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彩真相(5)聪明的代价

mincheng

《刘文彩真相》第五章 聪明的代价

陈列馆及其主管部门一向以“阶级斗争尖兵”自居，一向以旧世界的批判者自居；哪知道“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更有强中手”，这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新锐、更“革命”的……

一直是“阶级斗争为纲”急先锋的地主庄园陈列馆，一直为极左路线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地主庄园陈列馆，却在极左政治达于巅峰之时，即在文化大革命中差点遭致灭顶之灾，差点被它自己呼唤出来的极左狂飙所吞噬，这是主管部门做梦也不会料到的。

《收租院》复制品正在北京展出的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从四面八方开赴北京，又从北京开赴四面八方，开赴韶山、井冈山、延安，也开赴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但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毕竟不是韶山、井冈山和延安，不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而是中国几千年地主阶级总典型刘文彩的“老巢”，是“阎王殿”。红卫兵也就不可能象去“太阳升起的地方”那样诚惶诚恐、顶礼膜拜，而是以审判者的姿态来的。陈列馆及其主管部门一向以“阶级斗争尖兵”自居，一向以旧世界的批判者自居；哪知道“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更有强中手”，这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新锐、更“革命”的。在这些更新锐、更“革命”的小将们面前，他们不仅是过时了，而且构成了他们所批判的旧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再也没有“革命”的权利而是和整个旧世界一样成了革命的对象，只有被审判、被拷问、被打倒的份了。他们便不能不和被他们下了地狱的刘文彩一样也被下了地狱。

陈列馆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到来了。

1966年10月，第一支红卫兵队伍抵达庄园陈列馆。仅仅两个月之后，到庄园陈列馆安营扎寨的成建制的红卫兵队伍已达数十支之多。计有：

北京师范大学“轻骑兵”战斗队。

“百万雄师”北京师范大学113战斗队。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团。

北京师范大学“平型关”战斗队。

北京师范大学“红雷战斗组”

中央美术学院“红旗”战斗队。

北京政法学院“长征”战斗队。

北京机械学院“战犹酣”战斗队。

清华大学红卫兵“轰轰轰”战斗队。

清华大学红卫兵“逐浪”战斗组。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北京共产主义大学红卫兵革命造反队。

首都黄继光远征队。

浙江嘉兴一中“长缨在手”战斗组。

内蒙“八一”中学“主沉浮”战斗组。

新疆大学“南征北战”战斗队。

北京矿业学院、山西矿业学院、焦作矿业学院联合战斗组。

山东肥城一中南下串联组。

西安石油学院赴蓉战斗组。

哈尔滨抗大中学“长征串联队”。

成都工业学院4221“长征宣传队”。

成都无线电机学校“东方红公社”。

成千上万红卫兵包围著庄园陈列馆，以天之骄子的傲岸气度拷问著庄园陈列馆。庄园陈列馆呼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红卫兵小将尚方宝剑在手，当地政府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开罪他们。更何况当时要“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当权派”，当地政府自顾不暇，哪里顾得上为庄园陈列馆一援手呢？从前被当地政府当作“特保儿”的庄园陈列馆，现在成了没娘的孩子，独立寒秋，在红卫兵小将的围剿中苦苦熬煎。

第五展馆是为配合中共八界十中全会精神特意制作的，陈列馆一向视为得意之作。但让陈列馆大跌眼镜的是，五个展馆中，恰恰第五展馆遭受的拷问最严酷。

最早受到红卫兵小将拷问的是庄园陈列馆的名号。小将们一见到陈毅元帅手书的门牌，便大为光火：“竟敢叫地主庄园陈列馆！这不是给刘文彩办纪念馆吗？”就地开了一个声讨会。庄园陈列馆只好检讨：陈列馆三个字，确实不足以反映革命者应有的阶级立场。“名不正言不顺”，名字都没取对，还谈得上什么阶级教育呢？立马改正，易名为“四川省大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初战告捷的红卫兵小将更加斗志昂扬。登堂入室，用“毛泽东思想照妖镜”扫描陈列馆的每一幅画、每一行字、每一件陈列品。这一照，果然照出了一大堆的妖魔鬼怪。庄园陈列馆一份内部材料说：“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成千成万的红卫兵战友、革命师生和工农兵群众来四川省大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参观时，贴出了千万张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展览馆存在著严重的政治问题。”千万张大字报太过夸张，但大字报象雪片一样地纷飞，大有将陈列馆淹没之势，这倒是事实。除了最高决策者充分肯定的泥塑《收租院》，公开展出的五个馆全遭到红卫兵大字报地毯似的密集轰炸。

对第一馆即序馆，红卫兵驳斥说：

几乎整个序馆都是介绍反动恶棍刘文彩的发家史，而没有反映农民的反抗史。不但没有概括二、三、四、五部分的内容，而且抽掉了要害部分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以及广大贫下中农的反抗史。这究竟给观众是什么样的阶级教育呢？过分地宣扬反动地主的“能干”，一下子把三十亩地发家为一万二千余亩，地盘多么大，佣人那么多；更严重的是本馆没有揭露出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没有揭出他们的家业是建筑在贫下中农的尸骨堆上的阎王殿；还歪曲历史美化地主，丑化贫下中农。例如：在序言中竟出现“豢养……雇工”，在统计刘文彩的剥削量时，胆敢歪曲历史说一般贫下中农每年除交租外还可剩“600”斤谷子。真是这样吗？《收租院》中那位瞎了眼睛的老大爷，除交租剩下的就是一张卖身契。这一切都是不能容忍的！这一馆实际上是在给地主刘文彩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红卫兵据此断言：

序馆没有突出阶级斗争史的红线，而突出的是地主阶级发家史的黑线，没有突出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农民斗争，而突出了地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没有突出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而突出了刘文彩的“能干”；没有突出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而突出了地主刘文彩“四位一体”的黑势力。总之，序馆没有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突出党的领导，没有突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长了敌人的志气，灭了我们自己的威风。

这样的大字报贴出后，陈列馆立即进行相应修改，把原文“豢养大批爪牙和雇工……”改为“剥削雇工”，在“电工”穿的衣服上加了几块补丁，增加了几条“最高指示”。但还是过不了关，红卫兵说：“这都掩盖不了这一馆的严重问题。”

第二馆即“刘文彩罪恶生活现场复原”馆，红卫兵的评价更为低调。虽然红卫兵说：“第二部分中的《收租院》，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这是必须肯定的。”但除此而外的其他陈列内容，则几乎一棍子打死──对前半部分，红卫兵的评价是两个字：“放毒”。红卫兵举例证明：

本馆当门匾额：“刘文彩的腐朽生活”就是宣扬刘文彩腐朽生活的“好”题目。

从汽车到书房，按照刘文彩的大管家的回忆原原本本陈列出来，活象一个“纪念馆”。我们认为，那些腐朽糜烂、反动透顶的东西原原本本地陈列出来，而不加任何批判或者加上几句装腔作势的假批判，实质上是在宣扬这些东西，公开放毒，腐蚀广大的革命群众，特别是革命青年。多少反动透顶的匾、对联、诗画按原样陈列，不加任何批判，不正是说明吗？象刘文彩的狗窝、王玉清（刘文彩的小老婆）的妖洞及中西式客厅等，虽加上了点批判，革命群众一眼就看得出来，它实质上在宣扬刘文彩的豪华奢侈、糜烂透顶的生活。事实上，这些东西已经对我们革命青年进行了腐蚀。据我们亲眼所见和本馆革命同志反映，有些同志在刘文彩的狗窗前，欣赏不已，在王玉清妖洞前赞不绝口。甚至有个别同志还说什么：“刘文彩的床好安逸哟！在上边睡一下死也值得。”

第二馆后半部分是“水牢”、“地牢”、《收租院》。用当时的眼光看，这些陈列内容按说无可挑剔，但红卫兵看了反而万丈怒火。红卫兵大字报称：

本馆后部分把非常能教育人的“水牢”、“地牢”搞得简直不成话，既没有详细说明，又没有讲解员，那轻描淡写的几句解说词，根本没有揭露出刘文彩的罪行，不能激发起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的强烈仇恨。我们要大声质问办馆的主要负责人：你们有那么多的经费、时间去复原刘文彩的庄园，而为什么不复原水牢的原样？你们又为什么不在水牢边设制详细的解说词？为什么不安排讲解员？《收租院》揭露、控诉了万恶的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反映了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英勇斗争。这是进行无产阶级教育的生动教材。对于《收租院》，本馆本应突出表现它，可是它在本馆中却占了极少比例，本应有解说员进行比较详细生动地解说，可是连一个解说员也没有，本应把《收租院》、水牢、地牢放在前面，使人一进馆就激发起强烈的阶级感情，然后带著对剥削阶级的强烈憎恨来看前半部分的陈列品。可是《收租院》却被办馆的人安排在最后，企图让人在前部分中毒后再看《收租院》，以削弱《收租院》应起的教育作用。看！其用心多么恶毒！

还有红卫兵补充说，他们采访了当地一个姓肖的老大娘。那位老大娘告诉他们：水牢是解放军打开的。打开时里面全是血肉酱和人骨头。解放军从水牢里掏出血水十三挑（二十六桶），人骨七大箩筐。而在陈列馆的水牢现场却根本感受不到这些，也不介绍。他们进而质问：“展览馆的负责人不如实地介绍水牢的情况，这难道不是在为大地主恶霸开脱罪责吗？这难道不是在美化地主阶级吗？”

于是，红卫兵理直气壮地给第二馆挂上“剧毒院”的牌子，匾额、对联和其他“复原展出”展品，也被红卫兵悉数封存。

第三馆“剥削手段”馆，第四馆“反抗斗争”馆，对这两个馆红卫兵定的罪也不轻──第三馆“为反动派涂脂抹粉。如‘高利盘剥’塑像那个守监牢的国民党兵，塑得衣衫破烂，低著头，似乎很同情被关押的农民。又如‘杀害李家硕’塑像那个刽子手，低著头，好象对被害的共产党员有无限的同情，这是作者别有用心，美化敌人。”而且塑像“艺术性也差，制作粗糙”。第四馆“无视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根本看不出大邑县农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怎样与敌人作斗争的革命斗争史。”“把广大贫下中农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英勇反抗斗争描绘成无组织、无领导的那种只为眼前利益而作的反抗。”第五馆是整个展出内容的点睛之笔──“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馆。该馆主要列举建国后大邑“阶级斗争”的具体“史实”，说明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都存在尖锐的激烈的阶级斗争，都存在剥削阶级复辟的危险性，因而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都应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为配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特意制作的，陈列馆一向视为得意之作。用当时的眼光看，也应该说是无懈可击。但让陈列馆大跌眼镜的是，五个展馆中，恰恰第五展馆遭受的拷问最严酷。陈列馆当时的一份内部材料自己也承认：“对这一部分意见最多，反映最强烈。”笔者统计了一下，庄园陈列馆现今保存的二十九篇红卫兵大字报中，以抨击第五馆为主题的红卫兵大字报就有十一篇，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其他大字报没有一篇不涉及第五馆。主要罪名有如下几项：

1。没有以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阐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没有反映解放以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取得的光辉成就，没有反映广大工农兵群众与阶级敌人破坏活动进行英勇斗争的英雄事迹。现在展出内容，自始至终贯穿了一条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是“打著红旗反红旗”。

2。没有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全馆贯穿的是阶级敌人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杀人、放火、投毒、拉垮干部、腐蚀青少年等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长了阶级敌人的志气，灭了人民群众的威风。把一部无产阶级的专政史，搞成一部阶级敌人的复辟史。

3。把地、富、反、坏、右的反动家谱、变天帐、反动日记、反动对联、反革命遗嘱、国民党歌等不加批判的展出，有的放大数倍。把一些反动家伙的照片原样展出。这是在传反革命的经，是煽动牛鬼蛇神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和呼吁书。

4。黑话黑画满馆。大量绘画，尽量画的是阴暗的东西，只见敌人的嚣张气焰，看不见广大工农兵粉碎敌人破坏的伟大力量。是在歌颂敌人，美化敌人，丑化工农兵形象。黑话很多，如“把孩子从阶级敌人手中一个个夺回来”、“念念不忘腐朽生活”、“积存历年盘剥帐本”等等。

这些罪名，没有一个不骇人听闻。庄园陈列馆忍无可忍，奋起反击，散发名为《揭露北京少数南下串联学生在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的活动真相》的传单，为第五馆辩护。传单说：第五馆展览设计的指导思想，原本是“揭露阶级敌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各种破坏的罪恶活动，用这些反面教材来教育群众，教育青年一代，永远不忘阶级斗争，永远不忘无产阶级专政。”这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也确实起到了很好的阶级教育作用。“北京少数南下串联学生”对第五馆的批评，是不实事求是的，无法接受。但这张传单非但没有说服红卫兵小将，反而是火上加油，招来更多红卫兵大字报的围攻。庄园陈列馆便多了一条罪状：不谦虚。陈列馆从此只得忍受乱箭穿心的痛苦，免开尊口。

“我们要一直往上追，追到成都市委、四川省委，乃至西南局！谁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

开初，在陈列馆安营扎寨的红卫兵山头林立，各自为阵。为了统一步调，共同对付陈列馆，1966年11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轻骑兵战斗队”，“百万雄师”北京师范大学113战斗队，中央美术学院“红旗战斗队”，北京政法学院“长征战斗队”，浙江嘉兴一中“长缨在手”战斗组，内蒙“八一”中学“主沉浮”战斗组，北京矿业学院、山西矿业学院、焦作矿业学院“联合战斗组”，山东肥城一中“南下串联组”，西安石油学院“赴蓉战斗组”等十一个红卫兵组织在第五馆出口设立联合办事机构──“革命造反联络站”。联络站发布的第一号通告就称：“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捍卫者。我们坚决拔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我们要大造其反，一反到底！不取得彻底胜利，誓不罢休！”联络站调度数万外地红卫兵，对庄园陈列馆展开有组织的轮番围攻。大字报贴满了墙、贴上了门，实在没有位置可贴了，就在陈列馆大路边牵起一根根绳子，把大字报挂在绳上，象万国旗一样哗啦啦地随风飘扬。高音喇叭也被“革命造反联络站”控制，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喧嚣。陈列馆的大院里，天天都有红卫兵主持的盛大集会。所有大字报、广播和集会，主题都是声讨陈列馆；给陈列馆定的罪越来越高：“黑馆”、“黑店”、“修正主义展览馆”、“要害问题是夺无产阶级的权”。红卫兵进而要求“抓鬼”──不仅对事，更要对人。“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一篇大字报就表示：“到底办馆人是什么样的办馆指导思想？到底在办馆中重用了哪些黑五类分子及他们的孝子贤孙，并且他们在其中大伸黑手，搞了些什么名堂？我们都要追根查源，统统将其揪出来示众！”北京外国语大学和武汉大学红卫兵也贴出大字报，“强烈要求”揪出主谋者。合肥工业大学红卫兵一张“投枪”似的大字报，标题就叫《抓鬼》。大字报说：

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没有反映出阶级敌人的丑恶本质，而是为恶霸地主办展览馆，是宣扬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第五馆，是为阶级敌人展览成果。总之，此展览馆是一毒草展览馆，长敌人气焰，灭自己威风。我们认为此馆的负责人是打著红旗反红旗，此馆的主要负责人是一个活鬼。有鬼就抓。我们衷心希望此馆的革命同志，立即行动起来，抓出活鬼，彻底整顿此馆……。

清华大学红卫兵想得更深更远：“阶级教育展览馆存在的问题，不只是本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四川省难道与此没有关系吗？”并向四川省委提出质疑，责令“立即回答”。华中师范大学红卫兵则表示：“我们要一直往上追，追到成都市委、四川省委，乃至西南局！谁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

红卫兵无往不前，“鬼”果然让他们给抓出来了。陈列馆馆志记载：“曾经为陈列馆的筹建、改馆出过力的省、地、县有关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被揪来批斗游斗”。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知道，那些“曾经为陈列馆的筹建、改馆出过力的省、地、县有关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在戴上高帽子挨斗时，在面对本来应该是纯朴善良而现在却凶狠好斗不可理喻的孩子们时，他们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他们是否想到，对于他们来说，这未必就是什么委屈，而是一种报应：本来应该是纯朴善良的孩子们变得如此凶狠好斗，甚至变得残忍嗜血而完全泯灭人性，这其中不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吗？──孩子们今天所实践的，正是他们昨天向孩子们所灌输的！

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庄园陈列馆是没法办下去了。1967年2月，一直强烈呼吁“赶快闭馆、重新整理”的红卫兵，终于将庄园陈列馆封闭了──仅《收租院》和“水牢”例外。

陈列馆蒙羞含垢。陈列馆元老们的遭际更是一个比一个惨淡──直接领导《收租院》创作的温江地委宣传部部长马力成了“走资派”，《收租院》主要作者之一的四川美术学院教师赵树桐则被打成“五一六支队长”、“反革命分子”。《收租院》扶摇直上九天，《收租院》创始人却打翻在九地之下。这真是历史的绝妙讽刺。1971年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的一份文件，就断然否认《收租院》创始人对《收租院》创作有过贡献：

革命泥塑《收租院》的成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广大工农兵积极要求和供给素材，革命文艺工作者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结果，绝非这样那样不三不四的人物脑壳里臆造出来的。

接下来，文件详细记述了“围绕著《收租院》泥塑成果”而展开的三次“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具体过程：

《收租院》刚一展出，刘少奇、周扬的走卒、旧美术界的反动学术权威窜来《收租院》大放厥词，说什么泥塑《收租院》是六十年代的“文艺复兴”，“现代的敦煌”，将革命泥塑《收租院》记在他们的“功劳簿”上，把泥塑《收租院》的报导控制在他们这伙黑帮手里，不准抢发消息，要由他们控制的报纸、刊物来一个什么“鞭炮齐鸣”！他们这是什么“齐鸣”，就是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猖狂进攻。刘少奇、周扬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的反革命伎俩，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革命群众所戳穿，反革命阴谋宣告破产了。

但是，阶级斗争仍激烈地进行著。他们的第一套班子被打掉后，他们又组织第二套黑班底，变换手法，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混入中央文革的王、关、戚一伙反革命分子，窃据了中央文革部分大权，戚本禹指使其黑弟子赵树桐，经过一番精心策划，打著《收租院》被刘、邓篡夺的幌子，炮制了美其名曰“揭露刘邓篡夺革命泥塑《收租院》的大阴谋”的所谓控诉材料，印刷了成千上万份，广为散发，大造反革命舆论。假借揭露控诉之名，行王、关、戚及其赵树桐的反革命阴谋篡权是实。“五一六”支队长反革命分子赵树桐，大卖力气，八方呼应，策划密室，点火基层，打著《收租院》作者受迫害的旗号，把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的产物革命泥塑《收租院》的伟大成果又记在他们的“功劳簿”上，以此作为飞黄腾达的反革命资本，混入了中央文革掌握美术口的大权，成了不可一世的人物。……随著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覆灭，戚本禹和其黑弟子赵树桐之流，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他们的第二套班子又彻底完蛋。

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不继续仍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事实正是这样。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的徒子徒孙，温江地区旧地宣部的叛徒马力，紧步后尘，投靠戚本禹，与赵树桐狼狈勾结，互相吹捧，把革命泥塑成果《收租院》，厚颜无耻地又一笔记在他的功劳簿上，又是什么“上京告状”，又是什么所谓“控诉发言”，挖空心思，炮制了连篇累牍的臭文，什么“一场大迫害”，什么“篡夺《收租院》泥塑成果的大阴谋”，等等欺世盗名的罪恶材料，大量付印，广为散发，妄图欺骗群众，愚弄人民。在刘（结挺）、张（西挺）统治的三十个月中，叛徒马力拜倒在刘、张门下，由于都是一路货色，受到了刘、张的罪恶支持，刘、张控制的旧四川日报，将叛徒马力炮制的黑文贯上通栏标题，大版大版地登载，为叛徒大开绿灯，呼风唤雨，摇旗呐喊，反革命舆论流毒全川，风行一时……他们使用种种反革命伎俩，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饱经沧桑的赵树桐先生，现在是四川美术学院教授，作为《收租院》主创人的地位，已经得到学术界公认。他多次到地主庄园陈列馆故地重游。1993年美国波士顿内森媒介公司电视摄制组赴地主庄园陈列馆拍摄泥塑《收租院》纪录片，赵树桐先生是随行者之一。在《收租院》展馆现场，望著浸透了自己心血的泥塑群雕，赵树桐心潮难平。那边，一位外形酷似白求恩大夫的美国摄像师正聚精会神地拍片，赵树桐突然灵机一动，对他的助手喊：“快找些材料来，黄泥、稻草、木条都要，我现场示范一下这些中国泥塑的制作过程，在这114个塑像后面加上第115个。”不一会儿工夫，腐朽化为了神奇，一堆平平常常的黄泥被赵树桐赋予了生命──一个谢顶、高鼻的美国人活灵活现地矗立在《收租院》群雕中，它以美国摄像师为原型。而那位美国摄像师对此却浑然不觉，不知自己已经被永远“留下”了，仍在那里专心致志地摄像，过了一会儿才发现这个奇迹，大叫“OK”，赶紧托同伴用照相机拍下自己和“自己”的合影。

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陈列馆元老还为数不多。随著文革不断深入，阶级敌人不断“自我暴露”，赵树桐的难友队伍象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1970年1月24日中午12时30分，陈列馆广播员张同松打开扩音机跑到外边吃饭，哪料到扩音机来了个自动跳台，跑到“苏修”那边去了。15分钟的“敌台事件”换了张同松的15年有期徒刑，全馆81人有33人被株连，罪名分别是“收听敌台者”、“对抗红色政权指示者”、“大搞右倾翻案者”……

川剧中的“变脸”令人叫绝──演员甩一次头就可以变换一个脸谱，1958年“出土”的刘文彩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他的“变脸”并非自主，而是别人操纵的。他不过是一具表演“变脸”绝招的政治木偶。

刘文彩的“看守人”被打翻在九地之下，刘文彩亡灵也面临一场新的灾难。

1971年8月30日，四川省革委会批准了四川省文化局“关于整顿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的意见”，据此，陈列馆开始历史上的第三次改馆，“去掉了原展品中有严重问题和破破烂烂的部分，使展品较为集中了，内容充实了，参观的时间也相应的缩短了。”但没能通过验收。省革委会认为，改馆后的陈列内容“与当前蓬勃发展的革命大好形势，与广大工农兵的要求还很不适应，仍须进行较大的整顿和改革。”即便是泥塑《收租院》也不例外；省革委会政工组指令：“根据在北京和国外展出的内容反映，应增塑《收租院》的反抗部分。”经过大改，所有展馆都添加了配合文化大革命的内容。《收租院》则增塑了“明灯指路”、“砸斗造反”、“开镣解放”、“活捉阎王”、“建立政权”、“继续革命”六个部分，同年秋正式对外展出。

大改之后的刘文彩，其形象更为荒诞不经。最荒诞的是对刘文彩结局的处理。刘文彩本来因肺病死于成都，1964年改馆却说刘文彩是被人民革命的胜利进程吓死的。岂料“吓死”说遭到红卫兵的严厉批驳。四川医学院几位红卫兵就在大字报中指出：“整个展览馆有几处都提到刘文彩是解放前夕被吓死于成都，这种说法极端错误。他是怎样死的，就应该如实揭发出来，而决不可能被吓死。一个顽固的、反动到极点的大恶霸地主决不会一吓就死。‘刘文彩是被吓死的’这种说法只能为掩盖地主阶级穷凶极恶的阶级本质帮忙。”红卫兵的这个分析还是有道理的，吓死说不能沿用了，但真的把刘文彩之死“如实揭发出来”，更会授人以柄──让刘文彩不受任何惩罚地自然死亡，怎么能大快人心？又怎么长无产阶级专政的威风？于是，《收租院》增加的《武装斗争迎解放》一组塑像中，作为“胜利结局”的高潮，安排了刘文彩被枪毙的情节。在这组泥塑中，已在1949年10月自然死亡的刘文彩复活了，而在1949年12月大邑解放时被解放军和游击队抓获。解放军战士身材高大（比大个子刘文彩大出约二分之一），并且和《智取威虎山》里的少剑波一样，“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不是这种装束）。总之是充分体现江青艺术创作“三突出”的原则。对刘文彩之死的解说词则更令人喷饭：

看，刘文彩这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被革命人民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刘阎王，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的末日已经到了，地主阶级的政权彻底完蛋了，以前的奴隶，今天要宣判你的死刑。你大斗进，小斗出，你抢夺房屋、霸占田地，你勾结官府，私设刑堂，你苛捐杂税，高利盘剥，你逼得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喝尽我们穷人的血，吸干我们穷人的汗，你压断我们穷人的腰，你害死我们多少苦难的同胞，你杀人不眨眼，你吃人不吐骨头。这一件件，一桩桩，都记在我们穷人的心上，这千年的仇要报，这万年的冤要伸，我们穷人要把你千刀万剐撕成千万条，要把这万恶的旧世界连根拔掉。刘文彩依法处决，人心大快，可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却拼命鼓吹“剥削有功”、“阶级斗争熄灭论”，妄图为一切剥削阶级翻案，真是罪该万死；打倒刘少奇！打倒地主阶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文革初把刘文彩打成刘少奇的同党，枪毙刘文彩时要打倒刘少奇；到了林彪垮台之后，刘文彩又成了林彪和孔老二的同党。枪毙刘文彩那段解说词的最后几句也就相应改为：

刘文彩被依法处决，人心大快，可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却大肆宣扬“德、仁义、忠恕”，妄图为一切剥削阶级翻案，我们坚决不答应！

打倒林彪！打倒孔老二！

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按政治需要随心所欲地漫画刘文彩，就连对刘文彩的真实历史一无所知的外国人都看出了破绽。1974年，一个澳大利亚艺术参观团到陈列馆参观后感到太离谱了，直接向四川省革委会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国内一些观众意见也很大。在国内外舆论的介入下，四川省革委会下令：《收租院》增塑部分暂停开放。但这并不可能使陈列馆就此走上实事求是的正轨，陈列馆门前的广场仍旧是“革命大批判”的战场和课堂，常常有人山人海到这里“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就在这一年，陈列馆设计师舒志斌奉命到兄弟省市的地主庄园参观，“博采众家之长”，为进一步改馆作准备。途中眼疾发作。回陈列馆后又在五百瓦大灯泡下连夜赶制展具，终致双目失明。

1976年“四人帮”倒台，刘文彩又被绑到“四人帮”的战车上。四川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到陈列馆视察时，曾就这个问题作专门指示：

刘文彩是一个吸血鬼。他强迫奶妈挤奶给他吃，直到吮吸出血来，这个内容，展出中应有。刘文彩是个吸血鬼，“四人帮”也是吸血鬼；刘文彩反共反人民，“四人帮”也反共反人民。“四人帮”“无本万利”，刘文彩也是“无本万利”，他是靠枪杆子、军阀势力上去的。他们有相同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四人帮”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也就是刘文彩的社会基础。出现“四人帮”，说明刘文彩的阴魂不散。“四人帮”完全继承了以刘文彩为代表的反动阶级的衣钵，一定要把“四人帮”和刘文彩挂起来，也完全能够挂起来（庄园档案67宗B10卷）。

根据这个指示，陈列馆所有展馆都添加了控诉“四人帮”的内容。《收租院》解说词就有如下一段：

同志们，象这样罪恶的收租院，在旧社会何止千万个，整个旧社会就是一个最大的收租院。“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使我们劳动人民再受交租苦，重吃二茬罪，使收租院的罪恶重演，我们决不答应！

“水牢”部分的解说词则说：

“四人帮”一伙，阴谋篡党夺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千万个冷月英将被重新推进水牢，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又会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我们决不能答应！

刘文彩就这样“忙”个不休，一会儿为刘少奇陪斗，一会儿为林彪、孔老二陪斗，一会儿为“中国的纳吉”邓小平陪斗，一会儿又要为“王张江姚”陪斗。真个是鞠躬尽瘁，死而不已。川剧中的“变脸”令人叫绝──演员甩一次头就可以变换一个脸谱，1958年“出土”的刘文彩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他的“变脸”并非自主，而是别人操纵的。他不过是一具表演“变脸”绝招的政治木偶而已。

但是，刘文彩个人的“变脸”，还不足以构成这场闹剧的全景。整个刘氏家族如何因刘文彩“出土”而历尽劫波，暂且不去说它。更可笑可悲的是多少与刘氏家族并无瓜葛的无辜者，竟然也被卷进那场闹剧中。这里不妨当次文抄公，照搬《地主庄园沧桑录》（周东浩著，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的几大段：

故事一：刘文彩“老婆”的不白之冤

曾有一个妇女叫滕光华，四川省永川县小南乡人，生于1931年，其父曾在二刘大战中被拉去当兵。从战火中逃出后，其父便带著妻子、女儿滕光华和一个儿子，到西昌做盐生意；不久，又把滕光华送到雅安市学川戏。哪知戏班班主凌学良（国民党二十四军副官凌耀尧的儿子）心怀不轨，伙同帮手凌少安，把滕光华骗到大邑县韩场藏匿。滕光华的母亲和弟弟到韩场寻找，被凌砍死。

1961年，滕光华在贵州省川剧团当演员。剧团却无端吹出了一股风，说她是刘文彩的小老婆。人们有意无意地开始疏远她，常有人暗地里对她指指戳戳，还有人当面骂她是“恶霸地主的小老婆”。昔日的朋友都离她而去。她满腹的委曲无处申诉，辛酸的泪水只能往肚里吞。

这还不够，开会“斗地主”、“斗地主老婆”时，总有人把她往台上搡；平时走在街上，身后总跟著一群小孩向她扔石头、吐口水……

滕光华不明白，她连刘文彩长得什么样子都未见过，怎么会是刘文彩的小老婆呢？怪只怪刘文彩的名声太臭，像狗皮膏药，粘到身上就别想脱掉。她知道自己有口难辩，于是，她走了，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她背著母亲和弟弟的尸骨到北京告状去了。她告到公安部，回答不好处理；又告到文化部，文化部认真做了调查后，终于给滕光华的一家洗却了冤屈。

滕光华终于笑了！她又孤身回到大邑县，适逢大邑县韩场乡批斗凌少安。满腔怒火的滕光华赶到会场，抽出准备好的菜刀，对准凌少安劈头就是一刀……（凌少安当时没有被砍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摘了帽子）。

故事二：刘文彩“妹妹”泪流如注

她叫刘文英，江苏省某县农民。

文革中，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时，刘文英所在地尤为激烈。有人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个恶主意：把本村农妇刘文英抓出来批斗，原因是她不仅与刘文彩“同姓同宗”，还与刘文彩同“辈”。因而强迫她承认自己是“刘文彩的妹妹”。

就这样，在一个冬日的傍晚，村干部早早在会议室里烧起大火，召拢全村群众，惟独不叫刘文英。全村商妥后，派了两个平时与刘文英关系较好的妇女敲开刘文英的家门，然后由躲在暗处的两名男子突然上前绑捆刘文英，押赴会场批斗。

刘文英当时已四十八岁，身体瘦弱。被当作“刘文彩的妹妹”批斗后，使她惊恐不已，心口常常作痛，然而对她的批斗愈演愈烈，强迫她坦白交代剥削罪行。一次，几名男子拿出粗铁丝，捆住刘文英的两个大拇指，然后将刘文英吊起毒打。大半夜过去，刘文英的丈夫跪在地上乞求放下刘文英后，一看右肋骨断了三根，左脚小腿骨折，大拇指吊断一只。刘文英昏死在地，达两个小时之久……

刘文英祖宗的祖宗都是本县人，只因1958年兴修水利时，刘文英家从另一个乡移民到了该乡，很多人都知道刘文英的来历，却无人出来作证！

故事三：刘文彩做媒留下的……

大邑县唐场乡曾是刘文彩控制的地盘。在那里，有一张姓人家，父辈与刘文彩关系较好。张家唯一的儿子张某长大后，刘文彩做媒将安仁一位姓刘的姑娘嫁给了他。

解放后，随著刘文彩的名声越来越臭，张家人也越来越被人瞧不起。但若仅仅是被人瞧不起倒也罢了，殊不知恶运还在后头──“文革”一开始，村里便首先将已四十多岁的张某揪出来游街批斗，原因当然是张某与刘某的结合乃是刘文彩做的媒。在一次批斗中，张某实在忍无可忍，便问了一句：“我们犯了什么法？”愤怒的批斗者们听了这话，好似火上浇油，大骂张某“死不悔改”，随之将张家的房子拆毁，将张某的妻子一同绑来批斗。不久，张某病故，丢下其妻继续接受遥遥无期的“戴高帽子”批斗。一次，张妻正跪在台上接受“深揭猛批”，突然想到丈夫已惨死，房屋又被拆，自己无依无靠，便忍不住伤心地放声大哭起来。有人便说她这是对批斗的一种反抗，于是，砍来酒杯粗的带刺木棍抽打她，一夜下来，张妻浑身血淋淋的动弹不得……

如今，张妻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过去受冤屈被批斗，给她留下了一个后遗症──不说话！默默地来，默默地去，默默地干著该干的事……回首往事，她无言以对。

故事四：“女刘文彩”背毛主席语录

这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大别山脚下山凹里的村庄。

这个村里本没有地主，所以当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风潮刮来之后，其他村因有地主，批斗会一个接一个开得红红火火，游行示威一轮接一轮搞得热热闹闹，墙上贴满红红绿绿的标语，嘴上喊著长长短短的口号，惟独这个村的人“无事可做”。看著公社大会小会都表扬那些村，那些村的人走在路上脸上都洋溢著胜利的喜悦，这个村的人羡慕不已。

终于，村里有几个“积极分子”耐不住寂寞，想方设法要赶上形势，于是搜肠刮肚也要在村里寻找出个把“地主”。

她姓汤，没有读过书，老老实实的一个农村妇女。娘家是地主成分。她嫁到这个村整整二十年了，靠种田得工分养活著三个女孩一个男孩。丈夫前年因与他人打架而跳塘死了。人们都喊他“汤婶”。厄运降临到她头上时，她尚丝毫不知道。一天夜里，村里突然开大会批斗她，她瞪大惊恐万状的眼睛，瘫坐在地上，讷讷地问：“我是地主？”

“你还狡辩？你是女恶霸地主刘文彩！”一个粗声莽气的男人，瞪著一双铜铃似的眼睛盯住她。

此后，天天开会，让她戴尖高帽子下跪，坦白交代剥削事实：：夜夜开会，让她背诵“毛主席语录”。一天夜里，一个年轻后生捏著一根大木棍又让她背“毛主席语录”第条，这条“语录”其中一句是“我们要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女刘文彩”脸色惨白，嘴唇发乌，颤巍巍地跪著。她没有读书，让她背这些“语录”比让她登天还难！但为了免打，她不睡觉地硬是让女儿教她背。她本来勉强可以背下来的，但经过一吓后又忘记了，此刻，她在脑海中边搜寻边背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脱了气的人。”

立时哄堂大笑！笑毕，那年轻后生对“女刘文彩”头部奋力一棍：“你胆敢篡改毛主席语录！好大的狗胆！”“女刘文彩”只扑通一声，便倒地昏迷过去，差点真做了一个“脱了气的人”。

她那十八岁的大女儿不忍看到母亲受辱，心痛如绞，乃于夜深人静时悬草绳子于屋后的树杈上自缢而亡。

而在同一天，公社开会表彰批斗五类分子先进村，这个村的名字终于登上了光荣榜。

村里有的人在笑，有的却默不做声……

因姓名、出身与刘文彩相似而备受摧残，甚至家破人亡，这看起来是奇闻，实际上平淡之至──文革十年，冤狱遍国中，连国家主席都被迫害致死；相形之下，刘文彩“亲戚”们的不幸遭际，不过是滔滔冤海中的几束小水浪罢了。

“水牢”“地牢”今天已不复有了，而郭沫若的那阕《水调歌头》至今仍镌刻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序馆的高墙上，任后人品评。

作为享誉中外的“阶级教育基地”，在整个六、七十年代，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不仅一直是门庭若市，而且简直就是门庭赛市。1964年改馆之后，游客更蜂拥而至。从1964年国庆到文革爆发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庄园陈列馆接待的游客就达数百万，几乎是此前五年游客总量的十倍。但和“水牢”主角“冷妈妈”冷月英一样，庄园陈列馆最“辉煌”的时期还是十年文革。文革初，前往庄园陈列馆“取经”的红卫兵和“工农兵群众”，每天都有两三万。文革十年，庄园陈列馆接待的游客总量达数千万之众，相当于世界上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

庄园陈列馆接待的游客中，达官显宦、风流文人不在少数。军界名流如许世友上将、张爱萍上将、邓华上将，肖克上将，杨得志上将，陈再道上将，韩先楚上将，陈锡联上将，皮定钧中将，张震中将，刘志坚中将，李德生中将，孔石泉中将，吴克华中将，韦杰中将，梁兴初中将，王必成中将，及曾任武汉军区司令的曾思玉将军，曾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的尤书金将军，曾任南京军区司令的丁盛将军，曾任昆明军区副司令的张至秀将军，曾任广州军区副司令的叶建民将军，曾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的杨树根将军等。政界名流如中共元老李立三，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张子翼，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段君毅，曾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刘兴元、谭启龙，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王维舟，曾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曾任交通部部长的叶飞，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姚连蔚，曾任西藏自治区区委第一书记的张国华，曾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马天水，驻外使节黄镇、曹缨，小说《红岩》原型、曾任贵阳市市委书记的韩子栋。文化界名流如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著名作家沙汀、艾芜，著名诗人傅仇，著名画家郁风、刘开渠、黄苗子、华君武，著名演员关肃霜、荀慧生、常香玉、陈书舫。国外名流则有老挝爱国战线党总书记富米冯维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缅甸共产党总书记汪钦巴登顶，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副首相金一，著名华裔作家韩素音，美国《华尔街日报》总编秦家聪，加中友协名誉主席云从龙教授。到庄园陈列馆“取经”的还有为中美关系解冻起了先导作用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成都军区步校主办的越南人民军干部培训班，越南留学生代表团，缅甸工业考察团，还有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记者、朝鲜留学生、英国工程师、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巴尼亚艺术家、西德专家。等等。因为来访外宾甚多，以致大邑县不得不于1978年9月专设“外事科”，外事科办事机构就设在陈列馆内。

最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名人游踪，是文革前夜郭沫若的到访。

郭沫若与地主庄园陈列馆结缘，始于1965年12月泥塑《收租院》进京展览。那次参观，郭沫若留下了“毋忘阶级仇，斗争旧战场；雕塑革命化，准备建天堂”的诗行，博得观众一片叫好之声。1966年4月22日，郭沫若更偕同夫人于立群，亲往《收租院》之家──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考察。

此次考察，颇具声势。由四川省副省长张力行、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程子健作陪，乘坐大红旗轿车，浩浩荡荡，从成都直抵庄园陈列馆。到陈列馆已经是中午时分。陈列馆方面早得到通知，派工作人员何进先在广场迎候。郭沫若一行下车后，先到“小姐楼”接待室休息，负责陪同的何进先汇报了地主庄园的历史和陈列馆筹办经过。郭沫若听了指示：“这里是阶级教育的阵地，一定要把它办好。”

午餐后开始参观。郭沫若逐个瞻仰了老馆和刘文辉新馆的全部展出内容。在匾对、字画和古董面前，郭沫若总要停下步来，仔细端详。《收租院》是郭沫若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他缓步穿行在114尊泥塑组成的长长的围廊里，时而俯身察看，时而偏头凝思，意味深长。

回到接待室，郭沫若像是有些累了，坐在卧室的沙发上稍事休息。他的夫人、书法家于立群则在卧室外挥笔疾书：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

于立群刚写完，何进先就进了郭沫若的卧室，代表陈列馆“请郭老题词留念”。郭沫若略费踌躇：“写什么呢？我写不好。”他用带著乐山口音的普通话推辞说。

中国第一文豪哪有“写不好”之理。在何进光的坚请下，郭沫若还是应承了。他缓缓踱出门外，提起狼毫，在早已备好的四尺宣纸上挥就了他生平中的一阕名作。词云：

一入收租院，难忘阶级仇。大邑土豪恶霸，暴发一家刘。水牢地牢连比，长枪短枪无数，随意断人头。苦海穷人血，粮仓地主楼。

飞轮转，弹鞭动，鬼神愁。荒淫无耻，佛殿金钟伴玉瓯。转瞬人间换了，活把阎王骇死，万众竟来游。教育耿千载，风雷震五洲。

“水牢”“地牢”今天已不复有了，而郭沫若的那阕《水调歌头》至今仍镌刻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序馆的高墙上，任后人品评。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告了二十年极左统治的终结。庄园陈列馆的畸形繁荣随之永远地终结了。尽管又挂上了陈毅元帅题写的“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门牌，尽管正式封闭了《收租院》增塑部分，尽管大门钢架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金属大字被清除了，墙壁上“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的水泥铸字也被铲得不见痕迹，但还是不能改变被冷落的局面。车马零落，连小鸟都来筑巢。就象洪水消退，留下的只是满目荒凉。

庄园陈列馆何处去？

1980年5月，困惑的陈列馆请来二十多名文史哲专家，对这座一直是“阶级教育大课堂”的庄园进行“诊断”。专家们的目光掠过《收租院》，掠过“水牢”、“地牢”、“行刑室”、“刑具室”，落到了这座雕梁画栋的精致的庭院里，落到了2742件珍贵文物上。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专家们作出了这样的评语：

“这座庄园保存完好和完整程度是全国少有的。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封建地主阶级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的一个缩影，是近代地主阶级在四川生活的形式和风貌的典型反映，是社会发展史的一个断面──因此，无论在文物、科研和教育上都有重要价值。”

专家们同时郑重呼吁主管部门：

“作为历史性的文博单位，治史要严，切忌虚构假设……”。

从此，地主庄园陈列馆的主要属性不再是“政治思想工作机构”，而是“历史性的文博单位”了。但要实现从“政治思想工作机构”向“历史性文博单位”的转移，并不是说一说就能做到的。为此，庄园陈列馆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冲破重重阻力，澄清了“水牢”、“地牢”、“行刑室”、“刑具室”的真相。对其它展出内容也作了调整──“以复原展出为主，避免漫骂式语言，让事实说话。”庄园陈列馆不再歇斯底里。

陈列馆已不复为昨日的陈列馆，那么刘文彩还是不是昨日的刘文彩？“水牢”、“地牢”撤消当年，大邑县政府就接到一封群众来信。来信全文如下：

大邑县人民政府负责同志：

来函向你们请教一个问题──如何评价刘文彩？换言之，刘文彩究竟是开明地主，还是恶霸地主？我想你县的历史档案和县志资料是可以查出来的，你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不久前，我市东城区曲艺组去你县安仁镇公演。回蓉（后）其中有一位评书艺人赵讲评书时，曾公开向听众宣讲刘文彩的生前情况。他说：

“我们这次到大邑安仁镇等地公演时，曾听到当地不少农民说，刘文彩待人是很厚道的，不象有人说得那么坏，说他用大斗小秤剥削农民，哪有这回事……”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我越听越糊涂了。我开始怀疑我过去对刘文彩这个血债累累、残酷剥削农民的吃人野兽是否看法有错。

接著，我又提出了许多问题，但不能解答。

1．我当年看过《人民文学》关于刘文彩的专题报导，文中引用了许多史实、材料和广大农民的控诉、揭发，证实了刘文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霸地主。《人民文学》是我国的权威杂志，难道是捏造事实吗？

2．我们由单位组织参观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不下十次，根据展览馆（陈列馆所展出）的实物资料（和）罪证（特别是水牢），解说，当时农民的控诉，冷月英和受害农民坐水牢的图片与宣讲……激起了参观群众的无比愤怒。难道（这些在）今天全部是假的吗？

3．我深信地主庄园的筹建和无数资料的提供主要靠你县。难道你县在党和领导下还敢弄虚作假吗？肯定是实事求是的。

4．如果说历史应该恢复本来面目或重新评价刘文彩，那么我认为很有必要你县撰文刊载川报或晚报上，这样才能澄清是非、说服群众。

5．如果说今天刘文彩应列为统战对象，那么要有必要将刘文彩的生平事迹公诸于世，决不能含糊下去。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在这一大问题上应旗帜鲜明。

6．如果说刘文彩是开明地主，那么过去对他强加的不实之词应一个一个地解释、说明，不能支吾或含（缄）默。

7．如果用“文革”时期的一切来为刘文彩辩解、申明，还不能使人心服口服，因为刘文彩这个恶霸大地主的结论是“文革”前的事，我不知道怎样为刘文彩落实政策，理由又是什么？俗话说：“道理动明公，空话哄愚人”，只要做到求真二字，那就是以科学态度来正确对待历史。

8．至于你县少数农民的反映和赵的传播，我认为这不是第一手材料，是道听涂（途）说，不应轻信。可是已公开由赵传播出去，或多或少地会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我认为说话应负责，特别是在公共场所内。

以上是我一点粗浅的看法，或者说是跟不上当前形势的一种看法。

来件有错，请批评指正！

此致

敬礼！

成都市一市民求真寄

（1988/）11/13

这封信反映了一个客观情况。刘文彩固然是一个土老冒，但他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土老冒，而是一个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一个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政治的土老冒。换句话说，他已经成了公共人物。因此，他的形象的任何一点变化，都必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刘文彩历史主要内容的“水牢”、“地牢”、“行刑室”、“刑具室”被证明为后人虚构，在社会上必然引起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过去塑造的刘文彩形象并不确切，确切的刘文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的？公众不能不质疑，不能不多所猜测。以致流言纷起，莫衷一是。

现在，我们就走进历史，去探索刘文彩的确切形象吧──这历史已经被有意无意地搅成了一团乱麻，但愿还不致全无头绪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