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回忆:江青在钓鱼台种种怪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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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患病

江青患有比较严重的植物神经失调病症，对声音特别敏感。1966年底，她觉得5号楼距离马路太近，车来人往不够安静，就提出搬家的要求。经过认真挑选，她选中了11号楼，很快就搬了过去。11号楼距离马路较远，周围环境也较幽静。

1968年秋冬之交，江青患了一次重感冒，发高烧，体温在38℃以上，几天高烧不退。看得出她非常不舒服，整天坐卧不宁，烦躁不安，出大汗。

病中，江青想见毛主席。

有一天，她叫我打电话给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她说：“让他立即报告毛主席，就说我现在的病情很严重，几日高烧不退，身体极度虚弱，请主席赶来钓鱼台看看我，否则，就可能见不到主席了。”

徐业夫将江青的请求报告了毛主席，主席既没有表示去钓鱼台，也没有表示不去，没有说活。

江青焦急地等待着，等了两天，实在忍不住了，叫我再次打电话，“让徐业夫问问主席何时能来钓鱼台看我”。徐业夫在电话里说，他不好催促主席，等一等再说吧，并答应过几天他再提醒一下主席。

大约过了两周，江青的病完全好了，吃饭、睡觉、工作都恢复正常了，毛主席才从中南海来到钓鱼台看望江青。毛主席虽然来得晚了一些，但是江青还是很高兴，从二楼下到一楼迎接毛主席。那个时候主席的身体很好，毫不费力地从一楼上到二楼，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江青高高兴兴地把主席送到汽车上。

回到楼里以后，江青又回到二楼，把主席没有吸完的雪茄烟分给工作人员，叫我们留作纪念，并说：“你们会吸烟的同志可以吸嘛！”她平时最讨厌身边的工作人员吸烟，这一天她一反常态，说：“你们吸吧，今天开戒啦。”

年底，江青患了牙病，牙龈肿胀，发低烧，她把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叫到11号楼。保健医生与她商量服一种消炎止痛药，她同意后服下了。可能是药物过敏，两个小时以后，大腿内侧长了一些小疙瘩，觉得发痒，精神紧张得很，如坐针毡。她发怒了，在走廊里大声斥责那个保健医生：“你给我服的是什么屁药！为什么长了这么多疙瘩？这样瘙痒？如果这种东西控制不住，再继续发展的话，我就有生命危险啦！一切后果由你负责！”她停顿了一下，不假思索地嚷嚷：“据说你过去曾经给国民党的大官看过病？我看你就是国民党的大特务，你今天是有意残害我的！你如此对待我，绝没有好下场！你滚吧！”

三天以后，江青的牙龈消肿了，小疙瘩也没有了。病虽然好了，但是，江青对保健医生还是耿耿于怀，将她服药、长小疙瘩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她怀疑这个保健医生是国民党的特务，请主席警惕他的行动，建议主席把他从身边赶走。

毛主席不以为然地说，他是一个医生，给谁看病都是应该的、正常的。国民党的大官也是人嘛，有了病也得有医生。他给国民党大官看病，那是他的职业，难道给国民党的大官看过病的医生就是特务吗？就不能给GCD的大官看病吗？不要乱怀疑嘛，你不用我用嘛。

第二次调楼

1968年下半年，江青看了一份介绍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的资料以后，便怀疑起11号楼也被安装了窃听器，于是，她马上分派她信得过的人在11号楼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进行搜查。查了几天，自然是一无所获，但江青仍然不放心，再加上秋冬时节她又得了上面说的那场病，就开始讨厌11号楼，产生了再次搬家的念头。

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呀，我不想在这栋楼继续住下去了，我总怀疑11号楼有窃听器，觉得不安全，这算是一个原因吧。第二，这栋楼离12号楼太近，如果主席来12号楼办公或休息的话，我怕影响主席。第三，我看10号楼比11号楼大一些，房间可能多一些，到了10号楼我可住在一层，以后不再费力地爬二层了，况且10号楼离9号楼近，我和春桥、文元同志研究工作也比较方便。你给总理打个电话，把我的想法跟总理说说，如果总理同意我的意见，你再给东兴同志打个电话，请他派人到10号楼仔细检查检查，看有没有安全隐患，检查完了，再用紫外线消消毒。一切都搞完了，我再搬。”

周总理对江青非常了解，他接到我的电话，立即就同意，并问：“江青同志还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江青同志说要检查一下楼的安全情况，然后再用紫外线消消毒，别的没有提什么要求。”总理说：“请东兴同志办。”

我把总理的意见报告给江青，她非常高兴，提出马上到10号楼去看看。我说：“那栋楼好几年没有住人了，可能很脏了，等打扫好了你再去看好吗？”她说：“不碍事，我现在就去。”我忙说：“请江青同志等一等，我请钓鱼台的领导把10号楼的钥匙送来，叫他们在那里等，不然咱们进不去呀。”江青说：“那好，还是你想得周到。”这是江青第一次表扬我。

等钓鱼台管理处的处长张振良和一位对10号楼熟悉的服务员到了那里，我和警卫员就陪同江青到了10号楼。那位服务员把所有的套间打开，请江青看。江青看后非常满意。

根据江青的要求，对10号楼全部整理完后，她于1969年春节前就从11号楼搬到了10号楼。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与红卫兵

林彪贺新居

江青搬到10号楼的第二天，林彪和叶群来看望江青。他们来到10号楼以后，没有进会客厅，也没有进江青的办公室。林彪可能是累了，一屁股坐在楼厅的沙发上不动了。江青和叶群见状就坐在林彪的左右。江青首先开口说：“欢迎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来看我。”林彪坐在那里只是微笑，默不作声，叶群却很活跃，她探过身子，笑着对江青说：“今天林彪同志和我是来祝贺江青同志乔迁新居的。林彪同志知道江青同志搬到新住处非常高兴，他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说江青同志身体健康可以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也是党和人民的福气。”林彪还是不说话，只是点点头。叶群继续说：“我看这栋楼房很不错，面积比较大，活动方便，空气比较好。如果天气不好，外边散步不方便，江青同志可以在楼里散步。江青同志刚搬到这里来，可能还不太适应，住久了就习惯了。江青同志如果觉得楼房内外有什么地方需要改造的，我叫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给你办。”江青说：“谢谢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的关心，林副主席身体也不太好，天气这样寒冷，还来看我。请林副主席保重身体。现在楼房不需要修理，以后如果需要的话，再麻烦你们。”叶群说：“请江青同志千万不要客气！”

林彪和叶群专程来10号楼向江青贺新居，江青表现得还是蛮高兴的。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刚刚离开10号楼，江青就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小杨，你记住，从今天起，我和毛家湾（林彪住地）的来去电话都要写出详细的电话记录，电话记录都必须经过我过目，并妥善地保存好，留作证据，否则将来我说不清楚，你也说不清楚。”

那个时候，党的九大还没有召开，他们之间正是互相保护、互相吹捧、互相抬举、互相利用的时候，江青为什么对毛家湾产生了戒心，直到今日我也没有搞清楚。

修工事、防地震、学开车

1969年10月中旬，中央发出通知，为了防范苏联利用中苏边境谈判之机对我国进行军事进攻，立即加强战备，于l0月20日之前把在北京的老同志全部疏散到外地。留在北京的最高领导人只有周恩来总理。为安全考虑，周总理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住进了北京西山，江青也一同住进了西山。为了体验在防空设施里的感受，江青钻进防空洞呆了十几分钟，就感觉缺氧不舒服。她在西山住烦了，11月7日下午回到钓鱼台，专门看了17号楼的地下室。江青在钓鱼台住了一个晚上，又匆匆回到西山，并叫我打电话让中办警卫局二处把17号楼的地下室改建成永久性的坚固的防空设施。中央办公厅为此写了专题报告，并做出设计方案，经周总理批准后，修建工程随即开工。工程竣工后，江青亲往检查，表示很满意，还陆续就防空设施提了一些要求，例如在防空工事里存放一些压缩饼干、腊肉、腊鱼片，急救药棉、棉签、纱布、酒精、碘酒、小手术器具和缝补衣服的针线等。

1970年2月初，江青又提出，在10号楼建一个坚固的防空洞，经请示周总理批准，很快建成了，还在里面安了床铺，备了和17号楼地下室一样的食品、药品等。江青还钻下去检查，凡她不满意的地方，都进行改动，直到她满意为止。1970年一二月间，传来北京周边地区可能发生地震的情报，江青敏感的神经又紧张起来。有一天，江青严肃地对我们说：“保证我的安全是你们的责任，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对我的安全问题，不能有任何闪失，要做到万无一失。如果我的身体、生命受到损害，党和人民就受到损失。为了防震，保证我的安全，你们要想想办法，不用我替你们操心吧？我建议，在我的卧室、办公室、客厅等经常办公、休息和活动的地方，搭建牢固的防震架，摆上救命的物品。我限你们在三天之内搞好，还不能干扰我的工作、休息和生活。”

我们首先把她的意见报告了汪东兴，然后再找人进行研究，准备好材料、车辆和人员，等着她出去开会的时候立即动手。一天晚上，她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用两三个小时就把话干完了。在她的卧室用粗大坚硬的方木搭了大架子，还把四根柱子牢牢固定在地板上；在她的办公室和大客厅摆放了坚固的桌子和红木的条案，如果发生地震，她可以立即钻进去暂避一时。

江青开完会，看了电影回到10号楼，对我们采取的防震措施表示满意。第二天她起床后又把我叫去，说：“光采取防震措施还不行，如果地震发生了，你们还得把我转移到安全地方去，你们要练习如何背我、抬我。你把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集合起来，我现在就看你们练习。”

我把工作人员叫到楼厅，江青坐在沙发上看我们男背女、女背女的练习，练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江青满意为止，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在西山躲避战争的一天，江青正在看文件，打铃叫我。她对我说：“小杨，现在的国际形势很紧张，苏联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随时都会发生，他们的战术很可能是首先对我们的首都进行大规模的空袭，然后是装甲部队的大举进攻。我们的军队虽然在‘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做好了战争准备，但是，现在的战争是残酷的。咱们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例如学会急救，包括包扎、涂药、人工呼吸，对伤者进行转移等。更重要的是学会开汽车，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要学会，我自己也要学开车。你今天就召集大家开个会，进行动员。都要行动起来，你首先带个头。学开车不能影响工作，你们要在我休息的时候学。咱们都会开车了，如果遇到敌人袭击，司机被打死了，警卫员开起来就跑了；如果警卫员又被打死了，秘书开起来就跑了；如果秘书又被打死了，护士开起来就跑了；如果你们都被打死了，我自己开起来就跑了。这样，我们增加了逃生的机会。坐以待毙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我江某的性格。”你们要把学开车当作政治任务去完成。”

我把江青的意见报告汪东兴，他也很支持，并告诉警卫局交通科科长曹志秀给我们准备一辆教练车。曹科长很快给了我们一辆苏制的旧嘎斯六九。两个月以后，我就拿到了正式的驾驶执照。以后，其他工作人员都相继学会开车了。

江青正式从西山回到钓鱼台以后，马上提出也要学开车。这件事，可叫我们犯愁了，怎样才能保证她的安全呢？我们知道，她想干的事，非干不可，任何人也拦不住——这就是江青的性格。我就把这件事报告了汪东兴，他更了解江青的性格，答复：“那就叫她学吧，你们要想办法保证她的安全，不能出任何差错。”

江青要求学开车，组织上又同意了，具体工作还是由我们来办。用嘎斯六九当她的教练车肯定不行，挂挡、起步、换挡这些活儿她干不了。只能用自动换挡的红旗轿车。为了保证安全，我们和警卫局汽车修理厂的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安装一个辅助制动器，在紧急情况下教练员也可以采取刹车措施，以防止碰撞。经过试验，效果不错。训练场地定在钓鱼台院内，因为那里院子大，车辆少，人员少，道路平坦。

江青学车的教练员是她的司机李子元。江青第一、二次学开车，比较小心谨慎，也能够听从教练员的指挥，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第三次开车，她的胆子比第一次大多了，油门也加大了，车速快了。教练员几次提醒她开慢点，她可就不怎么听了。在17号楼西侧由北向南行驶到10号楼路口时，向右打轮往西拐弯，她既没有减速，也没有收油门，拐过去后来不及回轮。这时，她慌了神，手忙脚乱地加大了油门。教练员一边踩辅助制动器，一边帮她回轮。一个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的柔弱女人，不知道那时从哪儿来了那么大的劲儿，李子元硬是没有把方向盘转过来。汽车一下子就上了30度的土坡，撞到一棵杨树上才停下来。车前的大灯、小灯全撞坏了，机器盖也鼓起来了。一辆很好的大红旗轿车撞成那个样子，她毫不心疼，从车上下来，看了一眼说：“不碍事，没有关系，我还学。”嘴上虽然说得轻松，但事实上她害怕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提学开车的事了。

“看电影”风波

1973年6月11日晚上，江青叫我请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陪她到17号楼看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王洪文说晚上有事不去看了，张春桥、姚文元说这部电影看过了，也不去了。

当我把他们的回话报告给江青时，她就不高兴了。带着一肚子气，她独自看了大约半个小时。她越想越有气，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就霍地站起来，气冲冲地跑到9号楼质问张春桥、姚文元到底看没看过那部电影。老奸巨猾的张春桥看到江青来势不对，就撒谎说：“我没有看过呀。”姚文元也见风使舵说：“看没看过我不记得了。”

江青对他们的回话半信半疑，于是就命令她的警卫员到放映室查看登记本，查的结果是张春桥、姚文元均已看过，江青知道他们撒了谎，但当着大家的面，她对张、姚又能说什么呢？虽然不高兴，又不能对他们怎么样。于是，她恼羞成怒，大发雷霆，迁怒于我和警卫员，诬蔑我们谎报军情，犯了“欺君之罪”，有意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三个人跑到中南海西花厅，逼着周总理把我们立即关进监狱。要不是毛主席、周总理和汪东兴同志的保护，我们的下场可就惨了。

所谓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

1968年3月初，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群众组织，请求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写信给党中央，称收藏在馆内的部分鲁迅手稿不见了，并提到戚本禹曾从文化部取走这部分手稿。3月5日晚，江青要傅崇碧过问此事。

傅崇碧经过周密调查，查清楚了结果：江青于1967年1月，派戚本禹和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韩树信取走了鲁迅手稿，当时还开了收条，将4箱手稿交给了文革小组保密员卜信荣保管。

3月8日，傅崇碧带着卫戍区的副政委周树青、秘书冯正午到钓鱼台向江青报告手稿的调查情况。两辆汽车到钓鱼台东门，傅崇碧找江青没有找到，就和文革小组值班室联系，值班室报告办事组组长李讷，李讷没有明确表示。于是，他们就给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打电话，得到同意后进入钓鱼台。在16号楼前恰遇姚文元，他们便一起进了楼。

不知江青怎么知道的，叫上我，就从11号楼风风火火地赶到了16号楼。

江青一进门就大声吼道：“傅崇碧，谁叫你进来的？你带这么多人到这里来干什么？你到这里来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

当傅崇碧解释是陈伯达办公室批准进来的时候，江青质问：“陈伯达在哪儿？陈伯达批准的也不行，因为这件事是我叫你调查的，你为什么不请示我？你身为卫戍区司令，不经我允许就进来，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傅的秘书冯正午，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一刺激，紧张得晕过去了，手中的公文包随即掉到地上。

这时，江青高喊，“他拿皮包打我！”当时，傅崇碧很冷静地说：“江青同志，我是来汇报鲁迅手稿的事情的，这是你交办的，现在已经查清，手稿和保管手稿的人，都在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故作惊讶地说：“叫什么？这不可能！”周树春当即从皮包里找出写有收管手稿人签字的条子，交给江青。江青接过条子看了以后，立刻把卜信荣找来，同时搬来装有手稿的4个箱子，打开箱子，江青亲自翻检后，对卜信荣喊道：“你是个大坏蛋，不是毛主席的兵，把他抓起来！”卜信荣急得满脸通红，连声高喊：“冤枉！我冤枉啊！”江青根本不想听卜信荣再解释什么，只是重复一句话：“把他抓起来！”就这样，卜信荣就被莫名其妙地逮捕了。她又硬逼着陈伯达把秘书王保春调离钓鱼台。其实，按规定，中央领导人的秘书是有权批准有关人员进入领导人住地的。

3月9日晚上，江青在钓鱼台16号楼召开会议时说：“傅崇碧带人、带枪闯钓鱼台16号楼中央文革小组，行为可疑！他的秘书皮包里装了几支手枪，并用皮包击打我的腰部，企图打断我的脊梁骨！”姚文元在一旁随声附和作伪证。

江青不愧是一个名演员，会演戏，越演越像。我是在场的见证人之一，事情根本不像江青说的。

3月10日，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汪东兴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单位有北京军区、中办警卫局等。会上又讲了傅崇碧进钓鱼台的问题，并规定了七条：一、任何人进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京西宾馆、国防部大楼都要事先打电话报告，经批准后方可放行，而且必须是首长批准，秘书和侍卫批准不算数、；二、被批准进去的人只能是本人，其随员不得进到院里楼内；三、被批准进去者到指定的会客地点等候，不得乱窜；四、送文件的通讯人员，不得直接送到首长住房(办公室)，信件要经过中办秘书局转递；五、不管任何人的汽车，进入这五个地方时，哨兵不仅要认车，而且要认人；六、任何人进入首长住地时，不准携带武器和危险物品；七、今后中央开会时，不准送文件到会场。这七条规定是杨成武代表与会领导归纳并宣布的。

钓鱼台的霸主

那个时候，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江青经常用的东西，别的中央领导人就不好用、不能用、不敢用。如果用了，叫她知道，她就会不高兴，甚至发作出来，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

钓鱼台当时共有18栋楼，其中两栋是工作人员用房，一栋是综合活动楼，其余的15栋是接待楼。江青一个人就住过三栋接待楼，还霸占着综合活动楼，再加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住在里面，所以有人说，钓鱼台的南半部是一个禁区，江青是钓鱼台的霸主。我认为这种说法是贴切的。

江青不但长期独占着两栋楼，还有4匹军马长期供她独用，即使是到北戴河休息，去八达岭游玩，马匹也上专列与她一同前往。放映厅的近百部电影，由她一个人霸占着，没有她同意谁也不敢拿出去看，包括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和叶剑英在内。

江青在钓鱼台散步时，如果有汽车经过，司机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江青散步，就会立即停车、熄火，静静地等江青走过去；如果行人发现江青，会立即绕道避开，如果无道可避，就会往回走，不能也不敢和江青碰面。

江青处处以毛主席夫人自居，总想自己说了算。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陈伯达是组长，她却高居于组长之上。讨论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时，有一次江青公开跟陈伯达大吵，当着“中央文革”碰头会其他成员的面，对陈说“我看不起你”，并在陈的面前狠狠摔了一个水杯。在那次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没有说话。会后，她把张春桥、姚文元叫到10号楼，批评了他们在关键时刻不坚持原则立场，不帮她说话。他们回去以后，给江青写了检讨并恭恭敬敬地到10号楼递给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