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中共历史上的洛川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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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1959年的庐山会议。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在那年的7月17日，在与周小舟等五个人谈话时，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话。当时，毛刚刚收到彭德怀的《万言书》，他相当不平静地讲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也就是1937年8月发生在陕北的那档子事——史书上记载的洛川会议。毛忿忿地提起彭德怀的“历史账”。他说：在中共性命交关的历史时刻，彭德怀所领导的“华北军分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毛的用意，是要让周小舟他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过自己的，不要站到这人一边。

在中共党内，谁都知道，“老彭是老毛的人”。洛川会议上的“彭反毛”，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36年的“西安事变”，开始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局面——国民党不可再打共产党，而是和共产党一起打日本。这一局面，不仅使共产党免去遭国军军事围剿之苦，政治上也完全站稳了。但这“战”究竟怎么抗法，怎么才能使得共产党既得一个爱国好名声，又不至于把自己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一点点力量在战场上拼掉？共产党将领们的意见，就相当不一致了。

当时，延安向“蒋委员长”呈报抗战力量四万八千人，其实实际作战部队不过三万人，而南京方面只承认两万。那时正值“七七事变”刚刚发生，政府一再催促，命令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前线，接受阎锡山指挥。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也一次次从南京来电，代为催促。

虽然到了1959年，坚持有话就直说的张闻天也被打入“彭德怀集团”，但在1937年，这位当时的总书记，与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也认为应当立足于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自己坐收“抗日成果”。于是，对于政府的“电令”，总以种种借口推托。

但形势不等人。到“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已经无法再拖。怎么办？大家都记得毛泽东那时候有两顶军帽：八路军的一顶；红军的一顶，那顶有着红五星的灰帽子却是无论如何舍不得丢下的。虽然口口声声“拥护蒋委员长”，八路军三个师的指挥权，也是绝不能轻易交出的。他提议将各地将领召回，举行党的会议，确定军队开赴前线的对策。地点就选在红军指挥部所在地洛川县南90里的一个村庄——此时是1937年8月22日。

这是一次为期四天、仅有22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共历史上并不像对遵义会议那样大力鼓吹。今天之所以将它翻检出来细细审视，实在因为我们中国再度面临国共两大党谈判合作的局面，不得不将过去被双方或掩盖、或改写的史实一一剥出，分清是非曲直，作为今后的借鉴。类似这样的剥离工作，恐怕是免不掉的。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熟悉周恩来在1950年代初所说过的那段话。当时，他为了帮同推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极为诚恳地谈到“革命如何选择了”“在重大历史关头总是正确的”毛泽东。当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已经具有非常高的声望的周总理，在说这一段话时，不知有没有将洛川会议包括进去。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不但在这次会议之前的数年，他曾以上峰的地位，一次次“修理”毛泽东；在长征后的这个洛川会议上，作为“长征军事三人组”成员之一的周，最后失掉了他“军事家”的地位。

1937年的洛川会议，是以张闻天的报告开场的。

由于为人的清正和后来所遭受的磨难，张闻天今天已被奉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等等。惟独这份报告，不见收入他的文集，不知编者认为无关紧要，还是有意为贤者讳。

在他的形势报告里，不乏对于蒋介石在过去的十年如何仇视共党、如何背信弃义的指斥；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评说——这都是我们在日后的史书里读过无数遍的。有趣的是他最后提出的一个的议案。他建议，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的策略。具体到中国么，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毛泽东接着发言，支持张闻天见解，提出“实际策略”；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通过这样的办法“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至于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虽然不可以完全不理会，但要“维持绝对独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报告延安听候处置。凡不利于八路军的，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

但那时不是1966，也不是1959，在全面抗战刚刚爆发的当口，到会的22个人，多不同意这两位领袖的意见。特别是周恩来，他当时不但依旧是最高“军事三人组”成员之一，更是共产党派到南京、处理种种与政府合作事宜的代表。和五十年代以后对毛泽东唯唯诺诺、奉若神明不同，周恩来当时明白表示：既然已经合作，并同意了接受改编，就不可以公开违抗命令；也不可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有利时可打规模较大的运动战——即使因此而蒙受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在人民面前证明了我们努力抗战。

即使在党内，毛泽东“伟大战略家高瞻远瞩”的意图也只能意会，如果大家在会上公开摆道理，对“自保中求发展而自保第一”派显然不利。毛于是建议休会三天。在这三天一里，周恩来被请到一旁“休息”，毛则坚守岗位，亲自对带兵打仗的将领们苦劝——想来，彭德怀就是在那时候发表他“与中央不同”的意见的。工作做通之后，正式发布了很看得过去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共产党的军队接受改编。

会后，新当选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安排八路军的三个师循不同路线先后开往前线。他当时最担心的是周恩来（他这回当选为军委副主席），担心他按自己的意思有所动作；以及将领们一不小心去充当抗日英雄。还好大家党性都很强，直到11月9日太原失守，三个师都稳在游击状态。

周恩来没有返回南京——以洛川会议的精神，他是无法回去面对的——他去了山西。丢下一句话：“去前线看看，帮八路军干部办点外交”，实际一呆三个月。对此，毛很不满意，一再催他，周只借故不动，还在9月底主持策划了平型关大捷。这场简直成了日后共产党抗日金字招牌的“大捷”也不能让意志坚定的毛改主意。他当时的评价是“以后要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并正式向周恩来、刘少奇发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

在后世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的颂扬中，有一条“在危机的时刻挽救了党”。正是洛川会议策略，使共产党的军队在八年抗战期间，从三万人发展到了近一百万，使得毛泽东的理想：“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