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彩真相(7)-- 权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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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彩真相》第七章 权力学

隔三差五，兄弟俩都要在此一聚……

刘文彩到叙府是1922年冬，这时，乃弟刘文辉在叙府已经营了整整两年。

当时情景，《刘文彩罪恶的一生》有如下描述：

初出茅庐的刘文彩，头戴瓜皮小帽，身穿洋缎马褂，一到叙府，就立刻被它热闹繁华的景象迷住了：宽阔的江面上船来船往，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街道上商旅、游客熙熙攘攘，茶楼酒肆里顾客满堂……。这一切使刘文彩格外眼热，不住地赞叹说：“好安逸的地方，早晓得该把烧酒房搬来开！”

烧酒房当然没能搬来，因为对此后的刘文彩来说，烧酒房赚的那点钱已是蝇头小利，不足挂齿了。

刘文彩先住在小北街的新盛旅馆。刘文辉的旅部则设在城内的府城坝。翠屏山和真武山象两扇屏风峙立在城外，林间空地既是刘家军演练之所，也是刘氏兄弟漫步闲谈之处。隔三差五，兄弟俩都要在此一聚，踏满地落叶，听一川怒涛。许多兴家立业的大计，都发端于此。

到叙不足两月，刘文彩即接任叙府船捐局局长。1925年春，杨森挑起“统一之战”，为杨森所迫，刘文彩兄弟退集重庆。8月杨森败逃湖北。刘文彩返叙，升任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兼四川第四十二区烟酒专卖局局长。刘文辉收编杨森残部，实力大增，防区由宜宾一隅扩展到乐山、眉山、仁寿一带。年仅三十岁，即身兼全省军务帮办、第九师师长并兼领第三十一师，地位仅次于四川头号军阀刘湘。为了盘踞四川腹地，1925年底，刘文辉将帮办公署、第九师师部设于成都，刘家军精锐亦随之移驻川西。叙府城防交给第六混成旅旅长覃筱楼，行政财政诸权则尽落刘文彩之手。刘文彩自此独当一面。兄弟俩天各一方，但却“天涯若比邻”──他们之间有条专用电话线，每天至少通话一次。

“这些区团总只要与川南王见了面，就感到无比荣幸，更体贴地为刘办事，还到处宣扬说：‘总办硬是好，他事必躬亲’。”

捕虎设阱，驭牛加轭，这便是所谓权术。刘文彩《三字经》都没读完，按说不懂什么治乱之道，对权术却能无师自通。

先讲一段故事。

叙府东岳庙街有家玉器商店，老板邱少云，在商界小有名气。虽然兵荒马乱，一般商家只能勉强维持，邱少云的玉器商店却始终是红红火火。半辈子下来，很积攒了一些家产。这邱老板财大气不粗，处世谨小慎微，从来没有过仇人。可突然有一天，他的两个小儿子失踪了。一家老小敲锣打鼓满街找，连影子也见不到。邱少云早就入了袍哥，这时便拜托“码头”代为打听。到底是“码头”神通广大，几天之后就送来消息──两个小孩藏在凉水井附城乡团总李清和家。原来，李清和是袍哥“合叙同”大爷雷辛之的拜弟。雷辛之则是叙府头号恶少，酷好烟赌，赌场上亏红了眼，就勾结李清云和另一个“合叙同”兄弟伙、团练大队长赵兰亭胞弟赵□和尚，打伙“抱童子”，盯上了邱少云的两个小孩。趁两小孩在东街玩耍，没大人照看，雷辛之用糖把他们哄到西门外洗脚桥下，一把抱走了。邱少云得知内情，自认倒霉，愿出两千大洋赎回人质。哪知道雷辛之贪得无厌，嫌两千元少，仍扣住人质不放。邱少云急了，请“码头”出面与雷辛之交涉。“码头”派大爷张麻脑壳，带上七个兄弟伙去李清和家说情。其中一个叫安子成的兄弟伙，是鸦片经纪商，途中突然想起有笔生意没落实，就折了回去，侥幸拣回一条命。

一行人匆匆走过较场坝，碰到了雷辛之。彼此都是江湖上的老相识，不免攀谈几句。雷辛之听他们说要去李家，很诧异：赎金还没谈妥，怎么就去李家领人呢？大怒，转身就派兄弟伙通知李清和“了断“。七人赶到李家，见邱少云的两个儿子正在院子里游戏，活活泼泼，一个个都放了心。李清和早在家恭候，杀鸡炖膀，款待来客。席间李清和许愿，吃了饭就让他们把邱家小孩带走。然后一巡一巡地劝酒。客人信以为真，全无防备，敞开肚皮吃喝。喝到太阳落山，不胜酒力，伏在桌上呼呼大睡。这时李清和先摇醒张麻脑壳，“请张大哥到外面讲话”。张麻脑壳晕晕糊糊地跟著出去，赵□和尚已经手提马刀，站在茅坑边等著了。“请张大哥这里来说”，张麻脑壳不疑，走上前去，一刀劈进茅坑里。其余六人同样处置。接著把邱家两个小孩也拉来杀了。附近一个老太婆听见声响，赶来查看，也被赵□和尚砍倒在地。一共杀死十人。最后用门板盖住茅坑，再用泥土埋住门板，栽上青菜，仿佛真是一块春意盎然的菜地。

但到底是纸包不了火。七人有去无回，少不得又要惊动“码头”四处打探，一打探便真相大白。仇家咬牙切齿，死者冯子通的父亲冯孝先更是印了一大抱“冤单”上街散发。“叙荣乐”大爷田心初收了几份“冤单”给雷辛之父亲雷东垣看，雷东垣对儿子闯祸早就习以为常，不怎么放在心上。稍后便满面春风地在客厅宴请宾客，庆祝乃母七十大寿。可就在这时，愤怒的仇家敲锣打鼓找来了，堵在雷东垣门前呼天抢地，大把大把地撒黄钱。市民闻讯，纷纷赶来观看，雷家门前一时人山人海。雷东垣万万没料到会有如此风景，暴跳如雷，当著众宾客的面，拔枪要杀雷辛之。老母亲赶紧将他拦住，众宾客也苦苦相劝，客厅里顿时乱成一团。雷辛之则趁机脚底下抹油──开溜了。

“九人头案”轰动全城，雷家极为被动。叙府城防司令覃筱楼之妻也姓雷，认雷东垣为义兄。覃筱楼亲自出马，劝雷“大哥”大义灭亲，“绑子上殿”，免得事态进一步扩大。但此时雷辛之音信全无，哪里去绑？纵然找得著，雷东垣又何尝真的愿意去绑！无奈仇家天天喊冤，社会各界群起抨击，雷家成了千夫所指，简直度日如年。雷东垣不能不硬著头皮出来收拾残局，托人劝慰仇家，并答应赔偿经济损失。花费好一大笔钱，总算将仇家的口暂时封住。后来死者家属到案发现场掘尸，门板上的青菜都已经长得绿油油的了（庄园档案67宗D16卷）。

这桩凶案，刘文彩似未与闻。六十年代宜宾市政协编写的《刘文彩在宜罪恶活动材料》，却指控刘文彩“不惜枉法以买雷心”──“尸家屡屡告状，刘文彩暗中竭力包庇，使此案久不得伸”（庄园档案67宗D2卷）。此说未必可靠──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刘文彩对“九人头案”施加了个人影响。不过，即使刘文彩没有插手，也不是毫不相干——1925年刘文彩接管叙府，“九人头案”已成旧闻，却是余响未绝；死者家属并不情愿“私了”，只不过慑于雷家权势，而不得不暂且委曲求全罢了。倘刘文彩与雷家有隙，完全可以当个“清官”玩玩──怂恿死者家属把雷家送上法庭，来次“包公审案”，让雷家家破人亡。所以，刘文彩没有插手“九人头案”，不等于插不上手。插不插手，究竟怎样插手，全取决于刘文彩的好恶。换句话说，“九人头案”实则是雷家授人以柄，刘文彩从此挟持了雷家，客观上成了“九人头案”最大的受益者。

但雷家的心病并非只此一桩。雷家既强横，且贪婪。近十万大洋城工局经费，雷东垣长期挪用，在当地几乎是人所共知。凭这一条，刘文彩就可以让雷东垣下狱，却毫无动作。甚至在军费紧张而不得不将防区所有“公田”“公产”作价变卖时，也没有过问雷东垣挪用的近十万大洋。刘文彩当然不会不把那十万大洋放在心上。有则插曲很说明问题。二刘大战后期，刘文彩准备放弃叙府，便认为没有必要笼络雷东垣了，一天数次派人催交城工局经费。雷东垣无法推脱，又实在舍不得交还，就问了一卦，想从神灵那里预卜刘家军的胜败。若是胜，他自然惹不起刘文彩，怎么著也得交；若是败，他就没什么好怕的，暂时出去躲一躲，等刘文彩败退后再回叙府不迟，十万大洋就可以一毛不拔了。雷东垣一卜大喜。据曾在刘文彩幕府任科长的张衡先回忆，他奉刘文彩之命到雷家催款，正碰上雷东垣问卦。雷一脸灿烂地告诉他，卦文是“伤悲，伤悲，此时尚能插翅飞，烽火流连三五日，一片洪水往西归。”并解释说：“这卦之明文道破刘文彩三五日就退回大邑老家去。我决定避避了事。”第二天一早，雷东垣果然跑到天池乡躲了起来。张衡先是雷东垣的门生，自然要为他的老师守口如瓶。刘文彩岂能看不出雷东垣的用心？气得大骂：“这两个老杂毛(另一个指杨惠泉)躲著不见我，总有一天要碰在我的三尖石上。”

官场之中，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雷东垣与刘文彩也仅仅是互相利用而已。“九人头案”和城工局公款事件，在雷东垣是作茧自缚，生杀予夺，莫不操诸刘文彩之手。雷东垣受制于人，甘拜下风，对刘文彩曲意逢迎。

这雷东垣究竟何方神圣，值得刘文彩如此用心？他本名雷士奇，因在家排行第四，故人称“雷四爷”，清末即统领叙府团练，历二十余年，当地民团莫不奉他为马首，门生故旧更是遍布城乡。防区时代的川军到了叙府，都要先拜访他，聘为顾问官或谘议官，尔后筹粮措饷，才有著落。雷东垣之于叙府地方势力，犹如纲之于网、领之于衣、枢纽之于机器。刘文彩也就把驾驭雷东垣视为控制叙府的先著，不惜血本。

刘文彩的苦心没有白费。宜宾县九十多个乡镇，分为东南西北四路。四路团总都是雷东垣的心腹，“刘文彩勾结了雷，所谓宜宾的四路诸侯也就直接作了他的爪牙。”一个个加官晋爵。东路区团总曹荣光做了宜宾县征收局局长，北路区团总虞汉逵做了宜宾县财务局局长。南路区团总肖席珍更得意。云南盐津烟土销往四川腹地，必经宜宾横江。刘文彩便在横江特设禁烟查缉处，收取巨额烟税。肖席珍人枪数百，实力居四路诸侯之冠。而且盘踞横江镇，专门护送往来烟客。稳住肖席珍，横江通道就能万无一失，刘文彩在横江的巨额收益就有保障。何况肖席珍常常代烟客上缴“特税”，出手就是数万大洋。刘文彩对肖席珍自不能不另眼相看。虽然肖目不识丁，后来仍安排他做了筠连、屏山两任县长，是四路团总中官位最高的。

四路团总中，最不得志的是西路区团总李国卿。李国卿认刘文彩为干父，因而有“御儿干殿下”之称。名分不轻，仕途却并不因此看好。曹荣光当了征收局长，他很眼红，想捞个财政局长当，向“干爸爸”伸手要官。据说刘文彩已经答应了，揭榜时，李国卿的大名却换成了虞汉逵。原来虞汉逵早在不动声色之中打通了门路，李国卿一场空欢喜。李不干，找“干爸爸”说理。刘文彩劝他不急，“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局长也会有的，只是要等一等，让虞汉逵做满一届再说。李国卿听了转忧为喜，老老实实回家等。但他实在是缺乏耐心，天天望眼欲穿，离虞汉逵届满还差好长一段时间，就按捺不住了，几度致函虞汉逵：打算何月何日何地办理交接手续？同时大张旗鼓地“组阁”，到处物色科秘人员。虞汉逵做财政局长刚刚做出感觉，哪里愿意交接呢？但李国卿毕竟是“御儿干殿下”，轻易冒犯不得。就向“老师”雷东垣和宜宾县县长沈眉荪求救。大概他烧香比李国卿烧得周到，雷东垣和沈眉荪都愿意为他两肋插刀。两位“元老重臣”一起找刘文彩，说李国卿仅有匹夫之勇，粗率无文，可以在乡下称王称霸，却不配当堂堂财政局长。最好马上收回给李国卿的许诺，免得成天纠缠虞局长。刘文彩想想也是，但又不愿直接出面收回承诺──那岂不成了自打耳光？雷东垣见刘文彩犹犹豫豫，猜破了刘文彩的心思，便问：总办是不是说话不方便？那好办，只要总办点了头，这事就由我和沈县长去办好了。过了些日子，虞汉逵根据雷东垣的授意，在府中设宴，主宾李国卿，特邀刘文彩、雷东垣、沈眉荪到场作陪。席间，虞汉逵言辞恳切地说：书到用时方恨少。自己书读得不多，这财政局长当得太累，做完这一届就不做了，还是请几位老前辈物色饱学之士来担当此任吧。雷东垣、沈眉荪听了大摇其头，都说虞汉逵过谦，其实书读得已经不算少了，人才难得，下一届财政局长，仍非虞汉逵莫属。李国卿听了暗暗叫苦，想直说又不敢驳老师雷东垣的面子；于是坐立不安，频频用眼角瞟刘文彩，盼望刘文彩为他力挽狂澜。刘文彩吃得津津有味，不发一言，好象根本没看见李国卿的眼色。那边厢，虞汉逵在雷东垣、沈眉荪的“苦苦挽留”下，终于答应勉为其难，再做一届财政局长。至此大局已定，李国卿的局长梦又一次泡了汤。

李国卿是典型的黑李逵，没多少城府。虽然官场上不甚得志，因刘文彩私下待他不薄，他对刘文彩也就始终忠心耿耿。二刘大战后期，雷东垣等人对刘文彩避之惟恐不及，李国卿却仍然一门心思为刘文彩卖命；刘文彩从叙府撤退时，李国卿率部保驾，一直护送到犍为才依依惜别。因他跟刘文彩太紧，与雷东垣渐渐疏离，刘文彩退居安仁后，就再没靠山了，不久即遭月波乡土豪吴炯臣杀害。

曹、虞、肖、李四路“诸侯”是雷东垣的主要班底，现在为刘文彩所用，刘文彩也就底气十足，著手全面改组叙府民团。他把原有四路改为东一区、东二区、南三区、南四区、西五区、西六区、北七区、北八区、北九区。总的原则是化整为零，以便分而治之。每区置团总一人，团总初选名单由雷东垣和沈眉荪提出，最后由刘文彩圈定。计有韩泽生、何惠清、李徽林、梁言之、李国卿、吴炯臣、江少甫、郭翘楚等。九位新团总除韩泽生外，都是雷东垣的门生。而韩泽生也不是外人──刘文彩最宠爱的姨太太凌君如，原本是财政局长曹荣光的情妇，曹荣光拱手相让，可见曹刘关系之亲密。韩泽生则是曹荣光的儿女亲家。

区团总都是有枪有钱的实权人物，刘文彩对他们不敢小觑。《刘文彩在宜罪恶活动材料》称：“他知道每个区团总进城都要拜访雷，就吩咐雷：‘只要有区团总进城找你，都可领来与我会面’。而这些区团总只要与川南王见了面，就感到无比荣幸，更体贴地为刘办事，还到处宣扬说：‘总办硬是好，他事必躬亲’。”这样，受益于雷东垣的臂助，刘文彩将叙府民团牢牢抓在了手中。抓住了叙府民团，则退可以保境安民，巩固刘文彩对叙府的统治，从而稳定刘文辉部队的财政基地；进可以冲锋陷阵，配合刘文辉部队攻城略地。及至后来刘文彩就任“叙南清乡司令部”中将司令，辖下三千兵马，仍多源于叙府民团。俗语云强龙不压地头蛇，刘文彩这条“强龙”却压得住地头蛇，从1925年冬到1932年冬的七年间，刘文彩与地方实力派一直相处甚洽，地位从无动摇之虞。如此殊绩，不但靠刘文辉撑腰，也与刘文彩老辣的政治手腕有关，尤其与降伏雷东垣有关。

无论文还是武，无论商还是政，也无论庙堂还是江湖，都有刘文彩的触角在延伸……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刘文彩收容了雷东垣的全套班底，在枪杆子方面没什么隐忧了。便腾出手来，向叙府文化界渗透。

刘文彩结交的文化界名流，首推杨惠泉。《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称：“大劣绅杨惠泉，是清朝的举人，孔孟之道的信徒，常以‘清高’沽名钓誉，在叙府地区有些名望。刘文彩自知才疏学浅，要在这里巧立名目，搜刮民财，这可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帮凶。刘文彩说服二老婆杨氏，从保险柜取出银圆五千块，为了不伤害杨惠泉的‘清高’，用‘上会’的名义送给他。后来，又赐给他商会文牍、伪十八团顾问一类拿钱不干事的闲职，就把他收买过来，做了自己的狗头军师。”实际上，杨惠泉为刘文彩究竟帮了哪些“凶”，《刘文彩罪恶的一生》和其它揭发材料都语焉不详。杨惠泉就一点虚名，本来也帮不上刘文彩什么忙。刘文彩待他不薄，主要是出于对文化人的敬重。但杨惠泉最终和雷东垣一样让刘文彩大失所望——雷东垣挪用的十万元大洋，杨惠泉也分润了一些。听说刘文彩催款，杨惠泉心虚了，去找雷东垣商量对策。途中碰到雷的一个门生，得知雷已逃走，不禁气急败坏──怎么招呼都没打一个就自己先溜了？马上朝那位门生指示的方向追去，找了两个地方都找不著；还不死心，又去雷家，碰巧遇到雷的弁兵回来取日常用品。弁兵见他狼狈不堪的样子，又可笑又可怜，就把他带到雷藏身的地方，这才避开了刘文彩的风头。刘文彩气恼之极，把杨惠泉也臭骂了一顿。

刘文彩结识的另一个文化界名流，是叙府联立中学校长邓迪斋。邓迪斋不仅在叙府文化界呼风唤雨，还是个典型的政治活动家──于“党”，他是国民党宜宾县党部执行委员兼商人部部长；于“军”，他可操纵宜宾西路民团，“这一路有许多条团枪，邓可召之即来”。刘文彩对他也就格外器重。1925年，厚黑教主李宗吾以四川省视学身份，到叙府联立中学主持毕业考试，因考试过严被学生饱以老拳。刘文辉极度震怒，下令将联中校长邓迪斋撤职查办。但仅仅几年后，邓迪斋便东山再起──刘文彩自作主张，要邓接任宜宾县教育局局长。按常规，宜宾县教育局局长应由省府委派，邓迪斋并未接到省府委任，不免有些犹豫。刘文彩则成竹在胸：所谓省府无非是刘文辉的同义词；他出面斡旋，刘文辉还会不给面子吗？因此要邓大胆接任，一切由他担待。邓迪斋对刘文彩感恩戴德，从此亦步亦趋。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主持的国民党宜宾县党部曾散发小册子，揭发二十四军劣迹；联立中学、中山中学并爆发反刘学潮。身为国民党宜宾县党部负责人的邓迪斋却站在刘文彩一边，镇压学潮，开除学潮领袖，因此而被县党部撤消党内一切职务。邓迪斋怀恨在心，不久，中共地下党员、中山中学校长吕一峰遇刺，逃到覃筱楼家里才得脱身；刘文辉部团长蒋东海则率部捣毁县党部和中山中学，时人多指该两案为邓迪斋策划。其说虽无凭据，但邓迪斋在这些冲突中继续旗帜鲜明地支持刘文彩则属确切无疑。吕一峰遇刺后他曾在县党部墙上赋诗一首，冷嘲热讽：

打倒何如倒元凶，狐假虎威一般同；

未拿卢布先尝味，覃筱楼高锁一峰。

刘文彩结交文化界名流，有多种动机：既出于一个半文盲对文化人的敬重，也有实际的政治需要──和绝大多数四川军阀一样，刘文彩兄弟竭泽而渔，激动民愤。因此必须在文化界物色“头羊”，从而掌握“舆论导向”，扭转在舆论界的被动局面。

此外，刘文彩还仿效雷东垣，广为罗致门生。最早罗致的是清末秀才黄少波。黄少波在府道衙门当过几年小官。辛亥革命后投身秘密社会，成了叙府袍哥的风云人物。叙府袍哥最大的山堂“叙荣乐”有三个总舵把子，一是刘文彩心腹曹荣光，次为同样与刘文彩私交甚笃的宛玉亭，再就是黄少波。作为袍哥头目，黄少波耳目极多，对社会动态了如指掌。一有风吹草动，就向刘文彩报告。实际上成了刘文彩的“包打听”。国民党宜宾县党部正准备上街散发声讨二十四军的小册子，黄少波就已经向刘文彩告了密。因为“政绩”不凡，黄少波官运亨通，拜门不久即出任宜宾县征收局局长。继他之后，拜门者纷至沓来，最受赏识的有刘馥光、裴子宽、虞浩初。据说刘馥光很会“体贴”人，尤其会“体贴”刘文彩，刘文彩也就常常牵挂著他，“当时只要是地方人请刘文彩作客，刘必问：‘有馥光没有？’”后来安排刘馥光任宜宾县禁烟查缉处处长，让他很捞了一把。裴子宽“体贴”刘文彩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前程似锦。裴与富商何耀光竞选商会会长，何腰杆很硬──既有城防司令覃筱楼做后台，又有商界同仁捧场，因而志在必得。殊料裴子宽虽名不见经传，却气势更足──“老师”刘文彩撑腰，城防司令覃筱楼何足畏哉！刘文彩“钦定”裴子宽，但并不直接表态，只让雷东垣在前台助威。自己以中立姿态，在护商处召见双方，名为调停，实则暗示何耀光自动放弃竞选。何耀光不知底细，坚持要奉陪下去。结果名落深山。裴子宽“当选”后兴高采烈，到处炫耀：“我早知道一定成功，两位老师哪会让我失败呢？”这年刘文彩过生日，裴子宽特地订做了一块金匾，用门生名义送到刘文彩公馆致谢。

说到虞浩初的拜门，就不能不说到刘文彩的赌。据说早年刘文彩已是嗜赌如命，到叙府后发扬光大，更赌得昏天黑地。他赌技过人，但牌风很不好。一次，南三区团总李徽林和雷东垣、刘馥光一起陪刘文彩搓麻将，开始刘文彩手气不顺，好长时间没糊过牌。李徽林则如得神助，打一局糊一局。刘文彩正在没精打采的时候，下手打出一张二条。刘馥光是刘文彩的上手，但刘文彩不等刘馥光出牌，就把手中的牌一推，大叫：“啊哈，糊了！”原来他清一色的二条。这时刘馥光悄声对刘文彩说：“总办，你看我的牌才好哟！”刘文彩偏过头一看，刘馥光也是清一色的二条。两人不动声色，马上和了牌。这一局按理该刘馥光赢，结果因为刘馥光的“体贴”，刘文彩“一捆三”反败为胜。还有一次，新上任的兴文县县长梁祝三陪刘文彩在护商处打牌，梁祝三初来乍到，不懂刘文彩打牌的规矩，偷看了刘文彩一手牌。那一局梁祝三赢了刘文彩两百大洋，他觉得自己的牌够大的了，没多赢刘文彩算是客气。哪知道回兴文不久就遭刘文彩撤职。刘文彩败退安仁后，梁祝三一家还客居长宁县安定桥，贫困潦倒。谈起和刘文彩打牌之事，气不打一处来。

虞浩初到刘公馆拜门，时机很不凑巧——刘文彩正在护商处打牌，因此不能不费些周折。刚得到通报，刘文彩根本不挪窝。虞浩初等了一阵子没动静，千言万语地央求弁兵催禀。催一次不挪窝，催两次三次还是不挪窝。再催，刘文彩火了，桌子一拍说：“来拜我的门，学什么？学打牌吗？我还没学好呢！我不高兴去！”弁兵吓的再也不敢吱声。又打了两局，牌友雷东垣停下来，对大家说：“浩初也是一片诚意，倒不好拒绝。我们都随五哥回公馆打牌吧。”这才一同上路。虞浩初在刘公馆坐等了好几个钟头，若非雷东垣圆场，纵有诚心也不得其门而入。但入门后刘文彩确实待他不薄──很快出任宜宾县教育局局长。岂料虞浩初官瘾还没过足，四川省政府就派来北京大学毕业生、前岷江大学教授梁士夔接任，虞诚惶诚恐，求助于刘文彩。刘文彩要他沉住气，拒绝向梁氏交印。按当时惯例，初到叙府的大小官员，均须先向刘文彩报到请示，否则不能到差接事。梁按例造访，刘文彩避而不见。却托人转告梁：“教育厅委你，你找教育厅当局长去。”并扬言：若梁氏“耍赖”不走，就派警察将他“护送出境”。梁氏只好卷起铺盖走路。虞浩初心里一块石头落地。

运用各种手段，联合各种力量，刘文彩从无到有，建立了自己的班底。在他权势最盛时，社会上传说他有所谓“四熊”、“二壶”、“四副官”。“四熊”即“人熊”雷东垣，“马熊”杨惠泉，“猪熊”梁益州，“狗熊”张汝贤。“二壶”都是在经济上为刘文彩充当智囊的实业界头面人物，即“茶壶”李北衡──亚细亚公司经理，“夜壶”陈秀山──宜宾县商会会长。“四副官”则都是刘文彩的贴身随从（庄园档案67宗D16卷）。其实刘文彩的班底比传说的还庞大。无论文还是武，无论商还是政，也无论庙堂还是江湖，都有刘文彩的触角在延伸。群从昆弟，咸据要津，号令一出，莫不风从。《刘文彩在宜罪恶活动材料》称：“每次派款，刘文彩也亲自到场，但只把派款数目、期限和上峰命令不可违、否则严办几句话说完就走了，以后就是雷（东垣）经手。而每次无论摊派多少，总是通过以雷为首的这伙土劣搜刮，如期完成交给刘文彩。”群雄拱卫之下，刘文彩盘踞叙府之势，自难移易。有他盘踞刘文辉部队最重要的财政基地，刘文辉才能毫无后顾之忧，从容坐镇成都，与其他“军头”斗智斗勇。刘文辉对其五哥的“政绩”非常满意，因而不断地委以重任。数年之间，刘文彩由叙府船捐局局长而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而叙南护商事务处处长，而川南水陆护商总处处长，而川南水陆禁烟查缉处处长，直至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宜宾等十三个叙府辖县，及非叙府辖县的江安，全部归刘文彩主治；二十四军防区的其它数十县，所有税收一律送缴“川南税捐总局”转解；各县对“川南税捐总局”均用呈文；各县征收局局长、禁烟查缉处处长等财政要员的任免经刘文彩认可才算有效。实际上，刘文彩的辖区并无一定，二十四军军旗插到哪，他的权杖就指到哪。二十四军防区凡与聚敛钱财相关的要职，集于刘文彩一身。为刘文辉家族集团聚敛政治经费和战争经费，就构成刘文彩十年宦海生涯的主要职责。

刘文彩覃筱楼积不相能，叙府因此暗潮迭起。

刘文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却仍然不能在叙府一手遮天。因为，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权柄——军权——没有到手；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叙府城防司令、二十四军第六混成旅旅长覃筱楼——没有降服。

刘文彩仍然要面对挑战。

覃筱楼，四川屏山人，出了名的流氓大亨。少时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尤好赌博，赌技平平，却屡败屡战。欠了一屁股的赌债，无力偿还，干脆投身为匪，啸聚数百人马，出没于川滇交界的莽莽群山之中。他比刘文彩小一岁，但比刘文彩发迹早。1920年，刘文彩还在大邑走街串巷卖烧酒，覃筱楼已接受陈洪范的招安，被任命为支队长，驻防屏山县城。覃筱楼从来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温文尔雅的陈洪范哪能奈何得了他。身上那套军官服还没穿暖和，他又落草为寇。这次落草为寇是“官逼民反”——当上了“官军”的覃筱楼支队匪性不改，时常打家劫舍，老百姓怨声载道。一次，覃筱楼盟弟周某行劫被捕，覃出面保释，县知事正想杀一儆百，哪里肯从，随即将周某枪杀示众。覃又羞又恼，寻机报复。稍后，即派部属石肇武途中设伏，生擒知事，在中都场将知事斩首。陈洪范再怎么大量，也咽不下这口气，派了两个团前去围剿。覃筱楼打不赢就跑，又躲进川滇边界。但这次他只当了不到一年时间的山大王——1921年刘文辉升任混成旅旅长，混成旅只是个招牌，刘文辉的实际兵力仅一个团。因此急需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刘文辉有个智囊叫宁子州，正好和覃筱楼有些私交，自告奋勇去招安。覃筱楼就这样投奔到刘文辉的麾下。因他勇猛剽悍，打仗很卖力，深得刘文辉器重，不久就当上副官长。后来刘文辉升任川军第九师师长，又提拔覃为骑兵团团长。1925年刘文辉移师成都，覃已升任第六混成旅旅长，全权负责叙府城防。

刘文辉麾下的覃筱楼，依旧桀骜不驯。他对刘文辉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也只服一个刘文辉，别的都不放在眼里。刘文辉移师成都，覃在叙府便百无禁忌，为所欲为。第六混成旅又成了穿制服的恶棍。该旅有四个侦缉队，四个队长都有自己的雅号：第一队队长杨绍林雅号“胖官”，第二队队长潘海云雅号“鸡脚神”，第三队长陈德芳雅号“吴二爷”，第四队队长卢雨三雅号“小鬼”。军需处处长罗吕三也有一个雅号：“疯子”。这五人都是覃筱楼的亲信，他们仗恃覃筱楼的权势，摆赌抽头，奸淫妇女。甚至设厂制造吗啡，运销上海，再从上海购回军火倒卖给土匪。借口清共敲诈勒索在他们更是家常便饭。高县地主魏长顺之子魏起功本是纨□子弟，却被杨绍林的侦缉队认作“共产党”逮捕。除在押解途中敲诈400元免上脚镣手铐外，又通知魏长顺送去一万元赎金。刘文辉本来对覃筱楼属望甚厚，要他好好为刘文彩保驾护航。哪知道本应是保镖的覃筱楼，反而成了刘文彩的心腹之患。

刘文彩覃筱楼积不相能，叙府因此暗潮迭起。覃筱楼和刘文彩都是戏迷，各有自己的一套戏班子——覃筱楼的戏班子是凡尔登戏院，刘文彩的是崇大戏院。一次，双方为聘请名角张德成发生争执，张去了凡尔登，没去崇大戏院。据说刘文彩很恼火，派人将凡尔登戏院经理尹岐山暗杀，吓得张德成连夜逃走。1926年农历腊月三十晚上，刘文彩伙同师长胡若愚暗杀中山学校校长吕一峰，当时吕一峰正坐黄包车回家，暗中一声枪响，没打中。吕一峰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赶紧掏出一把银元撒在地上。见钱眼开的杀手忙著拣钱，吕一峰乘机跑出了老远一段路。但杀手身手敏捷，不一会儿又赶了上去。眼看距离越来越短，情急之中，发现已到覃筱楼公馆，大喜，一猫腰就翻了进去。覃筱楼明知不速之客是刘文彩追杀的冤家，竟也收留下来，吕一峰这才幸免于难。

最激烈的交锋则在经济利益方面。替刘文辉集团聚敛钱财是刘文彩的主要职责，叙府这块大蛋糕当然不容他人染指。覃筱楼却明知故犯。其太太和军需处长罗吕三、副官黄云章、曾铸九，都是叙府最大的“军倒”，经常水运大批煤炭、香烟等紧俏物资到叙府倒卖。水运物资都要抽税，但每当刘文彩的护商队检查覃筱楼的船只，准备课税时，覃筱楼即派一连兵力荷枪实弹跑步赶到码头，强行提货，一文税金不交，刘文彩的护商队只有干瞪眼。

虽说积不相能，起初双方还较克制。刘文彩是刘文辉的五哥，覃筱楼则是刘文辉的爱将，在刘文辉而言，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能调停尽量调停。有刘文辉的苦口婆心，不到万不得已，双方都不会走到极端，桌子底下你踢我我踢你，桌面上还能相安无事。就这样同床异梦达两年之久。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矛盾日积月累，最终仍免不了要爆发。1927年的一天，覃筱楼到成都出差，赌瘾复发，便于当天晚上，与成都三大军头之一的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在三军统率办事处挑灯大战。但他仍旧技不如人，一夜之间，竟输了整整二十七万大洋，创造了四川近代赌博史的一大奇观。他自己也没想到会输到这种田地，钱没带够，只好将随身携带的若干箱鸦片、数万斤硝磺折价抵押；还不够，便向裕通银行总经理文和笙借了五万大洋。覃筱楼在赌场上一贯屡战屡败，但败得这样惨则是生平第一遭，又气又急，第二天天没亮就火速赶回叙府，把部队拉出来，沿街挨户连搜带抢，一时鸡飞狗跳，天怒人怨。刘文彩“龙颜”大怒：这不但糜烂地方，也是公开抽他的耳光。本来是万难容忍，但覃筱楼已经红了眼，在这种情况下出面拦阻只会逼出个狗急跳墙。万难容忍却又不能不忍，刘文彩如鲠在喉。

经过这番刺激，刘文彩不满足于单单控制叙府民团。必须拥有正规武装，才能高枕无忧。就去成都向刘文辉诉苦，要求在叙府组编军队，终获刘文辉首肯，

强中还有强中手，刘文彩商海生涯几十年，什么样的风浪没见过？却仍然被刘玉山扎扎实实地玩了一把。

令箭在手，刘文彩不稍迟疑，立即设法购置枪械。

1927年，经覃筱楼引荐，刘文彩结识了出生于宜宾县曹场的投机商刘玉山。刘玉山与覃筱楼私交极厚，早年跑江湖，两人同为袍哥大爷李德学的拜弟。后来两人同时“得道升天”——覃筱楼受招安当了军官，刘玉山则告别匪棚做起了投机生意。刘玉山主要从事长途贩运，往返于重庆、上海之间。其亲信朱光德的儿子朱大文1976年5月24日供称：在上海的四川人都把刘玉山叫作“刘大王”。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他生意做得大，在日租界开设四川土产商店，在法租界开设百货公司，在霞飞路办招待所，此外还在上海开了家四川饭店。在南京也有两个企业，一个同样叫四川饭店，另一个是五洲农场。但他做得最大的还是吗啡和军火生意，他周游于四川各派军阀之间，为他们在上海代销吗啡，再用吗啡款代他们购买军火运回四川。覃筱楼侦缉队制造的吗啡，就托刘玉山在上海售出，再换回枪械。“刘大王”的第二层含义是说他大有来头，他在上海的后台是杜月笙的大徒弟杨啸天，四川军阀更是大多与他称兄道弟。他在霞飞路办的招待所就专门接待来上海的四川军阀，吃喝玩乐全包在他身上。覃筱楼下野后去上海滩玩，就住在那家招待所，杜月笙还在其私宅浦东杜家祠办了一桌酒，为覃筱楼接风，朱德光和刘玉山作陪。因覃筱楼带去了川剧名角周慕莲，杜月笙便请来京剧大师梅兰芳与周慕莲相会。后台硬，路子野，所以刘玉山什么生意都敢做，什么生意都好做。生意上才能有那么大的排场。

刘玉山极力笼络四川政要，对刘文彩当然也不会放过，尤其是听覃筱楼说，刘文彩手中积存了大批公土，对刘文彩就更心驰神往了，迫不及待地找上门去，劝刘文彩把积压的公土制成吗啡，交他带到上海高价售出，再为刘文彩购回轻重武器。这正中刘文彩下怀，两人一拍即合。刘文彩说干就干，聘范少云为技师，秘密制造吗啡。吗啡厂设于今宜宾市正气巷人民银行宿舍。二、三十年代，这里是一个名叫简国光的吗啡商的住宅。简国光与刘玉山同乡，也是刘玉山的至亲。吗啡生意而外，在宜宾栈房街还有爿山货店。简胆小怕事，把吗啡作坊开在自己家里，规模很小，而且很隐秘，一般人都不知道。吗啡运往上海，由他在上海中华路开百货店的侄儿简锡恩代售。刘玉山做中人，要简国光把吗啡作坊转让刘文彩。简老大不情愿，但刘文彩是父母官，惹不起，只好转让。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安排他的两个侄儿在作坊当工人，二是他原来每月生产多少吗啡，以后还要每月送他多少吗啡。这些条件刘文彩都满足了。一切布置妥当，刘玉山便返回上海，由他的亲戚、宜宾裕华布店经理林月华取货。一个月取一次。交货的两个人，一个是护商处科长、刘文彩亲戚吕润斋，另一个也是刘文彩亲戚郑鼎臣。刘文彩本人不出面，只负责暗中保护。

世故很深的刘文彩，对刘玉山疑心重重，便想“摸著石头过河”，最初每天只生产三五担。过了一些时日，确实赚了些钱，才放下心来，每天产量增加到十担以上。所有货款均由刘玉山代购短枪。短枪从司机出身的军火商陈宗廉手中买。陈宗廉则从日本军火商手中买，全是比利时、英国、德国造的短枪，簇新簇新的。运输主要由两艘船负责，一是法国刚健号。刚健号是一种小兵轮，吃水浅，马力足，速度快——比一般兵轮快一倍以上。二是挂英国旗的蜀通轮。这两艘船可以在重庆口岸免检。还有少量短枪交普通船只运送，但都把枪拆了，零件分开存放。重庆有专人接货。每次运枪数额不低于2－3打，多则100打。刘玉山的进价是每打220元，卖给刘文彩是每支120元。每卖一批枪少则赚两三千元，多则赚上万元。刘文彩吃了老亏，却毫不知情，以为价钱公道，在刘玉山精心设置的骗局中愈陷愈深。

刘玉山用的是诱敌深入之计。最初很讲信用，吗啡成交快，售价也高，让刘文彩尝了些甜头。每次回叙府，还要给刘文彩送礼，而且送的都是厚礼。有一次竟花费数千元买了部当时最豪华的轿车送上门，亲信说他出手太铺张，他只一笑，说：有什么关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刘文彩觉得刘玉山豪爽慷慨，而且有本事，越来越欣赏他，竟至完全消除了戒心。交付的吗啡因此越来越多，并一再请求刘玉山代购一些重武器。等到刘文彩完全上钩，刘玉山就不那么客气了，货款压一笔又一笔，重武器更是连影子也没有。起初刘文彩不知有变，耐心等，时间太长了才发封电报催。这时刘玉山发了话，说刘文彩交付的吗啡质量太次，堆在上海的仓库里卖不掉。刘文彩并非行家里手，信以为真，转而追究技师范少云的责任。范少云不服气，和刘文彩一同找专家鉴定。专家告诉刘文彩，他的吗啡是绝对的上品。刘文彩这才大呼上当，气呼呼地马上打长途电话要刘玉山回叙结账。刘玉山远在上海，本来就鞭长莫及；更何况有堂堂杜月笙撑腰。所以对刘文彩懒得理会。用刘文彩的吗啡款做本赚了好几个来回才还款，但利息是分文没有。

真个强中还有强中手，刘文彩商海生涯几十年，什么样的风浪没见过？却仍然被刘玉山扎扎实实地玩了一把。刘文彩和刘玉山合作，是覃筱楼牵的线，刘文彩不能不怀疑覃筱楼一开始就居心不良，对覃更恨得咬牙切齿。刘玉山其实也过得不轻松——有家不敢归，甚至在1932年刘文彩退居安仁之后，仍心有余悸，留沪观望。直到上海沦陷才返回宜宾。约在1948年病故，弥留前良心发现，捐资创办“玉山中学”（庄园档案67宗D16卷）。

虽然吃了大亏，刘文彩也不是一无所获。刘玉山代购的大批短枪，在当时算是精锐武器。1929年刘文彩就任“川南水陆护商处处长”，马上用这批武器组建了护商大队和手枪连。手枪连连长吕实英，为刘文彩发妻吕氏之弟。护商大队大队长则为刘文彩侄辈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刘文渊长子刘元□(王宣)。那时刘元□(王宣)不仅是长房长子，而且是长房独子：继刘元□(王宣)之后出生的刘元愉、刘元恒、刘元苍、刘元宪、刘元怜、刘元慎都是女流，次子刘元琥和老三刘元□(王+澡右)则尚未降临人世。刘文渊对刘元□(王宣)瞩望之厚，也就可以想见了。刘文渊敢把刘元□(王宣)交到刘文彩手中，而不是径直交给位高权重的刘文辉，说明他对叙府时期的刘文彩还是基本信任的。刘文彩不敢辜负长兄的厚望，对刘元□(王宣)关爱备至，刻意提携。刘元□(王宣)吃住都在粮房街刘文彩公馆，他刚从军校毕业，不过十七八岁，和刘文彩的几个孩子年龄差距并不太大，玩得拢，以致刘文彩最小的儿子把他当成亲兄弟，口口声声叫他“大哥哥”。作为刘文彩的头号统兵大员，刘元□(王宣)在叙府干了五个春秋。“二刘大战”中刘文彩下野，才把他带到雅安面交刘文辉。四十年代刘元□(王宣)曾任二十四军代军长，统揽西康全省军务，算是不辜负他五爸的栽培之心。1995年3月笔者在成都采访，刘元□(王宣)老人还一再慨叹：“刘文彩是个好人，大好人啦！”可见叔侄感情之深。

1930年春，以刘元□(王宣)的护商大队为基干，刘文彩正式组建二十四军第十八团，自兼团长，刘元□(王宣)任第一营营长。第一营武器源于前护商大队，第二、第三营的武器部分系刘文彩从刘玉山手中购得，部分借自宜宾商会。这是刘文彩统辖的第一支正规军。1931年下半年，刘文彩又组建二十四军第四十一团。这时他与刘玉山的关系已经破裂，从外界购买军火的渠道完全中断。第四十一团所需武器，全部由刘文辉拨付。主要军官也由刘文辉从成都军校毕业生中选派。刘文辉选派的刘慎言任第四十一团团长，第一营营长为刘慎言胞弟刘从周，第二营营长刘荣久，第三营营长余师柳。两团而外，另设特科营。所部合计3048人。

组军至此告一段落。遂由刘文辉发布命令，成立“二十四军叙南清乡司令部”。1932年1月15日，刘文彩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将司令”的宝座，原任第十八团团长一职由刘元??接掌。司令部参谋长沈眉荪。下设六处，副官处处长曹灿如，军需处处长戴孟才，军械处处长吴梓愚，军法处处长许绍松，军医处处长张志良，秘书处主任吕润斋。叙南清乡司令部不仅全面接管宜宾城防，而且负责整个叙南地区的防务。

直到“二刘大战”前夜，刘文彩仍在尽力扩充所属部队，打算将叙府民团改编为二十四军第四十八团，宜宾县公安局局长张伯英任团长，曹荣光为第一营营长，李国卿为第二营营长，宜井保商大队大队长罗鹤臣为第三营营长。但因时间关系，只下委而没有实际编成。稍后刘文彩退居安仁，曹灿如率第一营追随，但部下沿途逃散，到安仁时已所剩无几。李国卿的第二营只将刘文彩护送到犍为，罗鹤臣则是典型的骑墙派，口惠而实不至，到部队集合出发之日，第三营一条人枪也不见。四十八团名存实亡。刘文彩的本意是编三个团，凑足一旅。这个意图最终没能实现。

对刘文彩的定性，迄今仍是所谓“四位一体”，即地主、军阀、官僚、恶霸。其它定性姑且不论，至少“军阀”定性难圆其说。刘文彩固然当了一年多“中将司令”，但这位“中将司令”对他的部队只在名义上统辖而不是实际上的统帅，平时的管理训练，战时的运筹帷幄，他一窍不通，想统也统不起来。所谓“中将司令”不过是刘文辉送给他五哥的一个虚名，并无实际意义。史家公认军阀必须具备三大要素：第一必须是职业军人；第二必须有独立的军队；第三必须有独立的地盘。这些刘文彩完全不沾边。

但在相关著述中，刘文彩不仅是军阀，而且是个嗜血成性的军阀。《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称：

刘文彩在叙府的街头巷尾滥杀无辜，来显示他专制独裁的淫威。有一次，在街口上，刘文彩的汽车被一堆人群挡住了去路。原来，这是一个士兵和一个工人不知为什么争吵起来。刘文彩顿时生了杀人的念头，叫他的卫兵把两人捆起来，不由分说，立刻一起枪杀。刘文彩在他的伪十八团成立的时候，抓来一个无辜群众，砍下脑袋祭他的军旗。还把一个农民抓来，用剑砍头，以试剑的锋芒。刘文彩使用“杀人祭旗”、“砍头试剑”等惨毒手段，造成了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

刘文彩嗜血成性，并非仅此一例。“水牢”故事说他将水牢设计师和建筑工人全部杀害，“金库”故事说他将金库设计师和建筑工人全部杀害，这两个故事都是虚构。所谓“杀人祭旗”、“砍头试剑”的可靠性又如何呢？《刘文彩罪恶的一生》问世十多年前，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就曾派人采访宜宾市一批文史老人。熊瑞文老人答复来访者说：

肖友仁有一个材料，据说，在一个面馆里的事情。（死者）姓周，一个司号，在（面馆）里面吵架，看的人多，把街口轧了。这时刘文彩经过，见了很冒火，眼红了就要杀人了。这个司号估计是个逃兵。雷士奇（即雷东垣──引者注）参加过打门捐，他证实是个十八团的，不知因啥事闹架。这些资料交与资料室（统战部），不知在不在？祭旗问题，记不清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听说（庄园档案67宗D16卷）。

就这么一份证词。这份证词也仅限于提供资料来源，并且特别强调是“据说”，并未肯定确有其事。至于所谓“祭旗”“试剑”，则不仅熊瑞文“没有听说”，所有接受调查的宜宾文史老人，都说“对这个问题没有印象”，“没有回忆起来”。连调查者自己也作了如此结论：

关于刘文彩“杀人祭旗”问题，没有线索（同前）。

明明查无实据，相关著述仍要全盘照录。

通过种种渲染，本来连立正稍息都不会的刘文彩，就这样跨入将星闪耀的军阀行列。其实，终其一生，刘文彩从未自行其是，从来没有自己独立的力量。所以，尽可称刘文彩为军阀帮凶，但说他本身就是军阀，则不免过甚其辞。

刘文彩在叙府组建正规武装，对覃筱楼构成直接威胁。本来已经有第六混成旅负责叙府城防，刘文彩却要在第六混成旅之外另起炉灶，明显是对第六混成旅的不信任。两强相争，必有一伤。刘文彩位高权重，又是“皇亲国戚”，覃筱楼与他斗法，谁胜谁负一望可知。第六混成旅因此军心浮动。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许多军官或直接或间接与刘文彩暗通款曲。连第六混成旅主力团团长、早在川滇边界流窜时就已经是覃筱楼结拜兄弟的蒋东海，也“身在曹营心在汉”。覃筱楼眼看就要沦为光杆司令，绝望之余，派人行刺蒋东海，以求杀一儆百。杀手毛炳荣在叙府石灰巷（今宜宾市新生路下段）设伏，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殊料蒋东海机警过人，听见异响回身就跑。两个弁兵反应慢了半拍，被当场击毙，一个从戏院出来到巷子里小解的打鼓匠也遭误杀。蒋东海人高腿长，杀手追到咸熙街便再见不到蒋的影子。这一下覃筱楼非但没能杀一儆百，反而偷鸡不成蚀把米。蒋东海一跑跑到了刘文彩家里，当晚刘文彩就用电话向刘文辉通报此事。第二天蒋东海又亲往成都控告覃筱楼。事态恶化到这种地步，再不作出决断，必定祸起萧墙。刘文辉只好割爱，托人代信，要覃筱楼自动离职。对上司素来薄情寡义的刘文辉，对下属始终宽大为怀，正如他自己所称，他一直坚信：“我有一二十万军队，蒋要吃掉我不那么容易；如果我的部属要吃掉我，倒是吃得掉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谁也吃不掉我们。”所以很注重对下属的感情投资，即便分手也不会过河拆桥，而往往要设身处地地为对方安排好退路。对覃筱楼就是这样。覃离职时，刘文辉赠以巨款，资助他买田置宅和出川“考察”。所以，覃筱楼虽去，第六混成旅却未伤元气。覃筱楼的主要干将仍心无二志。和蒋东海一样在川滇边界流窜时已经是覃筱楼结拜兄弟的另一位主力团团长石肇武，更是认刘文辉为义父，后来在“二刘之战”中为刘湘所擒，枭首示众，死前还骂声不绝于口。虽然石终身不改匪性，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民愤极大，但从刘文辉个人的角度来说，足可称忠烈之士了。覃筱楼下野后也没作对不起刘文辉的事，1933年从上海回川后在刘湘幕府中任了个闲职。建国初因其血债累累，虽有保护中共地下党员吕一峰之功，仍遭枪决。

斗倒了覃筱楼，刘文彩声名鹊起。叙府的军政财大权归他一人把持，人莫予毒。这是他一生中的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