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警卫车跟随 1961年周恩来险遭遇车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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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世纪60年代始，凡属大的活动，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身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按规定，他的外出有严格的安全保卫制度。外出路线、所经路口，住地及重点防备地区等，有一整套安全规定。一般行动，头天就做好了计划，几点几分到何地，几点几分经何路口或经何路线，事先和警卫部门打招呼。出动时，前驱车，后卫车都要到位。而周恩来对此很反感，多次反对，甚至严厉警告不许前呼后拥跟随他。

“浪费，没有必要嘛！”周恩来朝警卫秘书挥着手说，“你去跟他们讲，我不要这一套。像这样还怎么接近群众？吓也吓跑了，影响很不好嘛！并不是每次外出都有外宾等候，可你们每次都要搞这种前呼后拥。有重大国事活动搞，这还可以；我去看个朋友你们也搞这种做法就很笨，缺少灵活性。我在重庆时做过这方面工作，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活动要有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比如我去看望民主人士，我去人民群众中间了解情况，你们这样前呼后拥是什么影响？”

　　周恩来在某些活动中，明确警告不许警卫车跟随。一般情况下只有警卫秘书何谦和卫士高振普随他乘主车外出，警卫车虽然被严令不许跟随，但为了安全，还是悄悄地隐蔽跟随。周恩来是非常机敏的，警卫车隐蔽，仍然要被总理从汽车反光镜中发现。“你们不要搞这种‘盯梢’，我在重庆常被跟踪，有经验，你们瞒不过我。”总理又气又烦又无奈，“说过了你们就该执行，为什么还要悄悄跟着？浪费嘛，没有必要。”警卫人员听着，不急于反驳，但也不说“改正”。毕竟他们有他们的制度要求。



　　总理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为了不叫警卫车跟随，周恩来有时会突然行动，使他们根本来不及通知警卫，上车就走。这时，车上除了总理，只有何秘书或卫士高振普，加上司机杨金明共3个人。这时周恩来会感到一种自由或愉快，会笑着说：“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就是要摆脱这些形式主义。”

　　总理喜欢坐快车，并且决不浪费车上的时间。坐在车上，或吃饭，或批阅汇报，或听取秘书口头汇报，交代一些工作。如果没什么事，总理会抓紧车上的点滴时间打个盹。当总理精疲力竭地完成一项工作，乘车去另一个地点继续另一项工作时，就这短短几分钟的调理休息，就能使他在下车时重新神采奕奕，两眼大放光辉。

　　总理坐车基调是快，可当路上行人、车辆多时，总理会关照司机放慢；天下雨下雪，地上积水结冰，总理会关照司机放慢；雨小了，马路上积了不少水，总理不肯仰靠坐椅，而是前倾着身体，双手扶着前排椅背，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街上的情况，马路两边不但流动着雨水，也流动着自行车和行人，总理一边观察一边不停地念念有词：“慢点，再慢点，不要溅水，别溅水……小心，小心有水溅了人……”总理就是这么细心，时刻想着别人。

　　总理坐车多，遇到的事也少不了。最让人心跳的一次发生在1961年6月15日的北京。那天下午，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总理定于下午2点半到钓鱼台看望来访的越南总理范文同，然后陪范文同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万人欢迎大会。总理的时间以分秒计算安排，外出都是选最近的路以能够允许的最快速度行驶。那天行驶的路线是：府右街——西四——阜成门——钓鱼台。

　　按以往习惯，总理坐后排左侧，警卫秘书成元功坐后排右侧，警卫秘书何谦坐前排司机旁位置。那时北京城里汽车不多，周总理的专车箭一般驶出阜成门城楼。这时，道路变宽，行人更少。视野开阔，司机杨金明加大油门，车像要飞起来一般。

　　就在这时，突然从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大卡车。按理说，这家伙右拐东行，两车各走一边，互不妨碍，所以老杨并没减速。谁料到，大卡车就像国民党特务制造暗杀事件一样，在两车即将交会的刹那，突然驶入逆行道，既不开大迂回指示灯，也不鸣笛，直向总理座车撞过来，在那间不容发之际，老杨猛踩刹车，疾向右闪避。

　　不料想，右前方正是一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子。这一切都是在刹那间发生的。老杨惊叫一声：“不好！”几乎是在他喊叫的同时，坐在前排的警卫秘书何谦扭转身子想扑过去保护总理，这完全是一种本能，在猛烈对撞中这个动作有多大意义就不得而知了。但座车是三排座，何秘书和总理之间还隔了一排活动椅，用不上力。他绝望地叫一声：“总理！”

　　说时迟那时快，警卫秘书成元功侧身用自己身体去掩护总理并且用左手护向总理心脏部位。总理的右手也用力支撑住前排座位的靠背，准备迎接那威猛剧烈的一撞。

　　也就是杨金明了，换别人简直不可想象怎么避开这种比蓄意谋杀还要凶狠的冲撞。杨金明那声“不好”刚出口，方向盘已经快似陀螺地急转，车子敏如脱兔地蹿向左，避开水泥杆，驶向左边的逆行道。

　　当时的形势是大卡车冲向右边逆行道撞了过来，而总理的专车向右避不开就冲向左边逆行道，与大卡车对换了位置，都进入了逆行道。但大卡车似乎不死心，在总理专车左闪的同时，这家伙又扭头冲回左边，还是要撞！

　　杨金明脚下死命一踏刹车，方向盘急转，座车猛甩了180度的大调头，戛然停住。这种大调头产生的离心力，使总理和两位警卫秘书都摔倒在坐椅上。现在是车后屁股对着卡车，它要是撞，也只能撞着之后一道朝前冲，不会发生致命的危险了。

　　爬起身看时，那辆卡车在大马路中间来了个大迂回，不打灯不鸣笛，大摇大摆驶回它刚才驶出来的那个院子里去了。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

　　面对这样重大事件，总理却看看表平静地说了句：“快赶路，去钓鱼台不能误点。”汽车又“飞”起来，直冲钓鱼台。杨金明脸色苍白，目光闪闪地警惕着路面，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钓鱼台。

　　驶入大门时，总理评论了一句：“老杨技术高，处理得好，今天避免了一场大车祸。”下车后，总理严肃地嘱咐警卫秘书成元功：“你去查一查那个卡车是怎么回事？”

　　很快就查明了原因：驾车者是电车一厂的一名维修工，既无执照又不懂交通规则，那家伙是私自偷开车，跑出来玩的。警卫秘书当场骂了一句：“真是混蛋透顶，差点当一个千古罪人！”

　　总理在完成外事活动后却仍然关心这个肇事者，让成元功转告厂领导，要加强制度管理，对这名工人要做好思想工作，按规章制度进行批评和处理，决不许因为是冲撞了总理的车而加重处分。

　　这个肇事者闯这么大祸，仍然不吸取教训，后来又违反规程，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交通事故。经调查，责任全在他本人，是他再次违反了规章制度。(摘自《走下圣坛的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