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周恩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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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生女炮制"划时代的伟大作品"　　但这些都只是猜测，或者小道消息，不具有"震撼性"。
   　　一九九三年年底，一位文学界朋友来家聊天。那时我住在纽约长岛，房子后面是一大片高压电线经过的草地，寒风拂面，颇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凉。我们就穿过高压线，沿着土路散步，一边漫谈文学。我抱怨这些年没有出版什么值得非读不可的好作品，朋友则郑重宣布，一部划时代的伟大文学作品即将问世了。他的话惊得草丛总的野兔颠簸逃窜，也令我感觉欢欣鼓舞，忙问作者是谁？
   　　"她住在加州。你肯定不认识，在文坛没有什么名气的。"
   　　那么，大概属于哪种类型的作品，是小说还是？… 朋友想了想，停下脚步："你读过斯大林女儿写的《给友人的二十封信》吗？"
   　　我马上猜到了他心目中"伟大作品"的那位作者："是不是周恩来的私生女？"
   　　我那时并不知道她的名字叫艾蓓，或者说并没有记住她的名字。我是从加州一个跟她过往甚密的著名诗人那里第一次听到她的，他就叫她"周恩来的私生女"。一天深夜，我的车在新泽西的一条小道上被警察拦下来，没开罚单就放我走了。坐一旁的诗人讲了个故事："一次，周恩来的私生女吃了警察一张罚单，她很生气，认为自己没有违规，反倒开车追踪那个骑摩托的警察，走哪跟哪，警察吓坏了，又把她拦下来，要吊销她的驾照。这时她又反过来求情，请警察放她走。
   　　"后来呢？"
   　　"还是放她走了。"
   　　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深刻。因为在美国，很少有人会这样去对一个交通警察。同时我也知道了，原来，周恩来有这样一个私生女是作家。也许这样说更确切：原来有一个作家是周恩来的私生女。
   　　我那时并未去追究其是真是假。文坛的事，本来就纠缠不清。
   　　这就是《叫父亲太沉重》一书的作者艾蓓。
　　侧面看都是"噘噘嘴"
   　　这本书一问世，就注定要引起轰动。其效益几乎不输于同年稍后李志绥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湾、香港、海外媒体纷纷报导，大造生势，使它迅速成为最畅销的华文书籍之一。
   　　一九九四年三月，总部设在美国普林斯顿的《民主中国》杂志（总第二十期），发表了作家孔捷生的一篇长文《解咒年代：本世纪最后的"黑匣"》这是一篇感情充沛、文采盎然、夹叙夹议的书评──
   　　周恩来，褪色的神化里仅存的一举偶像。他的油彩渐渐剥落，却仍屹立不倒。他的才干与风度，勤勉与忠忱；他忍辱负重，唾面自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无论对信仰和"爱人同志"都从一而终；他无子嗣，却收养了一群革命烈士的遗孤…殊不知，神化的终结者终于现世了──她就是周恩来的亲生女儿！
   一个在黑箱中封存了太久的秘密，一段长达三十余年的血泪时光，凝结和聚变成一部长篇《叫父亲太沉重》。
   　　众所周知，周恩来没有子嗣。这与其说是他人生的缺憾，毋宁说是他崇高人格的体现──一个如此完美的人。忽然冒出一个私生女！
   　　她把自己的玉照在书中大量发表，《民主中国》杂志也以独家版权拥有的方式发表了她的多张照片。当然，她长得的确与周恩来有几分相象，并且越看越像：饱满的额头，浓眉（稍淡于周）。大眼…书中，周恩来曾搂着十五岁的作者，脸贴脸地对着镜子：
   　　"你看我们的眼睛眉毛，看看我们的嘴，正面看不出来，侧面看都是噘噘嘴…"
   　　应该说，艾蓓充份地利用了她手上的照片，这些经她挑选后发表出来的最像她"父亲"的照片，──有读者嘲讽，这是作者拿自己色相来卖钱──并且通过她"父亲"的口，启发我们从"正面看不出来"时，要从"侧面"去看他俩的"噘噘嘴"。但是人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个"私生女"，她是不是真的？
　　谁来做亲子测定？
   　　怀疑是十分自然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生产出如此多的假冒伪劣商品。民间乐于相信那些若有若无的传言，别说是一个私生女，即使有七八个或者一打各种肤色和种族的私生子女，也比一个具体的长得浓眉大眼的艾蓓站出来公开身份容易让人接受。这大概是她的商业目的太过明显，不由人不怀疑。不就是公开一段不知真假的桃色旧闻来卖钱吗！
   　　该书一边行销，一边引来无数的批评。不断有人出来叫阵：私生女，把你的证据掏出来瞧瞧！以文笔尖刻言辞激烈著称的记者曹长青，在美国华文报纸《世界周刊》上发表长文，分开质疑艾蓓身份的真伪。连带为该书称好的作家孔捷生，和私下为艾蓓辩护的诗人北岛，曾受到曹文的控告和嘲笑。在海外文坛，曹长青是坚决反对共产专制的一位作者，但他也认为，以周恩来的人品，似不大可能发生这种违反其道德准则的婚外情。如果艾蓓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她应该拿出证实身份的证据，比方，现代科学这样发达，她完全可以做亲子血液测定嘛！她敢不敢？
   　　"问题是，"孔捷生反诘，"谁来做这个测定？"
   是呀，谁来做这个测定呢？你当然不能期望，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周恩来的生理组织
   　　标本，这是一。第二，即使得到这样的标本，是在中国做还是在美国做？做出的结论谁又会相信？
   　　但是，难题是艾蓓自己给自己出的，而不应该由读者，或是其他什么人来替她解决。
   可惜的是，除了"侧面去看都是噘噘嘴"的照片，她似乎再也拿不出别的什么铁证来了。更可惜的是，她连一张与周的合影都没有。
　　"私生女"和新华社谁在撒谎？
   　　一向对海外媒体的鼓噪多保持沉默的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却发表了一张艾蓓的照片：年轻时代的艾蓓，一个安徽偏远山区的农村姑娘，站在她的母亲，一位满面皱纹的乡下老太太身边。原来，这位所谓周恩来的私生女，是一个出身微寒、却不肯认自己的亲娘、一心想要攀龙附凤的势力鬼。真是可恶，可恨，可笑。
   　　幸好，新华社的信誉，或者说代表中国政府立场的中国官方新闻机构的信誉，并不是那么良好。这张照片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照片上的"艾蓓"，与《叫父亲太沉重》一书的作者，显然不是一个人。农村姑娘"艾蓓"头骨较高，脸较短，下巴较尖，也不是噘噘嘴。作家艾蓓做出的解释是：那位农村老大娘的确是她的母亲，不过却是养母。文革期间，她那位做大官但倒了霉的继父把她送到安徽农村一个远亲家寄养，并且顶替了那位农村姑娘的姓名。新华社在这里玩了个调包计。
   　　同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刊载专题报导《她的父亲不是周恩来》，根据中国军方一位知情官员的话，证明艾蓓不是周恩来的私生女，而是某导弹基地负责人的私生女，她的生母后被一位高级领导人看上而嫁给了他。艾蓓则被托付给别人抚养成人。艾蓓写《叫父亲太沉重》一书，是受到"阴暗报复心理"的驱使。
   　　尽管艾蓓指这种说法是"分文不值流言蜚语"，但它至少说明，艾蓓确实是私生女，而非农村姑娘。至于谁是她的亲生父亲，咱们慢慢再议。
   　　本来一个简单的问题：艾蓓撒没撒谎？现在多了一个：新华社撒没撒谎？且不论艾蓓是不是周氏所出，作为官方权威新闻机构的新华社公布的照片，谁都一眼可以看出不是引起讨论和争议的那个人。就是说，首先是新华社欺骗了我们，不管它是有意还是疏忽。
   艾蓓受到的挑战并未因此而稍缓，各方包括海外媒体都纷纷质疑，要她拿出铁证来，而不能只拿一句书中的话来搪塞："我从来就没有被承认，还会怕被否认？"
   这句曾为捧场者孔捷生十分欣赏、好像充满了人生哲理的话，现在看起来颇有点无赖的意味。面对压力，艾蓓发表了一番摸棱两可、含糊其词的讲话，她是写小说的，这本《叫父亲太沉重》只是一本小说，而且书中并没有提到"周恩来"，只是说"总理"。至于是不是真的，她还是没有交代。既然作者公开指这是一本小说，那就在某种意义上承认其情节完全可能为虚构。小说家言，当不得真的。
李志绥也出来凑热闹
   　　不过同时她玩了一招。她邀请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的资深记者到她的住地，还请了一位"具有公信力"但没有披露姓名的人士，向他们展示她的"铁证"。整个过程弄得神神秘秘，连她的好友、极力向读者推荐这本书的孔捷生都被排斥在外，只能守侯在同一城市等待展示的结果。自艾蓓出了大名，包括他在内的许多朋友都见不到她了。这件事后，资深记者在报纸上报导，他的确看到了"铁证"，同时还有一位"具有公信力"的人士在场。
   　　至于"铁证"是什么，"具有公信力"的人士是谁，至今仍是个谜。
   　　私生女事件闹腾一阵，大概可以过去了。因为对于周恩来来说，即使他真有过像"安然"──《叫父亲太沉重》的女主人公那样的情人，乃至真有如艾蓓这样的一个私生女，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和丑事。相反，倒是使人觉得他更可亲，更富有人性。好歹他也算是"潇洒走了一回"。
   　　那一年，出版界也是相当热闹。年头是周恩来的"私生女"，年尾是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同时以中文、英文和其他好几种文字推出，造成轰动。与艾蓓不一样，没有人怀疑李志绥的身份。就连攻击他撒谎、造谣、信口雌黄的原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能不承认他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只是在年份的细节上有所争执。如到底是十八年还是二十二年，到底是不是抢救小组组长，到底教没教过毛泽东英文，等等。
   　　不过，李志绥却多少受到一点艾蓓的"株连"。一些不知底细的读者，开始还以为又是一本中国式的《给友人的二十封信》，预先抱着一种地址和怀疑的态度。幸好不是那么回事，李志绥写的不是"小说"，尽管他的文学修养一点也不比艾蓓要逊色。
   　　几年过去了，仍然有人私下里问："她是不是真的？"
   　　既然答案是如此难得，那么不妨反过来问："你希不希望她是真的？"
   　　假如她是真的，周恩来这个"本世纪最后的黑匣"，就这么轻易地打开吗？
(《真假周恩来》第一章 说不尽的周恩来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
《真假周恩来》第二章 周恩来和女人们
　　周恩来一生只结过一次婚。    这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风云人物中，是少见的。
　　国共领袖们的复杂婚史
   　　孙中山二十岁娶元配卢慕贞，卢氏是旧式妇女，生一男一女。其后他奔走革命，与志同道合的陈粹芬同居十年；长期持夫妻名份。四十九岁时，又在日本与年仅二十二岁、出身名门的女秘书宋庆龄结婚。
   　　蒋介石十五岁娶元配毛福梅，生长子蒋经国。二十六岁纳江苏吴县姚怡诚为侧室，并把她带回了老家。三十四岁那年，由张静江证婚与陈洁如结为连理。一九二七年，他将陈洁如送到美国留学，登报声明与毛氏姚氏脱离夫妻关系，在上海举行豪华婚礼，与心意已久的宋美龄结婚。
   　　毛泽东十四岁娶元配罗氏，三年后罗氏去世，毛离开故乡求学。二十七岁，与已故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在长沙结为夫妻。三十五岁，与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在江西茅坪八角楼同居，其时杨开慧带着他的三个儿子在湖南乡下从事革命活动，两年后被捕，不愿申明与毛脱离关系，从容就义。贺子珍生三子三女（仅存三女李敏），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只身赴苏联治病。第二年，四十五岁的毛泽东又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蓝萍同居。蓝萍后改名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权倾一时。
   　　刘少奇结过六次婚。少时在老家湖南宁乡娶发妻杨氏，一九三零年病势。第二任妻子何宝珍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一九三四年在南京雨花台遭国民党处决。第三任妻子谢飞，结婚三年后分手。第四任妻子王前，十六岁与刘结婚，离婚后嫁给了文革"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的哥哥聂真。第五任妻子王健患有轻微精神病，在一起生活了半年即分手。第六任妻子王光美。
   　　朱德二十六岁娶发妻萧菊芳，她是部队里的一个朋友的妹妹，师范学校学生，四年后患热病去世。第二个妻子陈玉贞，也是部队里一位朋友的妹妹。一九二二年，他抛妻别子，去上海和德国寻找共产党，据记载，同时被他抛在家的还有五个小老婆（韩素音《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第67页）。一九二八年初，与朱德在一起在汀南生活和参加革命的女作家伍若兰被国军俘虏，砍下头颅，悬街示众。不久，朱德在江西苏区娶第四任妻子康克清，她不足二十岁，出身农民，不识字，跟随红军长征，官至全国妇联主席。
   　　邓小平算是结婚比较少的一位了，他只有三个妻子。发妻张锡媛，结婚四年因难产去世。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在邓政治上遭受打击时背他而去，嫁给了相貌堂堂的中央苏区组织部长李维汉。第三任妻子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大王浦在迁的女儿，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学生，抗战爆发投奔延安。
　　复杂婚史的背景
   　　中国历史上，权利与婚姻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皇帝享有三宫六院，文臣武将也可以三妻四妾，乃至妻妾成群。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并没有推翻"小老婆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各领风骚的军阀豪强们，很少有不蓄妾的，──号称"基督将军"的冯玉祥算是一个例外，他一生坚决不纳妾，并引以自豪。综观前后主宰中国前运动十年的国共两党，它们的领袖人物中，像周恩来这样婚姻单纯的例子，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实在是不多见。
   复杂的婚史，其背景和原因也不会很简单。各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同一个人，每次婚姻的情况也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们仍不是不可以大致归纳出主要的几项来。
   　　一是对包办婚姻的反叛。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第一次婚姻都秉承父母之命，基本上没有什么爱情可言。身为革命者，以解救天下人为己任，当然不愿、也不能忍受旧式婚姻的羁绊。但他们之间还有区别。毛泽东是发妻罗氏死后十年，才与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结合的。刘少奇的情况也差不多。十四岁，他们并没有因不满包办婚姻，人为地去打破它。孙中山和蒋介石，则都是元配还健在的时候，就在外面另娶新妻。蒋介石更将新人带回老家，让妻妾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直至他最后一次结婚，元配毛氏都仍守在他的老宅，尽管她已经被哄骗着在协议书上摁了手印，"解除"了婚姻关系。其方式好像《白毛女》中，黄世仁逼着杨白劳拿自己的女儿抵债。
   　　二是前妻亡故或离婚。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每次婚姻，都属于这种情况。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刘少奇虽然结婚次数最多，但从来不搞婚外恋。文革中遭到批斗，红卫兵将其婚姻状况暴光，指责他"生活腐化"，刘气得浑身发抖："要是说我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反省，可以自我批判。但是，对我生活方面这样诽谤、中伤我，这是不能容忍的。多年来，人们对我生活作风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我虽然结过五次婚（应该是六次），但每次都是光明正大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他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公开声明自己"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的一位。经过一些史学家考证，所言不虚。
   　　三是前妻不在身边，后妻乘虚而入。毛泽东和朱德的第三次、第四次婚姻，都是这种情况。前妻不在身边，但都活着，带着他们的亲生子女，日子的艰辛自不待言。但好男儿似乎不可一日无妻，于是不免有"新的女性"来填空白。她们要是聪明一点，是绝不肯让丈夫只身离开的，无论战争环境多么残酷，没吃的没穿的，行军打仗枪林弹雨，死活也跟着。贺子珍不懂这个道理，好容易长征到了陕北，却自己放弃了领地，一溜烟跑去了苏联。殊不知此一去去得潇洒，回头却不可能了。江青就不一样。一九四七年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后面有敌兵穷追猛赶，头上有飞机狂轰滥炸，她坚决不肯过三河，要陪毛泽东转战陕北。这关键性的一年多时间，不但奠定了中共夺取中国政权的基础，也使江青的身份得以从侍妾升格为正妻。
   　　"既来之，则安之"的邓颖超周恩来自幼丧母父亲长年在外谋生，不问家政，从小凡事都得自己拿主意。他不可能而且也没有机会接受包办婚姻，因而不存在反叛旧式婚姻的问题。在南开读书时，校董严修十分器重他的人品，曾托人说亲，想把女儿许配给他，被他拒绝了。那时他是学校最穷的学生，却不愿接受这门亲事，以免将来受严家的控制。一九二零年他从蹲了半年的监狱获释，为他辩论的著名律师刘崇佑向他暗示有一位"漂亮的侄女"，也被他婉言谢绝了其美意。
   　　他与邓颖超是自由恋爱而结合。不但两相情愿，而且志同道合，都是投身大革命洪流的有志青年。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颖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在革命阵营中的位置都十分显要。国共合作破裂，情势突然险恶，他们都被迫转入地下，经常两地分居，聚少离多。幸运的是，没有发生一方被捕杀头，或死于其他不测，或另一方移情别恋的故事。而这些正是造成许多革命伴侣分分合合的缘由，如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朱德等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遭遇重大劫难。周恩来多次大难不死，邓颖超也好几次陷入险境。国共翻脸的时候，她正在广州难产，孩子生下来就死了，躲过军警严密搜索，到上海寻夫；一九二八年，又一起乔装打扮穿越重重封锁坐火车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一九三一年，两位工人出身的中共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彻底破坏；一九三四年在江西中央苏区，肺结核病复发，连续大口吐血，其后又拖病参加长征。然而她奇迹般地躲过一个接一个灾难，安然活了下来，没有成为杨开慧、伍若兰、何宝珍或张锡媛。中共建政后，她长期养病，还专门写过一篇谈怎样养病的体会文章，"既来之，则安之"什么的，病病歪歪到居然比一向身体硬朗、精力过人的周恩来多活了几十年，八十八岁才去世。
　　没有参加演出罗曼剧
   　　不仅长寿，也没有被"休弃"。邓颖超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低，刚结婚就是革命中心广东的中共区委妇女部长，一九二六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国共两党要员中享有相当的知名度。其后又任过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央直属机关支部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机要科科长，一九三八年夏天，又与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一道，被选为中共方面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成为该会十名女参政员之一。加上周恩来的身份，如果发生婚变，势必产生甚大的负面影响。即使以顾全大局、谨慎处世著称的周恩来有什么"非份之想"，他也不会不知难而退。
   　　延安时期，上演了一幕幕罗曼剧，许多中共领导人成为剧中的男主角。最为人侧目，而且对历史影响最巨的，当属毛泽东与江青（蓝萍）的爱情故事。中央红军初抵陕北时，长征剩下的女同志仅三十人。加上当地的女性，连地主家没来得及逃跑的姨太太和小姐都算进来，男人与女人的比例是三十比一（另一种说法是八十比一，似更准确）。女作家丁玲，曾记述毛泽东跟她在延安窑洞的一次谈话，毛扳着指头数，怎么也凑不齐"七十二才人"来。抗战爆发后，大批青年学子涌入延安，使革命队伍成份大变，男女比例的失调也有所缓和，但女人仍"供不应求"。那些年轻、有姿色、有一定学历的女子，更成了一部份高级领导人物色的对象。奋斗这么多年大夥儿活到今天不容易，都是死人堆了爬出来的，如今距革命胜利还遥远得很，生存条件也艰苦非常，但总算有了个安身落脚的底盘，可以重新打理破碎的、或是不协调的家庭生活。
   　　随着个人领导地位的上升，在革命事业中份量的增加，对"妻"这一角色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从人性的角度去看，这也无可厚非。像贺子珍那样动不动就拍桌子打椅、口口声声要亲手"毙掉那两个骚货"的女人，尽管刚勇可爱，的确也因过份粗俗而容易坏事。年馑二十五岁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就是她一顿撒泼，被迫离开延安的。同时被迫离延安的，还有担任其翻译的吴广惠小姐，她从此竟销声匿迹。
　　"邓大姐"的才学与风度
   　　邓颖超在第一代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中，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一位。她一九二零年毕业于直吏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相对于长沙福湘女中的杨开慧、永新福音堂小学毕业的贺子珍、大字不识直至一九三七年才进延安抗大当学员的康克清，她的学历是十分骄人的。甚至许多领袖人物，包括周恩来本人的学历也不如她。周恩来的正式文凭是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却屡试不中，只好回天津进了新开办的南开中学大学部（后改为南开大学），没上几天课又赴法国勤工俭学，旅欧期间，他勤工而不俭学，除了读语言学校，没踏入正式大学校门读过一天书。当然，没进校门念书不等于不读书，更不等于不学无术。事实上，他广泛阅读社会科学的著作，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为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学识基础。但如果只论毕业证书，邓颖超比他要高。
邓颖超还是写文章的好手，从十五岁在周恩来主编的《觉悟》杂志上发表《为什么…..？》起，一直撰稿不辍，对妇女运动的影响颇大。他喜欢写诗，爱好文学与阅读，喜好与文艺界人士交往。不过，从她留下来的文稿看，谈不上是写作的高手，慷慨激昂有余而鞭辟入里不足。文学的品位也不怎么样，大体只能算是一般业余水平。即使如此，这在早期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已属难得的人才。正因为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她在与周恩来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才能够配合默契，进退有据，拿捏得当，演好一个"革命伴侣"的角色，而不至于动摇其夫人的地位。
　　有一首据说是"邓大姐最喜欢"的诗，其中几句似乎很能说明她的性格和心境："春天过后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只要在秋光里结好你的果子，白发就永远上不了你的头！"邓颖超是不必为年龄发愁的，她的婚姻牢不可破。一九三七年五月，她化名"李知凡太太"，住进北平西山平民疗养院治疗肺病，与一位清华大学的女学生胡杏芬同室。胡因年轻患病，恋人又参加抗日工作不幸牺牲，故情绪十分低落。她问邓颖超的家庭时，邓则禁不住"脸上漾开甜蜜的笑容"，柔声夸说自己的丈夫："他呀，浓眉毛，大眼睛，高个儿，宽肩膀，聪明能干，极有才华，更有气派，并且有强烈的爱国思想。"（《邓颖超传》第220页）　　第一位恋人"并不重要"
   　　如此完美的夫婿，别说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便是全中国也没有几个。邓颖超虽说对自己婚姻极为满意，但在一个年轻轻即遭遇不幸的女学生面前这样夸耀自己的丈夫，不免有失厚道。何况她是化名到国统区养病，身份应尽可能隐蔽，不宜到处招摇以引人注目。
   　　周恩来的"高个儿"，也言过其实。周恩来身高只有一米六九公分，（韩素音书中讲他有一米七七公分，有误），按现时社会上的标准，还没跨过"半残废"的槛儿，只能算是"残废"。即以当时中国人的平均身高而论，也只是中等个儿，谈不上"高个儿"。相比之下，邓颖超的身高只有一米五五公分，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也没什么不可。邓颖超夸称丈夫是"高个"，以至于"七七"事变爆发后，身材高大的南汉辰匆匆赶到医院通知邓转移，同院的小病友陈溶还以为这就是她的先生"李知凡"。周恩来虽个不高，身材却十分匀称，加上举止潇洒，绝不显得矮。何况一个叱吒风云的政治人物，更不能以身高论英雄。
   　　人们说起他们的婚姻，几乎都用"恩爱"、"甜蜜"、甚至"伟大"来形容。实际情况如何呢？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是在一九一九年夏天，邓颖超十五岁，时逢二十一岁的周恩来从日本落第回到天津，准备进南开大学。"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积极参加和组织天津的青年运动，成为学生领袖。他曾应邀到直吏第一女师帮助排演话剧《花木兰》和《安重根》，邓颖超在这两个话剧中都演主角。邓又在周主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还一道领导学生示威，名副其实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战友。但是，周恩来的第一个恋人不是邓颖超，而是另一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张若名。
   　　很多年以后，有西方记者向邓颖超问起周恩来这位初恋情人，她很轻松地笑着反问：　　"是的，但并不重要，不是吗？"
　　才貌双全的张若名终不敌"小超"
   　　对于邓颖超也许"并不重要"，对于研究青年周恩来，这位张若名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一个简单的事实，邓颖超和张若名同为直吏第一女师的学生领袖，都与周恩来有着频繁和密切的交往，都建立了战斗情谊，周首先被吸引和看中的是张，而不是邓。
   　　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天津学生聚众五千人前往直吏公署请愿，周恩来为总指挥。
   　　周与另外三位学生代表郭隆真、于兰锗、张若名直闯省公署，全部遭到毒打、扣押。这次运动，五十多个学生重伤，二十四人被捕入狱。这是周恩来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牢，前后将近半年。四月五日，邓颖超等二十四名学生卷着铺盖到警察厅，要求入狱，以交换周恩来等二十四人。
   　　张若名与周恩来一同坐牢，邓颖超领人要求代替他们坐牢，就"斗争情谊"而言，二人几乎相当。如果仔细分析，张若名似乎更胜一筹。事实上，张若名年龄比邓颖超稍长，在学生运动中的影响力更大，更引人注目。天津学界当时有两大组织，一是天津学联，一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由于传统习惯，男女学生只能分在不同的团体内各自活动，就像男女学学生不可同台演出新剧一样。正是张若名的提议，将两个团体合并，以便统一行动，壮大联合的力量。此议得到周恩来的赞同，并由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组成了"觉悟社"，张若名在冲破那女的界限，整合学生运动方面起到的作用，显然不是邓颖超说的"不重要"。
   　　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七日，经过法庭审理，入狱学生代表全数获释，周恩来等人被当成"英雄"，胸佩"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受到锣鼓鞭炮的凯旋欢迎，出尽风头。"英雄"中当然也有张若名。十一月七日，周恩来在上海乘法国油轮Bordeaux号赴法国勤工俭学，同行学生一百九十七人，张若名亦是其中之一。邓颖超未能同往，留在天津继续她的学业和学生团体"觉悟社"的工作，只送了一件手织的毛衣给临行的周恩来，内侧绣了一行字"给你温暖，小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