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这十年：那一夜，这十年（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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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宾府，这里在回归之前是港督府 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午炮——殖民历史给香港留下的印记之一 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香港这十年】那一夜，这十年

　　在这之后，行政长官候选人照样用粤语竞选，立法会议员依旧用粤语辩论，只是当有中央领导人或内地贵宾出现时，他们会依例操起“刨冬瓜”（粤语中“普通话”三字的谐音），普通话代表着一种来自中央的“场”。10年来，香港已经渐渐习惯了这样的场域。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关于这个国际大都会的文章和影像涌现如潮。

　　150年不列颠帝国的殖民地，全世界首个“一国两制”的试验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特别行政区——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成了一个符号，这两个普通的汉字底下深藏了多少的含义？这个城市和这里的人民有过怎样的成长经历？又在面对怎样的未来与思考？

　　1997年6月30日。雨一直下。

　　晚上6时15分，雨越下越大。英方在添马舰露天操场举行了告别仪式第二幕。现任立法会议员、民建联副主席的叶国谦记得很清楚，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身着一身白色戎装，神情凄然。

　　在日记中，查尔斯这样记述：“当我走到演讲桌前的一刻，暴雨随即猛降。我看着手上湿淋淋、黏作一团的数页讲稿，尝试辨认文中的内容。我生平从未试过在水中发表演说，这是首次。”

　　几乎是命定一般，英国人选择在这里告别他们在亚洲的最后一个殖民地。添马舰的名字取自英国皇家海军驻港主力舰，1941年香港保卫战中，为免于香港沦陷后为日军所用，添马舰被炸沉。

　　这个地方，见证了香港由一个国家的殖民地沦为另一个国家的占领地，10年前这一天，添马舰又见证了她回归她的祖国。

　　10年来，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和曾荫权都要在这块彭定康离开的地方建造新的特区政府总部，只是因为财政赤字和民间反对声浪而一拖再拖，这块维多利亚港边昂贵的地皮就这样晾了10年。



　　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上，英军仪仗队走下主席台 AFP／图

　　告 别

　　曾经沉没的添马舰在战后被打捞起来，依然坚固的甲板据说被制成了圣约翰教堂的大门；对于叶国谦来说，今天，也有依然坚固的记忆能够在这里打捞起来。

　　作为回归前港英立法局的议员，叶国谦列席了整个告别仪式。雨中的情状在10年后还是那样的震撼人心。“作为中国的香港人，既唏嘘又自豪。”他说。

　　港督彭定康在这里献上了一席堪称文献的告别演说：“香港的故事并非只是过去一个半世纪英国负起责任的那一章。”他说：“当初揭开这个篇章的序幕，从二十世纪就要结束的今天的观点来看，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会予以宽恕。”这是回归过程中，英方惟一一次对鸦片战争表达歉意。

　　当然这只是彭定康一贯先抑后扬的手段，他不忘暗示20世纪中国的历次波折：“大多数今天住在香港的人，他们之所以住在这里，那是因为本世纪发生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今天也没有多少人愿意为其雄辩。”

　　叶国谦解释说，作为移民城市，颇多港人及其先辈是在20世纪历次战乱和动荡中到香港避难，对以往经历的切肤之痛和对今后政策的顾虑是他们在回归前最大的担心。

　　演讲结束前，彭定康说：“你们善待了我们，你们礼遇了我们。过去5年我分享了你们的家园，对你们的未来也负起部分责任，这是我毕生莫大的荣耀。现在，香港人治理香港，这是一项承诺，也是不容改变的命定。”

　　大雨中，彭定康为他和他的国家赢得了体面的下台——落座后的他抬起头，热泪盈眶。一万多位在场嘉宾在风雨中不停鼓掌，有的还用脚大力踏以金属搭建的观礼台。一位电台女主播被他的告别词打动，在播音中无法自已。

　　晚7时45分，英国旗及英治香港旗，在风笛伴奏的《最后一站》乐曲中降下。

　　告别仪式近尾声时，英国王家三军仪仗队在一个称为“日落仪式”的项目中，呈献了军方传统的表演，并向英国王储查尔斯及末代港督彭定康敬礼。

　　“所有英国人都淋湿了，但他们都站得笔直。”10年后，歌手汪明荃仍然记忆犹新，“后来彭定康说，大不列颠好像在哭。”

　　观礼台并没有遮雨篷，尽管打伞，仪式结束时，叶国谦和其他万名嘉宾的衣服都湿透了。嘉宾们都忙着回家换衣服去参加午夜在会展中心的交接仪式，英方的告别晚宴因而应者寥寥，仿佛人走茶凉。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在亚洲最后一个殖民地的最后一个落日最终在大雨中被浇灭。

　　最后的港督

　　那天早上，刚刚被《时代》评为香港25位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的香港名嘴郑经翰依旧要做他的电台节目“风波里的茶杯”，“那天节目的主题就是回归。解放军要来了，可我们不是被解放”。

　　这天下午，赤柱军营里，伴随着风笛，身穿苏格兰方格呢短裙的英国士兵最后一次降旗。英女王及其王室成员的相片，连同打包好的银具和旗帜，一同被放进柳条箱里——它们下一站的目的地是北爱尔兰。

　　驻港英军名义上的统帅彭定康也告别了他住了5年的港督府。

　　而在港岛中区，下午4时30分，港督府最后一次降旗仪式在连绵细雨中举行。末任港督彭定康和太太走出官邸时，几乎同一时间回头，视线被宅院凝住。然后，彭定康缓缓踏上检阅台，听英国国歌《上帝佑我女王》最后一次奏起，双手捧着摺好的米字旗垂下头颅，眉头深锁，任凭雨水敲打。

　　在英国直辖的这块“殖民地”上，总督的权力“仅次于上帝”。第22任港督葛量洪回忆说，当他抵达每一处地方时，人人都要起立，在任何情况下，谁都遵从他的意愿——永远都是：“是的，爵士。”“是的，总督阁下。”

　　深具殖民经验的英国人，从来知道怎么去为交出主权的殖民地制造麻烦，比如印巴分治和克什米尔。彭定康毕竟还给中国一个繁荣自由的香港。

　　英国人还留下了大量的政治遗产和精神遗产。港英政府廉洁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法治理念及法律框架，以及相对公平公正的营商平台，这些制度，依然是成熟而稳定的。港人既喜悦于一种崭新的开始，却也担忧英国退出舞台后自己的未来。

　　彭定康住过的地方曾闲置了9年。2006年，曾荫权入主了这个已经改名为“礼宾府”的昔日港督府。

　　普通话登台

　　陈经文一家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从香港移民加拿大。但香港回归的前夜，陈全家是在温哥华家中，通过电视凝望着他们曾生活过的那座岛。

　　在交接仪式的转播中，陈经文清楚地听到中国领导人的承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不久之后，陈经文举家返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江泽民说到这段时，镜头摇过的查尔斯王子的脸上有点不自然。

　　交接仪式之前，叶国谦等一些香港的要员们还在恶补普通话，因为要用普通话宣誓。10年前的香港几乎是中国大陆普通话的最后一块死角。为了在7月1日那个庄严的场面上不致出错，香港广播处长专门送了一盒以普通话宣誓的录音带给能力有限者恶补。

　　当香港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带领终审法院常设法官和高等法院法官先后用普通话和英语宣誓时，结果证明他的英语能力远超普通话。经过那晚的“蒙羞”，李国能刻苦学习普通话，成绩精进。

　　那个雨夜，作为一种主权回归的象征，普通话第一次登上了香港的重要舞台。

　　在这之后，行政长官候选人照样用粤语竞选，立法会议员依旧用粤语辩论，只是当有中央领导人或内地贵宾出现时，他们会依例操起“刨冬瓜”（粤语中“普通话”三字的谐音），普通话代表着一种来自中央的“场”。10年来，香港已经渐渐习惯了这样的场域。

　　对于第一次在香港出现的这种“场”，英国人可能无心去体会。查尔斯在回忆中说，“我喉咙哽咽，听罢奏起的《义勇军进行曲》，更加激动哀伤。”

　　在董建华等宣誓之前，查尔斯和彭定康一席就悄然离场直奔添马舰码头，登上王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彭定康的女儿们登船时已经哭成泪人。零点40分的启程离港的时刻，背景中仍能看到紧邻维多利亚港的灯火辉煌的会展中心。

　　暗 战

　　宣誓仪式结束，叶国谦已经很疲惫了。但他还不能休息。临时立法会在凌晨2点45分召开了回归后的第一次会议。60名议员和包括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律政司司长梁爱诗的18位特区政府高官在会展中心201会议室集合。此前，临时立法会受港英当局的阻挠而长期只能在深圳开展筹备工作。

　　叶国谦说：“回归前后，政府不能有法律上的真空，一分钟都不可以。所以我们必须开会。辩论和通过《回归法》。”

　　“当时会议不在位于中环的立法会开，是（回归后）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这样最大程度的节省时间。”叶国谦说。另一个原因是，反对派那晚一直占据着立法会大楼，进行另一场不直接交锋的暗战，他们没有坐上进入特区政府立法会的“直通车”，走的时候还叫嚣着说，“我们会回来的！”

　　在某种意义上，香港的民主政治在那天晚上就拉开了序幕。

　　对此，临时立法会警告说，凡是在香港回归之夜“制造事端”的人将受到警方的逮捕。

　　6月30日至7月1日，是香港警察历史上最繁忙的日子。为做好香港历史上最重要的保安工作，有2200名各类警员组成的精锐队伍在会展中心新翼现场执行任务。

　　同时，警察也在忙着更换原来印有英国王家标志的制服。香港警队的警徽上的英王王冠，被紫荆花替代，“香港皇家警察”字样也改为“香港警察”。硬币上的英王头像已为紫荆花代替，而纸币上戴王冠的狮子和独角马等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图案也被取消。

　　在警察们紧张忙碌的时候，一群香港文艺青年跑到兰桂坊酒吧街去搞了一则行为艺术，主办者之一就是日后的凤凰卫视的名嘴梁文道。他们到处贴“同胞勿近”的告示。1967年香港“反英抗暴”中，左派在港九各处闹市放置真假炸弹。炸弹上多数以大字写有“同胞勿近”。

　　“在那个晚上搞这事主要想表达双重意思，一个是恐惧同胞要来接收香港了，另一个是告诉老外，我们回归了，你们不能乱来了。”梁文道回忆说。

　　“历来政权交接，城头变换大王旗总是要流血的，但那天晚上几乎没有。”他说，那个晚上，几个外国人在兰桂坊喝醉酒打架闹事是交接过程中流的仅有的几滴血。

　　莫说青山多障碍

　　对于大部分香港市民来说，回归前夜盛大的烟花汇演，冲淡了他们对权力交接的关注。

　　观看烟火的绝佳地点是位于中环的香港会。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私人会所，是昔日英国贵族娱乐和社交的场所，曾不准中国人进入，而此刻，本地名流已是这里的主角。

　　因为下雨和烟火的热气，香港会面对维多利亚港的玻璃窗变得灰蒙蒙，一如当时全球媒体对香港前景的面目模糊的描绘。

　　著名艺人汪明荃则是在下榻的离会展中心不远的一家酒店房间透过落地窗欣赏这场烟火。第二天早上，她要主持特区政府的回归庆典。

　　汪明荃这晚的最大遗憾是，邓小平没有能够置身这场烟火庆典中。

　　汪明荃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是1984年12月19日。作为香港百人观礼团的成员，她在人民大会堂见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中国政府领导人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

　　当年邓小平授意邀请的香港十二人青年才俊团成员也多成为落座于会展中心的政界显达。李鹏飞、何承天和周梁淑怡在上世纪90年代组成自由党，李柱铭成立了民主党，没有利用好赴京机会学习普通话的李国能则成为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邓小平当年亲自接见的钟士元也成为辅助董建华上台的功勋，并担任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

　　回归庆典后，身着白色旗袍的汪明荃兴奋地和嘉宾们合影留念。一些内地领导都说喜欢听汪明荃的歌，有的还能唱出她的成名曲《万水千山总是情》：莫说青山多障碍……

　　这个时刻，这首歌，显得尤其意味深长。

　　重 挫

　　尽管透过湾仔中怡大厦13楼办公室的窗户就能俯瞰到会展中心，但廖伟强那个晚上没有心思去关注会展中心上空的烟花。

　　对于他，这个晚上，跟此前的每一晚没有区别，主题都是加班。作为知名房地产企业“利嘉阁”的老板，1997年加班的每一分钟都意味着多一叠钞票。
从1985年房地产市场复苏算起，到1997年时房价已上升了10倍。那是房地产的黄金时代。

　　港人不但热衷炒楼，还炒筹（楼号），舞小姐、警察、黑社会，甚至连和尚都找廖伟强和他的同行们问询迷津，“那一年，即便是一个小公司，也很轻松的就能赚几个亿”。

　　然而，庆典的烟火还未散去，香港还在歌舞升平中，回归的第二天，泰国政府宣布泰铢自由浮动开始，一场覆盖亚太区域的金融风暴已经像草丛中的恶虎一样埋伏在香港的周遭。这一点，廖伟强没有料到，可能董建华和曾荫权，甚至中央政府，都不曾料到。

　　1998年8月，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金融投机家排山倒海般向香港扑来，时任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突然出手了。香港政府共动用1180亿港元外汇基金入市，给国际炒家以致命一击。

　　金融风暴没有冲垮港币，但房地产市场经不住老虎的轻轻一扑，房价就像从悬崖上自由落体那样跌落，股市也是一样的命运。

　　廖伟强的同事林松伟遭遇的是双重打击。除了行业不景气，他回归前在黄埔花园买的一套房也大跌。

　　“750平方英尺的房子，670万买的，1998年的时候掉到338万，2000年时更跌到190万。”林松伟说，楼市越下跌买房的人越少，入不敷出，最后他只好把房子卖掉。

　　不只是房子，5万多的劳力士在澳门卖了，1998年儿子出生后把原来开的奔驰车也卖了，当时眼泪都掉下来。陈松伟苦笑说，当时除了老婆没卖，能卖的都卖了。

　　过去那套房子就像是一个坟墓一样被林松伟埋葬起来，再也不去祭奠——“能够活下去的惟一办法就是不管亏多少也要把它卖掉，后来就一直租房子住，否则你每天面对着那四堵贬值的墙，你走不出这个阴影。”

　　从1997年到2002年的5年时间里，香港房地产和股市总市值共损失约8万亿港元，香港平均每位业主损失267万港元，有十多万人像林松伟一样由百万“富翁”一夜之间变成了百万“负翁”。林松伟还接连听说经他手买了房子的客户自杀的消息。

　　这个阶段，郑经翰在节目里倾听负资产人士的心声，鼓励他们面对现实，解决困难。节目之后，他甚至帮他们去跟银行谈判，搞债务重整，并发起成立负资产再生组织。“我当时就相信香港经济总有一天会恢复活力，负资产会变成正资产。”郑说。

　　在这10年中做过记者和学者的王健民对此带有自己的观察：在某种意义上，香港完成了另一种“回归”。“原来是飘在虚幻的空中，漂浮在殖民时期营造的一种虚幻的繁荣中，香港人忙于炒楼和炒股，觉得自己最了不起，天该自己赚钱，脚踏实地的香港精神异化了。如果金融风暴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它帮助香港人从虚幻的空中回归大地。”

　　梁文道回忆说，1997前香港人以为香港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可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只涨不跌的楼市，金融风暴对香港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打击引发人们对过去的整个价值观进行反思，反思是否还应该保留殖民地状态，文化上、政治上反对过去的主流意识的浪潮都起来了。

　　救 赎

　　香港人开始提步趟水，冷暖自知。然而，又一场灾难埋伏在他们必经之路上。

　　2003年春天，SARS来袭。让淘大花园成为世界范围让人闻之色变的地名。

　　3月初，离淘大花园最近的基督教花园的内科医生甘尔慧接到威尔斯亲王医院的同行的电邮，通告后来被称为SARS的第一例病例情况，并说该病毒并不致命。

　　情势很快急转直下，基督教联合医院的内科病房短时间内收治了数量惊人的病人，被病毒夺去生命的人越来越多。

　　到3月的第3周，她的同事们一个个病倒了。她决定从家里住进医院。很多护士也放下自己的孩子给父母照看搬进医院宿舍。“我们没有想要去逃避，那么长时间的医学训练是为了什么？有病人，我们就要去病房，这是医生的责任。”她说。

　　4月1日，她病倒了。发烧，呕吐，痛苦。“我心里很焦急，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

　　不属于呼吸科的医院同事，自愿当亲善大使进入病房给她们鼓励。医院的牧师则进入隔离病房拉着他们的手祷告。“他们都是根本不需要在病房出现的人。”

　　不独香港，两岸三地都被这场SARS袭击。甘尔慧在电视中看到，台湾的SARS状况一直未得到控制，甚至出现了医生、护士辞职的骚动。

　　但香港人在突然间前所未有地团结在一起。“如果说SARS是一件好事那太残忍了。”甘尔慧说，“但确实，SARS让这座低迷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城市完成了它的救赎。”

　　梁文道回忆说，当时曾经有记者采访医务人员，“为什么你们不怕死？”回答说“This is my
job。（意为：这是我的工作）”“香港人这一刻才意识到，原来我们是这样一种人，好像找回失去已久的香港精神和集体认同。”

　　就是在SARS期间，郑经翰开始被人称做“十点前特首”。因为在特首上班前，郑经翰透过他的政论节目《风波里的茶杯》，讨论SARS的局势。透过节目，郑经翰办了一个“一人一口罩”基金，为医护人员筹物资；他发动“一人一只橙”，李嘉诚马上送来100万只橙，每个医护人员每天可以得到一只橙；随后，为提高香港中学生的免疫力，他又提出“一人一瓶维生素C”，李泽楷即刻捐50万瓶维生素C。战胜SARS后，他提出高挂“向医护人员致敬”的广告。全城响应，获免费征用香港全部广告牌一个月。这样的广告位平时要千万港币。

　　4月份，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发出招募义工的消息，短短4天，在香港，就有1800多人自愿报名参加义工，服务于抗击SARS的岗位。

　　在这个特殊阶段，郑经翰见到了香港人的拼搏精神。医护人员和全港虽然脆弱，但都不放弃，报纸和机构筹钱，大家互相帮助，没人再想股票、楼市。

　　梁文道说，政府开始没有经验，很多措施并不及时。“SARS之后，很多人感到，香港可以自立更生，可以不靠政府，公民社会形成了。”

　　5月初，经历了一场生死轮回的甘尔慧痊愈了，她的两个同事失去了生命。

　　甘尔慧出院的第一件事情是陪一个多月没见的女儿去公园，那是一个木棉飘絮的季节。“以后每年木棉飘絮的时候，我就想起离开我们的同事。”那次在公园，甘尔慧看见女儿手上木棉花内的小小种子，这些死去的医护人员的精神和木棉花一样，他们携带的是爱的种子。

　　变 换

　　2005年，香港有了新的特首。强政励治的曾荫权取代了“好人”董建华。

　　从回归开始，作为好友的郑经翰就一直鼓励曾争取当特首。“不要放弃，你有机会。”8年后，终于应验。

　　在曾荫权的办公室里，至今还装裱着一份1995年6月出版的美国《财富》杂志。曾荫权说，那篇“THE DEATH OF
HONGKONG（香港之死）”的封面文章，一直是鞭策他奋进的动力。

　　该文预测，英文重要性减退；外国人纷纷逃亡；满街跟黑社会勾结的解放军；北京操纵立法会、特首以至法官；新闻自由进一步受威胁……

　　回归10周年的前夕，曾荫权终于等来了《时代》周刊对其姐妹刊《财富》当年报道“宁为史家，不做先知”的澄清，用客观的报道说明当时的每一项预测都像香港楼市的泡沫一样破灭了。

　　“现在比九七的发展要健康点，而且是更高的一个台阶。十年前是很多泡沫，现在则夯实了很多。”叶国谦说。随着经济起步，陈松伟走出了低谷，2004年，陈又用不错的价格买了比以前更大的房子。

　　叶国谦现在已是立法会最大党民建联的副主席，谙熟两位特首的他这样比较：董先生社会网络比较广，中外很多国家的首脑和元首对他非常欣赏和支持，曾先生是过去港英年代公务员中的精英，行政方面的能力比较强；董先生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是犹疑的，关起门来研究复杂局面，经常错过解决契机，但曾行政方面是长处，善于处理突发局面，处理香港问题上很果断。他们俩是不同风格的领袖。

　　和见多识广大家风范的董建华相比，出身底层永远戴着一只领结的“煲呔曾”（曾荫权因为好用领结而获的昵称）会双手插着裤兜吹着口哨走进政府总部，作为典型的“香港仔”，曾更容易拥有名望。

　　民建联曾经对曾上台表示疑虑。“在中英谈判中，曾荫权的角色是很重要的，他当时为港英政府工作，忠于当时的‘老板’，我们一开始也觉得有些难以接受。”叶国谦说。

　　但正是忠于职守“打好这分工”的特点让其受到港人的爱戴。

　　梁文道说，进京接受任命时，温家宝总理一贯语重心长地叫曾荫权“死而后已”，第二天，胡锦涛主席接见他，大家都想知道昨天才明白特首之任须死而后已的曾荫权会说什么，不料他一开口就向主席报告“我会打好这份工。”香港人都乐了，开始喜欢上这个不喊口号注重实际的新特首。

　　“曾上任后的表现是真心的对香港的承担，他和董先生的网络比差很远，但他很主动；到北京也去积极拜访跟香港有关系的部委。”

　　接受这份国家意识的不独特首一人。在香港，这已经是一种趋势。

　　汪明荃记得很清楚，在1997年香港大球场举办一场盛大的足球赛时，当时，国歌奏响，很多人不知所措，很多人在笑，一百多年的殖民过程中，人们已经习惯了英女王莅临香港的那一套礼仪。

　　几年之后，杨利伟造访香港那次活动汪明荃担任司仪。“当国歌奏起，国旗升起，很多香港人不自觉地站起来，把手放在心房的位置，虽然他们的很多人，还是不清楚‘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国旗上那五颗星代表着什么。”

　　回归十周年，在这片曾经被英国殖民、被日本占领的土地上，国歌、国旗，将在香港更加频繁地出现。

　　1997年回归前夕，陈经文在温哥华看了一天的直播。此后半年内，他每天都关注电视中关于香港的消息。考虑了半年后，他又带着刚刚出生的女儿回到依旧自由繁荣的香港。

　　1998年，在房地产跌盘的大势下，已经回到香港的陈经文重新在香港买了房。

　　尽管金融危机曾经让他困顿了段时间，但他说他不后悔。因为这是香港的经济出了问题，而不是原先人们担心的政治问题。今天的香港人用不着对北京察言观色，也可确信香港的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

　　（李丹婷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