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感兴趣 九哥的日本跨国婚姻家庭生活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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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文导报
杨文凯/究竟国际化社会催出国际婚姻，还是国际婚姻促成国际化社会？解答这个问题的难度，丝毫不亚于理解“鸡与蛋”的故事。这个世界究竟是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莫衷一是，但鸡与蛋同时存在的事实，构成了世界的真相。

在越来越国际化的社会中，国际婚姻已成为一道闪亮的风景。在日本，中日国际婚姻的数量已超过了华人之间的通婚率，成为在日华人婚姻的主体。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在2006年9月发表的最新《人口动态统计》显示：去年日本全国的国际婚姻件数达41481例，占全体新婚件数1/6强。其中，中国与日本人之间的国际婚姻新登录件数为12659例，不仅拔了日本国际婚姻件数的头筹，也远远超过了中国同胞之间的新婚件数。此外，中国人与第三国人在日结婚的案例也在逐年上升，成为国际化社会的新景观。

国际婚姻增加的直接后果，就是两个甚至两个以上不同国籍的人走到一起，构成了形式多样的多国籍华人家庭。多国籍华人家庭的文化共处和生活融合，往往具有常人想象不到的悲喜剧色彩。如果说，国际化社会是时代的流行口号，是人类发展值得憧憬的方向，那么家庭内部的国际化，甚至是个人身份国际化，究竟带来了怎么样的生活场景和心理冲突，确乎让人备感兴趣。

一、一个生活在日本的挪威籍华人的自白

居住在名古屋的成丹九哥，是一个典型的多国籍华人。他出生在中国湖南，1983年出国，漂泊海外凡23载，走遍世界30多个国家，现在的身份非常特殊。他身为中国血统，拥有挪威国籍，现持日本永住资格，又在英国登录，目前从事小提琴的制作、贩卖和维修工作。数年前，挪威国王访问日本，因现地挪威人很少，九哥有幸作为旅日挪威人的代表向国王表敬，令国王大喜。九哥后来把这段经历写成文章《我见到了挪威国王》，非常搞笑。象这种情节离奇的故事，只有在国际化社会里才会出现，但九哥的自我定位是“在日华人”。

九哥的自画像，一言以蔽之“多”：名字多，国籍多，语言多，读的大学多，学的专业多，去的国家多，老婆多，孩子多，房子多，汽车多，生活阅历多。九哥把人生的最大目标设定为：除了自己好好活着，生活得充实多彩以外，力求从情感上和生活上照顾自己身边所有不同国籍、不同种族的女人和孩子们，以及与自己有关的其他人。他把这命名为九哥特色的国际主义。

九哥原为中国公民，出国后曾取得澳大利亚国籍，后转赴北欧，改入挪威国籍，现持日本绿卡。由于挪威国民可以在欧洲任何国家定居，他选择了在英国登录，现在也是英国居民。这么多的身份，最大的好处是带来生活上的便利。但自我身份认同的错位，也成为九哥旅居海外20余年挥之不去的烦恼。

九哥结过六次婚，现有5个孩子。发妻为上海人，二任妻湖南人，三任挪威人，余者都是日本人。5个孩子，一个中国籍，一个挪威籍，身边三个是日本籍，又分别姓陈、喜藤、广田。作为多国籍的个人和多国籍家庭的父亲，九哥不希望孩子将来成为纯粹的日本人或挪威人，而是希望他们成为国际性人才。目前，日本生活安定，教育环境也不错，暂时定居。九哥认为孩子可以在满18岁后自己选择国籍，他们这一代应该摆脱父辈的困境，也就是用国籍交换自由、用国籍获取便利的尴尬取舍。

一个湖南人，闯过西洋世界，现在安居东瀛列岛。他的身边有日本人老婆，他的生活经历了许多变化。中国古话说，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是有相同成长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才可能有的心灵默契。多国籍家庭最大的烦恼则是心有灵犀一点不通。九哥举例说，中国女人都希望丈夫多吃，长得高大亏魁梧，更象男子汉。但日本老婆生怕丈夫吃得太多，得生活习惯病。所以，九哥每顿饭只能吃八分饱，想多吃就会被抢掉饭碗。九哥嗜好吃花生，但在日本老婆管制下，一天只能吃三颗。日本人做菜不放油、不放盐、不放酱油，这对吃惯麻辣，口味颇重的湖南人意味着生活的惩罚。

中国人之间相处比较随意，一个电话就能呼朋引伴，但日本人相会要提前几天预约，即使家人也如此。中国人豪爽，上门即是客，来客人一定要请便饭，但日本人没有请客吃饭的习惯。九哥回忆说，与第一个日本老婆的家人见面时，只吃了一碗拉面。结婚后，去岳父母家里玩，往往也是自己带了便当去，日本人一般没有意识为客人专门烧一桌菜。九哥的体会是，在中国是亲戚近朋友远，在日本是朋友近亲戚远。比如来日十年，九哥已给中国的家人寄出至少1000万日元，但没有给过日本人亲戚一分钱。日本人在钱财方面分得清清楚楚，不会要你一分钱，也不让你沾一分光。

多国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身份，同时又有不少令人难尴的心理感受。九哥1983年出国，四海漂荡20余年，其实已算不上一个标准的中国人了。九哥回中国，觉得环境太吵，口味太浓，社会变化太快；在日本，又觉得汰清淡，太寂静。九哥说自己在中国，犹如一个会讲中文的外国人，定居日本，也是一个外国人心态，总抱有一种临时歇脚的感觉。九哥旅日10年，组织了三个家庭，搬过5次家，至今在修理房间整理草坪时，都会责问自己能在这里久住吗？九哥说，多重国籍使自己找不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的感觉，心里永远在憧憬着另外一个地方，是不着边的过客，，是挂在树上的藤，飘来飘去。九哥的院子里种有豆角，一天他发现豆角的根断了，但枝叶吸收着空气中的氧气和养分，依然活着，竟然还长出新的豆角来，真是奇迹。九哥说，我们这样的人就象这豆角，没有根也能活，生命力顽强。

多国籍家庭对孩子而言，不无好处。孩子从小跟九哥学拉琴、学英语、学电脑，5岁就会上网装软件，他去幼儿园时把老师都惊呆了。由于生在多国籍家庭，九哥不看重培养孩子的文化个性，而重在让他们掌握面向未来的社会通用的技能。他将为孩子创造一个接受完整英语教育的环境，让孩子在国际化社会里自由飞翔。

九哥总结道：国籍不是文化代码，不是生活保障，只是一张用于出入的通行券，是纯粹的pastport。我虽然持挪威国籍，为我走遍世界提供了无尽的方便，让我到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人斜眼看我，但我在心理上一点也没有挪威。九哥说，多国籍的作用，可以用我跟入管官员的对话来形象地描述：
在入管局，官员看到我这个中国人总是拉着一张长脸。 我把护照递进窗口，官员的长脸马上放宽。 官员说：您是挪威人啊，我还以为是中国人呢。
我说：你没认错，我就是中国人。 官员会陪着笑脸说：中国人也有好人啊。

二、中国人与韩国人在日本结婚生子的麻烦

王先生与徐阿姨夫妇最近来日，照顾留日十年的女儿在日本生产。

女儿20年来日留学，离开了从小养尊处优的上海。女儿在日本读语言学校，考大学，毕业后就职工作，算是一帆风顺，没让父母多操心。但真正让王先生和徐阿姨心烦意乱的，是女儿竟然与大学里的韩国同学谈上恋爱，最后发展到结婚。一个中国人与一个韩国人，在第三国日本结婚，用第三种语言日语交流，这是父母当年放女儿来日留学时根本没有想到的事。

王先生在上海的金融机构里当副总，收入丰厚，在上海早就购入了200平方米的住宅，光有老夫妻两人住，显得太宽敞。女儿同韩国人结婚后，在东京租了两室一厅的房子，不过50多平方米，在父母看来哪象个成家的样子。为此，他们给女儿女婿1000万日元作头金，让他们在东京买房，希望女儿不能比上海过得差。但新房还没到手，女儿已经怀孕生产了，父母只得匆匆来日照顾女儿。

父母来到日本，挤进了陈旧的2LDK，很不自在。最让他们悲愤的是，家庭生活中的女儿竟然象换了一个人，买菜烧饭做家务，样样都由她一人包办，即使怀孕中也习如往常，韩国女婿早出晚归上班，难得搭手帮忙。父母问女儿，这怎么行，不象话。女儿说，韩国人都这样，在日本生活一切靠自己，已经习惯了。王先生夫妇心想，好端端的一个女儿就这样给毁了，要是在上海结婚怀孕，早就做贵夫人了，娘家婆家里里外外照顾得紧，哪会象现在这样形如劳动妇女。

尤其令王先生夫妇喷饭的是，为了照顾韩国女婿的口味，女儿做菜必放大葱、泡菜，家里到处是韩国泡菜的“臭味”，令人窒息，而女儿还“久在混藩，不闻其臭”，完全成了大长今式的逆来顺受的韩国家庭女性。王先生、徐阿姨想找一个机会跟这个韩国女婿谈谈，绞绞他的路子，但双方言语不通，平常就只限于点头问好而已，根本谈不上这么细致而复杂的问题。王先生夫妇只得在女儿午睡时逃出2LDK的牢笼，到车站附近的中华料理店里点几个菜，解解久违了的上海口味之馋。王先生、徐阿姨在饭店里互相抱怨，为什么要让女儿来日本留学？当初留在上海，即使不求大富大贵，现在肯定也是工作安定生活无忧，找一个上海人结婚生子，有什么不好呢？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上海毛脚”都比“韩国女婿”好上百倍。徐阿姨再也没有兴趣天天看着女儿怀着身孕服伺韩国主人了，她发誓说，签证时间一到，马上回上海，一天也不延长。

在生活矛盾以外，最让王先生、徐阿姨发愁的是，孩子出生后，国籍是一个问题。现在孩子的父亲是韩国籍，母亲是中国籍，孩子出生后只能跟入韩国籍，却又要在日本生长，做日本人。这种过于拧巴的事竟然发生在自己女儿的身上，发生在第三代身上，让人啼笑皆非。王先生、徐阿姨来日后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就开始清理思路，但越理越乱。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国际化社会的景象是这么混乱而可怕，而他们这个多国籍家庭提前成了一个试点。

但在女儿看来，父母的慌乱与矛盾都是杞人忧天。社会发展到今天，国际化社会将催生更多的国际婚姻家庭。种族融合，文化融合，乃至国家融合都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多国籍华人家庭已经很普遍了，他们的感受和经验早已超越了单一文化圈内的通婚事实，具有更加多样的可能性。在国际化社会，在地球村里，国籍就如户籍一样，只是一种外加的身份符号，却不能规定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拥有的多元化内涵。国籍不同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是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