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忽略的历史：陈永贵失权后的落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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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

　　陈大斌/文

　　我最后一次拜访陈永贵，是1984年11月下旬的一天。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是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一个平民百姓了。他住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座公寓楼房里。

　　作为农家子弟，我从幼年时起就崇敬劳动模范。直到退休之后，仍然如此。看看他们那憨厚、淳朴的笑脸，听听他们充满泥土芳香的庄稼话，就感到亲近。对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劳模，总觉得他们就是自己的长辈。而陈永贵，我还没有看到他作为一个普通农民是什么样儿。从1972年夏天开始，十几年间，我多次采访他。1974年还在大寨、昔阳住过一年时间，与他有一些交往。可惜，那时他已经不是一般农民了，政治上正处于节节上升的时候。他的身上有农民的某些特点，却也沾上了许多官气，特别是随着地位的蹿升，与我们这些记者越来越平起平坐甚至俯视。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突然发生7.8级强地震，新兴的重工业城市唐山蒙受惨重灾难，被夷为一片废墟。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视察灾情。（摄影：乔天富）

　　在山西省，我还认识大名鼎鼎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他憨厚淳朴，总保持着忠厚农民的本色。有一次在太原的大街上，远远地看见一辆银色的伏尔加轿车开来了，有一位记者朋友招手拦车，说：“让老李带上我们一段路。”身材高大的老李不仅让司机停车，而且笑哈哈地招呼我们：“快上来！咱们有车同坐。”这种事在陈永贵身上便绝无可能。所以，我们对陈永贵，可以尊重他，甚至敬畏他，但不大可能亲近他。

　　1972年7月我采访他时，那天他情绪特别好，一口气谈了五个多小时，话里有些闪光的思想和语言，给我启发。中午请我们吃饭，他喝了整整一瓶汾酒。饭后我们请他合影，他高兴地答应了。我们一起站在昔阳二招大楼门前照相，院里不少外来参观者围观，也有不少人凑上来跟他握手搭话。陈永贵乘着酒兴，很兴奋，也很得意，向大伙招着手，同时大着嗓门问我们：“有人说，来大寨、昔阳参观，要见我陈永贵，比上北京见毛主席还难！你们给说说，难不难？”听了这话，我的心猛一紧，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涌上心头。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潮的不断低落并最终止息，他失去了一切高位和权力，又变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当他正走红，官气十足时，我们对他是敬而远之，有工作才去找他，“无事不登三宝殿”，也从不去跟他拉扯；而当他失势之后，倒又看到他的若干好处，很想去看看他。毕竟他的出身是一个山里的老农民嘛，是个辛劳多年、也做了不少好事的农村基层干部。后来他升了这么高的官，也绝不是他自己想当就当的；做了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这样的大起大落，恐怕够这老汉受的。

　　1984年11月底，我调到新创办的《望》周刊工作。周刊英文版有位女记者，家与陈永贵住得很近，有机会见到他，并有采访他的打算。她来向我了解老陈的情况，我便托她去问候老陈，并表示要去看看他。

　　第二天她就带来了回话：老陈说，欢迎去他家玩儿玩儿。

　　那天清晨，我早早来到他的住处。这是部长级干部才有资格住的高级公寓楼。

　　198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给“农业学大寨”作了最后的总结。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十多年的运动，就此终止。1980年8月30日，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选举出新一届中央领导。这时，他在党中央、国务院，就再没有任何职务了。党中央对他的生活待遇作了合情合理的安排。据说，是胡耀邦亲自发话，说陈永贵年纪不小了，就不让他回山西老家去了，就留在北京住下来，按行政十三级(当时的高级干部最低一级)发给工资，保留汽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都继续留下为他服务。陈永贵本人落户北京，并把他和夫人及未成年的幼子陈明亮的户口转来北京。

　　陈永贵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却直到这时，他和家人才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成了北京市市民。这位操劳了大半生的人，在京城开始了晚年的闲居生活。

　　开始时，他仍然住在北京交道口附近的那座四合院里。日子非常清闲，他也不急于把老伴、儿子搬来。但没有任何工作了，心情苦闷，整天坐在家里，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过去一闲下来就回昔阳、大寨看看，现在山西省正在搞“清查”，他不便再回到他熟悉的太行山里去。这时，中央还是很关心他的。邓小平说，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清楚的。胡耀邦也对他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劝他宽心，不要背思想包袱，要好好学习，好好休息。

　　很快就到了1980年年底，陈永贵心上的火气慢慢地消散了。他冷静地想了想，愿意接受中央的善意安排，把老伴接来，在北京安家，把心爱的幼子接进京来上学。他一辈子没有完全摘下文盲帽子，他希望儿辈能在北京上个好学校，将来上大学。此时秘书已经离去，他让警卫员张艮昌帮他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郭凤莲并大寨党支部的，让他们跟中央保持一致，按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这是这位大寨老支书对家乡工作的最后交代。另外，也对老战友们说了自己的家庭安排，老伴、儿子进京，在北京落户，不回大寨了。家里没吃完的粮食分给社员们，几口盛粮食杂物的大缸都交公归队。这封信算是他对大寨的乡亲和战友们的告别。

　　另一封信给他老伴宋玉林，让她料理一下，赶在春节前把家搬来北京，让小儿子陈明亮转到北京的学校上学。

　　他还交代老伴，把那块自己用过的羊毛毡送给老伙计贾进才。贾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大寨德高望重的老模范。几十年来，他们之间恩怨颇多。不知为什么，陈永贵似乎总爱拿这个只知道苦干、不善言语的老实疙瘩开刀。20世纪60年代否定了“贾进才三让贤”的事，狠狠地贬了老贾。20世纪70年代要写大寨三十年斗争史，竟把这位老伙计整成了从50年代就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走资派”，编派了他许多不是。老贾干生气没办法，为了维护大寨红旗，他不得不忍气吞声，任凭陈永贵在他头上泼脏水。人都说老贾这人心特别宽，只有他才忍得下，从来没有为此跟陈永贵闹过。现在，陈永贵自己要离开大寨了，他又想起老贾，把心爱的毛毡送给他。这时，陈永贵的心绪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他要向这位老伙计说的话一定很多很多。一条羊毛毡，道得尽满腹的话吗？表达得了那么复杂的情感、思绪吗？

　　安排了这一切之后，他就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搬家的要求。不担任领导职务了，就不再住在这个大院了。国管局先是回了话：此事已请示了中央领导，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不要搬了。急急搬家，影响不好。

　　可陈永贵坚决要搬，“不在其位，不享其禄”。他把这句老话时常挂在嘴上，三天两头打电话去催，让警卫去讲。最后国管局分配给他这座部级高干公寓楼的一套居室。1981年春节刚过，陈永贵举家搬出交道口那座院落，住进了木樨地这座公寓楼。

　　那天清早，按照约定的时间，我进了他的家门。陈永贵正蹲在沙发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喝昔阳人爱吃的小米加面条煮的糊糊。老伴正在厨房里忙活，小儿子已经出去上学了。

　　他见我进来，一手端着碗，一手拉着我进了客厅，让我在沙发上落座。我仔细看了看他，外表没有多少变化，还是穿着黑色对襟的夹袄，宽大的黑裤子，家做的黑布鞋。脸上还是满满地像用刀子刻出来似的皱纹，又密又深。精神仍然十分健旺，年过七十的老人了，可并不见老。抬手动脚都十分利落，说话声音洪亮，吃起糊糊来呼呼有声。再环视一下厅里的陈设，一看便知道，沙发、桌凳、书柜这全套家具都是公家配的，书柜里摆着不少书。我过去看了看，多是“文革”中出版的历史、埃及史等，还有“四书”“五经”等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这些显然也是公家发的，摆在那里，主人是不会去翻看的。我正看着，老陈吃完饭丢下饭碗走过来，使劲跟我握了握手，喊着：“大斌同志，谢谢你来看看我。我现在也不用谈工作了，我是个平民百姓了。咱们这见面是老朋友交往，不讲别的事儿，也不用说工作上的事了。”

　　我忙上前问候：“这些年不见，挺想念你的，早就想来看看你。身体好不好？”

　　他高兴地哈哈大笑，抬抬胳膊伸伸腿，说，“你看，壮着哩！一说这我就高兴啊！从我往上数三代(再往上数我就不知道了)，老先人们都没有我的年岁大，在旧社会，老一辈都早早饿死了，苦死了。我过了七十，算长寿啦！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幸福啊！”

　　前些日子，听人说陈永贵下台后满腹牢骚，整日愁眉苦脸。可是，今天坐在我面前的陈永贵，却是另一个形象。他精神健旺，性格开朗，看不出有什么苦恼，也没有前些年的逼人官气，又是一个慈祥、热情、善良的老农民模样了。我们对面坐着，平等地、自由自在地说着家常话，只有这时才对他有了几分亲近的感觉。

　　正说着闲话，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这几年新闻界的老朋友、新朋友都写文章骂我，你写过没有？”

　　这一问倒是有点意外，我说：“这话看怎么说了。恐怕也不能说你的记者朋友都写文章骂了你，人家是批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嘛！至于我，你也知道，那几年我在新华社管农村报道，我虽没有写过‘骂’你的文章，可是那几年的报道，没少批评‘学大寨’运动，那些报道是我组织的，文章、报道都登在报上，你一定都看过，那是我的工作。还有，去年秋天，我参加了对大寨、昔阳的调查，调查报告里说了你们的好话，也说了坏话。不过，不管好话坏话过头话，都是调查组那个时候的认识，不代表哪一个人。”

　　陈永贵仔细地、耐心地听我说长篇大论，等我说完了，他一摆手，哈哈大笑，说：“你倒说得仔细。我也就是这么一问。都是过去的事啦！说好哩，坏哩，批哩，骂哩，都过去了，不想它了！也不说它了！”他又笑了起来。

　　我说：“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这些年风风雨雨，你过得也不容易。你上了年纪了，还是平平静静、高高兴兴养老，过几年好日子吧！我们希望你健康长寿，多享几年社会主义的幸福！”

　　他看了看我，似乎有点动情，连声说：“谢谢！”说着，他站了起来，拉起我说：“走，咱下乡看看去！现在我只有这么一个工作了——东郊农场的顾问，一星期去一回。今天那儿正好有点工作，咱们一块儿去。你也看看咱那农场。”他又回头喊道：“汤师傅，咱们走呀！”

　　汤师傅名叫汤占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来为老陈开车的汽车司机。过去陈永贵当副总理时是他开车，那时开的是“大红旗”；现在仍然是他开车，开的是一辆苏联产的“伏尔加”。

　　我们刚要出门，老陈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喊他老伴：“快把咱借人家农场的涮锅拿来，我带回去还人家。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我帮他提上铜火锅，他说：“前几天昔阳来了几个老乡，非得要吃涮羊肉，我就借来锅子让他们在家里涮了一顿，又亲热又省钱。”

　　当时已是冬天，我已穿上了薄大衣，可老陈却只穿件黑夹袄，出门时也不加衣服。我说：“天冷了，多穿点衣服。”他说：“不怕，我穿着毛衣呢。”他掀开黑夹袄，里面确实穿了件家织的黑毛衣。司机老汤说：“老汉身体壮着哩，大冬天早起逛农贸市场，也就是穿这一身。”

　　上了车，我问他：“有空了，还去自由市场哩？”

　　他说，“现在是天天有空闲了，去买点菜，去跟人家说说话，了解点社会嘛！可就是不敢多去。北京人都认得我这张脸，认得我这‘永贵大叔’！买点啥人家非得照顾咱，有的还硬不收钱，给咱闹开了特殊化啦！”

　　我们就坐上汤占兴师傅开的伏尔加轿车直奔东郊农场。一路上汤师傅对我讲了许多“永贵大叔”下台后的故事。

　　汤占兴说，老陈对自己要求严，就说这部车吧，除了他上农场办公事，私事一律不许用，老伴、儿子都不许用这车。平时，老陈自己也很少用车，常是一个人去挤公共汽车，更喜欢乘地铁。

　　有一次，陈永贵提着篮子上一家国有菜市场去买菜，售货员抬头一看，不禁喊了声“是永贵大叔”！忙跑进店里找出经理来。那位经理一看，果真是陈永贵，就拉上他进店里坐坐。陈永贵也乐意跟老百姓聊聊，就随他进店里坐了下来，喝茶闲聊。售货员从后院拣出一篮子十分新鲜的蔬菜送上来，经理说：“这算我们店送给你老的，分文不收。”陈永贵说：“给了好菜，再不给钱，可就太特殊化了！”他忙撂下钱，转身就走。经理和售货员送到门外，喊着：“往后多来！”可陈永贵再也不敢进那家菜店。他说：“卖菜的是好人啊！可太客气了。咱不能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哩！”

　　下了台的陈永贵，在北京普通市民中间，就是这样一个“永贵大叔”。陈永贵深情地说：“北京人待咱不薄，没有谁看不起咱这山里老汉。”说这话时，他恢复了以前那宽厚的、知足常乐的淳朴农民形象。

　　我们到了东郊农场，人还没有下车，人们迎上来，是冲着老陈来的。年纪大点的喊声“陈大哥”，年轻的喊“永贵大叔”。有的人问他身体可好？还有人问他请他办的某件事办成没有？还有人喊他：“今儿晌午上我家喝一盅去！”陈永贵一一作答，高喉咙大嗓门地喊着，笑着，看起来，他跟农场的人相处得不错。

　　中午，我们在农场机关食堂就餐。正巧有位港商来农场谈生意，慕名求见陈永贵，非得邀请他共进午餐不可。陈永贵乐哈哈地答应：“好！好！请吃饭还不好？”饭桌上拿出酒来，是京郊产的“二锅头”。陈永贵像孩子一样高兴，说：“那咱就跟香港朋友干一盅！”他高兴地连喝了几盅酒，满面红光，说话声更加响亮了。

　　送走那位香港客人，陈永贵和我们一起在农场大院里散步，闲聊。几杯烧酒下肚，他的话也更多了。有些话我本来想问又不好问，他都主动对我说起来了。

　　我听说陈永贵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一直不理解，对“包产到户”心怀不满。有人说，在公开场合他不多说，而在私下里，他却直言不讳地攻击包产到户。他说，“大包干”的确可以暂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但那调动起来的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助长了人的私心，不合社会主义的方向。

　　这次见了他之后，我便很想问问他怎样看待当前农村形势，可我了解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时的态度，怕提起这些事触到他的心病破坏了他今天的好心情，所以一直没好开口。可是饭后散步时，他却拉住我，主动说了起来。他问我：“听人家说我的坏话没有？有人说我反对农村改革，反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我为啥反对哩？有人说是因为陈永贵丢了官位，心怀不满哩！说我还想掌着领导全国农业的大权哩！哎呀！这些人真不知道我的心嘛！你知道的，就凭我这么个人，大字不识几个，能当好副总理？能管得了全国的农业？能担得起那么重的担子？那些年，也愁死我哩！咱不会别的，就会个大寨的那些干法，干部带头苦干！全国学大寨那些年，我带着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的那些干部、社员也都像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我还到处批斗人家，批斗来批斗去，全国的农业还是个上不去。我们这些人自己也苦死啦，累死啦，啥办法都使啦，十八般武艺都使上了，就是没办法把农业闹上去！可你看现在，不搞运动啦，不批啦，不斗啦，可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上来了！市场上吃的用的，啥也有了！我这个人最认实。我咋不服气哩？我现在高兴着哩！”

　　听到这里，我挺受感动，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这时，他确实没有必要再向我说大话空话假话。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那段时间，他曾有一段时间想不通，对中央的方针政策发过不少牢骚，甚至还扬言要“抗到底”。这些情况在一些书籍及报道里多有披露。但人的思想是可以变化的，下台后，他冷静下来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农村改革巨大成果面前，他思想上的弯子慢慢转过来了！他终于走过了不通、顶牛的痛苦阶段。

　　“对现在的形势我也有意见”，陈永贵毫不隐讳地继续说道，“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群众要办点事，解决点问题，得到处走后门。这算怎么回事哩！不走后门就办不成事了，为人民服务还要不要了？我最恨这号事了！”

　　陈永贵下台后，尤其是搬到木樨地的公寓楼上后，没有森严的警卫了，见人方便了，昔阳、大寨的亲友故旧，进京来都要来看他，使他更多地了解了下情，了解了民意。他那十二层楼上的房子就成了昔阳、大寨人进京的落脚站。凡是因公来京的，路费宿费可以报销的，就去住旅馆；因私的，或看病办事的，没有人给报住宿费，乡亲们也不大富裕，统统留在家里住下来。床不够好办，好在客厅里有公家配的地毯，毛茸茸的，比羊毛毡还舒服。来人也都不客气，就在地毯上打地铺睡了。那间客厅里，哪个月也得接待几批客人。除了安排住宿之外，乡亲进了家门，陈永贵便要陪着喝上几盅，席间他也向来人问问家乡的人和事。家乡人带来的消息，有的让他高兴，也有的让他叹惜，如有些老伙伴下世了，谁得了重病，等等。

　　来北京看病的人总爱来找他，希望他帮助联系一下好医院，找个好医生看看，拿些好药吃。老陈都热情接待，打电话联系医院医生。

　　他热情地帮助家乡来人，也寄托了他的思乡情怀。他一直思念着大寨，思念着乡亲们，也曾几次想回乡看看，可都没能成行。回去一趟只一夜火车就到了阳泉，再坐几十里汽车就到了大寨。可这趟路对于他也是很不容易走哩。回去了，有些人见不见？有些话说不说？反过来倒过去地考虑，最后还是咬咬牙算了，不回去了！

　　不回去的决心下了，可思念是无法丢掉的。一天早晨起来，陈永贵告诉老伴，说他做了个梦，梦着回大寨春耕下种去了。阳坡地怎么种，背阴地怎么种，忙活了一夜。陈永贵长叹一声：“白天没处动弹，黑夜叫我回村干活去了。”

　　除了看病之外，家乡人也有托陈永贵走后门办事的。能办的他尽量帮忙。有一次，一位昔阳铁厂的熟人求他给铁路方面的人说句话，要几节火车皮。陈永贵拨了一个电话，果然就要到了。老乡高高兴兴去办了手续，回来告诉陈永贵，说事办成了，挺顺当的，只要了二百块钱。

　　“二百块钱？”陈永贵问，“什么二百块钱？”

　　“好处费呀！”老乡看着陈永贵那一脸的疑惑，说：“这挺便宜哩！没有你的面子，按现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

　　“他收你这钱，怎么开发票？”陈永贵问。

　　“开甚发票哩！”老乡笑他少见多怪，说，“咱主动往人家兜里装呢，还要啥发票哩？”

　　陈永贵一听，脸色立时变了，喊道：“不行！他这是肥了私人。用公家的车皮，肥了自己，这事咱不能给他干！”说着他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人，车皮不要了。那位老乡急得直跺脚，求老陈别打电话，别退车皮，可陈永贵理也不理。把车皮退了之后，陈永贵仍然十分生气：“你们这事我不能给办。损了国家、肥了个人的事，我不干！”

　　大概就是这些事，使陈永贵了解了如今老百姓的难处，了解到有些部门和国家干部以权谋私。他切齿痛恨不走后门办不成事的不正之风！

　　我们与陈永贵在东郊农场待了大半天。他担任这个农场的顾问，每周只来一次，却很尽力。农场的干部说，老陈可帮了大忙了！他帮我们办了一些我们办不成的事，买到一些我们买不到的生产资料。全场上上下下都跟他挺熟，干部、职工都欢迎他、尊敬他。大伙都说，这是个好老汉！

　　傍黑时，我们离开农场往回赶。一路上老陈讲了许多他个人和其他几位工农中央委员的一些逸事。那天，他情绪很好，一直把我送到新华社大门前。我说，要不要进去坐坐？熟人们想你哩！他摆了摆手说，不了，不了！以后有空就到我这儿玩儿玩儿，说说话。别看我不识多少字，没看过多少书，可我经过的事多着哩！从办互助合作到办人民公社，从大队支部书记一直当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有几个？我经过的事多着哩，心里想的事多着哩！听我说说，对你们能没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