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宇航员自述：我在“和平”号上的６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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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农·露西德，女，生物学家，现年58岁，3个孩子的母亲，美国航空航天局资历最老的女宇航员之一。1996年3月，她搭乘“阿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升空，在“和平”号轨道空间站上生活了188天，至今保持着美国人逗留太空持续时间最长的记录。露西德前后5次太空飞行，累计233天。现在，她在美国约翰逊航天中心负责国际空间站项目的地面控制工作。她并没有就此告别太空，仍然随时等待召唤，准备再次升空。

　　“和平”号即将完成历史使命之际，露西德的回忆，提供了了解“和平”号的独特视角。

　　(一)生活

　　抵达“和平”号的最初几天，我逐渐了解了两位俄罗斯同事--指挥长奥诺夫里扬科和工程师乌萨乔夫，并掌握了“和平”号的基本构造。“和平”号由一个基座和一个球形对接平台组成。对接平台就像一套房子的门厅走廊，而平台上的6个对接口则相当于通向不同房间的门。当时停靠在对接口上的有1982年发射的量子-1号功能舱、1986年发射的量子-2号功能舱、1990年发射的“晶体”号飞船和1995年发射的“光谱”号飞船。我抵达不久，俄罗斯又发射了“自然”号飞船，这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实验舱。白天，我在“自然”号内做实验，晚上返回“光谱”号就寝。

　　我们每天日程都由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西北郊的科罗廖夫航天控制中心制定，因此，“和平”号上实行的是莫斯科时间。控制中心每天都会把下一天的日程安排传给我们。我们把这份日程安排叫做“24小时表格”，虽然“表格”的具体内容每天不同，但总的来说，我们的生活非常有规律。

　　早晨8时是起床时间，闹钟一响，我就必须起床，20分钟内穿好衣服，洗漱完毕。通常，我最先戴上的是通信话筒和耳机，向地面控制中心汇报“我已经起床了”。我们并非每时每刻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与控制中心联系，只有当“和平”号掠过某个地面通信站上空时，我们才可以通话。这样的通话机会每90分钟有一次，每次10分钟。指挥长奥诺夫里扬科要求我们每个人每次都与地面联系一下，以便接受最新指令。对我来说，与地面通话就像课间休息一样，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起床后，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与两位俄罗斯同事共进早餐。一起吃饭可以说是“和平”号上最美妙的一件事。原先，我以为太空中千篇一律的伙食很快会让我感到厌倦，但事实上，每顿饭我都吃得津津有味。我们把“和平”号上储存的脱水食物用热水重新泡开，我与两位俄罗斯同事互相给对方调制各自国家的特色菜，还经常把尝试着把不同品种的食物混合在一起，做出新的口味。我最喜欢的早餐是一袋俄式蔬菜汤加一袋果汁，最对我胃口的午饭是俄式土豆加肉泥，而俄罗斯同事最钟爱的伙食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涂抹上美式蛋黄酱，然后混在一起吃个痛快。

　　早餐结束后，一天的紧张工作就开始了。我的工作是为美国航空航天局做各项实验，而我的俄国同事则负责维护和维修空间站。由于当时“和平”号已经超期服役了5年时间，足足是其设计寿命的一倍，所以，奥诺夫里扬科和乌萨乔夫的工作非常繁重。他们得更换老化的零件，每天严格检查“和平”号上供氧及压力舱等对我们生命至关重要的部件。

　　除工作之外，我们每天还得坚持锻炼，防止肌肉在失重状态下萎缩。“和平”号上的健身器材包括基座内的两台跑步机和“晶体”号上的一台自行车测力器。俄罗斯生理学家为我们制定了3套分别长达45分钟的健身方案，我们每天做一套，如此周而复始。说实话，健身是我在“和平”号上最痛苦的体验。首先，为了重新获得重力感，我必须把一套像马具一样的设备套在身上，然后连接跑步机上的橡皮带，利用橡皮带的拉力使自己稳稳地“站”在跑步机上。其次，由于跑步机噪声巨大，跑步时无法与同事对话，跑步也变得异常单调。为此，我只好戴着随身听；6个月时间里，我把空间站上的所有磁带听了好几遍。

　　每天下午，我们都会忙里偷闲，3人聚在一起喝下午茶。完成所有工作和健身计划后，我们才能享用晚餐。晚餐后，我们还得收拾“房间”，把这一天的生活垃圾堆积在一起，转移到“进步”号货舱中，并把第二天的食物准备好。每隔一端时间，“进步”号会把我们的生活垃圾运回地球，再把新的生活补给品运来。

　　每晚11点钟左右，“和平”号会在一天内最后一次飞越地面通信站上空。这时，我们会收到第二天的“24小时表格”，并与地面互致晚安。回到“光谱”号飞船，我钻入睡袋，临睡前打开笔记本电脑，通过无线通信设备查看和发送电子邮件。控制中心会把我写的电子邮件转发给家人。发完信，我关上灯，很快进入梦乡。我总是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8时，由熟悉的闹钟声把我叫醒。

　　(二)实验

　　在“和平”号上的生活规律虽然从未改变过，但我们并不感到单调无聊。对于像我这样从事研究的人来说，“和平”号上工作条件正是梦寐以求的：我拥有自己单独的实验室；可以独立做实验；一项实验做腻了，还可以换一项。此外，我还可以得到来自地面的指导，航天局两名官员随时把我的问题转交给美国和加拿大的有关专家，再把提示及时转达给我。

　　我负责28项实验，目的只有一个：观察微重力状态下的实验及结果与地面重力环境下的实验及结果有何不同。第一项实验是观察日本鹌鹑蛋在微重力状态下的孵化情况。我把与我同机抵达“和平”号的30只鹌鹑蛋放入一个孵化器，16天后每天拿出一只鹌鹑蛋放入多聚甲醛溶液，以阻止其继续孵化。这些被固定在不同孵化阶段的鹌鹑蛋随后搭乘货舱返回地面，接受进一步研究。

　　听起来这也许是个容易做的实验，但实际上，微重力状态下把鹌鹑蛋放入溶液是相当复杂的工作。一旦实验过程中有一滴多聚甲醛溶液泄漏，那它就有可能飘浮到宇航员的眼睛里，造成严重烧伤。为防止意外，溶液存放在3层外壳包裹的容器内，整个容器又放在一个特制密封袋中。我必须通过袋子上向内凹进的手套形状，完全凭手上的感觉把每个鹌鹑蛋准确放入容器内。

　　我离开“和平”号之前，地面研究人员就已经结束了这项实验。他们发现，鹌鹑蛋不能正常孵化的比率为13%，足足是地面的4倍多。研究人员认为，低辐射造成了这一结果。统计显示，在“和平”号上承受的的辐射相当于一个人每天接受8次X光照射，虽然不会伤害宇航员的健康，但对鹌鹑蛋有影响。

　　我做的时间最长的实验是在“晶体”号的温室内种小麦，观察小麦的生长和成熟情况。由于小麦可以为长期太空飞行提供氧气和食物，因此实验的意义非常重大。而之所以选择小麦，是因为它的生长周期较短，便于观察。

　　我把小麦种在硅酸盐土壤中，湿度、温度和光照都由电脑系统控制。按照计划，我与两名俄罗斯同事定期给小麦拍照，在不同阶段“收割”部分小麦，并把小麦存放在抑制生长的固定剂中。大约40天后，终于出现了麦穗，我高兴得大喊大叫。

　　几个月后，接替我的美国宇航员约翰·布莱哈收获了成熟的小麦，连同那些固定剂中的小麦送回地面。美国犹他州大学的科学家们研究了这些小麦，发现麦穗中竟然空空如也，一颗麦粒都没有。他们猜测，空间站空气内低含量的乙烯可能污染了小麦，造成小麦未能结出麦粒。不过，另一位美国宇航员迈克尔·福阿莱此后在“和平”号上试种油菜籽倒是获得了丰收。

　　“和平”号上的实验，使我意识到载人空间站的意义。实验过程中，我可以根据情况调整实验环境和内容；设备出现故障时，我与俄罗斯同事可以及时修理；更重要的是，我可以亲身观察实验进程，记录一些摄像镜头无法捕捉到的细微变化。正是由于载人空间站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我负责的28项实验中，有27项获得了成功。只有一项因为器材无法修复而不得不中止。

　　(三)安全

　　对于整个“和平”号计划来说，造价昂贵的空间站及其设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宇航员的安全问题。我在空间站上从来没有为安全担心过，因为指挥长奥诺夫里扬科和工程师乌萨乔夫总是给我带来十足的安全感。尽管“和平”号当时已经超期服役5年之久，不少部件都因为遭受过多辐射而老化，但两名俄罗斯同事几乎可以完成所有修理任务。在我看来，他们几乎无所不能，与这样“超人”的同事一起工作，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此外，设计考虑非常周到，空间站上不仅储存了许多零部件，而且还配备了一个救生舱--“联盟”号飞船。即使“和平”号出现了严重机械故障，宇航员也能搭乘“联盟”号地返回地面。出现各种小机械故障可以说是经常的事情，不过只要时间允许，我们就有职责和义务尽可能地查找故障并加以排除。

　　当然，生活在“和平”号上也不是一点危险也没有，舱内大火或舱内压力骤然降低的意外，都将极大地威胁到宇航员的生命。这两种情况在我离开后的1997年都发生过，所幸当时的宇航员们都很快排除了故障，没有因此遭受伤害。

　　宇航员精诚合作也是保障安全的重要因素。语言的隔阂、性别的不同、以及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别都没有成为我们共事的障碍。我的两名俄罗斯同事从来没有因为我是美国人而对我有所排斥，只要情况允许，我们3人就聚在一起喝茶、吃饼干，谈天说地，探讨工作。工作出现差错时，我们从来不互相埋怨。

　　长达6个月的太空生活有许多片断值得我铭记终生，但我最难忘的，还是与俄罗斯同事的一次聊天。一天傍晚，我们聊起了我的童年。我告诉他们，我小时候上学时经常遇到空袭演习，每次都以最快的速度钻到课桌下面。从小，我都生活在苏联发动核战争的恐惧之中。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俄罗斯同事们也有相同感受。奥诺夫里扬科和乌萨乔夫幼年时也担心美国的轰炸机会把他们生活的村庄夷为平地。

　　说完这段经历，我们相视而笑。站在今天的角度上，当时那种莫名恐惧是多么荒谬幼稚。我们的国家以前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而现在，一名美国人和两名俄罗斯人不仅和谐地生活、工作在一起，而且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