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共對勞動人民的背叛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六年

從毛澤東時代到今天，中共對“平等”和“反剝削反壓迫”的背叛

中共以戶籍制度與等級化供給待遇為軸，有意制造的幹群、工農、城鄉、地域不平等；對婦女、貧困者等弱勢群體的規訓與壓迫
一、從毛澤東時代到今天，中共對“平等”和“反剝削反壓迫”的背叛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宣稱信奉共產主義，聲稱“反對剝削壓迫”、“為窮苦人說話”、“與不平等做鬥爭”，並提出“官兵平等”、“八小時工作制”、“打土豪分田地”、“婦女解放、婚姻自由”、“打倒吸食人民血肉的地主資本家”、“打倒束縛農民自由的反動保甲制度”、“打爛人吃人的舊世界”、“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會、新中國”等口號。

從1921年到1950年初，中共也確實憑借這些主張平等、反對壓迫的誘人口號，以及其組織能力、統戰能力、軍事和文宣能力，不斷發展壯大，爭取到中國不同身份、多階層、多民族的廣泛支持。它也因此成功的從一個不到百人的小黨，變成有數百萬黨員和數百萬軍隊的龐大政黨，擊敗國民黨及中國其他勢力，顛覆民國政府，成功在大陸執政。而其掌權之後又持續執政了幾十年直到今天。

那麼，當中共成功統治了中國，它是否履行了曾經的諾言，通過其強大的權力和控制力，將這些反剝削壓迫、追求平等的宣傳付諸實踐呢？

從表面上看，中共確實做了一些相關措施。如1949年《婚姻法》的頒布從法律上確立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1950-1952年的土地改革分配土地給無地少地農民、1951-1953年“三大改造”將農工商均“公有化”等。這些措施看起來是促進了婦女解放、農民“耕者有其田”、工人階級居於“領導地位”、“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但真實的情況，卻並非表面看起來的這樣，甚至真相與表象是相反的。中共背叛了關於反對壓迫、實現平等的諾言，也背叛了被壓迫的弱勢者。而且這並非是一些左翼所認為的在改革開放之後發生，而是在毛澤東時代就已如此了。這體現在中共許多政策細節中，也有一些不為人特別關注的制度，或隱性的制度與規則，加以定型。

中共對於平等、反剝削壓迫宣傳的背叛，非常典型的體現在將中國人劃分為不同身份群體，並對不同群體以不同的態度、待遇、方式對待之。

在毛時代的中國，中國人可以分為幹部與群眾、工人與農民、城市人和農村人，以及不同省市戶籍的人口。而這些群體之間，所處的社會地位、獲得的福利待遇、衣食住行條件、教育醫療資源、各自的生活水平，都是差距懸殊，甚至一者在“天堂”、另一相對者在“地獄”的。

二、幹部與群眾：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懸殊的地位與待遇差別、幹部在物質匱乏年代的豐富“特供”
所謂“幹部”，即是指擔任各種職務、充當黨政軍和基層骨幹的中共黨員。擔任職務的共青團員也可視為中共幹部。他們是中國的統治階層。而“群眾”則是指並非中共黨員身份、處於被領導地位、被統治狀態的平民大眾。當然另外還有民主黨派人士等，但占人口比例極少，可基本忽略。

正如“幹部”一詞的字面意思“軀幹部位”，中共幹部也是中國各領域的主心骨、主導者、特權者。相對於人民群眾，中共幹部在權力、地位、資源分配優先性方面，都處於壓倒性的優勢地位。首先，在職務工資上，幹部就具有明顯優勢。但真正顯示幹部特權和優越地位的，是非工資的各種名目的補貼、特供。

在物質非常貧乏的毛澤東時代，中共幹部獲得了免費的住房、醫療、子女教育保障，日常還得到肉蛋奶、餅幹、時令蔬菜等物質配給。而具體配給的多少，嚴格按照幹部等級劃分和分配。

據楊奎松《五十年代領導幹部的工資住房轎車待遇》等文章所述：

“我們在建立職務等級制度之初，不僅全面拉大官民距離，而且嚴格官階差序標準，通過把其他各種職務行政化，比照官階規定相應待遇，建立起了一套官本位體制。這種不同級別的幹部在工資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標準，極為細致覆雜。幾級以上可以配廚師，幾級以上可以配勤務，幾級以上可以配警衛，幾級以上可以配秘書，幾級以上可以享受何種級別的醫療和療養，包括對不同級別的幹部享受何種檔次和牌子的專車等都有具體規定。”

其中“高級幹部的特權包括取醫療、福利、 保健、住房、商品和服務等一切“消費”，均由國家供給，幾乎不受限額規定，工資只作為其職務收入的象征而已”。“以副食供應為例：八級（部級）以上幹部，（細）糧、魚、肉、蛋等沒有量的限制，基本能滿足全家的需求；而八級至十二級級幹部可以憑一個紅皮“供應證”買到可以滿足基本家人的精副食品和高級煙酒，這些東西在那物質極其匱乏的票證供應年代，對於一臉菜色的普通百姓而言，（細）糧、魚、肉、蛋平時是見不到的。”

在醫療上，中共幹部是各身份群體中最廣泛而真實的獲得免費醫療的群體。所謂“公費醫療”，就是幹部醫療費用均由國家財政負擔。在住房分配、子女教育、養老保障上，中共幹部也得到免費而優質的資源配給。中共在基本資源分配上的優先和豐厚，也讓其在男女婚配、規避風險、購物嘗鮮等更多方面獲得優勢和便利，成為名副其實的“人上人”。而且中共幹部將社會上所有優質資源獲得之後，只剩下相對劣質和稀少的資源，供其他群體獲取。

事實上，早在延安時期，中共就已經有了王實味所說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身份等級和配給差別。只是那時物質相對貧乏，以及未掌握國家政權之前以平等主義拉攏人心，特權還相對較淡。而中共掌握全國政權並逐漸穩定後，就不再那麼顧忌批評，而可以為所欲為。

中共幹部不僅在政治領域居於領導地位，也在經濟、軍事、文化等各領域都充當骨幹身份和享受特權。如中共幹部在國有企業擔任管理者，將國家命脈和經濟收益控制在手中；在高校等文教機構，黨幹部決定文教方向和擁有否決權；在中共長期宣稱“官兵平等”的軍隊，幹部享受的待遇也明顯超過士兵，且按照職級高低有鮮明待遇差別。

中共幹部作為中共本身的組成部分，中共利益共同體的成員，又肩負著保衛政權穩定的責任，就獲得了中國最多的資源，在配給制度中居於絕對優勢地位。可以說，中共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就是以實現和維護中共幹部階層的利益，為根本目的的。

當然，會有人以“幹部擔任重要職位、肩負重任，所以需要更多物質保障，以利於革命事業、國家發展”等理由，為幹部特權辯護。

首先，許多幹部的勞動強度和重要性，並不及普通勞動者。幹部中有大量屍位素餐，上班只喝茶看報，做事官僚主義、敷衍了事的人。他們只是消耗民脂民膏，而並沒有什麼貢獻。真正有貢獻的幹部，也應該接受監督，所得與貢獻真正匹配，而非將特權和各種待遇在不經人民了解和許可情況下授予。

第二，中共及各國共產黨都激烈批判封建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君主、貴族、資產階級官僚如何享有特權、驕奢淫逸，批評“法不加尊”、“刑不上大夫”等不平等規制。那麼這些傳統貴族階層和官吏，也同樣以自身地位高而肩負重任等理由為特權辯護。共產黨幹部不認可這種辯護，就是雙重標準，認可則是否定了自己的宣傳和主張。

事實上，中共幹部及世界各國列寧式一黨專政下的紅色幹部，確是古代貴族和官僚等特權階層的變體。蘇共和中共的“先鋒隊”理論，就是將自身與群眾剝離、為特權合理化尋找的借口。而在許多方面，包括道德水平和責任心上，許多共產黨幹部還不如傳統貴族。但無論共產黨幹部這些“新貴族”比傳統貴族好還是壞，顯然都背叛了其所公開聲稱的人人平等、反對特權、批判等級制的立場和信仰，也失去了其道德優越性，變成令人唾棄的“騎在人民頭上”的剝削階級。

三、工人和農民：地位不平等、福利差別鮮明的“工農聯盟”，國企“工人貴族”階級的優越與世襲
而另一組對比鮮明的不平等關系，是工人和農民。在宣稱信奉馬列主義的中共看來，工人是比農民要先進的多的力量。馬克思也確實是主張工人階級先進、農民階級落後。但蘇共和中共不僅因為推崇工人階級而強調工人領導地位，還在執政後把工人和農民分成了身份地位、保障待遇相差巨大的兩種不同的階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名義上，工人是國家的主人。而實際上，國家的主人是中共幹部尤其高層幹部集團。但工人的地位和實際權利及獲得的利益，仍然高於另一主要階級農民階層，也高於包括教育文化工作者在內的知識分子。

在毛澤東時代，擁有正式工人身份的人，占到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13-15%。而同時，還有近80%的中國人是農民，中共幹部和解放軍及其他非工農身份者占約10%。而在合計占中國人口約90%的工人和農民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

毛時代的中國工人，不僅在政治上擁有優越的身份，也在權利和福利保障上，相對農民有著顯著的優勢。工人群體居住在公共服務條件較好的城市，自己及家人享受著比較完善的住房、醫療、教育、養老保障體系。一些較大的工廠還有自己的醫院、學校、養老院，甚至自己的警察系統，儼然一種“獨立王國”。更重要的是，這些工人的子女可以幾乎無條件的接替父母，成為新一批工人，繼續享受父輩的待遇。

在物質極度匱乏的毛時代，工人的福利待遇雖然不及中共幹部，但比農民的生活確好了太多。在饑荒年代，工人仍然擁有足夠溫飽的口糧，而種植糧食的農民則成為餓殍。在饑荒較少但物質仍然匱乏的其他日子，農民僅能果腹，而工人可以有瓜果、肉食、蔬菜食用。甚至一些工廠還有汽水這樣的“稀罕物”可以飲用。工人子女可以得到較好的教育、未來接班。自己生病可以被治療，年老也有退休金。

雖然這一切也是微薄的，和同時期西方人、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富人相比，毛時代工人的收入和保障其實很低，但卻比同時期的農民好許多倍。這種地位和待遇的差別，也直接影響工農之間的相對關系和尊嚴。在當時，殘疾工人也可以隨意挑選農村的漂亮姑娘，後者自願嫁給前者。

只有少數農民因機緣成為正式工人，如同古代科舉考中、“鯉魚躍龍門”。但這種機會是很有限的。除1950年代工業化期間工人數量有所增長，少數農民成為工人，後來20多年里正式在編工人占勞動者比例基本沒有變化，新增工人主要從工人子女中產生。因福利保障負擔加重、工業停滯等原因，中國工業系統還清退過部分原為農民的工人，令這些人重新務農。

另外，毛時代也已經有了“臨時工”等做著非農工作、沒有工人編制、不享有工人福利的群體。這些人基本都是農民以及城市的閒散邊緣人，往往會從事工業原料加工、運輸、工地建設等工作，以及為正式工人做幫工，從雇傭其的政府或工廠獲得微薄的報酬。他們所做的工作勞動強度和貢獻，不亞於許多正式工人。且因“臨時工”沒有福利保障，只按勞動成果支付報酬，所以他們往往比“鐵飯碗”的正式工人更勤奮。但他們沒有正式工人的地位、權利、福利，而與其他農民或城市邊緣人一樣的地位和處境。即便如此，許多農民仍然爭搶這樣的工作機會，因為做“臨時工”收入和舒適度仍然好於做農民。

毛時代中國工人的地位很高，某種程度真的符合了馬克思主義和正統社會主義對工人階級、工業勞動者的應有地位的期待。但這卻是建立在對農民的殘酷剝削之上的。工人階級從被壓迫者成為壓迫者，身份已經悄然發生了蛻變。他們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勞動者，而是享受特權的“工人貴族”。而大量沒有保障、工資很低的臨時工的存在，也反映了工人的地位和福利並非依照勞動貢獻、而是由官方指定和確認的身份歸屬決定的。這其實違背了馬克思主義主張反對剝削壓迫、主張人人平等的基本立場。

四、城市人和農村人：剝奪遷徙自由、遠惡於保甲制度的戶籍制度；城鄉差別待遇與工農“剪刀差”
毛時代中國的城鄉差距、城里人與農村人的差別待遇，與工人和農民之間的差別，是高度相關和捆綁的。城市人口以工人為主，鄉村則幾乎都是農民。中國民眾根據勞動與生產方式劃分了工人與農民，也根據居住與生活方式分成了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

而城市居民與鄉村居民的差別，不僅體現在具體的生產生活方式上，也通過戶籍制度及戶口簿以正式的方式加以區分和固定。這種固定不僅確定了其說法特征，還限制了其身份轉換和居住地遷徙，將每個居民牢牢固定在特定的居住區域，並基於其身份給予不同的義務要求、權利保障、利益分配。

戶籍制度在中國歷史悠久，古代的“編戶齊民”即是戶籍制度的源頭。但在不同歷史時期，戶籍制度特性和政府對民眾的管理方式不同，有時嚴格有時松懈，有時束縛民眾有時允許自由遷徙。民國時期中國也有戶籍登記制度，但民眾都有自由遷徙權，在福利保障上也並沒有從中央層面設置城鄉與地域差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戶籍登記同時也並沒有限制民眾的遷徙，只對“反革命”等特定群體加以限制、監視、拘捕。

但到了1956年前後，隨著城鄉居民生活差距、福利保障的日益顯著，以及農村因“農業合作化”等導致的貧困化，中共對基層管制需求大大增加等情況變化，中共黨和政府開始建立和強化戶籍制度，並於1958年正式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這一條例不像《憲法》、《刑法》等那樣隆重和被宣揚，卻對於中國大陸後來數十億人的生活與自由產生著極大的影響。

在《戶口登記條例》和其他戶籍政策出台後，中國人事實上被剝奪了自由遷徙權。雖然名義上中國人仍然可以遷徙，但變更居住地必須得到遷出地和遷入地的單位、社隊、公安機關的批準。同時，相關條例和政策又設定了很高的戶籍遷移門檻，而基層又出於各種原因加碼和刁難，導致戶籍遷移成為極為困難的事情。而不能遷移戶籍則意味著一個人不能在異地長期工作和生活，甚至短期旅行都需要有“介紹信”，否則會被逮捕、刑罰、勞改、遣返原籍。

自由遷徙權是人應有的基本權利之一。人有選擇生活在哪里、從事何種工作、是否可以離開一地前往另一地的能力。這涉及到人是否可以自由的追求更好的生活、遠離危險和損失、獲得更多機會和資源的可能性。而限制甚至剝奪這項權利，也就意味著摧毀了人趨利避害、追求更好生活的能力與機遇。

同時，這也意味著政權更加可以控制和奴役民眾，讓戶籍制度下的人們更難以逃脫剝削壓迫，更難逃亡和反抗，也更易被鎮壓。在1959-1961年的大饑荒期間，許多人正是在戶籍制度束縛、軍警和民兵暴力阻止下，無法逃荒要飯而餓死在家鄉。一些僥幸逃亡者也成為政府所稱的“盲流（“盲目流動者”）”，沒有任何保障而常被抓捕、毒打，慘死。幸運者也只能在無依無靠中淒慘度日，最終不得不回鄉或病餓而死。

與戶籍制度相配合的，還有一套對於城市社區居民和農村公社村民的管理制度。每個區域都有黨幹部、公安人員、民兵等負責，再上層級有派出所、公安局、武裝部、駐軍等，形成了一套嚴密的管制體系。人們想遷移、逃亡、反抗，都會被輕易發現和扼殺。這也正是大饑荒時期許多人餓死也難以逃脫或反抗的重要原因。

中共執政前後都激烈批評國民政府管理基層的保甲制度、指斥保長甲長如何兇惡、“反動”。而中共戶籍制度和基層幹部、民兵、公安人員，其嚴密和殘酷遠勝民國的保甲制度。而基層黨支部、派出所、聯防隊，以及近年的“網格員”，其性質和對民眾的監控約束，也都類同乃至超越了古代和民國的里正、保長、甲長。

戶籍制度還將人們依照身份劃分為權利義務不同的群體，其中城市人與農村人的差別最為明顯。當時的城市人也被稱為“定量戶”，即定期可以獲得一定數量的糧食和副食配給，而農村人則需要自食其力且要上交大量糧食。另外，城鄉居民都要承擔一些公共勞動義務，如修河堤、建水渠、鋪梯田等，但在分配勞動時往往是城里人付出較少、農村人付出更多。這些勞動也都是“義務勞動”，而沒有報酬。

城市人和農村人所獲得的不均衡、不平等，還體現在工農業品“剪刀差”上。所謂“剪刀差”，簡而言之就是由官方控制的全國各商品定價，有意對工業品以較高定價（往往高於工業品本身包含的價值與使用價值），而對農產品以較低定價（往往低於農產品本身包含的價值與使用價值）。這種定價不是基於商品真實價值，也不是源於市場規律，而是通過行政手段強制制定，並有意利於工業、工人、城市居民，而不利於農業勞動者。

這樣，城市工人等工業品生產者、工資較高者，可以以低廉的價格購買到糧食和副食等農產品，而農民則需要支付高昂的價格來購買包括農業器械、衣物、日用品等工業品。於是，城市工人和其他非農人口，生活水平顯著超過了農業勞動者。中國形成了巨大的城鄉差異，城里人與農村人地位和狀態、生活質量、精神面貌的顯著差別。這種差別超出了正常國家公民在制度上權利地位平等情況下，正常的城鄉差別程度，是在行政和暴力手段、戶籍制度下，人為造成的社會鴻溝和人際不公正。

有不少毛左、鄧右、習派，經常批評民國貧富差距社會黑暗面，比如說上海等大城市燈紅酒綠、紳士貴婦、學術大師，農村卻大量缺衣少食的窮人，饑荒下餓殍遍野，城市里也有很多衣食無著的流民，並以此諷刺“國粉（民國派、國民黨支持者）”。這些評論一定程度是事實。

但問題是，取代了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差距、貧富差距，並沒有縮小甚至更嚴重。毛時代北京上海人溫飽基本無憂，文化生活也較豐富，而農村赤貧人口、饑荒中的餓殍，比民國更多。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城鄉也還有大量貧困人口，大城市的城中村和打工者也如民國時的流民，農村許多老人無錢養老和看病而自殺。

而且“新中國”不僅存在因為區域發展不平衡導致的差距，還通過制度將城鄉和地域差距固化，農村人在權利和福利上天生就不如城市人。民國不禁遷徙，人們可以自由流動和選擇背井離鄉打拼。民國也沒有全國性的社保等級化制度，中央層面不分戶籍權利和保障一律平等。

毛時代的中共中國卻禁止了農村人自由前往城市，扼殺了千萬人改變命運的機會和可能性。城市戶籍居民得到糧食配給，農村戶籍居民自己種的糧食卻要被強征而不能填飽肚子。直到改革開放後，中國農村戶籍居民才得到民國時農村居民的部分權利，且仍然受到遺留的制度性不平等的負面影響。

不同地域的差別與壁壘：戶籍制度和分配不均、京滬“特權”、全國各省區之間制度性的差異、人為的不平等與隔閡

不同戶籍和居住地的人之間的不平等，不僅體現在城鄉之間，還體現在地域之間。戶籍制度與行政區劃、行政管理制度相合，將全中國數億人（毛時代中國人口在5-8億人）劃分在20多個不同的省級行政區內。

中國並非聯邦制或邦聯制等地方自治權很大的體制，而是單一制的中央集權體制。單一制本來是強調全國整齊劃一，尤其公民權利和社會福利的均一化。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單一制卻頗有特色，即中央集權和地方缺乏自主的同時，又有鮮明的地域壁壘和地域界制度性的不平等。

與城鄉之間類似，不同地域的人們也不能自由流動，遷徙需要獲得批準。部分省份之間的遷徙和戶籍轉移，比城鄉之間的遷徙和戶籍轉移還要困難。而生活在不同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中國人，在物質配給、教育資源、升遷機會等方面，有著顯著的差異。其中北京市和上海市“斷檔式”領先於其他省市區，東北和內蒙古等地次之，其他地區再次之且也可分為更多檔。

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政治地位獨一無二，又聚集著大量高級幹部；上海是中國最大工商業城市，在中國南方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地位，也聚集著諸多社會精英。所以這二地在所獲的基本食物配給、醫療、教育、住房等資源上，具有絕對優勢和優先權。

如北京和上海居每人每月可以獲得30斤（15kg）口糧和若幹肉類，且優先獲供給細糧和精肉，也少有拖欠。其他城市居民得到配給的數量、質量、足額度不及京滬，各地農村居民則完全得不到配給。

北京戶籍居民可以相對容易的得到名校雲集的北京各大學的錄取，北京考生在全國重點院校錄取比率超過人口稠密的內陸省份5-15倍。上海戶籍居民獲全國重點高校錄取比例也較其他多數省份高出5倍以上。京滬居民的醫療資源，如人均醫生、護士、床位數也顯著高於其他城鄉居民，也得到更高報銷比例。

而在國共內戰期間對中共支持較多、工業區較大、有重要戰略價值的東北（滿洲）、內蒙等地，當地戶籍居民也獲得了雖不及京滬，但超過沿海和內地其他省份的糧油肉配給，以及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的更好待遇。如東北和內蒙考生考入全國重點院校的比例是超過全國平均，是河北河南山西湖北等省份的一倍以上。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也得到一定政策照顧，如更多物質和收入補貼、更容易的“提幹”機會等。

在大饑荒期間，當全國多數地區都發生饑荒和餓死人事件時，北京、上海卻並未發生餓死人情況，只是物質供給略有減少。而這是建立在中共中央強行調劑糧食和副食品、將饑荒地區存糧運往京滬等地的結果。如大饑荒之前和饑荒期間的四川，在毛澤東的力主、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從饑餓的農民那里強征糧食，運往京滬等地。

在《“大躍進”時期四川省大饑饉的特殊成因》一文中，提到自1953年四川就大幅調糧運往外地，且外運糧食數量不斷攀升：

“在逐年大幅增加糧食征購的同時，李井泉最大的“政績”就是外調糧食——這是那個年代對中央的最大支持和貢獻。從1953年開始，四川外調出省的糧食急速攀升，由1953年的52萬噸增加到1957年的290萬噸，7年間增加了5.8倍，成為全國糧食外調第一大省。1957年外調的糧食占全國各地外調糧食的三分之一，而且全都是大米小麥，調運範圍擴大到全國十幾個省和三個直轄市。四川的生豬、食用油等農副產品也大量供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於是，中央對四川的糧食、食用油、生豬等農副產品嚴重依賴的局面就此形成。”

毛澤東對於李井泉積極征糧和外運，給予很高評價：“只知大公無私，不知大公有私”。而大饑荒期間，700萬至1100萬四川人非正常死亡，包括餓死、病死、病餓而死等。

同樣，安徽、河南、甘肅等地的饑荒，也與強制征收糧食運往外地有關。這些地區在中共治下本來就處於權利地位弱勢、缺乏獨立性狀態，在資源緊張、民生惡化中，不僅沒有得到幫助，還被加倍的“吸血”。他們為全國和京滬等地承擔了各種義務和付出極大代價，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權利和利益。

查看大饑荒時期各省份餓死人數量和比例情況，越是政治弱勢、缺乏獨立性和話語權、內陸漢族聚居的地區餓死人越多，京滬東北內蒙及邊疆等政治地位高、重要性大、獨立性較強、涉及政權穩定和“臉面”的地區餓死人較少甚至未有饑餓死亡現象（僅僅在大饑荒期間出現部分物質短缺）。這與中共的地域劃分、不平等的地域政策、地域之間的壁壘，有著密切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戶籍制度，也阻礙了中國各省區之間的人口流動和經濟文化交流，讓同屬於漢族的中國各地形成不必要的制度壁壘。這也是中共“分而治之”、將權力集中於北京中央政府目的，而有意為之。從中央地方關系看，中共治下的中國不是正常的單一制權力結構，當然也不是聯邦制，而是一種既中央集權、又打散地方、人為制造地域隔閡與不平等的特殊體制。這種體制利於中共中央操控全局，而不利於地方的自主與反抗；利於獲得政策傾斜的地區，不利於被壓制的區域；利於中共權貴階層和各民族體制內精英，而不利於各地尤其內陸漢族農村民眾。

五、幹群、工農、城鄉、地域差別從毛時代形成、鞏固、達到高峰，改革開放之後仍遺留和變形存在，並影響至今
以上所述的這四大差別、等級制度，正是標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解放”、“反對剝削壓迫”的毛澤東時代所建立和鞏固。而且正是毛時代這些差別和等級最為鮮明和嚴酷。在這四大差別之下，還有更多基於身份的分類和差別對待。如包括幹部和貧農的“紅五類”和“地富反壞右”的“黑五類”，以及更多名目繁雜的榮譽和罪名構成的身份差別。

這些等級制度從1950年代初開始形成，1960年前後最為清晰和穩固，“文革”初期等級制受到一定沖擊，但隨之而來的是更加嚴酷的對弱勢身份者的迫害。“文革”也沒有根本性動搖和改變中國不同群體和個人間的地位和待遇差別。可以說，除了1949-1950年年中這很短暫時期，毛時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是等級鮮明、高度不平等、充滿剝削壓迫的狀態。這與毛澤東、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宣傳標榜的完全不同，也是對中共建黨後、共和國建國前的承諾的完全背叛。

諷刺的是，毛澤東還公開提出過要廢除包括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差別的“三大差別”，可實際政策卻是將前兩大差別拉大和固化，第三大差別的“縮差”僅限非體制知識分子，中共幹部作為腦力勞動為主的群體，特權反而越來越多，待遇遠超農民等體力勞動者。這樣的“說一套做一套”，可謂是1949年後中共和毛澤東的常態了。

而1978年“改革開放”開啟後，毛時代的幹群、工農、城鄉、地域差別，反而有所松動和發生變化。具體說來，幹部和群眾的關系變化最小，幹部顯然還是特權階層，民眾繼續處於被統治地位。但改開後幹部和群眾這兩個身份的政治屬性也較毛時代弱化，而更多表現為權力和利益上的差別。換句話說，幹部不再具有某種“神聖”屬性，而只與其身份所擁有的權力有關。

工農、城鄉差別縮小幅度最大，尤其隨著城市化進程和取消農業稅等，工農城鄉差別以不再那麼鮮明。工人、農民、城市、鄉村各自內部及內部不同成員之間的分化，超過了工農間及城鄉間的差別。

如改開後，工人中有一部分仍然是“工人貴族”（主要是國企央企的中高層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享受八小時甚至更少工作以及同時優厚的福利；而更多工人是私企普通員工、農民工，加班加點工作，收入偏低又缺乏保障，勞動法對他們的雇主形同虛設。這兩種不同待遇的工人，根本不是一個階級。

而地域差別在改革開放後也有縮小，不同地域之間的人們流動更加便利，戶籍遷移也更為容易。但地域之間的資源分配和保障差別仍然較大。尤其在高考錄取比率、轉移支付分配、各種政策優惠上，仍然根據地域有明顯的差別和利益沖突。

總之，改革開放以後走向資本主義、利益至上的中國，反而弱化了大力宣揚“共產主義”毛時代中國的等級制度。雖然改革開放之後的財富不平等日益嚴重，但制度上的不平等反而有所減輕，民眾有了更多自由和機遇，而少了壓迫和束縛。人們的身份地位也不再那麼的固定和不可逆，而有了更多流動性。

而改革開放以後存在的各種不平等，也有很大一部分正是毛時代遺留的產物。如城鄉和地域差別及相關的不公正，很多都與毛時代建立的城鄉二元體制和地域壁壘有關。戶籍制度這一最大的歷史遺留，仍然深刻的影響著億萬中國人的命運與基本自由。而國企的特權、與民爭利，同樣源於毛時代國有企業的壟斷和優越地位。改革開放前京滬和東北內蒙等地的政策傾斜和獲得資源優先性，改開後至今也得到了保留。

婦女在“新中國”：“半邊天”與父權從屬者的覆雜身份；“婦女解放”的局限與漸行漸遠
     中共從建黨到建國，長期都將“婦女解放”作為一項非常重要的主張，以爭取女性和進步人士對中共的支持。在早年，中共也確實較真誠的主張女性的權利自由、反對壓迫。無論作為共產主義信仰者對女性解放的立場，還是革命政黨反對舊秩序的需要，中共都曾大力推動過婦女事業。毛澤東本人也主張“婦女能頂半邊天”，並批評傳統禮教和夫權壓迫。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第一部法律就是倡導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的《婚姻法》。許多女性成為中共幹部、產業工人、青年學生。中共的若幹政策和風氣，也有利於女性獲得自由、爭取平等。

   但隨著政權的鞏固、中共政策從革命到穩定的需求轉變、男性主導政治軍事經濟的現實，中共的婦女政策發生了悄然但巨大的變化。簡而言之，就是從主張男女平等，到強調男女分工不同、女性相對從屬地位；從主張自由戀愛和婚姻自由，到分配婚姻和阻止離婚；從性開放到性保守；從強調女性自主決定命運，到“聽從組織/單位/公社、服從安排”。

    如一份1968年的離婚訴訟案民事判決書，就反映了毛時代官方以“革命”名義，實際上阻止婦女離婚、要女方服從大局，並將女性追求自由斥責為“資產階級思想”：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

高民監字第177號

申訴人：史德宏，男，三十八歲，京西礦務局幹部。

被申訴人：遊秀蘭，女，三十五歲，中共湖北省鹹寧地委幹部。

案由：離婚

史德宏和遊秀蘭於一九五一年自由結婚……近幾年來，遊秀蘭的思想起了變化，在婚姻家庭問題上的資產階級思想一度占了上風……

本院認為……至於“沒有感情”，完全是由於遊秀蘭的資產階級思想發展的結果……對資產階級思想必須從各方面進行批判和抵制，決不能讓它自由泛濫，決不能讓它破壞社會主義的婚姻家庭制度。只要遊秀蘭以“鬥私、批修”為綱，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批判和克服自己在婚姻家庭問題上的資產階級思想和行為，雙方的婚姻家庭關系是完全能夠改善和鞏固下去的。

毛主席說：“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人民法院處理婚姻家庭糾紛……必須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堅決地批判抵制資產階級思想。北京市門頭溝區人民法院批準遊秀蘭與史德宏離婚的判決書，找開了感情變化的原因，避過了兩種思想的階級鬥爭，是中國赫魯曉夫的資產階級“唯感情”論的產物……所以這兩個判決書都是錯誤的，應予撤銷。

據此，本院判決如下：

一、撤銷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67）中民監字第467號判決書和北京市門頭溝區人民法院（65）門法民審字第101號判決書。

二、不準遊秀蘭與史德宏離婚。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印）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這一判決書反映，“革命”、“社會主義”、“階級鬥爭”不僅不再是婚姻自由的後盾，反而成為阻止婚姻自由的借口。而主張婚姻自由，成了“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判決書提到的“社會主義家庭制度”，也正是披著“社會主義”外衣重新強調傳統家庭的重要性，與曾經批判傳統家庭及封建禮教的革命潮流背道而馳。而且本案女方還是中共地方幹部，也仍然被迫服從，普通女性則更弱勢和難以實現離婚自由。

在毛時代，還有一些重大的事件和歷史細節，也能反映中共對“婦女解放”和女性權利的背叛。如為穩定邊疆，中共派遣大批軍隊和民兵駐紮於新疆等地。而又為了穩定這些幾乎都是男性的戍邊者，使用軟硬兼施方式將大批婦女（包括“出身不好”的前國民黨軍政人員親屬、被“改造”的性工作者、城鄉流民女性等）運往邊疆、與男性婚配。而且是由男性按照軍政職務高低，像對貨物一樣挑選女性。這些女性並沒有自主權，而只能聽憑安排。

而在毛時代尤其大饑荒期間，還有大批女性因饑荒被家人或人口販賣者販賣，甚至自己賣身求活。如女作家依娃的《陜甘逃荒婦女血淚史》所述：

1：一個婦女，或者年青未婚的女子，可以賣得100元。其中包括坐火車的路費、夥食、汽車費用等等，人販子除去開銷，最後的“利潤”可能是五、六十元，這在當時是不少的錢。

2:50元～60元不等。更多的陜西男人，鰥夫或者單身男人根本拿不出一百元錢，就是借，那個年月家家緊張人人沒錢，人販子又著急著走。一般來說“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他把一個婦女從甘肅某縣山村領出來，送到陜西某縣“收貨人”手里，就不會再來打擾他們的生活。於是，50元～60元也能成交，彼此不會吵架鬧事。

3：用糧食交換。有時是家里的父親、兄長，甚至丈夫帶領這些婦女出來，挨家挨戶的詢問，看收留不收留這些婦女、女子。如果有人收留了，討價還價，換上二、三十斤包谷，也不會太多。當時政府不允許糧食私人交易，如果被抓住就會被沒收。

4；一個饃一個媳婦，誰給吃的就跟。一個饃在當時的價格是一塊錢，一個饃就能找一個媳婦嗎？好像是在說笑話。但是逃荒婦女王秀英，77歲，她說：“我的妹子去相親，我說能不能看上，回來給我說一聲。到那家，人家給吃上了一個白面饃，我妹子就不回來了，跟上人家了。”當時只有19歲的李春花說：“下了火車，就有在火車站等女子的人，他領我到食堂，給買了個饃，就花了一塊錢，吃了，我就跟回來了。不說人模樣子好不好，先有個地方住下。”

5：白撿一個媳婦。有些婦女是下了火車，漫無目的的要飯，到一個村子被人收留，就一個饃都沒有了。還有些是在爛廟里、小草房里休息，被村里人領回去，就那麼生活在一起，一分錢都沒有花。白撿了個婆娘。

6：兒女白白送給人。有一些婦女來陜西時帶著四、五個孩子，因為沒有戶口，新的夫家很難養活，她們會把一、兩個娃娃送給別人撫養。“女娃娃有人要，男娃娃沒有人要。”“小的有人要，大的沒有人要，害怕養活大跑了。”送自己的孩子給人家，不得分文，只要求把孩子養活大。娃娃跟母親逃荒出來了，還是不得以送人了。

因為嚴格的戶籍制度，這些婦女逃荒來陜西後不可能在城市找到工作，生活下來，她們唯一的生存之道——嫁給一個陜西男人。

這些血淋淋的事實，都反映了毛時代中國絕不是一些人尤其西方左翼想象的女性得到自由解放的偉大國家，而是充滿著對婦女的禁錮和女性的血淚。至於上層階級的女性所得到的權利自由，那顯然不能代表中國全民。許多中外的左派和毛派批評民國時期自由戀愛、身份高貴、頗有成就、活躍於社會和公共輿論的婦女是“吸食人民血汗的貴婦”，而平民婦女飽受壓迫和貧困之苦。那麼毛時代那少數上層女性又是什麼身份？“新中國”平民女性的惡劣處境又算什麼呢？

另外，中共在對待性問題、對規訓女性行為的態度、LGBT問題等，也可看出中共的保守化。早期革命年代（1920-1930年代）的中共是支持性解放性自由的，但後來逐漸強調婦女對婚姻的義務。在毛時代，城市鄉村還都盛行抓“搞破鞋（婚外情）”。如王小波的《黃金時代》就以此為背景。中共對於女性的個性解放、性自主從提倡和讚揚，到回避和貶損。另外對於同性戀問題，中共也傾向保守化，還冠以“流氓罪”進行迫害。這與左翼反叛傳統、個人解放、同情弱勢和少數群體的立場是相悖的。所以從毛時代的中共已逐漸體現其“形左實右”的保守性。

在中共的定位中，建國後中國婦女的地位，已從“應獲解放的被壓迫者”，變成了“應從屬於父權的順從者”。而“父權”既包括執政的中共，又包括家庭的男主人。婦女群體尤其中下層婦女，成為中共利用發展生產、安撫男性、穩定社會的工具。當然在具體不同時期，中國女性及女權狀況也有變化，近年顯然走向更加保守。如“離婚冷靜期”被寫入《民法典》、女權遭受打壓等。

筆者也並不否認中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女性權利上取得的一些成就，但也必須看到它在婦女解放上的局限、反向行為，以及其治下女性遭受的苦難。中共及其主導的婦女解放運動，確實打擊了傳統禮教、宗族、家庭對女性的束縛，但又以國家政權這個新的“父親”，讓女性繼續在父權壓迫下淪為他者的附屬。

關於中共及“新中國”女權問題及歷史，筆者另外有文章論述，在此就不再詳細展開。僅以以上這些論述和例子，即可說明中共對婦女及婦女解放事業的背叛。

“為窮苦人鬥爭”的“共產主義”旗幟與“社會主義”面具下，利益至上的實用主義和“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導70餘年：中共治下“新中國”對弱勢者的利用和拋棄、壓迫與剝削
“新中國”的建立，在中共官方宣傳中，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主義）壓迫一去不覆返了”、“窮苦人翻身了/盼來希望了”等。可縱觀1949年至今的70多年中國大陸的歷史變遷和國情民情，包括1949-1976年毛澤東執政期間的中國，真實情況與這種宣傳不僅大相徑庭，還有許多完全相反的現實。

在毛澤東時代，窮人名義上得到了很高尊崇，“貧下中農”在當年就是十足的褒義詞，“富人”則是貶義詞。“憶苦思甜”也頗為流行。可同時，當時中國最窮困的人，包括饑荒中的農民、城市流民、“黑五類”等，卻遭受著殘酷的對待。許多貧民百姓被槍斃、活活打死、酷刑虐待致死，活著的窮苦者也遭受無盡折磨。被認為沒有配合中共政策的農民，以及為求生偷拿一些糧食的公社社員，普遍受到各種批鬥和虐待。當時的勞改營、收容所，有大量社會底層人被關押，疾病和饑餓讓他們生不如死，勞教幹部及管理犯人的犯人都很兇惡。

這些弱勢者自己無力發聲，個人經歷幾乎都湮滅在歷史中。只有通過其他人搜集的只言片語信息，才能側面了解這些窮苦百姓的遭遇。楊繼繩的《墓碑》不僅記載了大饑荒的悲慘，也搜集了逃荒農民被抓捕、虐待的信息。而如巫寧坤的《一滴淚》、張先癡的《格拉古軼事》等都回憶了當年勞教機構的殘酷。而莫言、嚴歌苓等作家基於真實歷史改編的文學作品，如《豐乳肥臀》、《陸犯焉識》等，也能為那些受難的底層人做旁證。

如楊繼繩《墓碑》中記載的公社幹部對農民的虐待和造成的死亡：

這份報告介紹，龍王公社人和管區有 3 被人整死，2 人被整殘。貧農社員龔明通因出工不積極，被分支書記罰扣飯 15 天，他饑餓無奈，挖了一些紅苕，被 “洗毛芋子”而成重傷，送回家後上吊自殺。大明管區分支書記廖某，強令有病的社員肖有根從公社背米回管區， 肖走得慢一些，就以“磨洋工”的罪名，輪流三次給肖“洗毛芋子”，第二天，肖上吊自殺。肖父因氣憤不已而死，其妻精神失常，幼子無人照看也很快死亡。1960 年 8 月，土橋管區雙流公社就有五個社員被幹部迫害致死。該社總支委員兼前進管區支部書記吳某，在 1960年一年內就逼死社員兩名， “洗毛芋子”10 多人，扣飯 300 多人，罰款罰苦工 20 多人。又新公社社員周玉明因得腫病，管區主任周某強迫其出工，昏倒在地，而主任反而誣陷他偷吃紅苕，當即毒打，拖回辦公室，第二天即死。據不完全統計，土橋區從 1960 年 1 月到 11月，由於幹部扣飯餓死 8 人，因占小便宜被幹部組織鬥爭、 “洗毛芋子”而後自殺 26 人，被幹部活活打死 2 人。

據不完全統計，長寧縣桃坪公社總支書記、委員、支書與鄉幹部 15 人當中，關過社員的就有 9 人，占 60％。全社夥食團長以上的幹部 441 人當中，扣過社員飯的 212 人，打過人的 19 人，捆過人的 48 人，虐待病人造成死亡的有 31 人。被他們扣過飯的社員不計其數。他們私設勞改隊，私設監獄，不準病人吃飯，強迫病人勞動。碾坎生產隊羅大娘母子 4 人病在床上，10 天不給飯吃，死了 3 人。中壩管理區的勞改隊中有一個叫陳玉秀的 11 歲 女 孩 ，她被迫幹了 5 天 5 夜的活，疲勞過度，口鼻流血而死。大同管理區社員李友成怕扣飯，帶病出工，病倒田間，被擡回後，隊長說他裝病，踢他幾腳，回家即死。

那些在大饑荒中企圖活命的農民，當然也是窮苦人，也符合中共名義上尊崇的“貧下中農”定義。可對於這些人，並沒有看到中共的仁慈，反而中共軍警是非常殘暴對待他們，包括毆打、拘禁、勞改，以及對反抗者的殺戮。

曾經的、未取得全國政權的中共，鼓勵生活艱苦、處於被壓迫境地的人反抗壓迫、“打土豪分田地”、“打倒代表大地主大資本家的國民黨反動派”；而中共掌權後，卻千方百計阻止相同處境的農民和各種窮苦人，把反抗者不分是非和行為緣由的稱為“土匪”、“反革命”，予以無情的鎮壓。

中共對於並未反抗政權、只是逃荒要飯的饑民，即便太多無法全部阻止和拘禁，也會在領導或外賓到來時驅趕離開，以免影響觀瞻。

如“革命聖地”延安在毛時代就有大量乞討者，有外賓到來就會把他們從街上“收容”，等到外賓離開再放出（引自人民出版社《告別饑餓——一部塵封十八年的書稿》）：

這些人白天沿街乞討，晚上就露宿在街道兩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間，我們到清涼山上原延安解放日報社門口轉了一趟，只見大門兩側的人行道上，橫七豎八地睡著五十多個要飯的人。幸而時屆盛夏，要在嚴冬那該是何等的悲慘！

可是，沿街乞討、露宿街頭也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延安是革命聖地，來此觀瞻的外賓很多，每逢外賓到來之前，公安人員都要一齊出動，將流落街頭的討飯人集中到寶塔山下的收容所里，再遣返回去。

顯然，在中共執政者、各級官吏眼中，黨和政府的面子、國際觀瞻，比老百姓的生命和吃飯的訴求重要。這與其標榜的“為窮苦百姓而鬥爭”、“貧下中農最可敬”完全不符，反而與其批判的“國民黨反動派”、“北洋軍閥”高高在上、踐踏窮苦人、弄虛作假、取悅洋人等頗為相似甚至“更勝一籌”。

中共之所以能奪取中國大陸控制權，曾經正是依靠了來自農村的大量兵員和後勤人員，尤其貧苦農民的支持。中共也說淮海戰役勝利是“支前民工用小推車推出來的”。中共利用了農民而戰勝國民黨、成功執政；執政後又通過壓榨農民得到工業化資本，也養活了中共幹部。但利用了農民、榨幹貧下中農的剩餘價值，這些窮苦人就被中共所拋棄了。舊的被榨幹的窮苦人最終淒慘死去。新的窮苦人又成為政權的廉價甚至無償勞動力，又開始新一輪的壓迫與剝削。

名義上，中共信奉的是為被壓迫者說話、為窮苦人代言的共產主義；實際上卻是利益至上的實用主義和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他們對待窮苦的人，只有利用而沒有真正的愛護。他們對於有“統戰價值”（討好就有利於統治，得罪則容易遭報覆）的勢力和人員，無論日本戰犯、“美帝國主義”總統尼克松、阿爾巴尼亞友人，都可以極盡熱情的招待、不惜代價的示好；對於沒有依靠、任其擺布的中國底層百姓，則任意淩虐和遺棄。哪怕曾經，中共承諾過要給這些中國窮苦地方的窮苦百姓好日子、要打倒壓迫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

當然，改革開放之後，中共的實用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更加明顯，中共統治存續成為中共執政集團的核心關切、一切政策的源頭。改開後的中共將共產主義理想束之高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名目下的權貴資本主義成為主導國家發展的真實路線。這時中共對“反剝削壓迫”、“為窮苦人代言”的宣稱越來越少，背叛初心越來越明顯。

一些人因此認為中共是改革開放之後背棄了共產主義、背棄了反剝削壓迫和為窮人代言的初心。但據前面所述可知，從1950年代開始、從毛澤東時代，中共就已經實質上背叛了這些信仰和初心。只是毛時代的中共通過一系列激進政策、紅色宣傳，掩蓋了中共真實的政策、中國覆雜的情況，給許多人（包括親歷者和旁觀者、中國人和外國人）以錯覺。

當然，也確實有一些窮苦出身的人及其家庭，借助中共崛起而成功“翻身”，甚至成為中共高級幹部。這些人從在民國時期的食不果腹，到中共統治後的衣食無憂甚至富貴榮華，確實是從中共受益了。但他們並不能代表大多數貧苦百姓的命運，他們只是蛻變為新的既得利益者，依靠對另外的多數貧苦者的剝削壓迫過上了好日子。他們運氣也比較好，沒有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家破人亡。但他們的“翻身”、幸福、因中共而得益，顯然不能證明中共真的讓中國勞苦大眾普遍幸福，只能反映其與“打江山後坐江山”的古代造反者本質相同。

對被壓迫民眾和窮苦百姓的背叛、公開宣稱與實際作為的相反：中共的背信棄義和表里不一，造成中國國家命運悲劇與億萬人民的禍難
中共之所以曾經得到中國社會各領域的真實支持，從一個建黨時僅50餘人的小黨，發展壯大到可以統治中國大陸900多萬平方公里上的幾億人民，以及它對中國內外宣稱其合法性、優越性、執政必要性的來源，正是其為窮苦者、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代言，反抗各種剝削和壓迫，建立人人平等新社會的主張和承諾。

可中共在1949年後至今，從整體上及多數具體情況下，顯然背叛了其承諾，許多實際政策和行為與其公開主張的完全相反。中共在政權穩固後，從被壓迫者的代言人轉換為壓迫人民的上位者，窮苦百姓遭受剝削和苦難的來源。只是相對於封建王朝和資產階級國家，這個宣稱信仰共產主義的紅色政權會做一些與前者不一樣的表面功夫和各種新的名目。

中華人民共和國名義上是人民當家做主的民主國家，可實際上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國家領導人在內權力階層的產生和輪換，並不由人民決定，而是中共一黨專政和黑箱操作，權力不受監督制約；

中共宣稱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主義“三座大山”壓迫民眾，可中共一己之力就在專制、管制、壓榨程度上超過了“三座大山”的合力，從鎮壓和屠殺異己，到造成饑荒和內亂，以及長期的幹部對群眾的嚴酷管理，比“三座大山”帶來的災難更大、壓迫更深；

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名義上歸全體人民所有，可普通大眾並不能無償享受國企產品和對國企進行監督，也並沒有均等機會進入國企就職；中共幹部公開被要求“為人民服務”，實際上是人民為他們服務；

中共批判舊社會官僚和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壓迫、為農民的苦難疾呼，執政後中共以“農業合作化”等名義剝奪農民土地所有權，中共自己成為全國的“大地主”，對農民的糧食和稅款征集比舊社會官僚地主更甚，農民更加窮困；

中共批判古代王朝的官吏衙役和民國軍警特憲對社會的控制、對民眾的鎮壓，保甲體制的邪惡等，說過去全國各族人民都在“大監獄”里，中共卻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無孔不入的控制和管理，還以戶籍制度剝奪民眾自由遷徙權，國家權力滲透到最基層，讓各族人民生活在新式的、更殘酷而難以逃脫的紅色牢籠中；

中共及其支持者將中華民國尤其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描述的一團漆黑，批判國民黨政權專制、腐敗、階級差異、上層富貴而底層窮困，饑荒和戰亂不斷，對外軟弱賣國等，雖有一定根據部分屬實，但中共執政後有過而無不及，且是在二戰後全球和平發展背景下，卻連二戰及二戰前全球普遍貧困動蕩背景下的民國也還不如；

中共推崇工業勞動者，批判舊社會權貴對工人的壓榨，宣稱“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卻只是造就了工人身份的新貴族，讓擁有正式身份的工人淩駕於農民之上，又大規模實行同工不同酬的臨時工制度，改革開放後又制造無數“血汗工廠”和“996”模式企業，與馬克思主義解放勞動者和追求平等的立場背道而馳；

中共對於古代“人吃人”社會里窮苦百姓極為同情、批判那些歧視窮人和弱者的高高在上者，可中共執政後底層民眾更無權利尊嚴，為了黨和領袖的功績面子亂搞農業、虛報數字、造成饑荒，又為了政權穩定和內外觀瞻，寧可暴力阻止饑民逃荒要飯、以“收容”等名義監禁和虐待無依無靠的流民；

中共宣稱要解放婦女、要女性和弱勢群體翻身當家做主，但執政後就更強調婦女服從包括強制婚配在內的各種安排，做國家政權的螺絲釘、男性主導家庭的附屬品，並冠以“革命需要”等冠冕堂皇的名義，壓制女性對權利自由的追求；

……

總之，中共在執政後的許多行為，都與公開的宣傳和執政前的許諾背道而馳，反而與其曾大力批判的邪惡勢力和醜惡行為相一致，且其統治下人與人更加不平等，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壓迫剝削更甚。只是這些醜惡被換上了不同於舊社會的新名目，政權換上了新“馬甲”，更多迷惑性和虛偽性。

當然，中共在執政後也並非完全沒有做任何好事，並非一點初心都沒有保留，也確曾做了一些讓受苦受難的窮苦百姓受益的事，也客觀上打擊了中共之外其他的各種惡勢力。如“愛國衛生運動”促進了醫療衛生體系在基層的普及、婦女解放運動打擊了傳統禮教對女性的規訓，土地改革等政策曾在一定時期促進農民收益和勞動積極性等。改革開放之後，也有一些扶貧開發、民生工程，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法治和文教也有進展。

但這些成就和益處遠不及中共執政帶來的損害，且很多屬於執政者應做的基本義務，有些好政策僅僅短暫進行而後來又轉向壞的方向。這些都讓中共的成就大打折扣，不必對其過譽。在全球進入有史以來最為和平、生產力大發展的20世紀後半葉，中共執政的中國即便縱向比舊社會有進展，和全球尤其歐美、日本、韓國、新加坡、港台等相比，顯然是大大落後了，中國被中共拖累了。

而且，中共最大的問題並不是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落後，而恰恰在於在其宣稱的“反對剝削壓迫”、“解放勞苦大眾”、“人人平等”等方面，其實際行為與官面主張的背道而馳、表里不一、背叛承諾。毛澤東時代中國人被分成若幹等級、貼上標簽記入檔案、人與人不平等現象無孔不入，也是政權對民眾壓迫最沈重的、人民最沒有自由最不解放的歷史時期。而改革開放以來不平等繼續存在，但束縛有所松動，剝削壓迫也變換了具體方式和表現。

有一部頌揚紅軍的話劇《從湘江到遵義》，因其中借由紅軍之口質問當代中國現實的“紅軍十問”，內容頗有政治敏感而具刺激性，導致話劇演出被叫停。而這“紅軍十問”，可謂振聾發聵，諷刺了中共政權（以及許多中共幹部）對曾經理想的背叛：

我們的身體，早已深埋在泥土里！
我們的靈魂，經常在天上會合！
我們仍在牽掛，我們流血犧牲建立的新中國！
我們當年那些夢想實現了嗎？
人民當家做主了嗎？
老百姓都過上好日子了嗎？
還有貪官污吏嗎？
還有人騎在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嗎？
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嗎？
我們的黨還記得我們對人民的承諾嗎？
還有糾正錯誤的勇氣嗎？
需要有人站出來的時候，還有人站出來嗎？
還有人像我們一樣，願意為信仰而生，為信仰而死嗎？
長征並沒有結束，我們這個民族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這“紅軍十問”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本文前面的陳述和評論，也給出了回答。曾經的中共革命者、紅軍戰士，起碼有一部分是真的有“改天換地”、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會、讓所有窮苦人和被壓迫者得到解放的理想的。這也是許多人不怕犧牲參與革命，為共產主義拋頭顱灑熱血的動力。

經歷千難萬險，中共從弱小到壯大，從邊區窯洞到京畿紅門，從一船之地到擁有萬里江山，紅色革命者成為中國執政者。可他們執政後的行為，背叛了初心、廢棄了承諾，並且給國家民族帶來巨大的悲劇和不可逆的損害，人民遭受禍難和付出慘痛代價，許多人的生命無辜的毀滅。許多暴政披著“階級鬥爭”、“革命”、“反對壓迫”等名義，實際則是在進行剝削壓迫、對人民施以奴役、造成不平等不正義。

中共所作所為，也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思想、根本目的。馬克思堅定的批判剝削壓迫，為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代言，追求平等公正與自由解放。中共及世界上其他若幹列寧式共產黨，表面繼承了馬克思主義若幹思想和主張，如公有制、工人至上、反對資產階級等，但卻以各種名目造成更嚴重的不平等不公正、更殘酷的剝削壓迫，更加束縛人民自由和欺淩社會中的弱者。他們有馬克思主義的皮毛，卻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心靈。所以中共的行為是背叛而非繼承了馬克思主義。

執掌權柄、坐擁龐大國土和各種資源、駕馭十幾億人的中共執政集團，在依靠虛假承諾軟硬兼施連打帶騙取得政權後，坐穩了權力寶座，就再也不願意“下去”了，而是千方百計保住政權，不擇手段的維護統治，保障這龐大的食利集團、剝削階級的特權。中共從激進的“革命黨”，到最頑固的“保守黨”，其變化如此巨大，在許多人意料之外；而若深知人性和社會現實，又能明白這在情理之中。人往往是利己自私的，失去制約的勢力也必然腐化墮落。

但無論如何，中共背叛建設人人平等新社會的理想、廢棄為窮苦百姓代言的承諾，搖身一變成為剝削壓迫者，都是不可原諒的。而且中共政權犯下與傳統封建王朝、資產階級政權相同罪惡，如殘虐對待底層、執政集團特權等，中共政權應被加倍的批判。這是因為其表里不一，且正是依靠各種美好許諾爭取到支持和奪取政權，所以對這樣背信棄義者應格外譴責和唾棄。

本文之所以重點講述毛澤東時代的不公不義，是因為改革開放之後的不公正更被廣泛知曉和批評，而毛時代在很多人想象中卻是平等的、有利於窮苦人、平民百姓有尊嚴的時代。但真實情況是，毛時代的不公平更加制度化和殘酷，弱勢群體更無尊嚴，窮苦人更加貧苦乃至溫飽不能滿足、許多人在毛政權暴政下淒慘死去。毛時代也並不是真正的正統的社會主義，那時的中共也已經蛻變。所以本文特意重點強調毛澤東時代的不平等和弱勢者的苦難。

1949年之前和之後的“兩個中共”：從可同情理解敬佩的革命團體，到壓迫人民作威作福的“新階級”，蛻變令人心痛，背叛最為可恥；對於如此重要和耐人尋味的歷史與現實，加強研究和反思特別重要
1921-1949年在野、割據、處於抗爭狀態的中共，雖然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點甚至罪惡，但也有許多值得敬佩之處。比如確實是為被壓迫的勞動人民抗爭，為弱勢群體發聲，也主張自由民主和軍隊國家化。許多共產黨人，確實有理想和犧牲精神，為信仰、為國家、為人民付出了生命代價。而當時的共產主義革命雖然殘酷和充滿破壞，也是被壓迫者、不幸的人遭受苦難後的反抗、反噬，也是可以同情與理解的。

但1949年之後尤其1950年代初之後上位、執政、大權獨攬的中共，則其本質、主流、80%以上的行徑，都是惡的、壞的、應被批判和唾棄的。這時他們不僅不再是被壓迫者的代言人，還是壓迫人民的紅色特權階級。中共各級幹部享受了其統治的這塊巨大領地上最優質的資源，包括衣食住行、金錢美色，以及許多無法以錢財衡量的服務。留給平民大眾的，只有殘羹剩飯。而幹部之外的中國人，也被按照出身、職業、地域等劃分為不同權利和待遇的群體。舊的社會等級看似消亡了，新的等級制度以冠冕堂皇的名義及各種潛規則出現了，並且在暴力機器為後盾下得以鞏固和難以撼動。

執政後的中共統治集團所作所為，與理想和承諾背道而馳，駕馭國家、管制人民手段的殘酷，勝於其批判和推翻的舊政權、舊社會。在血與火洗禮後出現的，不是充滿光明和正義的美好國度，而是紅色幕布遮蓋的黑暗牢籠。在打倒許多舊的權貴精英後，主宰國家的是換湯不換藥、更加粗俗野蠻的“新階級”。雖然1949以來的中共內部，並非沒有堅持理想與守護良知者，但那顯然是少數。而且每一個中共成員無論是否保有良知，都已經享受了特權，成為壓迫階級的一員和國家統治機器的組成部分。

1949後的中共背叛了1949前的中共，數百萬計的中共幹部背叛了曾經的自己，老年毛澤東也背叛了青年毛澤東。中共也背叛了馬克思主義，效仿了列寧和斯大林，卻又比列寧更加背離社會主義，比斯大林還殘酷無情。中共的背叛和為惡，讓漢族和中國其他許多民族陷入苦難的深淵，許多個體生命被或迅速或緩慢的毀滅。

而其中尤為悲慘的，是那些相信了中共看似誠懇的許諾、“新中國”美好願景的那些中國人。他們實實在在被騙了。這里包括青年進步學生、知識分子、農民、婦女、前民國政府人士、國軍官兵。他們正是聽信中共的統戰宣傳，或加入中共，或充當地下黨提供情報，或參與反國民黨活動，或提供後勤支持，或率兵投誠。而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在1949-1976年間都飽受劫難折磨，許多人死去，幸存者也處境淒涼。

他們中絕大多數生前都後悔了，可世上並沒有後悔藥。他們眼睜睜看著自己參與推動建立的、名義上屬於人民、卻只屬於一撮人的政權越來越穩固，自己支持的看起來朝氣蓬勃進步開明、實則陰險歹毒的政治勢力肆無忌憚的壓迫和掠奪。這些人自己也被其所滋養的利維坦先後吞噬，卻已經無力反抗。這些人在中共誘騙下，一步步走入自己挖掘的墳墓中。

嚴謹的說，中共也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是欺騙大眾的心態、以奪取權力後享受特權為目的。比如中共一大及陳獨秀擔任領袖時，怎樣看都是一個充滿理想、希望救民於水火、讓國家民族擺脫內亂外患、讓人民都過上好日子的政治團體。但隨著它的成長、壯大，經歷諸多內部紛爭與外部挫折，在人心的貪欲和錯綜覆雜的國內外環境影響下，逐漸蛻變，變得功利、陰險、暴戾。

而當中共真的打敗各路勢力，從西柏坡走入北京城，主宰了中國大陸億萬人命運、可以對龐大國土上的資源予取予求時，它完成了徹底的蛻變，露出了無情、蠻橫、殘暴的本質。它吞噬了上億人美好而寶貴的生命，將國家民族帶入充滿悲劇的道路，在國際上被長期邊緣和孤立，還讓國人之間喪失信任、社會道德崩壞。中共所作所為也讓其自身墮落，毀壞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左翼的願景與聲譽。

中共背叛了關於追求平等、反對剝削與壓迫的理想與諾言，成為這世界上最大的特權集團，其實也並不意外。因為人性就是自私的，社會結構的不平等也是難免的。無論一些人的初心多麼純潔、某些黨派的理想多麼高尚，但經歷了世間的覆雜殘酷，最終取得不受制約和壟斷性的權力時，蛻變和背叛就成為了某種必然，或者說極高概率的事情。古今中外，從農民起義到貴族自我革命，都難免是打倒舊的權貴，迎來新的“人上人”。

而中共的特權、壓迫、制造的不公不義、對窮苦百姓和各弱勢群體的剝削欺淩，比歷代王朝統治者都更應被批判、譴責、推翻。因為中共口口聲聲“為窮人說話”、“解放被壓迫人民”、“新中國人人平等”，並依靠這些吸引了大眾、奪取了政權。而其當權後卻背叛了這些理想和口號，自然比歷朝歷代並未如此宣傳和許諾的統治者更加陰險惡毒、背信棄義。當然，中共從理想主義走向利益至上、中共幹部從不怕吃苦不怕犧牲的革命者，變成腦滿腸肥、作威作福的新貴族，人民被叛賣被戕害，也反映承諾的不可靠、人心的易變、政治的險惡，非常值得人們反思。

而只有真實的民主政治，包括政治多元化、普選、言論和新聞自由、開放包容型制度和社會氛圍，能夠最大程度弱化特權、減少不平等。雖然剝削壓迫和不公正仍然會存在，有人就會有黑暗面，但還是好於一黨專制權力壟斷。未來的中國，當然應該走向民主。

到那時，經歷“轉型正義”和必要清算前提下的中共，也同樣可以與其他黨派和平競爭。或許那時的中共，能部分找回1921-1949年一些真誠的共產黨員的初心，願意真的站在左翼和馬克思主義立場為窮苦和弱勢者發聲、促進社會公平和人際平等。東歐一些在冷戰時一黨專制的共產黨民主化後“社會民主黨化”的變遷，就可以作為某種可資參考的前例。尤其作為在野左翼，共產黨對執政黨的監督和批判往往是很有力的（但若自身執政就很容易蛻化），就像民國時期中共對國民黨及社會黑暗面的激烈而有力批判那樣。如果中共真的願意如此，也算對舊日之惡的一種彌補，對早期理想的追回。

只是，中共斷然不肯放棄權力。因為中共從上到下都“嘗到了權力（好處）的滋味”，再也不肯放棄既得利益。1949年後許多人加入中共，正是為了特權、特殊利益。改革開放後的“入黨者”，更加公開的功利化、黨員間心照不宣。當今的黨員沒有幾個真誠信仰共產主義及相關思想，而普遍就是為了名利、物質欲望。

而且中共背叛了革命理想、殺戮了放棄權力且放下武器的投誠者、壓迫和遺棄了弱勢民眾，也害怕自己放棄權力招致同樣後果、被新掌權者殺戮、被人民報覆。即便有放棄獨裁實行民主的“回頭路”，中共也不願、不敢、不會走。起碼，沒有外力強力推動和壓力，中共斷然不會自行結束專制、實現民主和政治多元化，也不會放棄特權和公平分配。

那麼，也只有中國人民努力抗爭，實現民主，才能終結中共持續的對其歷史承諾、對人民、對國家民族的背叛，也才能最大程度減少剝削壓迫和不公不義。人民的抗爭也可促成中共在壓力下內部的反思和部分有良知者的改變。那樣對於中國人民，對於各弱勢群體和受難者，乃至對於中共，都是好事。

一個世紀前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浪潮，讓中共在內若幹標榜反對剝削壓迫、為受苦受難的窮苦人代言的勢力迅速崛起，共產主義運動在全球共振。古老的、從昏昏欲睡中覺醒不久的、內憂外患的中國，也深度卷入這股歷史洪流。飽經苦難和內外欺淩的中國人，面對共產主義的美好願景，許多人被深深吸引，為了那“烏托邦”奮不顧身的戰鬥與犧牲。還有更多人因各種原因被裹挾入革命。

在中共真真假假的承諾、虛虛實實的旗號、亦真亦幻的願景引導下，中國大陸“換了人間”。“新中國”的朝氣蓬勃與暗處的骯臟並行，工業生產的機器轟鳴與鎮壓異己的槍聲混雜，土改豐收的喜悅與餓殍遍野的饑荒前後到來，破舊立新的號角下有形文化與無形道德不分良莠被踐踏。毛時代的悲劇尚未足夠反思，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到底是什麼、又將走向何方，也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而不厘清歷史，人們也會更加渾渾噩噩。

中共的崛起、當權、背叛，有許多需要人們正視和反思的地方。雖然相關研究和反思已有很多，但相對於中共對中國歷史與新時代巨大影響、紛繁覆雜的細節、留下的諸多問題，顯然還要更多、更客觀、更認真的梳理、發現、思考。這不僅是過去的歷史，也是正在進行的現在；不只是學術與談助，還是事關國家與個人命運的現實；不僅關乎政治，還涉及對人性根底和重要社會規律的認識與應對。

中共對工人階級的背叛

兩年前，著名媒體人、前中國央視記者王志安在推特上發表了一系列針對工會及罷工問題的評論，包括以下內容：

   “美式工會就是寄生蟲，制度毒瘤。今後美國如果完蛋，大概率就死在工會手里。

  我要是競選美國總統，競選主張就是宣布禁止工會組織強制性罷工，企業有權解雇參與罷工的工人。

  讓美國再次偉大，就必須消滅美式工會對企業家的剝削。

  曹德旺和美國工會之間的鬥爭，我是完全支持曹德旺的。那些工會就是應該統統趕出工廠，否則將來一定會把工廠搞死。

  曹德旺才是工人的合作者，沒有曹德旺，那些工人沒有工作，沒有收入。和曹德旺相比，工會就是寄生蟲，他們本身不創造價值，只想把創造價值的企業家弄死。

……

  我覺得工會組織罷工是他們的自由，但是你不能阻止其他非工會員工上班，也不能阻止雇主解雇你。經濟類罷工應該在自由交易的基礎上博弈，但現在美國很多工會，組織罷工的時候，不讓其他人上班，這是啥道理？

  這不就是黑社會麽？

  我覺得英國首相瑪格麗特當年對抗礦工的大罷工就極有魄力，當年礦工罷工導致燃料短缺，整個英國差一點陷入癱瘓，但她沒有妥協，說：

  “我必須告訴你們，我們要應對的是企圖用暴徒規則取代法律的做法，這種做法絕不能得逞。這種做法絕不能成功。那些人用暴力和恐嚇方式把他們的意志強加於不想接受這些看法的其他人….法治必須戰勝暴徒的規則。”

  瑪格麗特像個政治家，我比較支持她的主張。

……

  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廠，是現代企業。薪酬低是因為在農村種地更血汗，更奴工，只不過給自己做奴隸而已。

……

  自願交易無剝削，剝削是馬克思經濟學中擴大化解釋的一個詞匯，流毒甚廣。

……

  有人說沒有鬥爭資本家會漲工資麽？顯然會啊，競爭的結果。30年前北京的保姆一個月幾百塊錢，現在估計六七千，月嫂上萬。

  他們鬥爭了？沒有吧。是市場供需改變了。

  越來越多的家庭收入高了，想要雇保姆，但勞動力供給減少了，於是價格就上漲了，就這麽簡單。

  我一直支持勞方的非經濟方面的需求，比如不能歧視，不能有工作之外的各種要求，等等。但經濟需求我只支持法律意義上的最低報酬，這之上都應該通過自由交易解決。我不支持任何最低報酬之上的結夥性質的要求，比如工會的集體談判。

  美國工會都要繳納10%甚至更高的收入做會費，我個人覺得他們的存在是增加了交易成本，而不是相反。

……

  這些工會的人得到了加薪，但是，那些明明願意以更廉價的工資工作的人卻失去了工作。那些人才是工人階級中更弱勢的群體。工會維護的從來不是什麽工人階級的利益，而是特定利益集團的利益。而且，當他們維護成功時，一定會讓更多，更弱勢的人失去更多的利益。

……

  中共過去的國企，人浮於事，鐵飯碗，缺乏考核和監督機制，屬於擺爛社會主義。

……”

   以上摘錄的只是王志安相關言論的部分內容，其他因為篇幅問題無法全部摘錄，但這些基本可以反映其對於工會及罷工權問題的觀點。

   簡而言之，王志安認為，工會組織工人罷工，乃至工會存在本身，阻礙了生產力提高、降低了經濟效率、破壞了經濟自由，不利於企業家及企業發展、也有害於工人自身。王志安還認為應該廢除工會、禁止甚至鎮壓罷工、市場競爭高度自由化，尤其反對工會組織和工人集體行動、也不承認剝削壓迫的存在，要工人努力工作、提高效率、靠自身奮鬥獲得收入，社會整體也會受益。王志安還明確說明這些言論並非開玩笑，而是他認為的“常識”。

   王志安言論一出，引發激烈爭議。有不少右翼的泛自由派人士支持他的觀點，也有不少反對聲音。而反對者有的是就事論事反對其對工會與罷工的觀點，也有的只是出於反對王志安其人而反對他。其實中國自由派中持與王志安類似觀點的，應是大多數。支持和反對者中，有一些僅僅表達觀點，有些則簡單闡述了理由，但較少有系統性論述工會及罷工問題的。

   筆者雖然並非勞工領域專業人士，但作為一位對於國際工運史及中國工人境況有所了解的人，在本文就王志安的言論及與工會和罷工相關的問題做些評論，希望能夠讓更多人了解工人組織與罷工權的起源、價值、正負兩面影響，以及世界各國工會及罷工權問題、中國工人面對的真實境況及捍衛其權利與尊嚴的重要。

  人類罷工活動的起源、發展、形式的演變

   狹義的罷工運動，是指17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產業工人為主體的人群，通過停止工作、拒絕完成企業主任務、為工程制造障礙等方式，爭取權利和保障自身利益的活動。

   而廣義的罷工，則與人類文明史伴生，古代奴工（如手工業者、服務於貴族的仆役）和農民及所有勞動者，都曾以各種罷工或怠工形式，來對抗主人的剝削壓迫、爭取相對較好的待遇。只是人類早期的罷工往往以消極怠工的形式，而不是積極對抗的方式。但也有像中國西周時期“國人暴動”和古羅馬“斯巴達克起義”那樣由自由民或奴隸為主體的大規模反抗橫征暴斂的暴動。但無論消極怠工還是武力暴動，都反映從人類出現部落和國家形態、階級分化、分工，罷工和反壓迫就隨之產生，無論東西方都無處不在。

   古代徭役和農奴制之所以效率低下，即便用皮鞭和棍子逼迫奴工，也仍然無法激起奴工積極性，正是因為奴工敢怒不敢言、無力直接反抗，就在勞動中盡可能偷懶和磋磨，以緩解自身勞動的勞累和被暴力壓迫的痛苦。這種怠工往往沒有明確的領導者，而是依靠奴工們心照不宣的默契。奴隸制生產形態下，更沒有創新創造力，生產力發展緩慢。社會變革往往需要長期摸索和依靠運氣。

  近現代各國紛紛廢除農奴制和莊園奴隸制，如1861年俄國亞歷山大二世改革、林肯時代美國廢除奴隸制，也正是為解放生產力、提高勞動效率。相對於奴工，自由民有了更多自由和尊嚴，也有著更強勞動積極性。而廢除奴隸制的國家，之後經濟都更迅猛和良好的發展。這也反映了有權利自由的勞動者，要比被強迫的勞動者更利於生產力發展和產業革新。

  工業革命後工人惡劣的生存境況；罷工的規模化與組織化、現代工會的出現

   而工業革命後，生產方式發生翻天覆地變化，操作新式生產工具的產業工人出現，且數目迅速而不斷的擴大。這些產業工人一方面獲得了相對農民和傳統手工業者更高的平均收入、區別於“男耕女織”的傳統農業生活，也遭遇新的剝削和苦痛。鋼鐵工人、煤礦工人、建築工人……各行業產業工人在將世界改造的天翻地覆同時，自身卻工作在令人痛苦和危險的環境中。

   如鋼鐵工人要面臨高溫熱流的侵襲、濃煙灰渣的浸染、鍋爐爆炸的危險，煤礦工人更是在幾乎完全沒有安全設施的井下作業，發生死亡事故是家常便飯。直到20世紀前30年，美國煤礦每年有3000多名礦工因各類事故死亡，每開采100萬噸煤炭，就要付出8.37條生命。而如塵肺病等職業病造成的死亡，大多數都難以統計，實際因工致死致殘人數比以上數字更高。而一張反映1900年比利時礦工下井的照片中，數十名礦工被塞在狹小的下井梯中，像動物一樣骯臟和蜷縮。這些都反映了直到20世紀初，歐美工人工作條件仍然危險和惡劣，更不用說更早的18-19世紀了。

   而紡織工人等輕工業和蒸汽機車駕駛者等行業職工，雖然工作危險性較低，卻長期過勞工作，得到的報酬與勞動成果不匹配，身心也在痛苦中。而且由於當時交通工具剛剛發展起來，安全系統缺陷很大，駕駛火車、汽車、飛機及機組人員，也會面臨各種危險。紡織工人也會得各種職業病，一些職業病迄今還困擾紡織工人，何況生產技術和勞工保護條件遠不如現在的17-19世紀。

  總之，那時的工人工作在非常惡劣和危險的環境中，勞動工時很長、收入遠低於產出的經濟效益和付出的各種代價。一些工人還時常面臨失去生命或重度殘疾的危險。另外，工人之間也存在不平等，女工和童工收入顯著低於成年男性工人、非白人工人收入顯著低於白人工人（哪怕勞動成果相同，也是差異化對待）。

  罷工及工人運動的訴求和抗爭史、抗爭成果；現代工會的誕生、發展、作用

   正是許多不公不義、惡劣的工作條件和微薄的報酬，讓掙紮在死亡線上的工人開始團結起來，爭取權利和尊嚴。歐洲三大工人運動，也是後來社會主義運動的源頭，法國里昂工人起義、德意志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英國憲章運動，轟轟烈烈的展開了。這些運動有暴力的有和平的，或暴力與和平兼行的，訴求包括改善工作條件、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對傷殘工人予以保障等。之後還有女性的抗爭，要求男女同工同酬。而產業工人的結社，也正是在此時大規模成型。

  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之後，世界工人運動規模更加擴大，並與反專制、反帝制、反對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不義戰爭、反對殖民主義的抗爭相連接。女性工人也和女權主義合作，提倡男女平等和女性權利。正是在工人運動浪潮催化下，歐洲的德國、俄國、奧匈帝國等專制王朝，在內憂外患下垮台，結束了悠久的君主專制、向民主共和邁進。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工人運動由以前的暴力與和平方式夾雜，變得主要以和平非暴力方式為主。到了1990年代之後，全世界工人運動都基本以和平方式進行。部分流血暴力事件，基本都來自於專制政權的鎮壓。

   從18世紀至21世紀，工人運動同步於工業革命及產業轉型升級，與人類近現代史交互。而工人運動都是由眾多工人形成組織甚至政黨，團結起來進行抗爭。工會是工人組織和活動的最重要形式。而罷工等活動也由工會及其他工人組織主導。

    工人們之所以組織起來，是由於單個工人根本無力對抗財大氣粗、雇傭黑幫人士、還有國家機器保護的企業主。個體的抗議、罷工、辭職，顯然也不能影響企業主和政府的決策。無論武裝反抗，還是和平非暴力抗爭，都需要工人團結和組織起來。現代的工會也就應運而生。

   工會的宗旨是為了維護工人權益，並要求成員集體行動、與同事同仁共進退。工會在罷工或其他抗議時，還會有糾察隊動員參與和維持秩序，對於背叛工人集體的“工賊”往往還施以暴力手段。但這是維護工運秩序的必要，否則就無法凝聚力量抗爭，會被軟硬兼施、同樣有暴力能力的企業主及其打手、政府軍警輕易瓦解和鎮壓。

   正是在工會組織的罷工和其他抗爭下，從18世紀到20世紀，各國工人階級的權利從無到有、保障由少到多，從如奴工一樣的工作機器、行屍走肉，到成為有自主性和尊嚴的工人階級。如八小時工作制、工傷保障、工人醫療和養老保障（退休制度）、工作環境安全保障、工人在必要範圍內的自主自治等，逐步得到實現。

   不僅工人權利和保障制度的建立有賴於工人抗爭，各種權利和保障制度的維護，同樣依靠工會、罷工壓力、各種工人運動。否則，各項保障只是一紙空文或大打折扣。法律和制度條文的詮釋、使用、注解，都取決於法律的制定與執行者及其受到的各方影響。當資本家和親資本政府力量強大時，法律的解釋和執行就利於資方；當工人團結和有影響力時，有利鐘擺就會偏向勞方。且雙方的博弈往往可以讓法律的解釋和執行更加公平。而如果只有一方的影響，或雙方的力量及話語權相差懸殊，法律的天平就會傾斜而不公正。

   歐美之所以工人保障較好，正是在於工人的團結、工會的強大、工人運動的蓬勃。美國雖然貧富差距大，但工人運動的強大仍然讓藍領和白領工人都能得到較好保障。而像香港等亞洲地區，工人權益往往較差，很大程度在於工人組織不力、政府對工人的打壓。例如香港從港英時期到中共統治至今，政府都阻止工人擁有“集體談判權”，而工廠主和地產主在政法界和輿論界都有壟斷性影響力，是香港貧富懸殊、中下層工人生活痛苦的原因之一。

  此外，工會及其他工人組織，也是工人階級相互聯絡、交誼、合作、構建階級和行業共同體的平台。與基督教會、穆斯林兄弟會等宗教組織類似，工會也是工人階級之間交際的紐帶，是凝聚人心、互幫互助的團契。而工會大樓、會議廳，也與教堂、清真寺有相似的功能。工人很多是無神論者，或不同工人間信仰不同，又面對工作壓力和人際糾紛，顯然也需要類似於宗教組織的人際交往和心靈寄托平台。工會雖並不能完全承擔這些職能，但顯然遠勝於無。

  罷工及工會的副作用、危害的有限和更多益處、其他力量對工人罷工及工會組織的制衡

   當然，工會及罷工也確實有各種副作用、負面影響。工人組織起來抗爭既可以爭取合情合理合法的權益，也可能爭取不合現實的、過高的收入和利益。罷工活動也會影響生產進度和效率。工會在組織罷工中，對待工人、企業主及打手、警察時，有時也會使用暴力手段。而一些缺乏品德和怠工者，也會利用工會及反抗企業主的活動以謀取不合情理法的利益。大規模的罷工也會對社會秩序造成沖擊，甚至釀成極左極端革命，損害包括工人階級在內各國人民利益。

   但這些問題是任何組織和社會運動都會帶來的一些副作用，其危害是有限的，以及可以通過一些方式加以弱化的。即便有這些弊端，也更不應因噎廢食，廢棄、禁制、打壓工會和罷工及其他工人運動。

  首先，企業主、資本家、地產主等資產階級和精英階層，本就擁有巨量的資源，其不可能放任工會無限要求權利和利益。資方多數情況下都有充分的資源與勞方對抗，雙方博弈下形成妥協，而不會讓勞方單方獲利。

  第二，政府機構不可能允許罷工者無限的要求和不斷損害社會秩序的行為。政府作為保守現行秩序的機構，普遍對罷工持容忍但不鼓勵的態度。民主體制下的政府，對於罷工雖然多數情況下會允許，但不會無限包容。如果罷工的要求明顯不合理而罷工時間過長，民眾也認為某次罷工不合理且過於影響正常生活，政府就會派出軍警人員強迫罷工停止，必要時還會武力鎮壓。而專制政府則更加普遍鎮壓罷工。在這樣的前提下，工會和罷工工人不可能隨心所欲。

第三，無論工會的組織力量，還是罷工運動，都需要消耗工人及其他參與者大量精力、損失不少收入，付出各種代價。罷工和罷市等非暴力抗爭，某種程度類似於“自殘”行為，首先付出代價的並不是資本家和政府，而是罷工罷市者自身。即便工會給予罷工者一些援助，也往往不敵損失。罷工者罷工期間沒有收入，罷工失敗還有被開除風險且必然不會補發收入，即便罷工勝利也不一定會補發罷工期間工資。而罷工往往伴隨著街頭抗議，同樣需要抗議者花費大量時間和物質。所以罷工者會根據情況、權衡利弊、往往不得已才罷工，而不是像吃飯喝水一樣隨意罷工、漫天要價。

  第四，工會組織雖然有一定強制性，內部往往也有不少黑幕，但仍然基於法律，成員有基本自由，大多以民主自治方式運轉，不可能有人一手遮天。即便工會核心小團體影響力大，也不可能主宰會員命運。工會給予工人的庇護和支持作用，還是大於其阻礙自由和影響效率等負面作用。工會也會有一些道德準則，而不會庇護無賴和怠工者。當然在一些特殊國家特殊情況，那是另外一回事。正常民主國家，工會與其他政黨和團體一樣，都需要接受社會監督。而且資本家和政府也不會對工會內部黑幕視而不見，相反往往密切關注以便離間工會成員之間關系。而且，隨著時代發展，絕大多數工會的暴力成分已幾乎消失，核心組織者和普通成員之間的關系也更為平等和諧，成員的進出也都基於自願（但退出前提是不能破壞正在進行或即將進行的罷工）。

   總之，許多人對於工會缺點及罷工危害的看法，是誇大了其缺陷和危害，是過度和不必要的擔憂。如果沒有工會和罷工，那麽固然沒有了這些缺陷和損害，但卻會讓工人在內各種勞動者及社會中下層民眾遭受更大的損失和傷害。當然，對於工會及罷工存在的問題，也確實需要正視和解決，工會和工人力量也需要被其他勢力適度制衡，但不應超過必要限度、不能因噎廢食的取締工會和禁止罷工，也不能對工人和罷工過度的打壓。

  罷工權、工會、工人福利保障存在的法理與人權層面的必要性、哲學與人文主義價值

   其實，罷工權利及工會組織的存在，不僅有現實必要性和意義，更有自然法權、基本人權、哲學與人文理念上的必要與價值。

   如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及其他諸多綱領與憲法所說，“人人生而平等”。每個人與生俱來都與其他的人有著平等的法理權利和尊嚴，而不因出身、財富、性別、身體狀況等而有所差異。但現實中，由於不同身份和階層人士的權力、地位、金錢等差異，不同的人之間形成顯著的不平等。而這些不平等往往又會進一步制造更多更大的權力、地位、金錢的不平等，並直接或間接影響人的尊嚴、所得、利益，實實在在決定人的生活幸福與不幸、物質與精神的得失。

    面對法理上平等的應然、現實中不平等的實然、法理與現實的落差，人類社會就需要采取諸多方式弱化差異、減少不公、最大限度接近平等，並在部分領域實現平等。如民主選舉、法律與法治、社會契約、稅收，都是促進平等的手段（哪怕他們也可能被用來制造更大不平等）。

   而在工人與資本家、勞動者與統治階級之間，同樣有著顯著的不平等。這既有不同身份者分工差異必然導致的不平等，也有強勢一方利用其權力和資源有意制造、加劇、鞏固的不平等。在這樣不平等下，弱勢方通過純粹講道理、訴諸法律等方式維權，並不總是成功，反而常常失敗。

  在這樣的情況下，弱勢一方有天然的反抗權，尤其以和平非暴力方式抗爭、爭取和保衛符合情理法利益的權利。而對於工人和其他勞動者，停止工作，迫使企業主和權貴階層讓步，是最慣常的手段。而單獨的罷工往往難以起到效用，那麽組織工會、集體罷工、集體談判，就是必然的路徑和又一應有的權利。

   罷工和組織工會的權利，是人權的一部分，是勞動者固有的權利。由於勞動者相對的弱勢，需要賦予其獨特的權利、允許其使用非對稱的手段。只有保障罷工和組織工會的權利，才有可能捍衛人權和勞工獨特權益，以及對抗強大的統治階層、既得利益階層。尤其是勞動者組織工會，以人數優勢對抗資方的資源優勢及政府的支持，是若幹勞工權利和維權方式中最重要的權利與手段。

   而工人在內勞動者獲得工資、全體公民擁有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必要的保障，同樣是人自然而然應有的權利，而不應剝奪。只是勞動者的收入和公民保障，除滿足最基本需求之外的部分，需要與勞動價值（貢獻）和勞動強度（代價）相吻合，並與其他公民相對一致，既不應被剝奪和損害權利與利益，又不應顯著超出其他勞動者和公民的保障水平，以保證平等與公正。

   無論勞動、罷工、組織工會、發展經濟、提高效率等，都只是實現人幸福的手段。如果為了創造財富、提高效率，而要求勞動者付出過高代價、損失更多幸福，那也是本末倒置、主次不分。良好的勞動關系、經濟模式、社會狀態，要以人為本，兼顧效率與公平，科學合理的規劃和實踐經濟發展，以折中與穩健方式促成社會繁榮安定，既不讓理想淪為空談和被扭曲，也不為現實不擇手段、犧牲弱者利益。

   保障勞動者罷工和組織工會的權利，也是現代文明社會對於勞動者的保護和關懷，是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在現實中的實踐。當然這種保護和關懷並非恩賜，而是勞動者天然應有、現實中也應由其自由、有序、有度行使。並由公民社會契約和民主法治體制予以保障與協助的。

  在包括勞動者在內國民權利平等問題上，中國的許多人士往往是不以為然或缺乏意識的。無論是中國官方建制派、既得利益者，還是自由派和政治反對派，普遍蔑視人與人的平等，尤其反對“結果平等”，且對“機會平等”也不屑一顧。這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極端自由主義思想作祟、嚴重缺乏平等博愛的人文精神的後果和表現。中國人尤其社會精英這樣的價值觀，在當今世界是較為少見的，其他無論歐美還是亞非拉多數國家的社會精英尤其知識分子，普遍重視平等。中國是一個特例，且是不良的、令人擔憂的特例。而這樣的特例，正是來源於中國的特殊現實，又反作用於中國特色的現實中。

   中國的工人、罷工、工運、工會：普遍性與特殊性結合下的畸形果實與覆雜幽微情狀；“中國模式”和“低人權優勢”；中國工人抗爭的必要性與正義性

   中共建政前中國工人與工運簡史

   在1949年之前，中國的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相較於其他國家尤其亞非拉國家，是沒有多少特殊性的，與國際工人及工運的主流基本一致。中國現代產業工人誕生於從清末洋務運動到民國實業救國的歷史浪潮中，而中國工運的大規模興起則是民國初年。

  相較於歐美的工人階級，中國工人的工作條件更為惡劣、收入更是微薄、生活更加拮據。這很大程度在於清末民初中國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落後、生產關系的野蠻，以及中國官吏更加殘忍的剝削、對待工人的苛酷。中國工人及工業還要遭受顯著先進於中國的西方企業競爭和西洋工業品的沖擊。日本明治維新後，中國工業又面臨日本的競爭和壓力。中國共產黨宣傳的中國人民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主義”這“三座大山”的壓迫下，雖是為其奪權的宣傳，但也是當時的客觀事實。

  清末時，腐朽暴戾的滿洲貴族和滿漢官僚殘酷鎮壓大眾，所以那時的工人要麽逆來順受，要麽加入會黨參加起義，而沒有和平抗爭的空間和輿論發聲平台。民國後，社會自由空前增多，工人的和平非暴力運動、兼有暴力與和平的抗爭，呈爆炸性增長。另外，由極左翼的共產主義分子鼓動的工人暴動、武裝鬥爭，也日益增多。

   民國時代的工人，既遭受國內官僚和資本家的盤剝，也受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及產品傾銷的壓力；既是遭受多重壓迫苦難沈重者，也是相對農民和手工業者等較落後生產者的、代表新興的、先進生產力的、國家振興希望的工業勞動者。簡而言之，工人既倍受壓迫，又肩負重任、被寄予厚望。於是，那時的工人處於政治的中心地帶、工運頻繁，各方也都積極拉攏和動員工人，國民黨和共產黨即是聯絡和策動工人、發起工運的兩支最重要力量。

   國共主導的工運，有相同也有差異。二者都強調工人的被壓迫與貢獻，國民黨集團相對更強調工人促成民族覆興和抵抗外侮；共產黨則更強調工人的階級屬性和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角色，及反抗資產階級中的作用。在國共合作時期，雙方都致力推動工人運動，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廣東和香港工人反帝反資抗暴鬥爭）就是國共共同主導工運的典型。

   但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黨“清黨”，以及國民黨由革命黨轉為執政黨後性質和任務的改變，國民政府對工人運動由支持為主變成抑制為主。而中共遭受沈重打擊，雖仍希望動員工人，但力不從心，中國工運不再那麽疾風驟雨。但國民政府統治下工人仍然有罷工的權利自由，全國各地的罷工、罷課、罷市仍時常發生。

   這些罷工大都是為爭取合情合理的權利，也基本遵守法紀，並沒有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相反，之後十年的工運恰恰反映了工人抗爭與階級調和實現了較好的平衡。1927-1937年，民國“黃金十年”的光輝成就，和工人階級努力工作密不可分。

  而抗日戰爭期間，工人無論參軍還是繼續工作，都為抗戰做出巨大貢獻。這時的中國工人普遍配合抗戰大局，很少有罷工行為。

   抗戰後，中國逐步滑向內戰。在內戰及戰爭間隙，工人在國共之間較為親近自詡工人階級代表的共產黨，哪怕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已對工人權利做了許多保障。工人通過在國統區大城市發動工運等方式，削弱國民政府的統治、策應中共的攻勢。在中國東北的工人，還為中共提供了直接的軍事和後勤上的強力支持，成為中共打贏內戰的關鍵因素。

    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工人階級：被優待的特權階級、貧困國家的貴族、獨裁者的工具、覆雜的身份角色、內部的差異

    1949年中共建政後，工人階級被賦予了中國領導階級的崇高地位。1954年及之後的多版憲法，都明確規定“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

   而在現實中，毛澤東時代中國工人階級（準確說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工人），也確實居於領導地位，尤其相對於農民階層，工人在政治上、物質上、話語權上、生活上，都居於優越的位置和狀態。

   中國在1950年代初，通過“三大改造”及沒收外國財產，將民族資本主義和外資企業，都改造為由中共體制統轄的“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的企業，其中規模較大和較先進的企業均為全民所有制企業。而蘇聯援助中國的156個工業項目和企業，也成為毛時代中國工業的骨架。

   這些“全民所有制”企業，名義上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歸全體人民所有。但實際上，無論產料的調配，還是產品的配給，都由中共黨幹部決定，而並非真正歸屬全民，也非由全民相對均勻的受益。而工廠的管理、運行、生產內容和方向，也由中共黨政官僚決策。

  而工人自身的權利自由和生存狀況，則處於一種頗為特殊的狀態中。一方面，中共治下的工人並沒有正常民主國家工人那樣的政治自由、言論自由（甚至人身都不自由，如很難更換單位（沒有自由競業的可能）、沒有介紹信不能隨意旅行），也沒有真實的罷工權（雖然1975年憲法中包括了“罷工自由”，但只停留在名義上，且時間短暫，後又取消），與當時中國其他群體一樣被實際剝奪了政治權利，某種程度只是中共政權的工具和奴隸。

  但另一方面，相較於占當時中國勞動人口約80%的農民階層，占中國勞動人口約15%的工人階級，享受著遠超農民的物質生活條件、地位上的尊崇、令農民艷羨的保障。在當時，中國工人的醫療、住房、養老、子女教育，均由工廠或政府完全承擔，個人不需支付一分錢。一些條件較好的企業，如鞍鋼、一汽、一拖等，還會給予工人療養、旅行、休假等待遇。除非“反革命”或犯下嚴重刑事罪行（如殺人），工廠會將其開除，否則即便不稱職、常年消極怠工、打架鬥毆，也可以將“鐵飯碗”捧一輩子。而當工人老去，不僅自己有退休金，子女往往還可以頂替職位，世襲罔替，同樣享受這些保障。

   雖然以同時期發達國家及當今標準看，毛時代中國工人享受的物質條件其實仍然有限，也談不上富裕，但在那個中國人普遍高度貧窮的時代，工人顯然是“人上人”、“工人貴族”。1960年前後中國發生大饑荒，數千萬人死去，絕大多數都是農民，以及少數知識分子，工人鮮有餓死情況。這正是在於中共政權寧可強制征糧餓死農民，也要滿足工人需要、維持工業運轉。在毛時代一些時期和情況下，因對工人的推崇和依賴，部分工人待遇甚至好過機關幹部。

   但同時，工人卻並沒有因此做出與所得相匹配的貢獻。相反，工人的生產效率、產品質量，都頗為令人失望。雖然中共利用和奴役工人，但又放縱工人在非政治的生產領域的墮落，以及工人對農民等更弱階層的壓迫。無論是計劃經濟及公有制本身的缺陷，或者說以“反對資產階級剝削”為理由對工人的尊崇和放縱，也往往放任工人的怠工、偷懶、“跑冒滴漏（各種生產事故和產料產品毀損）”。工業生產中也缺乏可靠的激勵機制，“幹多幹少一個樣”、“一杯茶一張報紙一把椅子（休息）一整天”。即便有時上級下命令進行工業“會戰”，也不管質量匆匆完工、敷衍交差，然後再回到喝茶看報聊天的日常狀態。

  工人們為自身舒適，工作效率極低、敷衍了事、粗制濫造、浪費原材料，還有不少工人偷盜或明目張膽的“拿”生產材料和產品，所謂“外國有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沒有競爭壓力、管理者擔心政治批鬥（嚴格要求工人，可能會被扣上“資產階級法權”、“白專”之類帽子）而不敢管束工人，所以這些消極怠工、影響生產、偷盜國家資產、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不僅難以制止和懲罰，還愈演愈烈。粗放的管理和運動式生產，也進一步破壞了生產關系。

   於是，毛時代的中國工業，效率極低、浪費嚴重，更沒有創新能力，主要靠吃民國的老本（甚至使用清末一些機械和技術）、蘇聯的援助、日本在偽滿存留的工業基礎等，以及從農民那里榨取的巨量資源，維持臃腫龐大而又虛弱的工業體系、供養大量屍位素餐的工人。這時工人的福利，某種程度確實扮演著“養懶人”的角色。但工業效率低和工人怠惰，根本上並非福利問題，而是計劃與指令型經濟體制缺乏活力、中國特色生產管理體制不科學（相較於蘇聯雖僵化但有一定科學規劃，中國毛時代經濟更多是無序和混亂）、沒有競爭和對照、市場壓力和反饋缺失、監管不力等諸多原因共同造成。

   而中共之所以如此優待工人，既是由於中共極左意識形態對工人尊崇的現實實踐，也是為鞏固其統治的手段。對中共而言，除了黨幹部和解放軍，工人是其最可靠的統治基本盤，工業是中共政權統治的紅色中國賴以生存的骨骼，工業成就是彰顯中共統治優越性的標志。發展工業、優待工人，也即捍衛中共自身統治合法性和安定性。為此，他們當然不惜優待工人，而在“政治掛帥”和“階級鬥爭為綱”大前提下，對於工業效率和產品質量反而並不在意。而收買拉攏工人的代價，也主要由農民（在黨有土地上邊的黨營農場工作的農業工人）負擔，中共“慷他人之慨”，自然“崽賣爺田心不痛”。

   而對毛時代工人自身而言，處境是覆雜的。一方面他們沒有作為正常國家公民應有的許多權利（如真實的選舉國家公職人員和人民代表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也沒有哪怕在多數資產階級國家也擁有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自主罷工自由，即便參與政治活動也是在中共黨或毛澤東本人的指揮、授意、操縱下進行（而非自發自覺自主的參與政治）。“文化大革命”時工人參與“武鬥”，也同樣被拘於特定的範圍和目標，而不允許其反抗中共、中共體制、毛澤東本人。但同時他們又在生產和技術方面不受嚴格管束（乃至非常放縱）、保障健全、在貧困饑荒年代中衣食無憂，是“工人貴族”。毛時代的工人，除少數情況下接受重要任務需加班加點幹活，大多數時候並不會超時工作、不被剝削壓迫。相反，這些工人工作時也能悠閒自在，反過來還借助“剪刀差”剝削農民。

    不過以上主要指“全民所有制（國企）”企業的正式工人。毛時代在“全民所有制”企業之外，還有大量“集體所有制”企業、鄉鎮企業。除了少數大型“集體所有制”企業待遇接近“全民所有制”企業，其他企業得到的政策支持和保障遠低於“全民所有制”企業。而不同地域、不同行業、不同級別的企業，工人待遇往往也頗有差別。

    而無論哪種所有制企業，除了正式在編職工，還有大量非正式（也就是“不在編”）的臨時工、短工、雇工。這些非在編工人沒有正式在編工人那樣“從搖籃到墳墓”的優厚福利，只能得到按照工作時長或計件方式得到的直接工資，且往往遠低於正式工人同時長同件數得到的工資。而且現實中，往往是最苦最累的活由臨時工承擔，而國企正式工悠哉悠哉當“甩手工人”，但工作周期結束後最終分配的報酬，前者所得遠低於後者。

  這意味著，除了工人和農民的“剪刀差”和“雙軌制”，工人內部也存在“雙軌制”。而“編制”，即是區分正式與非正式工人及不同待遇的標尺。編制內外的工人，不僅“同工不同酬”，福利保障更是天差地別。毛時代的編外工人甚至說完全沒有任何保障。通過“編制”，中共也區分了自身統治的基本盤和非基本盤、“自己人”和“外人”、可靠者與不可靠者。

   而這種“雙軌制”，也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理想的嘲弄。馬克思的《資本論》等著作，都非常強調工人的解放、人類的平等，且也明確主張工人內部的平等、批判“工人貴族”。只是馬克思時代批判的“工人貴族”指那些與資本家關系緊密、收入較高的管理和技術人員。但中共統治下將做同樣勞動的工人分為“在編”和“不在編”，對二者保障天差地別，是比馬克思所批判的不平等更大的不平等。而若將“雙軌制”下不同工人等同視之、都歸為“工人貴族”、“懶漢”，或都當成“奴工”、“被壓迫者”，顯然都是錯誤的。

     而馬克思雖然高擡工人階級，強調工人在生產力和社會變革中的先進性，也批判過農民的落後，但他更強調平等與自由，當然不會想到也不會認同中共毛政權讓工人處在“九天之上”、讓農民在“九地之下”的懸殊待遇。工人確實是先進的、比農民更促進生產發展的，但顯然農民不應被當成二等公民對待和壓榨。而且中國毛式體制和工業模式，粗放、技術含量低、浪費嚴重，以農民為代價也並未達成國家工業化目標，只是讓一些工業企業懸空般架在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基礎上。這些“全民所有制”企業，供養來源於全民，但不能反哺全民，反而吸血和拖累全民。

   顯然，毛澤東和中共扭曲了馬克思對工人階級的推崇，異化了社會主義，以“共產主義”的紅皮，行古代專制社會將人分為尊卑貴賤不同的等級社會之實，其工業體系、工廠運作、工人待遇，都是畸形的、違背經濟規律、違反平等的。它既不是資本主義工業模式，也不是社會主義模式，而是通過強制手段塑造的、為政權服務、不顧現實和生產效率、犧牲農民等其他階層權利，構建的畸形工業架構和工人待遇。

  馬克思主義，是明確反對剝削壓迫，反對一部分人剝削另一部分人，反對將一部分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不幸基礎上。而毛時代中國的工人農民二元體制、工人內部的“在編”/正式工和“不在編”/臨時工的“雙軌制”，恰恰是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最著力批判的“一部分人壓迫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幸福建立在另一部分人不幸之上”的行徑和狀況。而那些工人貴族，也與馬克思批判的資本家及其走狗們在本質上無異。這些剝削壓迫的實質，並不是換了套皮、改了身份、變了說辭，就能掩蓋的。

  毛時代的工人體制下的勞動權利保障體系，是非正常的、不平等的保障制度；這樣的工人，也不是正常的工人階級；這樣的工農關系、工人與其他階層的關系，也不是正常與和諧的生產關系與人際關系。顯然，也不能以毛時代工人的低效墮落，來否定正常環境國家工人福利保障制度的必要。而中國不正常的勞動體系和工人待遇，到了鄧小平時代及今日，仍然處處存在，只是“不正常”的具體內容和表現有了很大變化。不過，毛澤東到鄧小平乃至今日中國扭曲的工人境遇，也讓中國人包括自由派知識分子對於中國工運的認知隨之扭曲，並衍生諸多不良後果。

   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的工人階級境況：“中國模式”下不同身份工人待遇的顯著差別、經濟繁榮下勞工權利的嚴重受損、“低人權優勢”的殘酷本質

   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中國工業由“全民所有制”和集體制等名義公有制的企業壟斷的歷史告一段落，私營經濟、外資經濟蓬勃發展。而大量農民也開始進城、從事工業和服務業（二三產業）工作。這樣，就誕生了農民工，即家園、戶籍、出身、社會待遇是農民，又在城市或工業區做工的特殊身份群體。2000年，中國農民工數量已超過2億，2023年已近3億。除了農民工，還有大量作為城市戶籍居民的非國企工人（包括白領和藍領及其他類型工人）、國企外包工人，自1980年代之後也有1-3億。而國企及大型集體所有制企業的正式工人，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數千萬人這個量級波動。顯然農民工及城市非國企工人，可稱為“非公工人（公有制企業正式工以外的工人）”，構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人的真正主體。

  雖然相對於毛時代，改革開放後的非公有制經濟迅速發展、非公工人數量暴增，但國企（鄧江胡時期，“全民所有制”已基本改稱為“國有制”，在名義上也脫離了“全民”）正式工人和非國企工人/國企外包工人的“雙軌制”，並沒有破除。雖然經歷了1980-2000年“大下崗”的“瘦身”和沖擊，國有企業裁汰了大量工人，但大多數工人仍然留在工廠，從事遠較非公工人輕松的工作、得到優厚的福利保障，並繼續以變相世襲方式世代傳承。

   對這些國企及國企正式員工而言，其勞工權利得到了超額的保障。他們也繼承了毛時代的低效和浪費，其所得往往不及勞動價值，而其中差額由國家財政及全體納稅人承擔、民營經濟的盈利彌補、國家的銀行和金融系統為其借貸。基本部分國企央企做出不小成就，也是建立在無限投入納稅人的錢、各種政策優待綠燈、犧牲其他企業和人群利益，來實行的。

  而占到改革開放以來工人80%以上的非公工人，包括城市民營企業工人和個體戶、外資企業中國籍工人、農民工、國企外包工人，則處在極為嚴重的剝削壓迫中。

   長期以來，中國各地工廠的工人都在超時、過勞、時常發生工傷的狀態下工作，得到的薪水卻很低。工廠主和管理人員往往使用粗暴的、侮辱性的、侵犯性的方式對待工人，為達成生產目的不惜透支工人的體力、腦力、健康。無論是著名台灣企業“富士康”在大陸的各工廠，還是國內各種小作坊、鄉鎮企業，都是如此。中共官方則站在資方一邊，拒絕執行《憲法》、《民法通則》/《民法典》、《勞動法》等法律中對於勞動權利的保障條文。當發生工人罷工和抗議時，政府還派警察甚至武警協助維持生產秩序、彈壓罷工。

   而中國工人的處境，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模式”的典型體現和後果。關於“中國模式”，我另有文章論述，摘錄於此：

  所謂“中國模式”，即政治專制與經濟開放並行，壓制包括勞工運動、維權抗爭、女權運動在內的各種爭取和維護權利的社會運動，禁止罷工、遊行、組黨結社等政治行為；

    依靠軍隊、警察及黑惡勢力，采用武力威嚇、限制人身自由（如戶籍制度、留置、“被精神病”、社區矯正、其他“強迫失蹤”手段等，及已被取消的勞教、收容、“雙規”）、監視、恐嚇、騷擾、拘禁、毆打及其他酷刑等暴力手段維持社會穩定；

    以低工資、低福利、低社會保障壓低勞動力成本和民生支出，在此基礎上逼迫國民參與生產建設、以高效率拼命勞作以維持生計，而將這些工人、農民、普通職員等勞動者創造的財富的絕大多數掠走，用以為特權階層分肥和投入再生產。

    此外，該模式還有集中人力物力財力並不惜代價達成關鍵目標、以縱容腐敗和潛規則來激勵官商民較高效工作、政府機構/國企/事業單位有嚴格的科層等級制等特征。

    整個模式以“低人權優勢”和“穩定壓倒一切”為兩大基本點，犧牲占人口大多數的平民人權、壓制相對弱勢者對正當權利的追求以換取經濟快速發展；

   維持社會不平等狀態、塑造“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制度和文化環境，鼓勵人們放棄權利維護而轉向自我實力提升（且傾向於暗示不擇手段），以維護特權階層利益和刺激國民奮鬥積極性；

    以損害中下階層、女性、身心殘障者、邊緣化人群等相對弱勢、異質群體的權利為代價，導致貧富差距拉大和階層固化加深，“損不足以補有余”贏取既得利益階層的歡心；

   放棄意識形態爭論或只將意識形態作為“遮羞布”，將追求利益和實力作為第一要務，從國家政策到社會風氣乃至個人價值觀，皆高度社會達爾文主義化和犬儒化，官員和民眾普遍道德淪喪誠信喪失；

   有意營造和放任社會不安全感的滋生蔓延，為強化社會控制制造借口，也以此轉移國民注意力、刺激勞動積極性，作為“饑餓政治”的一部分；

  通過禁制政治抗爭和意識形態競爭，保持社會秩序的相對穩定，減少了影響經濟的人際群際爭鬥和“內耗”，將人們的精力和動力引向發家致富，確實促進了經濟發展。但同時，也導致社會問題和利益沖突缺乏公平合理的解決渠道，暗處的暴力與沖突加劇、灰黑的腐敗與“潛規則”盛行，制造了更多與公開政治沖突不同、但實則更為“內耗”、“內卷”的後果；

   利用中國和東亞傳統的重視秩序、人民較為忍耐服從、受教育水平高而工作熟練和遵守紀律、社會管制體系健全的特性，將這樣的特性加以扭曲化的改造和透支式的使用；

   透支資源、環境、人的身心潛能和忍耐力，實現國家整體實力的增強、經濟的繁榮及一部分人（包括大量屍位素餐甚至從不工作的食利者）的高度富裕。然後以上政策不斷循環下去，以維持統治存續和社會運轉。

    1980年代改革開放伊始，“中國模式”即初露端倪。而1989年六四事件和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模式”實現了“標準配置”，即政權采用“形左實右”的理念和政策，人民爭取政治權利與自由的抗爭被極大壓縮，“悶聲發大財”成為國民主動或被動接受的現實。該模式此後又被冠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名，逐步穩固和“升級”。

   它也在吸收、借鑒西方的經濟學說和發展模式，例如90年代借鑒了芝加哥學派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學說推動國企改革和貨幣改革（伴隨著悲慘的下崗潮、物價大漲和教育醫療的市場化，以及貧富分化的迅速加劇）；而如今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的主張又得到中國既得利益階層的青睞。而這兩套西方經濟學說均主張較低的社會福利、忽視勞工保障，傾向於弱肉強食的發展模式。

    中共摒棄這兩個學派關於政治經濟自由的主張，但吸收了其叢林化傾向的、低社會保障的、強調效率無視公平的經濟理念。這些西方右翼經濟理論在中共暴力機器下，將其野蠻殘酷一面發揮的淋漓盡致，成為“中國模式”中保障經濟發展的關鍵部件。

   而且，中共也在實際上完全放棄了其政治綱領中“反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壓迫”的訴求，相反全力取悅和縱容位於全球產業鏈上遊的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及國內外權貴資本家，攫取中國資源、壓榨中國勞動力，還積極鎮壓工農大眾。而美日歐各國也願為自身利益，默許甚至支持中共在中國的繼續統治。某種程度上，中共已成為其當年最為反對的“外國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勢力、大資產階級在中國的代理人”。這是頗為諷刺的事。

   40多年來，“中國模式”的確刺激了中國大陸經濟的急速發展並使一部分人富裕起來，但也同時極大的侵害和壓制了人權與自由，而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最大貢獻者勞工階層的權利受損至為嚴重。

  ……

  這樣的“中國模式”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造就了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工人的命運與生活。相較於極度貧窮破敗、人們被分成若幹等級、旅行自由都被限制的毛時代，鄧小平及之後中共統治期的中國大眾，有了靠自己勤奮勞動滿足溫飽、改善生活的機會。尤其是以前被禁錮在農村、從事極為繁重體力勞動的農民，可以成為工人、獲得更多收入、多了一點自由和物質享受。

   但相較於正常國家（不僅包括歐美發達國家，也包括亞非拉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工人階級，中國非國企工人尤其農民工，仍然嚴重缺乏基本的勞工保障，收入也顯著低於產出（這可從收入與GDP對比來分析）、收獲小於貢獻。

   中國工人也沒有結社自由和罷工自由，1982年憲法將舊憲法上工人名義擁有的罷工權也予以取消。而毛時代工人與農民、城市與鄉村、國企正式工和臨時工/外包工的多個“雙軌制”，在鄧時代仍然延續了下來，只是部分的有所松動。但國企在編職工和“非公工人”在保障上的巨大差異，並沒有消失，這兩種工人顯然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地位和境遇，而不可混為一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人階級的苦況和抗爭的必要性重要性

   雖然根據憲法，1978年至今的中國名義上仍然是“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但占中國工人數量80%以上的非國企正式工的“非公工人”，不僅不是被廣泛尊重和保障的領導階級，反而和農民類似，是飽受壓榨欺淩的被統治者、被侮辱與被損害者。

    其中規模龐大而身份特殊的“農民工”，更是遭受作為工人和農民的雙重壓迫，勞動內容和貢獻與城市工人無異，卻又沒有城市居民相對略好的待遇，還往往承受與父母子女分離、夫妻分居的骨肉分離之痛，並在農村留下數千萬“留守兒童”，或讓孩子做與自己一起在城市漂泊的“流動兒童”。與他們的父母勞工保障缺失類似，這些兒童的教育和身心健康，都難以得到良好保障。

    中國大多數工人，包括部分白領和大多數藍領，雖然滿足了溫飽、維持了生命，但在看病、住房、養老、子女教育等方面，往往入不敷出、捉襟見肘。這些工人日常攢錢，往往一次大病就花光積蓄。即便僥幸無大病或硬挺過病痛，家庭開支也讓他們壓力巨大。即便那些外表光鮮的白領，也要從事“996（早九點工作到到晚九點，一周工作六天）”式繁重工作，有猝死的風險，而收入也並不算高，尤其面對高昂的房價，高級白領也“壓力山大”。

   中國工人的這些困窘，根本上都在於勞工權利保障和社會保障水平的低下、收入水平相較物價（尤其房子等剛需品價格）的微薄。這些國家社會的生產與建設者，並不能享受自己大多數的勞動成果。

  而這不僅讓工人自身陷於困窘，也不利於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投資、出口、消費/內需，其中內部消費是絕大多數國家最重要的經濟動力，且最為根本和穩定。但由於中國工農等大眾收入偏低、社會保障不足，所以消費能力和願望也偏低，繼而影響經濟繁榮。只靠投資和出口拉動。也讓經濟不穩定和畸形。諾獎得主克魯格曼、美國財長耶倫等人，都曾疑惑過中國為何拒絕提高福利以刺激消費和改善經濟。

   而中國之所以拒絕加強保障和提高福利以刺激消費、發展經濟，是因為其構建的“中國模式”是以“低人權優勢”為基底，盡可能壓榨平民和弱者、以低收入和零福利刺激人們拼命勞作換取溫飽。如果給予勞動者更多收入和保障，也就不再有“低人權優勢”。

   若更進一步的揣測，中共也是希望以類似於古代秦國專制設計師商鞅的“疲民弱民辱民”之策，或按照現代政治經濟術語定義的“饑餓政治”，有意壓低國民收入和保障，削弱國民生存能力，以使國民長期生活在貧乏和不安定狀況下、沒有能力獨立和有尊嚴的生活，只能成為現代化下的某種形式的新式奴隸，必須通過依附體制、依賴強人、唯唯諾諾、謹小慎微、精致利己，以維持基本生存，而無力表達不滿和反抗。

  在“低人權優勢”為基本特征的“中國模式”下，中國工人常年工作在“血汗工廠”中，沒有勞動者應有的尊嚴、保障，收入不抵貢獻。發生工傷事故，有時根本得不到賠償和善後，有時能夠得到一些補償但不足以彌補工人損失。一些工傷致殘的人更是喪失勞動能力、後半生都極為淒慘。這些都實實在在損害著工人的權利和利益。雖然最近十幾年，中國勞動仲裁機制和司法體制有了一些進步、規範化和實效性都有提高，但仍很有局限，且受益者主要是白領階層及其他正規企業的中層及以上人士，大多數勞動者難以通過正規渠道討得公道。

  如果說在1980-1990年代，由於中國過於貧窮落後，也尚未完全進入現代市場經濟和融入全球化，過渡期間以強調效率、發展經濟為主，勞動者也急著滿足溫飽而無暇考慮更多權利，尚可理解。但進入21世紀，中國已全面現代化、國家日益富強，作為國家最主要貢獻者的工人（包括農民工），顯然應當更多更公平的分享勞動成果，而非繼續做“血汗工廠”的奴工。許多在“富士康”工廠代工蘋果手機的中國工人，卻買不起蘋果手機，這本身就是一種諷刺。而同時，美國工人工作不到一周，所得工資即可購買最新款的蘋果手機。

   而所謂“福利養懶人”問題，在非國企的工人及國企的外包工人中，基本並不存在。或者說，中國工人的保障程度，還遠沒有到將“福利太高養懶人”加以重點考慮的水平。這就像對一個常年食不果腹、饑腸轆轆的人，不積極保障其進食救命，卻考慮其營養過剩會得肥胖癥、糖分攝入過多會有糖尿病，顯然是脫離現實的杞人憂天，顛倒了事實、搞錯了重點，影響了當務之急的救助。

  生活在“中國模式”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下的中國工人，遭受著中共權貴和官僚、本國資產階級、外國勢力和資本的多重壓迫，還遭受這些勢力所雇傭的打手及黑惡勢力的直接傷害，既有世界各國尤其發展中國家工人遭受壓迫的普遍性，也有在中國極權和叢林模式、名義上為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形左實右”政策迷惑、嚴密的專制壓迫和控制下被剝奪更多權利自由、被壓榨程度更重、反抗更難的特殊性。這同時意味著，中國工人有以結社和罷工等形式反抗的更大正義性。

  中國工人抗爭面臨的困境和“軟肋”：專制體制、無組織與散沙化、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極端自由主義思潮

   處在惡劣境況中的中國工人，發起過不少次的罷工和抗議活動。最近十年中，以2018年深圳佳士工人罷工、2022年底河南“富士康”等全國各地工人抵制“清零”政策與配合學生和市民“白紙運動”為典型。前者有數千工人、學生、毛派人士參與，後者參與的工人有數以萬計。但像這樣大規模且對全國都有一定影響的罷工，確實是少數。大多數罷工都只有數十至數百人，且往往只為具體的利益，而沒有政治性或長久的訴求。而且大多數抗爭都以失敗告終。

   中國工人難以抗爭，根本上當然是專制體制的壓制。中共嚴密控制和監視社會，對於工人運動更是嚴防死守。中共以工人運動起家，卻最害怕工人運動顛覆其統治。中共嚴禁任何形式的獨立工會出現，哪怕是松散的結社也不允許。近兩年，外賣騎手這一行業勞動者多次組織集體抗爭，一些騎手結成非正式的組織，為外賣員爭取權利，但很快被警方“破獲”，骨幹成員被拘捕。而前述的佳士工運和“富士康”罷工，工人組織也都被摧毀、主要人物被捕。而中共官方的主導或允許的工會，當然只是一種擺設，除了日常發放一些米面糧油這種形式主義，並不能為工人爭取權利和利益。

  對以上問題，中外都有不少研究，我在此不再詳細展開。但另有一個阻礙中國工人抗爭的因素，是頗為值得提及的。那就是中國社會中，無論精英還是平民、建制派還是自由派，普遍秉承的主張弱肉強食、叢林法則、自我奮鬥，及崇尚極端個人主義、極端自由主義，而同時極度鄙夷平等公正、照顧弱勢、福利保障，這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的泛濫。

   經歷毛澤東殘酷政治運動和激進共產主義政策的極左時代後，中國人在遭受創傷後變得對於左翼、社會主義、平等極為厭惡，不僅反感毛澤東和列寧斯大林式極左極權，連帶也對主張以和平漸進方式改良社會、促進公平的中左翼社會民主主義、高福利、勞工運動與權利保障、女權與婦女權利保障等，“恨屋及烏”的厭惡和遠離。哪怕這兩種“左”有著天壤之別，但人們並不加以區分。

   尤其是本應代表中國良心、批判黑暗、呼喚正義的中國自由派/政治反對派人士，大多數就是反對高福利、良好社會保障、勞工權利、罷工、組織工會權利的。他們認為這會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大鍋飯”、“絕對平均主義”，會損害勞動積極性，會損害勤勞者和富人的利益，變成“養懶人”。這些人還非常反對罷工，認為損害社會秩序、破壞經濟，更將工會視為“洪水猛獸”。

    這些人在認知上也出現嚴重偏差和錯位。如今中國的問題顯然是社會不平等、工人和農民等弱勢群體急需得到保障，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更加重視公平，通過稅收調節貧富差距等。而他們卻還在強調“不養懶人”、自由放任、減少稅收。他們似乎看不到中共實際的政策與中共意識形態標榜的完全相反，總是拿中共名義標榜的左翼立場作為靶子，卻忽視現實中中共實行極右翼的權貴資本主義和壓榨工農的政策。這些人還混淆了國企工人貴族和非國企的民營經濟下的工人，以毛時代的工人及如今占中國工人少數的國企工人的待遇和怠工，遮掩了“改革開放”以來大多數中國工人工作辛苦、生計艱難的事實。

  而這些中國自由派和反對派人士，也嚴重缺乏對於工業革命後國際工人處境變遷及工人運動史的了解，不知道在極左暴力革命之外，還有更具規模、更有影響力的非暴力的勞工抗爭、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和實踐，以鬥爭、妥協、改良為方式的階級調和與促進公正的進步路徑。他們沒有看到19世紀中葉尤其20世紀中葉以來，以和平方式為主的民權運動、平權運動、勞工運動取得了巨大成功、對人權和平民生活的極大改善，也沒有看到中國的問題並非極左共產主義，而恰恰是工人農民生活艱難，需要發起階級抗爭的事實。相反他們卻仍然抱殘守缺、死守哈耶克等人的教條，只會更加脫離中國和世界的實際，讓中國更難實現自由民主和公民權利。

   文章開頭引述的王志安的反罷工反工會言論，不僅是他一個人的看法，也是中國許多自由派人士共同的觀點。而這又同時是中共官員和體制內精英的觀點，也是中共實際上在實行的政策。在反對勞工權利、反罷工、反工會問題上，中共政權和反共自由派，居然達成了高度一致。這不得不說是非常諷刺的事。

  這樣的社會價值觀，尤其自由派精英的這些看法，不僅停留在個人觀念上，也實實在在影響了現實，阻礙了勞工權利的伸張和實現。因為他們的影響力，無論其發表反對工人運動的言論，還是拒絕參與和傳播中國工人反抗的活動，都顯著阻礙了中國的工人抗爭，也不利於反對中共專制和實現自由民主。

  罷工、工會、工運並不會導致國家專制化、工人腐敗化，方式力度得當還能利於維護勞工權利、促進經濟良性循環和社會和諧、推動自由民主；勞工福利提高符合時代進步要求、與物質繁榮社會相適應

  這也正是我寫下本文的原因。罷工和組織工會在內的工人運動和工人團結組織，對於工人階級維護權利非常重要。無論在民主國家還是專制國家，都不可能單憑法律保衛權利。法律的制定、解釋、實踐、修改，也都在於各方的博弈。

  而二戰後歐美及許多亞非拉國家，工人運動有力維護了勞動階級的權利，也即維護了最大多數人的權利，且並沒有犧牲少數人的權利。如歐洲人民之所以在戰後過上“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保障下的生活，正是在於工人的抗爭，以及資本主義統治者擔心高舉工人權利旗幟的蘇聯紅色政權滲透、其政權可能被顛覆，而對本國中下層勞動階層的妥協、改良了資本主義，讓民主政治普惠大眾。勞工權利的改善，也直接和間接助推動了婦女、兒童、殘疾人、少數族裔、LGBT群體等弱勢者權利的改善。這些群體中的勞動者直接受益，而非勞動者也在勞工權利抗爭和受益過程中，得到了啟迪和幫助，由邊緣和受害，邁向平權。

   歐美二戰後高度發展和繁榮的“黃金時代”1950-1970年代，與國際上風起雲湧的工人運動及社會福利迅速提高時期重合。而工運和工會衰落的1980-1990年代，恰是歐美貧富差距拉大、資本主義國家新的社會矛盾和新危機萌芽和逐漸惡化的時期。雖然歐美的興盛與危機並非全由勞工待遇和公民福利保障決定，但其起碼是一種原因、一個方面。

   當然，歐美勞工權利得到保障同時，也保持市場經濟體制、不同企業間的競爭、激勵辛勤勞動者和創新貢獻者，而並非“大鍋飯”。歐美不僅有“高福利”，還有反壟斷法及各種打擊壟斷、保障競爭的措施。

   歐美勞工權利保障更多是對所有勞動者的“兜底”及讓多數勞動價值相近的勞動者之間最大限度平等，而並不抑制辛勤勞動和創新，對後者還加以激勵。而歐洲也有不少國有制企業，但主要為保障民生和兜底服務（如郵政、鐵路），並參與市場競爭、受法律約束、被公眾監督，且由專業人士運營和具體規劃，而不會像中國國企“大鍋飯”、浪費國家財政、腐敗、不透明、“外行領導內行”、生產和管理缺乏科學性等。

   二戰後各國經濟能夠持續繁榮，還在於勞動階級為代表的中下層人士有了更多收入和保障，人們有了更強的消費能力和意願，勞動產品有了更多更穩定的銷量，形成了生產與消費的良性循環。以前因為產品積壓等原因導致的經濟危機減少、程度減輕。而勞動階層普遍有了錢、可以買消費品、享受生活，與富人之間的貧富差距也有所縮小、階級矛盾緩和，也就不願再冒著死亡、受傷、坐牢風險參與暴力革命或制造致命騷亂，社會也更加安定和諧、國際關系也更為和平。這恰恰避免了發生蘇聯、中國、東南亞等地殘酷革命的危險和潛在悲劇。

   這些國家的工人運動也未像蘇聯和中國那樣演變為左翼極權專制、“大鍋飯”，相反不少國家工人運動促進了自由民主。例如韓國、西班牙、葡萄牙、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國的工人運動，與學生、農民、市民、知識分子等群體的合作抗爭，共同促進了國家結束右翼專制獨裁，讓國家實現了民主和政治多元化。在蘇東劇變中，以波蘭“團結工會”為代表的工人抗爭，也成為結束蘇東極權的重要因素。而工人運動、工會組織，本身就是民主的一部分，也是更多民主抗爭和民主參與的訓練和預備。

  拿著蘇聯、東歐、毛時代中國等在列寧斯大林體制下發生的工運和工會被利用和濫用的情況，來否定工會及罷工必要性的，是鄭人買履、刻舟求劍、一葉障目，完全不考慮更多有益案例和時代發展變化。而如果放眼這些紅色極權之外更廣泛更具代表性、更值得效仿的國家工人運動情況，就知道工會和工運是利大於弊的，只要沒有釀成大規模死亡的暴亂、沒有顛覆民主體制、堅持了平等博愛等普世人權立場，就無須擔憂。

   歐美等國的工會及罷工，雖然也有一些弊端，如確實一定程度影響了勞動積極性，一些人寧願吃福利也不肯工作（雖然福利仍然遠低於工資），但瑕不掩瑜，整體顯然利於勞動階層利益及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繁榮。勞動和生產的目的，也是為了滿足人民的需要、促進人民的幸福、全民的平等和諧，而非為了少部分人的暴富和驕奢淫逸，不能為提高效率而不擇手段。罷工及工會有弊端，也可以加以檢討和改良，而不應否定其本身的必要性，不該因噎廢食。

  更根本的，經濟的發展當然是為了民生的幸福，自然也包括勞動者的幸福。即便福利體系、工人抗爭，會一定程度影響效率，而嚴厲壓制工運、縮減福利，能刺激勞動積極性，但經濟發展的成果不能更好普惠大眾、創造財富的勞動者自身卻被剝奪大多數所創財富，那麽這樣的發展意義何在？難道經濟只是為少數人服務、大多數人只做牛馬嗎？

   而且，“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追求平等是人的天性。雖然現實總是不平等，但這更刺激人們追求平等。絕對的平均主義確實難以達到，“大鍋飯”也影響積極性、損害勤勞者利益，但不意味著適當的平等也是錯的。現實中，很多收入高的人，往往並沒有貢獻更多，收入低的人勞動強度和貢獻也未必低於更高收入和保障者。過於強調“效率”，就是叢林思維作祟，為不公不義尋找借口。在承認現實中人的個人條件、貢獻、所得必然存在參差情況下，為弱勢群體兜底、努力縮小人與人的差距、讓人與人之間相對更平等、社會趨向公正，是必須和必要的。

   對社會福利問題，還要若幹特別說明。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物質已經高度繁榮、社會文明程度也較百年前有了根本提高，給予公民基本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失業、工傷等保障，給予公民無條件基本收入和最低工資，都是現代社會人的基本權利、應滿足的基礎性的合理需求。

   物質高度發達下，滿足這些要求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無論中國還是其他許多國家（尤其發達國家），有能力給予勞動者在內國民基本保障。而且物質豐富情況下，即便分配向窮人傾斜，富人的生活也不會受到根本影響，仍然會比窮人有更舒適優越富足的生活，只是與窮人差距有所縮小。

  人類文明從原始社會的貧乏和朝不保夕，到奴隸社會和中古社會的森嚴的尊卑等級，再到資本主義社會巨大的貧富差距和不公，以及現代社會的高度發達和繁榮，不同階段適用於不同的上層建築（生產關系）、制度、分配方式、生活方式。在物質非常貧乏、社會文明程度有限的古代，人們也確實難以得到較好保障。而到了21世紀，物質前所未有的繁榮、人類整體文明程度前所未有提高、人權得到前所未有重視，對於人物質和權利的保障當然也要與時俱進，並盡力與同時代最先進的人權保障水平看齊（當然也要考慮每個國家地區具體情況和現實承受力），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中國古代和近代，乃至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囿於生產力和制度，無心無力實現良好的人權和物質保障。在改革開放初期，貧窮中的國家和人民，普遍以個人奮鬥擺脫貧窮，國家福利也確實力有不逮。但在中國GDP和國家財政收入迅猛增長、物質繁榮的今天，給予勞動者在內人民更好保障、減輕人民生活負擔、促進公平，顯然就是既必要又有能力做到的事。而拒絕“福利社會”，則違背情理，或者說是權貴為疲民弱民以控制民眾的手段，顯然應該批判，並呼喚各項福利保障齊全、國民都有基本收入、勞動者權利權益得到保護的福利社會。

對王志安若幹吹捧權貴資本家和讚同鐵腕鎮壓工人抗爭、貶損工運、質疑罷工與工會作用言論的評論與回應

  除了本文其他章節對於王志安所發表言論的回應和批駁，在本節內容中，再更加具體、更有針對性的剖析和駁斥王志安的若幹言論。

  王志安重點強調的“福利養懶人”、“工會庇護懶人”等，本文對此已做了多次說明，在此再強調一些。福利雖有副作用，但在市場經濟和競爭性環境下，並不會和“養懶人”劃等號，也與中國國企工人貴族的養尊處優完全不同。而工人適當的得到休息，則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權利。並不是只有老板和高級管理者才“配”享受假期、和家人悠閒度日，普通勞動者也應有這樣的權利和福利。這固然一定程度影響效率和便利，但工人自己難道不需要消費和接受服務嗎？而且勞逸結合，更利於工人在較短工時中集中精力工作、事半功倍，利於激發工人自主活力和創新，而不是讓工人在連軸轉的高壓工作中心力憔悴、事倍功半。

  而王志安所說的“支持非經濟的保障，如反對歧視、改善工作條件”、“只是反對經濟要求（提高工資）”，現實中無論經濟要求還是非經濟保障，都需要有工人的抗爭，尤其工會和集體談判，才能實現和得以維持。而並非只靠講道理。而罷工工人對於增加工資的要求，大多數時候都有具體的情理而非漫天要價。

  王志安及其他網友在討論中提到的“美國教師憑借工會屍位素餐、罷工阻止解雇，影響教育質量”，以此反映美式工會包庇不稱職工作者。這確實是一個問題。但顯然需要綜合考慮教師利益、學生與家長利益，而不是偏廢一方。簡單的解雇固然可以促進教育改良，但會帶來更多社會問題。正常社會應該求取折中的、盡可能照顧多方的方案，而非犧牲一方取悅另一方。而且對於真的很不稱職的教師及其他行業人員，也會有裁汰機制，只是不能濫用、動輒開除人。對這種問題，也可以尋求更好的改良方案，而不是鼓吹取締工會、廢除罷工權。

   王志安所說“曹德旺給美國工人帶來飯碗，否則都餓死”，更是站在資本家和富人一方、蔑視勞工自主性和尊嚴的荒唐言論。工業生產及消費與盈利，是工人、資本家、技術人員、銷售者、政府、社會各相關方共同完成的，而非哪一方的恩賜。而且工人處於整個生產鏈條的主要部位，是生產建設的主體，有權待價而沽。而中國等一些國家出現“你不幹有的是人幹”的情況，恰恰是不正常的、因為工人農民等群體在壓榨下過於貧困和無力，不得不相互“內卷”、競爭中壓低勞動價格、像砧板魚肉一樣供權貴和資本家挑選。這恰恰更說明了工人團結組織抗爭、讓自己不再被賤賣的重要性。

   而以“低人權優勢”為特征、壓榨勞動者獲取經濟發展的“中國模式”，確實在向外國輸出，但不是王志安認為的是福音，還是讓世界都像中國這樣不公不義的災難。我在《強人洪森治下的柬埔寨：“中國模式”的覆制》一文中有詳細舉例和分析，在此就不再展開。

  王志安所說的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廠”、“讓中國農民得到更多收入、更好生活條件”等，後半部分確是事實。相較於“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勞作及微薄的收入、村幹部和惡霸的壓榨，1990年代之前像奴工一樣為國家和生產隊勞動，在“富士康”起碼有了基本工資、過上半個自由人和工業化生活。這確實是一個巨大進步。但這顯然不意味著“富士康”及其他企業的勞動保障好，只是在兩個爛的比較中，相對爛的較輕而已。

  在中國極為貧窮落後、絕大多數人為農民時，農民進城成為“富士康”及其他“血汗工廠”工人，固然有進步性，但也有局限性。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好於“面朝黃土背朝天”但也屬惡劣的“血汗工廠”，同樣到了淘汰的時候。而且農民生活艱苦、遭受更沈重剝削，顯然不是拒絕工人改善待遇的借口。其他發展中貧窮國家如印度、印尼、巴西等國，不少農民同樣生活艱苦、進城打工，但也勇於追求勞工權利，包括組建工會、組織罷工，而不是“我進城比農村好，就甘心做奴工”這樣的心態。這些國家的主要政黨和公民團體也普遍支持工運。顯然印度等國工人的工人階級覺悟和人權意識、社會風氣，都比中國要好的多。

  王志安以“月嫂”等舉例，認為“沒有鬥爭、沒有工會，也能提高收入”。這既以偏概全，也誇大月嫂等勞動者的收益。首先月嫂的工作較為特殊，其工作非常繁重、需要消耗大量體力精力，以及細心耐心，還要和屎尿屁之類污穢物打交道，收入高一些本就正常。以前“月嫂”收入較低是中國人力過於寬裕、大眾過於貧窮、窮人不惜力氣不怕骯臟，所以服務價低廉。隨著社會發展，很多窮人也並不需要過於賤賣勞動和尊嚴，勞動選擇也更多，“月嫂”價格逐漸升高也是正常。且恰恰是其他勞動者的抗爭，工廠等地工資提高，人們有了更多職業選擇，才讓“月嫂”的工資上漲。這也更反映整個工人階級、勞動階層團結或分別的爭取權利的重要、對勞動者整體的增益。

   “月嫂”照顧孩子、孕婦、老人等弱勢群體身體的工作特殊性，本身也讓多數主人不太敢過於壓榨，以免“月嫂”不好好照顧家人甚至使壞，這本身也是一種“制衡”。而且“月嫂”和主人“鬥智鬥勇”、爭取待遇的情況也不少，著名網絡紅人羅玉鳳就曾講過她和其他農村婦女做家政人員時，遇到各種“奇葩”主人及與其鬥爭的故事。

   王志安所說“自願交易無剝削”，也是無視不同身份者之間存在的權力、資源、話語權不對等，必然導致強者剝削弱者的現實。許多“自願”在根本上是社會結構性不平等所致，並不是發自內心的“自願”，根本也是“被迫”。為生計所迫、受權貴威壓，即便沒有直接被限制自由和強迫勞動，仍然是一種被迫。雖然資本家和技術人員因其關鍵性作用，是應在人均上高一些收入，但具體高多少、各方共同創造的勞動收益如何分配、工人的勞動成果是否真的最大限度得到回報，這些顯然都需要詳細討論、博弈、妥協，才能得到一個較公平的結論和分配方式。如果放任勞資之間的不公平，那必然導致和加劇剝削壓榨。

   王志安將中國工人辛苦勞作、飽受壓榨問題，及美國工人在民主體制和市場經濟前提下爭取勞工權利，和中國國企工人貴族的享受特權、消極怠工、腐敗墮落混為一談，以後者掩蓋前者，顯然是張冠李戴、以偏概全、以少數當多數，充滿謬誤。對不同身份工人的差異問題，我在本文其他章節段落已有敘述分析，在此就不再重覆。

  王志安所說的撒切爾和里根在1980年代的措施，雖然讓英美兩國中短期內擺脫了經濟低迷和“滯脹”狀態，但長遠讓社會更不和諧、引發廣泛抗議，並遺留了大量問題。1990年，撒切爾在工人的咒罵中黯然下台。而里根雖完成兩屆任期，但其衣缽繼承者老布什也在1992年敗於克林頓，反映了多數民意並不喜歡這兩個保守派典型人物及其政策。而接替他們的布萊爾、克林頓等人，所走的“新中間路線”/“第三條道路”，兼顧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逐漸恢覆不少保守派執政時取締的勞工權利，才讓歐美社會重新走向平穩、貧富差距得到一定遏制。

   而撒切爾所說的“法治”，只是站在統治階級立場、選擇性利用法律的“法治”。實際上其鎮壓勞工運動、打壓北愛爾蘭反抗活動、在拉美與阿根廷發生戰爭，都涉嫌侵害人權、違反若幹英國國內法與國際法。撒切爾晚年不顧反對和壓力，會見屠殺大量平民的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也反映了其蔑視民主人權的本性。而英美及拉美右翼政府對工運及工人的鎮壓、對罷工和工會的限制，也恰恰是自由派一直反對的政府權力擴張和鎮壓民眾。自詡反對政府擴權和尊重公民自組織的中國自由派，卻支持政府鎮壓工人、阻止結社，也是自相矛盾和頗為諷刺。

   王志安所提及的中國企業家曹德旺在美國開辦工廠，將中國那套“低人權優勢”，如壓低工資、加班加點工作、嚴苛紀律對待工人、打擊罷工和工會等，運用到美國的工廠、管理美國工人，雖然確實提高了生產效率，但顯然損害了工人權益，收益主要歸了資本家和政府。這種“中國模式”的輸出，破壞了發達國家較為平等和諧的勞資關系，損害了勞工等弱勢者權益，不僅不應作為榜樣，還要以此為鑒避免這種模式向世界的擴散。

  王志安還曾發推文，把中國共產黨及其現行政策和“共產主義”劃等號。這又是典型的謬誤。中共在建黨之初確有共產主義理想，1949年之前和毛時代也有極左的、共產主義色彩的言行，但自1978年鄧小平開啟“改革開放”至今，無論經濟上的市場經濟、官僚資本主義，還是政治上的一黨專制，都與“共產主義”無關，中共名義上當然還標榜“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但實質是權貴資本主義。而且毛澤東時代的政策，如榨幹農民供養“工人貴族”、禁止言論和出版自由，很多顯然也與“共產主義”基本原則相悖。從“共產主義”的弊端來測評中共執政的得失，如同以尺子稱重，或以天平測長度，可謂“驢唇不對馬嘴”，完全搞錯了對象。

   對於王志安以上看法及他其它與工人問題有關的言論，本文各章節內容都或多或少涉及和做了評論，基本上比較全面的回答了他的疑問、駁斥了他的謬誤。

  雖然王志安所說的一部分話，從另外角度看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一些話也值得人們反思和認真考慮，理解事情的多面性和覆雜性。但王志安的觀點根本上顯然是親權貴、資本家、既得利益者，而蔑視勞工、弱勢群體、受剝削壓迫者的。即便一些有道理的話，也是片面的、講了一面而忽視另一面的。他所推崇的東西，與中共“低人權優勢”為基本特征的“中國模式”合拍，違背社會進步和普世人權，根本上是應否定和批判的。

   總結：工人罷工權與組織工會權利現實中必要、維權時必需、法理上固有而不可剝奪

    在中國，中國工人階級為國家發展建設、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們卻普遍沒有得到與貢獻匹配的待遇，權利時常受到侵害。中國廣義的工人階層也是當今社會的主體人群，人數已超過了農民階層。中國工人的處境和選擇，某種程度也代表著中國人的境遇、決定著中國的命運。而中國若要結束專制和不公不義，實現自由民主和保障人權，也缺少不了對中國工人利益的考量、中國工人的參與和抗爭。

   所以，無論從工人自身利益、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實現自由民主的目標，以及參看其他國家工人抗爭及取得的成果之前例，工人擁有組織工會、罷工的權利，以及言論、新聞出版、組黨參政等自由，都是必須、必要、有益的。工人結社、組織工會、集體抗爭，也是對抗強大的資方甚至政府和國家機器的需要。即便有些弊端和副作用，也瑕不掩瑜。當然，也要對各種弊端還副作用予以正視、盡力解決，而不能以罷工和工會正義為由加以無視或簡單貶斥。

   而且正如前文所說，罷工和組織工會，本就是勞動者固有的“天賦人權（自然權利）”，即便沒有各種功利性益處，也是應予保障而不可剝奪的。同樣，獲得基本社會保障和福利待遇，也是人基本的權利，是實現人權的重要環節。當然在保障勞動者和公民的待遇時，也要讓其收入與福利保障。和其付出與貢獻匹配，並與其他公民所得保持均衡。

   總之，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以及其他各國，工人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及勞動者獲得福利保障的要求，都應當得到理解、尊重、支持，而非懷疑、鄙夷、批判。而中國無論毛時代還是“改革開放”以來，其工業體系與工人待遇都較為特殊、存在雙軌制、對待工人與其名義意識形態不符（甚至相反）的情況，不應不加仔細分辨的判定。基於錯誤的認識，也不可能給出正確合理的解決方案。

   面對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模式”和“低人權優勢”對中國工人、農民、個體經營者等弱勢群體的剝削壓迫，人們更應支持中國工人等勞動者和弱勢群體的抗爭，對抗弱肉強食的、充滿不公不義的、導致人與人尊嚴、貧富、人權差距都很懸殊的“中國模式”，讓中國勞動階級不再是工廠的“人肉電池”和權貴的“韭菜”，真正有尊嚴、有人權的生活。勞動者有了充分的保障，也能更多消費、促進經濟良性循環，中國經濟也能更加可持續的發展、社會也會相對和諧。

中國收緊出入境政策與近年令人擔憂的“逆開放”傾向

7月31日，中國國務院公布出入境管理新規，其中包括出入境機構可勸阻擬出境者不要前往高風險國家、核查出境事由並要求出示相關資料和電子信息、對涉危害國家安全（包括商業和技術方面）者一定時期內禁止其出境等。

總之，相對於過去較寬松的出入境政策，本次中國出台的新規大大加強了出入境管理力度，擴大了出入境機構限制公民出入境的權力，中國人辦理護照及出入境的難度明顯增加。當然，更準確說主要是加強了出境管制，讓中國人出境更難。另外，對外國人出入境似是沒有加強限制。

    這樣的政策變動，引發了很大爭議。很多人都擔心未來不再容易出國，並感嘆中國人擁有“護照自由”的時光僅有約二十年（2006年《護照法》頒布，公民真正能夠無條件申請並獲取因私出境護照）。而且不僅出入境，近年中國多個領域和方面，都表現出與改革開放以來大趨勢相逆、讓人感到憂慮的“逆開放”傾向。

    所謂“逆開放”，特征就是透明度、多元化、寬松性、自由度的降低，以及管制的加強、對穩定的要求壓倒個人權利保障需求。

   2024年的兩會期間，中國國務院宣布未來幾年將不再舉辦總理記者會。這意味著已持續30年的、每年人大會閉幕後舉行總理記者會的慣例被打破，中國核心層官員不再直面記者的問詢。雖名義說是“未來幾年”，但政治氣候沒有重大變化情況下，總理記者會恐怕不會再恢覆。2023年11月，最高法院發布通知，全國裁判文書由對外公開轉為僅限內部閱覽，曾是司法公開重要成果的全民可查閱的“裁判文書網”雖仍存在，但上傳案件量大幅下滑、由普遍公開變成篩選公開。這兩件事都反映了中國在信息公開、行政與司法透明度上，呈現倒退趨勢。

    2020年，已連續舉辦10年的性少數群體節日“上海驕傲節”宣布停辦。而全國其他類似的性少數群體聚集活動也都先後被叫停。2018年，由崔永元等公益活動人物推動舉辦的“打工春晚”停辦。這些活動迄今也都未恢覆。這反映了官方對於社會邊緣人群彰顯特定身份的聚集活動從默認轉向打壓和禁止。

    另外互聯網上有關於中國為何不申辦世界杯的討論，不少人把原因也指向中國難以承受舉辦後必然的大量外國人比賽期間來華、中外民間交流和碰撞驟增、發生突發的涉敏感議題的事件等。這也都反映中國並非開放社會，中共對於一切有礙穩定的集體活動都非常忌憚和排斥，即便可以為國家與民眾帶來很大利益也寧可舍棄。

   2017年，竇文濤主持的鳳凰衛視著名節目《鏘鏘三人行》停播。在同一時段，中國大陸一些類似的、涉及批判現實的節目如《東方眼》等也停播或轉型。“南方周末”等自由派傾向的紙媒觀點和傾向也發生悄然而巨大的變化。2016年著名雜志《炎黃春秋》停刊，編輯部改組後新的《炎黃春秋》內容已“面目全非”，對歷史的深刻反思與尖銳批評變成了對體制的頌揚。這反映了中國傳媒和輿論從多元敢言，轉向了整齊劃一和謹慎沈默。

   而新冠疫情期間的“清零”政策及“封城”等措施，也是人們最直接明顯感到“逆開放”的時段和經歷。但根據以上例子及今日出入境新規出台，中國的“逆開放”遠早於新冠之前，疫情早已過去後趨勢也沒有逆轉。疫情期間封閉校園不許外人入內，如今許多高校仍然是半封閉狀態，而沒有恢覆疫情前的自由出入。而早在2013年，那時中國校園雖還開放，可課堂上教師講課自由已明顯受限，如“不能講公民社會、權貴資本主義、司法獨立”等“七不講”等非正式禁令讓高校師生戴上了“緊箍咒”。

   以上這些，都是“逆開放”的顯著表現。當然還有許多，因篇幅限制等原因不再一一列舉。雖然這些年里中國官方也有一些促進開放的措施，如疫情後中國對不少國家公民入境免簽，也換取了部分國家對中國公民免簽。但多數政策和大方向確實是“逆開放”的，且官方有限的開放主要是為外國人來華提供便利，而非賦予中國公民更多自由。中國社會上人們普遍感受到的是從曾經的開放進取，變得更加封閉和沈悶。

    中國執政者如此政策傾向，有其對外宣稱的理由，也有不便說明的動機。官方在傳媒、信息公開、公眾活動、人員流動等方面的收緊，往往以技術性、程序性原因為理由。有些是將臨時性措施加以常態化，如安檢和封閉校園，也都有些具體的理由。但這些顯然並非真實與根本性的原因。

   從根本上說，是中共政權對於政治和社會安全、穩定性的極強烈要求，並要其他事務和政策皆讓位和服務於安全與穩定，促成了許多具體反開放的保守政策。中共執政集團對於社會失控風險的厭惡，也促使其利用強大的國家機器加強管制，不惜損害公民權利自由為代價以扼殺風險。

       在執政的中共眼中，無論傳媒的批評報道、高校的自由發聲、特定身份群體的聚集和身份彰顯、人員的跨境流動、負面信息的暴露，都是社會走向失控的征兆，也是安全風險加劇的信號，不利於穩定和諧，而需要加以約束甚至取締。至於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則是次要的，也必須服務於政治安全的。

   在中國，民主是缺位的，法治是不足的，當政府管制加強、損害了個人的利益與自由度，個人是很難抗拒、維權、獲得救濟的。從一開始出台若幹政策時，多數民眾就無法參與決策討論，政策公開和出台後無論反對與否民意也都難有影響，而政策具體如何執行及自由裁量權更是政府及執法者所操控。這不僅導致“逆開放”政策執行難以被阻攔，還激勵了政策制定者繼續加碼，不需考慮反彈可能而為安全目的變本加厲控制公民和社會。近年中國無人機禁令、特定時期靜街和禁快遞、無處不在的安檢，都反映了為安全“不出事”不斷加碼、給民眾帶來許多不便和負擔的現實。

        於是，在最近十多年尤其最近五六年內，中國從官方到民間多數領域都在轉向封閉保守，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日益自由開放的趨勢發生了部分逆轉。雖然這些“逆開放”措施並沒有終結“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但已導致中國對內改革進取、對外開放交流的大氣候變得混沌和不明朗，不少中外人士對中國繼續發展進步、融入世界的前景從樂觀到悲觀。

    這一切是令人憂慮、不該發生的。中國從1970年代後期至今，從貧窮落後、幾億人為溫飽發愁、長期與世界相對隔絕的糟糕狀態，變為經濟蓬勃發展、民眾從溫飽到小康、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舉足輕重，很大程度正是依靠對外開放、放松社會管制、容忍多元的立場和訴求、允許人員和信息流動、鼓勵自由勞動創造，才得以實現的。

    自由開放意味著活力和創造力，讓人們發揮聰明才智，並有更加廣泛的交流與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而不是整齊劃一、故步自封下的死氣沈沈。如許多中國人出國留學、工作，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學到了新穎的知識、開辟了他鄉的市場，對中國發展就大有裨益。而信息公開、輿論多元和批評聲，也利於人們監督政府、刺激改革，讓社會變得更好更健康。這反過來也利於政府真正獲得信任、增加威信、長久執政。一時的管制或許可以換取短期的絕對安全，但長遠卻損害了社會活力，也不利於執政者爭取民心。

   在改革開放初期和90年代，中國官方和民間也有不少人對放松管制和對外開放表示質疑，擔心“顏色革命”、“精神污染”、“里通外國”等。在加入世貿等談判時也有反對聲音。但鄧小平等改革派領導人沖破阻力，包括大量派遣留學生赴外、吸引外商投資等跨境交流合作。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些自由開放措施是利遠大於弊、完全應當且早就應推行的。中國人民在自由開放中受益良多，不僅富起來了，也有了更多機會和選擇權、眼界更開闊、生活更有尊嚴、對未來更有希望。

   而排除功利性的目的，保持國家內部的自由與對外的開放，保障公民各項權利不受侵犯，本就是合理與必要的、不應隨意以其他理由損害與剝奪的。如人們可以自由出入境就是人身自由和遷徙自由權的要素；允許媒體展示社會黑暗面和批評政府，高校暢所欲言，也是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要求。

   當然，一切權利自由確實也要有前提和附加條件。但附帶的條件應合情合理、符合憲法和法律、出於公共利益、經民主程序決策制定。不可為少數人狹隘利益、為體制安全穩定，而過度管制、對一切事務上綱上線，以至嚴重侵害公民基本權利自由、影響經濟社會發展、打擊中外人士對中國未來的信心、損害中國國家形象。若逆勢而行、強制限制公民自由、開“改革開放”的“倒車”，政策制定與執行者自身的權威與信譽也受損害。

　回到出入境新規問題。因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對外交流密切，許多人都有必要且頻繁的出入境需求。加強出入境管制，會導致許多不便，也增加了政府管理成本，還損害中外人士對中國繼續保持開放與發展的信心。所以加強管制既不合各方利益，也與公民權利自由存在沖突，應考慮未來重新修訂。即便因規定已出台、木已成舟，一時不能撤回，但在執行中也可選擇更加寬松。

回顧江澤民其人其事

中國從保守到開放過渡年代的掌舵者、褒貶不一的中共黨首、功過參半的專制領袖
    2026年8月17日，是已故的前中共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代國家領導人江澤民的百年誕辰紀念日。8月中旬，中國官方展開一系列紀念活動，如央視播映長篇紀錄片《江澤民》、預備召開緬懷江澤民和頌揚其功績的會議等。而民間對江澤民及其執政時代的回憶與議論也再度燃起，褒貶不一，但積極評價顯然較多。

    江澤民的人生經歷，可謂豐富和多有轉折。他出身於既有革命烈士、又有漢奸叛徒的家族，他的學生時代是在日本侵華時期的日偽統治核心區度過，就讀於汪偽管轄的南京的中央大學。江澤民經歷民國短暫還都與敗退，成為紅色中國的工程師，又因緣際會的從政且平步青雲。1989年6月下旬，即1989年民主運動被鎮壓後不久，在那個中國變遷轉折的關鍵時期，在鄧小平等人支持下，江澤民取代趙紫陽，成為了中共的總書記，直到2002年卸任。關於更詳細的江澤民生平和細節，羅伯特·勞倫斯·庫恩的《江澤民傳》等作品有記述，在此不加贅述。本文主要評論江澤民執政的內外政策及其利弊得失。

   江澤民擔任中國領導人之時，中國正處在內外交困、人心迷惘、社會動蕩不安中。當時多數中國人也並沒有對這個新的中共總書記抱有什麼特別的希望或厭惡，不少人還將其看成無關緊要的過渡人物、台前的“政治木偶”。江澤民也不像毛澤東鄧小平等人那樣的中共革命元老，黨內資歷和地位都不很高。不過，江澤民憑借對鄧小平的忠誠、又規避了之前中共黨內保守派與開明派的鬥爭、也未直接參與六四鎮壓而沾染污名，最終從只有部分權力的領導人變成全權領袖、鄧小平的正式接班人、中國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

  本來江澤民並不願意加快改革，還準備部分退回到文革之前毛時代的計劃經濟模式和斯大林式政治體制。他想以此爭取中共保守派的支持，以及與趙紫陽等開明派劃清界限，強化中共統治。但鄧小平力推加大經濟改革同時政治保守的二元路線。江澤民領會到鄧小平的意圖，很快改弦易轍，追隨了鄧小平的路線。

    當時的中國剛經歷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又逢國際上的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正在繼續改革開放還是轉向封閉保守的岔路口，最高層的決策將決定之後幾十年中國的命運。後來的人們都知道中國選擇了在經濟領域堅持開放並加快和擴大開放進程、政治上保守化和強化專制、文化上有放松但仍保持控制的路線。決定這樣路線的首要人物，確實是那時尚未完全退休、威望很高的鄧小平。但江澤民無疑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鄧小平既定路線加以繼承並發揚。

    如果說1989年之後決定堅持改革開放路線的主要決策者仍然是鄧小平，加入世貿組織、讓中國融入全球化，江澤民無疑是最主要的決策者。當時中國的保守左派，以“損害國家獨立自主”、“影響本國工業農業”等理由反對中國“入世”，還指責支持“入世”者“賣國”、是“回到解放前”。但江澤民頂住反對聲浪，全力支持入世談判，最終讓中國成功加入世貿組織，並成為其中最重要的經濟體和參與者之一。

    之後的二十多年，中國經濟騰飛、成為第二大經濟體、民生也顯著改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國加入世貿和全面參與全球化及國際分工，讓中國作為“世界工廠”變得繁榮富強，中國人也以更低廉價格和便利買到外國產品。這也反過來證明了“入世”的正確。更深遠的影響是，中國從孤立於世界變得成為“地球村”的一部分，無論之後中國與西方如何沖突，雙方不再可能真正“脫鉤”和徹底對立，這利於中國和全世界的和平與繁榮。

    江澤民對於中國對外開放的功績，不止是加入世貿。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成功舉辦、浦東新區全面開放、成功申辦奧運會和世博會、中國與美國關系幾經波折仍保持友好合作，都和江澤民的努力分不開。尤其是在1990年代美國和西方一度對中國強硬制裁、發生了“銀河號”事件、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中美南海撞機事件等情況下，江澤民沒有領導中國轉向全面反美，還緩和了與美國關系並加強經貿與文化合作，這是很不易的。

    在其他外交政策上，江澤民一方面繼續毛鄧對日友好爭取日方經濟技術支持的路線，同時在對日關系上如日本侵華歷史等問題上，也表明態度、守護了中國民族尊嚴。包括國軍老兵在內的抗日老兵、日本強征的勞工和慰安婦等受害群體得到關注，也是在江澤民執政時期尤其中後期。但在1998年印尼排華屠殺中對華人華僑遭強奸和屠殺的不作為，還與印尼改善關系，又是一個污點。在當時美加澳等國都批評和制裁印尼情況下，中國的沈默格外令人痛心。江澤民時代中國與歐洲及亞非拉各國的關系取得了較大進展，尤其商貿合作明顯增多，“中國制造”大規模輸向海外。

   在國內政策方面，江澤民對於中國經濟、軍事、制度、法律等方面的現代化、體系化、專業化有著重要貢獻。經歷“文革”等動蕩，中國許多領域曾長期處於混亂、無序、低效的狀態，改革開放初期也沒有足夠的精力和條件改正。江澤民時期這些才得到改觀。減少“外行領導內行”和政治幹擾，由技術官僚治理各地和各行各業，也是江澤民時期推行和成型的。這對中國的發展建設大有裨益。

    中共黨和中國國家領導人的任期制、和平穩定的輪替制、高齡官員及時退休，也是江澤民時期成為慣例的（雖然江澤民卸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後仍繼續擔任了兩年軍委主席）。江澤民時期中共高層也實現了一定程度的集體領導，曾經根據個人威望與“革命老資格”決定排位和權力大小的人治模式，也逐漸演變為官僚按照職位各司其職、專制下的某種“法治”和規範化。

   還有，“科教興國”的提出讓中國教育與科技領域得到更多政策和資金，是中國崛起的關鍵因素。許多貧困家庭子女獲得受教育機會、改變了人生命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質量和效率也因此得到提高。軍隊經商並借助軍隊權勢與民爭利這一改革開放後突起的亂象，是江澤民努力遏制而銷聲匿跡的。“三個代表”思想為中共在和平與發展時代保持合法性提供了理論依據。江澤民時期中國基層（村級）的自治與民主選舉上有一些積極成果。1998年長江等地洪災中，江澤民親臨一線指揮抗洪，努力維護中共與群眾團結一心抗災的形象，就事論事也是值得讚揚的。

    另外特別值得提及的，江澤民是一位頗有個性的領導人，如會見外賓與出訪、在國內各地視察時常常出口成章、英法俄日等多種語言使用流利，詩賦與典故信手拈來。而他接受美國記者華萊士訪談及“斥責香港記者”的“名場面”，也被廣泛傳播、反覆品評。這些反映江澤民確實很有才華、思想也較為開放。這樣的中國領導人，比循規蹈矩者有更多親和力、更易得到國內外的好感。這也是江澤民在民間有不少“粉絲”的原因。

    當然，江澤民執政時期也有黑暗一面，制造和加劇了若幹弊病。如農民貧困和遭受層層盤剝，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直到胡錦濤時期才取消了農業稅及附著的其他苛捐雜稅。工人下崗也導致許多悲劇和苦難。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貧富差距也在拉大，腐敗愈演愈烈。環境污染問題也越發嚴重。中國長期的重理工輕人文、硬實力提高而軟實力不足，在江時代也更固化。江澤民主張“悶聲發大財”，官方引導、暗示、激勵民眾為發家致富不擇手段，導致中國人理想主義和公共責任心的消退（相對於六四事件之前）、社會道德的墮落，尤其精英階層向“精致利己主義者”的蛻化。

   更糟糕和根本性的，是中國政治改革在江澤民時代處於停滯狀態，沒有像1980年代那樣多的自由，也沒有邁向民主，還強化了中共黨對中國的專制統治和權力壟斷，沒有其他黨派或個人可與中共分享權力與政治競爭。“三個代表”在強調黨對國家和人民的責任同時，也意味著中共壟斷了中國國家和人民利益代理人的地位，且是在並未被人民自願授權下強制“代表”的。

    雖然江時期有一些細微的制度和司法改革與進步，但不能掩蓋整體上專制定型、拒絕民主化的狀況。在各項制度和政策正規化和完善帶來發展進步同時，也逐漸建立起了系統性的政治鎮壓和社會控制體系，並由其後任胡錦濤和習近平加以強化和完善。對於法輪功等特定群體過於殘酷的鎮壓手段，對許多政治犯的拘捕、縱容地方政府對維權民眾的迫害，以及西藏問題上的強硬態度，也引發了廣泛的人權批評和負面影響。也正是江澤民時期確立經濟開放同時政治保守的發展路線、取得成功，讓中國錯過八九六四及蘇東劇變後中國民主化的關鍵窗口期和機遇。對於關注人權問題、希望中國政治多元化和實現自由民主的人們，這些當然是不幸的。

   江澤民時期也是“中國模式”的成型期。“中國模式”即政治專制與經濟開放並行，以高壓統治維持穩定、鎮壓反抗者，利用“低人權優勢”的廉價勞動力發展生產、取得對外競爭的相對優勢，經濟成果可以增加財政收入和改善民生，也提高了國力，反過來又反哺了專制統治的穩固、中共特權階層的利益。到了胡錦濤和習近平時期，“中國模式”日益完善和鞏固，並向國際輸出。這樣的“中國模式”有利有弊，影響覆雜，詳情筆者另有文章述評，在此不展開議論。

   江澤民的功過及那個時代的是非，不同立場的人、站在不同角度看待、截取不同片段和側面，得出的結論難免不同。如果不談民主專制這一政治問題，而更多從功利和中國發展角度，在內憂外患夾擊、前路不明的1990年代的中國擔當領袖的江澤民，推動中國經濟開放與對外和平友好、堅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把貧困混亂、相對孤立、動蕩多年的中國帶向逐漸富有、穩定與可預測、融入國際、現代化的新時代，功勞苦勞都是不可抹除的。

    江澤民繼承了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又為後來胡錦濤時期的持續發展繁榮和習近平時代進入綜合國力強盛的狀態奠基，從務實立場看算是中國過渡時代合格的掌舵人。可江澤民也是鞏固六四鎮壓後中共專制統治、讓中國錯過民主化、放任和加劇腐敗及底層農工苦難、鎮壓異議者的獨裁政權魁首。江澤民對其卸任後至今中國的專制和人權問題也需要承擔一定的責任。他有功有過，思想開明、頗有才能，但又熱衷權力、維系專制，客觀的說算是功過參半。

    就在江澤民百年誕辰之際，江澤民擔任中共總書記和中國國家主席時的搭檔–中國前總理朱鎔基於8月12日去世。相對於江澤民活躍於外交、軍事、意識形態領域，朱鎔基是中國內政的具體操作者。他以鐵腕改革著稱，促進了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一定程度打擊了腐敗，讓中國度過改革開放後經濟頗為困難的一段時間。但他的改革也頗有局限性並帶來各種負面影響，如加劇下崗潮、農村官民矛盾劇烈等。朱鎔基的改革也是鮮明的人治壓倒法治，並不能為中國帶來長治久安。朱鎔基與江澤民一樣，都是中國改革開放和六四後重要的過渡人物，有功有過。

     江澤民出生在動蕩的民國、成長於日寇鐵蹄下、在紅色中國憑能力、機智、運氣一路登頂，以96歲高齡逝世，參與並見證了近一個世紀中國的變遷。江時代在政治上雖然是保守和缺乏自由民主的，但比更封閉保守的習近平時代以來的中國要多些自由開放和民主氣息。一些人讚美江澤民，並非認為江澤民多麼偉大，只是今日中國有更多弊病、更讓人失望，也就懷念過去有著希望與向上趨勢的年代，並借此表達對現實的不滿。當下中國社會各界尤其民間對他有褒有貶、多數較正面的評價，正是“老百姓心里一桿秤”，也映照出今日中國人對堅持改革開放、反對封閉與倒退的真摯願望。

跨越百年，中國商人的選擇與命運

從張謇、盧作孚、陳嘉庚等“實業救國”的民族資本家，到許家印、肖建華、王健林等充當紅色權貴奴仆的“高級白手套”
     8月20日，前中國著名企業家和中國首富、於2023年恒大集團日落西山時被捕的許家印，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詐騙、行賄等罪名判處無期徒刑並沒收全部財產。這位曾經春風得意、在中國政商界叱咤風雲、民間也頗有名望的前首富，如此的結局令人頗為感嘆。關於他的人生故事和是非，已有不少人評價，筆者不想贅言。筆者聯想到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許多知名的資本家、企業家的命運，以及不同時代他們身份的變化與境遇的差異，就在此做些梳理和評述。

   中國近現代的資本家階層，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打開國門、與外國通商。這客觀上促成小農經濟的瓦解、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誕生。伴隨著中國工商業的發展，也就出現了資本家和企業主。這其中分為官辦企業的經理人和民營企業的掌門人，前者的代表是盛宣懷，後者的典型是張謇。

    相對於盛宣懷以高級官員職務督辦企業的身份，張謇雖也有官身但屬於真正主理企業的商人。張謇創辦了大生紗廠及其他若幹以輕紡工業為主的企業，成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重要奠基力量。而推動張謇積極建設工廠、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動力，是他及中國人面對中國內憂外患、與西方在經濟與技術上巨大差距下形成的“實業救國”思潮。

   “實業救國”思潮是與“民主共和”思潮並列為清末民初兩大求變的主張和潮流。面對積貧積弱的中國現狀、與西方列強全方位的差距，一些人強調政治制度和思想觀念的變革，一些人注意到中國在經濟與科技上與西方的差距、西方憑借工商業發展稱霸世界的“奧妙”，決心在中國發展獨立自主的工商業，包括開辦工廠、鉆研技術、發展貿易，來改變中國落後的面貌和貧困的民生，拯救國家和國民。“實業救國”主張者在工業和商業中更強調工業、制造業，因為這是生產實物，也更利於強國富民，而非商業那樣主要重視流通和投機、少數人暴富而對大眾利少弊多。這一點判斷非常準確和深刻。

    “實業救國”和“民主共和”二者並不矛盾，當時許多有識之士包括張謇同時在推動這兩大目標。在興辦實業同時，張謇還開辦學校、擔任清廷和民國的重要官職，推動國家建設。不止張謇，其他許多清末民初的俊傑，也都在“實業救國”思潮的感召下，興辦企業、開設公司、經營商行，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起到推動作用，這些資本家及其骨幹及廣大工人，也都是中國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組成部分。

    張謇之外，其他知名的民族資本家包括身兼化學家和企業運營者的侯德榜、“面粉大王”榮宗敬榮德生兄弟、“船運大王”盧作孚等，都在各自行業取得巨大成就，成為中國近（現）代化過程中各工業領域的開創者和領路人。另外在南洋的許多華人華僑商人，如經營橡膠為主且跨行業經營的南洋華僑陳嘉庚，無論身份認同還是與中國本土工商業及國家命運的聯系，也都算作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成員和重要組成部分。雖然相對於同時期英法德俄等傳統列強及後起的日本強大的工業水平、龐大的工廠，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及其工業成果相對薄弱微小，但總也是從無到有的逐漸發展壯大，並為未來與列強競爭打下基礎。

    這些民族資本家不僅興建工廠、經營商業，還廣泛參與到政治及社會建設中。如這些資本家都高度重視中國教育發展、興辦新式學校，張謇創辦了今覆旦大學前身的覆旦公學，並參與創建同濟大學前身的同濟醫工學堂，民國時的國立中央大學、上海商科學校、南通大學等諸多高校，都有張謇參與創辦和發展。而陳嘉庚則創辦了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為東南地區及華人華僑的教育事業做出極大貢獻。其他民族資本家也都或多或少參與了中國教育建設。

    張謇等資本家也創辦和資助了若幹現代醫院及幼兒救助機構。如張謇創辦南通醫院和育嬰堂；盧作孚建設了重慶北碚的醫院、公園、圖書館、科學院等一系列公共機構和設施；榮氏兄弟建設了大量道路橋梁；他們也都在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社會救助、科教發展等各方面做出了貢獻。在當時非常貧窮落後、大多數民眾缺醫少藥、文盲遍地、政府救濟體系失效及腐敗情況下，這些民族資本家的社會建設起到治病救人、啟蒙大眾、引入西方先進技術和經驗的重要作用，並且形成示範效應，促進了全國範圍的社會現代化與民生改善。

   這些民族資本家也積極參與政治，在推動國家民主法治、抵抗外國侵略中起到重要作用。張謇在清末就力主國家立憲，建立虛君的憲政民主制度。當滿清保守貴族阻撓憲政、擠壓民主時，張謇又轉向同情革命、讚同共和。民國建立後張謇對於南北合議、北洋民主運作都有貢獻。他擔任農林總長和水利總裁時也利用國家權力推動民生建設。後來目睹官場黑暗，張謇又辭職而全力投入實業，直到去世。

  抗日戰爭爆發後，漢族和中華民族面對生死存亡之時，民族資本家紛紛慷慨解囊、組織人力物力，支援抗戰。如陳嘉庚為代表的南洋華人工商業者，為抗戰捐款捐物，捐助了大量飛機、大炮、醫藥、橡膠等各種重要軍民物資，成為貧弱中國抗戰的重要資金和物資來源。盧作孚等在中國大陸的民族資本家也全力配合抗戰，捐出輪船用於軍事，不惜傾家蕩產也為國家民族奉獻。

    在清末至民國這個歷史大轉折、內憂外患交織、中國從積貧積弱走向強大、從黑暗走向光明的過程中，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為中國做出了重大而獨特的貢獻。許多民族資本家們有著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天下為公”的公共意識與社會責任心，利用其學識、財富、影響力，不僅發展工業，還在科教文衛各領域做出貢獻，彌補了政府的不足，為貧窮蒙昧的中國帶來希望。在日本侵華的危急時刻，民族資本家毀家紓難，舍小家為大家，犧牲了辛苦掙來的資財為全民族抗戰做出卓越貢獻。

   清末至民國的民族資本家，雖然與政府及官員有著密切關系，一些人自身就是官吏，但也保持著較大獨立性，而非成為政府和官員的“提線木偶”。相反，民族資本家還能成為監督政府的重要力量。雖然也不宜過高評價民族資本家的獨立性與貢獻，但與幾十年之後紅色專制下的資本家們相比無疑要獨立自主的多、責任感和貢獻要大的多。

   尤其需要注意到的是，清末和民國的中國民族資本家們，是處在一個極度貧窮、愚昧、腐敗，內憂外患嚴重到亡國滅種狀態環境中的。他們所作所為放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或21世紀的今天的許多國家，算不上特別驚艷甚至是某種常態。但在當時中國特定的環境下，其開創性和勇氣、需要克服的困難、對社會的貢獻，都是價值重大且不可替代的，是值得敬佩和景仰的。

    這些民族資本家兼具中國傳統士大夫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與責任心，也熟悉和信奉西方傳來的民主憲政現代思想；既追求政治上的民主法治，又深知興辦實業發展經濟對國家人民的重要性；既有理想藍圖，又有行動力。他們與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鄒容等革命家和政治家，魯迅、章太炎、梁啟超、胡適等思想家，一樣的偉大和對中國變革發展有著重大貢獻。那個時代是不幸的，民國國家也是不幸的，但也給了這些民族資本家施展才能的機遇。

    本來，這些民族資本家的努力已經讓中國見到國家獨立自由、政治民主、經濟富強的曙光。但可惜的是，抗戰結束不久內戰爆發，1949年中國大陸落入中共之手。一些民族資本家被中共的統戰宣傳誘惑，投入中共懷抱。如盧作孚、侯德榜、陳嘉庚、樂松生等，積極支持“新中國”。他們被毛澤東和中共承諾的“新民主主義”路線，以及保護民族資本主義、善待民族資本家的許諾迷惑，自以為在新中國會讓他們更有用武之地、施展才華的平台。

   但很快，朝鮮戰爭爆發、中共加快國內鎮壓“反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進程。許多被指控不肯支持戰爭、投機倒把的資本家被抓捕、批鬥，資產被沒收。盧作孚、冼冠生這兩位知名民族資本家都在1952年自殺身亡。在當時的“三反五反”和“三大改造”中，還有大量資本家和商人自殺或被處決，以及更多人雖保全生命但資產遭沒收、幾十年努力付之東流。

    隨著中國大陸的共產極權化，毛澤東領導的中共發動的三大改造運動讓民族資產階級幾乎被消滅，民族資本家要麼死亡、身陷囹圄、失落無聞，要麼在中共體制內擔任一些技術性職務，在嚴密管制下作為體制的“螺絲釘”存在。民族資產階級及資本家這個階層和群體，在毛澤東時代已消亡。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名義下，堪稱中國現代化脊梁的民族資產階級被摧毀。且這並不是和風細雨的，而是暴風驟雨、伴隨血腥暴力的。而文化大革命期間，許多本來逃過一劫起碼保住生命的民族資本家，慘遭批鬥，又有許多人被打死或自殺。其中“同仁堂”掌門人、1949年後一度擔任北京副市長的樂松生，在1968年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是最知名的例子。

    1976年毛澤東死去、文革結束，並逐漸平反包括民族資本家在內的各種在“前三十年”被迫害的人。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但這時，萌芽於清末、壯大和輝煌於民國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已幾乎被徹底消滅，灰燼已不能覆燃。而民族資產階級中的扛鼎者們–民族資本家，大多數已經以各種不幸方式死去，活著的也貧病交加。他們的子女大多並沒有得到資源和能力的有效傳承，許多在民國時響當當的企業和商鋪已化為煙塵，無法恢覆。即便有一些名義上得到恢覆，也已經沒有當年的企業文化、商號信譽、產品品質，空有舊名字與軀殼罷了。

   從毛時代結束、改革開放啟動至今，中國又誕生了一批新的資本家、商人、資產階級。但他們從立身根源、價值觀，到行為和影響，都與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本家們大不相同了。

    簡而言之，改革開放以來新興的資本家們，是嚴重缺乏獨立性、高度依附於體制和權力階層，並服務於官員在內權貴，而極其缺乏自由民主精神、為公共利益奉獻的願望、促進社會進步的意願與能力的。雖然他們也會做一些公益與慈善活動，包括投入基建、興辦學校和醫院、造福家鄉等，但僅止於純粹的經濟和物質層面，而沒有像民國時民族資本家那樣在其中加入思想啟蒙、社會更新、地方自治等成分，對社會的益處也就大打折扣。

   在專制極權下的資本家，不僅沒有自主性、不能也無意願促進社會進步，還必須緊密靠攏當權的官員、與權貴階級保持密切關系，才能保障自己的富貴和安全。幾十年來中國官方曝出無數腐敗案件，官方的通報往往就是官員被商人“圍獵”，“喪失理想信念”、“腐化墮落”，似乎是因為商人的賄賂造成了官員的墮落。但實際上多數情況下因果關系是相反的，是官員憑借權力巧取豪奪，明示和暗示商人賄賂，迫使資本家們上貢金錢和美女及其他賄賂。如果商人不肯賄賂官員、不利益輸送，那經商可謂寸步難行。

   無論是成克傑、慕綏新、白向群這樣的“封疆大吏”，還是一些不知名、層級低但擁有關鍵權力的鄉鎮書記、科長股長，都可以輕易利用權力讓商人就範、提供賄賂。中國官方反腐也經常提及“老虎”（高官）和“蒼蠅”（基層官吏）。在沒有民主法治、也沒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環境，無論大資本家還是小商人，既缺乏合法保護自身權利的方式，又無法抵御擁有權力的官吏的壓榨。許多人從被迫賄賂轉向主動與官員結交並“上貢”。但無論被動還是主動，根源上都是專制下商人高度依附權力的體現。

   而還有一種商人，則與權力的關系更緊密、對權力的依附更深，乃至就是權貴的直接代理人。這樣的人被稱為“白手套”，即為權貴代持公司企業及其財富的人。而許家印正是最著名和典型的人物之一。

   許家印早年確實是白手起家、從農村一步步憑努力勞動和經商富起來的。他出身河南農家，後來成為工人，再後來辭職下海經商。早年經商的成功也是憑自己的能力和膽識。但再後來，他創建廣州恒大、一路拿到各種令其他商人艷羨的資源、一路成為中國房地產巨頭和中國首富，就絕不是純粹憑自身努力，而主要是靠其背後的權貴支持了。

   中國權貴階層，廣義的包括中共各層級官員和公務員，以及各行業精英與既得利益者。而狹義的權貴則指那些掌控中國國家命脈、在某個或多個領域說一不二、家庭背景往往是早期革命元勳的、在媒體輿論甚至官方報告中的鮮少出現、但大權在握的那些神秘的、半公開半隱身的人物。其中包括與中國國家最高領導人、中共政治局常委與委員、各行業尤其經濟軍事與資源領域的頭面人物是親屬或親密友人關系的人。

  正是有這樣的人支持，許家印才能拿到其他商人拿不到的資源，包括珍貴的大城市地皮和商業開發許可、吞並其他企業、上市融資一路順風。而各地官員不敢難為他，當然也是靠了後台的支持。而這些權貴當然不是好心的無條件支持他，而是以許家印將利潤分紅給這些權貴為前提的。或者更準確說，許家印只是恒大及其他相關財富的代持者，而非真正的擁有者。他不是真正的總裁，而只是實際的CEO和名義總裁。其背後的人隨時可以將他“拿下”，許家印當然只能乖乖聽話。雖然恒大的具體運作許家印有自由裁量權，並非提線木偶，但在利益分配（或者說分贓）時決定權卻在背後的權貴們。

  在各種商業項目中，土地及房地產是利潤最高的。許多樓盤本身的建設成本，只有售賣後價格的20%-50%，利潤由地方政府及開發商背後的權貴所得，用於支付建築材料和建築工人的成本費則是很小一部分。而誰可以拿到地、誰來開發、利潤如何分，都是在權貴及政府與商人的黑箱中進行的，根本不與大眾討論和共享。許家印的恒大也正是在房地產上的“開疆拓土”中崛起，其他商業項目如餐飲、體育、娛樂、汽車等全都以房地產業的利潤為基礎得以發展壯大的。而許家印當然也從中分得一杯羹，並且享受了若幹年的高光形象和首富聲名。

   但沒有商人長盛不衰，更沒有一直增長的行業、永遠在漲的房價。隨著經濟下行和房價暴跌，恒大面對著危機並最終破產。權貴們當然不會將錢財返還，破產的代價由包括購買“爛尾樓”的民眾、投資恒大的其他商人和股民、放貸給恒大的公私機構與個人負擔。而許家印享受了“白手套”的好處、一度風光無限，出事後也要承擔風險的後果、作為“替罪羊”，給各方及社會大眾交代。許家印從得勢到失勢，從眾星捧月到身陷囹圄，也就不到20年，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無論其興還是亡，也都只是作為權貴的“白手套”、“高級打工人”，而從沒有自己真正的獨立性與人格。

   這樣的“白手套”當然並非只有許家印一人。例如另一個“地產大亨”、同樣多次登頂中國富豪榜首的王健林，同樣是權貴的“白手套”。如《紐約時報》就報道王健林與包括習近平家族在內多個中共權貴家族來往甚密，他被廣泛認為是中共紅色權貴家族財富和生意的代持者。雖然王健林曾對此作過辯解，但綜合各方信息仍可判斷其長期為中共權貴服務。這樣的“首富”資產並非真的都屬於其個人，大部分資產都是其背後的權貴家族所有，他自己只被權貴分出一杯羹作為其報酬。許家印王健林等人也都比其他非“白手套”的商人更缺乏自主性，因為後台從選擇時到扶其上位後都要保證其聽話服從。

   另外的地產大亨王石、流亡美國且因詐騙入獄的地產商人郭文貴，也被認為是“白手套”。許家印、王健林、王石等人及其背後勢力熱衷房地產及各種投機、輕視實業，也是難以長久的重要原因。這也反映“實業救國”先驅的明智和今日權貴與商人的急功近利。無論這些“白手套”還是其背後的人，也都不在乎國家利益和民生福祉，只知道借權勢和機會巧取豪奪，不惜拉擡房價、讓人們掏空錢包成為“房奴”。而當年“實業救國”的民族資本家則努力生產國家和民眾需要的貨物，與當今這些權貴與商人又形成鮮明對比。

   而多年前已身陷囹圄的前商人徐明、肖建華，是被更明確揭露為“白手套”且已落馬的人。徐明是曾擔任大連和重慶市委書記的薄熙來的“白手套”，隨著薄熙來落馬而落馬。徐明雖只被判四年半有期徒刑，卻於出獄前因病死於獄中，並引發死於非命的猜測。而肖建華1989年時作為北大學生會主席，反對民主和力挺中共，獲得青睞一路發達，其執掌的“明天系”企業集團也一度風光無限。但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下，肖建華失勢，在香港被捕並被帶回中國大陸，被判刑十三年。二人都曾靠投機和“抱大腿”得勢，卻也都有失勢被捕的一天。他們出賣了良知追求名利，最後不僅沒能富貴終生，還在殘酷的權力鬥爭中失去自由，生死全憑他人決定。

（關於許家印、王健林等人“白手套”及為紅色權貴服務問題，因為涉及大量黑箱交易、不為人知的情況，筆者當然無法直接和完全確證這些事實，只能根據既有公開信息和合理邏輯推測。筆者無法確保這些推測百分百正確，但顯然有理有據而非造謠誹謗）
   當然，“白手套”並非這寥寥幾人，權貴也並非都在中央層面。廣義上說，中國各地方、各市縣鄉村，都有類似的“白手套”或相似的官商關系、權力與資本關系。而那些不算“白手套”的商人，也都要向有權勢的人輸送利益。面對權力，資本家只能卑躬屈膝，而無法反抗。除非一些資本家找到更大的靠山、更有權勢的官員，才能去抵擋甚至報覆那些低於更大靠山的官吏。這些商人出賣自己的人格、自主性、道德，以換取榮華富貴和安全，且有時仍難免被拋出作為“替罪羊”而不能善終。

   在高度的依附於權力、處在專制極權下、缺乏民主社會公民教育的資本家和商人，也很難有意識和能力像民國的民族資本家們那樣，去啟蒙大眾、推動公民社會、為弱勢民眾代言、自主的參與政治等。大多數中國知名企業家，如馬化騰、郭廣昌、宗慶後等，都恪守作為企業家的“本分”，不越雷池一步，以求自己榮華富貴。

   也有一些企業家，試圖突破各種明里暗里的“紅線”限制，利用其資本和影響力做些想做的理想主義的事，但後果往往是嚴重的。如著名企業家馬雲曾積極就公共議題發言、有參與政治的傾向，後來就被封殺和打壓，近年雖覆出但已低調許多。而更進一步批評政府、試圖為民主政治和公民社會做些事的，如王功權、孫大午、李懷慶等，直接身陷囹圄（其中王功權短暫被拘捕後獲釋，孫大午和李懷慶被判處長期徒刑）。還有一些企業家避免觸碰政治、而做些非政治的獨立公益、常常就社會議題發言，如曹德旺、陳光標、於東來等。他們有一些貢獻，但若不能參與更敏感的公共議題和政治事務，就必然成就有限、難以再有進展。他們有民國時期關懷大眾的民族資本家的潛質，卻沒有後者的外部條件。

   另有一些不參與政治，但“不夠安分”及觸及權貴利益的商人，如牟其中、褚時健、蘭世立、顧雛軍等，紛紛身陷囹圄，也更加震懾了其他商人小心翼翼、不敢得罪權貴及中共黨和政府。這樣背景下商人們都努力保護自己身家性命，更無暇關懷公共事業和民生疾苦。

當代中國資本家與民國時期民族資本家們在身份、觀念、行為上的巨大差別，正是因為政治制度和社會環境的不同。民國時期中國雖不完美、問題很多，但有比現在好的多的民主自由和社會開放度，國家愛人民，人民也愛國家，勞資矛盾雖然激烈但也得到一定調和（尤其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資本家們也有公共意識與責任心。雖然那時也有官商勾結，還有兵匪侵擾，但資本家們的獨立性更強、能更加自主的決定自己的命運。且如果沒有日本侵華和中共奪權，統一中國的國民政府會讓民族資本家得到更加安定自由的生存空間和發揮潛力的平台。

   已經過去的歷史、已發生的事，都無法挽回了。但對於當下和未來，包括資本家/商人/企業家們在內的中國人，還都可以做事和謀求改變。中共的極權專制讓資本家在內的中國各身份群體都在缺乏安全感、命運被權貴掌控、沒有自主和尊嚴的狀態中。中國每年大量官員落馬，總難免有企業家因行賄等罪行牽涉其中。不賄賂寸步難行，賄賂則成為腐敗官員的共犯。那些白手套們一時風光，也有很大概率身陷囹圄。

  最近幾年，因為中國經濟下行、財政緊張、各地政府收入吃緊，許多地方政府尤其公安部門開始對有些資財的富人加大壓榨力度，甚至對遠在千里之外的企業和富商“遠洋捕撈”，不惜動用酷刑讓商人們“吐出”錢財。中國工商業者的處境日益惡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普遍有著較多財富、豐富閱歷、較好的學識、廣泛人脈關系的中國的資本家們，應當利用自身優勢，努力以各種手段瓦解專制統治，促進中國走向自由民主法治。這既有利於自己，也有利於中國各階層的人民，以及中國國家民族的未來。

  總之，當今中國的資本家/商人/企業家，以及社會各界精英，應當了解和學習清末和民國時期中國民族資本家們以天下為己任、有責任感與擔當、愛國愛民的情懷與行動力，為了自己不再卑躬屈膝、依附於人、擔驚受怕，也為了更廣泛民眾的利益，努力以各種直接與間接、勇敢和巧妙、堅定又靈活的方式，去改變如今不公不義的中國，爭來民主法治、各階層公民權利自由得到保障的真正的“新中國”。

朱鎔基改革爭議：國企下崗工人的悲劇與工農差別下農民更沈重的苦難

8月12日，中國前總理朱鎔基去世，也引發了對其執政期間一系列改革措施的爭論。其中最具爭議和負面後果的，是推動國企改制，導致數千萬工人“下崗”，失去了“鐵飯碗”。這些失業者普遍處境悲慘，許多家庭陷入絕境。對此，有人認為是經濟轉軌的“必要犧牲”，有人覺得過於殘酷而侵害了工人權利。不過爭議者都承認改革導致了一部分前國企工人的苦難。

     在討論下崗工人苦難時，也有人注意到和提及，相對於長期有“鐵飯碗”的工人，同時期的農民處於更加貧困、權利和保障更少的狀態。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就形成了壁壘森嚴的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並影響之後幾十年中國不同階層人的命運。當時中國全面實行公有制經濟，幾乎所有工業企業都是國有企業，所有工人都是吃國家財政飯的國企職工。在“統購統銷”等計劃經濟政策下，擡高工業品價格而貶低農產品價格，形成“工農業剪刀差”，以積累資金促進工業化及養育工人，農民則成為付出代價的犧牲者。

    在1950-1980年代那相對貧困的幾十年，從事制造業、居住在城市的工人階級及其家庭，享受到相對較好的醫療、住房、教育、養老等保障，終身端“鐵飯碗”、“吃公糧”，工人退休或病亡後還可以讓子女接班。國企也沒有績效考核要求（或流於形式），計劃經濟與封閉狀態下不需要與其他企業競爭。除非“反革命”等政治問題，無論工人是否怠工或者打架鬥毆，國企一般也不會開除工人。這導致工人普遍的效率低下、人浮於事、“跑冒滴漏”、產量低而質量更差、生產成本高而產量低。而一切成本與損耗，都由國家財政“兜底”，不影響工人收入和福利待遇。

     而同時，占當時中國人口約80%、居住在鄉村的農民階級，則幾乎沒有任何工資和社會保障（或者說只有名義上的和非常稀薄的支持），還要承擔繁重的農業勞動義務，以及“交公糧”（即實物稅）。農村還時常發生饑荒，一些人活活餓死，或因營養不良及其他疾病死去。而當時工人和農民之間幾乎沒有流動，身份世代傳承。少數農民可以以臨時工身份參與工業活動，只能得到少量報酬而不享受正式工人的薪酬和保障。還有戶籍體制從制度上固定了人們的身份和歸屬，限制了人們的流動。著名學者和社會活動家梁漱溟曾形容說“（建國後）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管制松動，農民可以分田單幹保留餘糧，還能通過副業、經商等致富，還可以通過高考改變命運，但擺脫貧困、階層躍升的是少數，諸多限制和負擔仍然壓在農民身上。而工人也一度仍然捧著“鐵飯碗”，但效率低下，產品質量差而缺乏競爭力，工人及其家庭享受的福利也成為巨大的財政負擔。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發展有限，人均GDP甚至一度有所下降，一是與人口迅速增長有關，二就是低效而消耗嚴重的國企拖累了發展。對外開放、參與市場經濟和國際競爭的中國大陸，不僅工業品質量差，成本還更高，根本無法與港台及外國競爭，虧損嚴重，並由國家財政埋單。而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內外交困下的中國財政幾乎崩潰、物價飛漲，經濟危機嚴重。

   正是這樣的背景下，朱鎔基推動了國企改制，淘汰低效的企業，對工人也“優勝劣汰”，導致了下崗潮。下崗潮確實讓許多本來有著穩定生活、衣食無憂的工人如墜入深淵，全家陷入困境，有的窮困潦倒，甚至從事性工作糊口，還有的自殺身亡。而下崗安置過程中的腐敗、本就有限的安置費用被貪污等，也加劇了下崗工人的苦難。另外國企改革及下崗也存在許多不公平，如許多屍位素餐的國企管理幹部反而未被裁撤，無權無勢的一線工人下崗比例更高。這些問題即便過去很久，也仍然應當被記住、正視、批判。

   但同時，筆者也很想強調，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相對工人更苦難的農民階層，更需要加以關注和同情，他們的境遇更需改善。而且在之前幾十年里，工人的較好待遇的代價，正是由農民所承擔的。國家通過工農業“剪刀差”，人為壓低農民勞動價值供養工業生產與工人福利，讓農民長期處於貧困、缺乏基本保障、權利受侵害、負擔沈重的狀態。1970年代末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考察農村，發現農民竟然衣不蔽體、沒有褲子穿，全家男女老少擠在昏暗狹窄的一間破房里居住。1978年王震等中共元老考察貴州等地，發現農民生活還不如1936年紅軍經過時的民國時期，許多農民吃不飽飯、吃不起鹽。

    中國農民的窮苦和遭受壓迫，在改革開放已進行20年後仍然存在，如分別在1999年和2003年出版的陳桂棣所著《淮河的警告》和陳桂棣吳春桃合著的《中國農民調查》，就詳細而深刻揭露了中國農民的苦況。2000年，湖北一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告訴朱鎔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當時央視“焦點訪談”也常報道農村幹部腐敗、亂收費、侵吞農民補貼，以及農民的冤屈。基層官吏與黑惡勢力勾結，以各種名目壓榨農民、欺淩農戶，官民矛盾十分尖銳，一些地區如江西豐城還發生了暴力抗稅事件。

    農民的負擔之一就是需要繳納稅賦，不僅要交農業稅這個“正稅”，還要繳納“三提五統”等苛捐雜稅。農民付出多而獲得少，國家財政更多用於補貼低效虧損的國企、負擔大量工人及其家人的工資和福利。當然農民的稅賦並非僅用來供養工人，中共黨員幹部、公務員、軍警、事業單位職工等也是農民供養對象和負擔來源，但1950-1980年代數量格外龐大的國企工人，確實占據了稅賦消耗的相當大的比例和負擔。

   這樣的情形顯然是畸形而不可持續的，也是朱鎔基決心改革的原因之一。裁撤低效國企和遣散部分工人，不僅是刺激競爭和經濟發展，也是減輕財政負擔也即減少農民負擔，以及有更多資金和力量解決三農問題、改善農民處境。在許多低效國企破產或人員縮水同時，大批民營企業建立，許多農民進城打工。雖然農民工保障遠不及國企工人，卻仍比純粹務農收入更多、生活更豐富。扶貧開發、農業補貼、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也逐漸鋪開。

    在這些措施下，農民終於從極端貧困中擺脫，逐漸實現溫飽甚至走向小康。胡錦濤溫家寶時期廢除了農業稅及附著的其他雜稅，並發放更多補貼，農民負擔大大減輕，也與朱鎔基時期改革的方向和基礎有關。而且國企改革也增加了國企效益，經濟發展也反哺了國企及職工，許多工人比改制之前收入更高、保障更豐厚，一些下崗工人也得到再就業、獲得更多收入和新的人生。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發生劇變的蘇聯和東歐各國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也經歷了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國企私有化，也有許多工人“下崗”與貧困化。其中有些國家如捷克、波蘭等國在改革中較好保障了工人權利，而俄羅斯等國工人損失更嚴重。但無論哪種情況，這些國家工人階級（包括其家庭成員）長期占人口多數，農民是少數，起碼二戰後沒有對農民的持續剝削。所以對這些國家而言，給予工人保障和補償是應當的。但中國直到1990年代，工人階級仍然只占人口不到五分之一，農民仍然是多數，對工人優厚無疑會導致農民得到更少（甚至失去更多），工農存在明顯的利益沖突。

    朱鎔基及其後繼者的改革和社會形勢變化，導致的部分國企雕敝和下崗潮，對下崗工人確是悲劇，但國企改制和裁汰低效企業和人員，無論從全局利益還是占人口多數的農民利益都是必要的，也縮小了工農之間、城鄉之間的差距。下崗工人從幸福墜入苦難確實不幸，但農民在之前幾十年里都在極端貧困中掙紮。即便經過朱鎔基改革，工人尤其國企工人的待遇仍然遠好於農民及農民工，下崗工人也比農民有更厚的家底、更好的受教育水平，農民中貧窮者數量和比例都更高。

     到了今天，中國農民平均每月也僅有120人民幣養老金，遠低於平均2000人民幣的國有企事業單位退休職工，更低於月退休金數千至數萬人民幣的幹部和公務員。農村老人因貧困、疾病、家庭矛盾（家庭矛盾往往也是貧窮等引發）等原因自殺現象至今也相當普遍，如學者以湖北京山和遼寧莊河兩地為例，系統性記錄了農村老人自殺的悲慘境況及其普遍性。農村婦女自殺比例長期以來也顯著高於城市女性，也高於城鄉男性，這也是多重壓迫和貧困所致。農民的苦況顯然不亞於下崗工人，且苦難更普遍和持久。只是人們更容易關注到曾經既得利益者階層墜落的動態變化，而容易忽視長期處於下層和困境中“靜態”的弱者。

    近三十多年來，反映下崗工人境遇的影視劇、文學作品已有不少，包括《鋼的琴》、《漫長的季節》等藝術水準很高且頗有知名度的影視劇。但反映人口更多、苦難更重、受苦更久的農民的影視與文學卻很少，尤其高質量又為大眾熟悉、直觀反映農民苦難史詩的影視劇作更是幾乎沒有。這一定程度源於反映工人苦難的作品審查尺度更寬松、對農民苦難題材審查更嚴，也在於工人及其親友有更多文化藝術資源，而農民相關資源貧乏、缺乏發聲機會。這也反映了話語權的不對等、農民相對下崗工人更加邊緣和“失語”的現實。當一部分人苦難被關注、另一部分人苦難被忽視，也會影響社會對不同群體的評價、關懷、幫助。

    有所欣慰的是，近年在討論下崗潮及工農城鄉關系時，越來越多的人注意並提及了農民長期遭受的不公平對待，以更全面的視角看待下崗潮的背景和當時中國各身份各階層的處境。只是這些為農民打抱不平的議論，主要集中在網絡平台的評論中，以及少數嚴肅枯燥的社科研究著作，而缺乏文學作品和影視劇等更加“正規”的演繹和具大眾吸引力的表達。或許未來會有這樣的作品產生，但在嚴格的審查制度、農民自身發聲能力弱的情況下，中短期內看不到這樣作品出現的可能性。

    筆者無意否定一部分工人遭受下崗和面對的苦難，也認為國企改革應當更加人道、妥善安置和補償受損的工人，不能直接拋棄，對安置費用被貪污等犯罪更應打擊。最好的改革結果是各方都受益、盡可能沒有人受害。但現實里改革往往難免一部分人遭受損失。而改革是否必要和值得，就要看情理上是否應當改革、對更多人利益是好是壞，綜合考量和判斷。就朱鎔基的改革，雖有粗糙和激進之處，整體而言仍是必要和有益的。

    人們看待各種改革的利弊、人群的得失，不能局限於一隅和少數人，而應更加全面、平衡、公允，兼顧不同群體的利益和關切。若人們僅僅看到一面而忽視另一面、關注一部分人而遺忘另一部分人，只看到改革對某些人的好處或壞處，忽視它同時對於另外群體的利弊益害，就未免偏頗和不公正。中國農民從古至今都是中國勞動最辛苦、受難最嚴重、話語權最微弱的群體，他們的生命與尊嚴與下崗工人等其他身份與階層的人一樣寶貴，他們的苦難也應被看到、聲音也該被傾聽、利益也需被考量。

泥石流災害凸顯中尼官方對待輿論態度差異

8月26日，中尼邊境發生極其嚴重的泥石流災害，迄今已確認超過900人遇難，還有超過5000人失蹤且生還希望渺茫。而死亡和失蹤者所處的受災區域，部分在尼泊爾境內，另一部分在中國境內。本次災害也引發全世界的關注。災害發生時由監控攝像頭、個人手機拍攝的災難視頻和照片也在各大主流媒體及Facebook、Instagram、X等社交平台傳播，頗為令人震撼。

    同時，如果仔細了解中國大陸媒體及中國“防火長城”內的互聯網平台關於本次泥石流災害的報道、信息傳播情況，就會發現其與尼泊爾及國際媒體的報道與信息播散的尺度、信息量、風格大不相同。

   在災區的尼泊爾一側，大量由當地人拍攝的災害來臨及災後的視頻與圖片，包括泥石流襲來時人們逃跑和房屋被摧毀、人們逃不過泥石流而被吞噬死亡、災後撈出大量渾身泥漿甚至肢體斷裂的屍體、一些人趁機盜竊去世者遺物、救援者救人的實時和細節等影像畫面，都出現了國際互聯網平台，並得到一些大型媒體轉發和報道。國際媒體也在災後幾乎暢通無阻的在尼國境內災區采訪，拍攝了許多震撼人心的畫面、獲取了地震第一手資料。還有不少泥石流災害中的幸存者，發布帖子和接受采訪，講述驚魂一幕和僥幸逃生的經歷。

     但在災區的中國一側及中國大陸媒體平台上，只有災害剛發生的一天內在社交平台出現不少受災時的沖擊性畫面，但之後至今這些視頻全都“消失”，被刪除或不再能打開，新的類似視頻也無法再上傳、傳播。雖然在微博、小紅書等平台仍然能夠刷到的一些災害畫面，但基本已沒有例如泥石流沖擊居民點、挖掘出遇難者屍體這樣的畫面。那個流傳甚廣、極具視覺沖擊力的泥石流將吉隆邊檢口岸吞沒的視頻及相關截圖，也無法在中國大陸的社交平台上看到。搜索“中尼邊境泥石流”、“吉隆口岸”等，只能搜到央視、新華社、紅星新聞等官方的主流媒體相關報道和視頻，而看不到個人賬號發布的相關視頻和圖片。事發當地受災者、親歷者的口述聲音也幾乎消失。

    中國官媒確實對本次災害有報道和畫面放出，但其中很少有泥石流沖毀居民點的畫面，更沒有遇難者屍體等畫面。官媒視頻中，除了少數經過審核並裁剪的災害現場畫面，主要是展示解放軍等救災力量如何積極救援、黨和國家領導人多麼關心災害情況。被采訪的人也是官方挑選過，說哪些話提前安排好，並審核了采訪視頻後再於公共媒體播放的。偶爾有官媒視頻展示泥石流沖擊人群畫面，也是在表現邊境公務員勇敢引導群眾避險的場景且點到為止。而且小紅書等自媒體上有意留下一些官媒關於災害的報道，而不是搜索後完全不可見，也是有意的以此遮掩信息封鎖的存在，以少數官媒信息“越俎代庖”為公眾和主流聲音。

    官媒不僅壟斷了采訪報道權、畫面播出權，也選擇特定主題和攝影角度，控制了公眾可以了解到的關於本次泥石流災害的信息內容和傾向，也意味著間接控制了公眾對災害的看法和感受。官媒的報道集中於中央多麼關心災情、黨政幹部及軍警公務員如何積極救援，以及宣傳災害下的樂觀和積極性。而受災地區許多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個體故事、情感、訴求，則被壓制不得訴說、無處發聲，或只能按照官方的“劇本”講述，喪失了新聞真實性與個體獨立性。

    另外，因為“防火長城”的阻礙，除少數使用VPN“翻墻”者外，大多數中國大陸人並不能看到國際互聯網平台及發言，受災民眾也同樣極少專門“翻墻”發言者。“防火長城”及中國互聯網平台的封閉性，嚴重阻礙了中國民眾更自由和有影響力的發聲及與國際社會的交流。

    不僅輿論自由度不同，尼中兩國官方在對於災害及之後救援的透明度方面，也是頗為不同的。尼泊爾官方不僅沒有進行輿論控制，還實時更新遇難者數字和具體姓名名單，還公布遇難者屍體照片以供辨認身份。救災過程是對外開放的，並積極歡迎國際救援力量參與，本國民眾和各國媒體都可以在線查看或實地了解。而中國迄今沒有公開遇難者具體信息，死亡數字只有官方一個口徑且僅確認十幾人死亡，和失蹤人數相比差距過大，有故意壓低死亡人數之嫌。而中國的救援完全由官方主導和控制，任何民間人士和力量或境外人員和組織都不能參與，除官方許可的采訪外沒有任何額外信息透露。

    這場地跨兩國的泥石流災害發生後尼中兩國的應對，將兩國對於輿論、透明度、開放性的態度展露無疑。尼泊爾的應對態度在國際上並不出色而僅是正常社會的慣例，但卻反襯出中國極其保守的輿論觀、信息觀、安全觀，並暴露出中國執政者“穩定壓倒一切”的立場，以及對包括互聯網輿論在內社會一切的控制欲、控制力。

    不同於政治敏感問題，泥石流災害是自然災害。按照正常邏輯，執政中國的中共政權不必要有什麼顧忌。但為什麼中共仍然禁制災情信息自由傳播、封殺災害視頻呢？（雖然因災害發生於藏地，中共管控確有這方面考慮，但並非主要原因，內地發生災害一樣管制輿論和限制外媒采訪及獨立媒體人調查）

     這是因為中共執政以來的幾十年，尤其最近二十多年，非常強調“穩定壓倒一切”並為此不惜代價。中共在未成為執政黨的革命（造反）時代，非常熱衷並擅長破壞秩序和批判執政者，例如發動一系列暴動、開展地下工作、鼓動罷工罷課罷市、宣傳社會黑暗面和工農苦難等，不斷攻擊民國合法政府國民政府，批評執政的國民黨腐敗和黑暗。

   但1949年中共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後，就變得遠比國民黨更加強調穩定和對秩序的捍衛，以維護自身作為執政者的地位和利益。如在毛時代，為了避免饑荒民眾流散影響社會秩序和釀成暴動，解放軍和民兵阻止饑民逃荒，寧可迫使饑民餓死家鄉。在上級考察、外賓來訪時，又故意營造民眾豐衣足食、健康向上的形象，掩蓋人民的貧困和不滿，不惜組織和強迫民眾各種“演戲”弄虛作假，為了面子不惜“里子”的代價。這些也都是為了紅色中國的穩定及國際形象。

   而到了改革開放之後及發生1989年六四鎮壓後，中共又一方面發展經濟同時堅持政治專制，“穩定壓倒一切”又成了為政治專制和經濟發展保駕護航的手段。到了胡錦濤溫家寶時期，逐漸建立了系統性的“維穩”機制。而習近平執政後則大大強化了維穩機制及其力度。這不僅體現在對於涉政治敏感問題的禁制，還包括對於自然災害、治安案件、經濟糾紛等方面“維穩大於一切”的傾向。如發生p2p投資暴雷事件、校園霸淩事件、地震洪水等災害、惡性治安案件時，官方首先做的是封鎖消息、壓制受害者不許“鬧事”、將試圖維權尤其帶頭的人帶去警局“喝茶”甚至拘捕。

     更進一步，中共不僅恐懼那些糾紛事務帶來沖突，對於一切可能導致民眾負面情緒的信息都盡可能壓制而不予公開真相。如發生在2022年的中國東方航空5735號航班空難事件，根據各方消息已證實是飛行員制造的人為災難。這一事件並不涉及政治抗議或恐怖襲擊等因素，正常而言說明事實更有利於減少懷疑和陰謀論。但中國官方迄今拒絕公布調查結果，也壓制關於本次空難真相的討論（主流媒體無相關調查報道、互聯網上相關討論常被刪帖限流）。

    中共並非害怕公布空難真相會透露出什麼政治敏感信息，而是擔憂公開承認中國民航飛行員制造100多人遇難的事件引發負面輿情，損害中國穩定和諧的表面形象，以及可能引發的輿論對政府在內相關者問責等反應。或者更直接一些，執政的那些人就是不願意聽到看到壞消息（尤其人禍式壞事），更不願意將壞消息公之於眾。他們不僅無視公民知情權，還認為公眾知情不利於穩定和管理，也是給國家和執政者抹黑。久而久之，執政者還形成思維慣性，無論事情到底是否不利於統治穩定，都下意識的封鎖消息、控制輿論、拒絕公開透明。而且在執政者看來，“一刀切”的禁制消息，總是比透明開放更少風險。

    中共如此對待負面事件的信息處置、恐懼輿情、穩定壓倒真相，是與近現代以來國際社會的對待與處置方式背道而馳的。全世界各地都會發生一些災害、兇案、悲劇事件，但在占世界多數的自由民主國家，官方都並不會阻止相關的信息流通和新聞報道，只有在可能引發模仿犯罪或軍事機密等極少數特殊條件下才管制信息。對於絕大多數負面事件，都是聽憑媒體報道、公民傳播信息與議論的。而且越是負面信息，越是要保障透明度，政府也更需要向公眾保持透明、及時公開信息。正如前述的本次泥石流災害發生後尼泊爾政府所做的那樣。

    而國際主流社會尤其民主國家，對於負面事件及其信息采取公開透明的政策，既是出於保障公民知情權而遵守準則，也是更好的查明真相、救援難者、解決問題的方式。在正常的、民主的國家，公民本就擁有對於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務的知情權。凡是各種自然災害、治安事件、社會問題，公眾無條件的擁有從國家機構獲知必要信息的權利（當然涉及軍事機密或破獲案件前保密等情況除外，但只占極少數）。而同時，正是悲劇事件的詳情得以公之於眾，各方才能了解事故原因、悲劇緣故、是非曲直，以便於做出反思與改進，懲惡揚善、查漏補缺、治病救人。

   比如美國政府對於每起空難事故都會公開所有詳細情況和數據參數，包括那些人為故意造成的空難。加拿大媒體公司Cinefilx還可以拿到美國的數據和信息制作“空中浩劫”系列紀錄片。這些既揭露了事故真相、讓逝者得到某種告慰，也滿足了公眾知情權和好奇心，也有利於飛機制造商、航空公司、航空管理機構根據這些事故教訓做出改進、避免重蹈覆轍。他們也並不會擔心這些空難紀錄片會引發效仿（恐怖動機者效仿劫機或飛行員主動制造空難），即便有此副作用也仍然認為應公開真相。

    而媒體和個體記者/普通公民對於負面事件的調查、采訪、報道，同樣是民主國家認可並保障的權利。而且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權還被稱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權”被高度推崇。媒體揭露真相、批判邪惡，被廣泛認可是是捍衛正義的重要手段。而且越是負面事件、造成死亡等悲劇事件，也越會引起媒體注意和報道。而如果媒體調查遭遇阻撓，這本身就是重要新聞，還往往驅動媒體人更“逆反”的去調查真相、吸引更多人關注。所以民主國家普遍將媒體自由報道負面事件當成理所當然的事，歌功頌德、粉飾太平才是異常的、被唾棄、失去聲譽和觀眾市場的。

    不僅外國，中國曾經也存在新聞自由的時期和區域。如清末的租界及民國時代，報界普遍以針砭時弊為責任和榮耀。如在租界的《申報》與《蘇報》，以及中共執政前的《大公報》，都把批評當時政府、反映民眾疾苦為報道重點。如《大公報》曾報道1942年河南大饑荒，促進了國民政府對災民的救援。這也說明中國並非沒有擅長揭露時弊的媒體及新聞自由的可能。這些報刊揭露中國社會各種黑暗面，並非不愛國，而正是出於愛國愛民，才揭露黑暗、批判惡人和壞政府、推動社會有益的變革。可惜的是，1949年後中國大陸人民包括新聞自由在內各種權利自由，被中共所剝奪至今。但從全世界的趨勢看，二戰之後及冷戰後，實現新聞自由的國家地區越來越多，繼續控制輿論壓制自由的國家地區越來越少。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顯然是背離了世界發展的潮流。

    經歷長期的自由民主，包括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大多數國家地區已經將負面事件的信息公開、媒體報道，作為理所應當的事情。如果有人試圖阻止信息傳播、隱瞞真相，會遭受多方的批評和攻擊。這與把隱瞞事實、壓制負面消息傳播、阻撓甚至禁止媒體自由采訪的中國大陸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和強烈矛盾，並時常因此引發摩擦和沖突，以及導致外界對中國大陸的觀感惡化。

    最知名的一起因為對待負面事件及媒體報道發生分歧的事件，是1994年24名台灣遊客在大陸被殺害（另有8名大陸人也死於該案）的“千島湖事件”。這起事件本身是純粹的圖財害命的刑事案件，並無政治或族群仇恨動機。但後續中國大陸方面封鎖消息、拒絕透露案件情況，禁止包括台灣媒體在內各方媒體前往當地調查采訪，直到最後案件告破才向各方簡略通報。對於大陸警方、政府相關部門，這種不透露案件及進展情況、禁絕未允許的采訪報道、最終以官方通報“一錘定音”，也是處理各種案件的通例。

  但這就引發了台灣方面強烈不滿。中華民國台灣和中國大陸雖都是中國，但政治制度、社會風氣、對待案件和媒體的態度大不相同。那時的大陸經歷六四鎮壓，當然是中共專制、新聞自由受到壓制的狀態。而當時已實現民主化、且早就有較寬松的新聞和言論環境的台灣，已經形成了支持讚許媒體批判政府、揭露社會黑暗面的價值觀和風氣，並對壓制言論自由、損害新聞自由的行為非常厭惡。“千島湖事件”發生後，台灣民眾不僅因為24個台灣人死在大陸而悲憤，更對大陸方面封鎖消息、不公開案件進展、搪塞台灣、阻止媒體調查報道而憤怒。台灣官方和民間都譴責了中共執政當局隱瞞案件詳情、阻止媒體報道的行為。也正是這一事件成為台灣人從多數支持統一到多數反對統一的民意轉折點。

    這就是兩種不同都對待負面事件及輿論問題而沖突的典型。在中共執政者/中國政府看來，封鎖消息、禁止媒體、打擊傳言，有利於負面事件壞影響不再擴大、不被利用，受害者家人情緒也能得到安撫，也利於案件偵破不受幹擾，最終也會給台灣方面交代，本意並不算是壞的。但在台灣人看來，大陸這樣的行為顯然在隱瞞事實、阻撓真相揭露、剝奪受害者家屬及台灣人的知情權，還破壞新聞自由，是非常惡劣的行為。雙方的理念、訴求、關注點，對同樣行為的看法，可謂南轅北轍。而後來台獨思潮日益得勢、與大陸漸行漸遠，原因有多種，其中之一無疑是陸台在包括對待負面事件及新聞自由等問題上，顯著的價值觀及行為的巨大差異。

   這樣的觀念沖突還出現在如非典和新冠這兩次疫情時期。兩次疫情初期中國都選擇了壓制有關病毒出現及傳播的消息，對外“辟謠”聲稱無事發生或不需擔心以圖安撫民心、保持穩定。這導致疫情沒有得到重視和遏制，最終大規模爆發、更多人感染和死亡。而從疫情發生到結束，中國整體上都采取對相關疫情輿情的嚴密控制，避免出現批評聲音。對於異議聲音則由官方禁制加上政府支持者批判，如作家方方關於武漢疫情的《方方日記》因揭露疫情期間一些負面現實和民生困苦、批評政府防疫及救助不力，就遭到政府支持者大規模圍攻。

   兩次疫情期間中國的表現與民主國家傾向盡可能曝光疫情情況、讓民眾有充分知情權、公眾立場和社會氛圍傾向鼓勵支持批判政府的態度迥然不同。這也導致世界許多國家尤其西方國家對中國難以信任，因為缺乏透明度和高度管制社會本身就讓民主開放國家天然的警惕。反過來，許多中國人也將自由開放的西方社會看成混亂無序、政府無能。

這種中外差異反映了中共執政的中國大陸對於負面輿情的高度厭惡、對社會失去穩定的高度恐懼，並傾向於不惜代價控制輿論以保持表面和諧安寧的慣性思維與行為路徑。這樣的的慣性思維與行為路徑，貫穿了1949年至今中共的統治。當然具體說來，不同時期也有一些差異。如文化大革命時期曾一度鼓勵“造反”和“大鳴大放”，是較為特異時期。不過即便那時也嚴禁對毛澤東和中共政權進攻，還更殘酷迫害反共反毛人士。而改革開放之後和六四鎮壓之前，曾經有一段鼓吹揭露黑暗、宣揚自由與人性的時期。而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加強輿論控制，不過對於一些地方的、不損害政權根本統治的黑暗面會有一些監督批判空間。而習近平執政後則大幅強化了對負面輿情的打壓、對輿論的控制。

    在2003年非典疫情和2008年汶川地震期間，雖然中國官方也阻止媒體自由報道、壓制民眾聲音，但還是有一點揭露負面、張揚人性的空間。如當時還在央視的媒體人柴靜對於在北京小湯山醫院的非典感染者和救護者的報道，《南方周末》對於汶川地震中許多災害中的人性、生離死別、救援細節的報道，都頗為生動感人，而非照本宣科的讀稿、“形勢一片大好”的宣傳。而且當時無論新聞媒體、社會各界，乃至中共體制內，都有不少主張更多新聞自由、廣開言路、傾聽不同聲音的主張。

   但習近平執政後至今，雖然有限但相對的開放被扭轉向封閉保守，中共加強了對輿論的控制約束，改變了媒體和輿論的傾向和風格。如新冠疫情及前後幾次水旱災害，官方輿論已普遍變成為領導幹部歌功頌德、壓制負面信息曝光、宣傳抗災抗疫“贏了”的風格。2020-2025年中國多地水旱災害，包括2021年山西洪災等，媒體的關注和報道很少，以及許多高校縮小甚至取消新聞學專業招生，更反映了輿論管制強化下新聞自由和傳媒影響力的消逝。

   更進一步，官方還時常以“造謠”為名傳喚甚至拘捕傳播或評論負面輿情的公民，無論疫情期間還是近日泥石流災害，都有若幹民眾因涉“造謠”被拘捕。而事實上傳播負面輿情的公民並非惡意造謠，有些具體偏差也不至於構成違法犯罪。官方“上綱上線”的打擊“負面輿情”相關的“謠言”，反映了對言論管制的進一步強化、對異議和負面信息的越發不容忍。

    當然，如果從更深的根源挖掘，也可以看到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已形成與台灣在內世界多數國家地區不同的價值觀、治理模式、政策特性，以及形而上的思想和邏輯上的差異。在多數國家地區，事實真相和透明度本身就極其重要，且越是透明和多元、容許爭議，才更利於真正的互信與和諧。即便民主並不算健全、發展狀況還比較落後的尼泊爾，根據本次疫情也可看出有相當的自由和開放度。但在中國，則在中共塑造及專制保守傳統影響下，形成了以隱瞞事實、打壓輿論、淡化問題、“喪事喜辦”為特色的對待負面問題的方式。這逐漸超過了現實功利，成為從上到下約定俗成的、下意識的習慣行為。當然，最直接的原因，還是中共維護統治穩定和利益需要。（關於外國更開放透明、容忍異見及爭議，其實筆者個人在外國親歷一些事後，已經不能完全確認或認可。只能說一定程度還存在，但其實也是有門檻、選擇性、限制的。不過還是比中國的極權下輿論被更嚴格控制和打壓要好一些）

   中共為政權統治穩定，不惜代價控制輿論傾向和內容、打壓負面聲音、一切災難事故等負面事件信息由官方壟斷並阻止民眾知曉、阻礙媒體調查采訪。這損害了公民對公共事務及涉及自身切身利益事務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也不利於對真相的揭露、責任追究、反思和改進。而包括尼泊爾在內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地區對待災害的開放透明、以民為本（如公開遇難者名單以便查詢親人）、開放自由采訪報道的態度和行為，更反襯了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缺乏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民眾被剝奪知情權、真相缺失、謊言盛行的現實。

    筆者當然是希望中國官方可以改進對待負面事件及輿論的態度，更加包容異議和批評聲音，允許媒體和公民進行采訪調查和發聲。最起碼中國輿論尺度應該重新回到約二十年前，即對與政治關聯不大的社會負面問題有限放開報道和討論，以利於民眾了解重大公共事件的真相、讓逝者得到告慰、幸存者情感得到抒發、以及改進防災防害機制以亡羊補牢。讓人民說話、放媒體發聲，傾聽不同聲音，也有利於執政者改善形象，促進社會真正的和諧。但筆者也明白在如今中國的政治局勢下恐怕沒有這種向好改變的可能。而且若要實現真正的新聞自由，也只有中國基於普選和政治多元化的民主政治實現之後，才能真正存在。


西方社會對中共的誤解

中國的兩面性和覆雜性：成就和問題並存、經濟發展受益不均、民生改善同時階級分化和固化、高效率和較好治安有其代價、基建優秀但腐敗和浪費嚴重、反腐成為政治鬥爭和權力洗牌工具、高壓下表面和諧的族群關系脆弱性和潛在危機、西方白左和白右對中國的好感是判斷和寄情錯誤、外國人被優待下感知部分失真
這些西方人將中國視為美好的理想國度，是加了濾鏡、做了想象之後，得出的與事實相比頗有偏差的、真假混淆的圖景，也將覆雜多樣而棘手問題眾多的中國簡化和理想化了。對於中國的全盤污名化不可取，但美化為人間天堂顯然也不符合事實，並忽略了中國存在的各種或與西方不同或相同的問題和弊端。

1.中國確實在相當長時間里經濟發展迅速，但受益很不均勻，貧富差距拉大。迅速發展和財富增加也透支了人力和資源，人們陷入“內卷”式競爭。中國的工業、農業、生產、服務，各領域“內卷”都很嚴重，低價競爭損害勞動者權利，也不利於創新和良性競爭。

近年中國經濟發展進入瓶頸期，尤其新冠疫情和激進防疫政策嚴重挫傷了中國經濟民生。中國的階層也日益固化，經濟結構不良，內生消費不足。未來的中國已難以像過去幾十年經濟突飛猛進，而將陷入長期的緩慢增長、發展低沈狀態。

2.中國的地域差異、城鄉差別很大，各地發展水平、社會保障水平、民眾生活水平參差不齊。不同身份和階層的中國人在經濟發展中的受益度和損失、生活質量和體驗，是很不同的。北上廣的公務員和國企高管，與內陸民營企業員工、農民，幾乎是處在兩個不同世界的人。中國大城市精英階層的生活，也並不能代表中國人普遍的生活水平。中國中下層的相對貧困、過勞、壓力、焦慮，現實中的困難和精神上的痛苦，是相當嚴重的。

3.中國的科技比起改革開放之前是有較大發展，和西方的差距也在縮小，科技應用和普及也較好。但中國大多數科技進步還是較低層級、以效仿、利用、整合既有成果為主，缺乏獨創性和突破性成就，長期難以獲得較多諾貝爾獎及其他重要科學創新獎項，學術腐敗和造假也很嚴重。中國基礎教育較紮實，但創新創造力不足，“衡水模式”等高壓教育方式損害青少年身心健康。

4.中國官方和社會服務的“高效”，都是有代價的。中共和中國政府推行政策往往“一刀切”的極端，忽視民意和踐踏民權。如城市改造的“強拆”、計劃生育的“一胎化”、以城建和防火為理由驅逐“低端人口”、新冠疫情的“封城”等，都以損害人的權利自由達成某種目的。

官僚主義和瀆職怠政廣泛存在，尤其那些不被上層特別重視的政策更容易被拖延。黨政機構也缺乏監督、制衡、曝光，更難糾錯，受害者也難以維護權利。且好的政策高效，壞的政策也“高效”並帶來難以逆轉的惡果。

5.中國的腐敗當然很嚴重，打擊腐敗雖然嚴厲卻“越反越腐”、無法止腐，且反腐敗主要是權力鬥爭和政治洗牌需要，而非為公為民。反腐主要是依靠自上而下的清洗、采用非法治手段，而非以發揚民主、完善制度和法治反腐。

6.中國生活服務中的高效率和廉價，各種商品的琳瑯滿目且同樣廉價，確實讓富人和中產階級以及許多在華外國人受益，但這是通過壓榨外賣員、服務員、工人、農民等下位者（廉價勞動力）的利益和尊嚴、無視勞工權利、以“低人權優勢”所實現的。

中國醫療比外國效率更高，但這是非免費醫療篩除貧窮看不起病的人、醫院高度營利化為代價。另外中國大城市房價高昂，房價和收入比遠超其他國家。對於從事商貿和個體經營等工作的人，還有許多被“吃拿卡要”的“隱形成本”，以及殘酷的競爭性。

中國的高效率社會，對於富人是更便利舒適，對下層勞動者則是付出更多勞累，所得絕對值和與中上層相比的相對收入都很低、不匹配其勞動貢獻。

7.中國社會治安確實較好，但不必誇大且也有代價。在強調民主自由人權的國家，使用大數據和監控錄像的等工具維護治安和穩定，往往面對強調權利和隱私的公民團體反對和法律訴訟，而中國不需要如此。換句話說，中國社會治安好的代價是侵犯公民隱私和國家機器對公民控制力加強，既方便為治安抓人也方便為政治目的抓人。

而中國公檢法在權力巨大、缺乏監督的情況下，也經常濫用權力，制造冤假錯案，而受害者很難伸張正義。刑訊逼供等現象雖較過去減少，但仍有不少發生。國家機器可以輕易和不可逆的將一個人監禁和迫害致死。在中國人們面對黑暗，發聲權利是可以被輕易剝奪的。能不能發聲看勢力和運氣，許多人含冤而死卻無人知曉。這些是政治多元和媒體自由度高的國家很少發生的。

8.中國基建優秀也是事實，可這是以納稅人的錢進行建設，其中又有不少腐敗和浪費，獲利較大的是參與工程的少數人，也同樣壓榨了工人。過於依賴投資和基建，而公民福利保障被有意壓低，官方拒絕“福利養懶人”，導致消費不足，也不利於經濟協調和健康發展。

9.中國經濟是權貴資產階級操控的市場經濟，政治是保守派和技術官僚主導的專制威權，有些西方左翼把中國當成正統式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完全的謬誤。扶貧工作有作用但是有限的，中國官方和部分外國人都誇大了扶貧成就。

10.因為中國少數族群人口較少、政治體制傾向維持穩定，表面上看中國沒有西方那樣嚴重的內部種族問題，但實際上民族關系也很緊張，且隨著互聯網普及和民粹主義興盛讓民族問題比以前更激化。

中國官方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從歷史到當代、理論到實踐都有很大缺陷和漏洞，根本不牢固。新疆西藏政策也引發很多來自內外的反彈和批評。表面的和諧是高壓式治理實現，暫時的和平下怨恨累積，未來有爆發更大的沖突的風險。這種高壓管制和殘酷政策，無論從人道主義還是實用性，都不值得也不應該被他國讚揚和效仿。

11.中國既不是西方部分左翼想象的勞動人民至上、勞工神聖的社會主義樂土，也不是部分右翼認為的單一族群和秩序井然的民族主義天國。中國執政集團是實用主義的、穩定至上的、傾向右翼社達和激烈競爭、同時又保留列寧斯大林體制和若幹紅色元素的混合式專制政權，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都是工具而非真誠奉行的價值觀。

中共政權也早已放棄輸出革命和反帝，反對美國僅僅出於維護統治的需要，並不會真誠和實質的支持第三世界反西方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同樣是維系統治而利用，執政者並無真誠的對民族的熱愛與忠誠，也缺乏真正可靠的民族意識和系統理論。

12.一部分真的來過中國旅行和生活的外國人，其親歷也並不能反映中國社會的全部真實，相反有不少失真的體驗。

因為中國特殊的體制和內外政策，如從毛時代就樹立的“外交無小事”，改革開放之後為吸引外資和拉近對外關系，以及考慮國際輿論、外國政府和使館要求保護僑民的壓力等，中國官方長期對外國人以“超國民待遇”對待。中國民間也因官方政策、好客傳統和禮儀、利益需要等對外國人格外尊重和善待。其中歐美白人尤其受到相對優待。

所以，外國人尤其西方白人在中國往往較好的體驗，不能反映中國人普遍的真實遭遇。官方也傾向引導外國人看到中國積極正向的一面，而掩飾負面東西的存在。外國人看到聽到的，往往不是中國完整的樣貌和真實廣泛的聲音，而是“特供”給外國人的特定“中國形象”。

西方政府、部分西方人和社會團體及媒體輿論，對中國激烈批評以至過度和污名化，是不可取的。但那些對中國全是稱讚，或讚美話語壓倒性的超過了批評內容，忽視或回避中國存在各種嚴重問題的西方人及其觀點，同樣是不客觀的。無論是出於真誠的讚美，還是被利誘和欺騙，總之這些人所看到的並不是中國全貌，與全盤否定和污名化中國的人一樣偏離了事實。這客觀上幫助專制政權掩蓋了問題，遮擋了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慘況，放松了對龐然大物的極權的警惕，當然是不好的、不應該的。

傑瑞米柯賓

中國不是共產主義社會

近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得到美國總統特朗普熱情接待，中美關系明顯好轉。有人對此提出批評。如《紐約時報》有文章引述學者評論，特朗普一個月前還稱“共產主義是我國歷史上面臨的最大威脅”，但現在卻向強大的共產黨國家領導人“奉承討好”。還有不少評論者也對這一點提出批評。即特朗普一邊反對共產主義，一邊熱情接待世界最大共產黨的領導人。

    那麼，這是否反映了特朗普的自相矛盾、對共產主義抵制的不真誠？對此如何評價的關鍵，是中國到底是不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是不是實行共產主義相關政策，以及習近平及中共高層是否相信和奉行共產主義思想與原則？而這些本身也是非常值得討論、辨析的重要問題。

    需要前置並特別說明的是，中國確實是一個專制國家，中共也是壟斷權力的專制政黨，習近平是不折不扣的獨裁者。但專制獨裁與共產主義二者之間並不能畫等號，乃至屬於兩個不同維度的東西，只是有時會發生重合。

    何謂“共產主義”？如果準確而詳細的描述，是相當覆雜的。如果簡單而通俗的說，就是一切物質和財富極大豐富並公共化、按需分配、社會保障極其充分、消除階級和身份差異、沒有民族和國界的區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當然這是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的藍圖、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狀態，迄今並沒有任何國家或區域實現。

     如果將“共產主義”擴展到更寬泛的範圍，尤其西方資本主義所認定的列寧式政黨執政的，如前蘇聯和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模式，則這種“共產主義國家”包括國家經濟的全面公有化、計劃經濟模式、共產黨權力壟斷、對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抵制等。而中國毛澤東時代，雖不算馬克思式的典型共產主義，但其極左派的革命口號、土地革命、消滅私有制、計劃經濟、消除市場和私人之間商品交易的存在（僅存一些“黑市”、“地下市場”）強調階級鬥爭等，也可視為一種與共產主義接近的、某種社會主義模式。

    但無論按照哪種標準，如今的中國都不符合“共產主義國家”的定義和標準。在經濟上，中國實行的是市場經濟而非計劃經濟，所有制則是既有“國有經濟”又有私營經濟。而中國的“國有企業”並非真正的全民所有企業，無論從真正的所有權還是運作模式、利益分配，都是國家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企業。而龐大的民營經濟，包括私營企業、個體經營模式，都顯著的是非共產主義的經濟特征。中國經濟市場也呈現高度的競爭性，還有股市和各種投資平台，都是資本主義的特征。中國也早已放棄“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而是以經濟建設、發展生產力、促進國家強大國民富裕等為政策重點。

   在分配制度上，中國不僅不是實行高福利保障、平均分配、按勞動成果或需求分配，反而是全世界貧富差距最大、社會保障水平最低、不同群體享受的社保嚴重不均的國家之一。如中國基尼系數在0.45-0.6之間，貧富差距超過絕大多數國家；中國的國家幹部、職工、市民、農民享受完全不同的醫療養老等社保待遇，國家幹部退休金普遍達到數千至上萬人民幣，農民養老金僅100多人民幣。中國最低生活保障不僅額度低，也很難申請。包括習近平本人在內官方也多次明確宣稱中國“不能掉入福利主義陷阱”，崇尚個人奮鬥。

   在政治上，中國確實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壟斷權力，但卻並非是“共產主義專制”/“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個名稱為“共產黨”的龐大利益集團專權統治。其成員包括各領域的精英、既得利益者，並依靠技術官僚制定和執行政策。雖然在名義的意識形態上，包括中共黨綱、中國憲法，都宣稱信奉和準備實現共產主義，但實際政策卻是實用主義的，並不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約束和指導。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確實被用來為專制統治提供某些理論依據、作為宣傳工具，但僅限於特定範圍及“表面文章”。

    在文化、教育、社會生活等方面，當今中國整體上也並沒有顯著的共產主義特征。雖然官方仍然會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紅色歷史”等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相關的內容，但普遍流於形式，而非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日常中。雖然中國人大都接受過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相關的教育和宣傳，但這些教育宣傳也是表面化、形式化的，絕大多數人根本不會真正信仰，官方也並不要求人們去實踐共產主義。中國民眾普遍是實用和功利的，人生主要目標是為了金錢等利益，官員也熱烈追求權力等利益，而非共產主義目標。包括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內中共最高層官員，從其長期的言論和行為，也可看出其並非共產主義的信徒，而是以其自身及統治集團利益為根本目的的實用主義政治人物。

   甚至，中共執政集團對於一些真誠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人，還會加以打壓、監視、處罰。如北京大學等地的“馬克思主義學會”推動勞工權利和組織勞工運動，以及批判現執政當局的資本主義政策，還遭到取締、成員被約談甚至拘禁。2018年深圳爆發由學生和工人共同參與的工潮，遭受警方圍剿，最終被鎮壓。中共還將聲援中國國內勞工運動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團體視為“境外敵對勢力”加以污名化，阻止其對中國國內產生影響。即便是反對西方國家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現在的中共執政集團也將其視為不穩定因素加以監視控制、避免其具有推翻現體制的能力。

    當然，中共執政的中國“非共產主義”的特征及例證還有許多，因篇幅關系不再一一列舉。僅以上這些，就已說明當代的中國並非共產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也並不再實行共產主義政策。相反，如今中國有著許多典型的資本主義特征，且與西方19世紀的野蠻資本主義（極低的保障水平、殘酷的競爭、對民權的相對輕視、為發展忽視人權代價）有著諸多相似之處。另外中國的發展模式也象征性借鑒了新自由主義的若幹要素，摒棄自由民主成分而發揮其功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特點。

   至於與共產主義相近但不同、屬於共產主義某種初端形態的“社會主義”，中國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定義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並非列寧式的蘇式社會主義體制。反而是歐盟各國、英國、加拿大等較高的社會福利、法治和管制較嚴格、注重平等的國家，更接近一般意義的“社會主義”。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僅有名義的社會主義宣稱和列寧黨模式，在方針政策和其塑造的中國社會特征方面，與資本主義有更多共同點。

    所以，特朗普一邊猛烈抨擊共產主義，一邊對中共及其總書記習近平表達友好，是並不矛盾的。特朗普顯然認為中國不是共產主義國家，習近平也並非共產主義領袖，這個判斷是符合事實的。另一經常批評共產主義，同樣對中國有好感、與中國官方多有合作的億萬富豪馬斯克，其親近中共執政的中國也是類似的原因。馬斯克在中國開設“特斯拉”工廠，可以比美國更低成本、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還有中國富人龐大的市場需求。

   對特朗普及許多反共產主義者來說，古巴那種實行計劃經濟、限制市場和外貿、日常融入有濃厚共產主義宣傳教育的國家，才是符合其所認為的“共產主義國家”的。而且特朗普和許多美國極右派，還認為歐盟各國及加拿大等國，以及美國民主黨，實行的較高社會保障、對經濟和社會的若幹管制與規範、對少數和弱勢族群的平權政策、全球化理念等，是“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對這些國家、黨派、相關人物持非常負面的看法。這些才是特朗普極其支持者所認為的“共產主義敵人”及“共產主義”的同盟者。

    而且對於特朗普及美國共和黨人而言，美國民主黨及歐盟、英國、加拿大的建制派，才是最直接的利益沖突方、主要敵人，關系到自身是否能夠繼續掌權、是否能繼續推行不同於左派、建制派的政策。而中國、俄羅斯等國並非其“心腹大患”，反而在部分意識形態和利益訴求上有相通的、可以合作的空間。而中俄不民主也與特朗普無關，習近平和普京、金正恩這樣的政治強人還令一直希望壟斷美國權力、憎恨國內政敵的特朗普羨慕。特朗普曾公開讚揚中共在1989年鎮壓民主運動的“力量”，自然不致對專制有什麼惡感，羨慕強權者也順理成章。

    所以，中國雖是專制國家、習近平是獨裁者，但卻不是共產主義國家和共產主義信仰者。特朗普對中共政權及習近平友好，可以批評其崇拜獨裁者、忽視民主價值，但確實與其反共產主義立場不矛盾。特朗普、馬斯克等人不認為中國是共產主義國家，判斷也是準確的。

    但還有許多中國人和外國人，仍將已改革開放數十年、資本主義要素填充於中國各領域、共產主義僅剩一種口號、社會主義也名不副實的中國，當成“共產主義國家”，顯然是一種謬誤。這種誤解也導致了許多人對中國的判斷錯位，也偏離了中國需要變革和努力的重點。對於反對中共專制、習近平獨裁的中外人士，應該把反對專制極權作為重中之重，批判中共壟斷權力、壓制個人自由，而非圍繞“共產主義”大加撻伐。

傑瑞米柯賓

共產黨國家的本質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不僅誕生了蘇維埃俄國（蘇俄，後來又演變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這一由布爾什維克（俄共/蘇共多數派的稱呼）一黨專政的國家，還在之後幾十年（集中誕生於二戰後）催生了十多個相似的國家政權，分布在東歐、東亞和東南亞、拉美、非洲等多個地區。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波蘭人民共和國、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古巴共和國（1959年革命後）等。

   這些國家政權的特點是，都是由名義上信奉共產主義、尊崇馬克思與列寧、推行社會主義政策、高度組織化和集權的政黨一黨壟斷權力，而沒有真實和多元的民主政治。雖然這些國家憲法和制度都標明實行民主，但國內要麼毫無不同政治勢力，要麼只有一些擁護執政黨的“花瓶”式“衛星政黨”，而沒有真正立場不同的黨派、具競爭性的選舉。這些國家的執政者和執政黨，基本都實行極權主義統治，國民的各項權利自由都被剝奪或操於政權之手，沒有新聞自由、結社自由、言論自由等各項基本權利自由，連人身自由都遭受限制甚至剝奪。

   這些國家在經濟社會領域，同樣有頗多相似。這些國家（包括1976年及之前的中國）都是實行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壓制市場和自由買賣。部分國家還以配給制作為主要分配方式，個人需求由國家決定，且往往按照身份等級配給。在社會政策上對個人自由做出許多限制，人民必須服從國家政策，而不能自主選擇生活方式。

    籠統看來，這些國家沒有區別，都是列寧式紅色政黨一黨專制，以極權統治扼殺各項自由。但若認真詳細的了解這些國家的具體情況，就會發現這些列寧式一黨專制的紅色國家之間，是有很大區別的。更進一步說，這些紅色國家各自都保留了本國本民族歷史上的一些特點，並加以繼承和改造，與馬列共產主義學說結合，形成既有紅色國家共性、也有各自特異性的體制、政策、執政風格和社會特色。

     這些列寧式一黨專制國家，可以劃分為蘇俄類、東歐類、東亞（東南亞）類、拉美類、非洲類。不同區域類別的國家，有各自的特色。而若再細分到每個國家，也都有其特別之處。

蘇俄類：帝俄殘留、鐵腕統治、崇拜強人、人身依附、粗放發展
蘇俄類包括蘇聯的大多數加盟共和國，如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等。作為蘇聯盟友和“衛星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也可算作蘇俄類。

蘇俄類國家在其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各領域，都有較濃厚的俄國傳統和沙俄/帝俄體制殘留。在政治軍事上，強人統治和強人崇拜的歷史傳統，被蘇聯很大程度的繼承，尤其在斯大林時期。斯大林對內專制並制造“大清洗”、對外與德日作戰、與英美爭霸，都讓他得到“紅色沙皇”這一稱號。而列寧、勃列日涅夫、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雖無斯大林這樣強勢，也同樣有著沙俄皇帝的專制和帝國高官那樣的冷酷。蘇聯許多城市都以蘇共領導人和英雄人物命名，如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伏爾加格勒等，這同樣與帝俄時期以彼得大帝、蘇沃洛夫等英雄人物作地理命名相同。

蘇聯和帝俄一樣熱衷擴張和霸權，以暴力解決問題，讓國家強盛；也同樣因軍備和戰爭耗竭國力，導致政權垮台。俄羅斯帝國在一戰中損失慘重，誘發革命導致沙皇退位、帝俄終結。而蘇聯則在美蘇爭霸中過度投入於軍事，又入侵“帝國泥潭”的阿富汗，成為蘇聯解體的一大原因。

  在經濟上，蘇聯農村實行的“集體農莊”制度，與帝俄時期的村社制度和農奴制有不少相同點。例如二者都限制成員的人身自由，壓榨農民。只是人身依附的對象不同，前者是依附農奴主和帝俄政府，後者是依附蘇維埃政府和蘇共幹部。國家也都借助這樣的小自治體控制民眾、壓榨資源，而人民也都缺乏自由，需要依賴於官僚體制和具體的管理者。

    在經濟、科技、社會發展方式上，蘇聯也是粗放的、不計成本的。這往往導致投入大於產出、產品質量差、事故頻發等。即便科技水平和嚴謹度要求很高的航天領域，都經常發生事故、造成宇航員和工作人員喪生。相對於西方的工業品和消費品，蘇式產品也以粗制濫造聞名。

   在粗放發展下，蘇聯取得了一些進步，表面上與美國並駕齊驅。但實際發展質量和民生水平，與美國歐洲日本等有著巨大差距，甚至還不如本陣營內部的東歐部分國家。強大的軀殼下千瘡百孔、隱患眾多。這最終在1980年代的停滯期紛紛暴露，並促成了蘇聯解體，並為之後的俄羅斯和其他獨立的各前加盟共和國留下種種隱患。

   蘇聯的體制、政策、興亡軌跡，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對共產主義運動的預測存在很大差異，蘇聯自斯大林時期也很大程度偏離了列寧執政時的路線。而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也深刻影響了全球的共產主義運動，並促成若幹列寧斯大林式紅色政權的誕生。這些政權都受到蘇聯的列寧黨和斯大林體制影響，對蘇聯社會主義有效仿，有各有自身特色。

東歐類：較蘇俄類發展精細、體制僵化、自主性差、社會政策較開放
  存在於1945年之後至1989年蘇東劇變之時的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與蘇聯鄰近，一些方面也與蘇聯相似。但東歐類國家也與蘇俄類有所不同。

    相對於蘇聯及其多數加盟共和國平均水平，東歐多數紅色國家的民生狀況較好一些。其中東德（民主德國）的GDP水平、人均收入都列社會主義陣營最高水平。而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工業水平也較強，都有自己專長的工業門類和產品。例如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工業強國，在機械、汽車、軍工等方面有較大成就。而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國則側重農業。東歐國家的工農業發展比蘇聯精細，許多產品質量高於蘇聯。

    東歐各紅色國家（除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最突出的問題，尤其和中朝越相比，就是其自主性較差，重大事務都需要聽命於蘇聯。而拒絕服從蘇聯的，就可能招致蘇聯帶領其他國家施壓，甚至軍事幹預。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打斷，都反映了挑戰蘇聯權威導致的後果。東歐紅色國家在冷戰期間都與蘇聯共進退，蘇聯駐軍長期駐紮。這些國家雖然在名義和法律上是獨立自主的國家，實則受蘇聯控制甚深。

  而與蘇聯及其他各地紅色國家相似的，東歐各國同樣是體制非常僵化的。他們都實行列寧黨、斯大林體制、計劃經濟模式，經濟上的私有制和政治多元化都被禁絕。體制的僵化保守讓東歐各國經濟一直低迷，起碼比起西歐要差的多。雖然在歷史上東歐經濟都長期不如西歐，東歐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經濟也有發展。但冷戰時代東歐的體制主要還是拖累而非促進了東歐發展，尤其扼殺了活力和創造力，沒能在二戰後和平年代逐漸追上與西歐的差距，還固化了差距。

   東歐各國比起其他紅色國家，較好的一點是整體社會開放度較高，對待非政治方面的國民生活較中朝越寬松。比如東德、波蘭等國婦女權利保障較好，女性就業率、婚姻自由度，甚至還比西歐要好一些。人們的娛樂生活也豐富一些，而不像中國盛行要幹部做革命苦行僧、要老百姓吃苦、以苦為樂。東歐國家較好的物質條件和社會基礎，也利於民眾過上雖不及西歐和美日、但勝於第三世界各紅色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活。

    還有，相對於蘇聯、中國、朝鮮發生了多次大規模政治清洗和極端的政治運動，東歐各國相對平靜，清洗規模較小，政治相對穩定。民眾也較少被直接卷入政治鬥爭和連帶的迫害。東歐紅色國家民眾遭受損害最大的，還是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蘇聯入侵造成的死亡和被捕，其他時候沒有像蘇聯大清洗和中國文革及饑荒那樣的大規模迫害和死亡。

  正是這種“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以及勉強可以平淡生活的環境，讓東歐人在紅色體制下沒有受苦過多。其主要是受到政治限制而人身迫害少。這也是東歐劇變、各紅色政權垮台後，仍然有不少人懷念社會主義時代的原因。

拉美類：激進主義、注重平等、集權程度略低、與拉美歷史文化融合
   拉丁美洲的列寧斯大林體制政權，準確說只有一個，即1959年革命後的古巴。不過若放寬標準，智利阿連德政權、危地馬拉阿本斯政權，以及21世紀的查韋斯-馬杜羅政權，也可勉強算是社會主義色彩較強的拉美政權。另外還有若幹割據一方的極左武裝，如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秘魯“光輝道路”、巴西共產黨遊擊隊等，也能反映拉美列寧式紅色團體的特點。

   就以最主要的古巴為例，古巴社會主義政權的成立本身就充滿偶然和浪漫主義色彩。卡斯特羅兄弟帶領的革命軍從墨西哥出發時僅數十人，剛登陸古巴就損失慘重，只剩下不到20人。但機緣巧合的，這支小隊伍僥幸躲過政府軍多次追擊，又不斷壯大。革命軍英勇作戰，而政府軍兵無戰心，卡斯特羅兄弟及其戰友戲劇性的打垮了巴蒂斯塔政權，革命成功。後來，古巴又僥幸從美蘇博弈的古巴導彈危機中幸存和受益。

   可以說，古巴革命的過程和成功，本身就和拉美人崇尚的冒險、浪漫主義、神秘主義高度吻合。卡斯特羅和格瓦拉等革命者也成為崇拜對象。不過後來拉美其他試圖效仿古巴的極左革命勢力幾乎全遭失敗，包括勢力遠強於古巴革命軍的秘魯“光輝道路”。格瓦拉帶領遊擊隊員前往玻利維亞試圖重覆古巴革命也失敗，都反映了古巴革命成功是偶然的，失敗才是常態。

  相對於整體偏保守和極權的其他列寧斯大林式紅色國家，古巴政權的集權程度較低，卡斯特羅雖然威望巨大，但談不上獨斷專行，而能和中央政治局成員商議和集體決策。古巴也沒有發生殘酷的政治清洗，對於政治鬥爭失敗者往往是以邊緣化、令其退職告終。格瓦拉辭去部長職位而出走玻利維亞重新打遊擊革命，就與和卡斯特羅政見不合有關。

    古巴政權在經濟上因實行僵化的計劃經濟和遭受美國及其盟友制裁，長期低迷和發展緩慢。但古巴非常重視教育和醫療這兩大民生問題，投入財政的最大份額用於這兩方面，並取得不錯成就。古巴的識字率、人均壽命、人均醫生數，都高於拉美絕大多數國家，還超過美國。古巴政權確實實現了其革命前要人民都公平接受良好教育和醫療的承諾。這對於相比歐洲北美要貧弱的多的古巴，確實是了不起的成就。

    當然，古巴與其他斯大林體制國家一樣，政治上古巴共產黨壟斷權力，沒有黨外制衡力量和政治異議聲音，黨內民主是有限的。而經濟上的指令型經濟也壓制了活力，經濟結構也較為單一，並長期依賴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的援助。古巴革命者試圖建立既平等和公有制、又繁榮和有活力的經濟，結果當然是失敗了。古巴本身又是一個小國，其成就也是有限的。只有在國際舞台上的活躍，尤其派軍人、工程師、醫生援助他國革命，影響巨大，遠超其經濟體量。

   古巴不同於大多數列寧斯大林式紅色政權在建立後從革命黨轉向保守黨的情況，古巴政權仍然較多保留了革命的進步因素，比如種族平等、性別平等、國際主義等。古巴也與歐美左翼勢力（從極左到中左）往來密切，相互聲援。古巴還於2018年通過了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這些是普遍轉向保守化的其他列寧斯大林式紅色國家所罕見的。

   古巴共產黨政權及其他短期統治或割據一方的拉美極左勢力，普遍有著拉美特色，即較為自由主義和浪漫主義，集權程度低，對於平等、勞工、弱勢權利較在意。即便掌權，也不像中國蘇聯那樣逐漸保守化，而保留了較多左翼解放色彩，保持更多初心。當然，因為樣本較少，長期執政的僅有古巴一國，所以也不能斷言列寧斯大林體制在拉美就一定不會出現蘇聯中國朝鮮那樣的高度專制保守的情況。

   至於拉美其他割據一方的左翼勢力，則展現較多激進和暴力特性。如秘魯“光輝道路”和哥倫比亞的“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都以制造恐怖主義而知名。其襲擊對象雖主要是政府軍警，但也常常傷及平民。他們作為在野的革命力量，行為幾乎都是破壞而鮮有建設性成果。他們比革命成功前的古巴革命分子更強大，也更加暴力。但因為時勢變化，這些極左武裝最終都失敗了。而其日薄西山時，也是暴力最頻繁、傷害平民最多的時候。

   拉美共產主義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左翼思想在拉美有相當的群眾基礎。因為長期遭受美莊園主、資本家、軍人的統治和剝削，又遭受美國的霸權主義和間接殖民壓迫，拉美長期都有追求平等、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左翼土壤。共產主義運動曾在拉美得到廣泛支持。

非洲類：軍人統治、暴力較多、統治不穩定、“村社社會主義”模式
鮮為人知的，非洲其實也有不少宣稱信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列寧式紅色政黨和勢力，一些勢力還一度甚至長期掌權。例如1975-1991年的埃塞俄比亞，由門格斯圖為領袖的“埃塞俄比亞工人黨”及其軍政府“德爾格”統治。另外，親蘇的安哥拉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安人運）”政權、莫桑比克的“莫桑比克解放陣線（莫解陣）”等，也可以算作曾較明顯既信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又實行列寧黨模式和斯大林體制的政權。

   相對於蘇東、中朝越、古巴等統治整體穩定、黨指揮軍隊、軍人和黨政有所分開的情形，非洲這些列寧斯大林式紅色政權有更顯著的軍人政治特征，軍隊直接參與黨政事務，往往是“槍指揮黨”而非“黨指揮槍”，政權也都不夠穩定。即便是相對統治最穩固的埃塞“德爾格”政權，也面對叛亂四起、疲於鎮壓的情形。這些非洲國家雖然效仿了列寧式布爾什維克黨的強組織紀律，卻在實踐中難以達到蘇聯中國等的組織和控制力。其斯大林體制對國家的操控能力也較差，並不能在政治、意識形態、社會管制等方面做到紅色極權主義的無孔不入、無所不能。

   這也是非洲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政治和文化傳統所決定的。相對於其他州份，非洲因為長期遭受殖民，發展明顯落後，社會組織成熟度和治理能力一直較低。所以無論實行君主制還是共和制、資本主義制度還是社會主義體制，信奉的是自由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都表現更多不足和弊病，理念和政策難以充分貫徹，並保留強烈的非洲本地政治社會狀況的烙印。如非洲長期戰亂不斷，軍人直接參與政治普遍，在紅色國家也不例外。非洲各國政府中央集權能力差，部落主義盛行，即便建立列寧斯大林體制也仍然不能建立高度集權。

  除了這些列寧黨和斯大林體制的非洲紅色國家，非洲還有一種“村社社會主義”模式。這種模式以1950-1960年代加納領導人恩克魯瑪的主張和政策為代表，以反殖民、平等、人道主義、公有制為主要綱領，汲取馬克思主義思想但又加以非洲化。其體制同樣傾向一黨壟斷政治、民主集中制，與列寧黨和斯大林體制頗有類似。但相對於正統的列寧黨和斯大林體制，又相對溫和松散一些，較強調村社自治、保留傳統。

   “村社社會主義”曾在非洲風行一時，不僅加納，其他如幾內亞、坦桑尼亞、馬達加斯加等，也都以類似又有一定區別的方式，建設非洲式社會主義。這些非洲特色的社會主義，雖取得一些成果，但也都很有限，也並沒有根本的改變其國家貧窮落後的面貌。實行“村社社會主義”的這些非洲政權，也相繼結束統治。尤其1990年前後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這些非洲左翼政權失去外援，紛紛垮台。

   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和政權，無論實行列寧黨和斯大林體制，還是“村社社會主義”，本質都是非洲傳統和特色披上了“社會主義”的外衣，實際運作則更多依據非洲傳統和當地慣例。這些國家與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多黨制模式的非洲國家，相同大於差異，都有強烈的軍人幹政、暴力頻繁、腐敗猖獗、政權穩定性差等情形。

東亞類：極強組織性和高效率、高度集權和穩定性、強烈東方專制色彩和保守傾向、本土化和實用主義顯著
  東亞的列寧黨執政和斯大林體制國家，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雖位於東南亞，但也可勉強歸入東亞類。而1924年至1991年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則與東亞不相似，與蘇俄系更相似和關系緊密。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和1948年建國以來的朝鮮，有著非常多相似之處，幾乎是全世界集權程度最高、社會控制最嚴密的兩個政權。無論“老大哥”蘇聯還是東歐各國，包括“史塔西”嚴密監視國民的東德，其集權和社會控制力都難以與中朝相比。

   中國和朝鮮對民眾不僅是監視，還有廣泛的直接控制，戶籍制度是最具制度化的手段，又有國家強制力為後盾，將民眾固定在特定居所和戶籍地，人們沒有自由遷徙權，甚至出行都需要得到批準。今天的中國人們出行雖不再需要批準，但戶籍制度和網格化管理仍然將人們有效的加以監視控制。中朝也比其他紅色國家更難廣泛動員民眾參與政治任務、生產、救災、宣傳等。

  兩個國家在思想控制上也超過了蘇東國家。相對於蘇東國家對於非政治的文化藝術的相對寬松，朝鮮和毛時代的中國官方壟斷了傳媒和文化，不許獨立的文化個體的存在和聲音。即便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也仍然有相當龐大和嚴格的言論和文化審查體系。

  中共和朝鮮勞動黨兩黨也都實現了對軍隊的絕對控制力。雖然大多數紅色國家都實現了某種程度的“黨指揮槍”，但中朝黨對軍隊的指揮更加穩定。其中中國有效實現了黨滲入軍、黨在軍上、軍保衛黨，即以黨為核心的軍隊建構，並成功避免軍隊反過來威脅黨的統治。而朝鮮軍隊地位更高，國家軍事色彩更強。

   中朝兩國高度的集權、對社會的控制力，也讓這兩國紅色政權及整個社會異乎尋常的穩定。中朝兩國都曾發生過極為嚴重的饑荒，在正常國家幾乎必然導致社會劇烈動蕩和政權垮台。但中朝兩國成功控制了局勢，沒有讓饑荒演變為全國性暴動。而在日常兩國穩定性更強，無論和平抗議還是暴力事件都相對較少、被控制在特定的範圍，規模和影響力難以擴大。

  即便貧富差距懸殊、不公平現象嚴重，如中國如今基尼系數已超過0.45這個社會動蕩的紅線，但社會仍然相對穩定。不少觀察者主張的“中國崩潰論”總是預測失敗，原因就在於低估了中國官方對社會和民眾的控制力。朝鮮民眾從1990年代至今長期在饑荒狀態下，經濟極為雕敝，金家政權並沒有垮台，

   同樣是其高度集權、高強度社會控制、民眾原子化的結果。這樣強的社會控制很難在歐洲和中東、拉美、非洲建立起來，這些地區若發生相似的饑荒、貧富差距、經濟崩潰，必然伴隨社會強烈動蕩甚至政權垮台。而以這些地區“崩潰”的“常態”判斷中朝這樣的“異態”，自然就會判斷錯誤。

  中朝兩國紅色政權都有強烈的東方專制色彩，其統治從形式到實質都繼承了許多古代君主統治的內容。名義上，兩個共產黨政權都主張打倒傳統、反對專制，對古代王朝的腐朽落後大加批判。但實際上，兩個政權統治者都使用古代帝王的模式和權術統御國家、控制屬下。朝鮮金家更是實行了世襲制度，聲稱代表人民的革命領袖，蛻變為血統傳承的帝王。整個黨政體制與古代的官僚體制高度相似，紅色政權下新的階級分化也與古代等級社會相仿。

   同時，中朝兩個紅色政權也都表現出強烈的保守主義和反進步傾向。共產黨作為左翼中最激進勢力，本來是最主張自由解放、反對各種壓迫和束縛、革故鼎新的，如在性方面主張性解放性自由、支持女權和LGBT權利、主張少數民族自決權、反對傳統的忠孝和禮教綱常等。蘇聯和東歐各國共產黨政權大都延續了當權前推動的左翼解放路線，即便社會政策有部分保守化也是有限的。

    但中朝兩國在這些方面反其道而行之，或準確說早年支持婦女解放和被壓迫者反抗、打破舊世界，執政後逐漸轉向保守，反而壓制自由、規訓個人和弱者。如毛澤東時代中國抓“搞破鞋的（婚外戀者）”盛行，就與共產主義性解放主張相悖。中國在毛時代血統論盛行，改革開放後則各種傳統糟粕覆興。而朝鮮同樣在婦女權利、個人生活自由方面背叛承諾。這一方面也是中朝為代表的東亞系紅色國家與其他左翼黨派及政權差別最大的。

   在全世界各宣稱信奉共產主義、實行列寧黨專政和斯大林體制的國家中，東亞即中朝是和原教旨馬克思主義、蘇式“正統”社會主義差別最大、最具本土特色、在地化改造最多的。兩國不僅在具體制度與政策上與馬列主義及蘇聯體制有明顯區別，在意識形態上也加以中國化、朝鮮化，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主體思想”。前述的非洲系、拉美系紅色國家也同樣有明顯的特色化、在地化改造，但特色程度、與正統馬列主義和蘇聯體制的差別都不如東亞的中朝。

  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和朝鮮勞動黨統治的朝鮮，與其說是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如說是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傳統東方專制國家。它保留、利用、蘊含的本土傳統，遠多於外來的馬列思想和蘇式體制。如果說中朝兩個紅色政權早期還保留了較多外來的社會主義思想和機制，在政權逐漸穩定的之後數十年，就越來越多表現出本土化特征。

  如在制度上，中朝都充分運用了本國古代歷史悠久的君主專制體制及運行方式，以中央集權、科層等級、編戶齊民等保障統治的穩固；在價值觀與教育宣傳上，利用儒家法家的傳統保守主義觀念，確立等級秩序和下對上的忠誠，控制思想和人心；在對外問題上，始終對外部保持警惕而自守傾向，避免外部沖擊影響內部統治。還有許多領域和細節，都能看到這兩個紅色政權對傳統的吸收和借鑒。這兩個名義上反傳統的政權，實則都相當程度的繼承和利用了傳統。

   當然，中共和朝鮮勞動黨政權也並不純然是傳統專制政權，而是結合了傳統專制與現代極權，將古代君主專制制度與列寧黨斯大林體制相融合，成為超級強大的極權。對中共和朝鮮勞動黨，無論本國外國、傳統現代，一切利於其統治的都可以拿來為其所用。換句話說，中朝兩國紅色政權執政者，是世界各列寧斯大林體制紅色政權中，真誠信仰最淡、實用主義最強的。這也是其能夠熬過1990年代東方陣營劇變，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紛紛垮台之際，仍然屹立不到的主要原因。

東南亞類：受國際局勢變動影響大，在外來塑造與本土特色間搖擺，不同國家相差顯著
   還有一個區域，其社會主義運動及列寧黨政權的特征，非常獨特，即東南亞。東南亞的列寧式一黨專政紅色政權，包括迄今仍在的越共執政的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老撾人民革命黨”執政的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以及已終結的紅色高棉執政的“民主柬埔寨”和它的對立面韓桑林的“柬埔寨人民革命黨”執政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國。另外還有印尼共產黨、馬來共產黨、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等，雖沒有執政但曾頗有影響力。

   東南亞各紅色政權的最大特征，是其受到外部力量影響很大，外不幹預及若幹偶然性塑造了其政治特征和內政外交政策。如印度支那半島的激進左翼和共產主義運動，與法國有著密切聯系。越南共產黨及其政權的壯大，則與蘇聯和中國密不可分。越南作為小國卻能在局部擊敗法國和美國，就是因為有蘇聯和中國的援助。越南戰爭期間，越南和與西方左翼反戰力量關系密切，與國際共運緊密相連。

   但越南又不同於東歐國家那樣被蘇聯或其他“宗主國”類型的“老大哥”完全控制，又頗有自主性。如1973年越共與美國及南越簽署停戰協定，但越共最終撕毀協定統一全越南。即便蘇聯、中國都並不支持，越共政權仍然發動統一戰爭。後來中越矛盾激化爆發戰爭，同樣反映越南不願聽命於中國。所以，越南紅色政權的命運，搖擺在受外部力量影響和自身獨立自主之間。

   而越南鄰國柬埔寨，其共產主義運動的興亡和過程，同樣與外部幹預有關。柬埔寨共產黨創始人波爾布特等人，曾在法國留學，受左翼激進主義影響。柬埔寨共產黨原來還是越南共產黨領銜的“印度支那共產黨”的一部分，也曾受較強的越共指導。柬共同樣與中蘇關系密切，其中波爾布特等紅色高棉領導人親近中國，韓桑林等反叛紅色高棉的柬共人士親近蘇聯和越南。

   另一相對不知名但統治很長久的老撾紅色政權，同樣卷入印支半島政治風雲和全球共產主義運動。老撾政權與越南、蘇聯、中國、朝鮮都保持較好關系，也受這些國家所支援。

   而越老柬三國社會主義政權建立的過程、三國內部各自的內戰，建立政權後的政策，都算作是冷戰後全球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博弈、美蘇爭霸、左翼社會主義親共陣營與右翼反共陣營對抗的產物。而後來越共政權與柬埔寨紅色高棉政權的戰爭，也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撕裂、蘇聯和中國博弈鬥爭的結果。

   越老柬三個紅色國家的內政政策，也頗受外部環境影響，同時也保留本土特色。如越南的“革新開放”就效仿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時越南又保留了更多本土傳統和文化，如佛教信仰、儒家思想，及這些傳統對於越南各領域的影響。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制造大規模屠殺，則與法國左翼激進主義、蘇聯和中國的政治清洗前例都有關系，同時柬埔寨惡劣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波爾布特的個人決策，也讓柬國暴力加劇、殘忍程度遠勝中蘇等國。

  而越老柬三國既有共性，相互之間也有差異。越南紅色政權從崛起到統治全國的過程最跌宕起伏，柬埔寨紅色政權最殘忍，老撾革命過程相對最平靜。從歷史上看，越南受中華文化影響大，柬埔寨受印度文化一些大，雖同處中南半島（印支半島），文化和社會風氣卻頗有不同。

  而曾有過列寧式的、信奉共產主義的政黨，但最終並未成功建立紅色政權的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共運情況，同樣反映了外部力量幹預與否及其幹預程度的巨大影響。如印尼共產黨曾得到中國和蘇聯支持，但中蘇最終放棄了實質支援，只有口頭聲援，最終發生政變、印尼共產黨被鎮壓。馬來亞共產黨、泰國共產黨的潰敗同樣在於外援不足並最終失去外援。

  二戰後的東南亞，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沖突的前線，東南亞各國都既主動又被動卷入了冷戰的博弈中。因此，東南亞多國都發生了內戰和大清洗，許多人死亡。各國列寧式紅色政黨的輸贏勝敗，成功當權後的內政外交，都受到外部的極大影響。這反映了小國成為大國博弈和國際風雲中“炮灰”、“工具”、“犧牲品”的殘酷命運。但同時東南亞各國又沒有完全淪為外國勢力傀儡，頑強保持自身特色和動能性，又反映了東南亞各國各民族有其本土性、獨立自主的另一面。

總結：全球紅色政權各有不同，不可一概而論，明白共性也要看到差異
  很多並不熟知國際共運覆雜情況的人，包括一些知名學者，往往將全世界所有的宣稱信奉共產主義的政黨、基於列寧斯大林體制的紅色政權，都混為一談、簡而化之，並以相同的態度評判。這顯然不符合實情、容易誤解誤判的。

  比如很多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往往以中國和朝鮮的情況來同樣認定古巴等拉美共產黨和政權也殘酷壓迫人民、大眾被洗腦，而這並不完全符合古巴等拉美國家的實際情況。起碼就現在拉美各國人權狀況比較而言，古巴並不算差，還有在醫療和教育上的顯著成就。而作為小國的古巴，其經濟社會問題倒確實和美國制裁頗有關系。對於一些國家的左翼革命，也應基於事實有一定的同情理解。

    即便出於反對和批判紅色專制政權的目的，也應當更加具體和準確的了解不同國家紅色政權的特性，對癥下藥的尋求資源民主之道。而學術研究、傳媒觀察本來也應嚴謹求實，而不是以刻板印象先入為主、人雲亦雲。

傑瑞米柯賓

中國社會的躺平現象

近日，中國國安部發布文章，批評不願勞動奮鬥的“躺平”現象，並稱“躺平”論調是“被境外組織資助的網紅”在“洗腦中國青年”，警告廣大青年不要聽信“境外反華敵對勢力”而走入“躺平陷阱”。若幹官媒也予以轉發宣傳。但國安部的警告不僅沒有得到正面響應，反而在中文互聯網上引發群嘲，絕大多數網友都“不買賬”和反駁，甚至一些日常親政府的“大V”和“粉紅”網民都提出異議。

那麼，“躺平”現象具體是怎樣的表現和原因？為何官方反對“躺平”，甚至不惜動用國安發聲？為何民眾對官方宣傳“反躺平”非常反感？

所謂“躺平”，就是指近年中國人尤其年輕人中流行的一種思潮，許多人面對高強度的“內卷”式競爭壓力、努力奮鬥難以得到匹配的回報、階層固化而階級躍升艱難、社會不公平普遍又難以改革與改變的現實，選擇不再積極工作、也不熱情學習、勞動、貢獻等，放低人生目標、也不再追求遠大理想，而是盡可能少奮鬥、多休息，寧可睡覺玩遊戲也不努力工作掙錢。

這種“躺平”對於中國國家發展、參與國際競爭、社會整體財富的增加，確實都是不利的，直觀看來似乎也不利於年輕人的前途和收入。而且中國人長期以刻苦勤勞知名，“躺平”似乎也違背了中國傳統。但為什麼中國人尤其年輕人仍然普遍選擇了“躺平”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中國政治經濟大環境的惡化與發展停滯，體制僵化和階層固化下，讓國人喪失了奮鬥獲得更多好處的機會。改革開放至201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整體是快速發展的，政治上也多次有寬松時期，社會巨變，機會眾多。那時的人們憑借個人奮鬥確實可能富裕起來、階層躍升，過上體面生活。

但最近幾年經濟下行，增量減少，政治改革停滯也影響經濟和打擊活力，奮鬥收益不再那麼誘人。最近十年中國中下層收入增長很緩慢，“大學畢業月薪三千（人民幣）”成了普遍現象。經歷數十年資源分配和秩序重構，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和階級壁壘已形成和固化，個人努力遠不如出身地位的影響。“有的人生來就在羅馬，有的人生來就是牛馬”，新貴和平民已形成顯著鴻溝並代際傳承，階級流動基本停滯。平民再起早貪黑、挑燈夜戰，也難以發大財和階層躍升。面對渺茫的上升希望，“擺爛”和“躺平”就成了某種必然。

第二，“躺平”是內卷過度、社會達爾文主義泛濫導致的“物極必反”。中國近幾十年高度強調個人拼搏、暗示不擇手段不惜代價達成目標、發家致富。富士康“血汗工廠”和白領“996”，地獄般的“衡水（教育）模式”和青少年巨大的學業負擔，各企業“狼性”文化和無情的淘汰機制，對老弱病殘等弱勢者的歧視，都反映了中國競爭殘酷和“內卷化”嚴重，“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社達思想流行。這在經濟增長期確實激勵了人們勞動創造，但讓人們付出沈重代價，身心俱疲。

而當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瓶頸期，又經歷新冠疫情和“清零”政策的打擊，許多已承壓和“內卷”到極限、付出巨大卻無所得甚至賠本的中國人，如炸掉的氣球泄了氣、如過度按壓的彈簧失了勢能，從崇尚社達思想和刻苦奮鬥，轉向消沈和麻木，以緩和透支的身心。

而且在社會變遷下，年輕人已不願像老一代以拼命奮鬥成家立業、以吃苦為榮，而更在乎生活的舒適度，寧可多休息、多玩樂。傳統上吃苦耐勞、無私奉獻，已不被年輕人接受。“躺平”反而更符合人性，也容易被年輕人接受。

第三，體制和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公正、不確定性，讓人們屢受打擊，也失去了“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的預期。中國發展和分配不均衡，民主法治不健全，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也受限。這樣大前提下，社會不僅存在大量不公正現象，辛苦勞動的人常常吃虧，投機取巧者則容易得利。這些不公正還很難得到曝光、糾正、處罰，受害者很難得到公道和補償。

無論企業欠薪、勞動者保障不足，糾紛難得公道，還是養老育兒就醫等困難，房價高昂，國家政策朝令夕改不斷“折騰”，缺乏誠信和契約下坑蒙拐騙盛行，都打擊了人們努力工作和追求更好生活的信心。而且在階級固化和系統性不公正下，許多辛苦工作的平民成了權貴的“韭菜”和“耗材”，勞動成果被收割，所得微薄，還留下身心病痛，不少人過勞而猝死。而官方和民間也缺乏對勞動者和弱勢群體的關心愛護，人們常被壓榨、周遭冷漠，人生無望。

當人們付出不一定得到回報，努力打了水漂，甚至在苦勞中可能隨機而死，又飽嘗世態炎涼，也就不再有曾經的積極進取心。而體制問題導致人們無法推動變革，於是以“躺平”來規避不確定性的危險，也是對不公平的消極抵抗。人們不僅不願勞動，也不願結婚生子，結婚率和生育率急劇下跌就是明顯的表現。

簡而言之，“躺平”是中國不良的體制和惡化的環境，迫使人們做出的一種被動的、完全合乎情理的反應。“躺平”是飽受傷害、壓力、不公正，負擔沈重的人們不得已的選擇、緩解痛苦的方式，甚至“療傷”的手段。

而且，即便“躺平”流行，多數中國人仍然是比多數外國人辛苦的。無論白領藍領、中學生小學生，工作或學習時長和強度都勝於歐美乃至許多亞非拉國家。“內卷”也仍然發生在各行各業，從外賣到網購，從餐飲到基建，以強化勞動壓低成本的競爭普遍存在。中國社會保障水平低，一些沒有積蓄的人“手停口停”，還有的“上有老下有小”，不可能不工作。許多人為維持生計，必須起早貪黑做工，想“躺平”而不得。

即便有所“躺平”的人，其實也並沒有真的不勞動，只是不如當年瘋狂掙錢年代，但整體仍比外國人勤奮。以前的勞動是明顯的“過勞”，如今看似“躺平”只是接近了正常的勞逸結合工作狀態。

另外，中國也有數量龐大的權貴階層，許多權貴尤其“紅N代”“官二代”“富二代”並不勞動，或只從事非常輕松舒適的工作，卻有巨額財富，可以奢侈享樂、享受廉價勞動力的服務。這些人從小就“躺平”，或沒有躺平但比“躺平”更輕松愉快。這和辛苦勞動也難以體面生活的平民形成鮮明對比。

“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不公平感讓許多中下層民眾怨恨和絕望。相對於溫飽尚未解決的改革開放早期，今日中國人不瘋狂勞動也基本吃得飽飯，但相對既得利益者的貧富差距又比當年更大。這樣中國人既有條件又有動力選擇“躺平”或起碼有限度“躺平”。

最近幾年，許多中國人對體制和社會很不滿，又無法通過政治參與等方式表達訴求，也不想冒風險正面反抗，不得不“躺平”逃避。可如今官方連“躺平”都不容忍，就像試圖扒掉過冬者最後一件衣服，奪走饑餓者僅剩的半碗稀飯，剝奪癌癥病人服用止痛藥的權利，可謂“欺人太甚”。而歸咎於“境外勢力”，也是無視人民真實的感受和主體性，並污名化“躺平”者，同樣讓人們不滿。

所以，國安部下場“反躺平”、將“躺平”視為“境外勢力宣傳”，引發民眾反感和憤怒，也就在情理之中。即便將“躺平”上升到“國家安全”高度加以批判，人們也不再遵從，反而更加質疑官方脫離群眾、不體恤人民疾苦。還有人拿出毛時代《人民日報》批判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翻來覆去要求人民奮鬥”的文章，來“打臉”今天中國的官媒和執政黨。

近年的國人尤其年輕人生存壓力巨大、自身利益受損，逐漸從曾經敬愛黨和政府，到拒絕服從權威，甚至逆反和陰陽怪氣。官方以愛國心、責任感、奉獻精神要求民眾，不再被廣泛響應，收獲的更多是嘲諷。甚至體制內都對“反躺平”等指示陽奉陰違，許多公務員和官員都已“躺平”、“擺爛”。“上梁不正下梁歪”下，民眾更不買賬。

何況官方鼓吹“不要躺平”，也有希望民眾繼續以血汗創造財富，以使財政得到更多稅收、既得利益者過的更滋潤的目的。如果人們“躺平”，經濟更衰敗、房價繼續下跌，政府收入和權貴收益都會減少。換句話說，還是把平民百姓當成了可以利用和壓榨的“韭菜”和“耗材”。近年官方積極鼓勵生育，也是同樣目的。現在國家安全部下場“反躺平”，也反映官方對“躺平”的消極影響頗為焦慮和急於改變。很多平民也看出這點，也就格外反感和憤怒。而許多人“躺平”本就是不願再只盡義務和做貢獻、卻沒有匹配的權利和回報，不肯再當上層的“牛馬”、廉價勞動力。

如果中國官方真的想改變“躺平”現象，前提是進行政治經濟改革，保障民主權利，促進分配公平、開拓發聲渠道、解決民眾合理訴求。尤其是要保障勞動者合法權利，確保人們所得與勞動付出相匹配。權利與義務統一、所得與付出匹配，通過改革讓人們看到公平和希望，願意奮鬥的人自然會多起來。另外，官方還要認識到尋求舒適自由是人的天性，放棄“爹味”和不接地氣的宣傳規訓，更多以人為本、提倡勞逸結合。

相反，如果官方只是一味說教和規訓、把民眾真實訴求說成“敵對勢力洗腦”、要人們“無私奉獻”，或只是“畫大餅”承諾奮鬥好處，卻口惠實不至，人們出於趨利避害也還是會“躺平”。政府權威也更下降，即便宣傳利國利民的政策，也會因“塔西佗效應”得不到民眾信任和支持。

那樣，更多的中國人不僅在勞動上“躺平”，也會在公共責任和義務上“躺平”，人們更加精致利己和虛偽，道德墮落，法治不彰。這樣的社會將更加沈淪，國家也會衰落，真的如國安部宣傳那樣，將國家“發展紅利、戰略機遇、民族未來拱手相讓”，與中國競爭和對立的國家從中得利。但這樣的後果恰恰是中國執政者所造成、警告預言的自我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