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三兄弟的不同历史结局:大哥二哥皆烈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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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黄冈（现黄州市）是个历史文化名城，北宋大诗人苏轼受贬于此时，留下了诸多的壮丽诗篇，其中的豪放之作，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千古绝唱。八百多年后，也是在黄冈一个不起眼的大湾里，走出了林氏三兄弟——林育英、林育南、林育容（林彪），他们在中国革命波谰壮阔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轰轰烈烈的历史角色，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然而，他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结局。林育英和林育南成为彪炳史册的革命先烈。林彪则晚节沦丧，叛国外逃，成为历史的罪人。

王明妄加不实之词 林育南身后蒙冤屈

林育南生于1899年，小林育英2岁，长林彪8岁，和林育英同一曾祖父，和林彪同一祖父，为堂兄弟。林育南是林育英和林彪走向革命的引路人。

林育南在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读书时，便和恽代英相识成为朋友。此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恽代英正在武汉组织互助社，他受恽代英的影响，是互助社的中坚分子。五四运动爆发前，他创办《新声》半月刊，在武汉大中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正在北京，直接参加了天安门游行示威。当警察前来镇压时，他左冲右突才脱离险境。回到武汉后，他又和恽代英组织学生示威游行，以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1921年7月，他和恽代英等来到林家大湾，在这里重新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共存社，明确表示其宗旨是，“企求阶级斗争、劳务政治的实现。”



这年秋天，他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1月，到苏联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回国后，便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领导工作，日夜奔走在武汉三镇，发动粤汉铁路工人为摆脱贫困而斗争。他用办夜校、工人子弟学校的办法，向工人运动积极分子灌输革命的思想。不久，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粤汉铁路工人联合会成立。自此，工人气也壮了，胆也大了，10月11日，粤汉铁路工人联合会根据他的意见，派代表向铁路当局提出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的要求。遭铁路当局蛮横拒绝后，粤汉铁路武长线全线罢工，武汉到长沙的铁路全线瘫痪。北洋军阀吴佩孚慌了，立即指令湖北军阀肖耀南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以使武长路早日复工通车。

接着，林育南和施洋指导和组织了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他为秘书主任。他们还为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创办《真报》，这是一份极受工人欢迎的报纸，它对于动员工人、宣传工人、组织工人，起到了舆论先导的作用。震惊全国的“二七”大罢工，他是主要领导者之一，“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一直隐蔽在湖北和敌人进行斗争。在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他便离开武汉，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和《中国青年》主编。三年后，他又回到武汉，领导湖北省的工人运动。1927年2月5日，他和刘少奇、李立三等人，发动数十万群众，召开反英示威运动大会。会后，群众如潮般涌向江汉关附近的英国租界，缴了巡捕的枪械，备受帝国主义欺侮、压迫的中国人，也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一天。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已明显走向低潮，可是，李立三却无视血的事实，还在鼓吹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指示各级工会快速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农村要组织暴动，夺取乡村政权。林育南不同意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分析，多次找李立三谈话，希望能客观、实际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形势。可是，李立三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他只得分头与党的其他领导人，如罗章龙、林育英、张昆弟等交换意见，取得共识，以抵消李立三错误的消极影响。李立三对此较为恼火，多次以组织名义召开会议，对林育南的正确意见进行批判。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李立三错误已在党内占了上风，党的事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他再也不能容忍李立三错误泛滥，除了继续向李立三进言外，还和何孟雄、李求实等向中央反映，希望尽早结束李立三错误路线，重新改选中央领导机构。9月底，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结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

次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对大会横加干预，硬性地将他的得意门生王明塞进中央委员会，并突击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为政治局常委，实际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王明由苏联而来，没有把苏联的好东西学来，反而把残酷的党内斗争的经验带了回来，疯狂地打击、排斥不同意见的人。他和何孟雄、李求实等就因为反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受到宗派主义的排斥和打击，被扣上“右倾”、“右派反革命”、“调和主义”的帽子。

林育南和何孟雄、李求实等目睹过立三错误的危害，王明较之李立三更蛮横、更霸道，并将给革命造成更大的危害。他们不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于是，便决定分二处召开党的会议，以唤起党内同志的觉悟，纠正王明“左”倾错误。11月17日，当他和何孟雄等分别在汉口路东方旅社和天津路中山旅社集会时，几乎同时被敌人逮捕。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被捕是与王明的狭隘心理有关。王明早就知道国民党特务已在东方旅社布下网，早就知道他们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当他们被捕的消息传来时，王明竟无动于衷。有人提出应该营救，王明却指示省委不要管，中央也不要管。他甚至幸灾乐祸地说：“这是他们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他们牺牲后，王明毫无悲悯之感，继续向他们泼污水，说他们虽然死了，还是要清算他们的错误。

他们被捕后，很快便被移送到上海龙华监狱。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陈立夫前来劝降。陈立夫费尽口舌，劝说他们改变信仰。可是，他们却以其坚定的信念、出色的辩才，把陈立夫驳得哑口无言。蒋介石见劝降不成，便指令就地处决。2月7日深夜,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监狱。1945年4月，中央推翻了王明强加于何孟雄、林育南等的不实之词，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林育南等作了客观、公正的结论，指出，强加于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

毛泽东为之抬棺 林育英身后殊荣

五四运动后，林育南陪恽代英来黄冈乡下办学，林育英因堂弟的关系而认识恽代英，并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后来，他们又在这里成立了共存社，林育英参与其中，成为骨干分子。1922年2月，林育英在武昌由恽代英、林育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七”大罢工后，他奉命到长沙做工运工作，鼓动人力车夫要求降低租金。5月3日，1500名人力车夫在他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在长沙街上示威，提出“老板不减租，我们不罢休”的口号。人力车老板迫于压力，只得答应工人的请求，降低人力车的租金。

1924年5月初，林育英前往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次年7月，他又化名林春山回到国内，参与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12月6日，上海总工会举行万人集会，提出“反奉倒段”的革命口号，他奋勇当先，为敌人所注意，他的头部被刺刀戳，被枪托打，弄得头破血流，鼻青眼肿，幸亏抢救及时，才从鬼门关下闯了回来。可是，一生却留下严重的脑伤后遗症。大革命失败后，他在长沙帮助恢复湖南省委和组建工会。湖南军阀何健得知消息后，立即挨家挨户地搜捕。在一名老工人的帮助下，他躲过虎口，来到一间庙里安生。何健抓不到他，始终不安，又漫山遍野地搜捕，连庙宇道观也不放过。他已无存身之所，只得剃光头发，一副僧人打扮，沿路以化缘、乞讨为生，跋涉一个多月来到上海。

1930年4月，中央派林育英去东北筹组满州省委。5月，满州省临时省委成立，他为省委书记。不久，由于叛徒告密，他被日军逮捕。日军严刑逼供，非要他承认是“共产党大头目林育英”。他的手脚被捆绑，敌人用棍子撬开他的嘴，往肚里灌水，一直到灌不进为止，然后在他的肚子上踩杆子，冷水和着血从鼻子、嘴里往外流。寒冬腊月，敌人把他的衣服扒光，用皮鞭抽打，然后再将血肉模糊的他丢到缸里。任凭敌人酷刑折磨，他始终没有吐出一个字。1932年1月，他费尽周折终于出狱，身体却已受到严重伤害。

次年1月，林育英赴莫斯科，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早已失去电讯联系，为了尽快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共产国际指派他回国与中共中央接上关系。于是，他化名张浩，与在苏联受训的赵玉珍踏上了归国旅程。他们由外蒙入境，跋山涉水，忍饥受饿，风餐露宿，历时一个多月，穿过茫茫无际的沙漠，终于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他与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毛泽东等相会，又与弟弟林彪相聚。于是，中共中央得以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从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围绕“北上”和“南下”发生了意见分歧。张国焘自持人多枪多，拒绝中央的北上进军路线。中央虽然做过很多耐心的说服工作都不能奏效。于是，毛泽东和张闻天便让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帮助张国焘改弦更张，走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他频频给四方面军拍去电报，希望一、四方面军消除分歧，共同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他在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张国焘读了这份电报后，开始震惊了，再也不敢一意孤行，背负着“违背共产国际”的罪名，只得同意中央的北上路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即115师、120师、129师。林彪为115师师长，林育英为129师政委。毛泽东不无调侃地对他们说：“假如林育南还在，干脆八路军这三个师都由你们林家包了。”129师组建期间，他作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由于在白区工作时潜伏下来的多种疾病，他已难以担当艰苦的军旅工作。师长刘伯承看到他发病时的痛苦情形，心情极为难受，只得向中央如实报告他的病情，请求让他去延安治病，另派一同志前来接替政委一职。1938年春，他被调回中央，接替他的是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

他虽然回到延安养病，却一刻也闲不住，总是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和延安工人学校，便是由他创办的。1941年8月，他的病情恶化，又被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抢救。他在住院期间思绪纷繁，而想得最多的是弟弟林育南和何孟雄、李求实等。次年2月，林彪由苏联养伤痊愈后，取道新疆回国，刚刚抵达延安，得知林育英病危住院的消息后，急匆匆赶到医院。兄弟俩在病房相聚，他虽已是说话艰难，还一再叮嘱林彪，要向中央反映林育南等的冤屈问题。3月6日，他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当日下午，中央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次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中共中央委员张浩同志积劳成疾病逝》的消息。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等轮流为林育英守灵。毛泽东为林育英题写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3月9日，在林育英下葬时，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徐特立等亲自把林育英的棺柩抬到安葬地，毛泽东还为他的墓碑题写“张浩同志之墓”。

叛国外逃坠机异邦 林彪身后留骂名

林育南和恽代英在林家大湾办浚新小学时，林彪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听从林育南的劝告，由私塾转入浚新小学读书。后来，林育南又介绍他到武昌共进中学读书。这是所倾向进步的学校，他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革命熏陶。1925年7月，在共进中学毕业后，林育南又支持他去黄浦军校读书，并且特意给在广州的恽代英、肖楚女去信，让他们帮助林彪入黄浦军校。他考入黄浦军校后，便将原名“林育容”改为“林彪”，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北伐革命时，他在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南昌起义时任连长。井冈山斗争时期，他的军事才能已为毛泽东赏识。1928年7月，红四军28团团长王尔琢被叛徒杀害，毛泽东深感痛惜，为王尔琢作挽联说：“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作谁承受？”王尔琢领导的28团战斗力特强，是红军的中坚力量。“留却工作谁承受？”王尔琢牺牲了，谁能成为他的继任者呢？毛泽东和朱德颇费了一番思量，他们一致推举林彪担任28团团长。自此，他与毛泽东形成直接的军事隶属关系。毛泽东、朱德惟才是举，林彪深得器重，他的职务日渐上升。

1929年春，红四军整编为3个纵队，22岁的林彪担任主力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此时，井冈山处在重重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之下，形势险峻，红四军中出现了“红旗能打多久”和“井冈山要守到何时”的悲观思想，他也深受影响，散发了一封信件，对红军的前途提出质疑。毛泽东读到这封信后，便给他写了一封信，进行帮助和批评，这封信便是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林彪走向反面后，这件公案便作为其一贯反对毛泽东的历史罪证。深受林彪迫害之苦的黄克诚将军生前也谈起这件公案，他说：“林彪写信给毛主席，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个好的事情；……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观点错误，但敢于向上面反映，就这一点说，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据我了解，像这类的事情林彪不止这一回，他向毛主席提意见还有提得更厉害的。”林彪也并没因这封信，而失却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重用，依然是红军中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23岁担任红一军团红四军军长，25岁担任红一军团总指挥，亲历和指挥了第一至五次反“围剿”。长征期间指挥了许多重要的战役，挫败了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就是蒋介石也对他刮目相看，称他为“战争魔鬼”。

1937年9月，他指挥115师在晋东北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师团，取得了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的大捷。平型关大捷是中国军队在华北战场上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次大胜仗，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他也因此声誉鹊起，闻名全国，一时间“抗日英豪”、“民族英雄”、“无敌元帅”、“常胜将军”等溢美之辞，纷纷出现在全国的报刊上。次年3月2日，他身着缴获来的日本军大衣，骑着军马经过阎锡山的十九军防区，被哨兵误以为是日本兵，立即开枪射击，林彪中弹下马，枪弹击中了他的脊神经。“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笔者猛然间想起白居易的这首政治放言诗，反复玩味，不妨作出这样的假设，此时的林彪殒命于抢弹之下，那么他所终止的人生决然不会是33年后的那个最终评价了。

他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复杂之处在于由辉煌走向晦暗，由革命走向反革命。正如黄克诚将军所说：“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是他后来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1942年2月，他由苏联伤愈后回到延安，毛泽东在十里之外迎接，又在中央礼堂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即派他进入东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在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性大决战的三大战役中，他指挥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三大战役结束后，他又率四野奔袭武汉、齐进湘鄂赣、轻取广州、围歼广西、跨海征琼崖，纵横天下，打遍大半个中国。

1955年，在共和国授勋的十大元帅中，他仅位于朱德、彭德怀之后，成为元帅第三。他的位置已超越了黄浦军校时他的教官、南昌起义时的总指挥和井冈山时期他的军长、党代表。毛泽东格外青睐他的这员战将，称其为军内“韩信”。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召开，毛泽东提议他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一年后，庐山会议使彭德怀受到贬斥，他接替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的“精明”之处在于时时揣摸毛泽东的心思。他提出“顶峰论”把毛泽东捧为神。他提出的许多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教条主义的做法，如，“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走捷径”、“背警句”等，无非是为了取悦于毛泽东，以此“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他的政治地位因此而直线上升，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党内仅次于毛泽东，他的接班人的地位还被写进党章。

他一生由喜剧转为悲剧，由功臣沦为祸首，个人私欲和政治野心是驱使他政治滑落的风火二轮。建国初，当高岗提出分裂党的所谓“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的谬论时，他便表示赞同，只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加上毛泽东的一再警告，才没有深陷其中。但是，他却通过叶群向高岗表态说：“林彪同志还说，说什么也不能让刘少奇一伙人执政。如果他们一伙人执政，他死也不能瞑目。”至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那么歹毒地迫害刘少奇等一大批老干部，其实质是和高岗一样的，无非是让他这个所谓“军队的党”的代表来全面夺取党、国家和军队的大权。

1971年9月13日，他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失败后，和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乘机叛逃出国，因飞机燃料用尽，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林彪、叶群和林立果被摔得四分五裂，其可悲而又罪恶的下场，倒是应了《红楼梦》中的一句话：“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