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外国人讲述：我们接触过的中国富人(图)

jianrenz

环球时报编者按　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富人。怎样才算是富人？中国富人与外国富人有什么不同？应该怎样看待富人？本次圆桌论坛邀请了日本资深记者福岛香织、韩国希杰集团中国区经营支援部长宋正勋、来自美国的经济投资顾问谭嘉煦（Joshua
H. Dominick）、澳大利亚教师林莎莉（Sally Lean）等四位外国朋友，请他们就此谈了看法。

　　中国富人很神秘

　　福岛香织：我虽然没有见到中国的超富人，但也遇到过一些有钱的中国人，比如，某煤矿矿主的儿子，父亲穿着非常简朴，但儿子却非常奢侈，开200万的小车，在北京有两栋价值超过5000万的别墅，手表、衣服等都是从国外买的，他的大学、工作都可以用钱买到。有一次，一位中国富人请我的朋友吃饭，给小费是1000元。我在香港当记者时，常去澳门，在那里曾经看到一些中国大陆过去的中年妇女，穿着也很简朴，但是，出手却相当阔绰。我发觉，中国的富人从外表很难看出，显得很神秘。这和日本不同，日本富人从行为、修养、礼貌和举止一看就看出来了。

　　宋正勋：有一位中国南方的私营企业老板曾经请我吃饭，把郊区的整个度假村都包了，并邀请了一些比较有名的歌舞团来表演。当时受邀的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五个人。那位老板当时是想要和韩国的大企业合作吧，所以请我去。但我当时觉得有点怕。因为如果在韩国的话，即使这公司是老板的，公司的各项费用也应该由一个透明的方式来支出，不是由一个人来决定。我当时很震惊，中国富人用这种非正式的方法来动用资金，太大胆了。最终，我们公司没有答应与他合作，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太浪费，而且无论他是否请我享受，公事和私事是两回事，不能因为私人感情走近了而公私不分。我还听说过一件有趣的事，在北京一家商店，一个手表标价10万元，但一直卖不掉，后来老板就将价格标成100万，结果当天就卖掉了。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有钱人不是在享受产品的质量，而只是在享受花钱的快乐。

圆桌论坛现场，左起为：福岛香织、宋正勋、谭嘉煦、林莎莉。（涂荣斌 摄）

　　谭嘉煦：中国现在出现了“老富人”与“新富人”的区别。“老富人”能通过言谈举止看出，而“新富人”则感觉要表现自己很有钱，所以，要通过很多方法，比如，重名牌、买跑车、买豪宅，用很华丽的摆设来表现。美国也有这样的现象，只是可能中国这种“新富人”比较多，突然有钱，以前的习惯改不掉，于是，去家具店里买那些仿制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装饰，很豪华，镀金、大理石，但这在国外已经非常过时了，在国外“老富人”那里，根本见不到，都是很简洁的风格。但在中国富人这里，就需要表现一下，对自己表现，也对其他人表现，让别人知道我有钱了。

　　林莎莉：中国的“新富人”很容易辨认，比如，马路上那些没有风度的开着奥迪、宝马车的人、在高档餐厅里吃饭趾高气扬、大声说话的，等等。“老富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中国正在适应富人的存在

　　宋正勋：中国是改革开放之后才重新出现“富人”这个概念。所以“富人”这个概念的历史不久，而一般来讲，国外的富人对社会的贡献比较多，他们认为，自己的财富其实是从社会获得的，所以，理应用自己的财富回馈社会。而很多中国富人却还是认为，他们的财富就是自己的，不需要对社会做出贡献。在韩国，很多富人都非常在乎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对社会的贡献。比如说，当国家发生某些灾难时，他们会对某些社会组织或者政府进行一些捐献，或者设立学校、财团、基金会进行相关的资助。

　　林莎莉：在澳大利亚，真正的有钱人不多，所以即使是一般的工薪阶层也要对社会负责。比如，我的父母在工作之馀一直帮助癌症儿童，我从小就深受他们影响。因此，中国富人的慈善意识可能与先前家庭的教育有关。

　　谭嘉煦：中国人现在的社会生活状态不同于以前的计划体制，大多数人都需要自己去赚钱，去保障生活，比如保险、住房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钱变得非常重要。不像以前，金钱不是重要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引入外国投资以后，很多人因此成了中国的富人。但是，他们虽然学会了赚钱，却未必知道该如何花钱，他们对致富以后的生活方式也还不熟悉。因此，国家、社会以及中国富人本身都在适应这样的变化。

　　这个习惯和适应的过程让我想起美国的工业革命时代。工业革命时有人创办了自己的工厂，赚了很多钱。他们那个时候和现在中国富人一样，有一个适应有钱的过程，他们最初也像中国有些富人一样没有社会责任感。但当钱传到下一代时，下一代可能就会有对社会做贡献的想法，这个转型大概是在20世纪初完成的。而从社会贡献的角度去看，中国现在还处于一个初步阶段，社会的转型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政府的参与，特别是在投资这个方面，怎么用赚来的钱为社会做贡献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而且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重视弱势群体，兼顾社会全面发展。

　　福岛香织：中国富人有几个特点：第一，超级富人比例相对较高，据2005年的权威调查统计，在亚洲拥有300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人，日本占30%，中国就占20%，中日差距不大。但是，100万美元到3000万美元的中等富人，中国有32万，日本有141万，不及日本的1/4。中国的温州商人买私人飞机、超级别墅，这方面都超过日本了。日本的超级富人不多，与较高的遗产税有关。日本遗产税曾经是70%，现在是50%。

　　第二，中国富人多是“红色富人”。许多富人都会通过拉关系、钻政策空子而致富。比如，前几年被抓的周正毅。这几年日本富人榜首多是金融公司老总，而中国则是房地产的较多。

　　有钱人不一定是富人

　　宋正勋：在韩国，富人的另一种理解是被周边的老百姓尊敬的人。如果没有得到周边的认可和尊敬，就不算真正的富人，只能算有钱人。比如说，某人中了彩票得到几千万，社会不会认为他是富人，只会认为他是有钱人。在韩国，一般老百姓对富人有很好的印象，因为富人对社会做出贡献，他们的存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非常积极的。韩国人本身的特点就是，首先重视国家，然后再重视个人。这与韩国经历的困难有关。韩国富人从其他发达国家的富人身上学到许多行为规范。因此，每次遇到灾难时，大多数富人会拿出自己的钱来解决这些困难，竭尽全力帮国家。

　　谭嘉煦：美国是有阶级的，有富人有穷人，而且富人之间也有阶级。受尊敬的富人总比有钱人要好一点，但是很多人可能出自下层，比如麦当劳的售货员、小便利店的收银员等，他们渴望成为理想的中产阶级。因此，他们首先考虑是否有钱，然后再考虑是否为社会贡献。这要有一个过程。当然，成了像盖茨那样的富人，不做点社会公益的话，会被一些公众看不起的。现在大家都想成为他那样的富人。

　　福岛香织：在日本，至少70%的日本人的思想是，钱不是唯一的，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用钱买不来的东西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也有。富人思考更多的是怎么样对社会贡献，日本的有钱人参加慈善活动、建基金会、做社会贡献比较多，而对社会贡献多的人，在所得税上是有优惠的。在现在的中国，富人脑子更多的是如何赚钱，于是，整个社会拜金主义很严重。穷人的“仇富”心理也产生了。因为有钱人很多是从老百姓的廉价劳动力中赚取利润。而且富人偷税的事情也不少，老实纳税的是穷人。老百姓当然不满。

　　林莎莉：对社会责任感的培养需要从小开始。在澳大利亚，从小就鼓励孩子攒零花钱帮助穷人。比如，每天上学，学校门口都会放个募捐箱，孩子们经常会自觉地丢一些硬币进去。学校的老师并不是向他们强行灌输“社会责任感”之类的概念，而是用一些细微的行为培养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他们长大成熟后，也会变得越来越有责任感。因此，在澳大利亚，没有以财产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比阔心理，不管你有多么巨大的资产，或者你是工薪阶层，在人们心理没有太多不一样，最多可能是一句话的区别：“哦，他是一个有钱人”。

　　中国需要有自己的“肯尼迪家族”

　　福岛香织：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发现，中国人喜欢在纸币上写东西、记数字。按照日本传统这是绝对不能做的事。日本人主流的看法是，讲求有意义地用钱，钱不能被亵渎，不能玩，要用到最有意义的地方去，也应该买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东西。但中国有些富人却不这样。以为钱是自己的，怎么用都行。很多中国富人对自己的钱很不珍惜，花得没有价值。

　　当然，拜金主义不是中国独有的，日本也有。但中国和日本不太一样的是，富人可以通过金钱获得比穷人更多的益处。另外，富人也非常害怕私人财产得不到保护，因此，如何完善相关法制建设，尽量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解决当前中国富人问题很重要的手段。

　　宋正勋：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中国社会对富人的情感要改善。现在中国不是以前那样的经济体制了，已经引入市场经济的竞争模式，社会不像以前那么仇视资产阶级和富人了，逐渐认识到富人也是社会重要的组成，对社会发展也是很有帮助的。以前，在中国，如果我有钱，我不敢说我有钱，但社会在改变，观念也在随之发生变化。于是，富人可以大胆地说，我有钱，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社会。因此，观念的变化很重要，需要承认富人的社会地位和积极作用。

　　让有钱人变成富人，这中间需要一个教育和宣传的过程。当我自己有钱，并为社会做了一定贡献时，其他人可能还会觉得我只是一个有钱人，而不承认我是一个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富人。所以说，这个过程不是由有钱人或富人自己来担当，而应该由媒体、政府或者其他一些社会团体等共同担当。因此，对于中国来讲，制度完善很有必要，但转变观念也是非常重要。

　　另外，富人在中国还是第一代，中国还没有出现第二、第三代的富人，第一代富人肯定会把财产传给他们的孩子们，如何有效地继承，这需要一个过程。重要的是，中国需要有一个像“肯尼迪家族”那样的家族式榜样。中国富人都能看到，他们有钱也还不够，还有更值得学习和追求的目标。

　　谭嘉煦：个人的社会责任心好像是比较难建立起来的，可能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在美国，富人的责任感像一个传统，但最初并不光是为了社会，而是为了企业，比如美国西部开发时，一些企业可能需要有道路来运输产品，于是大家集资建路，员工需要有地方住，于是集资建小镇，相应的配套设施就建立起来了。这样，富人、企业和社会的利益都结合起来了。当然，这可能和宗教观念有关，美国人比较重视
“感恩”观念，因为上帝赐予你一个机会去创办某一个企业，你从中得到利益的同时应该给上帝、向社会“感恩”。西方的道德就是从宗教而来，而对于中国来说，需要有某种精神因素，才能形成对社会负责任的道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