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中共的早期“革命史”——抗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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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掌权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运动不断，迫使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国家元气大伤，百姓痛苦不堪。“文革”后，中共迫不得已搞起了“改革开放”，虽然经济放开了，但大大小小的中共官僚却乘机化公为私，中饱私囊，贪污腐化，整个社会被搞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因此，提起今天的共产党，大陆民众罕有说好话的，大多数人都是骂不绝口。然而，一旦话题转到从前，就会有不少人开始感叹，“今天的共产党早已不是从前的共产党了”。言下之意，早年的共产党是好的，只是后来特别是当政后才变坏了。

持上述看法的人显然不少，笔者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但在接触了大量有关中共早年历史的内幕资料后我才发现，这种看法其实完全与事实不符。不信，就让我们来看看近年来众多专家学者所揭密的中共早期“革命史”吧。

一

首先要揭密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因为正是它开了中共暴行暴政的先河，树立了中共红色独裁的第一个榜样。它也是国共两党几十年仇杀的源头。

在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起来之前，当时的中国乡村不是没有矛盾，但基本上是平静而稳定的。

中共成立后不久，它的顶头上司共产国际就告诉它：“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为此，它要中共“進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中共领导的农运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一般说来，中国的传统乡村里都包含着三种不同的社会成分。一个是地主了，或者讲叫士绅。另一个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再一个就是闲杂人等，如二流子、走卒贩夫之类。这后一种人大都游离在乡村结构主体之外，参加不了任何意义上的村社治理，而且通常都是乡村中最为人所不齿的人物，有的学者把他们命名为乡村中的“边缘力量”，中共则常称他们为“流氓无产者”。在乡村平静如常时，没有这个力量的发言地位。

为了打破平静稳定的传统乡村秩序，中共赖以发动农民最常用的方法是，先由几个经过培训的农运干部进入乡村，凭三寸不烂之舌，聚集流氓无产者彻夜谈心，向他们灌输诸如“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的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地主饭桌上的白面馒头是从你这儿剥削去的，”以及“造反有理”等一类“革命思想”，挑起乡村痞子们对富户士绅的不满和仇恨，钩起他们人性中恶的那一面。试想，对这些没有文化、头脑简单、性格粗犷、敢打敢冲、目光短浅，仅仅关心眼前一己之私利，容易随众盲从的乡村流氓来说，还有什么比名正言顺地把地主家里的大鱼大肉、绫罗绸缎夺过来供自己享有，到地主家小姐的牙床上去肆意的打几个滚更让他们感到刺激与神往的呢？！于是，不用费太大的劲，很快他们便被中共派来的农运干部发动起来了，成了所谓的“革命先锋”。

在“农民运动”的开始阶段，一般农民都害怕出头，于是中共的农运干部便唆使“革命先锋”打头阵，捆绑地主士绅，冲进他们家里打砸抢抄，杀猪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为。眼见有利可图，场面热闹，许多贫苦农民于是也开始跟着起哄闹事。就这样，斗争地主士绅的声势越来越大，卷入的人也越来越多。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
“在乡村的共同体的传统作用下，这种暴力的场面会造成一种你必须置身于其间，否则连命也不保的局面，这就是胁迫。于是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被冲击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中国的军阀混战到1926年时起时伏已进行了十年，自1912年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政府也改组了四十多次，但军阀们都没有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老百姓生活照旧。但自从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兴起后，原有的社会架构崩溃了，暴力横行，到处是一片混乱，整个乡村陷入了血腥的赤色恐怖之中。与此同时，农会的暴行也迫使乡村中的地主士绅不得不起来反抗，以暴抗暴，以恶还恶。

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最早发端于广东的陆海丰，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农运的中心很快转移到了湖南。

湖南农运始于1925年春天，到1927年5月达到高峰，其时全省农会会员人数号称有200多万。湖南农运兴起不到一年就开始失控了。各地农会私设公堂，酷刑逼供，烧屋分地，勒索钱财，无所顾忌地揪斗枪杀乡村中的地主士绅，还强奸人家的小姐、儿媳妇。墙壁上到处刷写着“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实施红色清乡”、“实施赤色恐怖”。农会不仅夺了乡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权，而且把各县的政权机构也打掉了。农运所及之处，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呜，到处是焦土，啼号不绝于耳，苍生痛苦，骨肉离散……发臭的尸体横在野地任狗扒狼叨，无人过问。发展到极端时，农会在长沙城里也大开杀戒，就这样，从乡村到县城上演了一幕幕极度血腥、混乱和疯狂的闹剧，闹得湖南全省，尤其是长沙，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作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被邀请回乡“指导一切”。

他看到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是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这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毛看到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里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巡视中，农协会向毛报告说有人被打死，问毛怎么办。毛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这之后，更多的人被打死。毛巡视以前，湖南农运领导人曾著手约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南农运领导人作了检讨，执行了毛的命令。毛还格外欣赏一种凶器——梭镖，“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东西’。”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

当时中共与宁汉分裂后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们在前线与军阀作战，他们的家属在后方却受到农会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国民党元老，同情共产党的谭延恺也因女婿（长沙大资本家之孙）受到农会勒索而不得不发电报向共产党说情。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国民党左派唐生智部下，马日事变前两日他在河南作战时，长沙总工会，抄了他在长沙的家并逮捕了他的父亲游街。何键闻讯后急电湖南省政府，大骂总工会捣乱后方。甚至连当时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给湖南农会写信求情，让他们不要把他父亲打成土豪也不管用，没几天农会照样还是砍了他父亲的头。

而最叫国民党震惊的是农会杀湖南大知识份子叶德辉。叶当时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惯农会的暴民作风，在农会开会时送了一幅对联意涵讥讽：

“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亍犬，都是畜生。”

中国传统读书人有了名，闹点小脾气社会一般不以为忤，统治者也不敢随便杀他们。但叶德辉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对联被农会以“封建余孽豪绅领袖”的罪名公开处决了。

即便是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当时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文中也承认湖南农运过激了，说，“当时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早期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也指责“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当年北伐军的大部份军官都是地主出身，或者与农村士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农会打杀地主士绅及其家属、亲友，当然激起了他们的义愤：“老子在前方与军阀打仗，出生入死，你们在后方杀我爹娘、亲友，老子不干了！”

不但农村士绅和北伐官兵不满农会和中共的暴行，许多本分的农民也十分反感农会和中共的所作所为。

为了了解农民对农会和中共的看法，当时住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曾亲自访问了当地的一些农民。他说，“有一天，我率领士兵到长沙附廓作野外战斗演习，事毕以后，士兵由团副率领返防，我乘便到一个原来很熟的农人张春生的家里去谈天。

我问：‘老张，你的东家对你怎样？现在湖南各乡村农民协会都成立了，要向你的东家清算，把他的田分给你们，还要把他扫地出门，活活的饿死，你的感想怎样？’

张春生迟疑了多时，将我引入他的内房，才低声的对我说：‘我与我的东家，相处几十年，素来相安无事，如今农民协会的一班地痞流氓，横行无忌，只有他们的世界，要我发动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饿死，未免太残酷了！我不能做，中国固有道德，是讲人道的，农人要吃饭，地主也应该使他有生路。我们做佃农的只要勤俭，将来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产党这种流血的土地改革，我们农人是绝对不同意的。现在正是春耕时候，田间工作忙得很，偏要在这个时候，成立什么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整天整晚叫我们农人去开会，不到会或到会稍迟一点的，就诬为反动派，要受处罚，甚至于挨打和罚跪，共产党这种作法，实在大多数农民的内心厌恶极了！但现在的政权被他们所窃据，我们被它们所胁迫，真是莫可如何，希望你们军人设法解救我们啊！……’

说至此时，他形色上忽露出惶恐的样子，他继续的说；‘我刚才和你所谈的话，你千万不要泄漏，以免我遭受意外的祸害。’

我便安慰他说：‘你不要性急，好好的应付环境，总有解脱枷锁的一天。’

嗣后我更暗中访问许多农民，其答复均与张春生所言大同小异。至此我已经彻底明了农人的内心，是绝对厌恶共产党的。”

不久，农会的胡作非为，终于激起了军队哗变。

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得到消息，中共准备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和工会纠察队员，在各人自己家乡实行一次大屠杀，以此造成人与人间的深仇大恨，让他们再也不能在家乡立足，从而死心塌地地跟着它跑。当晚上，许克祥与湘军将领何键密谋后，率部队千余人，在长沙包围了国民党省党部、省工会、省农会，一举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并逮捕中共党员及有关人员，当晚打死30余人。军队奉命即时打开牢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土豪劣绅”。这些受尽折磨的地主士绅，对农会恨得咬牙切齿，回乡后立即组织武装，疯狂报复。凡被他们抓获的中共党员、农会干部，不是受到严刑拷打，就是被凌迟处死。只要是参加过农会的，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抓了便杀。据不完全统计，仅长沙及其近郊，就杀了万余人，包括中共干部500余人，其状之惨烈可以说也毫不逊于之前农运的血腥。这就是当年中共掀起的“湖南农民运动”带给农民立竿见影的“回报”和“好处”。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文明礼义之邦，受儒家传统道德的教化与熏陶，在农村中，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地主士绅与农民之间虽有矛盾，但更有彼此依赖、和睦共处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你死我活的仇恨与斗争。但中共一手发动的农民运动，却人为地制造和挑起了乡村贫富阶层之间的极端仇杀，使得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轮番交替，把昔日平静自足的农村一下变成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人间地狱。在不断上演的循环仇杀中，失去生命的不仅是成千上万的地主士绅，人数更多的是大量无辜的农民。

二

提起中共的早期“革命史”，如今四十岁以上的大陆人，多半头脑中都会闪出国民党和地主武装残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种种场面，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在描写这些场面的文艺作品的熏陶和教育下长大的，但这其实并不是历史的全部真实。

从实际情况看，北伐战争时国民党与共产党之所以会从合作到分裂，最后兵戎相见血腥仇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民党代表的阶级是中共革命的对象，合作只是中共的权宜之计，而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的暴力恐怖则是促使国共提早分手的直接导因。就起因而言，不是国民党和地主武装先残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先屠杀地主乡绅，破坏北伐，才引发了国民党和地主武装的血腥报复，而中共回应这种报复的则是更可怕的血腥屠杀。凡是中共所到之处，必定都要轮番上演这种冤冤相报、循环仇杀的惨剧。

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命令朱德在湘南组织暴动。当时的政策是：“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毁整个城市”，“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暴动的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朱德的人乱烧滥杀，把郴州、未阳两个县城化为焦土，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农民起来暴动了——不是反抗国民党的暴动，而是反对共产党的暴动。根据当时的报告，在动员农民，“焚尽湘粤大道五里内民房”的群众大会上，“到会的几千武装农民群众听到这项命令就在会场中反了，把郴县负责人杀得精光，郴县全县变了三分之二。其他永兴、未阳的农民也动起来……后经调回前线的红军来镇压，才算把有形的反动隐藏下去。但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不少了！”农民把他们在共产党统治下戴的红袖箍、红领巾扯下，打出白旗。

国民党军队一攻来，朱德的队伍只好撤离，参加过杀人放火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携幼跟著走。当年未阳的农军王紫峰回忆道：“我当过赤卫队长，镇压过反革命……只有坚决干到底，没有别的出路，所以我自己动手把[自己的]房子烧了”，跟朱德走了。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断这些农民的退路，“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把他们逼上梁山。

共产党走，国民党来，复仇报冤，玉石俱焚。牺牲者中有毛泽东的妹妹泽建，小名菊妹子，是过继到毛家的。毛把她带進党，她跟一个党员结了婚，生了个孩子。虽然她和丈夫并不赞成共产党的杀人政策，她的丈夫还是被国民党杀了头，头装在木笼子裏，挂在城墙上示众。菊妹子也被处死。她在狱中写过一封信，说她希望“自首”，但未阳县坚决要杀她。她也就死了心，“甘愿受死刑。不愿受活刑了。”
“快脱离人世就好了。”她只希望能见她的生母和孩子“浅生”一面：
“唉，可怜的浅生，实令我痛心呵！以前如何的希望养育他呵！谁知弄到此地步咧。”她想要她的孩子理解她：“浅生小儿也万不能怪我。[我)今生从未闻见的苦情均受到了。”

这个时期共产党烧杀最凶的地方是广东海陆丰，号称“小莫斯科”那里还修了“红场”，入口是个俄式的花哨大门。领袖彭湃把此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祟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他曾厉声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他效法明末张献忠发布“七杀令”，下达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20个人的指标。海陆丰农民暴动后有一万数千人被杀，甚至出现复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现象。烧杀之惨烈，令人心惊胆颤。

以下是广东国民政府人士记述的中共在广州发动暴动时的惨烈情景：

“到了下午，空气比上午紧张得多了，无理性的乱杀在各处继续进行着，据说单是在第一公园前，被残害的已经将近千人了。公园大门内的喷水池中，碧绿的清水已经变成了红色。在街头上散步，也不像上午那样自由了，武装工人像猎犬般的到处搜索杀人，在路上，一不小心就会丢去了脑袋。”

“四军军部虽未攻下，但四军军部邻近之中央银行，则于是日下午一时，即被共党占领，共党占领了中央银行后，除将行内现金收没一空外，即将银行付之一炬，自下午五时烧起，至深夜尚在延烧中。火光烛天，全城通火。时西壕口尚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共党虽极力进攻，仍不能胜利，不得已，乃纵火焚西关一带民房，于是到处火起，虽在黑夜，竟明如白昼矣。”

“共党所指挥的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加上很多流氓地痞，正在市各处捕人及抢夺物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现象普及全市，……广州人民之无数人命财产，均牺牲于共产党之手矣，共产党之惨无人道，有如此哉！”

“共产党的残暴，素来有名。而广州暴动时，有一件最足说明中共残暴的事：原来我军各部回师广州时，共党眼见大势已去，竟不顾广州市全体人民之生命财产，欲将全广州市付之一炬，当时他们已经在南堤珠光里人力车工会集合了五六百人力车工人，各携五加仑汽油一小桶，火柴一盒，报纸一捆，准备在各处放火，把全广州市化为灰烬。幸我军及时赶到，才制止了这一暴行，广州市才免于浩劫。”

中共暴动部队攻陷长沙后的情形同样惨烈。当地国民政府人士说：

“赤匪此番入城，挟其马变以后之怨毒，对长沙人肆行报复，而城内居民，因事前丝毫不知匪来如是之快，除一部分得信较早之绅富，仅以只身逃出西南两门外，十分之八留在城内；二十八日满城起火，盖赤匪对长沙绅富及党政机关服务人员之住址，早有调查，因此分头放火，抢掠财物，见人即杀。而杀人方法，亦倍极惨毒，有生剥其皮者，有投之火中者，以大刀砍杀者尚属优待。杀人最多者为梭标匪，且此时匪众多极，流氓地痞无知贫民错杂其间，大多以红布围颈，手持刀枪之属，如有荷一步枪者，已属指挥人员矣。计自二十八日至八月一日，杀人在五千以上，街道河流伏尸为满。”

“共匪劫持愚民之惟一方法，为惨毒残忍，使愚民不敢不从；而匪党有其所谓阶级意识，反对封建婚姻，主张性的解放，淫欲无须避免。匪中有权力者更利用肃反以镇压异己，利用解放以实行乱交，在匪中为司空见惯之常技。”

“黄公略(中共党军头目之一)在湘东二年，杀人不下五万，每攻破一城，则尽掠富农商人小资产者而走，苛其刑罚，限期勒赎，但不赎固杀，赎款缴到亦杀。当长沙破城时，曾有一富孀之子为黄所执，绑之堂前树上，以荆棘状之铅丝鞭挞之，传令以十万为代价，款不到则鞭不停，富家子哀号转侧，血流满地，其母披发奔走，竭一日夜之力，勉足十万亲捧至总司令部赎子，则已成一血肉縻烂气息早绝之血尸矣！富孀哀号一声亦死。黄除杀人外，又好色纵淫，所掠大家闺秀无幸免，拒之立以大刀碎割，顺之则数日后赏其卫士为公妻，卫士人多，往往不终朝已蹂躏死。黄之残杀，比诸张献忠仿佛似之。“

一九三零年九月毛泽东率红军攻陷江西吉安后，大举屠杀，在占领的四十五天内，肃反会每天贴出的布告都有几百人，总计杀了一万人以上。

毛泽东一首《反第一次大围剿》词有“前头捉了张辉瓒”一句。张辉瓒是国军第九路军第十八师师长，江西剿匪总司令。据后来背弃中共的红一方面第三军团第七军军长的龚楚说，张在江西龙冈被俘后，被红军以铁丝穿手反□，受尽了士兵的鞭鞑及各种酷刑，然后将他手脚捆绑，点天灯，死后割下其头，以木盒盛著，放于河里，便它顺流出白区，籍以警告国军。

中共的烧沙抢掠招来了国民党和地主武装的血腥报复。

1930年，江西吉安地主武装在国民党军队的协助下，以烧杀抢掠的方式，向红区挺进，抓到有“共匪”嫌疑者杀掉后，再“杀其全家，烧毁村庄，或纵横烧毁几里”。

1931年皖西被白军占领，地主还乡后组织“清共”，抓到的“共匪”，凌迟处死，暴尸荒野者，举目皆是。更有挖眼割鼻，斩断四肢，开胸破肚，抠取心肝者。男性格杀勿论，妇女被轮奸后，或杀死，或卖到远方妓院。

三

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后，中共发动的“农民运动”又增添了一项新内容：“打土豪，分田地”。

什么是“打土豪”？说白了就是抢富人特别是乡村富户的财富。

作为共产国际一手扶植的中国支部，从建党到1927年，中共的生存全靠共产国际划拨的经费维持，直到1927年所谓“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后，这个经费来源才基本断了。从那时起到“长征”，中共养活自己的经费基本上来源于“打土豪”。

当时的乡村主要有三大块财富，一块是乡村富户们正在享用的东西，包括吃的，穿的，用的。这一块很容易发现，也不难拿到手。第二块是乡村中被藏匿起来的积蓄，富户，贫户都有。由于治安和灾荒等原因，乡村积蓄总是被农民用各种方式贮藏。这是第二块。第三大块，是乡村当期收成及当期消耗的生产资料，如种子，肥，工具等等。第三块是乡村的再生产，它有农时和农技的要求。例如青苗虽然是财富，但未到成熟，你不能拿来当粮，它要有个时间，到收获时才能算作有效的财富。中国传统乡村主要就是这三块财富。其他类型的乡村财富都是零星的，可以不计。

中共进入乡村后，为了维持生存，首先把眼睛盯住了第一块财富，用的是古往今来土匪的老办法，就是拿枪顶住富户的腰眼，直接抢走了事。按中共的政治术语就是所谓“打土豪”。所以井冈山时期，中共的部队每到一处，都要“打土豪”。

这种一阵风式的抢劫尽管有用，但所得财富毕竟有限，又无法拿到被村民小心藏起来的财产以维持“红军”大队，只能维持土匪式的生存，而农村中的第二块财富其规模则比第一块要大的多。于是到了瑞金时期，中共为了扩展自己的财政基础，在“打土豪”的基础上，又渐渐的把目光转到了这一块财富上。由于这部份财产一般都有比较好的保护措施以应匪盗，埋藏很深，所以光把目光转过来盯住还拿不到手，还得想办法，一是如何知道这些财产藏在何处，二是如何拿到手里。为此，中共甚至专门发明了一个很形象的词，把抢劫这部份财富叫作“挖浮财”。一个“挖”字，可谓活灵活现。

中共当年抢劫这部份财富的手段着实让人咋舌，有专门的指导文件教下级们如何抢。如毛泽东手下的中央红军一军团红四军政治部编的一份两万字“筹款须知”，就是专门向红军讲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农绑架勒索财物的教材，其行径与土匪完全没有区别。

这个勒索指南传授了九个步骤，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精密调查，方法包括“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许赏他们的金钱以引诱他“说实话”。

第二步是，捉人“实为绑架”，特别强调要提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女，又只有一个，或媳妇怀孕，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收押的人必须常用宣传与恐吓的手段分别轻重对付。”

第三步是，多贴条子，即将勒索对象写上条子贴出公开恐吓，该条指示，“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凡在政策下可以筹得，都要贴，以免漏网”。

第四步是，软硬兼施加紧催款。文件所指的硬方式是以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称“在必要时，没收一家财物，烧一家房屋，或杀一个土豪”。

第五步是，“做好做歹，雷厉风行”，“到筹款时候，必须动员群众，调查的调查，贴布告的贴布告，以及向群众宣传的，向代表（编按：被勒索者的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即要杀人烧屋）的，做转弯的，提洋油的，磨马刀的，打土豪的，没收财物的，散发东西的，督促的，各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才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大概中共早期美化自己的宣传尚未炉火纯青，因此有这样赤裸裸的绑架勒索教材，暴力敛财连独生子、儿童、黄花闺女和怀孕妇都不放过，手段如此卑劣残忍，比某些讲义气的土匪都不如。

当然，乡村中的浮财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地挖下去的，挖到后来存量自然越来越少。如果说起初中共还只是“挖”富人的浮财，那么到后来中共则连中农和贫农的浮财也一并都挖了。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抢“土豪劣绅”的，也抢农民的。

因为浮财已经挖到贫农那里了，“苏区”民间的全部历史积蓄渐渐地都挖光了，这种“经费模式”延续到1934年初自然也就走到了头。此时，不但农民不支持中共，而且中共的经费也快要断了。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中共不得不决定“战略转移”。为此，他们分别于1934年6月2日决定征粮24万担；7初又决定搞“借谷运动”，借谷60万担。这表明，在浮财被抢尽的情况下，中共又转而打乡村财富中的第三块资源的主意了——直接从当期的收成中拿走更多的粮食，但却美其名曰是什么“借谷”。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盘算的很精明，从他们决定长征到出发，这段时间正好是两季水稻收获的时节。早、晚都不行，必须在6—9月这个时段里，拿到两期的谷子。早了，是青苗用不成，晚了，农民拿回家给先吃了。一定要在收割时拿，才拿得到手。所以，这个长征的时间就有这样一个确定的缘由，同水稻的收获季节有关。“借谷”到手之后，10月上旬，一支近九万人的大队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共带走了约100万担粮食。这些粮食大部份是农民的血汗和用来活命的，就这样被白白的抢走了。丧失了这些活命粮，有些农家当然也就断炊了，那可是个刚收获的季节啊！

提起这段历史，一位历史学者曾感叹说，“在1934年夏天，在一个没有文献记载，却是可以想像的鸡飞狗跳的场景下，乡民们木然的看着那些眼睛近视的外乡人，奔走呼号，粮食部长陈潭秋甚至鞋子都走掉了，赤着脚催运谷子。乡民们怎么想呢？为秋后的食物犯愁？为这些不期而至的外乡人而大惑不解？在最后一队红军渡过于都河南下后，乡民们是如释重负长吁一口气？有没有若有所失呢？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记载，以后也没有见到回忆资料。我们只能去想像，去猜测了。”“其实，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农民们怎样想并不重要了。说到底，他们怎样想曾经重要过吗？从来就没有。”

那么，什么是“分田地”呢？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写的一首词中的两句。乍一看去，景象何等美好，农民分到田地，似乎幸福极了。但由于当时中共成立的所谓“苏维埃”不是合法政府，根本没有资格颁发“产权证书”，它分给苏区农民土地的证明，是不具备产权资格一纸空文，根本不是“田契”。因此中共的“分田分地”留给农民的乃是吞不尽的“苦果”——人为制造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不，1934年10月，“反围剿”失败后，中共和红军“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抛下无处可逃的可怜的苏区人民来承受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恶果。当地主士绅随国民党部队杀回老家之后，手无寸铁的苏区人民除了引颈受戮、血流成河，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四

共产党指责国民党抓壮丁，其实共产党也抓，而且抓得更霸道，更蛮横。

国共第一次内战，在国民党三次围剿后，中共兵员不足，遂展开一波又一波的扩红运动，即抓壮丁，甚至下令突击。

当时中共的苏区已是以红军为核心的暴力集权社会，有自上到下，直到村庄的各级苏维埃政权，有共青团，赤卫军，少先队，贫农团，工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群众专政团体，并有权力极大的政治特务机关国家保卫局和工农检察会，对苏区行了严密的红色恐怖控制。因此中共扩红，以强大的政权力量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强迫农民参加红军，使农民无所逃遁。

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开始的扩红突击运动限定十二月底，全苏区要扩红二万五千人，中央派出突击队到各省各县去抓壮丁，抓到后各突击队还集中押送到各补充师团，“保障路上不逃亡”，而且连小孩，老弱也不放过，中共文件指示，“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机关工作，如伙夫、事务员、交通员等”。

当年，张闻天夫人刘英扩红扩不到足够的人数，毛就叫她
“三天找出反革命”，人们害怕，只好参军。另一个女干部回忆道，她所在区的军事部长蔡墩松被认为不积极征兵，毛叫她把蔡抓起来，押送到他那里。经过一天的拷问，蔡墩松“在毛泽东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们组织‘反共团’的罪行，供认他是反共团的团长，并把该反革命组织的全部成员名单都交出来了。”

随后是照例的群众大会，毛“在会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当众处死。会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按要求扩红百名，实际完成一百五十多名。”

在中共的突击下，几乎每家壮男都被迫参加红军，有农民被逼得投河自尽或自残，有青年女子怕当军属主动嫁四五十岁的老头子。

五

中共不但杀“阶级敌人”心狠手辣，杀起自己人来也毫不手软。中共的早期“革命史”中充满了这种残忍的内斗。

湘鄂西地区的中共领袖夏曦用尽酷刑，把另一领袖柳直荀（还是他的同窗好友）给活活打死，乱杀一万多人。夏曦在洪湖领导肃反，二军团原有兵员三万余人，至肃反结束时只剩下三千多，只剩下他自己加上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个党员。一大批党的领袖，有的是根据地的开辟者，有的是军队创建人，如段德昌、许继慎、刘铁超、曾炳春、肖大鹏、周维炯、邝继勋、曾中生、王炳南、柳直荀、段锡朋……都被活活折磨死。许继填是被战马拖死的，当时子弹不够，为省下子弹打白军，有的死刑就用人摁着头垫尘石上用石块砸死。且不要说去行刑，就是看，又有几个人能看下去？！

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肃反时杀了一万多自己的战友。他还亲自坐堂刑讯逼供，施用的酷刑包括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站火砖，捆绑吊打等。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就是当时被活活打死的。徐向前后来才听说她死前受过酷刑，“打得不成样子”。但徐向前的反应也不近人情，听说老婆被捕受审查，竟是“不便打听”，后来到了延安事过境迁才质问当事人为甚么要杀他的老婆。

邓子恢、邓发控制的闽西根据地的肃反叫挖社会民主党人，当时闽西共辖三十个区委，挖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区委还勉强地维持着，杀死七千多人，整个党组织全摧垮。

在一九二八年在闽西发动多次暴动的中共党员传柏翠原是日本东京政治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三零年他在闽西苏区肃反挨整，写信给闽西特委领导人邓子恢诉苦，信中提到，“我过去是一个做公开斗争工作的，杀人烧屋的勾当不知干了多少。”

更典型的是毛泽东一手导演的“消灭AB团”和“富田事变”。

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尽管毛已开始在中共党内斩露头角，但此时在江西进行军事割据的他仍必须接受来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即使在他控制下的江西苏区，他的个人权威也还未彻底巩固。

当时的江西苏区和红军内部，有着大量的江西本土干部，他们与以毛为代表的身居上层领导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开始，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因各种原因趋于尖锐化，毛在江西苏区刚刚建立的权威因此遭到了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专横的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于是，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已经取得的权力，为了做江西苏区的列宁，他巧借“消灭AB团”的名义，发动了一轮对党内政敌的血腥清洗。

历史上确有过一个叫“AB团”的反共组织。那是1926年11月8日，蒋介石率中路北伐军攻克江西省会南昌后，发现江西的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完全被共产党藉国共合作的名义控制住，当即指示国民党中央驻南昌的特派员段锡朋组织起一个反共组织，以图从共产党手中夺回省、市党部的控制权，这个组织就叫“AB团”。但早在1927年4月2日以后，这个“AB团”就自行解散，根本不存在了。

为了制造整肃政敌的理由，以毛为首的总前委把赣西南中共党组织的不同意见称为“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取消路线”，是“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赣西南地区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破获了所谓的“AB团组织”。不久，运动很快扩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并在随后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上强调要改造党的组织，要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到1930年底，“富田事变”发生之前，仅红一方面军中便已经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团”分子，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人在审讯结束后即被处决，很多人都是“苦打成招”。

1930年12月，原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和东固根据地的创建人李文林被定为“AB团”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为特派员，带领一连人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和当地的红20军进行肃反。二人大兴冤狱，在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中“清查”出了许多“AB团分子”，并处决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李韶九和古柏的行为引起了众怒，红20军官兵跟着147团政委刘敌包围了军部，并扣留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被关押的一百多人，此后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则趁夜色跑掉了。随后，红20军又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正是因为这句口号，事变的参与者们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不得翻身。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毛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仍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称为“AB团”。1931年初，项英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党内地位在毛之上。项英对清查“AB团”的运动采取了降温的态度，主张慎重办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权，开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书记项英也在打击之列。因此，在“富田事变”问题上，王明站在了毛一边，将“富田事变”当做反革命事件。随后，中共中央把处理精神传达到了每个根据地，终于促成了各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和大屠杀。此时，重掌中央苏区大权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工作，并负责对“富田事变”参与者的处理。整个红一方面军中的清查“AB团”运动也出现了新的高潮，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红20军的指战员们他们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标、木棒处决时候（为了节省子弹，这是红军中通行的行刑办法）。

根据统计，肃反运动在短短二三年间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红军、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毛的秘书李锐曾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说，从“富田事变”打击“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手上，而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时也不过只有30万人。

中共不仅烧杀土豪劣绅，国民党军官、官吏，杀党内的对手，也以烧光杀光政策来迫使农民民上梁山。十几万苏区农民跟著中共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就是迫于无奈，因为他们双手沾过“土豪”的鲜血。大陆出的《苏区肃反大纪实》记述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第四次肃反将一批红军开除军籍，但这些红军苦苦哀求要不赶他们走，因为他们是“打土豪，分田地参加革命的贫苦农民，有家不能归，不跟共产党走只有死路一条。”

六

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国家，百姓毫无人权，备受欺凌蹂躏，对此，绝大多数人今天都不会有异议。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不知道，其实早在1949年前，中共就已经反复进行过专制独裁的实验了，只不过不是全国性的政权，而是中共在其根据地建立的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其中最典型的早期例子就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成立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介绍，在莫斯科的指点下，擅长组织的周恩来把这个国中之国建成了一个斯大林模式的集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名称各异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上地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不一而足。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五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

周刚到瑞金时，感觉毛泽东打AB团等“肃反”方式大有问题。他说毛“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他实行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宣布“过去肃反完全错误”，AB团“都可自新自首不杀了”。

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员的话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看出不杀人中共统治就有危机，几个月不到就改变政策，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分子”。原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就是在这时被杀的。

在这个国中之国，老百姓是金钱、粮食、劳役、士兵的源泉。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其中之一是逼著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为此政府“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买了公债后是“退还公债运动”，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说：“共产党发行公债，此国民党苛捐杂税还恶。”

粮食也是一样。虽说农民分了田，不必缴租，但得交公粮，还得“借”粮给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发布训令，要农民“自己节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给红军”。但“借”出的从来没还过。
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共产党统治三年下来，乡村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

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依传统她们只干轻活，但现在大部分农活落在她们肩上，还要为红军做各种杂事，像挑担子、照顾伤员、洗衣补衣、无休止地做军鞋——布料还得自己负担。毛泽东年轻时就认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样重的体力活，现在更是说：“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计划之内。有的地方，老百姓连休息的日子也没有，代替假日的是开会。毛说：“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

健康水准没有提高。红区里最好的医院原在汀州，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里住过，很喜欢它，回瑞金时就把它搬来了，变成为共产党服务的“中央医院”。毛本人很注重健康，旅行时总是自带茶碗。他搬去沙洲坝时，发现暍的水来自池塘的死水。为了有干净的水饮用，毛下令打了口井，村民们也都跟著沾光。后来这口井成了共产党宣传“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圣地，要人们记住毛泽东无意中施与的恩德。有了毛的开头，共产党机关兴起了打井热潮，没住共产党干部的村子无此福分。

毛通过斯诺向外界宣告，红色政权下的“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事实上，从前的中学大多关了门，成为办公场所。

教育仅限于小学，名为“列宁学校”，教学生识字，达到看宣传品的程度。孩子们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还成立“耻笑队”，去羞辱那些不愿参加红军或当逃兵的人。十几岁的孩子有时也被鼓励向“阶级敌人”挥刀行刑。

一九三三年二月，毛泽东搞了一场制造“阶级敌人”的“查田运动”。由于按共产党的理论，只有地主富农才能被剥夺，毛要基层干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农”，逼他们交出“罚款”和“捐款”，把他们送進劳役队当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要没收一个干净”，“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共产党统治已经几年了，地富早已被挖干净了，为了凑数，干部不得不乱整人。被整的全家“扫地出门”，住在关水牛的牛棚后。“牛棚“作为准监狱的代称就是这样来的。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词被广泛运用，尽管关人的地方已不再是真正的牛棚，而是教室，厕所、电影院等等。

毛的运动制造了数万苦役工，却挤不出多少钱和粮食。从当时的统计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个县中，只有两个县交出了“罚款”和“捐款”，离毛定下的任务目标天差地远。农民早已被榨干了。红军军官龚楚回忆起运动中的一桩见闻。一天他经过瑞金附近的龚坊，“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走進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家具部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著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著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進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

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著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

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了眼，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著磕头，流泪。

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做。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他们。曾有个医生因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流为乞丐了。”正是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红军。

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两百四十六块七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後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

自杀屡见不鲜，为后来毛统治的一大特征开了先河。自杀数量在共产党干部中也十分惊人，致使官方在报刊上公开谴责：“自杀是革命队伍中最可耻的分子！”

毛的亲信杨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计逃跑了。他投向国民党，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诉他们，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一些，有的基层干部也组织民众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几百人。中共于是把梢有疑点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大多数人是在国民党進攻后起来反抗。

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裏，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著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对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办法是加强恐怖。在最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老人们回忆：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死后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干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包括战死的和肃反被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