必須使第三世界各國人民有能力為保護自然生存基礎做出自己的貢獻。

　　即使在那些對人們沒有直接好處的地方，我們也有倫理道德上的責任愛惜大自然。保護環境、保護自然、保護動物是我們的團結互助社會觀的壹部分。崇尚生命是我們政策的基本原則。保護自然必須成為壹切政治領域的任務。

　　凡是在生態方面不合理的事，就整個經濟而言也就是不合理的。生態並不是經濟的添加物，它是具有責任感的經濟行為的基礎。因此，解決緊迫的生態間題，也必須是企業經濟行為的原則。我們只能要求自然界在不受長期損害的情況下給我們提供必需品。我們必須生產和使用與自然界物質新陳代謝相適應的產品。對於我們經濟所進行的這種生態改造包括產品設計、生產過程、原料消費和已消耗原料的回收利用，以及物質新陳代謝過程的鏈接。這種生態改造要求人們從生態角度評價使用的原材料、聯系和生產程序。它還包括壹切形式的能源獲取和能量轉化。生態改造的重點必須是化學工業、交通業和農業。

　　我們的環境不斷遭到破壞，導致世界範圍內社會不平等狀況日趨嚴重。因此，就更加需要從社會的角度規劃生態改造。

　　生態改造具有明確的目標：

　　― 廢除損害環境的產品、生產和體系，代之以有益於環境的產品、生產和體系；― 為此加速必要的技術革新；

　　― 加強廢物利用；

　　― 有效地組織不可避免的廢物處理；

　　― 及時清理歷史遺留下來的環境破壞；

　　― 節約和愛護土地和耕地。

　　如果不能節省地、合理地使用能源，就無法進行生態革新。我們要通過確定價目表、價格、捐稅、收費和環保標準使這件事成為經濟上必須要做的事情。我們鼓勵廢熱利用，電能與熱能的配合使用，鼓勵分散的，特別是地方的能源供應，而首先是開發那些可以再生利用的能源載體。它們在未來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我們必須幫助它們實現突破。在無法放棄使用本國煤炭的時候，必須采用有益於環境的技術。我們希望盡可能快地實現安全的、有益於環境的、不包括核能的能源供應。我們認為，核能經濟是壹個歧途。

　　由於傷害自然界的物質所占比例日益增長，自然界的負擔和對人類健康的威脅也在日益增長。因此，生態改造也必須給化學政策指出新的方向。化學產品和生產方式必須適應物質新陳代謝。盡可能地減少風險必須成為化學研究、開發、生產和應用的最重要原則。對基因技術的利用也必須按照這壹標準加以限製和控製。

　　自然界以及我們城市所承受的交通負擔，已達到所能承受的極限。公路、鐵路、航空和內河航運的失控競爭導致重復投資、破壞自然風景和增加生態負擔。我們要開發出在經濟和生態方面同樣使人放心的交通載體。我們要使競爭條件朝著有利於減少能源消耗、保護生態的交通載體的方向發生變化。因此，在貨運和客運交通中，鐵路運輸必須居優先地位。

　　在高速公路、州級公路和住宅區內實行的速度限製必定能夠減輕環境負擔和提高交通安全。

　　地區建設規劃壹定要迅速減少對自然風景區的損害，同時也要避免危害生態的布局過密。修復、維護和改建應優先於新建。應鼓勵有益於環境的建築。不允許無條件擴大加重自然和環境負擔的、用於住宅和基礎設施的土地需求。發展城市內部和有節製地利用土地，必須作為具有生態意義的城市發展目標而居於優先地位，必要時應加強對土地和耕地所有者的社會義務的監督。

　　必須使農戶從這樣壹種經濟窘況中擺脫出來：因超量使用化學物質和外來能源而生產了大量滯銷的過剩農產品，既耗盡了地力，也汙染了空氣和地下水。在土地利用和飼養動物方面既不值得、也無需實行集約化。農民的家庭經營也是壹種符合生態的經營形式。我們將通過規定與耕地面積相適應的存欄牲畜最高限額來保護農民，使他們的利益不致因農工聯合企業大規模飼養牲畜而受到損害。

　　壹種有益於環境的農業經營可以實現有機循環過程，能夠以滿足動物要求的方式飼養牲畜並保持動植物種多樣性和保護風景，這樣的農業經營需要付出代價。應對農戶為我們的文化景觀做出的成績給予適當的報酬。只有這樣，才能成功地阻止農業工業化，並使農戶的經營形式作為壹種對生態負責的農業基礎長期保存下去。我們的食品也將因此更加有益於健康和更加美味可口。

　　我們希望盡可能地不用行政單壹決策，而是通過建立政治框架條件來促進生態革新。必須使傷害生態付出更為昂貴的代價，使適應生態在經濟上獲得更多的好處。為了做到這壹點，壹方面要靠征收捐稅和費用，另壹方面要靠財政刺激。必須提高能源價格。

　　同以往壹樣，我們需要製定規則、禁令、限價和保留批準的權力。此外，我們需要對環境的承受能力進行檢查，需要壹個更為嚴厲的環境破壞懲治法和新的實行舉證責任倒置[4]的責任法。我們主張實行集體上訴，加強環保專員的地位，以及擴大在健康和環境保護問題上的參與決定。

　　環境保護要從地方開始。市鎮和縣必須成為生態改造的推動力。為此，要加強它們的財政支付能力。

　　進步、增長和結構

　　並非任何增長都是進步。凡是能確保自然生存基礎、改善生活質量和勞動質量、減少依賴性和促進自決權、保護生命和健康、保障和平、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機會和未來機會、鼓勵創造性和主動性的經濟，都必須增長。凡是危害自然生命基礎、降低生活質量、毀壞未來機會的經濟，都應該縮減或完全取消。

　　選擇增長領域的政策必須認真考慮人們的願望、需求、憂慮、不安和對未來的恐懼。這壹政策必須改變生產的、分配製度的、法律的、文化的以及教育製度的結構。

　　合理的結構變化不會自行產生。結構政策必須影響和調節結構轉變方向和速度，首先要實現以下目標：

　　― 對工業社會進行生態改造，

　　― 消除大規模失業，

　　― 改善勞資關系，

　　― 保持經濟效益能力，

　　― 在各地區創造同等的生活條件，

　　― 裁減軍備，把軍事生產轉換為民用商品生產。

　　具有預見性的結構政策能夠改善生活質量和環境質量，發揮人的創造力和開辟未來前景。我們必須對結構轉變的不利後果從社會福利角度加以約束。

　　為了使結構轉變有利於增進地區之間的機會均等，我們將在財政調撥手段之外，做到使所有結構計劃都必須促進薄弱地區的經濟實力和革新能力，創造有可靠前途的勞動崗位，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

　　作為政治任務的技術改造

　　人們通過使用技術從根本上改變了自然界並創造了社會財富。然而，由此也破壞了自然界並使人類文明基礎受到威脅。因此，並非每項技術革新都是進步。

　　技術能力正以史無前例的速度不斷擴大。然而，技術對社會的影響不是中性的。技術、科學和市場化日益緊密地交織在壹起。科學知識和技術知識的生產越來越多地轉移到跨國公司和跨國研究機構。由此造成的既成事實是，科技發展日益脫離社會影響。

　　科學技術的發展既不是自發的，也不是不可改變的。它所提供的能力大大超過了現已實現的能力，無論如何都應對它進行選擇。關鍵在於依據什麽標準和誰的利益進行選擇。迄今為止優先考慮的是贏利企圖和軍事利益。因此，技術塑造就成了核心政治任務。

　　我們不贊成讓人去適應技術，我們要的是壹種符合人的尊嚴、符合社會福利準則和有益於環境的技術。

　　技術革新是壹切有活力的經濟不可缺少的，它應有助於推動生態革新和實行合理化，促進勞動人道化，保護基本權利和實現基本價值。它應提高勞動生產率，能夠縮短勞動時間，保證競爭能力，節省能源和原料，將人從異化勞動中解放出來，並促進對勞動過程進行合理的安排。

　　技術的改造和應用必須保證能對失誤加以控製和糾正，並使我們的子孫後代能對錯誤的發展趨向加以糾正。我們要阻止那些可能會製造出無法估量的風險、而且無法進行民主控製的技術革新。由於在壹國範圍內往往無法做到這壹點，因此我們要求訂立促成互通信息和彼此監督的國際協議。

　　在對新的、可能會帶來難以估計風險的開發研究進行資助時，必須同時從政治角度進行技術評定。在製定研究計劃階段，必須對技術發展和應用可能產生的後果進行評估。在這裏允許對研究計劃提出各種替代性方案，並提交公民對話進行討論。

　　對於決定技術體系未來發展的重大措施進行決策，從而對經濟增長領域做出決策，這不是行政管理的任務，而是政治的任務。這些決策只能通過男女雇員的參與，並且像能源政策爭論所表明的那樣，只能作為公民對話的結果，以民主方式做出。在圍繞技術替代方案進行對話的時候，需要科學界的幫助。社會必須保障科學自由，科學界則有義務向社會報告他們的研究目標、研究成果及可能實現的應用。這些都要以加緊新技術後果研究為前提條件。

　　首先應在議會中建立技術後果評估機構。咨詢委員會應使人們便於通盤了解研究課題情況，匯集信息並使人人都能獲取這些信息，還要指出機會、風險和替代選擇方案，並將自己的評估提供討論。我們要鼓勵關於技術體系的社會和生態後果研究。

　　對於圍繞科技革新風險所進行的公開辯論來說，在議會中建立壹個技術後果評估和技術評定機構是必要的開端，但還不夠。我們社會民主黨人要求擴大從事技術鑒定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機構，使它們網絡化，並使它們對公民對話實行開放。

　　經濟民主

　　人的尊嚴和社會公正要求實現經濟民主化。

　　經濟民主本身就是壹個目標，因為它保證並完善了政治民主。它同時又是手段，借助這個手段可以：

　　― 向人們提供商品和服務，並且公正地分配社會財富，― 在這樣做時，從有益於社會的角度利用科學技術進步，― 保障人們的勞動權利，

　　― 在壹切生活領域實現民主、參與決定和自決，― 保護自然生存基礎。

　　經濟民主履行了基本法的要求：「財產負有義務。它的使用應同時服務於公眾福利」。

　　在經濟民主中，社會目標優先於私人經濟資本增殖目標。不允許經濟權力或控製市場的公司預先給政治劃定行動框架，相反，必須通過民主合法的決策，從公共利益出發為經濟行動設定框架和目標。

　　只有在民主決策優先於贏利企圖和經濟權力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形成對生態和社會負責任的經濟。

　　經濟權力的表現形式是：

　　― 作為大公司的市場權力，它們以犧牲客戶、供貨廠家和競爭者利益來謀取自身利益；― 作為資本對於勞動過程中和勞動市場上的人所擁有的統治權；― 作為使經濟權力轉化為政治權力的能力；

　　― 作為主要是大公司的通過投資政策影響整個經濟的結構與發展的能力。

　　經濟民主有利於公共福利利益的貫徹實施，有利於對各種形式經濟權力的監督並組織經濟發展。它必須是開放的和形式多樣的；它將私人財產和公共財產、個人首創性和對公共事業的責任以及國家行動結合起來；將競爭和國家總體框架設定、企業自由和對權力的監督、參與決定和自我管理結合起來。經濟民主是使社會盡可能擺脫危機而發展的必要前提條件。經濟民主的任何壹個內容都不是目的本身。它的價值和意義只能依據壹個社會的和民主的經濟與社會秩序的基本原則和目標來確定。

　　我們要使壹切人都擁有發言權和財產占有權。這意味著職工和他們的工會在壹切層次上擁有參與決定權，以及所有人都參與分享生產財富。

　　全社會的民主調控

　　我們希望我們的經濟要按照質量標準發展。它首先應有利於充分就業，維持生態循環，並從而提高生活質量。對此必要的全社會調控必須從政治上進行決策和實施。

　　由此產生了政治的、國家的和經濟的任務。這裏的問題不在於國家是否要對經濟施加影響，而僅僅在於它施加影響的目標和手段。

　　它必須有預見性地規劃自己的行動，推動事物按照所希望的方向發展，避免明顯的錯誤趨向，並且使自己的計劃能夠不斷地得到修正。它應該貫徹實施在本國公民討論中形成的多數派政治意願。

　　國家確定經濟發展的框架條件。它必須設法做到：將公眾負擔的社會福利成本和生態成本盡可能地納入企業的決策和成本計算之內。

　　國家 ― 聯邦、州、市鎮和歐洲共同體 ― 對於自己和經濟有關的行為進行計劃。這包括年度預算，中期財政計劃，特殊專項計劃，地區發展計劃和相應的壹系列措施。只要這些規劃是確有成效和切實可行的，就必須將它們綜合起來，形成跨地區的發展規劃。這些法定的框架條件和計劃是企業自主決策必須遵循的預先規定。

　　無論民主調控，還是對各種計劃的協調，都需要改善信息手段和協調手段：

　　― 必須進壹步擴大結構報告製度和預測；

　　― 對結構起決定作用的大企業應及時和定期地向國家和地方行政機構通報對經濟政策有重要意義的計劃和生產基地計劃；― 經濟委員會和社會福利委員會應當享有從地方、州和聯邦各級議會、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門獲得信息以及向它們提供咨詢和倡議的權利。委員會的成員除了工會和雇主代表外，還應當包括消費者協會和環境組織推舉的代表。這樣的委員會能夠有助於明確表達公眾利益，使政治框架條件以及企業、國家和地區規劃之間的協調更加切合實際，更加靈活。

　　市場和調控

　　在以民主方式確定的框架內，市場和競爭都是不可缺少的。市場能夠有效地協調大量紛繁龐雜的經濟決策。

　　農業、工業、手工業、商業和服務業的公共企業和私營企業是我們經濟生活的基礎。

　　經濟民主需要企業開創精神和效益。我們承認它們並且鼓勵它們。它們也必須在履行社會福利責任和生態責任方面接受檢驗。

　　效率競爭有利於消費者和他們的自由消費選擇。市場是壹種促成供需平衡的手段；如果將市場納人壹個適當的總體框架內，它也是壹種調控供給和需求的有效手段。它能告訴人們可能出現的經濟發展和結構發展的情況。然而，市場既不能創造充分就業，也不能實現公正分配或保護環境。

　　盡可能開展競爭，必要時進行計劃！

　　市場發揮作用的能力會被過分的集中化抵消。集中化會使中小企業喪失競爭能力，並且使國家民主合法調控手段的作用受到限製。因此我們支持企業的多樣化，尤其要加強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具有革新能力，並且能夠靈活地適應市場的多種多樣的需要。在克服地區結構缺陷方面，它們也起著特別重要的作用。我們要加強中小企業。我們鼓勵建立新的中小企業。

　　我們的經濟如果沒有大企業就不能維持。大企業的實力在於有能力長期從事研究與開發，合理進行生產。它們的威脅在於它們的這樣壹種發展趨勢：通過擴大市場強權造成中小企業的依附性，自己卻不受政治框架條件的約束，甚至自己來確定這些框架條件。

　　由於競爭可以對市場強權進行監督，我們要製定更為嚴格的競爭法。資本的統治權力必須受到強大工會的製約。應當發動盡可能廣泛的公眾輿論來抵製把經濟權力轉化為政治權力。公眾輿論是社會監督的基礎。

　　為了遏製銀行和保險公司對經濟基本決策的影響，我們要通過分散資本股份來限製它們對企業的權力。我們也要限製銀行在企業監事會中的席位以及它們根據代企業保管的股票而行使的表決權。

　　不僅市場，而且國家也可能失靈，我們必須努力克服這兩種危險。

　　我們致力於對國有經濟產業部門和不同形式的公共經濟進行改革。當權力製衡原則或公共經濟利益原則需要這種企業的時候，當公認合理的需求面臨私人積極性不足或過分巨大的風險時，國有企業和公共經濟企業是不可缺少的。由於這些企業不單純考慮贏利，它們往往能夠最佳地滿足社會公認的合理需求。但是，不允許把它們僅僅限製在那些不贏利企業和行業範圍內。

　　我們特別感到有義務實現把團結互助的自助和民主自我管理結合起來的合作社思想。為了便於創立新的合作社，我們要改善經濟和法律的框架條件。

　　在以其他手段無法保證建立壹種符合對社會負責的經濟力量對比秩序時，在不能保證貫徹經濟發展的質量標準時，公共所有製是合適的和十分必要的。公共所有製在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秩序中不能要求自由發展的空間，它只能與現行秩序條件相適應。社會化必須既是民主的因素，同時也是經濟政策的手段。

　　男女雇員參與決定

　　經濟民主要求男女雇員和他們的工會在進行經濟和社會決策時能以平等的權利參與並行使特定的共決權利，這包括：

　　― 在勞動崗位上，就完成工作、製定方案規劃，以及采用新技術或新的組織形式進行決策，― 在企業中，對於勞動條件、勞動組織、勞動保護和健康保護、培訓教育和繼續教育，對於新技術的應用，對於產品和生產進行決策，― 在所有大企業和康采恩中通過勞資雙方人數對等的代表機構和通過監事會的特定共決製度進行決策，― 經濟委員會和社會委員會進行跨企業的經濟決策，男女雇員利益、環境保護和消費者的要求都應提交給這些委員會，― 通過歐洲範圍的共決對跨國公司的共決製度作出國際規定。

　　經濟民主只有在實施壹部行之有效的競爭法的基礎上，在拆散銀行和大企業的緊密關系的基礎上，以及在為了加強共決機構的監督權和決策權而改革企業法的基礎上，才能得到發展。在保持資本所有者和雇員雙方代表對等的情況下，監事會和決策機構的權力應進壹步擴大，使它們有可能代表社會利益。

　　勞資協議自治是實現經濟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為使勞資談判各方力量均衡，必須從法律上作出禁止解雇罷工者的規定。

　　雇員對生產性資產的參股

　　男女雇員對生產性資產的參股也可以成為經濟民主的壹個內容。雇員通過這種方式分享利潤，並且分享他們共同勞動而獲得的資本增長，但並不會因此減少必要投資的資金。這樣，職工和他們的代表機構就會對他們自己的生產資料擁有越來越大的支配權。

　　我們主張確定壹個法律框架，在這壹框架內，勞資協議雙方能夠就設立促進雇員參與生產性資產的跨企業基金訂立協定。

　　土地法

　　土地和耕地是大自然的壹部分，是我們生活的重要基礎。它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如食品、住房和休養生息等。土地和耕地不能重新更換，也不會增多。因此土地成了財產投資和投機活動的對象。

　　我們需要有壹個能夠在市鎮和地區的空間規劃中貫徹生態目標和社會福利目標的土地法。這壹法律首先適用於住宅建築和住宅區改造。為此，我們需要：

　　― 製定壹個更為簡明的沒收法和賠償法，

　　― 確定壹種限定價格的市鎮優先購買權，

　　― 對因區域規劃而增值的土地，地方當局應向土地所有者征收部分費用，― 確定土地增值稅，

　　― 在使用地產時實行繼承建築權優先。

　　消費者參與協作

　　經濟民主必須使消費者的以下權利得以實現：

　　― 保護健康，

　　― 受到保護以避免經濟損失，

　　― 賠償損失的權利，

　　― 獲取信息的權利，

　　― 通過代表維護自身權益的權利，

　　― 擁有壹個健康環境的權利。

　　國家財政

　　國家財政是經濟調控的壹個重要手段。稅收和收費、預算計劃和財政激勵，國家訂貨和投資、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都必須相互協調，以使它們服務於設定的政治目標。

　　只有富人才能承受窮的國家。[5]為了大家的利益，國家不斷增加新的任務，因此即使在采取最嚴格的經濟措施和節約措施的情況下，今後也很難減輕總的稅收負擔。我們要取消那些已不再確實需要的開支。

　　國家提供資助資金必須同時提出目標明確的條件並進行相應有效的效果監督。

　　國家投資必須改善我們的基礎設施，為生態革新做好準備，創造就業崗位和使所有地區都獲得更高的生活質量。此外，還應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財政政策必須承擔解決就業問題的責任。在經濟衰退的時候，不得縮減開支。持續穩定的開支，即使需要借貸，也必然會穩定經濟發展。要削減那些對於整個社會來說並非公平合理的補貼。

　　在重要增長領域，完全或者主要通過貸款籌資的國家投資計劃可以緩解短期的經濟滑坡、推動生態革新和創造就業崗位。全面和長期的就業計劃和投資基金只適用於具有結構意義的、準確界定的生態或者社會福利目標，必須主要通過向非投資利潤或者向高收入征稅的辦法為上述計劃和基金籌集資金，為此進行的法律調整應當同稅法改革壹起鼓勵將利潤用於有意義的投資，阻止將利潤用於投機活動。

　　稅收法需要徹底改革。為了更公正地分配收入，我們主張對最低限度生活的收入實行免稅，減輕中低收入的稅收負擔，用子女補貼費取代子女免稅金額。取消不合理的稅收補貼。對用於再投資的利潤的征稅要明顯優惠於提走的利潤。對於金融投資收入在稅收方面不應比勞動收入更加優待。

　　此外，稅收法必須成為生態革新的手段。我們要對那些汙染環境的產品加重征稅，首先是擴大能源稅征收範圍並逐步提高稅率，與此同時，減少對於勞動收入的征稅。

　　5.國家和社會中的民主

　　民主是壹種生活方式

　　我們為民主而鬥爭，它必須成為普遍的生活方式。因為只有實現民主才能體現對人的尊嚴和人自身承擔責任的尊重。

　　民主是自由的生活方式。只有當人們願意並且能夠承擔責任時，自由才會存在。在國家和社會中，任何人不得被排斥在民主參與之外，或者說，不得通過社會限製阻止他們的民主參與。

　　民主從社會和社會政治文化中汲取自己生命力。經濟權力或新聞媒體權力的過分集中，統治術[6]在私人或國家手中的積累，都會使民主受到威脅。

　　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建立在它的全體男女公民享有同等權利和義務的基礎之上。作為公民自由權利和參與權利的基本權利是預先為國家規定的，它們為壹個受價值觀念約束的共同秩序奠定了基礎。保障和維護基本權利，使它們免受威脅，這是民主國家最重要的任務。

　　國家應當在社會和經濟中實現民主和社會公正，為此應保證決策過程必要的公開性。但是，國家並不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如果對國家要求過高，就會導致急劇膨脹的官僚機構，這些機構效率下降，既不受任何監督，財政上也無法維持。我們反對社會的國家化。

　　當個人或團體自身無力承擔社會所要求的義務，或者為公共福利所必需的服務以其他方式無法提供的時候，國家就必須承擔義務。輔助性原則，小單位優先於大單位的原則[7]，只要運用適當，就能夠限製權力，鼓勵社會參與。

　　法律與政治

　　法治國家以法律製約所有行使權力的行為。遵循民主憲法、三權分立、權力相互監督，也就使國家建立法律秩序和行使暴力壟斷的職權和義務合法化。法治國家不僅會由於個別公民違犯法律、而且也會由於國家濫用權力而受到損害。

　　現代信息技術使官僚機構的影響不斷加強。就此而言，如果法治國家得不到保障和擴大，民主化也就無法實現。

　　我們承認我們是服從法律的，即使在拒絕批準壹項法律的時候也是如此。為了能夠修改法律，我們為議會多數而鬥爭。價值評估和對比衡量原則也屬於法治範疇。為了實施和保護高位法律，必須經過負責任的價值評估使低位法律退居次要地位。就此而言，並非每壹項違背法律的做法都觸犯了法治，相反，通過運用高位法恰恰可以證明自己行為的合法性。

　　民主和公開性

　　民主依賴公開性原則而生存。國家和行政管理部門，必須有透明度，對公民則不能提出這種要求。公民必須監督國家，而不是國家監督公民。

　　所有人都必須享有獲得信息的權利。對於涉及公共事業或者公民自身的事務，男女公民必須要洞悉內情並能夠做出判斷。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監督以他們名義行使的國家權力。因此，只要數據保護和理由充足的保密工作不會因此受到利益損害，就應該對於公民查看檔案和使用國家數據庫的合法要求作出法律規定。

　　對於自身數據的處理實行自決是壹種基本權利。因此．搜集數據工作必須置於社會監督之下，必須不斷改善對於官方機構和私人機構所掌握的涉及個人數據的保護。數據收集和它的網絡化必須限製在極端必需的範疇內。

　　新聞自由和廣播自由也需要內心思想自由。我們要確保公民自由發表意見、遊行示威、結社和集會的權利。

　　多層次的國家結構

　　日常生活、共同生活，以及男女公民對公共事業的認同主要取決於市鎮的行動。因此，我們要加強和擴大基本法所保障的市鎮自治。強有力的市鎮自治需要在政治領導和監督下的現代管理。國家在社會總產值中所占的份額要根據分派給它的任務來確定。國家收入必須隨著任務的發展而發展，國家收入分配給地方政權的份額也是如此。因此，我們拒絕在沒有相應資金籌措規定的情況下給市鎮分派任務。市鎮的財政籌措能力必須改善。它們必須能夠對於自己的預算收入獨立自主地進行決策。不能用財政平衡取代獨立的地方稅收。必須擴大憲法所規定的市鎮機構的活動空間。在進行涉及市鎮的決策時，必須在法律上保證它們參與決定的機會。

　　聯邦製被證明是卓有成效的。它限製了國家權力，促進了與公民的接近和地區的多樣化。憲法規定的聯邦、州、市鎮所擁有的行動自由和財政自由必須得到保障。聯邦製也必須成為塑造歐洲共同體的原則。通過各民族國家所進行的跨越國界的區域合作，各種成熟的傳統將能使面向未來的行動取得豐碩成果。

　　我們要把歐洲共同體進壹步發展為歐洲合眾國。按照《基本法》第 24 條的規定，把國家主權轉交給歐洲共同體，將會使傳統的國家結構得到補充。共同體的男女公民應能參與共同體的決策。歐洲共同體必須由壹個經濟共同體變成壹個公民的歐洲，在其中，國籍只起次要的作用。我們的目標是，製定壹部將民主與法治國家及社會福利國家原則結合起來的共同體憲法。

　　議會民主和多數原則

　　我們宣布承認議會民主。

　　在議會民主製中，自由選舉賦予受到監督的、有壹定期限的政治權力。

　　多數派的權力需要自我約束。多數派必須同自己的批評者保持長期對話，包括議會外的對話。多數派也會犯錯誤，因此，多數派的決策必須是能夠收回的，特別是當觸及到生存基礎和危及未來世代幸福的時候。必須使後代人能夠對於自己的生活環境自主地做出決策。

　　議會民主並沒有減少和取代男女公民的責任。因此，我們要擴大公民參與，更有效地實施請願權利。在市鎮、州和聯邦所進行的全民公決和全民決策應在法律規定的界限內對議會決策進行補充。憲法對多數派權力的限製也適用於公民直接參與。

　　應當加強議會和議員在政治意向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所以，議員必須在政府提供的信息面前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他們應公開自己的經濟聯系。婦女和男子應根據在居民人口中所占比例在議會中各自保持相應數量的席位。

　　如果沒有那些使民主的意向形成不斷成為可能的政黨，議會民主是無法設想的。為了實現有效的公民政治參與，需要黨內民主和黨內意向形成過程的透明度。政黨的意向形成、政黨行為和政黨組織必須與我們的基本改革目標相壹致，並能滿足關於擴大公民參與決定權的新的社會要求。

　　公民倡議組織和社會運動反映了壹種新的公民意識，它們的出現使民主的意向形成過程更為活躍。它們經常僅僅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它們迫使人們對於壹些重要題目進行辯論，新形式的政治意向形成使我們的民主充滿活力，並且豐富了我們的政治文化。它們能夠並且應該不斷向政黨提出挑戰，但不能取代政黨。

　　社會團體是各種社會利益的合法體現。當它們以共同幸福為目標的時候，我們尋求同它們合作。當它們不顧壹切地謀取局部利益的時候，我們要對它們進行抵製。

　　工會

　　沒有自由工會就沒有民主。共同的歷史和共同的目標將我們與工會聯系在壹起。工會自主確定自己的任務。我們認為，工會的自由活動是不可侵犯的。只要涉及雇員利益，工會就應參與社會和政治任務的完成。我們尊重它們在黨派政治上的獨立性。

　　我們支持工會關於雇員公平分享自己勞動所得的要求，參與決定經濟決策的要求，以及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要求。在經濟和社會民主化方面中我們對工會寄予厚望。

　　我們支持和維護從痛苦經驗中成長起來的統壹工會，並把它作為聯邦德國的壹項最重要的成就加以維護。

　　勞資協議自治是民主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將維護它，使它不受任何侵犯。保障並加強雇員法律地位的勞資協定需要具有罷工能力的強大工會。組織自由和罷工權利是不能放棄的。

　　我們敦促在企業和管理部門中的社會民主黨雇員積極參與工會工作。

　　教會和宗教團體

　　社會民主黨承認基本法賦予教會和宗教團體的特殊意義和法律地位。在宣講布道、靈魂幫助[8]和舉行祭祀方面，教會和宗教團體是獨立的，不屈從於國家施加的任何影響。

　　我們維護思想、良知、信仰和宣講布道的自由，如果教會和宗教團體、教會小組和個別教徒通過批評、建議和實際參與致力於對社會政治生活改造施加影響，並因此接受公眾批評，我們將采取歡迎態度。我們認為這是對於社會政治對話所做的壹種重大貢獻，在這種對話中，必須保證對持有不同思想的人采取寬容和尊重的態度。因此，社會民主黨人也是自願尋求對話的，凡是在我們與教會、宗教團體和教會小組雙方認為存在共同任務的地方，都要進行合作。

　　不信仰宗教的人不得受到歧視。普遍生效的雇員權利也必須在各種教會、宗教團體和世界觀團體的機構中得到保障。

　　貼近民眾的行政管理

　　我們需要壹種貼近民眾的和有效能的行政管理。這種行政管理必須擺脫專製國家的傳統，在所有層面都是透明的，能夠受到監督的。這種行政管理不應使公民喪失進行自助、承擔責任和積極參與的勇氣，而應鼓勵他們這樣做。

　　我們主張在行政管理機關編製計劃的時候公民應更早、更全面地進行參與。司法機關對於反對行政管理機關決策的行為所提供的法律保護必須得到保障，並且應通過實行集體起訴擴大這種法律保護。凡是感到自己受到決策弊端傷害的人，都應能夠向壹名專門調查社會弊端或負責聽取民眾意見的官員求助。

　　對於公共服務部門就業人員的法律關系應統壹做出規定。其中包括人事代表權，罷工權也應包括在內。對於忠於憲法的要求必須依據基本法的自由精神來進行解釋。我們要摒棄反極端分子法的思想和實踐。

　　法律和司法

　　在民主法治國家中，壹切權力都要用法律證明自己的合法性並受到法律製約。法律判決應有助於實現社會公正的要求。我們要運用法律來實現我們的基本價值觀念，特別要用於保護弱者和維護自然生存基礎。

　　法院必須對所有人壹視同仁，我們希望處於辯護時期的男女公民的權利能夠得到重視。法院的判決具有約束力。參加審判的人必須保持獨立性。應加強男女陪審員參與審判的機會。聯邦和州的憲法法院以及聯邦最高法院和州最高法院的男女法官，必須在程序透明的公開聽證會之後，由聯邦議院和聯邦參議院或州議會的民主合法機構以特定多數選舉產生。

　　警察機關在執行保護男女公民、追究犯罪行為和保障法治國家的任務時，需要公民和國家機關的幫助和批評。不得依靠警察解決政治沖突。

　　刑法和執行判決也是為維護我們的法治國家秩序服務的。它們的目標是，保護公民和團體，使犯法者重新回歸社會，而不是進行報復。對犯罪行為的受害者必須給予特殊的社會照顧。

　　聯邦德國的改革政策

　　基本法提出了建議和任務，在它的基礎上，我們同其他政黨壹起在競爭中建立了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我們感到自己對這個國家負有責任。就此而言，它是我們的共和國。它有許多缺陷。因此，我們希望它的現實情況接近於憲法規範。我們把民主社會主義帶進了這個共和國，為的是使它能夠成為憲法規定的那樣：壹個民主的社會福利國家。為此，需要持久不斷的改革。我們是改革的政黨。

　　改革工作經常以小步進行。對我們來說，辨清方向比步子大小更為重要。

　　改革工作必須克服強大的特殊利益的反抗。它不僅是政府、議會和政黨的任務。重大的改革只有通過公民對話獲得多數人積極支持才能取得成功。

　　政治文化

　　沒有爭論的政治是無法想像的。我們的爭論方式必須體現出我們為之爭論的目標。即使是在爭奪政權的鬥爭中，也不能為了神聖目標而不擇手段。

　　沒有基本共識的爭論會導致思想領域的內戰。我們贊同與那些承認憲法的基本權利和基本規則的社會力量達成基本共識。在各種形式的爭論中，這種共識應是清晰可見的。

　　如果未來構想與現實的矛盾之間不存在差距，政治文化就會變得十分虛弱。只有當千百萬具有自我意識的男女公民在未來構想中看到自己的希望，這種未來設計才會有效地發揮作用。

　　只有當人們能夠負責地參與設計和體驗政治，能夠不受約束地將自己的設想引入政治的時候，才能釋放出團結互助社會的政治文化所需要的那種力量。只有這樣，政治才能擺脫被動執行客觀強製的狀況，采取必要的行動，實現生活所需要的改革。

　　Ⅴ.我們通向未來的道路

　　希望不是通過排除危害，而是在公開對話的啟示中產生的。

　　改革政策建立在希望基礎之上。在甚至那些值得保留的事物也只有通過改革才能拯救的時候，改革工作就成了惟壹負責任的政策。

　　我們的未來構想是：建議成立壹個新老社會運動的改革聯盟。這個聯盟的核心仍舊是與工會合作。但是，它也必須包括壹切通過日常生活體驗、或者通過積極投身新社會運動而堅信有必要進行深刻改革的人。

　　我們需要壹個包括盡可能多的團體和力量的廣泛的改革聯盟。這是因為我們必須戰勝這樣壹些人的反抗：他們將壹切有利於自己盈利企圖、有利於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權力的事情統統宣布為進步。只有許多人形成共同意願，並且大力宣傳各種特殊利益如何損害公眾幸福，才有助於抵製少數人的權力優勢。

　　我們並不許諾在地球上建立壹個天堂。但是我們能夠共同抵禦危險，減少風險，壹種新的、更加美好的製度包括：

　　― 壹個眾多民族的民主共同體，它將為地球繁榮昌盛的未來承擔共同責任，― 壹個擺脫了戰爭和軍備競賽的瘋狂、不以武力解決沖突、而是把自己的力量用於保護自然界和消除饑餓的人類，― 壹個公正分配收入，擴大雇員在生產性資本中的股份，始終具有可靠的社會保障的社會，― 壹種在生態和社會領域進行革新的經濟，它節約地使用有益於自然的能源，消除核時代遺留下來的負擔，― 這樣壹個社會，它在降低經濟增長率、減少職業勞動和增加個人勞動的情況下，提高社會富裕程度，通過更加健康的環境、更少的恐懼、更人道的勞動世界和更多的個人支配時間來改善社會的生活質量，― 壹個使所有人都能從事符合人尊嚴的工作的社會，它在兩性之間公正地分配職業勞動和家務與家庭勞動，促進勞動中的參與決定和自決，― 壹個在婦女與男子、青年人與老年人、德國人與外國人之間實現了平等與團結互助的社會，― 壹個所有公民在涉及自己利益時能夠權利平等地作出決策並能貫徹實施的社會。

　　我們的綱領只能在批評性的對話中實現。我們呼籲壹切願意在這方面給予我們幫助的人，用他們的合作、他們的聲援、他們的批評和他們的想像力來激勵和加強德國社會民主黨。

傑瑞米柯賓

民主社會主義綱領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基本理念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一九九八年

　　Ⅰ.我們的意願

　　我們社會民主黨黨人，婦女和男子，努力為創建壹個和平世界與壹個永葆生命活力的自然界，為建立壹個符合人的尊嚴的、社會公正的社會而奮鬥。我們要保持值得保存的價值觀念，抵禦威脅生存的危險，並且鼓起勇氣通過鬥爭而獲得進步。

　　我們希望和平。

　　我們為創建這樣壹個世界而努力工作：

　　― 在這個世界中，各國人民都生活在共同安全之中，它們之間的沖突不是通過戰爭或軍備競賽，而是在為了實現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而進行和平競賽中得到解決，― 在這個世界中，通過壹種夥伴政策和壹種爭論文化來消除東西方之間的沖突，― 在這個世界中，歐洲所有民族都在壹種保障民主與社會福利的和平秩序中合作，並以南部民族的希望與和平為出發點，― 在這個世界中，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由於壹種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而獲得獨立發展的公平機會。

　　我們希望建立壹個世界社會，它通過壹種新型經濟而使我們星球上的人類和自然界的生命得到持久的保護。

　　我們希望實現男女社會平等，希望建立壹個沒有階級、沒有特權、沒有歧視、沒有排擠的社會。

　　我們希望建立壹個使所有婦女和男子都享有從事人道的職業工作的權利、壹切形式的勞動都得到同樣尊重的社會。

　　我們希望通過團結互助的努力實現所有人的福利，並進行公正的分配。

　　我們希望，文化在多樣化的表現形式中豐富所有人的生活。

　　我們希望在整個社會，包括在經濟界、企業、以及工作崗位上，都能實現民主，限製經濟權力，並實行民主監督。

　　我們希望經濟的基本決策，首先是在哪些應當增長和哪些應當萎縮的問題上，能以民主方式作出。

　　我們希望公民能參與技術改造，從而改善勞動和生活的質量，並減少技術風險。

　　我們希望建立壹個獲得男女公民政治熱情參與和支持的現代民主國家，它有能力實現社會目標，並且不斷根據新的任務進行變革和經受考驗。

　　僅僅延續以前的發展過程，是沒有前途的。

　　我們希望實現壹種不是以數量，而是以質量，以人類生活的更高質量為目標的進步。它要求首先在技術和經濟領域改變思維，改變方向，精心選擇和塑造。

　　世界越是面臨威脅，這種進步就越有必要。誰要想保持值得保存的價值觀念，就必須進行變革。我們需要這樣壹種進步，它能確保國內外的和平，保護人類和自然界的生存，消除恐懼並喚起希望。我們需要這樣壹種進步，它能使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自由、公正、團結互助。沒有這樣壹種進步，就勢必出現倒退。因此，我們社會民主黨人要同所有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壹道為實現這壹進步而努力。

　　Ⅱ.我們的政治基礎

　　1.基本經驗和基本價值

　　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所實現的自由、平等、博愛與它的誓言承諾相比，還是遠遠不夠的。

　　因此，工人運動提出控訴，要求兌現這些革命理想，即建立壹個所有人享有同等自由的團結互助的社會。這壹運動的基本歷史經驗就是，對資本主義進行修補是不夠的，必須建立壹種新的經濟和社會製度。

　　社會民主黨人繼承了 19 世紀人民民主運動的傳統，所以它希望做兩件事：民主與社會主義，即人們在政治和勞動世界的自決。

　　然而，他們的歷史未能擺脫缺點和錯誤：在第壹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工人運動使許多希望這壹運動能夠強製實現和平的人深感失望。這壹運動在涉及工人階級的民族任務與國際任務相互關系問題上發生了分裂。

　　此後，那些假托工人階級名義建立起壹黨專政的共產黨人，同那些致力於通過議會民主製的改良建立壹種更美好社會製度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分道揚鑣。那種自稱是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產生了，它曾經喚起人們的希望，卻又令人痛心地使這壹希望破滅。他們不是建立起人與人之間兄弟姐妹般共同生活的社會，而是建立了壹種特權官僚統治。這種統治既不能保障政治自由，也不能保障文化發展。

　　社會民主黨在第壹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首次承擔民族國家政府的責任。它表明自己是第壹個德意誌民主製度的最可靠的支柱，並且開始建設民主的社會福利國家。社會民主黨曾經抵製、但未能最終阻止民族社會主義的暴力統治。社會民主黨在第三帝國時期付出重大的犧牲的反抗鬥爭，使社會民主黨人有權利要求對第二個德意誌民主製度的建設深刻地施加自己的影響。與專製和恐怖進行鬥爭的經歷，使我們對於粉飾民族社會主義罪行的企圖和法西斯意識形態的重新復活保持高度警惕。抵抗運動深化了這樣壹條經驗：即使是持有不同信仰和不同基本政治信念的人，也能夠為同壹政治目標而共同奮鬥。

　　政治力量的對比，被低估的資本主義生命活力，還有社會民主黨人缺乏動員多數居民的能力，這壹切都阻礙了社會民主黨改革政策對於傳統經濟和社會製度的非民主基本結構進行深刻變革。大經濟財團的權力、資本所有者和企業經理所擁有的優勢地位雖然受到了限製，但並沒有被消除。收入分配和財產分配是不公正的。

　　《哥德斯堡綱領》從歷史經驗中得出新的結論。它把民主社會主義理解為壹項任務，即通過社會民主化、通過社會和經濟改革來實現自由、公正和團結互助。社會民主黨在《哥德斯堡綱領》中表述了自己長期以來就已經具備的身份，即它是壹個左翼人民黨。它將繼續保持這種身份。

　　社會民主黨曾經作為執政黨取得相當可觀的成就：擴大了企業男女雇員的權利以及男女公民的參與權利；擴建了社會福利國家，並消除了對壹些居民集團法律上的歧視。然而在這段時間裏，社會民主黨人也曾作出錯誤估計或者錯誤的決策；對於保障自然生存基礎缺乏必要的重視；反對極端分子的法令[1]與其說是消滅了，不如說是造就了我們對抗民主製度的壹批反對者。這壹期間的突出成就是：同東歐國家和解與保障和平。

　　在德國東部，1945 年以後蘇聯軍事當局和德國共產黨禁止迅速掘起為最強大政黨的社會民主黨的獨立發展。在欺騙、壓力和強製下成立了成為未來民主德國執政黨的德國統壹社會黨，在這裏，共產黨人濫用了在民族社會主義專政時代人們的迫切願望，即在民主革新的信號下消除工人運動的分裂。當時和在以後年代，很多社會民主黨人成為共產黨專政的犧牲者，許多人受到迫害、監禁，被剝奪政治生命，被迫離開民主德國，被驅逐到西伯利亞，其中不知有多少人死在那裏。

　　德國東部的社會民主黨被查禁長達 47 年之久，在這期間，「社會民主主義」成為壹種被緊張關註的意識形態敵人形象。但是，在柏林東部地區，直到 1961 年 8 月以前，很多男女社會民主黨人還在堅持黨的工作。

　　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它領導的聯邦政府從政治現實出發，通過它的緩和、對話和小步推進政策使得東西德國的邊界變得容易滲透，並為民主德國的男女公民擴大國內的自由活動空間作出了重要貢獻。壹黨專政和官僚化的計劃經濟證明自己並不能把民主德國的國家和經濟引向壹個有保障的未來。1989 年 10 月 7 日東德的社會民主黨人重新建黨，他們向德國統壹社會黨的無限權力提出徹底挑戰。他們在民主德國革命運動內部最先決定支持實行議會民主製度，這就為從內部瓦解德國統壹社會黨的國家製度發出了關鍵性的信號。

　　經濟上也嚴重失常的共產主義世界體系由於 1989 年中東歐國家的革命運動垮臺了，對於 20 世紀下半葉的政治具有深刻影響的東西方矛盾對抗消失了。由於共產主義世界體系的終結，民主自決權才有可能在民主德國實現，最後，德國男女公民的自由決策結束了德國的國家分裂。

　　東德的社會民主黨人幫助德國歷史在和平革命中實現了轉折；他們對於統壹的成功實現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以自己在專政下的艱難經歷、沈靜而頑強的鬥爭精神、令人可信的新開端，豐富了整個黨的精神財富。自從 1990 年 9 月 27 日以來，德國社會民主黨再度像壹百多年前成立時它所希望的那樣：成為整個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

　　1990 年以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統壹成為消除德國分裂後果的重要工具。它的任務就是減少繼續生效的社會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等。為此需要團結互助的努力和共同意誌的形成。為東西部所有德國人創造同樣機會，這是我們黨的基本原則賦予我們的應盡義務，我們黨是壹貫支持實現為所有人服務的法律和社會公正的。

　　作為國家和政黨的共產主義在歐洲已經成為過去。工人運動曾經分裂為兩個相互敵對的主要流派：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這種分裂的後果也對 20 世紀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共產主義的失敗證實了社會民主黨人的基本信仰，他們在反對共產主義的鬥爭中堅決維護了自己的信仰：建立壹個自由、公正和團結互助的社會製度的目標將永遠是無法與作為政治社會平等前提條件的人權保障截然分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決心在民主和人權基礎上實現壹個美好的社會製度，這也已經被證明是壹條走向未來的正確道路。

　　首先是中東歐民主改革運動，後來壹部分共產黨人也對上述思想承擔了義務。他們中的壹些人建立了新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他們把社會黨國際看做是自己的政治家園。社會民主黨人歡迎這個目前還沒有最終完成的轉變，並且推動它繼續進行下去，如果這種變化是與真實可信地同壹黨專政的國家共產主義的歷史政治遺產劃清界限結合起來的話。

　　我們男女社會民主黨人引以為驕傲的是，我們繼承了這樣壹種運動的傳統，即它從未給我們的人民帶來戰爭、壓迫或暴力統治，而是使毫無權利的無產階級變成自覺的國家公民。

　　社會民主黨從它存在之日起就堅持爭取和平與國際主義合作。在這期間，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的國際主義已成為惟壹能夠承擔起責任的現實政策。

　　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植根於我們的歷史。今後它們也將是我們改革政策的基礎。

　　我們的歷史淵源

　　具有各種不同基本信念和信仰的人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進行合作。他們的協調壹致是以共同的基本價值和相同的政治目標為基礎的。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淵源來自於基督教、人道主義哲學、啟蒙主義思想、馬克思的歷史和社會學說以及工人運動的經驗。婦女解放的思想早在 19 世紀就已被工人運動接受，並且得到進壹步發展。我們用了壹百多年的時間才使上述這些思想能夠切實地發揮作用。我們歡迎並尊重個人的基本信念和信仰。決不會讓它們屈從於黨的決議。

　　我們關於人的概念

　　不論我們如何解釋人的尊嚴，它都是我們行動的出發點和目標。聯合國《人權宣言》開頭的第壹句話對我們所有人都適用：「人生來是自由的，並享有同等的尊嚴和權利。他們天生富有理智和良心，應以兄弟般的情誼彼此相待。」

　　我們共同把人理解為是具有理性和自然性的人，是具有個性和社會性的人。人作為自然界的壹部分只能在自然界之中，並且同自然界壹起生存。人的個性只能在與自己同胞組成的共同體中得到發展。

　　人並非註定要成為好人，也並非註定要成為壞人，他們都有學習的能力和運用理智的能力。因此，民主製是可行的。人可能會犯錯誤，誤人歧途和倒退到喪失人性的狀態。因此，實行民主製是必需的，由於人是開放的，並且具有各種發展的可能性，因此，關鍵取決於他生活在何種環境之中。因此，建立壹種新的和更好的、對維護人的尊嚴負有義務的社會製度，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人的尊嚴要求每個人能夠在同其他人合作共處中自己決定自己的生活。婦女和男子應具有同等權利，並且彼此和睦相助。壹切人都有責任創建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條件。人的尊嚴的獲得，不取決於他的成就和功利。

　　人權

　　我們對實現人權負有義務。國家和經濟應為維護人和人的權利服務，而不是相反。

　　要使人權得到充分實現，就需要對自由權利、政治參與權利和社會基本權利給予同等保障。這些權利不能彼此替代，也不應被用來相互排斥。集體權利應有助於個性的發展。

　　只有在自由權利得到保障和運用的時候，人們才能作為自由人、平等人從事生活和實行民主。只有在實現社會基本權利的時候，才能對所有人的自由權利和政治參與權利給予重視。只有在自由權利和政治參與權利得到尊重，從而允許進行自由的意見爭論和積極從事政治活動的時候，人們才能真正享有充分的吃、住、工作和接受教育的權利。只有共同實現所有這些人權，才能實現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

　　所有人都有保持自己的祖籍、風俗、語言和文化的權利。確定壹種同聯合國的人權相協調的少數民族權利是必不可少的。

　　我們對政治的理解

　　政治是人們進行共同生活的壹個必要範疇。它並不局限於國家機構。當人們傳播或者隱瞞信息的時候，當意識和生活環境發生變化的時候，當人們形成意見、表達意願、行使權力或者代表某種利益的時候，都是在從事政治。

　　政治行動應該是有限度的。超越了限度就不能不對個人和社會造成危害。錯誤與罪過，疾病與災禍，痛苦與絕望，過失與失敗，即使在壹種自由人和平等人的社會中，這些也都屬於人的生活的壹部分。

　　政治只能為實現壹種富有意義的生活創造條件。如果它想自己創造幸福和滿足，它就有誤入極權主義歧途的危險。

　　然而，政治必須超出並且不同於僅僅管理已不可避免發生的事情。為了能做到並保持令人信服，它必須確保自己行動的活動空間，並且提出新的任務。如果它聽憑經濟利益決定技術和經濟增長的發展方向，那麽，它只能去做客觀事物強製力量要求它做的事情。

　　民主製國家的內容取決於各種政治力量。民主製國家並非目的本身，它只是塑造社會的手段。政黨既是倡議者，又是中介人。它們通過把握社會的脈搏和需要，並將其轉化為立法和政府行動，在社會和國家之間進行溝通。政黨必須自己提出新的思想並且拿出決策性建議提交討論。

　　政治不僅僅局限於履行真正的或所謂的客觀事物強製力量的要求。它必須得到男女公民的理解和積極參與才能貫徹執行。政治有可能作為自由的、其結果是公開的公民對話的結果而存在。這種對話要求並吸收各種社會力量參加，傳播信息，形成解決問題的意識，促進判斷能力，並最終形成共識或獲得明顯多數。

　　公民對話是民主文化的表現。當必須做出關系所有人利益、並且在以後很難改變（例如技術的改造）的決策的時候，公民對話在政治中具有中心地位。

　　輿論自由和新聞媒介自由是公民對話不可缺少的。所有男女公民必須有權利並且也有可能就涉及自己或後代的生活機會的問題形成並宣傳自己的意見。國家、學術界、新聞媒介必須為有牢固基礎的輿論形成以及為民主的爭論文化創造前提條件。

　　公民對話意味著更多的民主，而不是更多的國家幹預。

　　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

　　自由、公正、團結互助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它們是我們判斷政治現實的標準，是衡量壹種新的和更好的社會製度的尺度，同時也是每個男女社會民主黨人的行動指南。

　　社會民主黨謀求建立這樣壹種社會，在這個社會裏，每個人都能自由地發展自己的個性，並能負責地參加政治、經濟與文化生活。

　　人作為個體，必須並且有能力獲得自由。使個人獲得發展自由的機會，始終是社會的壹項應盡義務。我們認為，自由是個人的自由，同時也正是持有不同思想的人的自由。少數人享受的自由只能是特權。

　　他人的自由是每個人自由的界限和條件。自由要求擺脫令人屈辱的依附性，擺脫困苦與恐懼；自由也要求獲得施展個人才能和負責地參加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機會。

　　只有那些感到自己在社會福利方面已得到充分保障的人，才能利用自己實現自由的機會。而為了實現自由，我們也要求平等的生活機會和全面的社會保障。

　　公正建立在所有人具有同等尊嚴的基礎之上。它要求人們享有同等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在政治和社會參與、以及享受社會保障方面具有同等機會。它要求實現男女社會平等。

　　公正要求在收入、財產和權力分配方面，還有在教育、培訓和文化生活方面實現更多的平等。

　　平等的生活機會並非意味著千篇壹律，而是意味著所有的人都有發揮個人愛好和個人才能的發展空間。

　　團結互助作為超越法定義務的彼此之間承擔義務的意願，不能強製實行。團結互助對於爭取自由和平等的工人運動產生了很大影響，使它精神振奮。沒有團結互助，就沒有人道的社會。

　　團結互助既是弱者爭取自身權利鬥爭的壹個武器，同時也是從人與人相互需要這壹認識中得出的結論。只有我們彼此承擔責任，並願意使其他人獲得自由的時候，我們才能作為自由和平等的人共同過著人道的生活。陷於困境的人必然會指望得到社會的團結互助。

　　團結互助也意味著這樣壹種要求：讓第三世界人民獲得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機會。我們今天決定著以後世代的生活機會，他們有資格要求我們與他們團結互助。

　　為了擴大個人發展機會，也需要進行互助。只有共同行動，而不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才能創造和確保個人自決的前提條件。

　　自由、公正和團結互助是互為條件、相互依存的。它們具有同等地位，相互解釋、相互補充以及相互限定，它們相互充實各自的意義。

　　實現這些基本價值和完善民主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持久性任務。

　　2.我們生存的世界

　　工業革命和現代技術在世界壹些地區創造了史無前例的財富。由於社會福利國家的擴大和工會的政策，這些財富使所有人都得到好處。

　　為了克服我們的物質短缺，在世界範圍內付出了很高的代價，從而使人和大自然面臨新的威脅。工業文明的飛速發展使原有的不公正繼續存在，此外還造成了對自由、公正、健康和生命的新的威脅。

　　人類擁有前所未有的如此巨大的力量。他們用基因技術控製進化過程。核能的釋放可能會導致人類的毀滅。

　　然而，提升責任感的意識也在增強。

　　核武器、化學武器或生物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毀滅人類的危險還沒有祛除。

　　然而反對瘋狂擴充軍備的反抗卻加強了。裁軍的實現已為期不遠，不是敵人就是朋友的簡單觀念正在消失。

　　由於土地、水源、空氣受到汙染，森林、海洋、動物和植物正在經受死亡的折磨，我們正在剝奪自身的生存基礎。

　　然而，生態主義思想已經獲得力量支持。新的技術和工藝程序以及壹些過早被宣布為過時的技術和工藝程序有可能形成壹種有利於自然的經濟。

　　任何國家都不能單獨生存。氣候變化或者臭氧保護層變薄所產生的影響是超越國界的。戰爭會使未參戰民族受到影響。地球的壹部分地區發生經濟危機或獲得經濟成就，也會對所有其他地區發生影響。世界社會已是壹個現實存在，然而，真正建立壹種公正合理的和平秩序還十分遙遠。

　　但是，認為有必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和平秩序的認識正在增長。共同的任務迫使人們實現和平並進行國際合作。

　　經濟權力似乎不可阻擋地集中在越來越少的人們手中，世界範圍內爭奪市場和緊缺資源的競爭已經不可避免。全球資本流動的周期日益縮短。龐大的跨國康采恩在國際範圍內製定贏利戰略計劃，破壞民主監督，並且強製政治決策。勢力擴張和追逐利潤創造了巨額財富，但同時卻使無數個人和壹大批民族受到屈辱。它們限製了我們民族國家的活動空間。全球周期性經濟危機和結構危機迫使壹些經濟地區崩潰。

　　與此同時，許多國家成功地組成了區域共同體，在工會消除民族國家邊界的地方，正在形成抗衡力量。

　　地球南部國家依附於北部的銀行、原料交易所、康采恩和國家，南部國家的獨立發展受到工業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阻礙，它們淪為東西方沖突的練兵場，又常常受到腐敗精英的剝削，這些南部國家正在爭奪它們的未來機會。貧困壓力越重，人口增長越迅猛，對自然界的破壞也日益加速，獨立養活自己的機會就越小，也就越加屈辱地依附於北部的決策。然而，窮國正在奮起反對監管與剝削，它們聯合起來並尋求自己的道路。北部也開始認識到，對於所有人來說，南部的貧困潛伏著什麽樣的危險。共同的責任意識在東方和西方與日俱增。

　　新技術，特別是信息和通訊技術，對勞動世界、公眾輿論、並且越來越多地對私人關系產生很大影響。它們對勞動質量、就業崗位和民主意向的形成構成威脅；凡是在新技術被片面用於謀取利潤或權力的地方，它都加強了操縱和監視的發展趨勢。

　　另壹方面，它們又為建立更加人道的勞動組織、增加透明度、更好地交流信息和參與開辟了新的機會。

　　國家正在變成力不勝任的修理廠。它要通過在社會福利方面的事後補救和滯後的環境保護來修補那些對生態和社會福利不負責任的經濟活動所造成的破壞。

　　然而，越來越多的人懂得，采取預防措施和改造措施是不容推卸的。

　　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正在發生變化。那些沒有固定社會聯系、而且沒有集體生活經驗的個人，常常感到自己單獨面對壹個陌生的和神秘莫測的社會。與此同時，這個社會不斷提供新的選擇機會使他們既感到神往，又覺得力不勝任。

　　然而，自由選擇的機會，只有納入個人生活設計，並且在與其他人團結互助的情況下加以利用，才會導致更多的自由與個人發展。

　　我們始終生活在男性居支配地位的社會裏。婦女在勞動和社會生活組織中受到歧視。

　　但是，婦女正在日益加強爭取自身權利的鬥爭。

　　許多人為政治目標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差距感到苦惱，他們不再對政治抱有希望，退縮到私人和小團體的圈子內，或者逃避現實，陷入新的依賴性。

　　我們社會民主黨人要證明，政治是值得所有人為之努力的。我們挺身面對我們這個時代的種種危險。我們不會被強大的利益集團嚇倒，我們努力尋求同那些敢於和我們壹道調整方向、製定規劃和實施改造的人進行對話。

　　Ⅲ.共同安全中的和平

　　和平的任務

　　人類只能共同生存或共同毀滅。這種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抉擇要求人類重新采取新的方式處理國際事務，尤其是在保障和平方面。決不允許把戰爭作為政治手段；這壹點首先適用於當今核武器、化學和生物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時代。和平不僅意味著停戰，和平還意味著各國人民在沒有暴力、沒有剝削和沒有壓迫中共同生活。和平政策也包括所有民族在經濟、生態、文化和人權方面的合作。和平世界要求所有民族都擁有自決權利。

　　和平政策必須緩解大國沖突，尋求各方利益平衡，考慮共同利益，通過地區性聯合共同對付世界大國的霸權行徑，並且以和平競賽和政治爭論文化來解決各種不同的社會製度、意識形態和宗教之間的對立。

　　和平政策必須打破軍事官僚利益集團和軍火工業利益集團的統治地位，並將軍火生產轉為民用商品生產。

　　和平政策必須以和平教育與和平研究為支柱　取和平不僅僅是政府的任務。和平需要人們為了實現民族和解、裁減武器和消除敵對形象而在世界範圍的積極投入。

　　在爆發沖突的時候，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會毀滅本來想要保護的對象。我們主張消除軍事威懾體系，建立跨越集團的安全體系，其中包括沒有武器的宇宙空間。我們主張在世界範圍內銷毀所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德意誌聯邦共和國不得生產、擁有或使用核武器、生物和化學武器。它必須擺脫壹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同時也不得謀求與別人分享這些武器。應以憲法的形式確保聯邦德國放棄核武器、生物與化學武器。

　　我們要遏製擴軍備戰的勢頭，推動裁軍進程。

　　我們的目標是阻止武器和軍備物資的出口。

　　共同安全

　　東西方都曾經試圖通過擴軍備戰實現彼此的相對安全，但為此付出的代價就是給所有人帶來越來越多的風險。

　　在歐洲，任何壹個單獨國家都不會比可能交手的敵人更加安全，因此每個人不得不為了自己利益而替別人的安全承擔責任。共同安全的原則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它要求每壹方都承認對方存在的合法性和維護和平的能力。

　　共同安全既促進緩和，也需要緩和。共同安全希望減少威脅恐懼和消除集團之間的對抗。

　　我們的目標是以歐洲和平秩序取代軍事聯盟。在此之前，聯邦德國依然要在大西洋聯盟中尋求可能實現的安全保障，但前提條件是，它既能在聯盟中體現並貫徹自身的安全利益，又能實現共同安全利益。東歐的變革削弱了聯盟的軍事意義，增強了它的政治意義，並賦予聯盟壹個新的職能：它必須在保持穩定的情況下，自行安排解散，並且有計劃地向歐洲和平秩序過渡。這也為結束美蘇兩國在其領土之外的歐洲駐軍開辟了前景。

　　在聯盟中必須貫徹主權平等的原則。聯盟必須具有防務能力，是防禦性的，並且具有緩和願望。這些政治意願必須淩駕於軍事戰略、軍事技術和軍火工業的經濟利益之上，而不是相反。和平是壹項政治任務，而不是武器技術的任務。

　　共同安全旨在銷毀壹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迅速減少並改組常規武裝力量，直至雙方在結構上失去進攻能力。應通過有限度的單方面采取措施和發出信號來加速這壹進程。其中包括大幅度削減軍備開支、減少兵力和全面停止核試驗等。

　　在歐洲建立沒有核武器和化學武器的地區有利於共同安全。我們希望建立這種地區並且把它擴展到整個歐洲。

　　共同安全方案中應有聯邦軍隊的地位。它的任務僅僅是保衛祖國。它的使命是，在結構上失去進攻能力的情況下，以自己的防禦能力阻止戰爭的發生。聯邦軍隊機構必須支持和促進裁軍進程。只有政府才能擔任聯邦軍隊的政治領導，對它們的議會監督是聯邦議會的責任。

　　士兵是身穿軍裝的國家公民。我們擁護聯邦軍隊和義務兵役製。我們拒絕對婦女實行義務兵役製。和平政策的目標就是，使軍隊成為多余。

　　我們尊重那些謀求沒有暴力的民族共同體烏托邦的和平主義者的責任感。他們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具有合法地位。我們保證人們有拒服兵役的基本權利。我們主張取消所謂良心審查。拒服兵役者的補償勤務不應令人望而生畏或為軍隊服務。

　　歐洲共同體和歐洲和平秩序

　　社會民主黨人在 1925 年《海德堡綱領》中提出建立歐洲合眾國的要求，它至今仍是我們的目標。各民主國家必須將自己的力量匯聚起來，維護自身利益，同時致力於建立整個歐洲的和平秩序。

　　歐洲共同體是劃分為不同區域的世界社會的壹個基礎。它是實現和平與社會民主的壹個機會。整個歐洲必須成為壹個和平地區。

　　歐洲共同體應通過共同外交政策為和平效力，使它的眾多民族在國際關系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共同對付世界大國的對抗。歐洲共同體的歷史前景並不是謀求自己的霸權地位。它的本質特征並不是軍事上的強大，而是在發展貿易和工業、科學技術、創造無汙染的環境和促進第三世界持續發展方面成為世界範圍內深受歡迎的夥伴。歐洲共同體必須隨時準備接納壹切歐洲民主力量作為自己的成員，並采取多種多樣的形式，加強與所有東歐國家的合作，克服歐洲的分裂。

　　歐洲共同體必須通過與地球南部國家的夥伴政策，償還歐洲殖民主義列強欠下的歷史舊債和目前不公正的經濟關系欠下的新債。因此，歐共體必須支持南部國家和力量謀求獨立、自決發展的努力，並積極建立壹種公正合理的世界經濟秩序。

　　我們希望歐洲共同體繼續發展成為歐洲合眾國。這個合眾國將保持各民族的文化認同，尊重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化習慣，保證所有公民擁有同樣的自由和同樣的發展機會。

　　這就要求歐洲議會具有充分權利，要求壹種具有行動能力的、對議會負責的政府，要求明確確定職權範圍和實現歐洲的經濟民主。我們要在整個歐洲建立社會福利國家製度。

　　我們的目標是在共同安全、互不侵犯邊境、尊重所有歐洲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基礎上，建立整個歐洲的和平秩序。所有歐洲國家必須按條約規定實現赫爾辛基最後文件的各項原則。

　　中歐、東歐和東南歐各國迅速推進的社會民主化和人道化，給整個歐洲帶來了希望。我們願意對這些國家的改革提供幫助。歐洲所有國家都必須保證實現人權，建立法治國家和社會福利國家的秩序。

　　發展全歐合作應有助於消除南北對立，通過全面保護環境，保障所有民族共同繼續生存，實現個人和集體的人權，把經濟合作擴大到相互依存狀態，保護歐洲的共同遺產並促進文化交往。為此我們還需要建立全歐性的機構。

　　德國

　　德國領土必須成為和平的發源地。我們要建立充滿生機的德國人民的責任共同體，要謀求實現兩個德意誌國家在裁軍、緩和與合作方面的共同利益。

　　德國人同所有民族壹樣擁有自決權利。民族問題服從於和平的需要。我們努力使歐洲保持壹種和平狀態，使德意誌民族能夠在自由的自決中實現統壹。兩個德意誌國家的人們將對他們在走向統壹的歐洲過程中所建立的機構共同體的形式作出決定。德國人的歷史經驗以及他們關於壹個共同歐洲的決策不允許德國再走壹條特殊道路。波蘭的西部邊界是不可更改的。

　　隨著人們不斷增加跨越邊界的相互往來和相互了解，柏林作為德國和歐洲的大都市，它的重要性將日益提高。

　　四大國對整個德國以及柏林所具有的保留權必須被全歐和平秩序所取代。

　　南北政策

　　如果不能在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實現壹種平衡，整個人類的未來就會受到威脅。在被饑餓和困苦統治的地方不會有持久和平。南方國家不應成為東西方沖突的戰場，相反，東西方應通過裁軍節省更多的資金，為世界上生活貧困的三分之二的人類開辟發展機會。

　　北方工業國家的財富是建立在剝削南方國家的基礎之上的。今天的世界經濟結構依然沿襲五百多年來的殖民主義傳統。它深受不平等的歧視性經濟關系和交換關系的影響，並且把負擔推給第三世界。

　　每個國家都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所有南方國家必須最終獲得機會，自己養活自己，保護或恢復本國的自然生存基礎；找到適合本國農業、能源供應、教育、就業、工業化、衛生醫療保健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發展模式；通過高效能的國內市場滿足本國基本需求以及保護自己的文化認同。

　　只有當婦女的勞動不再被過低估計的時候，南方國家的發展才會成功。必須承認婦女對這些國家的發展道路所起的核心作用。婦女必須在所有層面上權利平等地參與發展計劃的製定和發展項目的實施。她們必須能夠參與決定發展道路。這種發展必須也以她們的利益和需要為目標。

　　地區性聯合可以有利於加強南部國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並促進全球合作。

　　在反動力量阻止獨立發展的地方，我們支持當地的解放力量。南非種族隔離製度必須廢除。

　　南方國家的活動空間正在擴大，因為我們在自己國家正在通過生態革新對我們的工業社會進行糾正，鼓勵開發再生能源或技術，這些對於南方國家也是很有益處的。

　　因此，發展援助政策不能再作為某壹職能部門的孤立任務，在進行所有政治決策的時候，包括宏觀經濟控製、降低關稅、促進出口，以及製定環境政策、農業政策、能源政策、科技政策和安全政策的時候，都必須考慮到它們對發展援助政策的影響。

　　北方和南方國家必須首先找到壹種能夠促進持續進步、尊重生態負荷極限、並同今天的和未來的世代的需要相協調的發展道路。要獲得可持續發展，就要求在利用資源、確定技術革新方向、確定投資規模、地點和目標的時候以長遠發展目標為方向，而不是僅僅為了獲取短期利潤。為此，必須改造現有國際機構，賦予它們相應的權利。我們努力謀求建立壹個新的公正合理的世界經濟秩序，它將使所有國家都能持續發展。

　　在通往這壹目標的道路上，必須使交換條件向著有利於南部國家的方向改變，如提高原料出口收益，限製還債勞務，鼓勵從北部國家向南部國家的資源轉移，擴大公共發展援助的資金籌措和在世界範圍內對跨國康采恩進行監督。

　　如果發展中國家為了世界社會的利益，錯過了有益於保護環境的經濟機會，工業國家必須對於它們的財政損失做出賠償。

　　只有當發展中國家在有關國際組織中以權利平等的夥伴身份推動這些組織的改革時，所有這些才能成功實現。這裏主要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組織。

　　國際共同體

　　世界社會必須建立這樣壹種秩序，通過這個秩序而使和平得到保障，經濟權力從政治上得到監督，原料、技術與知識得到公正的分配，我們的自然生存基礎能夠得到持久的保護。

　　聯合國可以使我們接近上述目標。因此，它的作用必須加強。它必須成為不使用暴力處理世界內務政策的工具。我們希望從政治和財政上加強它的力量。

　　聯合國受東、西方對抗的牽製越小，就越能更好地促進和平，抵製全球性威脅和維護窮國利益。只有在各個民族國家準備賦予聯合國更多權限和任務的時候，聯合國才能應付這些挑戰。我們主張在聯合國的框架內加強國際法院，改革安理會和設立國際軍備監督委員會。必須改組聯合國及有關組織的結構，使之具有更大的行動能力。

　　社會黨國際致力於團結和加強壹切民主社會主義力量。它必須進壹步發展，以便能夠為壹個民主的世界社會指明道路。

　　Ⅳ.自由、公正和社會福利的社會：壹種共同生活和共同協作的新文化壹種共同生活的新文化

　　文化 ― 任何社會都有多種文化存在 ― 表現在人與人的交往、人與其他生物和事務的交往中。

　　文化也植根於思想 ― 世界觀傳統和宗教傳統。在這些遺產具有生命活力並在對話中經受考驗的時候，它們就會在倫理和社會方面產生推動作用。

　　文化表現在各種形式的共同生活中，表現在對弱者的關註中。社會福利國家和法治國家，還有國內和國外的和平，都是第壹流的文化成就。

　　然而，文化也必須在處理同自然界的關系中經受考驗。它要求尊重自然界本身的規律性。保護和愛護有生存能力的自然界正在成為極其重要的文化成就。

　　文化深受勞動質量的影響，包括職業勞動、家務勞動、家庭勞動和個人勞動的質量的影響。我們不希望出現任何壹種為經濟利益所操縱的文化，不希望壹切生活領域都商業化。我們希望建立壹種能夠與共同生活的文化相適應的經濟。

　　對大部分城市和市鎮的人們來說，社會文化是處處可以感受到的。地方文化體現在勞動崗位、鄰裏之間、以及就公共利益進行討論和愉快聚會中的文明交往和團結互助之中。

　　共同生活的文化正在那種能夠把必要的基本共識和必要的爭論結合起來的政治文化中經受考驗，並且不斷強化。對此，寬容是不可缺少的。

　　1.在壹個團結互助的社會中人人平等

　　婦女和男子的社會平等

　　我們要建立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婦女和男子彼此平等、自由和團結互助地生活。

　　我們要建立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婦女和男子按照自己的選擇在所有社會領域都能發揮作用，他（她）們在完成家務勞動和家庭勞動以及職業工作以後，仍有時間和精力接受教育，從事藝術、體育或社會活動。

　　我們要建立這樣壹個社會：

　　― 它不再把人們分成是具有所謂女性的或男性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的人，― 在這個社會中，不再把受人尊敬的職業工作劃歸給男子，而把受到歧視的家務和家庭勞動留給婦女，― 在這個社會中，不再教育壹半人去主宰另壹半人，而另壹半人則甘居從屬地位。

　　現實狀況是：

　　― 居主導地位的文化始終打著男性烙印，

　　― 關於男女社會平等的憲法要求並沒有成為現實，― 婦女更多地受到貧困打擊，

　　― 婦女在接受培訓和從事職業方面依然受到歧視，― 她們在經濟、科學和藝術、政治和新聞媒介領域仍然受到冷落，― 依然把私人領域的事情，把家務勞動和教育子女推給婦女，― 對婦女的歷史作用依然避而不談或加以歪曲，― 職業工作和義務兼職工作的時間長短和組織形式依舊根據男性的需要確定，― 婦女成為男人暴力的犧牲品，她們的性生活自決權利遭到藐視。

　　但是，婦女意識正在迅速變化。他們比多數男人更加痛苦地體會到，男女雙方的部分願望、能力和才智不斷地受到壓抑。許多婦女開始反對這個由男人塑造的世界，反對那些要維護這個世界的男人們。男人也日益認識到，所謂要使男人的感情和想像力服從於理性和自我實現能力，只會使自己變得更加貧乏，甚至淪於病態。

　　男女雙方都在忍受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分裂的痛苦，它使雙方扭曲變態，彼此疏遠。

　　我們要克服這種分裂狀況，我們要從自身做起。在實現法律平等之後必須實現社會平等。這並不意味把婦女整合到壹個男性世界中，而是要改造這個社會。

　　教育應使年輕人為進人這個社會做好準備。它必須幫助人們克服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的分裂，打破不斷使這種分裂重新固定化、僵化的角色分工模式。

　　我們必須重新評價勞動，並且進行另外壹種不同的勞動分配。誰若想不僅公正地分配職業勞動，而且也合理地分配家務、家庭勞動和個人勞動，誰就必須首先縮短每天的工作時間。我們首先力爭實現每周 5 天、每天 6 小時的工作製，以便使婦女和男子能將職業工作、家務和家庭勞動、義務兼職活動以及文化享受更好地結合起來。

　　我們需要製定壹個男女平等法，結束工資歧視，製定支持職業婦女的計劃。通過由婦女提出要求和幫助她們重返職業生活來實現她們在社會保障權利和公務員權利方面的平等地位。必須通過家庭負擔平衡[2]來保護孕婦及產婦，為產假及護理病人而損失的工作時間提供經費，這樣就不會因為各企業增加額外負擔而造成婦女喪失工作崗位的風險。國家的財政資助和訂貨必須以實現男女平等為條件。

　　日間托兒所和全日製學校是使男子和婦女的職業與家庭工作協調壹致的前提條件。新的居住形式，對於兒童、老人、病人以及傷殘人的分散的社會服務可以幫助家庭工作擺脫孤立狀況。

　　在政黨、工會、各種協會和聯合會從事義務工作的時候，作為陪審員、監事會成員或家長代表，婦女必須具有同男子壹樣的參與機會。在所有委員會中，婦女和男子的代表必須各占壹半；在勸說工作不能實現這個目標的時候，需要製定法規。為了實現男女政治平等，必要時可修改聯邦、州和鄉鎮的選舉製度。

　　未來要求我們大家，婦女和男子們，從事許多長期被當作只有女性才做的事情：我們必須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關心他人，用智慧戰勝突如其來的困難，尤其要同他人進行夥伴性的合作。

　　要想建立人性化的社會，必須克服男性統治的世界。

　　幾代人的共同生活

　　在壹個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同越來越少的青年人共同生活、而這種共同生活的形式和條件都發生了明顯變化的社會中，建立壹種團結互助的關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必須維護、擴大、保護和支持這種關系。

　　文化和技術方面的迅速變化可能加劇幾代人之間的緊張關系。我們的文化政策、教育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旨在使這種緊張關系轉化為有益於全社會的成果。決定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間的關系的，不應是隔膜和競爭，而應是經驗交流和團結互助。

　　家庭和其他生活共同體

　　社會的變化反映在生活形式和兩性關系形式的變化中。人們在他們的生活共同體中尋找愛情、安全、承認和溫暖。為此，他們建立了多樣化的長期的結合形式，其中婚姻是最常見的。它同家庭壹樣受到基本法的特別保護。但是我們認為，所有形式的生活共同體都有資格得到保護和法律保障。不允許歧視它們，包括不能歧視同性生活共同體。

　　作為成人和子女生活共同體的家庭是以父母和子女相互承擔責任為條件的，子女長大成人並不意味家庭的結束。不應該把屬於社會福利國家的任務推給家庭這個互助性團體。

　　對於職業和社會生活的過份要求也會對家庭產生沖擊。並非所有在無情競爭的職業世界中無法實現的需要都能在家庭中得到滿足。因此，我們必須對勞動世界進行變革，以便使婦女和男人能夠在家庭中以夥伴的身份為雙方、為他們的子女承擔責任，為維持生活、教育和家務勞動做出同樣的貢獻。

　　家庭和其他生活共同體對每個人的個人發展是絕對必要的。因此，它們必須得到國家和社會的承認、保護和支持。國家和基層行政機構有義務對家庭的物質負擔至少給予部分補貼，使壹些家庭不致受到虧待，特別要準備向單身撫養子女的人、有患病子女和傷殘子女的家庭和有需要護理家屬的家庭提供幫助。

　　我們要建立壹種不要使婦女感到非墮胎不可的生活環境。然而我們知道，我們不能解決人際之間的壹切沖突。對墮胎進行法律懲罰並沒有達到保護胎兒的目的，相反，它壹直導致婦女受到更大的威脅和侮辱。刑法並不是解決墮胎沖突問題的合適手段。因此，我們希望在刑法之外做出必要的法律規定。

　　我們要保護胎兒，但必須遵從而不能違背婦女的意願。因此，我們承認婦女的責任和自決權利。

　　兒童

　　我們要建立壹個關愛兒童的社會。兒童需要鼓勵，以便使他們能在壹個變化莫測的世界中把握方向。他們需要壹種符合他們愛好和興趣的教育製度，從中得到幫助和激勵。他們需要遊戲和活動的空間。他們需要保護，以防止身心受到過重的壓力，免遭暴力，並防止他們無節製地沈迷於媒體消費。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希望，兒童能夠作為獨立法人受到尊重。在進行政治決策時，要比以前更多地考慮兒童的利益和需要。因此，除了對家庭進行資助之外，有必要在城市和鄉村發展的框架內，首先是在住宅建設、交通規劃以及在提供足夠的幼兒園和日間托兒所方面確保實施壹種堅持不懈的關愛兒童的政策。

　　青年男女的未來

　　青年人的現實生活現在已發生了根本變化：青年人上學的時間更長了，所擁有的學歷更高了，許多青年由於社會狀況的改變可以獨立地生活。但是青年失業、環境破壞以及核威脅使青年的價值觀念和生活要求發生變化和分化。青年時代已成為壹個獨立的生活階段。青年的價值取向和生活要求發生了變化。目前，絕大多數青年對社會改革和個人生活前景的要求與日俱增，尤其是青年婦女更是這樣。青年人受新聞媒介和業余消閑工業的影響前所未有地增大。保守主義力量企圖把青年中的社會分裂固定下來，並使個人的生活要求轉化為貫徹個人主義化的戰略。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堅決反對。個人的發展只有在所有人都獲得有保障的社會福利機會的基礎上才有可能。

　　青年喜歡自己塑造生活，嘗試各種不同的生活形式和交往形式，試驗各種文化表現形式。為此，他們需要擁有物質上的獨立性。所以，我們主張實行壹種符合青年需要並且不依賴父母的教育資助。最低社會保障也應包括那些沒有工作的青年。我們將給予所有青年人獨立生活的機會。因此，必須使所有青年男女都能有壹個接受培訓的位置，並且在接受培訓之後有壹個勞動崗位。所以我們要通過分攤稅款籌措經費的辦法創造新的、高水平的以及面向未來的培訓位置。為了使年輕婦女有同樣的機會，必須把全部培訓名額的壹半留給婦女。

　　為了使青年能自己負責安排業余時間，而不依賴於商業的供給，我們要擴建公共的和自己管理的青年業余活動機構和文化機構。同時也需要促進青年社團工作和青年政治工作。我們希望，中學生、接受職業培訓者以及大學生能獨立自主地行使壹切民主權利，維護自身利益。必須增進德國青年和外國青年之間的相互認識和理解。我們要為建立壹個超越歐洲範圍的團結互助的多民族共同體做出貢獻。

　　政治教育是青年工作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政治教育不限於傳播知識。政治教育應當培養實際行動能力，樹立同情心、團結互助精神和責任意識。我們之所以要在青年工作中加強政治教育，就是因為把學習和實踐結合起來可以提高把握未來的能力。

　　老年人

　　今天人們對於進入老年的感受已與過去不同。新的生活前景的發展並不會由於退出職業生活而告結束。確切地說，老年人從此開始了壹個生活條件發生變化的新階段，對於許多人來說，這是壹個充滿新的內容和新的生活機會的階段。

　　對老年人來說，繼續接受教育和社會參與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他們應該能夠通過不同的組織形式表達和維護自己的需要和利益，闡述和檢驗自己的觀點。老年人也必須有機會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履行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我們要鼓勵他們這樣做。

　　老壹代人的生活和工作經驗對於所有人來說都是十分寶貴的。為了能在幾代人之間進行合理的任務分工和協作，必須打破那種關於教育時期、就業時期和退休時期的僵硬劃分。

　　同以往壹樣，老年人的生活仍與社會風險及個人風險聯系在壹起。生活早期階段獲得的社會福利國家資助和團結互助的資助也會提高老年階段的機會平等。

　　使所有人獲得有保障的養老金，確保抵禦風險的關懷，提供多種居住形式，對於城市與社會福利進行計劃，使人們能夠具有壹種獨立生活和自我選擇的生活方式，這些都將有利於老年人權利平等地、負責地參與社會生活。必須擴建社會服務並使之網絡化，這樣可以使老年人盡可能長時期地生活在熟悉的環境中。對於老年人的家內護理來說，對家庭采取補充措施和支持措施也是十分必需的。

　　我們要防止老年人感到孤獨。我們要力爭使他們的個人尊嚴受到保護，使他們的生活成就得到社會承認。

　　各種文化之間的團結互助

　　各種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人們共同生活在聯邦共和國。歐洲各國已成為具有跨國文化的國家。正像很多外國人生活在德國壹樣，很多德國人也生活在國外。在德國的很多外國公民仍舊深受文化和社會孤立的痛苦，常常成為歧視的犧牲者，特別是他們的子女，生活在不同文化之間，更覺痛苦。

　　文化的多樣性豐富了我們的生活。因此，我們要盡壹切努力促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尊重與合作，使它們能夠相互融合和相互分享。

　　我們要改善外國人的居留權，使他們有參加地方選舉的權利。對於受政治迫害的人來說，政治避難權必須繼續成為壹種不受限製的基本權利。這包括由於性別和種族原因而受到政治迫害。夫妻雙方均享有獨立的居留權。

　　消除階級社會

　　我們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存在著舊的和新的特權。收入、財產和機會的分配不公使社會分化為兩部分。壹部分人支配別人，而另壹部分人受別人支配，他們的自決權和政治參與權也因此很快就受到限製。這影響到政治和國家事務方面的意誌形成。

　　我們謀求建立壹個自由、平等、沒有階級特權的團結互助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人都平等地決定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民主社會主義所謀求實現的那種新的、更好的社會製度是壹種擺脫階級限製的社會。我們要通過取消特權和完善民主製來實現這個社會。

　　2.未來的勞動和業余時間

　　勞動的意義

　　勞動不僅是生存條件，也是人類存在的決定性維度。人們通過勞動不僅創造生活所必需的資金和服務，同時也決定了自己的生活狀況。勞動滿足了人們的需求並帶來了新的需求。勞動和自然界是財富的源泉。

　　要付出多少勞動，如何去組織、設計和分配勞動，這壹切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取決於社會力量對比和文化傳統。這也同樣適用於職業勞動、家庭勞動、集體勞動和自由個體勞動。所有這些勞動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它們共同決定著我們的生活質量。勞動分工和勞動組織、勞動時間和勞動範圍、勞動內容和勞動形式都是由人來實現的，因而是可以通過政治進行改造的。任何壹種形式的勞動都創造價值，能夠滿足人們的需要並使人們致富，但也造成了異化並增加了痛苦。任何壹種勞動形式都要依賴其他勞動形式，它們共同決定我們的生活質量。

　　勞動的苦與樂始終是人類生活的組成部分。通過創造性地使用材料、工具和機器，通過勞動設計、規劃和組織，通過履行職務以及通過與社會、企業及家庭中的其他人的合作與分工，人的個性得到了發展。勞動的痛苦是由於負荷過重或要求過低，由於健康傷害和有損尊嚴的勞動，由於勞動的壓迫和異化。非人道的勞動分工或與社會隔絕的勞動所產生的後果也能造成勞動痛苦。

　　勞動的歷史同時也是技術的歷史。技術能夠帶來財富和人道的舒適條件，能夠減輕勞動強度。但是，技術的社會應用也會給那些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幾乎壹無所有的人們帶來貧窮、疾病、依賴性和異化。

　　我們的未來主要取決於我們如何從事勞動。我們的社會把勞動分成職業勞動和無報酬的、但又是社會所必需的家務、家庭與集體勞動，這種勞動分工和評價都是不公正的，這種不公正表現為不同的勞動和生活條件以及兩性之間不同的發展機會。

　　職業勞動對於人們的意識和自我意識具有重要意義。它使人們獲得獨立並得到社會承認，它決定生活條件和發展機會，有利於人們在社會和政治方面的熱情投入，保證了人的物質獨立性。

　　社會必需的各種形式的勞動必須得到同等評價，必須在男女之間進行平等的分工。在職業生活中，不允許對從事家庭勞動和集體勞動的人進行歧視。

　　通過發展生產力所獲得的社會財富使我們能夠大大縮短職業勞動時間並增加改善勞動和生活狀況的機會。這樣，就能夠實現社會民主黨人的目標：

　　― 普遍富裕和社會安全；

　　― 擴大社會基礎設施；

　　― 公正地分配勞動和生活機會；

　　― 在男女之間公正地分配各種形式的必要社會勞動；― 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和繼續教育的機會；

　　― 為家庭和私人生活、消閑和社團工作提供更多的時間；― 從事創造性活動和分享文化生活；

　　― 在勞動中謀求自我實現；

　　― 改善勞動質量；

　　― 增加多種可供選擇的勞動組織形式；

　　― 擴大經濟領域的參與決定權和民主化。

　　職業勞動的結構變化

　　今天，勞動正經歷徹底的結構變化。在職業勞動中，結構變化表現為在生產、服務、管理方面實現靈活自動化，表現為新的通訊技術和控製技術的采用，生物遺傳技術的應用，以及新材料、新的生產程序、新產品和新式服務的迅速傳播。

　　人們必須處理日益增多的信息，適應日益迅速的變化。計劃和發展、控製和監督、發現和糾正錯誤都具有重要意義。在將來，所有人都要掌握比現在更多的信息，學習更多的新知識。

　　人的勞動強度和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壹方面可以增加生活質量、富裕程度及業余時間，但另壹方面也會引起失業率上升，把許多人排擠出職業生活，使人們增加新的肉體和精神 ― 心理負擔，結果造成來自勞動世界的新的風險和威脅。

　　勞動者面臨的風險

　　由於這些變化的規模和持久性，很清楚：沒有自覺地對勞動權承擔義務的新的勞動政策，大規模失業就會始終是壹個核心的社會問題。那時，長期失業者所占的比例繼續增大，越來越多的老人或殘疾人、缺乏專業技術的人、婦女、青年和外國人都被排擠出勞動市場，並且不受（法律）保護的勞動關系的數量日益增加。

　　這些將導致生活狀況嚴重兩極分化，使我們國家分化為富裕地區和貧困地區。男女雇員之間的競爭將尖銳化，團結互助變得更加困難，新形式的不平等在不斷發展：與每個人的出生時間、性別、國籍、居住地 ― 例如是生活在共和國的北部還是南部，是生活在農村還是人口密集的工業區 ― 相比，學習技術和創造成績的意願變得無足輕重。與此同時，不僅養老金領取者的人數在不斷增加，在職人員的平均年齡也在逐漸提高。

　　資本和被忽略的需求都大量存在。鑒於我們的社會擁有如此多的財富，鑒於尚有許多未完成的工作，大規模失業只能表明社會失靈，這種狀況長期持續將危害民主製度。我們的社會並不缺乏需要從事的勞動。

　　製定壹項新的勞動政策

　　勞動權利是壹項人權。力求實現充分就業是壹個民主的和社會的法治國家的責任。失業不是個人的暫時依靠保險就能解決的問題。失業是由於社會原因造成的，因而是壹個需要政治解決的問題。

　　大規模失業給各國人民造成的經濟和社會負擔越重，人們就會越加經常地試圖利用貿易保護主義，以犧牲別國利益來為本國經濟撈取好處。

　　與此相反，我們認為，有關國家采取聯合行動來反對大規模失業是絕對必要的。而聯合行動的前提是：我們要準備在自己的國家裏實施壹種有效的就業政策。

　　采取以下壹系列措施是必要的：

　　― 為所有人創造有意義的、長期的就業崗位，― 有效而迅速地減輕環境負擔，特別要減少能源消耗，― 創造人道的勞動條件，

　　― 堅持聯邦共和國作為國際上具有競爭能力的工業基地的地位，― 鼓勵人們提高知識水平、勞動熱情和創造性，― 推動新的社會發展和文化發展。

　　很多人都非常缺乏生活必需品。實行更公正的收入分配是為了實現社會平衡，創造更多的需求，從而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

　　生態革新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同樣，清理陳舊設施，以及發展環保措施、發展有益於大自然的農業、改造交通設施和能源系統都會增加就業機會。在節約能源、實現能源供應分散化、進行垃圾再處理、用有益於環境的產品替代有害於環境的產品的時候，都會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對城市和農村必須進行更新，要建造住房，實現住宅現代化，擴建城市間短途交通網絡，保護文化古跡。

　　對社會服務的需求也在增加。我們希望改善公共服務設施，特別要擴大對那些受歧視的人們和集團所提供的服務。教育、繼續教育、文化、科學研究都需要人。孩子必須有人照管，青年工作要有人來做，病人和越來越多的老人需要人的護理，外國人和他們的孩子需要有人幫助去適應環境，殘疾人需要人的照顧和康復，預防不良癖好的工作要有人做，具有不良癖好的病人要人來治療，精神病人要有人陪伴，刑事犯需要有人幫助重返社會，幫助實現自助的工作需要有人來組織。這些社會服務必須組織成壹個覆蓋面很大的、流動與定點相結合的協作網。

　　縮短勞動時間 ― 有助於實現充分就業和自主支配時間我們希望利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來縮短勞動時間。但是，在這裏，縮短勞動時間並不意味著自動縮短機器運轉時間。縮短勞動時間就是在將來也是對於進壹步提高生活質量的重大貢獻。它減輕了職業勞動負擔，為職業勞動之外的必要活動創造了活動空間，為消遣、文化和社會活動提供了時間，它創造了就業崗位。

　　如果全體婦女和男子都有可能從事職業勞動，縮短勞動時間就更為必要了。要實現家務勞動的分工合作，每天的職業勞動時間就必須減少。因此，我們力爭實現每天工作 6 小時，每周工作 30 小時的法定職業勞動時間。

　　在減少法定勞動時間的同時進行公正的收入分配更為重要。因此，應當對不同收入集團的工資和薪金按不同幅度提高。

　　只有為了雇員的利益、而且為了使集體利益得到保障而實行的靈活勞動時間才能使人們獲得更多的支配時間的自主權。同時，要註重保持有益於健康、有利於發揮個人工作效率和改善社會關系的勞動節奏。星期六不得成為正常工作日，星期日勞動只有在萬不得已的特殊情況下才能允許。夜間勞動有害健康，所以，我們要把它限製在例外情況的範圍內。對於加班加點必須從法律上予以限製，如果人們在非正常時間勞動，勞動者有權要求得到相應補償。

　　所有男人和婦女都應該獲得縮短或中斷職業勞動的機會。這是― 為了加強對子女的教育，

　　― 為了接受繼續教育，即使只有壹年時間，

　　― 為了照顧老人、病人或殘疾人，

　　― 為了順利地向退休過渡。

　　我們將設法在上述情況下使勞動崗位和社會保險能夠在法律上得到保障。我們將製定資金籌措的模式並與勞資協議各方共同貫徹實施。除此之外，我們希望通過勞動法創造壹種機會，使就業者在暫時脫離勞動生活以後能夠重返工作崗位。

　　不允許締結不受法律保護的勞動關系。必須禁止租借勞動。我們要求製定壹部勞動法典，以便將所有就業關系置於統壹的勞動法律保護之下。對於各種形式的職業勞動必須作為正常勞動關系給予保障。這並不意味維持壹成不變的勞動時間結構，而是要使所有形式的職業勞動都得到勞動法和社會法的法律保護。在可能的情況下，我們希望不要為失業、而要為創造勞動崗位提供資金。我們希望為每個失去工作崗位的人提供新的工作或更多的培訓機會。

　　創造人道的勞動環境

　　我們對於塑造職業勞動的要求是：人道化、專業技術化和民主化。這三項任務是相輔相成的。

　　人道地改造勞動世界首先要求，人不能受到有損健康的勞動條件的傷害。不能接受有損健康的勞動材料、噪音、高溫、煤氣、射線和塵埃，也不能接受那些加重單調感和神經負擔、加強控製和異化並使自身責任感降低的技術。在所有職業中，勞動條件和勞動要求也必須適應那些因缺少專門技能、健康受損或由於年老而處於弱勢的人。

　　因此，我們要繼續發展勞動保護和健康保護，促進符合人道的技術工藝和組織形式。國家的任務是：在試驗用新的方法解決企業問題的時候，對於勞資協議各方，經濟界和科學界給予支持，同時要註重傳播關於人道地塑造勞動世界的知識。

　　為了實現勞動世界的人道化，除此之外還要求關註培養人的創造性、組織能力、專業能力和社會能力。人們需要有意義的勞動內容，擴大活動空間，有更多的自主性，提高專業技能以及加強共同決策和參與。

　　所有職工只有通過更好的專業培訓，才能改善勞動質量。所有職工應該在從事職業勞動期間享有終生接受培訓和繼續教育的權利。這個問題應該像延長為了接受文化教育而安排的休假那樣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

　　新技術使創造新的勞動組織形式成為可能。應改變單調勞動和過細的勞動分工，夥伴式的合作應該成為準則。這些不僅符合人的要求，而且也能成倍提高生產效率。只要技術革新能使等級強製下的勞動變得多余或者被廢除，從而使企業勞動實現分散化和民主化，就必須利用這種機會。在職業勞動的很多地方，人們已經用集體的和個人的創造取代了異己決定，這已不再是空想。

　　那些在職業勞動中筋疲力盡、麻木不仁或受盡屈辱的人們，是不可能在業余時間彌補這些創傷的。因此，本著人道的、民主的和社會的原則來組織勞動是使人們獲得有尊嚴生活的決定性因素。勞動世界的人道化要求各個層次的技術和組織部門創造符合人尊嚴的勞動條件。同時，必須考慮到人們不斷提高的要求。

　　實行民主化的目的在於實現勞動解放。它必須由勞動者自己在擴大參與決定職權的情況下實現，使自己從經濟奴仆變成經濟公民。

　　因此，男女雇員必須對於以下問題進行參與決定：按照什麽目標、以什麽組織形式、在什麽時候完成什麽工作？當需要對新的就業機會、對工作崗位的生態和社會標準作出決策時，參與決定依舊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將為此，包括為公共服務業，創造法律的先決條件。

　　家庭勞動

　　兒童教育和家庭勞動使我們的社會充滿生機。它們必須得到社會承認和社會福利方面的保證。職業勞動人道化、勞動時間的減少以及職業工作的合理分配，這些都有助於搞好家務勞動和家庭勞動。同職業勞動壹樣，家務和家庭勞動也是男女雙方的共同任務。家務和家庭勞動同其他勞動形式壹樣，向人們提供了自我實現的機會，但如果負擔過重也會妨礙人的自身發展。

　　在住宅附近的職業勞動崗位可以改善生活質量並便於職業勞動與家務和家庭勞動的銜接。必須保持並重新創造這樣的聯系。符合家庭需要的住宅，分散性的購物機會和擴建地方基礎設施有助於使職業勞動與家務、家庭勞動之間的關系相互協調。

　　必須把教育和護理子女的時間計算在養老金條件之內。兒童 3 歲以前，父母應該有權得到帶薪的家長休假。為教育子女而暫停職業工作的人有權要求重返工作崗位。在招聘和職業晉升時要考慮安排教育和照料子女的時間。此外，還有繼續接受技術培訓以及鼓勵才能和愛好的合法要求。

　　自由活動和休閑

　　人們的生活是在勞動與休息，緊張與松弛之間有節奏地進行的。隨著職業工作時間的縮短，可供自由支配的時間增多了。我們不想聽任娛樂商業完全占據這些新贏得的時間。每個人都必須獲得用於改善鄰裏關系或環境，完成工會工作或政治任務的機會。必須使所有人都能夠按照自己的選擇發揮創造力。社會必須為此改善前提條件。

　　文化生活

　　教育的目的

　　我們認為，教育的目的不只是為了職業和繼續晉升對人們進行教育和技術培訓，教育的自身價值在於人的發展。

　　教育應喚起人們對自己傳統的認識，並使人們有能力了解自己和他人，理解不同的文化和人。教育應該開辟這樣的機會，即：自主地從事勞動，利用職業勞動和家庭勞動以外的業余時間去從事個人工作、藝術和文化活動以及社會政治活動。教育必須使人們有能力批判地對待社會和勞動世界的要求，並共同對社會和勞動世界的參與改造施加影響。教育應該幫助人們了解我們這個日益復雜的社會，幫助人們明智地利用技術和生產資料並保護自己的自然環境。教育應該促進創造力的發揮並使人們能夠對付消閑娛樂業和信息的泛濫。教育應該幫助青年人了解人類的基本經驗並從中吸取經驗，不斷成長。

　　不論是情感還是理智，不論是思考能力還是實踐能力，都離不開教育。教育應開發人的天性，使人們能夠為他人承擔責任，磨練團結互助的精神。

　　教育必須使人們能夠用豐富多彩的歐洲文化來豐富自己的生活。

　　多方面的教育也能幫助人們為勞動生活和職業工作進行合理的準備工作：在壹個需要團隊工作和共同思考並且不斷完成新任務的勞動世界中，教育內容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越小，就越容易完成職業工作和取得成就。

　　教育必須向所有人敞開大門。必須在財政上對中小學生、受培訓者和大學生給予資助，使他們不依靠父母的收入、而是獨立自主走上自己的職業道路。合格的學校教育和初級技術培訓將為人們終生學習和參與社會的、文化的及政治的活動創造機會。

　　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

　　我們認為，教育事業中機會均等是不能放棄的原則。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們更加接近了我們所奉行的教育面向全民這壹目標。我們為所有階層的兒童打開了接受合格教育的大門，延長了義務教育的時間。婦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多地接受教育和培訓。

　　我們的教育事業面臨新的挑戰。隨著質量的提高，數量也必須擴大。

　　我們要使普通教育同政治教育和職業教育融為壹體。這種做法適用於所有教育機構。

　　我們希望開辦全日製學校，因為這種學校促進機會均等，使社會化的學習以及使傳授知識、集體工作和娛樂的交替成為可能。

　　學校必須面向勞動世界，必須向城市和鄉鎮實行開放，同地方生活緊密聯系起來。我們希望，在學習生涯的選擇方面，當事人能有更多的參與決定權，在教育機構中能有更多的師範教育活動空間。國家製定的框架條件必須是根據當地形成的意願能夠加以滿足的。我們鼓勵嘗試新的學習和授課形式的實驗學校。

　　我們希望男女青年、外國兒童和德國兒童、殘疾兒童和健康兒童都能共同接受教育，以便消除偏見和歧視。

　　我們要求傳授知識同社會學習聯系起來，這有助於對付勞動世界日益增長的競爭壓力。

　　社會民主黨的教育政策是要促進全面提高而不是挑選尖子。我們希望學校提供更加多樣化的教育機會和結業形式，能夠考慮學生不同的興趣愛好和能力，分別給予不同的鼓勵，並更多地實現機會均等。綜合性學校最適合於實現我們的教育政策目標。

　　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

　　職業教育對於個人發展和職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所以，每個年輕人都有權利接受這種教育。這種教育必須使他們有能力從事壹項職業，定期接受繼續教育並共同建設我們的公共事業。因此，培訓必須包括廣泛的職業基礎教育，既要傳授職業的特殊能力，也要傳授跨越各種職業的壹般能力。國家對於雙軌製的職業教育負有特別的責任。

　　已婚和未婚婦女在職業教育、繼續教育和進入勞動世界等方面不得遭受歧視。

　　迅速的結構變化需要對繼續教育和中小學基礎教育及初級職業教育同等地加以促進。因此，必須擴大壹般性的、職業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繼續教育，作為地方行政機構必須完成的任務，並成為教育事業的第四大支柱。特別是對於那些在職業生活和職業培訓方面遭受歧視的人們，或者由於技術發展使其職業知識貶值的人們，國家必須使他們獲得能夠從事新職業的技能。

　　作為與企業組織的繼續教育對等的平衡力量，充分提供國家興辦或國家資助的繼續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企業必須承擔壹部分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的費用。

　　職業生活中可供支配的接受繼續教育的時間至少應相當於初級職業培訓時間。

　　高等院校、科學與研究

　　開放高等院校依然是我們的目標。那些在職業工作或其他社會活動中獲得才幹的人也應能順利地進入大學和接受繼續教育。研究和教育必須比以往更多地重視勞動世界的問題。

　　高等院校中的所有群體都必須得到有效的參與決定權。我們希望擴大高等院校的改革和新探索的活動空間。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必須得到與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同樣的資助。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不可分割地同屬於壹個整體。

　　我們要盡壹切努力，使科學和研究的質量保持國際水平。

　　學術自由和責任是彼此相互製約的。作為科學家，有資格向社會要求研究自由，但是必須準備為研究成果的應用後果承擔責任。社會必須保障科學自由，保障每個科學家免受國家和經濟權力侵犯的自由。自由的、毫無阻礙的學術爭論以及不斷公布研究成果都屬於科學自由的範疇。

　　我們憂慮地看到，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迫使研究服從於軍事目標或單純經濟目標的研究機構。它們束縛了可供使用的研究潛力，妨礙了其他可供選擇的科研投入。由於這些機構從不公開自己的研究成果，因而妨礙了對問題的認識過程。

　　按壹般規律，科學研究只有在涉及研究成果應用時才會接受社會監督。但是，如果科研計劃違背倫理標準或導致無法承受的風險，立法機構必須禁止這類研究方法和程序。這主要是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研製，用活人進行醫學實驗，對個人權利的侵犯和遺傳技術的發展，特別是改變人的遺傳基因。

　　我們希望公開討論科學程序的審批並建立倫理委員會，以便通過這些途徑對那些在倫理道德方面存有疑問的實驗進行社會監督。如果是人的尊嚴、生命權利或自然保護的需要，國家就有權利和義務通過發布禁令和命令對科學研究進行幹預。

　　民主製中的文化工作

　　工人運動從壹開始就被理解為也是壹場文化運動。它繼承了歐洲人道主義和啟蒙主義傳統，主張藝術風格的自由，並致力於使所有人都能參與分享文化財富。實現上述目標依然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的文化的概念遠遠超出文學、音樂、藝術和科學的範疇。正是在壹種廣泛的共同生活的文化中，這些社會邊緣領域已經移到社會的中心。

　　不斷增多的業余時間增加了人們從事自己文化活動的機會。通過個人的文化活動，人的思維能力和感情認知能力、想像力和創造力都得到發展，並從中形成了也決定我們民主未來的價值觀念、榜樣形象和思維模式。我們將竭盡全力同那些蔑視人的價值的思潮和派別，例如新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進行鬥爭。

　　在文化政策和文化工作中，我們遵循我們的基本價值觀念和傳統。我們要鼓勵批判意識，提倡便加積極、更加團結友愛地建設生活，推動個人和社會的解放。

　　我們知道，只有從自己黨的內部，從黨的交往形式、工作方式以及接受和消化各種文化推動的能力方面開始社會民主黨的文化工作，我們才能對社會文化生活施加自己的影響。

　　我們鼓勵在不同集團和方案、不同市區和住宅區所呈現的多樣化的文化表現形式。藝術必須成為盡可能多的人的事情。我們要排除阻礙人們享受藝術和教育的障礙，只要這些障礙不是存在於文化作品本身。

　　壹種豐富多彩的、多方面的文化生活是與產業標準化的休閑消費相對抗的。我們認為，文化生活並非僅僅是各種彼此沒有聯系活動的總和。我們要使不同的生活環境和局部文化之間相互碰撞。相互辯論和挑戰是文化富有生命力的表現。

　　藝術和文化需要公開展示的場所。為此創造前提條件並對藝術家給予鼓勵是政治應盡職責。製定和推行文化政策是國家的壹項義不容辭的任務。國家決不是文化監護人，而應該是文化多樣性的保證人。

　　媒體的責任

　　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日益受到媒體，特別是電子媒體的影響。與此同時，由本國和國際康采恩統治的新的媒體產業對文化生活、人們的情感和思維的影響力也在顯著增加。

　　我們社會民主黨人主張文化和新聞工作的多樣性。我們要保證和擴大媒體擺脫國家、擺脫強大經濟和社會集團控製的獨立性。我們要求所有在新聞部門工作、特別是從事節目製作和編輯工作的人們擁有參與決定權。

　　報紙、雜誌和書籍能向人們透徹和廣泛地提供信息，即使在電子媒體時代，它們也保持著自己的特殊意義。我們的文化依賴於讀書，我們要鼓勵讀書。

　　具有公法性質的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的責任是提供必不可少的基本服務。它包括廣泛地提供信息，提供政治意見形成、娛樂、教育、咨詢和文化等方面的節目。因此，必須繼續保證公法廣播電臺的存在和發展。這類廣播電臺首先應保證不受黨派政治的影響並在經濟上具有獨立性。我們期望這類廣播電臺在節目安排時做到：不要把播放節目的收視率作為惟壹的標準，不要為了相安無事和壹碗水端平而取消批評性的和引起爭論的文章。在新聞和娛樂性節目中，我們支持壹切以批判眼光審視現實並具有新思想的人。

　　必須促進德國和歐洲的電影事業。電影的發展有助於保持歐洲的、歐洲各國和各地區的認同感。

　　體育

　　體育是文化的壹個重要部分。它能促進生活質量的提高和生活樂趣的增長。為此，我們從工人體育運動中接受了發展全民體育的基本原則，並由此把我們的主要註意力放在普及體育運動和傷殘人體育運動上。與此同時，我們也支持不損害人的尊嚴並保證運動員自決權的競技體育。為了保證這些條件，有時還需要采取法律措施。聯邦、各州和市鎮必須同承擔相應責任的體育組織建立壹種夥伴關系，共同促進體育事業的發展。

　　3.實現社會公正，建立團結互助的社會

　　體現團結互助的社會福利政策

　　社會福利政策要使作為整個社會主導思想的團結互助精神發揮作用。因此，我們認為，它是壹種社會結構政策，是全部政治行動的壹個維度。

　　團結互助並不能代替個人自身責任，它也不會忍受任何監護。團結互助的作用是通過提供幫助實現自助。工人運動經過幾代人的奮鬥建立了社會福利國家。我們將維護和發展它。

　　在團結互助的共同體中，青年人為老年人、健康人為病人、健全人為殘疾人、就業者為失業者承擔責任。我們反對把抵禦基本生活風險變成壹種純粹私人的事情。

　　把社會福利政策僅僅局限於消除已經出現的傷害是不人道的，而且在財政上將很快無力承受。最有效的保護是通過預防來實現。社會福利政策不應只起修補作用，僅僅應付已經出現的問題，而應防患於未然。它應使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符合人的尊嚴。旨在保護健康的生態政策、勞動人道化、克服失業、更公正地進行收入分配，是預防性社會福利政策的中心任務。

　　我們要求提供數量足夠的有益於健康和價格低廉的、適合於家庭或單身需要的各種住宅。居住，如同工作和接受教育壹樣，是壹項基本權利。每個人都有權利要求符合人的尊嚴的住宅。必須以壹種符合社會福利的租賃法對租房者給予持久、切實的保護。幫助那些不能憑自己力量滿足自身合理居住要求的人和在住宅市場上遭到拒絕的少數群體，這是國家和社會的任務。因此，建造社會福利住宅，同建造出租住宅和自有住宅壹樣，始終是不可放棄的。

　　獲得社會保障的權利

　　《基本法》關於社會福利國家的規定責成國家履行社會福利責任和實現社會公正的義務。

　　社會福利國家的支柱包括：由國家擔保的社會保障和分享，可以訴諸法律的領取社會福利金的合法要求，獲得法律保障的雇員地位。

　　人們是根據合法權利還是作為接受慈善捐贈而獲得社會福利金，它們在勞動關系中是屈從於雇主專製，還是完全像企業主那樣履行自己的合法權利和義務，這涉及到人的尊嚴。享受社會救濟的人不應受到歧視。

　　社會保險必須是可靠的。經濟政策、財政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應彼此協調壹致，使全部政策以基本法的社會福利國家規定為標準。

　　用改造社會福利取代削減福利

　　社會福利政策也適用於質量優先於數量的原則。要想阻止削減社會福利，就必須推動它的改造。

　　必須遏製贏利企圖，打破官僚主義的僵化。必須使社會福利接受者的利益能夠得到充分實現。

　　社會保險在經歷了壹個世紀之後衍生出眾多的分支機構。社會福利法種類繁多，很難讓人們壹目了然。職業等級的劃分導致對相同情況不能壹視同仁。我們要克服這種狀況。

　　我們的目標是要實行這樣壹種社會保險：

　　― 在情況相同的時候，對所有人同等對待，

　　― 對所有人都應要求按其實際財力承擔費用，― 積極加強自我管理，

　　― 通過幫助實現自助，

　　― 消除對婦女的歧視，

　　― 促成家庭與職業之間的協調，

　　― 將獨立經營者納入保險體製，

　　― 保證殘疾人加入保險者行列。

　　我們要建立壹種與收入掛鉤的社會基本保障，它是對那種把個人繳納保險與享受福利相掛鉤的保險製度的補充，而不是取代。這壹基本保障應能在人們年老、傷殘和失業時滿足他們的生活需求。社會基本保障應使社會救濟回歸到對於那些處於特殊困境的人提供資助，並簡化社會福利法。這種社會保障的附加費用應從稅收中籌措。

　　我們將力求使養老金繼續得到保障。因為領取養老金者越來越多，繳納養老保險費的人越來越少，所增加的負擔必須在正在繳納保險費的人、退休者和國家之間合理分擔。不利的年齡結構對於特殊護理和補充護理也產生了不利影響。因此，必須逐步使幾種老年保險體製相互協調。所有人都必須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選擇合理安排養老金和勞動收入的比例。

　　用資本和能源取代人的勞動的企業所繳納的社會保險費越來越少，而勞動密集型企業所繳納的社會保險費越來越多。我們希望，雇主繳納的社會福利保險費能夠以企業的效益、即創造的價值為依據。

　　衛生事業的改革

　　我們謀求建立這樣壹種醫療保險，它使投保者的利益優先於臨床醫生、牙醫、醫藥工業、康復藥品和輔助醫療手段的供應商、以及醫院經營者的利益。醫療保險機構必須做到維護投保者的權利，使它不致受供應商利益的侵犯，並且使投保者在疾病預防和享受價格低廉、富有成效的醫療方面得到更多的實惠。

　　我們的衛生事業在防治傳染病、搶救重傷者、實行外科手術方面是極有成效的。但面對數量日增的患有慢性病、心理疾病和精神病的病人，卻常常壹籌莫展。克服各種不良嗜好的危害是全社會的壹項極其重要的任務，在這壹方面也應實行幫助先於懲罰。

　　預防醫學和治療醫學必須保持同等重要地位。防病保健和衛生宣傳教育應作為中心任務。這些工作必須從幼兒園開始。對那些導致肉體和精神疾病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必須更好地進行研究，更強有力地加以改變。環境保護和勞動保護，住宅建設和適應自然的農業，必然會有助於保健預防。

　　各種有效的醫療手段，包括自然療法，不得受到某種利益權勢的壓製。

　　每個病人，不論其收人多少，都應得到符合醫學科學水平的治療。

　　壹切人都有權自由選擇醫生和治療方法，包括另類醫學[3]的醫生和治療方法。

　　緊急救護醫學能夠拯救生命。但是如果它延長了死亡過程並使死者喪失尊嚴，它就成了問題。高效能的技術、器械醫療、化學療法不應排斥廉價便捷的治療方法。

　　對疾病的社會和心理方面應給予更多的重視。對精神病患者和殘疾人不能推開不管，也不能以收容方式隔離起來。他們應在自己的特殊生活環境裏得到關心體貼、受到尊重、並盡可能與他人建立正常的社會關系。為此，必須在市鎮附近提供各種形式的門診和住院治療，並將二者結合起來。精神病患者和肉體疾病患者享有受到同等照顧的權利。應增加人員，改進康復機構，保障精神病患者得到與肉體疾病患者同等的護理。

　　我們要使門診醫療優先於住院醫療。為此，需要建立壹個盡可能面向市鎮的、由個體或集體診療所、保健中心、擴大的社會服務站、日間醫院和康復機構組成的網絡。

　　在衛生事業上必須降低醫療費用，這不僅要求權力關系發生改變，也要求用人道主義精神理解疾病。問題的關鍵不是暫時消除病狀，恢復工作能力，而是要使病人健康起來。為此我們需要在醫生、病人和其他醫護人員之間建立起充分信任的夥伴關系。

　　法定的醫療保險不允許投保者負擔超出醫療保險費以外的費用。

　　幫助實現自助

　　我們要建立壹個由獨立的人組成的社會，人們既對自己、也對別人承擔責任。我們要向那些力圖依靠自己力量、或與其他人共同處理自己問題的人提供幫助。因此，應當支持社會福利管理機構和自助機構建立新的合作形式。我們要鼓勵自助運動，並使它的思想和經驗為社會福利國家所利用。

　　自助不會使大型團結互助團體或專業服務機構成為多余。但是它能夠減輕它們的負擔，成為它們的補充，並使它們能夠能更靈活地適應新的需要。從自助意願出發，產生了諸如工人福利會等福利團體或教會慈善救濟工作，對此，我們予以贊賞和支持。

　　4.對生態和社會負責的經濟

　　經濟應有助於實現共同富裕。應當對所有人提供充分的商品和服務，保障勞動權利，愛惜和保障自然的生存基礎。資本應當為人服務，而不是人為資本服務。

　　在現代民主製的工業社會，出現了通過混合經濟提供產品和服務的情況，在這種混合經濟中，競爭與國家幹預行動共同發揮作用。這種製度已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率的、原則上優越於壹切形式的中央管理經濟。

　　競爭製度的壹個歷史的基本問題就是它同對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相聯系，這種聯系帶來了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導致失控的經濟權力以及對勞動、收入和財產的不公正分配。

　　要對資本的經濟權力進行民主監督，就要求有壹個具有行動能力的國家、強大的工會和參與決定。

　　財產分配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斷擴大。要實現對收入、財產和時間的公正分配，就必須實現勞資協議自治，落實國家稅收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以及鼓勵職工購置資產。

　　競爭製度不適於向人們提供公共商品和公共福利。提供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主要是國家的任務。

　　競爭經濟由於無節製地消耗資源和失控的技術革新趨勢，導致了對原料的浪費和對自然生存基礎的破壞。國家必須抵禦各種對生態的危害，並且推廣有益於環境的產品和生產程序。

　　如果能成功建立約束資本利益的框架條件，就可以在不損害效益能力的情況下引導競爭朝著有利於共同福利的方向發展。在西方工業國家，這可以通過國家調控、工會抗衡力量、決策分散化，以及通過也包括新社會運動在內的廣泛改革聯盟基礎上的社會共識來實現。

　　國際框架條件

　　緊密的國際聯系

　　國家規定的框架條件迄今為止幾乎僅在民族國家範圍內生效。然而，在這期間，資本主義經濟已超越民族國家界限。因此跨國康采恩能夠通過加重社會負擔獲得優勢，逃避應盡義務。

　　大多數工業產品和大量服務業的競爭已在世界範圍內進行。我們要在世界範圍的競賽中保護聯邦德國的機會，並且為發展中國家開辟新的機會。我們拒絕擴張性的出口方針。為了給我們的貿易夥伴、特別為發展中國家開辟新的機會，減少國際貿易的不平衡，我們必須加強國內經濟和開放本國市場。

　　為了阻止各經濟空間的生產基地競爭導致世界範圍的壓低工資，以及勞動條件、社會福利和環保標準日益惡化，對生產的社會條件和生態條件作出在國際範圍內具有約束力的規定是十分必要的。

　　資本和金融投資市場的國際化進壹步削弱了民族國家調控資本主義經濟的能力。金融投機使匯率急劇波動，扭曲了國際競爭，並對工業基地造成威脅。市場的國際化使民族國家的利息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活動空間日益狹隘，使宏觀經濟政策失去作用。

　　在民族國家的職權損失沒有得到國際規定彌補的時候，強者的權利就會得逞。所有國家的國民經濟都很容易遭受危機的傷害。因此，我們要通過國際協調合作和建立框架條件，恢復和擴大調控經濟的能力，民族國家的經濟政策並不會因此而免除責任。

　　公正而有效率的世界經濟秩序

　　發展中國家比我們更加依賴世界經濟新秩序。它們備受屈辱地依附於地球北部的銀行、康采恩和政府。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發展中國家也不得不對它們提出的種種條件惟命是從，在這裏，西方工業國家占據絕對優勢。

　　為了滿足債權國要求，債務國不得不采取破壞本國自然生存基礎和加重普遍貧困的措施。對熱帶雨林的開發，對山林地區破壞性砍伐以及水土流失，沙漠的擴大，這壹切都對整個地球的氣候產生影響。

　　因此，不能讓世界經濟聽任那些經濟上最有權勢和最肆無忌憚的人的擺布，這是所有民族的共同利益所在。民族國家與國際的監督機製必須得到保證，在國際範圍活動的資本不能逃避它在社會福利和生態方面的責任以及納稅義務。

　　我們主張製定旨在保護自然生存基礎的國際公約，其中包括保護森林現狀、大氣層和海洋系統的協定。必須保護南極周圍地區免遭因開發經濟而帶來的環境破壞。

　　要使地球南部的發展既不因負債過重、也不因我們實行保護主義而被扼殺，這也是大家的利益所在。必須解除最窮困國家的債務，要部分地解除和限製其他國家的償債付息義務。南方國家必須能夠在不受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監護的情況下，共同就自身發展的優先步驟達成壹致。免除債務時不得附帶提出使這些國家陷入社會貧困的條件。

　　必須通過國際原料基金組織減少發展中國家對於原料價格波動的依賴性。越是鼓勵滿足自身需求的農業生產，就越能避免刺激過度生產。

　　公正的世界貿易必須借助有製裁能力的國際法規來保證。單方面地提供優惠條件可以使工業國家市場向發展中國家的成品商品開放，使發展中國家需要保護的年輕行業暫時得到保護。

　　為了減少貨幣投機和有害的貨幣波動，壹種民主監督的國際貨幣秩序是非常必需的。這種貨幣秩序可以使必要的降低利率以及國家的貨幣政策與預算政策之間的相互協調變得更加容易。

　　只有通過南方社會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根本性改革，開辟通向持續發展的道路，防止重新債臺高築和單方面的經濟依賴性，壹個新的世界經濟秩序才能得到良性發展。

　　沒有強大工會的密切國際協作，壹個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

　　作為區域聯合的歐洲共同體

　　通過區域聯合將會促進建立壹種公正的、具有民主合法性的世界經濟秩序。在壹些國家把它們的力量和利益聯系起來並協調壹致的時候，它們也就為建立壹個更好的世界經濟秩序奠定了基礎。

　　歐洲共同體開辟了活動空間，提供了自我保護和對世界市場施加影響的機會。它必須融合為壹個統壹的經濟、貨幣和社會活動空間。

　　歐洲共同體應當：

　　― 協調成員國的經濟政策，實現歐洲內部大市場．建立歐洲貨幣聯盟；― 推行積極的就業政策，消除地區性的不平衡；― 在共同體的貧、富成員國之間實行有效的財政平衡；― 將社會福利政策置於與經濟政策同等重要的地位；― 使各國具有典範意義的社會福利成就造福於整個共同體；― 就業者和他們的工會都能實行參與決定；

　　― 實現歐洲經濟民主，阻止經濟權力的過分集中；― 在科學和研究中整體協調成員國的力量；

　　― 有效地幫助婦女；

　　― 通過稅收、收費和確定嚴格的有約束力的環境保護標準來促進生態革新；― 通過共同體農業政策的改革保護自然生存基礎，確保消費者利益和農民農業；― 通過促進區域文化的和民族文化，確保多樣化的歐洲文化認同。

　　民族責任

　　聯邦共和國的經濟力量使它具有很大的民族活動空間。它對國際經濟決策的影響是巨大的。我們越是堅決地利用自己的民族活動空間進行生態和社會改革，我們就越能有力地影響國際決策。如果壹味地等待歐洲或世界範圍的統壹規定，最終將壹無所獲。

　　盡管我們的某些設想只能在歐洲範圍、甚至是在世界範圍內才會充分實現，但我們的行動必須從我們直接承擔責任的地方開始。

　　生態革新

　　環境危機是世界範圍的。我們要在國內克服這壹危機，並且要以此推動國際性緊迫間題的解決。必須把保護自然生存基礎作為國家目標寫入基本法。

　　地球大氣層不斷遭到破壞，海洋受到汙染，出現了可怕的氣候災難，森林死亡，地下水超量開采，環境汙染造成疾病，以及大量動植物物種滅絕，這壹切令人觸目驚心地表明，我們的自然生存基礎正遭受全面破壞。對我們的工業社會進行生態改造已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

　　首先是工業國家使自然生存基礎的破壞日益嚴重。它們生產和消費的長期影響傷害了海洋，它們消滅了世界範圍的動植物種，並且破壞了地球大氣層。

　　因此，工業國家應對世界範圍恢復自然生存基礎承擔主要責任，並為此承擔費用。它們必須率先對自身社會進行生態改造，並且停止對能源、原料和土地的浪費。它們必須使第三世界各國人民有能力為保護自然生存基礎做出自己的貢獻。

　　即使在那些對人們沒有直接好處的地方，我們也有倫理道德上的責任愛惜大自然。保護環境、保護自然、保護動物是我們的團結互助社會觀的壹部分。崇尚生命是我們政策的基本原則。保護自然必須成為壹切政治領域的任務。

　　凡是在生態方面不合理的事，就整個經濟而言也就是不合理的。生態並不是經濟的添加物，它是具有責任感的經濟行為的基礎。因此，解決緊迫的生態間題，也必須是企業經濟行為的原則。我們只能要求自然界在不受長期損害的情況下給我們提供必需品。我們必須生產和使用與自然界物質新陳代謝相適應的產品。對於我們經濟所進行的這種生態改造包括產品設計、生產過程、原料消費和已消耗原料的回收利用，以及物質新陳代謝過程的鏈接。這種生態改造要求人們從生態角度評價使用的原材料、聯系和生產程序。它還包括壹切形式的能源獲取和能量轉化。生態改造的重點必須是化學工業、交通業和農業。

　　我們的環境不斷遭到破壞，導致世界範圍內社會不平等狀況日趨嚴重。因此，就更加需要從社會的角度規劃生態改造。

　　生態改造具有明確的目標：

　　― 廢除損害環境的產品、生產和體系，代之以有益於環境的產品、生產和體系；― 為此加速必要的技術革新；

　　― 加強廢物利用；

　　― 有效地組織不可避免的廢物處理；

　　― 及時清理歷史遺留下來的環境破壞；

　　― 節約和愛護土地和耕地。

　　如果不能節省地、合理地使用能源，就無法進行生態革新。我們要通過確定價目表、價格、捐稅、收費和環保標準使這件事成為經濟上必須要做的事情。我們鼓勵廢熱利用，電能與熱能的配合使用，鼓勵分散的，特別是地方的能源供應，而首先是開發那些可以再生利用的能源載體。它們在未來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我們必須幫助它們實現突破。在無法放棄使用本國煤炭的時候，必須采用有益於環境的技術。我們希望盡可能快地實現安全的、有益於環境的、不包括核能的能源供應。我們認為，核能經濟是壹個歧途。

　　由於傷害自然界的物質所占比例日益增長，自然界的負擔和對人類健康的威脅也在日益增長。因此，生態改造也必須給化學政策指出新的方向。化學產品和生產方式必須適應物質新陳代謝。盡可能地減少風險必須成為化學研究、開發、生產和應用的最重要原則。對基因技術的利用也必須按照這壹標準加以限製和控製。

　　自然界以及我們城市所承受的交通負擔，已達到所能承受的極限。公路、鐵路、航空和內河航運的失控競爭導致重復投資、破壞自然風景和增加生態負擔。我們要開發出在經濟和生態方面同樣使人放心的交通載體。我們要使競爭條件朝著有利於減少能源消耗、保護生態的交通載體的方向發生變化。因此，在貨運和客運交通中，鐵路運輸必須居優先地位。

　　在高速公路、州級公路和住宅區內實行的速度限製必定能夠減輕環境負擔和提高交通安全。

　　地區建設規劃壹定要迅速減少對自然風景區的損害，同時也要避免危害生態的布局過密。修復、維護和改建應優先於新建。應鼓勵有益於環境的建築。不允許無條件擴大加重自然和環境負擔的、用於住宅和基礎設施的土地需求。發展城市內部和有節製地利用土地，必須作為具有生態意義的城市發展目標而居於優先地位，必要時應加強對土地和耕地所有者的社會義務的監督。

　　必須使農戶從這樣壹種經濟窘況中擺脫出來：因超量使用化學物質和外來能源而生產了大量滯銷的過剩農產品，既耗盡了地力，也汙染了空氣和地下水。在土地利用和飼養動物方面既不值得、也無需實行集約化。農民的家庭經營也是壹種符合生態的經營形式。我們將通過規定與耕地面積相適應的存欄牲畜最高限額來保護農民，使他們的利益不致因農工聯合企業大規模飼養牲畜而受到損害。

　　壹種有益於環境的農業經營可以實現有機循環過程，能夠以滿足動物要求的方式飼養牲畜並保持動植物種多樣性和保護風景，這樣的農業經營需要付出代價。應對農戶為我們的文化景觀做出的成績給予適當的報酬。只有這樣，才能成功地阻止農業工業化，並使農戶的經營形式作為壹種對生態負責的農業基礎長期保存下去。我們的食品也將因此更加有益於健康和更加美味可口。

　　我們希望盡可能地不用行政單壹決策，而是通過建立政治框架條件來促進生態革新。必須使傷害生態付出更為昂貴的代價，使適應生態在經濟上獲得更多的好處。為了做到這壹點，壹方面要靠征收捐稅和費用，另壹方面要靠財政刺激。必須提高能源價格。

　　同以往壹樣，我們需要製定規則、禁令、限價和保留批準的權力。此外，我們需要對環境的承受能力進行檢查，需要壹個更為嚴厲的環境破壞懲治法和新的實行舉證責任倒置[4]的責任法。我們主張實行集體上訴，加強環保專員的地位，以及擴大在健康和環境保護問題上的參與決定。

　　環境保護要從地方開始。市鎮和縣必須成為生態改造的推動力。為此，要加強它們的財政支付能力。

　　進步、增長和結構

　　並非任何增長都是進步。凡是能確保自然生存基礎、改善生活質量和勞動質量、減少依賴性和促進自決權、保護生命和健康、保障和平、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機會和未來機會、鼓勵創造性和主動性的經濟，都必須增長。凡是危害自然生命基礎、降低生活質量、毀壞未來機會的經濟，都應該縮減或完全取消。

　　選擇增長領域的政策必須認真考慮人們的願望、需求、憂慮、不安和對未來的恐懼。這壹政策必須改變生產的、分配製度的、法律的、文化的以及教育製度的結構。

　　合理的結構變化不會自行產生。結構政策必須影響和調節結構轉變方向和速度，首先要實現以下目標：

　　― 對工業社會進行生態改造，

　　― 消除大規模失業，

　　― 改善勞資關系，

　　― 保持經濟效益能力，

　　― 在各地區創造同等的生活條件，

　　― 裁減軍備，把軍事生產轉換為民用商品生產。

　　具有預見性的結構政策能夠改善生活質量和環境質量，發揮人的創造力和開辟未來前景。我們必須對結構轉變的不利後果從社會福利角度加以約束。

　　為了使結構轉變有利於增進地區之間的機會均等，我們將在財政調撥手段之外，做到使所有結構計劃都必須促進薄弱地區的經濟實力和革新能力，創造有可靠前途的勞動崗位，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

　　作為政治任務的技術改造

　　人們通過使用技術從根本上改變了自然界並創造了社會財富。然而，由此也破壞了自然界並使人類文明基礎受到威脅。因此，並非每項技術革新都是進步。

　　技術能力正以史無前例的速度不斷擴大。然而，技術對社會的影響不是中性的。技術、科學和市場化日益緊密地交織在壹起。科學知識和技術知識的生產越來越多地轉移到跨國公司和跨國研究機構。由此造成的既成事實是，科技發展日益脫離社會影響。

　　科學技術的發展既不是自發的，也不是不可改變的。它所提供的能力大大超過了現已實現的能力，無論如何都應對它進行選擇。關鍵在於依據什麽標準和誰的利益進行選擇。迄今為止優先考慮的是贏利企圖和軍事利益。因此，技術塑造就成了核心政治任務。

　　我們不贊成讓人去適應技術，我們要的是壹種符合人的尊嚴、符合社會福利準則和有益於環境的技術。

　　技術革新是壹切有活力的經濟不可缺少的，它應有助於推動生態革新和實行合理化，促進勞動人道化，保護基本權利和實現基本價值。它應提高勞動生產率，能夠縮短勞動時間，保證競爭能力，節省能源和原料，將人從異化勞動中解放出來，並促進對勞動過程進行合理的安排。

　　技術的改造和應用必須保證能對失誤加以控製和糾正，並使我們的子孫後代能對錯誤的發展趨向加以糾正。我們要阻止那些可能會製造出無法估量的風險、而且無法進行民主控製的技術革新。由於在壹國範圍內往往無法做到這壹點，因此我們要求訂立促成互通信息和彼此監督的國際協議。

　　在對新的、可能會帶來難以估計風險的開發研究進行資助時，必須同時從政治角度進行技術評定。在製定研究計劃階段，必須對技術發展和應用可能產生的後果進行評估。在這裏允許對研究計劃提出各種替代性方案，並提交公民對話進行討論。

　　對於決定技術體系未來發展的重大措施進行決策，從而對經濟增長領域做出決策，這不是行政管理的任務，而是政治的任務。這些決策只能通過男女雇員的參與，並且像能源政策爭論所表明的那樣，只能作為公民對話的結果，以民主方式做出。在圍繞技術替代方案進行對話的時候，需要科學界的幫助。社會必須保障科學自由，科學界則有義務向社會報告他們的研究目標、研究成果及可能實現的應用。這些都要以加緊新技術後果研究為前提條件。

　　首先應在議會中建立技術後果評估機構。咨詢委員會應使人們便於通盤了解研究課題情況，匯集信息並使人人都能獲取這些信息，還要指出機會、風險和替代選擇方案，並將自己的評估提供討論。我們要鼓勵關於技術體系的社會和生態後果研究。

　　對於圍繞科技革新風險所進行的公開辯論來說，在議會中建立壹個技術後果評估和技術評定機構是必要的開端，但還不夠。我們社會民主黨人要求擴大從事技術鑒定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機構，使它們網絡化，並使它們對公民對話實行開放。

　　經濟民主

　　人的尊嚴和社會公正要求實現經濟民主化。

　　經濟民主本身就是壹個目標，因為它保證並完善了政治民主。它同時又是手段，借助這個手段可以：

　　― 向人們提供商品和服務，並且公正地分配社會財富，― 在這樣做時，從有益於社會的角度利用科學技術進步，― 保障人們的勞動權利，

　　― 在壹切生活領域實現民主、參與決定和自決，― 保護自然生存基礎。

　　經濟民主履行了基本法的要求：「財產負有義務。它的使用應同時服務於公眾福利」。

　　在經濟民主中，社會目標優先於私人經濟資本增殖目標。不允許經濟權力或控製市場的公司預先給政治劃定行動框架，相反，必須通過民主合法的決策，從公共利益出發為經濟行動設定框架和目標。

　　只有在民主決策優先於贏利企圖和經濟權力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形成對生態和社會負責任的經濟。

　　經濟權力的表現形式是：

　　― 作為大公司的市場權力，它們以犧牲客戶、供貨廠家和競爭者利益來謀取自身利益；― 作為資本對於勞動過程中和勞動市場上的人所擁有的統治權；― 作為使經濟權力轉化為政治權力的能力；

　　― 作為主要是大公司的通過投資政策影響整個經濟的結構與發展的能力。

　　經濟民主有利於公共福利利益的貫徹實施，有利於對各種形式經濟權力的監督並組織經濟發展。它必須是開放的和形式多樣的；它將私人財產和公共財產、個人首創性和對公共事業的責任以及國家行動結合起來；將競爭和國家總體框架設定、企業自由和對權力的監督、參與決定和自我管理結合起來。經濟民主是使社會盡可能擺脫危機而發展的必要前提條件。經濟民主的任何壹個內容都不是目的本身。它的價值和意義只能依據壹個社會的和民主的經濟與社會秩序的基本原則和目標來確定。

　　我們要使壹切人都擁有發言權和財產占有權。這意味著職工和他們的工會在壹切層次上擁有參與決定權，以及所有人都參與分享生產財富。

　　全社會的民主調控

　　我們希望我們的經濟要按照質量標準發展。它首先應有利於充分就業，維持生態循環，並從而提高生活質量。對此必要的全社會調控必須從政治上進行決策和實施。

　　由此產生了政治的、國家的和經濟的任務。這裏的問題不在於國家是否要對經濟施加影響，而僅僅在於它施加影響的目標和手段。

　　它必須有預見性地規劃自己的行動，推動事物按照所希望的方向發展，避免明顯的錯誤趨向，並且使自己的計劃能夠不斷地得到修正。它應該貫徹實施在本國公民討論中形成的多數派政治意願。

　　國家確定經濟發展的框架條件。它必須設法做到：將公眾負擔的社會福利成本和生態成本盡可能地納入企業的決策和成本計算之內。

　　國家 ― 聯邦、州、市鎮和歐洲共同體 ― 對於自己和經濟有關的行為進行計劃。這包括年度預算，中期財政計劃，特殊專項計劃，地區發展計劃和相應的壹系列措施。只要這些規劃是確有成效和切實可行的，就必須將它們綜合起來，形成跨地區的發展規劃。這些法定的框架條件和計劃是企業自主決策必須遵循的預先規定。

　　無論民主調控，還是對各種計劃的協調，都需要改善信息手段和協調手段：

　　― 必須進壹步擴大結構報告製度和預測；

　　― 對結構起決定作用的大企業應及時和定期地向國家和地方行政機構通報對經濟政策有重要意義的計劃和生產基地計劃；― 經濟委員會和社會福利委員會應當享有從地方、州和聯邦各級議會、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門獲得信息以及向它們提供咨詢和倡議的權利。委員會的成員除了工會和雇主代表外，還應當包括消費者協會和環境組織推舉的代表。這樣的委員會能夠有助於明確表達公眾利益，使政治框架條件以及企業、國家和地區規劃之間的協調更加切合實際，更加靈活。

　　市場和調控

　　在以民主方式確定的框架內，市場和競爭都是不可缺少的。市場能夠有效地協調大量紛繁龐雜的經濟決策。

　　農業、工業、手工業、商業和服務業的公共企業和私營企業是我們經濟生活的基礎。

　　經濟民主需要企業開創精神和效益。我們承認它們並且鼓勵它們。它們也必須在履行社會福利責任和生態責任方面接受檢驗。

　　效率競爭有利於消費者和他們的自由消費選擇。市場是壹種促成供需平衡的手段；如果將市場納人壹個適當的總體框架內，它也是壹種調控供給和需求的有效手段。它能告訴人們可能出現的經濟發展和結構發展的情況。然而，市場既不能創造充分就業，也不能實現公正分配或保護環境。

　　盡可能開展競爭，必要時進行計劃！

　　市場發揮作用的能力會被過分的集中化抵消。集中化會使中小企業喪失競爭能力，並且使國家民主合法調控手段的作用受到限製。因此我們支持企業的多樣化，尤其要加強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具有革新能力，並且能夠靈活地適應市場的多種多樣的需要。在克服地區結構缺陷方面，它們也起著特別重要的作用。我們要加強中小企業。我們鼓勵建立新的中小企業。

　　我們的經濟如果沒有大企業就不能維持。大企業的實力在於有能力長期從事研究與開發，合理進行生產。它們的威脅在於它們的這樣壹種發展趨勢：通過擴大市場強權造成中小企業的依附性，自己卻不受政治框架條件的約束，甚至自己來確定這些框架條件。

　　由於競爭可以對市場強權進行監督，我們要製定更為嚴格的競爭法。資本的統治權力必須受到強大工會的製約。應當發動盡可能廣泛的公眾輿論來抵製把經濟權力轉化為政治權力。公眾輿論是社會監督的基礎。

　　為了遏製銀行和保險公司對經濟基本決策的影響，我們要通過分散資本股份來限製它們對企業的權力。我們也要限製銀行在企業監事會中的席位以及它們根據代企業保管的股票而行使的表決權。

　　不僅市場，而且國家也可能失靈，我們必須努力克服這兩種危險。

　　我們致力於對國有經濟產業部門和不同形式的公共經濟進行改革。當權力製衡原則或公共經濟利益原則需要這種企業的時候，當公認合理的需求面臨私人積極性不足或過分巨大的風險時，國有企業和公共經濟企業是不可缺少的。由於這些企業不單純考慮贏利，它們往往能夠最佳地滿足社會公認的合理需求。但是，不允許把它們僅僅限製在那些不贏利企業和行業範圍內。

　　我們特別感到有義務實現把團結互助的自助和民主自我管理結合起來的合作社思想。為了便於創立新的合作社，我們要改善經濟和法律的框架條件。

　　在以其他手段無法保證建立壹種符合對社會負責的經濟力量對比秩序時，在不能保證貫徹經濟發展的質量標準時，公共所有製是合適的和十分必要的。公共所有製在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秩序中不能要求自由發展的空間，它只能與現行秩序條件相適應。社會化必須既是民主的因素，同時也是經濟政策的手段。

　　男女雇員參與決定

　　經濟民主要求男女雇員和他們的工會在進行經濟和社會決策時能以平等的權利參與並行使特定的共決權利，這包括：

　　― 在勞動崗位上，就完成工作、製定方案規劃，以及采用新技術或新的組織形式進行決策，― 在企業中，對於勞動條件、勞動組織、勞動保護和健康保護、培訓教育和繼續教育，對於新技術的應用，對於產品和生產進行決策，― 在所有大企業和康采恩中通過勞資雙方人數對等的代表機構和通過監事會的特定共決製度進行決策，― 經濟委員會和社會委員會進行跨企業的經濟決策，男女雇員利益、環境保護和消費者的要求都應提交給這些委員會，― 通過歐洲範圍的共決對跨國公司的共決製度作出國際規定。

　　經濟民主只有在實施壹部行之有效的競爭法的基礎上，在拆散銀行和大企業的緊密關系的基礎上，以及在為了加強共決機構的監督權和決策權而改革企業法的基礎上，才能得到發展。在保持資本所有者和雇員雙方代表對等的情況下，監事會和決策機構的權力應進壹步擴大，使它們有可能代表社會利益。

　　勞資協議自治是實現經濟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為使勞資談判各方力量均衡，必須從法律上作出禁止解雇罷工者的規定。

　　雇員對生產性資產的參股

　　男女雇員對生產性資產的參股也可以成為經濟民主的壹個內容。雇員通過這種方式分享利潤，並且分享他們共同勞動而獲得的資本增長，但並不會因此減少必要投資的資金。這樣，職工和他們的代表機構就會對他們自己的生產資料擁有越來越大的支配權。

　　我們主張確定壹個法律框架，在這壹框架內，勞資協議雙方能夠就設立促進雇員參與生產性資產的跨企業基金訂立協定。

　　土地法

　　土地和耕地是大自然的壹部分，是我們生活的重要基礎。它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如食品、住房和休養生息等。土地和耕地不能重新更換，也不會增多。因此土地成了財產投資和投機活動的對象。

　　我們需要有壹個能夠在市鎮和地區的空間規劃中貫徹生態目標和社會福利目標的土地法。這壹法律首先適用於住宅建築和住宅區改造。為此，我們需要：

　　― 製定壹個更為簡明的沒收法和賠償法，

　　― 確定壹種限定價格的市鎮優先購買權，

　　― 對因區域規劃而增值的土地，地方當局應向土地所有者征收部分費用，― 確定土地增值稅，

　　― 在使用地產時實行繼承建築權優先。

　　消費者參與協作

　　經濟民主必須使消費者的以下權利得以實現：

　　― 保護健康，

　　― 受到保護以避免經濟損失，

　　― 賠償損失的權利，

　　― 獲取信息的權利，

　　― 通過代表維護自身權益的權利，

　　― 擁有壹個健康環境的權利。

　　國家財政

　　國家財政是經濟調控的壹個重要手段。稅收和收費、預算計劃和財政激勵，國家訂貨和投資、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都必須相互協調，以使它們服務於設定的政治目標。

　　只有富人才能承受窮的國家。[5]為了大家的利益，國家不斷增加新的任務，因此即使在采取最嚴格的經濟措施和節約措施的情況下，今後也很難減輕總的稅收負擔。我們要取消那些已不再確實需要的開支。

　　國家提供資助資金必須同時提出目標明確的條件並進行相應有效的效果監督。

　　國家投資必須改善我們的基礎設施，為生態革新做好準備，創造就業崗位和使所有地區都獲得更高的生活質量。此外，還應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財政政策必須承擔解決就業問題的責任。在經濟衰退的時候，不得縮減開支。持續穩定的開支，即使需要借貸，也必然會穩定經濟發展。要削減那些對於整個社會來說並非公平合理的補貼。

　　在重要增長領域，完全或者主要通過貸款籌資的國家投資計劃可以緩解短期的經濟滑坡、推動生態革新和創造就業崗位。全面和長期的就業計劃和投資基金只適用於具有結構意義的、準確界定的生態或者社會福利目標，必須主要通過向非投資利潤或者向高收入征稅的辦法為上述計劃和基金籌集資金，為此進行的法律調整應當同稅法改革壹起鼓勵將利潤用於有意義的投資，阻止將利潤用於投機活動。

　　稅收法需要徹底改革。為了更公正地分配收入，我們主張對最低限度生活的收入實行免稅，減輕中低收入的稅收負擔，用子女補貼費取代子女免稅金額。取消不合理的稅收補貼。對用於再投資的利潤的征稅要明顯優惠於提走的利潤。對於金融投資收入在稅收方面不應比勞動收入更加優待。

　　此外，稅收法必須成為生態革新的手段。我們要對那些汙染環境的產品加重征稅，首先是擴大能源稅征收範圍並逐步提高稅率，與此同時，減少對於勞動收入的征稅。

　　5.國家和社會中的民主

　　民主是壹種生活方式

　　我們為民主而鬥爭，它必須成為普遍的生活方式。因為只有實現民主才能體現對人的尊嚴和人自身承擔責任的尊重。

　　民主是自由的生活方式。只有當人們願意並且能夠承擔責任時，自由才會存在。在國家和社會中，任何人不得被排斥在民主參與之外，或者說，不得通過社會限製阻止他們的民主參與。

　　民主從社會和社會政治文化中汲取自己生命力。經濟權力或新聞媒體權力的過分集中，統治術[6]在私人或國家手中的積累，都會使民主受到威脅。

　　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建立在它的全體男女公民享有同等權利和義務的基礎之上。作為公民自由權利和參與權利的基本權利是預先為國家規定的，它們為壹個受價值觀念約束的共同秩序奠定了基礎。保障和維護基本權利，使它們免受威脅，這是民主國家最重要的任務。

　　國家應當在社會和經濟中實現民主和社會公正，為此應保證決策過程必要的公開性。但是，國家並不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如果對國家要求過高，就會導致急劇膨脹的官僚機構，這些機構效率下降，既不受任何監督，財政上也無法維持。我們反對社會的國家化。

　　當個人或團體自身無力承擔社會所要求的義務，或者為公共福利所必需的服務以其他方式無法提供的時候，國家就必須承擔義務。輔助性原則，小單位優先於大單位的原則[7]，只要運用適當，就能夠限製權力，鼓勵社會參與。

　　法律與政治

　　法治國家以法律製約所有行使權力的行為。遵循民主憲法、三權分立、權力相互監督，也就使國家建立法律秩序和行使暴力壟斷的職權和義務合法化。法治國家不僅會由於個別公民違犯法律、而且也會由於國家濫用權力而受到損害。

　　現代信息技術使官僚機構的影響不斷加強。就此而言，如果法治國家得不到保障和擴大，民主化也就無法實現。

　　我們承認我們是服從法律的，即使在拒絕批準壹項法律的時候也是如此。為了能夠修改法律，我們為議會多數而鬥爭。價值評估和對比衡量原則也屬於法治範疇。為了實施和保護高位法律，必須經過負責任的價值評估使低位法律退居次要地位。就此而言，並非每壹項違背法律的做法都觸犯了法治，相反，通過運用高位法恰恰可以證明自己行為的合法性。

　　民主和公開性

　　民主依賴公開性原則而生存。國家和行政管理部門，必須有透明度，對公民則不能提出這種要求。公民必須監督國家，而不是國家監督公民。

　　所有人都必須享有獲得信息的權利。對於涉及公共事業或者公民自身的事務，男女公民必須要洞悉內情並能夠做出判斷。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監督以他們名義行使的國家權力。因此，只要數據保護和理由充足的保密工作不會因此受到利益損害，就應該對於公民查看檔案和使用國家數據庫的合法要求作出法律規定。

　　對於自身數據的處理實行自決是壹種基本權利。因此．搜集數據工作必須置於社會監督之下，必須不斷改善對於官方機構和私人機構所掌握的涉及個人數據的保護。數據收集和它的網絡化必須限製在極端必需的範疇內。

　　新聞自由和廣播自由也需要內心思想自由。我們要確保公民自由發表意見、遊行示威、結社和集會的權利。

　　多層次的國家結構

　　日常生活、共同生活，以及男女公民對公共事業的認同主要取決於市鎮的行動。因此，我們要加強和擴大基本法所保障的市鎮自治。強有力的市鎮自治需要在政治領導和監督下的現代管理。國家在社會總產值中所占的份額要根據分派給它的任務來確定。國家收入必須隨著任務的發展而發展，國家收入分配給地方政權的份額也是如此。因此，我們拒絕在沒有相應資金籌措規定的情況下給市鎮分派任務。市鎮的財政籌措能力必須改善。它們必須能夠對於自己的預算收入獨立自主地進行決策。不能用財政平衡取代獨立的地方稅收。必須擴大憲法所規定的市鎮機構的活動空間。在進行涉及市鎮的決策時，必須在法律上保證它們參與決定的機會。

　　聯邦製被證明是卓有成效的。它限製了國家權力，促進了與公民的接近和地區的多樣化。憲法規定的聯邦、州、市鎮所擁有的行動自由和財政自由必須得到保障。聯邦製也必須成為塑造歐洲共同體的原則。通過各民族國家所進行的跨越國界的區域合作，各種成熟的傳統將能使面向未來的行動取得豐碩成果。

　　我們要把歐洲共同體進壹步發展為歐洲合眾國。按照《基本法》第 24 條的規定，把國家主權轉交給歐洲共同體，將會使傳統的國家結構得到補充。共同體的男女公民應能參與共同體的決策。歐洲共同體必須由壹個經濟共同體變成壹個公民的歐洲，在其中，國籍只起次要的作用。我們的目標是，製定壹部將民主與法治國家及社會福利國家原則結合起來的共同體憲法。

　　議會民主和多數原則

　　我們宣布承認議會民主。

　　在議會民主製中，自由選舉賦予受到監督的、有壹定期限的政治權力。

　　多數派的權力需要自我約束。多數派必須同自己的批評者保持長期對話，包括議會外的對話。多數派也會犯錯誤，因此，多數派的決策必須是能夠收回的，特別是當觸及到生存基礎和危及未來世代幸福的時候。必須使後代人能夠對於自己的生活環境自主地做出決策。

　　議會民主並沒有減少和取代男女公民的責任。因此，我們要擴大公民參與，更有效地實施請願權利。在市鎮、州和聯邦所進行的全民公決和全民決策應在法律規定的界限內對議會決策進行補充。憲法對多數派權力的限製也適用於公民直接參與。

　　應當加強議會和議員在政治意向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所以，議員必須在政府提供的信息面前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他們應公開自己的經濟聯系。婦女和男子應根據在居民人口中所占比例在議會中各自保持相應數量的席位。

　　如果沒有那些使民主的意向形成不斷成為可能的政黨，議會民主是無法設想的。為了實現有效的公民政治參與，需要黨內民主和黨內意向形成過程的透明度。政黨的意向形成、政黨行為和政黨組織必須與我們的基本改革目標相壹致，並能滿足關於擴大公民參與決定權的新的社會要求。

　　公民倡議組織和社會運動反映了壹種新的公民意識，它們的出現使民主的意向形成過程更為活躍。它們經常僅僅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它們迫使人們對於壹些重要題目進行辯論，新形式的政治意向形成使我們的民主充滿活力，並且豐富了我們的政治文化。它們能夠並且應該不斷向政黨提出挑戰，但不能取代政黨。

　　社會團體是各種社會利益的合法體現。當它們以共同幸福為目標的時候，我們尋求同它們合作。當它們不顧壹切地謀取局部利益的時候，我們要對它們進行抵製。

　　工會

　　沒有自由工會就沒有民主。共同的歷史和共同的目標將我們與工會聯系在壹起。工會自主確定自己的任務。我們認為，工會的自由活動是不可侵犯的。只要涉及雇員利益，工會就應參與社會和政治任務的完成。我們尊重它們在黨派政治上的獨立性。

　　我們支持工會關於雇員公平分享自己勞動所得的要求，參與決定經濟決策的要求，以及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要求。在經濟和社會民主化方面中我們對工會寄予厚望。

　　我們支持和維護從痛苦經驗中成長起來的統壹工會，並把它作為聯邦德國的壹項最重要的成就加以維護。

　　勞資協議自治是民主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將維護它，使它不受任何侵犯。保障並加強雇員法律地位的勞資協定需要具有罷工能力的強大工會。組織自由和罷工權利是不能放棄的。

　　我們敦促在企業和管理部門中的社會民主黨雇員積極參與工會工作。

　　教會和宗教團體

　　社會民主黨承認基本法賦予教會和宗教團體的特殊意義和法律地位。在宣講布道、靈魂幫助[8]和舉行祭祀方面，教會和宗教團體是獨立的，不屈從於國家施加的任何影響。

　　我們維護思想、良知、信仰和宣講布道的自由，如果教會和宗教團體、教會小組和個別教徒通過批評、建議和實際參與致力於對社會政治生活改造施加影響，並因此接受公眾批評，我們將采取歡迎態度。我們認為這是對於社會政治對話所做的壹種重大貢獻，在這種對話中，必須保證對持有不同思想的人采取寬容和尊重的態度。因此，社會民主黨人也是自願尋求對話的，凡是在我們與教會、宗教團體和教會小組雙方認為存在共同任務的地方，都要進行合作。

　　不信仰宗教的人不得受到歧視。普遍生效的雇員權利也必須在各種教會、宗教團體和世界觀團體的機構中得到保障。

　　貼近民眾的行政管理

　　我們需要壹種貼近民眾的和有效能的行政管理。這種行政管理必須擺脫專製國家的傳統，在所有層面都是透明的，能夠受到監督的。這種行政管理不應使公民喪失進行自助、承擔責任和積極參與的勇氣，而應鼓勵他們這樣做。

　　我們主張在行政管理機關編製計劃的時候公民應更早、更全面地進行參與。司法機關對於反對行政管理機關決策的行為所提供的法律保護必須得到保障，並且應通過實行集體起訴擴大這種法律保護。凡是感到自己受到決策弊端傷害的人，都應能夠向壹名專門調查社會弊端或負責聽取民眾意見的官員求助。

　　對於公共服務部門就業人員的法律關系應統壹做出規定。其中包括人事代表權，罷工權也應包括在內。對於忠於憲法的要求必須依據基本法的自由精神來進行解釋。我們要摒棄反極端分子法的思想和實踐。

　　法律和司法

　　在民主法治國家中，壹切權力都要用法律證明自己的合法性並受到法律製約。法律判決應有助於實現社會公正的要求。我們要運用法律來實現我們的基本價值觀念，特別要用於保護弱者和維護自然生存基礎。

　　法院必須對所有人壹視同仁，我們希望處於辯護時期的男女公民的權利能夠得到重視。法院的判決具有約束力。參加審判的人必須保持獨立性。應加強男女陪審員參與審判的機會。聯邦和州的憲法法院以及聯邦最高法院和州最高法院的男女法官，必須在程序透明的公開聽證會之後，由聯邦議院和聯邦參議院或州議會的民主合法機構以特定多數選舉產生。

　　警察機關在執行保護男女公民、追究犯罪行為和保障法治國家的任務時，需要公民和國家機關的幫助和批評。不得依靠警察解決政治沖突。

　　刑法和執行判決也是為維護我們的法治國家秩序服務的。它們的目標是，保護公民和團體，使犯法者重新回歸社會，而不是進行報復。對犯罪行為的受害者必須給予特殊的社會照顧。

　　聯邦德國的改革政策

　　基本法提出了建議和任務，在它的基礎上，我們同其他政黨壹起在競爭中建立了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我們感到自己對這個國家負有責任。就此而言，它是我們的共和國。它有許多缺陷。因此，我們希望它的現實情況接近於憲法規範。我們把民主社會主義帶進了這個共和國，為的是使它能夠成為憲法規定的那樣：壹個民主的社會福利國家。為此，需要持久不斷的改革。我們是改革的政黨。

　　改革工作經常以小步進行。對我們來說，辨清方向比步子大小更為重要。

　　改革工作必須克服強大的特殊利益的反抗。它不僅是政府、議會和政黨的任務。重大的改革只有通過公民對話獲得多數人積極支持才能取得成功。

　　政治文化

　　沒有爭論的政治是無法想像的。我們的爭論方式必須體現出我們為之爭論的目標。即使是在爭奪政權的鬥爭中，也不能為了神聖目標而不擇手段。

　　沒有基本共識的爭論會導致思想領域的內戰。我們贊同與那些承認憲法的基本權利和基本規則的社會力量達成基本共識。在各種形式的爭論中，這種共識應是清晰可見的。

　　如果未來構想與現實的矛盾之間不存在差距，政治文化就會變得十分虛弱。只有當千百萬具有自我意識的男女公民在未來構想中看到自己的希望，這種未來設計才會有效地發揮作用。

　　只有當人們能夠負責地參與設計和體驗政治，能夠不受約束地將自己的設想引入政治的時候，才能釋放出團結互助社會的政治文化所需要的那種力量。只有這樣，政治才能擺脫被動執行客觀強製的狀況，采取必要的行動，實現生活所需要的改革。

　　Ⅴ.我們通向未來的道路

　　希望不是通過排除危害，而是在公開對話的啟示中產生的。

　　改革政策建立在希望基礎之上。在甚至那些值得保留的事物也只有通過改革才能拯救的時候，改革工作就成了惟壹負責任的政策。

　　我們的未來構想是：建議成立壹個新老社會運動的改革聯盟。這個聯盟的核心仍舊是與工會合作。但是，它也必須包括壹切通過日常生活體驗、或者通過積極投身新社會運動而堅信有必要進行深刻改革的人。

　　我們需要壹個包括盡可能多的團體和力量的廣泛的改革聯盟。這是因為我們必須戰勝這樣壹些人的反抗：他們將壹切有利於自己盈利企圖、有利於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權力的事情統統宣布為進步。只有許多人形成共同意願，並且大力宣傳各種特殊利益如何損害公眾幸福，才有助於抵製少數人的權力優勢。

　　我們並不許諾在地球上建立壹個天堂。但是我們能夠共同抵禦危險，減少風險，壹種新的、更加美好的製度包括：

　　― 壹個眾多民族的民主共同體，它將為地球繁榮昌盛的未來承擔共同責任，― 壹個擺脫了戰爭和軍備競賽的瘋狂、不以武力解決沖突、而是把自己的力量用於保護自然界和消除饑餓的人類，― 壹個公正分配收入，擴大雇員在生產性資本中的股份，始終具有可靠的社會保障的社會，― 壹種在生態和社會領域進行革新的經濟，它節約地使用有益於自然的能源，消除核時代遺留下來的負擔，― 這樣壹個社會，它在降低經濟增長率、減少職業勞動和增加個人勞動的情況下，提高社會富裕程度，通過更加健康的環境、更少的恐懼、更人道的勞動世界和更多的個人支配時間來改善社會的生活質量，― 壹個使所有人都能從事符合人尊嚴的工作的社會，它在兩性之間公正地分配職業勞動和家務與家庭勞動，促進勞動中的參與決定和自決，― 壹個在婦女與男子、青年人與老年人、德國人與外國人之間實現了平等與團結互助的社會，― 壹個所有公民在涉及自己利益時能夠權利平等地作出決策並能貫徹實施的社會。

　　我們的綱領只能在批評性的對話中實現。我們呼籲壹切願意在這方面給予我們幫助的人，用他們的合作、他們的聲援、他們的批評和他們的想像力來激勵和加強德國社會民主黨。

歐洲左派的基本理念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1951年6月30日至7月3日，民主社會主義的國際組織「社會黨國際」在法蘭克福召開了第壹次代表大會。英國工黨、奧地利社會黨、比利時社會黨、丹麥社會黨、芬蘭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冰島社會民主黨、以色列工黨、日本社會黨、盧森堡社會主義工人黨、荷蘭工黨、挪威工黨、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瑞典社會民主黨、瑞士社會民主黨等民主社會主文政黨參加了該次大會。該次大會以「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與任務」為題，發表了對人類社會進步有著重大深遠影響的「法蘭克福宣言」。這篇宣言向整個人類社會表達了要建立壹個「沒有人對人或民族對民族的剝削與奴役，個人個性的發展是人類充分發展的基礎」的「和平與自由的世界」的理想追求。

　　它是又壹個關於「人權」與「公民權」的宣言，是世界人權宣言的進壹步政策化。上述的政黨半個世紀以來領導本國人民為「建立壹個自由的新社會而奮鬥」，「為取消性別之間、社會群體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種族集團之間的壹切法律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歧視而奮鬥」，為和平而奮鬥，人民生活安定而幸福，免除了政治與經濟方面的「恐懼與憂慮」，初步實現了社會主義。不過，這篇宣言所提出的關於「公有製」化的要求，如認為「公共利益優先於私人利潤的利益」，「公有製可採取把現有私營企業國有化，建立市有或地區性企業、消費合作社或生產合作社等形式」。

——法蘭克福宣言——

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與任務

序言

（壹）十九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發展了巨大的生產力。其代價則是排除了絕大多數公民對生產的影響。它把所有權置於人權之上。它創造了壹個沒有財產和社會權利的、靠工資生活的新階級。它使階級之間的鬥爭尖銳化了。

　　雖然世界蘊藏的資源足以供每個人過像樣的生活，但是資本主義未能滿足人口的基本需要。它證明了，沒有災害性的危機和大規模失業，它就無法運行。它產生了社會的不安定與貧富之間的懸殊差別。它訴諸帝國主義擴張和殖民剝削手段，從而使民族之間和種族之間的衝突更形劇烈。在某些國家中，強有力的資本主義集團幫助過去的野蠻主義，使之以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形式重新擡頭。

（二）社會主義作為壹個反抗資本主義社會固有弊病的運動在歐洲誕生。因為靠工資生活的工人受資本主義之苦最深，社會主義的最初發展乃是壹個靠工資生活的工人的運動。自此以後，越來越多的公民--專業人員與辦事人員，小農與漁民，手工業者與零售商，藝術家與科學家--都開始認識到，社會主義對所有相信必須消滅人對人剝削的人們具有號召力。

（三）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把人們從對佔有或控製生產資料的少數人的依附中解放出來。它的目的是要把經濟權力交到全體人民手中，以建立壹個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會。

（四）社會主義在世界事務中已成為壹支主要的力量。它從宣傳走向實踐。在某些國家中，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已經奠定。在這些國家中，資本主義的弊端正在消逝，社會產生了新的活力。社會主義原則的價值正在行動中得到證實。

（五）在許多國家中，不受控製的資本主義正讓位於壹種由國家幹預和集體所有製限製私人資本家活動範圍的經濟。更多的人開始認識到需要計劃化。社會保障、自由工會運動和工業民主都正在取得進展。這種發展多半是社會黨人和工會工作者多年奮鬥的結果。在社會主義力量強大的地方，都已經採取了重要步驟，以期創立壹個新的社會秩序。

（六）近年來，世界上不發達地區的人民發現社會主義是爭取民族自由與提高生活水平這壹鬥爭的可貴手段。在這裡，在各種不同環境的壓力下，不同形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正在逐步得到發展。在這些地區裡，社會主義的主要敵人是當地金融寡頭的寄生性剝削和外國資本家的殖民剝削。社會黨人為政治與經濟的民主而奮鬥, 他們謀求通過進行土地政革與工業化、擴大公有製和發展生產合作社與消費合作社來提高群眾的生活水平。

（七）正當社會主義在全世界進展之際，新的力量也在興起，威脅著爭取自由與社會公正的運動。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後，共產主義造成了國際勞工運動的分裂，並使社會主義在許多國家的實現推遲了幾十年。

（八）共產主義妄稱繼承了社會主義的傳統。但事實上，它歪曲了這個傳統，使它面目全非。它建立了壹種僵硬的、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不相符的神學。

（九）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剝削造成人群的分化。社會黨人的目的在於消滅這種剝削，以實現自由與公正；而共產黨人則只是為了建立壹黨專政而企圖使這些階級的分化加劇。

（十）國際共產主義是新帝國主義的工具。不論在什麼地方，只要它獲得政權，它就破壞自由與獲得自由的機會。它的基礎是建立在軍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的。由於造成財富和特權的鮮明懸殊，它已創立了壹種新的階級社會。強迫勞動在它的經濟組織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十壹）社會主義是個國際性運動，它不要求對待事物的態度嚴格壹律。不論社會黨人把他們的信仰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或其他的分析社會的方法上，不論他們是受宗教原則還是受人道主義原則的啟示，他們都是為共同的目標，即為壹個社會公正、生活美好、自由與世界和平的製度而奮鬥。

（十二）科學與技術的進步，賦予人類更大的力量，既可改善境遇，也可毀滅自己。為了這個理由，生產不能聽任自由主義經濟的擺佈，而必須為人類需要加以系統的計劃。這種計劃必須尊重個人保持個性的權利。社會主義主張無論國內還是國際事務，都要有自由和計劃。

（十三）社會主義的實現不是必然的。它要求所有信仰著作出個人的貢獻。它的做法不同於集權主義，並不強使人民充當被動的角色。相反，若沒有人民全面的、積極的參與，它就不能成功。它是民主的最高形式。



政治民主

（壹）社會黨人為通過民主手段建立壹個自由的新社會而奮鬥。

（二）沒有自由，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只有通過民主製才能完成，而民主製也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才能完全得到實現。

（三）民主製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它必須保障：

每壹個人有過私人生活的權利，保護其不受國家的任意侵犯。
政治自由，如思想、言論、教育、結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
人民有普遍的、平等的與秘密的選舉權，自由選舉其代表。
由多數派組織政府，同時尊重少數派的權利。
所有公民不論出身、性別、語言、信仰和膚色如何，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
任何擁有自己語言的集團有權實行文化自治。
建立獨立的司法製度；人人有權在公正的法庭前通過壹定的法律程序受到公開審判。
（四）社會黨人壹貫為人權進行鬥爭。必須使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在每壹個國家中生效。

（五）民主製要求不止壹個政黨有存在的權利和當反對派的權利。但是，民主製也有權利與責任來保護自己，以反對那些只是為了破壞民主而利用民主機會的人。保衛政治民主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維護政治民主是實現經濟民主與社會民主的壹個條件。

（六）以保護資本家利益為基礎的政策，不可能使為保衛民主不受極權主義攻擊所需要的力量與團結得到發展。只有在工人的積極幫助下，民主才能得以維護，工人的命運有賴於民主的保存。

（七）社會黨人表示聲援壹切受獨裁統治之苦的人民爭取自由的努力，不論受到的是法西斯的獨裁統還是共產黨的獨裁統治。

（八）任何獨裁統治，不論出現在什麼地方，都是對所有自由國家的威脅，從而也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凡是對強迫勞動進行無限製剝削，不論是在私人利潤還是在政治獨裁統治下，都是壹種對所有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道義標準的威脅。



經濟民主

（壹）社會主義謀求用這樣壹種製度來代替資本主義。在這種製度下，公共利益優先於私人利潤的利益。社會主義政策的當前經濟目標是充分就業，增加生產，提高生活水平，實行社會保障和推行收入與財產的合理分配。

（二）為了達到這些目的，生產必須是為人民的整體的利益而計劃的。

　　這種計劃化同經濟權力集中在少數人之手是不相容的。它要求對經濟進行有效的民主監督。

　　因此，民主社會主義既同資本主義的計劃，也同各種形式的極權主義計劃尖銳對立，因為後兩者都把對生產的公共監督和對生產成果的合理分配排除在外。

（三）社會主義的計劃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來達到。應根據有關國家的本身結構來決定公有製的範圍和所要採用的計劃化形式。

（四）公有製可採取把現有私營企業國有化，建立市有或地區性企業、消費合作社或生產合作社等形式。

　　不應把各種不同形式的公有製本身看成是目的，而應看成是對決定經濟生活和社會福利的基礎工業和服務行業的監督手段，也是使效益差的工業合理化，或是阻止私營壟斷企業和卡特爾剝削公眾的手段。

（五）社會主義的計劃並不以所有生產資料的公有為先決條件。它同重要生產領域內，如農業、手工業、零售業和中小型工業內私有製的存在是可以相容的。國家必須防止私有者濫用他們的權力。國家可以而且也應該在計劃經濟的範圍內幫助私有者，使其對增加生產和福利作出貢獻。

（六）工會以及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組織是民主社會的必要因素，決不能讓它們蛻變為中央官僚機構的工具，或成為壹個僵硬的社團性體系。這些經濟組織，在不侵犯憲法承認的議會特權的情況下，應當參與製定總的經濟政策。

（七）社會主義的計劃並不意味著壹切經濟決定都置於政府或中央機構手中。只要與計劃的目的相符，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應當實行經濟權力的非集中化。

（八）所有公民均應通過他們的組織或出於個人的主動性，參與生產進程，防止公營或私營企業內官僚主義的發展。應使工人同他們所在的產業部門民主地聯結在壹起。

（九）民主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在實現經濟與社會日益繁榮的基礎上擴大個人自由。



社會民主與文化進步

（壹）資本主義的指導原則是私人利潤，而社會主義的指導原則是滿足人類的需要。

（二）在分配生產成果時，應把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放在第壹位。但這並不剝奪個人根據自己的才能工作的積極性。社會黨人認為還有其他的刺激因素，例如工作成績優良帶來的自豪感和當人們為共同利益工作時得以加強的團結互助與協作精神。

（三）社會主義不僅意味著基本的政治權利，而且意味著經濟和社會權利。後者包括：工作的權利；享受醫療保險和產期津貼的權利；休息的權利；因年老、喪失工作能力或失業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獲得經濟保障的權利；兒童有享有福利照顧的權利；青少年有按照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權利；得到足夠住房的權利。

（四）社會黨人為取消性別之間、社會集團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種族集團之間的壹切法律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歧視而奮鬥。

（五）社會主義的意義遠不止於建立新的經濟和社會製度。凡是有助於解放和發展人的個性的經濟與進步，都具有相應的道德價值。

（六）社會黨人之所以反對資本主義，不僅因為它造成經濟上的浪費，也不僅因為它使群眾不能享受物質權利，最主要的是它違背社會黨人的正義感。社會黨人反對任何形式的極權主義，因為它侵犯了人的尊嚴。

（七）社會主義為使人類從恐懼和憂慮下解放出來而鬥爭，因為恐懼和憂慮同各種形式的政治與經濟的不安全是分不開的。這壹解放將為意識到自己責任的人們在精神上得到發展和在文化上逐漸形成完整的個性開闢道路，社會主義是促進這種文化發展的有力因素。

（八）社會主義力求給人們以壹切手段來提高文化水平和促進人類精神中的創造願望。藝術與科學的寶藏必須向全人類開放。



國際民主

（壹）社會主義運動從壹開始就是壹個國際性的運動。

（二）民主社會主義是國際性的，因為它的目的在於使所有人從各種形式的經濟、精神和政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三）民主社會主義是國際性的，因為它認為任何國家都不能孤獨地解決它的全部經濟和社會問題。

（四）必須超越對民族主權的限製。

（五）只有把和平建立在國家之間自願合作的基礎上，社會黨人所爭取的新的世界社會才能在和平中繁榮昌盛。因此，民主製必須根據保障民族自由與人權的國際法的規定，在國際規模上建立起來。

（六）民主社會主義認為聯合國的建立是走向國際共同體的重要步驟，它要求嚴格履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七）民主社會主義反對各種形式的帝國主義，它為反對壓迫和剝削任何壹國人民而鬥爭。

（八）僅僅消極地反對帝國主義是不夠的。世界上廣大地區遭受極度貧困、文盲與疾病之苦。世界上任何地區的貧困都威脅著其它地區的繁榮。貧困是民主製發展的障礙。民主、繁榮與和平要求對世界財富重新分配和提高不發達地區的生產率。這些地區物質與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所有人都有利益關系。民主社會主義應鼓勵這些地區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發展，不然它們就會淪為新壓迫方式的受害者。

（九）民主社會主義者認為維護世界和平是我們當前時代的最高任務。只有集體安全體系才能保障和平，為國際裁軍創造條件。

（十）維護和平的鬥爭同爭取自由的鬥爭密不可分。在我們這個時代，對自由人民獨立的威脅，直接導致戰爭危險。



　　社會黨人為建立壹個和平與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在這個世界中，沒有人對人或民族對民族的剝削與奴役，個人個性的發展是人類充分發展的基礎。社會黨人呼籲所有勞動人民團結起來，為這個偉大的目標而奮鬥。

社會民主的發展，乃是壹種歷史的過程，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呈現不同的面貌，採取不同的發展策略，並不斷反省修正理論觀點，以因應社會環境的變遷，靈活彈性的調適能力，可以說是社會民主最大的特色。而儘管不同的國家，社會民主的發展不儘相同，但是從長期的歷史時間來看時，仍然能從中區分出幾個明顯的歷史階段，作為我們瞭解社會民主的概觀。

起源：改良主義（reformism）的興起
　　社會民主的發展，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以前，總是在「革命」與「改良」兩條路線之間擺盪，壹直要到「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於壹九壹九年成立之後，社會民主運動才算真正確立改良主義的發展方向，因為社會民主黨內的革命派份子，此刻已然脫離了社民黨，轉而加入共產國際。



　　改良主義的興起，最早應該是源自德國。壹八七八年，俾斯麥提出了「社會主義鎮壓法」，逼使德國的社會民主工人黨（社會民主黨的前身）面臨黨的瓦解危機，黨內的領導幹部也因而對黨的生存策略產生分歧，伯恩斯坦（E.Bernstein）等人乃開始鼓吹合法理性的改良主義，這壹種新的呼聲，自然引起了黨內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K.Kautsky）等的反擊，引發了往後壹連串的論戰，不過在鎮壓時期，這種理論鬥爭則尚未表面化。

　　壹八九○年，鎮壓法取消，德國的社會民主工黨獲得新生，並隨即將黨名改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且通過了著名的「愛爾佛特綱領」。這份綱領由於理論綱領部份是由考茨基執筆，因而在原則上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準則，但是行動綱領部份則由伯恩斯坦負責，所以實際上充滿了改良主義的色彩，主張議會路線與漸進改良，至於無產階級革命則被略而不提。

　　「愛爾佛特綱領」，可視為是第壹份標舉改良主義行動方向的正式宣言，其影響力十分深遠。壹八九壹年，成立剛兩年的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正式通過以愛爾佛特綱領作為黨的首份發展綱領，顯示出瑞典的社會民主運動，從壹開始便是以改良主義作為行動方針，當然在精神上，則仍然是以「無階級社會」作為終極目標。

　　同樣的，英國的工黨在壹九壹八年成立時，也是十分明顯的是以改良主義為建黨基準，強調透過選舉而不是革命的手段，來進行改革。

　　改良主義不但在理論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三大支柱：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社會階級兩極化與勞動價值論，更主張在實踐手段上，以漸進式的方法，累積改革力量，最為直接的方法，便是經由選舉取得政權後，再進行社會改造的工作。

　　改良主義者的這些主張，很自然地，招致了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如考茨基與盧森堡等人的嚴厲批判，認為改良主義者只關心手段（社會改良），而忘了真正的目的（社會革命）；同時，他們認為改良主義者，對於資產階級式的代議民主政治過度樂觀，將使工人階極無法堅持根本的改變，誤以為不必透過階級鬥爭，便可以達到革命的目的，但是其實這些都只是妄想而已。

　　壹九二○年，較為激進的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為了是否加入共產國際，導致分裂，黨中的急進派獲得投票勝利，決定加入共產國際，而黨中的和緩派，包括伯恩斯坦等人，則回流到社民黨。至此，德國社民黨乃正式確立了其改良主義的方向，從壹個體製外的革命黨轉變為體製內的選舉黨。社會民主運動至此已正式宣告走上改良主義的道路。
過渡：改良主義的再修正
　　第壹次世界大戰之後，「國有化」的議題，成為許多國家的社會民主運動的首要實踐任務，特別是在社民黨已經取得政權的國家，而首先進行這項工作的便是北歐的瑞典。壹九壹八年，瑞典社民黨在未掌有議會多數的情況下組閣，為了實踐轉化資本主義社會的目標，因此瑞典社民黨在執政後，便實施了國有化及工業民主的政策。



　　不只是瑞典，英國的工黨也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於壹九四五年上臺執政，並實施國有化政策；此外，北歐的挪威與丹麥等國也均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實施了國有化，將私有企業轉為國有。雖然各國的國有化政策，在實施時間與程度上有所差異，但是基本上，卻均是以此壹政策作為首要施政目標。

　　然而，這波國有化的風潮，卻明顯遭到了挫敗。最明顯的例證，便是瑞典社民黨在壹九二八年，由於企圖強化國有化政策，而在大選中失敗，首次下臺；同樣的，挪威的社民黨也在同年下臺，國有化政策維持不到三年，便不得不終止。兩國的社民黨雖然在四年之後，再度得以執政，但是卻都已改變策略，不再提起國有化問題了。

　　為什麼國有化政策會遭到挫敗？壹項重要的政治性因素是：社民黨本身並未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同時民眾也不了解國有化的內涵與意義，甚至於連工人階級也是如此。然而，更為重要的壹個原因，應該是「社會化」與「國有化」二者在概念上的混淆。（社會化意指將私有產業轉為該產業的工人階級擁有，而國有化則是意指將私有產業轉移為國家所有）而事實上，依照馬克思原本的意涵，應是指社會化，而不是國有化。

　　由於國有化政策的挫敗，導致社民黨在理論上作出了重大的修正，亦即將國家的角色重新定位為：
１．國家只能介入控製非營利性及社會民生必要的產業，而其目的是要維持整體的經濟發展。
２．國家可以幹預調控私有產業，但其目的是為了防止經濟的惡性循環，以及經濟資源的合理運用。

　　瑞典社民黨的理論家韋格佛斯（E.Wigfors）曾為此種修正作出辯護，他認為壹旦私有產業完全國有化，將導致社會主義國家成為另壹個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形成更為嚴重的資本主義市場混亂，然而，倘若國家只是以間接的方式控製私有產業，則將可以促使資本主義經濟更合理運作，並將部份資源移作有利於全體人民的福利事項。

　　這樣的修正，實在是十分重大的轉變，因為這意味著承認私有製，以及社會化範圍的自我設限，甚至於後來還以效率這種資本主義式的觀念作為國家調整的標準。整個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道路，至此可說已再度修正，因為這種修正幾乎等於已不再將轉化私有製結構，視為首要的改革工作。

　　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到此已經走到大幅轉變的時刻，同時再加上外在情勢產生了新的變化，更促使社會民主主義必需採取新的因應策略。
轉變：福利國家的誕生
　　壹九二九年，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爆發了。歐洲各國受到美 國的經濟危機影響，面臨了空前的經濟衰退，不但失業人口激增，國民所得也大幅下降40％以上，同時還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危機。為了解決這些經濟問題，瑞典社民黨的重要理論指導家韋格佛斯，乃參考了凱恩斯早期的經濟理論，並綜合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早在壹九三零年，便在社民黨內提出擴大公共部門投資，以解決失業問題，這項建議不久便成為瑞典社民黨的正式失業政策。因此，這比凱恩斯所提出的相近理論名著－「壹般經濟理論」還早六年。



　　同樣的，英國的工黨，也在壹九三九年，便有黨內理論家主張採行凱恩斯的充份就業理論，並且在壹九四五年工黨執政後正式採行，同時工黨並對外宣揚英國是「福利國家」。

　　社會民主主義轉向福利國家的方向發展，具有幾項重要的意義。
第壹，這代表了社會民主黨將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為： 調整市場力量的運作，而不是直接國有化。
第二，這代表壹種新的再分配方式，它不是直接針對薪資所得進行再分配，而是藉由賦稅改革與建立社會安全製度，間接進行再分配。
第三，它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這是壹種「去商品化」的過程，使消費領域受到商品市場的控製能夠降低。

　　壹九三二年，瑞典社民黨再次執政，便採用韋格佛斯的擴大 公共投資理論，以挽救經濟危機。但是由於依然未能取得多數，因此社民黨便與農民黨聯盟，而為了同時穩定工農階級的支持，因此就先從「再分配」與「擴充高等教育」兩項政 策方向著手，因為工農階級的共同特徵就是收入低及教育水準不高，而不同點則是所有權之有無，故而社民黨迴避了所 有製問題，將焦點集中在分配及教育問題上。

　　至於其具體內容，在社會安全方面包括有：瑞典的老人年金、免費健康醫療照顧、低收入住宅政策及失業金製度等；而在英國，工黨也實施了「公醫製度」、住宅政策等，值得註意的是，即使工黨在壹九五壹年下臺，但是接著執政的保守黨，卻並未取消這些製度，因為這已經成為英國人民的基本權利了。

　　而在教育方面，英國、瑞典與西德的社民黨除了擴大教育管 道，提昇工農階級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並設有「綜合學校 」，即學生在六年的基本教育後，便可依照興趣進入不同的 職業或壹般教育。

　　福利國家的模式，不僅有效地化解了經濟危機，更進壹步創造出壹種新的社會民主成功典範，特別是世所稱羨的北歐斯堪地維亞模式，更成為其它國家效法的對象，這個時期可以說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高峰期。
調整：工業民主的實施
　　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社會的階級結構產生了重大的改變，不但農民階級的人數降低，同時新興的白領受薪階級相對快速增加，迫使社會民主主義者必須提出新的策略，尋求新的階級聯盟。因此，社民黨自六○年代開始，便企圖將自己重新定位為：以廣大受僱階級為主的政黨，而不再只是工人階級的政黨，藉以與新興的中間階層進行結盟，擴大政治支持。



　　所以，六○年代開始，瑞典社民黨便採取了壹連串的勞動政策，包括壹九六四年的勞資集體工資協商製度、壹九六七年的年金基金，壹九七壹年更是邁進壹大步，實施「工業民主製」，使受僱者也能參與產業的經營，將產業的經營權予以社會化，進壹步使社會民主主義擴大實施，可說是社會民主運動史上十分重要的壹個裏程碑，使社會民主主義向前跨進了壹大步。

　　同樣的，法國自從六○年代末期，發生了學生大革命之後，在左派及社會民主人士的共同提倡下，要求產業民主的呼聲十分高昂，他們主張將民主擴大到各種產業的領域，甚至於包括媒體、大學及教會等特殊領域，以徹底落實社會權的理念。而在西德，經由社民黨與工會人士的共同努力，工業民主的浪潮也同樣相當高漲，更是早在五○年代中期以後便於「企業法」中有相關的規定，並於壹九七四年通過「共同決定法」，擴大實施共同決定製。

　　壹九七五年，瑞典社民黨乘勝追擊，推動「受僱者基金」，以給予受僱者更大的保障，不過這項創舉隨後便因資本家的聯合上街頭抗議，而被取消了。這個挫敗，卻促使社民黨與工會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終於在壹九七八年提出了壹項新的方案，主張：透過營利所得稅與薪資所得稅的法案，建立眾多的薪資所得者基金與信用基金，而其基金持有者則是產業中的受僱者與同壹郡內的其他受僱者。由於基金不可出售，同時乃是集體擁有，因此將可以保證：五百人以上的產業受僱者，至遲三十五年，便可以將基金逐漸轉移給受僱者。

　　事實上，這是社民黨為了團結白領與藍領勞工，所採取的策略，同時其實也是壹種迂迴的團結基金手段，以謀求資本家的妥協，而其真正的目的則是進壹步嚐試推動經濟民主政策。壹九八三年，經過多次的協調，瑞典國會終於通過法案規定：企業應提撥20%的利潤，存入中央銀行，用於科技研發，使用時則需與工會先行商量，這項新製度雖然已與原本的想法有所距離，但是對於社會民主，仍有壹定程度的進展。
結語
　　社會民主的發展，歷經百餘年，其間雖有過數次的理論與策略轉變，從國有化到福利國家，再轉變到工業民主，甚至於也曾嘗試經濟民主的改革，以有效因應社會變化，但是其基本的價值與理念則始終保持，就是：促進社會平等、維繫社會團結以及人性自主的尊嚴，而其實踐方式則是要將政治領域的民主化，擴充到勞動生產領域以及消費領域，使社會的其它領域也能夠更為民主與平等，達成社會民主的目標。

西方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自十九世紀工業化以來， 發展形成工業社會，「標準化大量生產模式」逐漸成為工業社會的主要生產方式， 稱之為「福特主義（Fordism）」。而面對福特主義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傳統社會民主（Traditional Social Democracy）」的核心理念，是在接受資本主義的前提下，立基於民主政治，針對資本主義衍生的社會不平等與剝削問題進行改革，而為了達成改革，便必需藉由「國家（State）」來啟動與實施管製性的政策，才能夠降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造成的社會問題（Martell,2001:2）。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國家經過歷史之演變發展，「傳統社會民主」理念下，對於「國家」的定位，主要是以「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的形式來呈現，同時國家的主要角色任務，在於進行社會資源的重分配，以達到社會平等與社會團結的目標，國家施行的具體政策包括：施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擴張政策，建立失業保險、健康保險、國民年金等社會福利政策，強化工會組織與落實團體協商，以強化統合主義。



　　但是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發展規律，則是立基於「資本投資－勞動經濟－ 過度積累－ 降低需求－ 失業－提升效率－再投資－彈性積累－彈性化勞力運用」的運作模式，在經濟繁榮與蕭條中交替循環，全球化擴大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過度積累危機，過度積累會導致企業組織處於存貨過多等危機中，因此迫使企業必需採取所謂「彈性積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策略，包括彈性運用勞動力，以及改變生產模式（Harvey,1990）。在全球化的彈性積累策略思惟下，傳統工業社會「福特主義（Fordism）」的「標準化大量生產模式」已不再適用，在「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時代」取而代之的是「豐田主義（Toyotism）」的「少量多樣化生產管理模式」（Waters,2000）。



　　從福特主義時代將國家定位為福利國家，轉變到全球化時代的後福特主義，「傳統社會民主」理念受到了明顯的衝擊影響，同時也使得福利國家的運作，出現了問題，可分為二方面來說明。首先是自1980 年代後期起，社會民主國家的公民對於國家藉由稅收方式，來支持福利體系高額財政支出的意願，已達到極限，導致福利國家的社會安全體系的擴張受到明顯影響；其次是福利國家的社會安全體系，執行效能出現下降的問題，導因於「傳統社會民主」理念下的社會安全體系，是以「生產者」為核心關註對象，而不是以「消費者」為協助對象，使得儘管「傳統社會民主」宣稱是基於民主理念來製定政策，但是實際上的做法卻是採取「有差別的民主」，並不是真正的民主，這種落差導致「傳統社會民主」難以因應變化，持續擴張其影響力。



　　現在的問題是：在新的全球化政治經濟管製形式下，「國家」的角色發生了何種變化？特別是從「社會民主」的立場來看，又應該如何重新思考定位「國家」的角色？可以從下述三方面來分析說明。



1. 全球化下「現代化社會民主」國家的角色變化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傳統的社會民主」運作形式面臨了挑戰，有部份社會民主體製國家（如英國、荷蘭），逐漸轉而採取所謂「現代化的社會民主（Moderning Social Democracy）」思惟， 也就是吸取了新自由主義的部份觀念，比起「傳統的社會民主」理念， 更加強調市場自由競爭， 形成「競爭性統合主義（CompetitiveCorporatism）」， 同時認為國家難以再扮演如同過去的積極性角色，即使採取高度管製的政策，其成效也受到明顯限製（Martell,2001:4），其理由有三點。第壹項理由是因為在全球化下的多數國家，仍然是站在國家自利的立場，只有局限在反應與處理全球化經濟競爭對國家境內公民權益產生影響的情況發生時，才會採取政府幹預主義，而不是基於對國內公民加強社會保障的立場來進行市場幹預；第二是在全球性政治運作下，國家的管製力量尚未消失，但是受到跨國組織影響力持續擴大趨勢的影響，國家對於國內事務本身的掌控能力與程度均明顯下降，使得國家難以有效地針對國內事務進行管製。



　　因此，全球化政治經濟體系製約下的單壹「國家」，即使是社會民主體製國家， 也日益採取所謂「競爭國（Competitive State）」的思惟，來進行國家治理工作，也就是壹方面基於與其它國家競爭的對抗性心態，進行跨國性策略運作，對外更加強化參與國際間的權力策略運作，藉以取得更多有利競爭的優勢位置與資源；另壹方面，則是藉由將國家資源移轉至國際競爭的理由，對內向國內公民要求必需提升個人在市場中的競爭能力，相對就減輕了國家在社會安全上的責任，同時也自然地減少了社會安全的福利支出。



2. 國家在經濟上的「生產性」角色
　　國家真正具有的正面「生產性角色（Productive role）」，來自於國家作為各種社會與經濟組織間的多元中介作用角色（Plural intermediating），而不是進行直接的經濟生產活動。即使當國家成為直接生產者角色時，國家雖然因此自然會進入競爭行列而改善其生產效率，但這並不是意指國家從此必需遵循市場法則，而是公民必需改變對於國家進行社會服務活動的控製方式。例如社會保障雖然是壹種非直接性的社會生產活動，但是其作用正是在於平衡市場競爭活動造成對個別公民的社會風險擴大問題，此種社會生產活動便不能依據市場法則運作，其運作與存在有賴於公民團結（citizenshipsolidarity），因為關於社會保障的社會正義原則，必需在公民的控製之下，經由民主的方式，來決定國家對公民應該提供的承諾與資源，特別是必需提供給不平等機會處境的公民，享有社會資源協助的機會（Nadel,1999:9）。



　　在新的全球化管製形式下，會出現與社會保障及勞動保護相反的管製形式，使得國家原本決定社會保障的正義原則，勢將歷經衝擊與再發展。同時因為受薪者階級將發現，面對全球化國際金融市場的壓力日益增加，要想平衡這種競爭壓力， 更必需透過國家與社會政治組織的中介，才能夠擴散力量，而要想影響國家的決策方向，便必需更加強調「在公民控製下，經由民主方式來決定國家對公民提供的社會保障承諾」，避免國家基於國際競爭的理由，減輕了國家在社會安全上的責任，同時也自然地減少了社會安全的福利支出。。



3. 國家在「就業」上的社會性角色
　　關於國家在面對失業問題時，究竟應該扮演何種角色，存在著二種相反立場的極端理論（Nadel,1999:11）。壹是「負所得稅」理論（negativetax），假定市場均衡是最佳的安置法則，依照此壹法則自然會將個人就業能力安置到最適合的職位上，只有當無就業能力的個人失業者出現時，才可獲得基本收入（basic income），財源來自於負所得稅，而國家的角色是將收取之稅金，做出適當分配給個人失業者，使個人獲得基本收入。在此，「個人責任」仍然是解決失業問題的主要角色，而國家則僅具有「所得重分配」的消極性角色。



　　另壹種立場相反的理論，則視國家為失業者「最後依靠的雇主」角色，因此國家並不是藉由市場運作規律與提供最低收入來安置失業者，而是國家直接僱用失業者，也就是由國家提供有薪工作給市場視為無就業能力的個別失業者。在此，國家被賦予壹種義務，認為國家必需積極提供失業者工作機會的特別責任義務。



　　實際上，多數國家在失業問題上所擔負的角色，介於這二種極端理論之間。因為每壹國家的福利體系，在實務運作時， 均需同時透過市場誘因與製度性架構來運作， 而這二個面向的運作， 多少都會受到意識型態、政治與社會支持力量、勞工階級的影響， 因此國家必需取得製度性妥協（institutional compromises），才能夠實施就業政策。而「現代化社會民主」的國家， 最明顯的改變就是強調國家應該提供「最低機會（Minimum opportunities）」，提供給受到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al） 的失業者（Martell,2001:6），例如荷蘭已發展出「彈性安全（Flexicurity）」的策略作法，強調兼顧雇主的市場競爭需求與勞工的安全需求（Wilthagen,2001），壹方面擴大解除對於各種非典型工作的管製，同時另壹方面增加提供給非典型工作者獲得政策協助；而英國則是實施「新協定計劃（New Deal）」，強調領取尋職者津貼的失業者，有義務與政府的就業服務機構簽立協定，接受國家要求配合的政策措施。



社會民主體製「國家」存在的基本精神
　　在不同體製之下，「國家」面對經濟全球化與勞動市場彈性化的趨勢，如何調控（Steering）對於經濟市場與就業關系領域的管製程度，各有不同，同時如何重新定位國家、市場、社會與家庭在不同體製的扮演角色，藉以因應高失業率與非典型工作問題引發的社會危機。Esping-Anderson（1999）指出，當代的資本主義國家體製，在面對「平等－工作」之間的交換難題時（equality-jobs trade-off），呈現出不同的選擇途徑，自由主義體製國家採取去管製化的策略，放寬就業保護規範、擴大彈性工作與弱化工會力量，但是此種過度順應勞動市場的作法，迎合雇主使用大量低成本工作者，也缺乏積極性公共訓練計劃，會明顯產生社會風險擴大的不平等（inequalities）問題；而社會民主體製國家，基本處理原則均是根據「社會保障」的傳統，即使是所謂「現代化社會民主」的國家，也是採取擴大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以吸納過多勞動人口，降低社會風險，積極處理「不平等」問題，因此與自由主義體製國家採取的去管製化的策略，有明顯不同，而這也正是社會民主體製國家繼續維持的珍貴原則與精神。

傳統的社會民主福利國家能否與全球化的經濟需求（demands）互相協調？

　　瑞典的社會民主黨認為優良的社會民主傳統是，不論經濟的全球化與否，必須總是為人們提供經濟上的工作機會，所以，不必為世界的經濟新環境與現況所限製，應使其為我們所用。

　　瑞典的社會民主黨認為社會民主仍有其前景，而且不必在理念上有所讓步。但是首先必須擺脫舊的、不合時宜的部份。必須停止經由借貸來建立的福利國家，依此觀點，全球化反而對財政上的限製是有幫助的。

　　瑞典的社會民主黨認為現在並非描寫社會民主正站在面臨選擇全球化與否的轉折點上，問題毋寧是，我們是否要帶著福利國家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走向未來？



面對全球化需要更健康的經濟

　　這樣的計畫需要健康的經濟。西班牙社會民主黨人Felipe Gonzalez曾說，這樣的計畫不需脫離與右派份子在通貨膨脹上的鬥爭，通貨膨脹就像是對低收入者的稅壹樣，對它的鬥爭應為左派的首要任務。別想要我們的政敵與我們有共識，而是要作的比他們更好。

　　社民黨在1994秋天執政時，瑞典的經濟是沈重的，預算赤字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13%，國家負債增加到失控。市場與企業要求政府的財政正常。社民黨同意並實行了壹個龐大的預算強化計畫，使預算赤字降到3%以下，次年沒有赤字，瑞典成為歐洲經濟強國之壹。



降低公共支出，但維持基本福利

　　降低公共支出已經成為關鍵，但不是唯壹；社民黨也增稅，儘管有觸發通貨膨脹的危險以及降低投資意願。但社民黨堅持每個人都應共體時艱，經由降低給付或增稅。政策起效用時，瑞典的利率被砍掉壹半，是1994年歐洲國家中最高的，通貨膨脹同時也消失了，工業投資增加到70%。

　　在政策實行的同時，社民黨回復了瑞典對社會民主價值的追求。對過度通貨膨脹的對抗就是為了福利國家的延續而對抗。雖然這些政策不如以往那般慷慨。重要的是點出財政的困難並不是福利政策所致。財政的危機最終帶來了失業、國家負債到前所未有的境地，這是起源於不良的家庭穩定政策（domestic stabilization policies）所造成的。

　　在最近兩年，社民黨將預算削減至邊緣，乃企圖在未來能繼續保有基本的福利體系核心。社民黨認為這是左派壹個重要的計畫，並為之驕傲。預算赤字、公共負債、通貨膨脹與財政上的失職，不是與社會民主有關的價值。

　　有些時候，修改作風是痛苦的，社民黨被迫修改原本優良運作的計畫，去適應財政。其它的時候，我們可以擺脫那些代價高昂卻不起效用的部份。我們調整福利以國家適應現代的狀況。現在這種調適看來如何？它並不是壹種決策上主要的與大的轉折而是許多小的、突然出現在每壹個政策製訂面向。在壹個時常變化的環境中，必須時時適應與熟悉。要將它做好，社民黨同時必須依賴社會民主意識型態與表現出壹些實用主義的風格。



私有化不見得有效率

　　壹個重點是，社民黨不是像對手那樣在現實世界所表現出的那種實用主義，在許多狀況下，他們的對手常常見不到理念之所在。例如，當我們看到國家的重要性時，他們就說私有化能夠解決問題，也就是我們常被告知的——私有化的與民營化的運作會比國家公營的運作來的有效率。

　　這樣的理由當然是跳躍地結論。社民黨認為只要比較瑞典與美國的健康照護體系，就可以明白公開運作的體系會比民營的體系來的有效率多了。同樣的健康照護，在瑞典只需7%的GDP，而在美國卻需要14%。社民黨認為大多數美國人比較願意少付出7%的稅，而不是14%的保險給付。而且其體系並沒有含納進更多的人口，品質也沒有更好。當然，公立體系必須令人滿意。但社民黨主張公營系統應有很好的機會成為那樣，至少它是具有普遍性的特徵，若其是為了每壹個人而付出的話。

　　社民黨認為，瑞典經驗告訴我們：當系統令人滿意並且有效率時，每壹個人都會使用它。私有化的出路只為了中產階級的利益，是狹隘的。當人們接受到其所需要的，而且感到有價值時，他們會願意付出必須的稅金。如同壹位學者所說：「對人們來說，只有最好的，才是足夠的」。

　　社民黨固守著這個原則，將福利計畫的預算削減，維持在會危及品質的最小水平上。

　　但社民黨也拒絕將中產階級排除在福利計畫之外，而且拒絕嘗試福利體系中存在著平行、針對不同團體有不壹樣的品質的狀況。在普遍性的原則上我們絕不妥協。



對抗貧窮必須吸納中產階級

　　至於常被提出的個問題：「將富裕的人納入公共安全體系是否會侵蝕對最需要援助者的部份？特別是在資金稀少的時候，將至少比較的富裕的人排除在目標之外是否更好」？社民黨的答案是否定的。經過幾個跨國的比較發現，若要真正對抗貧窮與不平等，就必須策略地將中產階級納進福利國家的體系中來。

　　要真正援助窮人卻又要給予富人福利的理由為何？「社民黨稱之為再分配的弔詭」。簡單講，因為經由公共安全利益的廣泛分享，有機會讓他們喜好這樣的政策，為了留給窮者更多，最好是透過社會安全體系給予更大多數人口以公共安全。

　　社民黨從科學上的證實與政治上的教訓，認為若將政府的資源為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保留著，事實上反而可能幫倒忙。妳不可能要大多數人民壹而再，再而三投妳的票。若政策壹再要人們付出的，而沒能讓他們得到回饋，這個政策註定失敗。



讓人們感覺沒有被利用

　　在瑞典過去就將失業與疾病津貼削減至薪水的75%，但這對低收入的勞工在失業與疾病來說，並不能感到安全。因此，社民

黨要提昇水平到80%的工資，但不認為能提昇到100%的水平，這是瑞典1980年代的例子。疾病休假政策（A sick leave policy）在某些公司中有30%的勞工是根本是用不上的。

　　社民黨認為執政時，重要的有兩項：要使人們感覺到他們是福利國家的壹份子，還有讓他們沒有被利用、佔便宜的感覺。



只有最好的，對人才是足夠的

　　當社民黨在管理福利國家的財政時特別註意，對於納稅人公帑的配置有幾點需要註意：

1.錢與財貨的使用必須公開使每壹個人都可得知，如前所述。

2.資金不可浪費，效率是指針。

3.絕不可以容忍公共部門的腐化，必須成為最好。

4.「只有最好的對人們才是足夠的」，品質是招牌。



　　若人們認為是稅收支配著福利系統，則社民黨這些要點就是重要的。因為，稅收的不可避免就像以前壹樣是作為壹種主要的部份。廣泛的福利體系不必成為為了對企業有較佳環境的祭品。

　　The Amer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Europe對歐洲21成員國家作了調查，對企業的環境較佳的國家依次為瑞士、愛爾蘭、荷蘭與瑞典。

　　有人認為這樣的國家在各方面都有高稅收的壓力，或許要他們壹下子相信是很困難的，但是瑞典在壹段時期中，確實是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國家（OECD）中稅收最高的國家。

　　但以「總稅收偏高」這個指標來衡量壹個國家的經濟成長是粗糙不嚴密的。1960年代的瑞典是世界上同時擁有高稅收與高經濟成長的國家。另外，還有更惡劣的說法，謂「總稅收偏高」的福利國家影響私人企業的投資指標。其實就整個國際的觀點來看，瑞典的公司稅（corporate tax）是很低的。還有壹向重要的就是：稅有多高，他們就有更多的公平與效率。在如此高稅收的體系中，以稅收構思成長是重要的。



公平的稅製是獲得人民信賴的基礎

　　1980年代瑞典的稅收立法系統是混雜的。特別是資產稅，非常不穩定。稅製使之在借貸上比在存款上具有更多的利潤，故若要避免被課稅，只要在交易買賣上仔細地動手腳就可以達到。當變成所得稅時，也沒能變的更清楚。不良的稅製與通貨膨脹使人們在經濟上作了錯誤的。不具生產性的行為。人們投資在不動產與休閒觀光等事業替代生產、成長與就業。但對社民黨而言，這些都不是社會民主精神應該有的。這不是建構福利國家之健康的經濟基礎。今日，瑞典已經擺脫淩亂並取得健全的稅收體系，有較少的漏洞，較廣泛的稅基與更低的稅率。公平的稅製是獲得人民支持的基礎。



確保社會安全因應全球經濟

　　同時，好的稅收政策也可提昇市場經濟的動力。部份是因應全球化經濟的需求，接受了壹定程度的改變，但瑞典社會民主主義者清楚知道，福利與改變是可以齊頭並進的。事實上，兩者還彼此增進了彼此。

　　或許我們被灌輸了太多，說福利與安全是過時的現象，不是用於全球化的經濟脈絡。可笑的是我們竟然也接受了這種觀念。但瑞典的歷史告訴我們，福利國家是成長主要的推動者。福利國家帶給巨大變動中的人們以安全與穩定。這樣使人們在變動中能夠利用機會（工業發展）得利。強大的國家激勵人們改變生活卻不會危急生活安全。改變使產業持續成長。

　　這是瑞典的壹個重大的傳統，這種觀念是說：當人們面臨變遷時，若能感到安全，則他們會欣然接受變遷。這個傳統也結合生產的利益與福利國家兩者——企圖使人們發揮他們最大的潛能。

究竟在概念上，社會民主的意涵是什麼呢？它所代表的政治選擇或價值內容，與工會運動又有什麼關系呢？

　　我們可以這麼說：雖然在不同的國家，有著不盡相同的用語或名詞，但是所謂的社會民主路線，泛指壹種明確的政治政黨取向，其內涵就是企圖結合社會主義與民主的原則，所標榜與追求的價值，也即是社會主義與民主。

　　以社會民主的先驅德國為例，十九世紀的前葉，主張將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畢其功於壹役的民主人士，壹般就稱之為所謂的「社會民主黨人」（Sozialdemokraten），以別於擁護自由主義式議會民主，未著眼或甚至否定社會改革的資產階級民主人，以及堅決主張社會革命的共產黨人（Kommunisten）。

　　1863年，拉薩爾（F. Lassalle）領導下的德國工人總會（ADAV）在萊比錫成立，這個組織結合拉薩爾陣營掌控下的工會人士及工人，其綱領主張社會主義的民族國家路線，強調以和平的方式，在不推翻國家（民族國家）的前提下，尋求社會平等的實現。數年後，1869年，與拉薩爾陣營打對臺的馬克思陣營，其旗下的主要工會領導者李蔔克內西（K. Liebknecht）與倍倍爾（A. Bebel），在艾森納（Eisenach）成立「社會民主工人黨」（SDAP）。該黨首度使用所謂的「社會民主」的名稱，主張國際的社會主義及階級鬥爭，也就是全盤接受馬克思主義作為其政治與意識型態的基礎，以有別於德國工人總會的「民族國家的」及「和平方式的」，雙方互別苗頭，雖然該會在領導人拉薩爾1864年去世後，似有積弱式微之兆。

　　1875年，德國工人總會與社會民主工人黨，為了團結工人與工會的政治力量，兩派所謂的「拉薩爾信徒」（Lassalleaner）與「艾森納人」（Eisenacher），遂共同攜手合作，在哥達（Gotha）共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AP），該黨遂又在1890年，改組為「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在德皇社會黨人法的壓迫下，團結作為工人的政治力量。從黨綱上看來，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不折不扣的馬克思主義式的，也就是仍然標榜社會主義與階級鬥爭。

　　隨著社會民主黨的日益茁壯，不但在黨的內部，也在由其所領導的「共產第二國際」（Kominter II）之中，逐漸興起了論戰，也就是辯論如何解釋馬克思的理論（此時開始出現了所謂的馬克思的馬克思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分野），以及如何實踐的問題。在經年累月的拉扯中，由伯恩斯坦（E. Bernstein）所代表的所謂「修正主義」（Revisionismus）路線，逐漸佔了上風，主張以在現存國家之下的「改革主義」（Reformismus），來取代、來放棄革命的目標。影響所及，在十九、二十世紀交替之時，受德國工人組織政黨風潮所鼓舞、所推波助瀾的歐洲各國社會民主政黨運動，特別是在西歐及南歐，內部也都出現了激烈的「革命或改革」之爭。各國情形也大致與德國近似：壹個主張積極的憲法政策與社會政策路線（普遍選舉權、勞工保護法令、8小時工時、團體協約、肯定工會的合法性），也就是堅持「修正主義的思考」及「改革主義的實踐」的主張，最後都獲得勝利。當然，繼續捍衛革命理想的羅莎盧森堡（R. Luxemberg）與列寧（W. I. Lenin），漸漸的與社會民主的社會主義運動、工人政治運動脫離，在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興起所謂的「新的社會主義政黨類型」，也就是後來的共產黨。

　　總而言之，今日歐美國家的社會民主政黨，依循其歷史的發展脈絡，其最典型的特徵都是：「肯定議會民主體製」＋「願意與其他的民主力量/勢力合作」＋「以改革的手段」＋「追求社會主義的平等理想」。當然，今天許多歐美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許多主張與價值內涵上，其實或與社會民主政黨相去不遠，但仍在基本的意識型態上容有差距。例如西歐與南歐的社會主義黨，其黨綱就經常特別強調所謂「工人階級的壹體性」，亦可算是十九世紀「改革與革命」路線之爭的殘餘吧。

　　觀察歷史的發展，我們可以極為肯定的說道：社會民主政黨，以及抱持同樣價值內涵與主張（議會民主、自由改革、社會主義平等）的社會民主運動，其催生者，無疑的，應該是、而且必然是勞動者，是工人的團結組織 - 工會，其主要的支持者、推動者，不二的核心份子，除了勞工，除了工會，也別無他求。壹個社會民主運動，壹個社會民主政黨，乃至壹個社會民主政權，沒有工人的發起，沒有工會的組織，沒有攜手的共同努力，是沒有誕生與實踐的可能的。社會民主的價值壹但清晰，或許可以有不同的階層階級支持，但社會民主運動的主體卻很單壹而明確：只有勞動者，只有工會。

社會民主政黨既然出現，在如何的條件之下，才會形成壹社會民主體製的政府，才有從施政上落實社會民主理念的機會呢？究竟從專製君主政體，亦或自由主義的民主憲政體製，在何等的時機之下，才有可能蛻變為標榜「社會團結」、「扶助弱勢」、「實現社會正義」，在民主之前、之上、之旁，再加入「社會的」（sozial）、變為社會民主的政治體製呢？

　　觀察人類歷史上第壹個社會民主政府 – 德國威瑪共和國（Weimarer Republik）的催生歷程，也許我們可以看出壹些端倪。1918年秋天，第壹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s II）統帥下的帝國軍隊已呈強弩之末，節節敗退，軍事上雖未顯露全線潰敗之勢，但社會與政治局勢動盪不安，經濟全面崩盤，帝國政府已心知肚明，戰爭恐怕將以敗戰、或至少和局收場。1918年10月，由返鄉的士兵及知識分子所組成之「斯巴達團體」（Spartakusgruppe），舉行全國性之集會，決議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反對帝國主義，同時導向壹社會主義革命路線，這壹次的集會，通過所謂的「人民革命綱領」（Programm der Volksrevolution），正式揭開德國「11月革命」的序幕：11月3日，基爾（Kiel）軍港帝國艦隊的水手們，拿起武器，支援當地的工人總罷工行動，隨後數日，德國各地紛紛興起工人與士兵的聯合行動，工人罷工，士兵聲援保護，雙方壹起組成了各地的「工人委員會」與「軍人委員會」，著手接管各地政府、企業及治安機關，試圖穩定後戰爭時代的社會秩序；這便是史稱的「11月革命」或「委員會運動」（Rätebewegung）。行動的最高峰，出現在11月9日的首都柏林，當地工人發起總罷工，並與返鄉的士兵肩併肩，發起武裝起義。行動開始後沒有多久，德皇即透過最後壹任帝國總理巴登王子馬斯（Prinz Max v. Baden），宣布遜位，逃往荷蘭，政權移交給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艾柏特（F. Ebert），普魯士霍亨索倫家族的專製君主時代，正式宣告壽終正寢。在聚集於柏林總理府之政治人物們焦頭爛額，苦商如何應付緊接之亂局之際，社會民主黨人夏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突然跑至窗臺邊，向外頭等後的群眾高喊：「共和國成立！」，從此刻開始，歷史上所稱之威瑪共和國正式誕生。歷經同壹日的密集協商後，艾柏特宣布組成「人民代表委員會」（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作為臨時政府，並在數天後，11月12日，宣布改革主義的政治綱領，確立自由民主的議會路線，拒斥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的餘孽，賦予人民民主與政治自由，強調政治、社會、經濟的不同參與權，加強社會保障。

兩天後，1918年11月11日，各地停戰，工人及軍人委員會放下武器，但是要求新政府務必落實11月革命所訴求的民主權利。12月19日，在德國各地工人及軍人委員會所召開之全國會議上，決議參加共和國政府依11月30日所頒布之命令而即將舉行之全國大選，放下武器，參與議會民主體製的選舉，「委員會運動」正式宣告結束，社會民主黨政府的政權趨於穩固，1919年1月19日，德國大選，各地選出國民大會（Nationalversammlung）之代表，由於首都柏林的極左派繼續暴動不斷，國民大會遂決定改於中部的威瑪市召開。1919年2月6日，國民大會於威瑪正式開議，經過六個月的冗長討論，同年8月11日，國民大會正式通過憲法草案，8月14日，「威瑪憲法」（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施行，人類歷史上第壹個社會民主政權，伴隨著它社會民主憲法基礎的完成，正式走向前所未有的社會民主實驗之路。

從以上的歷史描述，我們可以看出什麼蛛絲馬跡呢？首先，歷史學家都承認，沒有11月革命，沒有各地工人及軍人委員會的風起雲湧（而顯然的，掘起的士兵又都是工人階級的出身背景，而非貴族的軍官），普魯士的專製君主體製不會被劃下休止符，因為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並未戰敗，只是軍事的失利，逼迫必須選擇停戰，政權並不壹定要垮臺，然而，德國國內政治、社會與經濟秩序的瓦解，在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壓力下，才逼使舊政權必須黯然退下。從另壹個角度來說，在委員會運動的推波助瀾之下，社會必須被迫面對抉擇：要不就走向壹社會主義的體製，要不就與資產階級合作，選擇壹妥協的社會民主體製，雖然不是完全的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式的共產或政治社會秩序，但至少在議會民主的體製下，加入重視社會正義、參與、共同決定的結構特徵。當然，委員會運動的失敗，並非完全肇因於所謂人民的自主選擇，而經常來自於政治陰謀或合縱連橫（例如艾柏特與陸軍將領秘密簽定、用以鎮壓委員會運動的所謂「艾柏特-哥羅內協定」（Ebert-Groener-Pakt），但壹項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沒有以工人為主體的政治社會運動的施壓，沒有實力的展現，沒有必要時訴諸街頭、訴諸暴力的犧牲，壹個進步的社會民主政府與體製，是無由誕生的。

我們回顧了人類歷史上第壹個社會民主政府-德國威瑪共和，那個驚心動魄的誕生過程，理解到壹個或許放諸四海皆準的現象：沒有以工人為主體的政治社會運動的施壓，沒有實力的展現，沒有必要時訴諸街頭、訴諸暴力的犧牲，壹個進步的社會民主政府與體製，是無由誕生的。其實，雖然本質上如此，但是並非所有的社會民主政權的出現，都像德國那般的充滿張力與戲劇性。讓我們來看看另壹個例子，自由主義與市場經濟、工業革命的發源地 – 英國。

英國的社會民主政黨 – 工黨（Labour Party），成立於世紀交替的1900年，與德國的發展極為類似的，它亦是在工人運動發展到壹相當的時期及階段，亦即理解到：必須投入資產階級的體製內政治結構中，尋求對運動更有利的出發基礎（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實現法權要求?（Rechts-forder-ungen）），以從體製內達成改變體製的改革路線時，由工會與支持工人運動的知識份子所組成。不例外的，知識份子的參與與催生，居功厥偉，但是工人運動所累積蘊發的社會力量，方是背後真正的實力基礎。英國工黨曾經在1923及1924兩度執政，成立合計不到三年的少數政府，政事的推行並不順利，壹項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的工黨在J. R. MacDonald的領導下，不但政策不明，路線不清，而且不斷試圖組織聯合政府，也就是結合自由主義者的保守份子，以解決自己少數政府的窘境，是以造成工黨內部工會陣營的反對，乃至全面退出。換句話說，在如此的政治現實之下，壹個所謂真正的「社會民主」，其實是無從實現的。

　　歷史給了工黨及社會民主第二次機會，雖然是代價慘重的機會：第二次世紀大戰的玉石俱焚。英國雖然戰勝，但卻處處殘破，民不聊生，人民處於飢荒、瀕臨死亡的邊緣，如同美國戰爭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日記中所記載的：「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所可能發生之最悲慘的情況…」。國家財政破產，國內與國際金融秩序瓦解，百業面臨全面的崩解，經濟顯得毫無活力，似乎無法從戰爭的驚慄與破壞中回復，當時的人們相信，只有三個字可以形容英國的處境：摧毀、痛苦、分裂。

有壹跟接下來工黨執政（1945年波茲坦會議期間大選的拉下邱吉爾）、乃至社會民主政權的出現，有著關鍵性影響的現象：英國人民意識中，資本主義的全面破產。當時的英國歷史學家Alan Taylor寫道：「在歐洲，沒有人相信所謂的美國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因為它就是大企業主的同義詞。或者，更精準壹點的說：那些還在相信的人，是大家所唾棄的政黨，是壹群沒有未來的政治人物，他們的命運，跟1688年雅各賓黨人沒有兩樣…」。在普遍的國民認知中，資本主義道德敗壞，只談貪婪，不知何謂理想，盲目的支持社會的不平等，不但不符合社會的期許，更赤裸壹點的說：世界大戰的元兇根本就是資本主義工黨接下了這項歷史任務。獲得政權之後，工黨真正塑立了壹個英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的政府路線，簡言之，就是以「解決失業」，作為自己的理性堅持（raison d』etre）。工黨認為，英國的資本主義，已經被證明無能，它投資太少，沒有企業倫理與道德，只知貪婪獲益，賺取暴利，並不忘掠奪勞動者。工黨的決定是：放棄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政策，遠離作為英國經濟哲學的十九世紀傳統自由主義。執政後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全民健保，所謂的國家健康服務醫療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退休年金製度，投資國民的教育，興建國民住宅，並且採取壹切的手段，努力創造充分就業。相對於歐洲大陸希特勒式的「權力國家」（Machtstaat），工黨把自己的理想國度，除了稱之為壹次大戰後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所傲稱的?英雄之家?（homes fit for heroes），或是工黨在選戰中所自封的「新耶路撒冷」以外，接連的實踐與行動，又替英國發明了壹個至今世界上人人朗朗上口的名詞：社會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

　　英國與德國的歷史命運與發展進程，當然完全不同。德國經常呈現斷裂式的時代交替，社會必須去面對天崩地裂般的變天，某個程度上來說，英國人是較為幸運的，不論歷史的挑戰為何，英國總是在內國秩序的和平狀態下，完成時代的更叠。但同樣的，在國家與社會面臨劇變，遭逢生死關頭的挑戰時，壹個以工人運動為後盾，壹個反資本主義、以崇尚社會公平正義、平等與尊嚴為目標的社會力量，才有可能挽救國家與社會，在存亡的關鍵壹役中，獲得最後的勝利。吾人又回到壹個相似的歷史邏輯：時代在巨大災難之後的轉折點，要挽救國家與社會，唯壹的憑藉，恐怕仍是自主覺醒的大眾勞動者，集結自己的力量，不管是德國的以武力對抗反動，亦或英國的以選票投下不信任，以社會民主的價值為後盾，落實自己的社會民主政策，方有成就的可能。

德國與英國社會民主政權的出現歷程，雖然壹個充滿戲劇性張力與爆發力，另壹則是緩進中帶著堅毅的決心向前，然而，歷史的規律某個程度是壹致的：資本主義體製出現危機（戰爭），它被證明不但無能解決危機，甚至自己就是危機的製造元兇。某種角度上來說，社會民主政權解救了資本主義體製，它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價值之外，重新找到了「平等」、「公義」，乃至真正的「繁榮」與「自由」的實現。這壹期中，讓我們來看看法國的例子。

　　與德國英國壹樣，壹切的轉折來自於戰爭的災難。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法國處於極為尷尬的地位：既不是戰勝國，也不是戰敗國，壹些用來描述當時法國的字眼，大概就是社會瓦解、經濟崩潰，通敵與反抗，跟戰前沒有太多的差別。戰後法國的首要任務，無異復甦，重建法律的新秩序。顯然德國佔領前的第三共和已壹去不返，人們需要壹個新的秩序，新的希望，而顯然，它的答案不是「資本主義」。

　　如同在戰後的英國，資本主義體製被認為是腐化與無能的代名詞，它是落伍的、頑固的、僵化的、短視近利而怯於投資未來的。那些只知維護自己私利的家族企業，缺乏進取精神的商人們，眼中只有如何維護自己的利益，阻斷別人的競爭，以鞏固家族企業的優越地位，事實上，早在戰爭爆發前，法國的資本主義面貌已早失人心：1939年，法國的工廠機器的平均壽命，是美國的四倍，英國的三倍，每壹工作時數的生產力是美國的三分之壹，英國的壹半，壹次到二次世界大戰的二十年間，法國人的生活狀況幾乎沒有任何的提升，國民的平均所得繼續停留在1919年的水準。

　　戰爭的嚴酷考驗更不會放過法國：落後的經濟組織，無疑就是政治與軍事失敗的主要原因，舊有的體系無法供應社會與經濟重建所需，而壹大部分的大企業又以與納粹通敵、與維琪政府眉來眼去著稱。

　　法國因為特殊的政治原因，並沒有像英國或德國壹般的社會民主政府的直接出現，換句話說，法國經驗的重點不在政權的易手，因為，「被盟軍解放」的命運，直接牽引法國的命運到戴高樂將軍（General Charles de Gaulle） 之手。戴高樂雖然頑固，頑固到要抱轟登陸北非法國殖民地的盟軍，雖然不可理喻，不可理喻到不斷宣稱自己是戰勝國，但是有壹點，他的頭腦還是清楚的：在法國，資本主義體製是無能的，是被證明不能倚靠的，因此重點在於：「國家必須出來將權力的槓桿掌握在手」。

　　戴高樂警告說：妳們這些養尊處優、享盡特權的人們註意了，我們是可以放棄妳們的，因為妳們的行徑，只證明自己的無能與荒謬而已。社會民主的價值，開始取代了戰前自由主義的價值，在強調「平等之上才有真正之自由可言」、「社會與經濟問題的解決不能倚賴資本主義體製」、「國家必須出面擔任主要的核心角色」、「以社會民主的體製，取代形式上自由民主的體製」的思維與共識下，法國真正蛻變了。危機使人們意識到，某些宣稱自己在倫理道德上沒有瑕疵、卻只是在赤裸裸的貫徹自己利益的意識形態，其信用是會破產的。

　　在所謂法國重建之父 – 亦有人稱他為歐洲統壹之父 –Jean Monnet的籌劃下，法國開始了自己獨特的社會民主與經濟復甦之路。曾擔任壹次大戰後國際聯盟代理秘書長的Monnet，出身香檳酒商，還曾到中國籌辦多國銀行鐵路大借款，但除了經營獲利之外，Monnet對於宏觀的計畫、偉大的挑戰，總是興致盎然。二次大戰期間，他任職法國流亡政府，負責與同盟國整合有關後勤補給及策劃戰後重建之事宜，他曾經說了壹句後來成為舉世名言的話：「美國應該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雖然之後被羅斯福總統的幕僚所剽竊過去，成為美國從中立、綏靖政策轉向的歷史代名詞。

　　戰後，面臨壹片廢墟的法國，Monnet認為要展開重建，關鍵有二：壹是國家預算赤字問題的解決，二是經濟體系從頭到腳的現代化。Monnet的看法是：第壹個問題只有國家能做，第二個問題，資本主義體系已證明自己沒有辦法做，社會與人民也不再相信，私營利部門真有克服難關的能力。

1945年8月，歐戰結束不到半年， Monnet陪著戴高樂到華府訪問，壹天晚上，Monnet終於忍不住的跟戴高樂抱怨：「…妳總是說「偉大的法國」， 但我要告訴妳實話：法國渺小的很。只有法國人自己創造出偉大的身形，能夠擡頭挺胸，法國才會真正偉大起來…為了達成這樣的目的，法國人必須把自己的國家現代化，因為在當前，法國壹點也不現代。法國必須從頭改革到腳，沒有退路」。

　　驕傲又偉大的戴高樂，沈默了片刻，終於說道：妳說得沒錯。但是，妳願意接下「將法國現代化」這個重任嗎？Monnet當然不會放過歷史給他的機會，他全面設計新的國家經濟計劃，投資方案、投資手段，乃至於經濟龍頭工業的重建。藉著「中央計劃委員會」（Commissariat General du Plan）的成立，Monnet展開了現代化法國經濟體系的工作。

　　重要的是，Monnet、乃至法國的成功，標榜著壹個重要的核心價值：在危機充斥的時代，人民與社會所需要的，其實是紀律、方向、前景、信賴與希望，而不是資本主義的片面所謂自由，這也正是社會民主的重要價值內涵：不是為了私利，不是僅著眼於表面的自由，不是仰望基督文明所遺留的倫理（韋伯：「新教倫理帶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植基於公益之上，在社會正義、普遍繁榮的目標之下，資本主義才能延續，社會方能健康的發展下去。

　　法國的經驗，也許不是壹個社會民主政權戲劇性的上臺–法國的政治條件並無法容許這樣的情況發生，也或許不是像威瑪德國壹般，以工人的力量自己催生政權的誕生，但是，就人們面臨危機的痛定思痛，回顧過往的教訓，壹個社會民主價值的深化、乃至實現，卻是與其他國家無分軒輊的。

國際化趨勢下的犧牲品
瑞典模式不但是「社會民主與市場經濟共存」的成功試驗，也是工會運動的典範。在1991年社會民主黨選舉落敗以前，瑞典勞資雙方 的「歷史性妥協」持續了53年之久。但是，資本國際化的趨勢結束了 這種勞資權力的平衡，顯示出以壹國為基礎的策略已有不足之處。

　　1909年是瑞典工運史上的壹個關鍵。雇主以經濟不景氣為由企圖壓低勞動條件，引發了勞資衝突。大部分的瑞典工人都參加了那次風起雲湧的罷工潮，儘管罷工基金幾乎耗盡，工人們面臨飢餓卻仍堅持 不退。那時資方動員軍隊與警察，再加上工賊的破壞，使工會遭受空前的挫折。



　　罷工後的秋後算帳使工會損失了近半數的會員。工會學到了壹個教訓：只靠罷工是不夠的。為了反擊反工會的立法以及軍警的鎮壓，工會必須擴大其政治影響力。因此那次挫敗反而促使工會與瑞典社會民主黨的關系更加緊密。1921年瑞典實現了普選權（廢除了財產及性別的限製）後，社會民主黨透過與農民黨的結盟，終於在1930年代開始在國會中掌握多數。



　　以此強勢地位，1938年瑞典總工會(LO)與雇主聯盟(SAF)達成了 「和平協議」，終止了半世紀來劇烈的勞資衝突，建立了新的遊戲規則。因此，瑞典模式的基石是：

1.建立每隔壹至三年的全國性集中的勞資談判，決定工資及勞動條件；
2.工會堅持「團結工資」，即不分產業將工資拉平；
3.全面就業政策優於提高工資。

　　爭議不必壹定透過罷工來對決，而可由談判或勞工法庭仲裁來解決。由於工會能在團體協約有效期間保證產業和平，但又能保有協約 期滿後號召全國性罷工的能力，乃使得工運更為強大。



　　至此，瑞典模式逐漸發展為壹套複雜的經濟理論及政治實驗，包括：
1.財富的重新分配。
2.執政的社會民主黨對完全就業及低通貨膨脹政策的承諾。
3.積極的勞動力政策，工會參與職業訓練及勞動力流動的組織工作。

　　「和平協議」使幾十年都有定期談判，資方關廠與勞方罷工的案例急速減少。由於生產沒有中斷，工資乃持續提高。

資本國際化
　　到了1970年代，權力的平衡轉移成對資方有利。控製瑞典經濟的幾家出口企業SKF, IKea, Volvo, SAAB,和ASEA／ABB都變成了跨國公司。資金跨過國界，大量且快速地流動，已非國家所能控製。大公司能在壹分鐘內買進幾千萬的克朗（編按：克朗為瑞典幣與美金兌換約為US$1.00=6.35Kr.），然後在幾分鐘後轉手賣出。匯率操作往往比工業生產能賺更多的錢。

　　於是，瑞典的大企業不再依靠國內的購買力，也不再在乎勞資之 間是否和平相處，雇主聯盟更公開背離「和平協議」。社會民主黨1976年選舉的落敗，給予資方反擊工會的信心，挑起了1909年以來首 度的大衝突。1980年夏天，近半數的工會會員遭受資方關廠的挑釁。 當然，工會最後獲勝了。因為勞工階級的實力遠比1909年強大，勞工運動再度得到鼓舞。

資本逃逸

但這個勝利並不穩固。勞資衝突加速了資本的逃逸，而執政的保守黨，除了將瑞幣眨值外，並無因應之道。1982年社會民主黨重掌政權， 面對金錢投機導致外匯消耗殆盡的困境，同樣的也被迫將貨幣眨值。

　　1990年代壹開始，景氣持續衰退。為了對付大量的資金外流，社會民主黨提議由勞工、資本、國家三方協商壹個新的所得政策，卻引起工會的嚴厲批判，認為此舉是要禁止罷工權。社會民主黨被迫改組重建，造成了全面性的信心危機。1991年政府有意提高失業輔助，卻引發大量資金外流，使得失業問題更為嚴重。在資方的強力反撲下， 那年的選舉中，社會民主黨終於鞠躬下臺。

同樣的模式
　　這個模式在壹個國家接著壹個國家重覆地發生，證明了壹國的勞工運動與民主運動的無能。



　　在芬蘭，雇主最近要求刪減20％工資。面對貨幣眨值30％的威脅，芬蘭勞工聯盟只好退讓，減薪7％。工會最近以總罷工作要脅、阻止了對失業福利的刪減，這是壹個重大的精神勝利。



　　面對即將來臨的大蕭條，瑞典工會可能被迫進行本世紀的第三次大衝突，其結果將會對全球各地工運的策略有重大的影響。瑞典工會有贏的實力，罷工基金仍然完整無損，組織堅強，政治意識很高。



　　不過不管結果如何，工運絕不能再孤立於國境之內。工運的發展有賴國際團結。我們不能只是跟著國際資本屁股後面走，也不能只是 企望市場經濟消失。工運需要壹套長遠的策略、來規範資本與產品在 國界之間任意遊走。



　　目前的國際勞工團結組織有國際自由勞工聯盟(ICFTU)以及社會主義國際。更進壹步的國際合作則有賴各國總工會的投入。



　　工運不能單獨作戰，還應與其他的人民組織，如宗教、環保、和 平團體，以及反種族歧視，人權、婦女運動合作。我們在各國際組織 ，如歐洲共同體，OECD, GATT, 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國 際勞工組織(ILO)以及聯合國本身，都應有壹致的策略。



　　總之，前途困難，但絕非不可能！

國有化、社會福利
　　英國的工黨在戰後剛結束時，便上臺執政，當時的首相艾特裏為 解決失業問題，便推動連串的社會保險及醫療服務，以保障人民的基 本生活以及權利。當時工會並且表態支持政府，放棄罷工，壹致希望 藉此改善生活及勞動條件。同時也推動第壹波大規模公用事業國有化 政策。

　　然而由於重稅政策造成民眾難以忍受實質收入減少，再加以嚴重 的通貨膨脹，致使工黨於五壹年下臺，保守黨邱吉爾再度執政，但他 並未放棄福利政策，致使失業者在六○年代初期竟已高達九十多萬人 ，使工黨於六四年再次獲得執政的機會。

　　競選期間，工黨以「限製加薪幅度」作為承諾，企圖藉以緩和物 價，此舉並獲得「工會委員會」的支持。工黨上臺後，便成立「價格 與所得委員會」執行「限製工資」的政策，但效果不彰。因此在六六 年，工黨進壹步提出「價格與所得」法案，宣布凍結六個月的薪資， 不淮加薪。工會委員會初期接受該法案，但隨後又要求廢止，以消除 工人的反彈壓力，因為工資始終趕不上物價的上漲幅度。同年，發生 海員大罷工，不久工黨下臺。

　　保守黨上臺後，立即強製宣布：所有罷工均需有六十天的冷卻期 ，同時罷工需經工人投票，工會不可發動。此舉引發工人的強大反彈 ，展開馬拉松式的大罷工，逼使保守黨最後終於在七四年下臺。工黨 再上臺後雖立即取消薪資限製，企圖使工資上漲正常化，即依照勞資 協議進行，但卻使工資飛快上漲，工黨不得已只好再下令製定工資上 漲的上限，可是如此壹來卻又陷入「工資趕不上物價」的惡性循環中 。七九年，工黨三度下臺，保守黨的柴契爾夫人上臺執政。

　　歸結起來，在英國工黨的發展過程裏，雖然始終到面臨經濟方面 的問題挑戰，但是它總是維持兩項基本政策的施行，以下分別說明之。

（壹）國有化：
　　英國工黨的國有化共有兩波，第壹次是在戰後，當時的重點是要 將水力、電力等公用事業國有化，使基本的民生及公共需求由國家經 營管理；第二次則是在七○年代中期，有鑒於生產技術的日益複雜， 加上英國的國際競爭力降低，為配合技術的研發，提昇競爭力而進行 。但是在柴契爾夫人上臺後，則致力推動將國營事業私有化。

（二）社會福利：
　　英國的社會福利事業有長久的歷史，在戰前便已有相當的基礎。 戰後工黨執政期間更是加強推行，如年金、公醫製、失業金製等，其 中尤以公醫製最為著稱。這項製度共動用整合有近七萬名醫師、二十 八萬多名護士，十分龐大，同時其支出佔總預算的6％多，使私 人醫療大為萎縮，充份保障人民的健康醫療照顧。

工業民主、自治管理、權力分散

　　戰後法國的社會黨，歷經了壹段長時期的低迷，雖然從壹九四四 到五八年間，社會黨在27屆的政府中參加了21次，但是其得票率卻只 有壹成五到兩成，不復戰前的風光。到了六九年的總統大選，社會黨 更是慘敗，只得到5%，遠不如法共的20% 。
　　這種情形壹直到密特朗於七壹年出任黨魁後，才有所改觀。密特 朗壹改過去摩勒時代的反共立場，主張在策略上聯合法共，以贏得選 舉，這項改變在七三年的選舉中得到了收獲，兩黨的席次均增加了兩 倍，隨後七七年的地方選舉，社會黨更是獲得大勝，贏得了三分之二 以上的城市執政權。到了八壹年，密特朗當選總統，社會黨執政。

　　社會黨與法共的聯合，有其現實上的重要考量，因為法共自四七 年以後，便掌握了兩大工會，並且擁有三分之二藍領工人的固定支持 。在六八年的學生運動時，法共發動了近八十萬的工人罷工，支持學 生，顯示其強大的動員力。而社會黨本身的工人黨員卻只有壹成左右 ，其多數成員均是白領中產階級與學生，因而這其實是壹項階級聯盟 的策略。



　　密特朗執政後，採取了多項的措施，以實施他所稱之「法國式的 社會主義」，以下分別說明之。

（壹）新國有化：
為了扭轉國有企業的高虧損，社會黨政府於壹九八二年實施了壹 套新的國有企業管理辦法，其特徵有民主化管理、自治管理及計劃合 同。民主化管理指國有企業的董事會由政府代表、職工代表與資方代 表共同組成；自治管理則指國家減少對國有企業的監督，特別是取消 事前審議及監督員，使國有企業在財務、行政上自主；計劃合同則是 為了確保國有企業的計劃能與國家整體計劃相協調所訂定。

（二）工業民主：
　　壹九七三年的自由－保守聯合政府，曾為了減緩六八年以來的工 人問題，成立了「促進勞動條件國家委員會」（簡稱ＡＮＡＣＴ）。 但是ＡＮＡＣＴ卻引發了更大的爭議，因為它的權責只能反應意見與 溝通，不但無法賦予工人更多的權利，只是消極地要求勞資雙方進行 協議，而它自己卻不積極介入，因此在壹九七五年簽訂的協議中，法 國的兩大工會（工會聯合會與總工會）均未簽署。

　　八二年，社會黨政府提出了Auroux法案，並獲得議會通過。法案 中賦予工人可以反應意見、獲知資訊與資方諮商、協商談判，使工人 獲得更大的權利。其中反應意見由「雇員代表」組成；諮商則由「工 廠委員會」執行，此委員會由受雇者代表中選舉產生，並由管理階層 任主席，因此根據統計，施行至八三年為止，只有20%的案件被告知， 且只有12%有諮商程序。至於工會，在法案中則賦予它每年與資方針 對工資、工時等勞動條件進行協商的權利。

（三）經濟計劃改革：
密特朗上臺後，不但繼續法國自戰後便壹直推行的經濟計劃，同 時成立「改革委員會」，進行重要的改革，包括：
1.民主化，即全國計劃總署的成員，應納入官員、工會與企業主；
2.權力分散化，即二十二個法國地區政府，均可派代表加入計劃署， 同時每壹地區亦可製定該地的自主性計劃，強化地區自主權；
3.重視貫徹執行及協調，務使計劃具體施行。

勞動人性化、工業民主、共決製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德國社民黨被納粹宣布為非法，因而流 亡英國，直到戰後才回到漢諾威重建。戰後的十餘年間，社民黨壹直 處於劣勢與低迷的狀態之中，其得票率均只有三成左右，黨員人數也 由戰後初期的87萬人降至五○年代的58萬人，年輕人紛紛退黨，只剩 下老的黨員支撐。

這種情況壹直到壹九六九年，社民黨接連贏得總統及國會大選， 漢尼曼當選總統，布朗德組閣，才有了明顯的轉變。這次國會大選， 社民黨獲得了超過四成的得票，得以與自民黨組成聯合內閣。在布朗 德任內，他積極推動東進政策，與莫斯科、波蘭簽訂和約，並於七二 年與東德簽訂了歷史性的「基本法」。後來布朗德因「間諜事件」下 臺，使社民黨失去了第壹大黨的地位，但仍由斯密特繼續組閣，直到 壹九八二年，自民黨轉與基民黨聯合，社民黨才真正下臺。



　　在社民黨執政的十四年間，它施行了不少實踐社會民主的政策， 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企業的民主化以及勞動的人性化，以下分別說明之。



（壹）勞動人性化：

　　社民黨於六九年上臺後，有鑒於該年九月發生的大罷工事件，因 此便組成了「研究委員會」，目的是為了建立壹個「更以人為導向」 的勞動條件標準，以做為進壹步之勞動人性化綱領（ＨＤＡ）的依據 。這份在壹九七四年提出的綱領，不僅規定了最低的合法勞動條件， 使勞工的勞動環境能有基本的保障，同時也為日後新的「共同決定製 」及勞資爭議製度奠立下良好的基礎，換言之，它預先為「勞－資－ 官」的三角統合協商系統鋪下了路基，因為它賦予工人有合法的權利 ，可據以爭取進壹步的勞動利益。



這其中最值得壹提的是德國的「工資自主製」，亦即由各行業的 勞資雙方每年自行談判協商，以確定未來壹年的工資變動幅度，以達 成「工資合理化」的目標。此外，並有僱工協議，包括由工會與僱主 協會簽訂的「集體勞資協議」，以及僱工與僱主直接簽訂的個人僱工協議，內容包括工作性質、作息時間、各項勞動條件以及雙方的權利義務。



（二）工業民主化：

　　早在壹九五二年，德國議會就通過了「企業法」，規定五人以上 員工的私人企業，必須成立工廠評議會，該評議會由企業成員中選出 ，並且至少須有五名工人代表，以參與企業事務，並享有壹定程度的 共決權。雖然這項權利不是由工會行使，但是由於八成以上的工廠評 議會成員是工會中人，因此實際上工會仍保有相當的影響力。



壹九七二年，議會通過了新的企業法，在法律上進壹步加強了企 業內部工人的共決權力。到了壹九七六年，經過激烈辯論，終於通過 了「共同決定法」，使工人的共決權力正式獲得確認。根據德國工會 聯合會（ＤＲＧ）在八○年代初的統計，享有不同程度共決權的僱員 約有二千萬左右，佔全部僱員的87%，涵蓋比例很高。

勞工運動、再分配、工業民主

斯堪地維亞的社會民主模式，在社會民主的發展經驗中是十分獨特的，依照Esping-Andersen的看法，它具有幾項重要的特徵。

第壹，它的政治民主化過程和其它北歐國家比較起來，是較為平順且漸近的過程，沒有產生明顯的民主倒退現象。

第二，在這三個國家中，社民黨的執政時間均十分長，超過三十年以上，同時其所獲得的政治支持比率也十分高，平均高達四成以上，顯示其強大的政治影響力。

第三，最特別的是，瑞典、挪威、丹麥三國的政黨與階級之間有十分強的聯繫關系，同時各個階級力量所支持的政黨光譜十分相似，資本家多支持保守主義政黨，小雇主則支持介於自由與激進間的政黨，工人（特別是藍領工人）則多支持社民黨。



　　斯堪地維亞模式的成功經驗，引起了廣泛的重視，紛紛對其提出解釋，希望能從中找出新的啟發思考。

　　依照Korpi的說法，斯堪地維亞模式的成功，主要在於社民黨壹方面能夠獲得工人階級的支持，使其在國會中佔有多數，另壹方面則是勞工運動及工會力量的強大，因而得以有效地將社會議題轉化為政治實踐，以具體的政策加以推行。

　　因此，在Korpi的概念中，勞工力量乃是斯堪地維亞模式之所以成功的主要支柱，它不但提供政治支持，使社民黨得以長期執政，同時也促成了勞資關系的改變，使社會更為平等與團結。



　　Korpi並從下列指標來說明他的解釋，這些指標是壹九四六到七六年的平均統計值。第壹，工人的組織比率分別為瑞典71%、丹麥49%、挪威46%，在歐洲國家中名列前茅；第二，三國工人支持社民黨的比率分別為瑞典43%、挪威41%、丹麥39%，若是只看藍領工人時，瑞典的支持率更是高達七成五以上。



　　然而，Castels則認為：斯堪地維亞模式之成功，主要是因為社民黨提出了壹套成功的經濟與社會政策，特別是福利政策，藉此進行社會再分配，而能獲得廣大受雇者的支持，在選舉中獲勝。換言之，他強調的是：政策結果對於社民黨政治支持的影響程度。



　　Korpi與Castels的解釋雖有不同，但是對於我們理解斯堪地維亞模式，均有所助益。以下我們便以瑞典為例進壹步說明之。
（壹）平等分配：
　　瑞典社民黨政府將實現平等分配作為其綱領的重要目標之壹。該黨在綱領中明定，國民收入應在個人、社會階級、集團與地區之間平等地進行分配。二次大戰之後，其政府便實施下列政策：收入來源中斷、收入不足的失業者、殘障者、退休工人可以透過失業津貼、養老金、兒童補助、孕婦津貼與其他形式得到社會保險金；六○年代之後，更是全面擴大福利措施，包括健保、住宅政策等，使其成為人民的基本權利。

（二）充分就業政策：
　　瑞典政府以充分就業做為其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形成了壹套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從早期的「人人有工作」到七○年代的「人人有滿意的工作」，壹直到八○年代，甚至發展出「培訓夕陽工業，解僱勞工新技術」，成功移轉進朝陽工業，而不再是消極地補助夕陽工業以保持就業。

（三）工資集體談判：
　　自壹九五六年起，瑞典的工資政策，便由其僱主協會與總工會以集體談判的方式達成壹般的或平均工資增長幅度，壹九六四年更是以立法的方式，明定這種工資集體談判製度的法律效力，雖然此製度在壹九七二年曾稍加改變為「以較低的個人所得稅交換工資增加的限製」，但是基本上並未有原則上的重大改變。

（四）工業民主：
　　壹九七六年，瑞典議會通過了「共同決定法」，其中規定，凡雇主在25人以上的企業，工人代表可參加董事會，了解公司的業務活動，對公司重要決策有發言權。同年，工會通過了經濟學家邁德納的「工資收入者基金」方案，但遭資方反對，八三年，國會通過了折衷案，企業須將20% 的利潤上交國家，存入中央銀行成立投資基金，用於生產與科技研發，使用時須與工會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