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一下：中国还是强于硬件，印度主要精于软件

miners

前中国总理朱镕基曾对印度电脑行业精英表示：“你们的软件排名第一，我们的硬件排名第三。如果两者相加，我们就将成为世界第一。”

与其他领域一样，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也在兴起一场风风火火的发展浪潮。以一些重点建设项目为例，坐落在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是由着名法国建筑师保尔•安德鲁（Paul
Andreu）设计的，将近30亿元人民币（约3.72亿美元）的高昂造价曾经惹来不少非议。

最近上海市政府也提出要在2010年举办世界博览会（World
Expo）之前建成一个“社区文化网路”，使上海市区每走15分钟路程就可到达一个文化交流场所。这个文化网路将包括40座图书馆、150座博物馆以及200个社区文化中心。

发展文化场所固然值得褒奖，不过这些文化场所的管理和内容层面也不能被忽视。专家认为，目前中国更需要集中精力进行软件方面的建设，而不是一味地发展硬件。

印度所面临的问题恰恰相反。位于南部的班加罗尔市（Bangalore）素有印度“矽谷”的美称，可是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却成为了一块绊脚石。鉴于当地供电紧张和交通瘫痪等问题，许多大型IT公司正考虑另择良枝。难怪印度人常抱怨他们有的是软件，缺的是硬件。

同属亚洲的中国和印度是当今经济发展最快的两个国家，人口总合超过全球人口的1/3。如今，中印两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合作时期，合作内容从双边贸易延伸到软硬件的整合发展。

去年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的第一站并不是政治中心首都新德里，而是IT中心──班加罗尔。2002年，前任总理朱镕基造访印度时特意造访了软件巨擘－
Infosys科技公司位于班加罗尔市的总部，并发表了演讲。面对4000名IT专业人士，朱镕基强调中印两国合作应该更上一层楼：“你们的软件排名第一，我们的硬件排名第三。如果两者相加，我们就将成为世界第一。”他的演讲赢得了全体观众起立鼓掌。

在参观另一家印度软件巨头──塔塔谘询服务公司（TCS）的总部时，温家宝在讲话中引用了前任朱镕基的名言：“合作就像双塔，一座是硬件，一座是软件。”温家宝说，“如果中印两国在IT领域相互合作，走在世界前列，就意味着IT产业亚洲世纪的到来。”

全球着名研究调查机构Forrester公司最新发布的报告──《印度、中国重新定义世界科技秩序》（How India, China
Redefine the Tech World
Order）显示，在未来的5年里印度和中国将消化近40%的个人电脑（PC）以及很大一部分手机产品。同时，这一增长趋势也将促进中印两国制造行业的发展。

从IT业的角度来分析两国发展历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和印度已经形成了优劣势互补的关系。简言之，印度的弱势正是中国的优势，反之亦然。

例如，印度的制造业领域因为政府效率低下和基础设施匮乏等问题而发展迟缓。但另一方面，印度却拥有一流的新闻媒体、自由的资讯交流和民主的政治体制，与一党专政、资讯封锁严密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借某些专家的话来说，要把上海建设成国际大都市，仅仅有知名的咖啡店是不够的，还要有“喝咖啡时看的报纸”。就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玛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说得那样，两个亚洲大国的崛起过程将是“世界上最棒的表演”。但是中印两国只有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才能够继续保持快速的发展势头。

目前中国硬件设施条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且至少经历了20年的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在电器制造业的带动下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凭藉低廉的劳动力和优厚的投资环境，中国吸引了大量高科技企业到大陆投资设厂，发展出口增长型经济体系。全球金融服务公司──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经济学家谢国忠（Andy
Xie）曾这样写道，到2003年“高科技产品仅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但却占出口增长的40%”。

在边境的另一头，印度非常注重软件和IT服务业的发展，这也是该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领域。劳动力资源丰富、英语语言能力较高以及教育水平一流是促进软件、
IT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在“千年虫”危机爆发期间，西方国家十分缺乏相关方面的人才，而印度却是人才济济。印度的软件工程师如今已如麦当劳（McDonald's）和音乐电视（MTV）一样，成为全球化的标志之一。

印度软件行业中的佼佼者诸如Satyam、TCS和Wipro等公司都已经在上海或北京设立了办事处。软件龙头Infosys也计划斥资6500万美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建设研发中心，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培养软件专才，更好地为西方发达国家、东亚市场特别是日本客户服务。此外，印度软件企业在华投资也是为了开拓中国内地的市场。据估计，未来的中国将成为全球软件服务行业最大的客户之一。

相反，投资印度的中国企业仍然为数不多。到目前为止，投资规模最大是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在班加罗尔设立了研发中心。尽管目前印度电子消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量比较小，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和中层阶级的兴起，印度仍是一个潜力巨大的电器销售市场。

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客户的需求和不足可谓了然在胸，中印合作关系继续深入将为中国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假设中印双边贸易继续增长，也许《纽约时报》记者法兰奇（Howard
French）的设想将成为现实：“在新兴中国企业总部的办公室里，您也许会看见来自印度的员工，而他们所使用的商务工具不再是由甲骨文（Oracle）或国际商用机器（IBM）的产品，而是由Wipro或Satyam等印度公司开发的产品。”

除了IT行业，印度和中国还可以在许多其他方面实现软件和硬件优势互补的合作。中国的发展是以大量硬件投资为基础的。现代化的高楼、公路和桥梁反映着中国新的面貌，而且也不再是上海、北京和广州等模范城市独有的风景线了。尽管存在不足之外，但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基础设施包括水电、电信和交通网络的建设都比较完善。

中国被称之为“世界工厂”，制造业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贴有“中国制造”字样的“硬产品”从电脑到衣物应有尽有，畅销世界各国。

而印度的发展模式是一种“软”工业化的过程，以服务性行业为主。因此印度的资本市场、银行体系以及法律制度比中国更为完善。

而印度软件企业包括Infosys等公司正是以中印两国在软件方面的差距作为立足点。中国多数大型企业特别是像金融行业的公司，对服务领域的投资远远不及对硬件的投入。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企业对IT服务的依赖性将会与日俱增。Infosys公司的负责人Suryaprakash表示，“我们认为中国银行目前就跟15年前印度银行面临的处境一样。我们在印度取得了发展，相信在中国也能取得发展。”

作为全球最大的IT教育机构和提供IT解决方案的公司之一，印度国家资讯技术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与中国教育机构已经合作了5年时间，培养出成千上万名程式设计、专案管理、分析和系统设计等领域的高智慧人才。而这些人才将有助于软件方面的建设，提高国人在应变复杂情况、理清头绪、解决问题、发挥灵活性及创造性的能力。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印度，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邻国的优势和不足。近年来在印度兴起了一股“中国热”。报章杂志、政府官员和私人企业家都对这条“东方巨龙”十分感兴趣。亚洲媒体资讯和通信中心的研究员拉奥（Madanmohan
Rao）说，“中国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这个与印度发展同样迅猛的国家几乎让所有的人着了迷。”

大多数印度人已经意识到，制造业和基建领域中落伍的硬件设施拖慢了经济发展的步伐，也是印度始终落后于中国的主要原因之一。软件行业对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技术要求较高，即使软件业增长的速度再快，也难以解决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因此振兴制造业成为了印度持续发展的关键。

另外，印度中层阶级对国内落后的交通设施和水电供应也有诸多怨言。日前印度政府宣布大力推动基建发展，对6.4万公里国道进行改建和扩展；第一阶段拟斥资
62.5亿美元，预计2007年大体竣工。《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登（Amy
Walden）这样写道：“这是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继1个世纪前英国殖民统治当局修筑铁路贯穿印度之后规模最为宏伟的基建工程。”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意识到，中国未来科技以及硬件设施的快速发展与缺乏灵活性、创造力的文化环境之间的鸿沟难以逾越。许多城市居民常说，“我们有的是硬件，却缺乏软件”。上海市政府为2010年世界博览会而创建的宣传网站上尤其突出了“城市发展软件环境”的重要性。社会各届人士也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以教育改革、发展人力资源、完善法制建设和发展文化事业作为重心。

印度的软件优势和中国的硬件优势的形成与各自的国内环境不无关系。印度首要的有利因素在于政治自由，鼓励创新和资讯自由流动，而这些正是发展软件的必备条件。另一方面，最不利的因素在于政府对经济控制过度。但是软件却可以不受约束地自由发展，因为陈腐的官僚体制难以驾驭软件技术的虚拟性。因为不懂软件，所以政府部门长久以来都无法控制软件业。另外，软件业不需要大量投资，无需兴办厂房和购置生产设备，因此印度经济缺乏自由性虽然抑制了硬件的升级，却无力阻挡软件的发展。

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搭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与印度的政治自由相对，中国实行经济自由，鼓励外来投资并在较短地时间内成为了制造业中心。此外，中国政府还为外资企业在华投资设厂提供了一系列的安全保障。

中国硬件之所以能够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是因为避开了政治上的独裁统治。专注于制造业的企业家不会触及政治审查制度，也无需担心跨越政治敏感地带。

导致中印两国硬件和软件发展失衡的情况既有经济的因素，也有政治的因素。若要将硬件和软件实现综合发展，印度必须借鉴中国的经济政策、并与自身的软件优势相结合。同理，中国也应当适当放宽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鼓励变革创新，采取灵活政策才能实现下一阶段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