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百团大战很不满：过早暴露了实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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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伪更大震动，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10天，即在7月下旬开始的。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为打击日军的“囚笼”政策，缓解国内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争取华北战局有利的发展，影响全国的抗战局面，克服国民党顽固派妥协投降的危险，自1940年8月起指挥华北各地的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纵队除外）对华北敌后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主要目标是正太铁路）展开了一次全面的大破袭，从而上演了一幕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60多年过去了，对这次战役功过是非的评说现在已基本定论，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争议却远未结束，有关百团大战的话题仍然是党史、军史界的热点之一。

　　一、百团大战的酝酿及战役发起前的称谓

　　众所周知，百团大战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那么，八路军当时为何要发动这样一次战役呢？八路军总部在酝酿此次战役时是如何考虑的？在百团大战正式打响之前又是如何称呼此次交通破袭战的呢？要弄清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得回顾一下当年的那段历史。

　　1940年春，中国的全国抗战已进入到第四个年头。四五月间，世界形势风云突变。纳粹德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席卷了半个欧洲，气焰甚是嚣张。欧洲战局的急剧变化，大大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亚洲、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欲望。为迫使蒋介石屈服，尽早结束中国战事，日本帝国主义一边加紧对蒋介石进行政治诱降，一边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





　　日本趁法、英两国无暇东顾之机，迫使其关闭滇越、滇缅公路，切断了中国的国际交通线。五六月间，日军还在中国正面战场发动了大规模的枣（阳）宜（昌）战役。同时，日军的航空部队对重庆、成都等中国内地进行狂轰滥炸，还扬言要在8月份南进昆明，北攻西安。另一方面，日军为达到彻底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的目的，进一步加强了对华北交通线的控制，同时整治运河，增设据点、碉堡、封锁沟、封锁墙，开始推行其“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在日军的“囚笼政策”蚕食下，华北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许多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根据地的人民深受其害，迫切要求痛击日本侵略者，以摆脱抗战困境。

　　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的全面施压，使国内―部分人发生了恐慌，对抗战前途更加悲观。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妥协投降的空气日益严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暗流不断涌动。在这期间，蒋介石的代表与日方代表在香港、澳门进行了多次秘密接触和会谈。有的国民党军队甚至打着“曲线救国”的幌子投靠日军。此外，日伪顽还在华北地区到处散布八路军“是搞乱的军队”，八路军“专打友军、不打日军”，八路军“游而不击、只吃饭不打仗”等众多谣言来迷惑群众。

　　一直身处华北敌后的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对全国抗战局势、尤其是华北抗战局势的发展深感不安。他们决心在华北敌后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打断日军的“柱子”，捣碎日军的“链子”，毁掉日军的“锁子”，从而打破其“囚笼政策”。1940年4月下旬朱德离开八路军总部后，彭德怀与左权继续就开展交通破袭战问题进行研究，并先后同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李达，第385旅旅长陈锡联、第386旅旅长陈赓，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等人进行过多次讨论。

　　最后众人一致同意在华北敌后进行一次交通破袭战，并把作战的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同时对平汉、同蒲、白晋、平绥等华北各主要铁路及其他主要的公路线也展开破袭，以配合正太线的作战行动；除第115师和山东纵队不参战外，第120师、第129师及归其指挥的决死队，另外还有晋察冀军区部队都将参加此次战役。随后，八路军总部即开始起草战役的预备命令。

　　1940年7月22日，由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签署的破击正太铁路的《战役预备命令》由八路军总部正式下发到晋察冀军区、第120师及第129师，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该命令首先简要分析了当时国内的抗战形势及对华北敌情的判断，阐述了破击正太铁路的理由，继而明确指出，此次战役“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该命令还要求对其他各重要铁道线，特别是平汉、同蒲线，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总破袭，以配合“正太铁道战役之成功”。从该项命令可以看出，八路军总部当时称此次战役为“正太铁道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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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3日，八路军总部又下发了由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签署的关于进行正太战役中侦察重点与注意事项的指示，电文中将此次战役称为“正太战役”。8月8
日，八路军总部正式发出《战役行动命令》，命令“限8月20日开始战斗”。在同日发出的关于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及8月18日发出的为达成正太战役应连续破路的指示中，八路军总部都称此次战役为“正太战役”。“百团大战”这一名词在当时还没有出现。

　　二、“百团大战”命名的由来及参战的兵力

　　1940年8月20日晚20时，百团大战正式打响。那么，战前“正太战役”的称谓是何时被改称为“百团大战”的呢？其原因又是什么呢？八路军总部当初设想的战役规模有多大？八路军后来究竟有多少个团参加了此次作战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的文献资料。八路军总部在1940年7月22日下发的《战役预备命令》中，要求直接参加正太线作战的总兵力不应少于22个团，其中晋察冀军区为10个团，第129师为8个团，第120师为4至6个团，另外还有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大部及工兵一部；在8月8日下发的《战役行动命令》中，除没有对第120师规定出具体参战兵力（团）外，仍要求晋察冀军区以主力约10个团、第129师以主力约8个团及总部炮兵团参战。综合这两份文献可以看出，八路军总部当初设想的战役规模不会超过25个团。但当战役打响并且取得了一些胜利后，各根据地有不少武装力量乘日伪仓惶撤退之际，自动参加了战斗，自发地奋起追歼日伪军，这就使得战役规模迅速扩大。这也是彭德怀和左权未曾想到的。

　　百团大战打响的次日，刘伯承、聂荣臻、贺龙、吕正操等人便陆续致电八路军总部，报告战绩。彭德怀、左权看到一份份奏捷的电报后，脸上不时地露出笑容。为了尽快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告此次战役的进展情况，彭、左二人要求八路军总部司令部在8月22日中午前务必查清正太全线和其他各路所有参战部队的兵力和战斗情况。关于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兵力，目前有103、104、105和115个团等多种说法。实际上正确的说法应是105个团。

　　8月22日午饭过后，彭德怀、左权信步走进作战室，听取战况汇报。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王政柱根据统计的结果向彭、左汇报参战兵力：“正太线30个团，平汉线卢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津浦线天津至德州段4个团……共计105个团。”这是王政柱在其编著的《百团大战始末》一书中的一段话。但八路军全部参战兵力他并没有在该书中完整地写出来，而是将后面的部分略去了。那么，八路军
105个团中其他那些团又是如何统计出来的呢？他的这一说法是否准确？我们再看一下当时有关文献资料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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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7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向蒋介石转呈了百团大战的兵力部署及战绩情况，在这一电文中有八路军参战兵力的一个详细的统计，其中，除了王政柱上面提到的
61个团外，另外的44个团分别为：汾（离）军（渡）公路线6个团，白晋线6个团，北宁线2个团，平绥线2个团，沧石线4个团，德石线4个团，邯（郸）济（南）公路线3个团，代（县）蔚（县）公路段4个团，（北）平大（同）公路线6个团，辽（县）平（顺）公路线3个团，宁（武）岢（岚）静（乐）公路线4个团。电文中还两次强调，八路军参战兵力共计105个团。另外，八路军总部司令部和野战政治部在9月14日公布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战绩时也提到了参战兵力问题：“正规军、地方军共百○五团参战。”如果说王政柱在其后来所写的《百团大战始末》一书中提到的105个团的说法还不足以作为确定八路军参战兵力确切根据的话，后面两份文献资料都是在战役刚刚开始且尚在进行中所留下的，应是不容置疑的，所以说百团大战的参战兵力应是105个团。

　　据王政柱回忆，左权在听完他的汇报后脱口而出：“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再仔细把数字查对一下。”“百团大战”!这个响亮的名词立即吸引了坐在一旁的彭德怀，他接口说道：“不管是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经彭德怀这么一说，左权觉得用“百团大战”四个字作这次战役的名称，更符合实际，也更有气势。他非常赞同彭德怀的这个提议。在场的《新华日报》（华北版）记者陈克寒听了彭德怀的提议后也说：“叫百团大战好，反映了这次作战气魄，我的报道工作也好写了。”于是，彭德怀和左权一起拟电，将此次战役正式定名为“百团大战”。该电在致八路军各参战兵团的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文如下：

　　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并报军委：

　　正太战役我使用兵力约百个团，于20日晚开始战斗。序战胜利已经取得。这次战役定名为“百团大战”。这是华北抗战以来积极主动大规模向敌进攻之空前战役，应加紧扩大宣传。此间，除有专电发重庆转蒋（介石）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发西安转办公厅，并发延安外，每日还有战况及论文广播，希注意接收，以便统一扩大宣传。

　　彭左

　　彭德怀和左权拟好电稿后，令工作人员立即将这份电报发出去。给蒋介石的电报，是以第18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先发到当时驻重庆的叶剑英处，再由叶转送的。叶剑英收电后于8月27日将这份电报转呈蒋介石，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份载有八路军参战兵力详细统计的电报。

　　为扩大对外宣传，彭德怀和左权等人商量后，于8月22日午后又下发了宣传工作指示。指示指出：“正太战役是抗战以来华北军队积极向敌进攻之空前大战，总合兵力共约百个团，故名‘百团大战’。”指示要求各部队注意收集作战中的英勇事迹及军政文件与胜利品，多拍些有意义的照片。

　　为表彰广大参战指战员的出色行动，8月23日，八路军前方总部以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参谋长左权，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副主任陆定一的名义，给晋察冀军区、第120师、第129师发去嘉奖电。电报指出：“根据你们几次简要战报，百团大战由于我参战全体指战员忠贞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英勇果敢进击在各交通线上，特别在正太线上已取得序战之伟大胜利，无论欣慰，特传令嘉奖，仰即转令周知。查此次百团大战，是抗战以来在华北战场上空前未有的自主积极的向敌寇进攻的大会战，对于全国抗战形势与华北整个战局均有伟大意义。百团大战亦将成为中外战史上最光辉的名词。”电报要求全体指战员再接再厉，在现有序战胜利之基础上，猛烈扩大战果，完成战役任务。

　　同日，八路军总部根据彭德怀、左权的指示开始编辑《百团大战要报》，汇集各部队在各条交通线上大破击的战况和战果。此后每天都要编辑，每日编3、5号不等，除分电延安中共中央军委和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还电告第一、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阎锡山。到12月上旬，共编发《百团大战要报》近400号，有10余万字。当时，《新华日报》（华北版）的记者陈克寒就驻在八路军总部，专门负责百团大战的新闻报道。该报于8月23日以专版首次刊登了八路军总部参谋处提供的“华北交通总攻击战”第一号《捷报》。8月30日，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八路军展开百团精兵大战》的消息，公布了第一批《百团大战要报》，并以《八路军在华北反扫荡的百团大战》为题配发了社论。紧接着，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重庆和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域，各种报纸、刊物和广播电台，纷纷发表消息、评论。就这样，“百团大战”一词很快便由八路军总部传遍了中华大地。

　　三、百团大战并非背着中共中央军委擅自发动的

　　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由于彭德怀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发动百团大战也成了其一条“罪状”，其中理由之一就是百团大战是彭德怀背着中共中央军委擅自发动的，事前没有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对这一指责，彭德怀曾作过专门的申述。

　　他说：“总部决定后，7月22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估计到破袭战开始时，日伪军会有相当部分，必从我根据地内向外撤退，故部署我各军区和军分区应预有准备，乘敌退出碉堡工事时，尽量消灭敌人，平毁碉堡及封锁沟、墙。各区接到此部署后，积极行动，提早准备和进入预定地域。……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伪更大震动，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10天，即在7月下旬开始的。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实际上，百团大战发起日期是8月20日，比原定日期8月10日左右（《战役预备命令》中规定的）推迟了10天，而并非是提前了10天，这当是彭德怀记忆之误。此点说明百团大战不是彭德怀背着中共中央军委擅自发动的。

　　事实也的确如彭德怀所说的那样。八路军总部在1940年7月22日发出《战役预备命令》的同时，向中共中央军委作了报告。延安方面收到该电文后，当日即抄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王稼祥及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邓子恢、任弼时、谭启龙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或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了，延安收文原件在案。另外，彭德怀和左权于1940年8月22日午后发出的那份为百团大战定名的电报也上报了中共中央军委。延安方面在收到这份文电后，即送呈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任弼时等人收阅。当年的收文送阅单仍完好无缺。这再次说明彭德怀背着中共中央军委擅自发动百团大战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对此，聂荣臻也曾指出：“百团大战，并非偶然。它不是出于个别人的主观愿望，而是我党我军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而发动的。”

　　至于此次战役没有等到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的问题，彭德怀认为“这是不对的”。但聂荣臻后来对此问题作过这样的说明。他说：“有种传说，说这个战役事先没有向中央军委报告。经过查对，在进行这次战役之前，八路军总部向中央报告过一个作战计划，那个报告上讲，要两面破袭正太路。破袭正太路，或者破袭平汉路，这是游击战争中经常搞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日常工作，不涉及什么战略问题。这样的作战计划，军委是不会反对的。”

　　四、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及其战绩统计

　　百团大战是何时结束的？目前的许多党史、军史著作中多认为是1940年12月5日结束的。其主要依据便是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于12月10日公布的百团大战的战绩。在这份战绩统计中，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出：英勇卓绝空前之百团大战，自8月20日开始发动以来，至12月5日，连续作战，整整3个月又15天。在这段时间内，主要战果的统计情况是：八路军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伪军反正者1845人，日军自动携械来投诚者47人（以上共计46380人）；消灭敌伪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948
里、公路3004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另外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据此，许多著作便将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定在12月5日，百团大战所取得的战绩也就是当时公布的那些数字。实际上，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不是12月5日，其战绩也并非是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当时公布的那些统计数字。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情况。

　　1940年10月初，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暂告一段落。随后，八路军参战各部按照总部的要求进行休整，以利进行下一阶段的作战。但时间不长，敌情即发生了重大变化。华北日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两次遭到八路军大规模攻势作战的打击后，损失惨重，深受震撼，深感八路军力量的可怕和对其威胁的严重。为防止局势继续恶化，尽快稳住占领区，华北日军开始在各地集结重兵，准备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地“扫荡”。自10月6日起，日军先后对太行、晋察冀、太岳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疯狂的大
“扫荡”。

　　日军所到之处，见人即杀，见屋即烧，见粮即抢，见女即奸，就连老百姓日常生活用的锅、碗、瓢、盆及生产用的各种农具也未能幸免，成了其泄愤的对象，许多村庄变成了灰烬，片瓦无存。日军企图通过此举将敌后抗日根据地变为焦土，使八路军失去生存的条件。针对日军的报复“扫荡”，八路军总部于10月19日向晋察冀军区、第120师、第129师发出了反“扫荡”命令。命令要求在敌人对各抗日根据地采取空前毁灭政策的形势下，各根据地党政军民要密切配合，广泛开展游击战，粉碎敌人的“扫荡”。于是“扫荡”与反“扫荡”便成了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

　　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第129师的反“扫荡”作战从10月6日开始，至12月5日结束，先后粉碎了日军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晋察冀军区的反“扫荡”作战从10月中旬起，至1941年1月4日结束，先后粉碎了日军对平西、北岳区的“扫荡”；第120师的反“扫荡”作战从10月下旬开始，至1941年1月24日结束，先后粉碎了日军对兴县、保德、临县等地的“扫荡”。

　　至此，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扫荡”与反“扫荡”的作战才全部结束。因此，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不应定在1940年12月5日，因为当时除了第129师结束了反“扫荡”作战外，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的反“扫荡”作战仍在进行当中，也就是说百团大战还没有结束。百团大战的确切结束时间应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取得反“扫荡”胜利的日子，即1941年1月24日。这即是说，百团大战共进行了5个多月，而不是3个半月。如此，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当年公布的百团大战的战绩也只能说是百团大战前3个半月的战绩，而不是整个的百团大战的战绩。

　　那么百团大战有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绩统计呢？由于八路军总部当年只统计到12月5日的战绩，对以后的战绩并没有进行过统计，因此，只能遗憾地说百团大战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绩统计。不过，如果我们将百团大战前3个半月的战绩加上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在1940年12月5日以后的战绩，还是能够得到一个接近完全的战绩统计的。据晋察冀军区统计，自1940年12月4日至1941年1月4日的反“扫荡”
作战中，其所属部队共作战150次，毙伤日伪军2000余人，俘日伪军97人，争取伪军反正2人。据第120师统计，其所属部队在1940年12月14日至1941年1月24
日的反“扫荡”作战中，共作战约217次，歼日伪军约2500人。将百团大战前3个半月的作战次数和歼敌人数与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自1940年12月
5日以后的作战次数及其歼敌人数相加，我们便能得到这样一个大致的结果：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共作战2100余次，歼日伪军5万余人。

　　不过，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仅在前3个半月中即伤亡指战员1.7万余人，有2万余人中毒。

　　五、关于百团大战的功绩与存在的问题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我华北数十万军民齐心协力，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对于百团大战的伟大意义，国共双方的高层领导人当时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国内的报刊也纷纷报道并高度赞扬百团大战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就连一些国际新闻媒体也对百团大战进行了报道。那么，百团大战在当时究竟起到了哪些作用、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概括地说，大致有以下这些方面：

　　第一，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和“囚笼”政策。百团大战共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其中歼灭日军人数至少在2.1万人以上，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被歼过半，日军独立混成第1、第2、第3、第8、第9、第15、第16旅团及第27、第36、第37、第41、第110师团等所有遭八路军攻袭的部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日军受到了极大的震感，惶惶不可终日。日军方面也不得不承认，百团大战“取得了奇袭的成功”，“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为此，日军把这次战役称为“挖心战”，并将每年的8月20日定为“挖心战”纪念日。

　　百团大战破坏了华北各地主要的铁路、公路交通，拔除了交通线上及其两侧大批日伪军据点，平毁了许多封锁沟、墙，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百团大战还破坏了日本侵略者对华北的“经济开发”，沉重打击了日军“以战养战”和把华北变成其扩大侵略战争基地的企图。据《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载：百团大战中，共军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为矿山）进行奇袭。特别是山西，其势更猛，在袭击正太路及同蒲路北段警备队的同时，并炸毁和破坏铁路、桥梁及通信设施，使井陉煤矿等的设备，遭到彻底破坏。此次袭击，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第二，百团大战打乱了日本法西斯的政略战略。1940年春夏，日本法西斯原欲乘德国军队席卷欧洲之际推行其“南进”战略，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早日解决中国问题以使其能腾出手来为“南进”作准备，日本法西斯加紧了对蒋介石的政治诱降的“桐工作”。然而正当其双方在秘密和谈时，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如晴空霹雳，令日本侵略者措手不及，其政治诱降及准备“南进”的美梦就此化成泡影。日本法西斯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中国的战局，特别是华北地区“治安”的恶化，令其痛心疾首。为此，日本法西斯不得不暂时取消“南进”计划，而将恢复华北的“治安”作为重中之重。

　　第三，百团大战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散布的反共谣言，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毛泽东在看到八路军总部发往延安的关于百团大战的第一批战报后，很快就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发出《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和《中央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充分肯定百团大战“给了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无穷的希望”，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仿照百团大战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之八路军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以给予200万友军及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百万人民以良好之影响，延缓日军向重庆等地的进攻计划。

　　国民党方面，何应钦、卫立煌、阎锡山等军政长官先后致电八路军总部，盛赞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之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并表示“嘉慰实深”。就连蒋介石也向朱德、彭德怀发来了嘉勉电：“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百团大战的发动，令那些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之类的谣言不攻自破，共产党、八路军的声望随着百团大战的进行而不断提高。不论是延安、大后方还是沦陷区的人民，甚至是海外侨胞，在听到百团大战胜利出击的消息后，群情振奋，纷纷以各种方式对八路军表示敬佩和慰问。

　　《新华日报》、《大公报》、《新蜀报》、《新民报》、《力报》、《国民公论》等报刊竞相刊载百团大战的消息，纷纷发表社论。《新蜀报》1940年9月20日社论中说：我们每天看到如雪片飞来的条条捷报，真是兴奋感动得流泪。就连远在西北边陲的《新疆日报》也在社论中写道：在全国各战场相当沉寂的今天，华北出击胜利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它提高了抗日根据地与游击战的地位，粉碎了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种种滥调。正是看到了百团大战巨大的政治意义，1940年12月2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新高潮，我们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第四，百团大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的妥协投降逆流。1940年3月，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在南京粉墨登场，组织了以其为首的伪国民政府。汪伪政权成立后，与日本侵略者相配合，频频向重庆国民政府发动“和平”攻势，企图与之合二为一。同年春夏，重庆国民政府的代表在香港、澳门与日、汪双方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就所谓的“和平”条件讨价还价，并达成了在长沙举行由蒋介石、汪精卫和坂垣征四郎（日军中国派遣军参谋总长）直接对话的“高级会谈”的秘密协议。这说明，中国当时确实存在着空前的妥协投降的危险。然而，随着百团大战的进行，重庆国民政府内的“和平”气势由春夏间的一度高涨开始逐渐消退，重庆国民政府对日方的“和平”条件开始采取冷淡态度，并最终拒绝了日方的政治诱降。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八路军在华北胜利进行的百团大战对抑制国民政府内的妥协投降逆流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五，百团大战锻炼、提高了八路军的作战能力，并为八路军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在一次战役中投入100多个团的兵力（另外还有20多万民众参战），在广袤的华北大地上同时向日伪军发起突然袭击，并始终掌握着战役的主动权，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在人民军队史上是空前的。八路军参战各部能在统一的意旨下，根据各自当面的敌情、我情、任务等条件，灵活运用各种战法，连续作战，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计划性、协同性和坚韧性，从而使部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部队的战斗力也得到了提高。另外，通过此役八路军还积累了大兵团作战条件下如何做好侦察、保密、政治动员、后方保障、防空防毒、伤员救护等一系列宝贵经验，这对八路军以后的游击战以及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都有重要意义。

　　第六，百团大战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并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斗争精神。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战的形势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密切相关。百团大战的发动，拖住了侵华日军的后腿，迟滞了其南进太平洋的计划，为美英等同盟国赢得了宝贵的战争准备时间，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此，它也引起了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关注。

　　百团大战的消息一经公布，美国合众社驻北平的记者立即发出了相关电讯：“自华军部队在河北开始大规模进击之后，北平附近之华军，亦实行响应，甚为活跃。现北平日军极为震动，平津铁路，昨日不通。”随后，美国著名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及其他国家通讯社驻华记者也接连向国外报道百团大战的消息。1940年8月29日，苏联《红星报》发表评论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在山西积极勇猛地作战，河北、山东及北平附近之游击战争，亦有极大之开展。尽管日机之空袭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损失及死伤，但中国人民的情绪极高，且确信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进行独立战争至最后胜利之决心仍然强固，不可动摇。

　　百团大战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百团大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我们应该充分肯定的。但百团大战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兹列举几个主要的观点如下：

　　早在1940年10月初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结束时，八路军总部在下发的文电中即指出了部队在作战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如战斗发起之突然性、运动与火力之配合及冲锋艺术等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同年底，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在一次报告中也谈到了百团大战存在的缺点：军事方面，协同动作不好，顽强性不够，战斗技术不够，对后方指挥不够；战时政治工作方面，只有战场鼓动，没有后方工作，有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发生；准备工作方面，发动群众游击战争和后方的作战准备工作不够，对敌人反复“扫荡”估计不足，空室清野不好，等等。

　　彭德怀后来在总结此役时曾说：我在百团大战问题上是有错误的，首先是对日军向我进攻的方向估计不对；其次，由于这次战役过于暴露自己的力量，震惊了敌人，使敌人加强了对华北尤其是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人民遭受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再次，其本人也有些蛮干地指挥，破袭时间约1个月，没有争取时间休整部队，总想寻机歼灭敌军一路的想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使第
129师伤亡多了一些。

　　聂荣臻后来在谈及百团大战时曾说：此役战果是巨大的，总的来说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胜利之中也有比较大的欠缺和问题。首先是在宣传上出了毛病。这次战役本来是对正太铁路和其他主要交通线的破袭战，后来头脑热了，调动的部队越来越多，作战规模越来越大，作战时间也过于集中，对外宣传就成了百团大战，从而引起了日军的警觉，使日军把主要的进攻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和八路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另外，在战役的第二阶段，为扩大战果，有时就忘了在敌后作战的方针，只顾死啃敌人的坚固据点，这是违背游击战争作战方针的，从而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因此，对于百团大战，其辉煌的胜利和存在的问题都不该被我们所遗忘。

　　抗战时期，毛泽东在肯定百团大战功绩的同时，也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他特别对百团大战的宣传很不满意。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批评说，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者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100个团参战，蒋介石很慌。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理――害怕我们在敌后扩大力量，在他看来，我们的发展，就是对他的威胁。

　　六、对百团大战的评价及由此引发的几点启示

　　如上所述，百团大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正是这些问题，造成了后来对其评价的分歧。60多年过去了，人们对百团大战的评价，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几个阶段。特别是随着这一战役的主要发起者和指挥者彭德怀政治上的沉浮，人们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也就褒贬不一。概括起来说，对百团大战的评价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是充分肯定阶段。这一阶段，正是百团大战进行的时间，从中共中央到中央军委、从八路军总部到各战略区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盛赞百团大战；

　　第二阶段，从1943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是基本肯定阶段。这段期间对于百团大战的评价，虽然从总结教训的角度也谈到了其中的一些消极方面的问题，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客观、有分寸的，是持基本肯定态度的；

　　第三阶段，从1959年庐山会议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是全面否定阶段。由于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百团大战也成了其一条“罪状”而遭到各方面的口诛笔伐；

　　第四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现在，是从总体上给予基本肯定阶段。随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对彭德怀的平反，在党史、军史界和当年参加作战的一些老同志，从总体上重新肯定了百团大战。同时，也指出百团大战尤其是第二阶段，八路军进行了与装备不相适应的攻坚战，过多地消耗了抗日军民的力量，给尔后抗战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总体评价是基本肯定。

　　纵观对百团大战评价的几个阶段，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必须坚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百团大战。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只有把百团大战与华北敌后抗战、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正如彭德怀所说的那样：“对于这次战役的估价，不能离开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当时担负的任务。”

　　第二，必须在动态的变化过程中来认识百团大战。60余年来，对百团大战的评价经历了充分肯定、基本肯定、全面否定和重新基本肯定四个阶段，全面认识这样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就能对百团大战做出恰到好处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评价。

　　第三，必须坚持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评价百团大战。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随着彭德怀在政治上的大起大落，他所发起和指挥的百团大战也随着被贬褒不一。这样，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