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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赵一荻的温泉幽禁岁月
文/李奋涛
“中午1点半,经国先生来寓,董显光同来共午餐后,同去看建地。下午3点,刘家同陆根记谈好,星期四房子开工。——1960年11月1日”
1960年,张学良携赵一荻回到台北定居。7月,“决定购地建房”。8月31日,经过测量,土地为1200余坪(相当于4000平方米),“地价十分公道”,报告蒋经国后,“同意该地,嘱余进行”。交了地价款,请来了陆根记的工程师设计图纸。这是张学良和赵一荻在台北建设属于自己的第一家。
12月31日,张学良、赵一荻等人到建房地山上野餐,站在那里,能看到他们将来的“新居”。明天,又一年将来临。这一年,应该是崭新的吧。
与这一年呈鲜明对比的是,此前在台湾的10多个春秋,则幽暗无比。那是张学良和赵一荻一段与世隔绝的山居岁月。这段岁月,他们有着落脚的地方,但这个地方却不是他们的家。他们可以自由呼吸这世界上的空气,但却不能自由放飞自己的心灵和身体。见证着这样艰难处境的,乃这样一个地名:井上温泉。
时间回溯到1946年11月1日,此时已被蒋介石秘密关押在重庆松林坡公馆的张学良、赵一荻被告知,第二天动身,飞机已安排好了。他们被折腾得久了,此前,他们的囚禁地是贵州桐梓。只是他们没料到,这次一别,却是远离内地,永无归期。
从日记记载中可以看出,张学良、赵一荻是在飞机落地后,才知道自己被送到了台湾,无奈忿懑之情,跃然纸上。下飞机,再经新竹,于11月3日下午13时左右,抵达井上温泉。
张学良住在井上温泉的一栋平房里,该平房是日据时期由日本人设计建造的木板房。远离尘嚣,隐于青山绿水之间,周围散居着台湾山地居民,即现称为“高山族”同胞。不过,因了多年的迁徙生活,张学良能够很快适应这一变化。
很快,台湾在1947年爆发的“2·28”事件,让张学良、赵一荻还没“平静”几天的山中生活,受到不小的“冲击”。这起由台北专卖缉私人员开枪打死烟贩所引发的事件,引爆岛内民众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最终波及全岛。而台湾的大部分地区仅靠警察维持,局面已经无法控制。从各种事态以及身边看管人员刘乙光的表现,张学良似乎从中嗅到了什么……毕竟行伍出身,张学良后来对人讲述这次经历时说过,一旦到了最坏结果,他准备抢枪……
其实对张学良、赵一荻来说,他们真正最坏的结果,就是自由的丧失。张治中曾在1947年的10月,因了一次偶然机会见到张学良。为此,蒋介石还把刘乙光找去,态度严厉:“以后非经我批准,任何人不许去见张学良!”从1948年开始,对张学良的“管束”更加严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外界再无任何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音讯,也无人再敢未经批准前去探访。不过,宋美龄同时也将刘乙光召去,询问张学良的近况,要求对张、赵的生活给予更多关照。
在1946年到1960年的温泉幽居岁月中,由于囚禁于井上温泉已被外界知晓,为“安全”故,在1949年2月初,张学良与赵一荻曾被紧急转移高雄,与外界隔绝。此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退守台湾……自此,海峡两岸形成对峙,来往断绝。在数十年间,张学良、赵一荻的音讯都如石沉大海。如今才得知,在高雄待了近一年之后,由刘乙光从台北带回的消息是:高雄要塞已成为“共军”空袭的目标——再次为“安全”起见,张学良、赵一荻定于1月27日返回井上温泉。
因为有宋美龄的关照,刘乙光有时在“张副司令”面前像是少将“勤务兵”,充当信使或安排出游,解决出现的问题,闲来无事也陪“副司令”
聊天解闷。但刘乙光执行蒋介石的“管束”命令时,他又会以职业看守的面孔出现,要求“副司令”必须这么做,去完成“上峰”指令。他不仅给张学良带回一本深蓝色的日记本,说是蒋“总统”亲手交来的,而且还传达蒋“总统”指示,说蒋“总统”命令张学良“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西安事变”已经过去20年了!蒋介石仍没有忘掉这件事。而张学良“已数年从不再忆这个问题”,躺在床上,“前思后想,反复追思”,“真不知由何下笔”。另外,张学良的日记,从1957年始,也开始出现两个版本:一本是给自己写的,一本是给蒋介石写的。
1958年,蒋介石终于答应安排时间见张学良。11月23日下午17时左右,在大溪,张学良由蒋经国、刘乙光陪同进入“总统”行辕客厅,相见之下,敬礼之后,一同进入小书斋。“总统你老了!”“你头秃了。”寒暄过后,两人“相对小为沉默”。
时间一晃,就是20多年。往事如烟,恩仇纠缠……当“西安事变”的两位主角再次见面时,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
而另一位主角杨虎城将军,却于1949年10月,葬身在重庆松林坡公馆。杨将军一踏进馆内,身后就传来儿子拯中的惨叫声,等他急转身去,特务的利刃便扎进他的腹腔……在掩埋时,特务还在杨将军的脸上淋上镪水。
这一幕,幽禁之中的张学良,很久以后方才得知。
来源:《凤凰周刊》总第27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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