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来自人祸 解读2008之暴雪、风暴、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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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历史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天灾谴告和惩示的传说。

西方最著名的传说就是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的故事。耶和华看到人类的罪恶愈来愈大，终日所想的都是恶事，就很后悔造人，于是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后悔了。”才特降洪水惩罚世人。天灾不是上帝的目的，他并不是要毁灭人类。所以他明白告诉依旧相信上帝的诺亚，让诺亚打造方舟以躲避大洪水。诺亚相信。善良的诺亚还奔走呼号。悲哀的是，人们只相信自己的一生一世的经验以及自觉不自觉的狂妄，没有一个人相信诺亚，反而百般嘲笑他。诺亚善良的劝告没有能拯救任何一个人。

在中国有一个几乎相同的传说。远古时代，地藏菩萨下到人间，发现当时的人们几乎都不信佛了。就下决心寻找，找到一个信佛的人也要把他（她）度了。于是地藏菩萨就把自己演化成要饭的，来到一个村庄挨家挨户乞讨，寻找信佛的人。没有人肯给他一口饭吃，也没有一家再供佛。他走到了村口，发现一个老太太正在给佛上香，就走上前去讨饭。老太太为难地说：“就这一碗饭了，给你半碗吧，那半碗我还得给佛上供呢。”地藏菩萨一看老太太对佛如此虔诚，心地善良，临行时就指着一对石狮子对她说：“你什么时候看见这对狮子的眼睛红了，就是要发大水了，你就赶快往山上跑，保你平安。”善良的老人马上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村民们，结果全村的人没有一个相信她的，还讥笑她，辱骂她，说她是神经病，搞迷信，这石头的狮子，眼睛怎么会变红呢？决不可能！老人家不顾人们的冷嘲热讽，简直就是在恳求乡亲们相信她不是在骗大家……。老太太牢记这个要饭人的话，每天都要看一看这对石狮子的眼睛。一天，村里几个爱搞恶作剧的坏小子想了个坏主意：“咱们拿老太太开开涮，用红颜色把石狮子的眼睛染红了。”老太太一看石狮子的眼睛果然红了，焦急地冲村民们大喊：“快跑哇，要发大水了！”村民们一看老太太如此“歇斯底里”都笑弯了腰，乐得上气不接下气。老太太无可奈何地自己朝山上跑去。跑到山上回头一看，整个村庄一片汪洋，再也听不到村民们的狂笑。

象诺亚方舟和地藏菩萨这样的传说，不是古人杜撰出来的，往往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我们在这里从历史记录和考古发现中收集了一组史实来考察天灾谴告和惩示是如何发生的。

以史为鉴，历史上出现许多的天灾，直接同当政的暴行无道和人的道德行为相连。历史上人们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今天的人们不应该去重复历史的悲惨。

天灾伴随朝代的变迁

有的人会问，那为什么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灾难。这是有原因的。中国的古人根据阴阳五行演绎出了一套异象与人间罪恶关系的规律，并在许多史书中据此来记录天灾与人事。

“蝗者，在上贪苛之所致也”（蝗灾的出现是因为当权者的残暴造成的）

公元222年七月，冀州大蝗，人饥。案蔡邕说，“有了蝗虫，是因为皇帝与官员们都贪婪、残暴”（蝗者，在上贪苛之所致也）。当时，孙权归顺皇帝，皇帝却派兵围剿。

公元274年六月，出现了蝗灾。当时，荀、贾在朝中当权，残害忠臣。

公元310年五月，出现了大的蝗灾，许多地方草木和牛马的毛都被吃光了。当时，天下兵乱四起，当权者都无度地残害百姓。

公元318年六月，兰陵合乡出现蝗虫，为害庄稼。接着，东莞蝗虫遍布三百里，为害庄稼。七月，东海、彭城、下邳、临淮四郡蝗虫为害豆苗。八月，冀、青、徐三州的蝗虫把草都吃光。第二年，当时中州沦丧，天下乱象四起。

第二年五月，淮陵、临淮、淮南、安丰、庐江等五郡蝗虫吃秋麦。后来，徐州及扬州江西几个郡出现蝗虫，吴郡百姓饿死了许多。这一年，王敦占领荆州，十分残暴。

公元390年八月，兗州出现蝗虫。当时，慕容氏进逼河南，强行征兵，所以有了这场灾难。第二年五月，飞蝗从南方来，聚集在堂邑县，为害庄稼。当年春天，派到江州兵营的士兵有二千人，家属六七千，后全部死亡。边疆又不断征兵，所以有了这场灾难。

旱灾

政府的命令不符合民意，就治理不好国家。无论君臣，做了超出自己本分的事情，都是不应该的。用刑罚来强制，就会造成阴弱于阳，上天就会用过度的阳来惩罚。所以就会有旱灾。（上号令不顺人心，虚譁愦乱，则不能治海内。失在过差，故其咎僭差也。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阳也。）

公元255年，大旱，人民没有食物。当时吴国的皇帝到处征兵，民怨沸腾，士兵纷纷开小差。此亢阳自大，劳役失众之罚也。其役弥岁，故旱亦竟年。

公元266年，春夏两季都旱。当时吴国皇帝迁都武昌，劳民伤财，所以有这个报应。

公元290年2月，出现大旱。皇帝自十后前就重用奸臣。造成了忠臣被压制。所以就每年都有旱灾。

公元309年5月，大旱，襄平县梁水干竭，河、洛、江、汉都可以徒步走过。当时各地的诸侯多半为所欲为，残害百姓，所以有了这场灾难。

公元317年6月，扬州大旱。前一年的12月，一位大臣冤死，所以马上就有了旱灾。第二年六月又有旱灾。干宝早就说了“会大旱三年”，果然是这样。这是皇帝乱用刑罚，造成阳气过胜的灾难。

水灾

当政府不得人心，造成民怨沸腾的时候，就会使阴气超过了阳气，就会出现水灾。（“百姓愁怨，阴气盛，故大水也。”）

公元237年9月，冀、兗、徐、豫四州发大水，溺死民众，损毁财产。皇帝一即位，就淫乱无度，征集幼女，夺人妻室，造成民怨沸腾。

公元261年5月，吴国大雨绵绵。早先建浦里塘工程，费了无数功夫，民工或是逃跑或是被杀，百姓愁苦怨恨，阴气过盛造成的。

公元275年9月，徐州发大水。第2年7月癸亥，河南、魏郡大水，死了百余人。接着，荆州郡国发大水，四千余家百姓流离失所。前一年皇帝选择良家子女，亲自检阅。任何人敢有非议就以不敬罪论处，造成天下人都私下指责皇帝，所以阴气过盛。

公元371年6月，京城发大水，水深数尺。丹阳、晋陵、吴郡、吴兴、临海五郡又发大水，淹没了庄稼。两年前就打了败仗，去年又去征伐淮南，所以是民怨沸腾造成的。

公元393年6月，始兴、南康、庐陵发大水，水深五丈。第2年7月，荆徐发大水。下一年6月，荆徐又发大水。再一年五月，又发大水。当时政府十分腐败，民怨很大，所以有了这场大水。

地震

古人云：“地震，乃是五行失调的结果。天地之气，不能失调。如果阳气不能下降，阴气不能上升，就会发生地震。”当政府逆天理行事，天灾人祸就会降临，表现在人间，即阴阳平衡遭到了破坏，灾难接踵而来，比如地震，以警告世人。

公元237年六月，魏国京都发生地震。那年秋天，吴将围攻江夏，荆州刺史击退了围攻。不久，又发生叛乱。第二年，叛乱被平定。

公元239年正月，发生地震。当时，皇帝独断专行，不信任大臣，陷害好人，因此，天灾发生，这是专政的报应。

公元241年十一月，南安郡地震。242年七月，南安郡再次地震。十二月，魏郡地震。245年二月，南安郡地震。当时，大臣专政，把太后迁往永宁宫，太后与魏王相泣而别。接连几年的地震，足以证明是报应。

公元248年二月，江东地震。当时，吴王听信谗言，罢黜朱据，废除太子。

公元263年，蜀发生地震。当时宦官专权。当年冬天，蜀国灭亡。

公元269年四月，发生地震。当年冬天，发生叛乱。第二年，吴王率兵攻入涡口。271年六月，再次地震。

公元290年正月，发生地震。晋朝连续几代，各朝官员贪图利益，苟窃朝权。到了朝代末年，这种现象更为严重，因而地震频繁，晋朝气数已尽，不久终于灭亡。

公元291年十二月，京都地震。当年夏天，太后设计杀死了几个大臣。

公元294年二月，上谷、上庸、辽东地震。五月，蜀郡发生山崩；淮南寿春发生洪水，山崩地陷，毁坏了城府。八月，上谷发生地震和洪水，死了百余人。十月，京都地震。十一月，荥阳、襄城、汝阴、梁国、南阳都发生地震。十二月，京都又震。当时，太后乱朝，导致灾祸。汉朝太后摄政时，郡国也发生地震。

公元302年十月，发生地震，当时齐王专政。303年十二月，发生地震。当时，长沙王刈专政。

公元309年十月，荆、湘二州地震。当时司马越专政。

公元314年四月，发生地震。315年六月，长安又发生地震。当时皇帝年幼，小人篡权，四方兵乱不息。

公元345年六月，发生地震。当时，东晋皇帝年幼，母后听政，大臣专政，所以连年地震。346年十月，247年正月，九月，248年十月，发生了五次地震。

公元363年四月，扬州地震，湖泊满溢。364年二月，江陵地震。当时，桓温专政。

公元373元年十月，发生地震。第二年二月，再次地震。七月，凉州地震，山崩。当时，皇帝年幼，将相篡权。

公元377年闰三月，发生地震。五月，地震。

公元385年六月，地震。当时连年征兵役，劳民伤财。

公元389年二月，地震。八月，京都地震。十二月，地震。

公元391年六月，地震。十二月，地又震。当时，小人当权，天下怨恨不满。

公元392年正月，地震。二月，地震。

公元408年四月，地震。九月，地震。当时，东晋皇帝年幼，大臣篡权。

天灾灭亡暴政

经历了远古的大灾难，人类进入新一轮的文明时期。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天灾一朝代一朝代地增加。特别是到每个朝代的末期，往往是昏君当政，天灾突降；隨之天下刀兵四起，内忧外患齐至。

夏朝

夏朝末年，发生过3次大地震:

·“帝发七年陟，泰山震。”

·“帘癸十五年，夜，中星陨如雨；地震，伊、洛竭。”

·“帝癸三十年，瞿山崩。”(均见于竹书纪年)

帝发七年(约公元前1627—公元前1615)的那次地震，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有记录的地震。在位七年的夏王发，也在这一年死去。

接下来是夏王朝最后一个国王。他是中国古代有名的暴君。相传他原本是一个有才智又有勇力的人，他能一人生擒野牛和老虎，能折断钩索。但是性情很暴躁，又很残忍，动辄杀人。他酷好声色，又好喝酒。继位以后，不惜以残暴的手段来维持江河日下、众叛亲离的统治局面。

夏王朝有个太史，是掌记事兼天象、历法的宫。见皇帝暴虐，又贪乐纵欲不理朝政，多次向他进言，劝谏要爱惜民力，不能这样奢侈。皇帝不但不听，反而骂太史官多事。太史官眼看如此下去。不久便会亡国，于是就逃出投奔商汤。

夏王朝还有一个大夫，见太史官劝谏无效，就手捧“皇图”来见。“皇图”也称作“黄图”，是古代王朝绘制有帝王祖先们功绩的图，给后代帝王们看，以便效法祖先们治理国家。夏朝的“皇图”上绘有大禹治水等图象，大夫是要皇帝效法先王，像始祖大禹一样节俭爱民，以长久享国；若是像眼下这样挥霍无度，任意杀人，亡国的日子就不远了。这位末朝之君对这样的忠言不仅不听，反而将大夫杀害，并警告朝臣们说，今后再这样来进言，一律杀头。于是贤臣绝迹，劝谏消失，皇帝愈加骄横。

就在这种情形下，夏王朝星陨地震，河水断流。以致后世谈到夏末地震时说；“昔伊、洛竭而夏亡!”(《国语·周语上》)终于商汤顺乎天意而起，取代了夏朝。

西周的衰落

公元前858到公元前853年，西周的西北连续六年大旱。关于这场大旱灾，《诗经》描述道：“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民之无良，相怨一方。”

这场旱灾，由于时间持续太长，加上皇帝残暴，结果是饿殍载途，白骨盈野。

旱灾结束后，皇帝又进一步实行“专利”。所谓专利，就是专山林川泽之利，把原来公有的山林川泽霸占为己有，不许人民樵采渔猎。这一下造成了“下民胥怨，财力单竭，手足靡措”(《逸周书·芮良夫解》)，达到了“民不堪命”的地步。为压制人民的言论，历王从卫国请来巫师，企图借助巫术去侦察人们的窃窃私议。巫师顺从厉王的旨意，肆意指控国人“谤王”。一经卫巫指控的人便遭到杀戮。这样一来，人们都敢怒而不敢言，路上见面，以目示意。镐京城内，一片恐怖气氛。

当时，大臣召公见厉王如此倒行逆施，便屡屡向他进谏。一位大臣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把水堵上，一旦溃决，伤人更多……如果硬要堵住人民的嘴巴，不让说话，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皇帝根本听不进这些话，继续一意弧行。

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折磨下，“民之贪乱，宁为荼毒。(《诗·桑柔》)，民不堪命，都不顾一切盼望天下大乱，宁愿吃更大的苦头，不惜与暴君同归于尽。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公元前842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冲垮了厉王的残暴统治。也是西周王朝从此江河日下、摇摇欲堕。

西周的灭亡

公元前803年，西周又发生了大旱灾。这场旱灾，持续时间更为长久。大旱不仅使河流、池沼完全涸竭，而且森林、草木皆干枯而死。农田、庄园，都变成了一片荒野。没有粮食，连人畜饮水都发生了因难。于是，人们四出逃亡，可走到哪儿也没有活路。旱灾带来的是一派庶民逃亡，邑里空虚，村落萧条，田园荒芜的衰落景象。

这场旱灾，一直持续到末代皇帝上台继位之时。这位末朝之君，对国事不闻不问，只顾自己享乐。

一场更大的天灾－地震发生了。公元前780年，首都镐京发生大地震，泾水、渭水、洛水三川干涸。对于广大百姓来说，这场地震不啻是雪上加霜，日子愈加难熬了。但皇帝依然如故，不理政事。此后，西周还出现了一些异常气候和现象。《竹书纪年》载：“三年冬，大震电。四年夏六月，陨霜。”这里所记述的，实际上是一种冬暖夏寒的异常气候。冬暖则害虫多，夏寒则伤庄稼。

这些暖冬夏雪的异象都是对亡国之君的警告。然而，天不亡人，人自亡，那天也无奈。公元前771年，申候联合犬戎，攻下了西周首都镐京，杀死了皇帝，宣告了西周的灭亡。

被瘟疫灭亡的明朝

历史是重复的。每个朝代的末期，往往是昏君当政，天灾人祸频增，兵乱四起，内外交困。

明万历年间，政府的赋役越来越重。随之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最后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患者表现为肿项，传染性极强。

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

北京周围地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然能够回忆：“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大头瘟症”就是颈项肿大。

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县的记载相同。另外，来自各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这次爆发地点仍是山西。一条来自山西兴县的报告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是对鼠疫发病迅速，病死率高特点的描述。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顺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纪事》记载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同样，河北地区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治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了北京城。

崇祯时人刘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时说：“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当时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怎么能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

崇祯十六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上引同一份清代档案说：“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一片悲惨凄惶。奇怪的是，李自成的军队转战南北，文献中不见这些人死于瘟疫的记载。

河南北部也是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区，在汝州郏县、开封府的阳武、荥阳、通许、商水以及河南府、彰德府、归德府等地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如在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在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人口死亡也是相当惊人的。

据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应当更多。清兵顺利入主中原。乃是天意。

顺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次年，华北日趋风调雨顺，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也已熄灭。社会开始复苏，直到1661年迎来了康乾盛世。明亡清起，天意昭然若揭。

沙暴的谴告

丝绸之路曾经横跨欧亚大陆，辉煌上千年。丝绸之路是当时对中国与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实际上并不是只有一条路。第一条是沿著昆仑山北麓到达安息（今伊朗），直至印度洋，称为南道。第二条顺天山南侧行走，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中亚和波斯湾等地，称为北道。但西汉以后天山北路又增加了第三条丝路，通往地中海各国，称为北道，或新北道，原来的北道（即顺天山南侧行走的那一条）就改称为中道了。

我们只需将上述古城和古遗址标示在地图上，并用一条线将其联结起来，就可以显示出古丝绸之路大致走向和地理位置。事实是令人震惊的：丝绸南道及其联结的古城几乎全部都被深埋在沙漠腹地，只有波浪起伏的荒沙滚动在这些曾经辉煌无比的古城遗址上。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不信佛法人无善心

在塔里木盆地旅行，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周缘的绿洲──若羌、且末、民丰、于田、策勒、和田、皮山、莎车、麦盖提，一站站走去，无论你走到哪一个偏僻的角落，都可以听到民间流传的有关沙埋曷劳落迦古城的有滋有味的传说。1300多年前的唐玄奘听过；1OO多年前的欧洲探险家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听过；今天，塔里木的子孙也会讲给每个客人听。沙埋古城的确是一个具有超越时空魅力的故事，虽然经不知多少代人的口口相传和加工改编，因而出现了许多“版本”，但仍具有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最初记载的那种警示意味。

古代于阗（音田）国（今和田）的北方有一个安乐富足，但不相信佛法的城邦，名叫曷劳落迦。某日，街头突然出现一个装束奇特、相貌古怪的游方僧。曷劳落迦的国王得到禀报，居然下令说：任何人都可以对他掘沙扬土驱逐。于是游方僧不但化不到斋饭，反而到处遭受驱赶，只有一位礼敬佛像的忠厚长者表示关切，私下提供饮食。游方僧对长者说，由于本城居民扬沙驱赶我，将会受到灭顶之灾的惩罚。我走后，上天将会降下一场沙雨将曷劳落迦湮没，生灵灭绝。你必须及早离开。

仁慈的长者闻讯连忙四出报信，却无人相信，反遭讥笑污辱。长者见人们已经无可理喻，只好独自逃生。游方僧走后第七天的夜半时分，整座城市正在梦乡，突然，凶猛的的沙雨伴随着狂风从天而降，倾刻之间埋没了这个繁荣的城邦。从此，曷劳落迦变成沙山，永远沉睡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中。

迄今还没有发现曷劳落迦，有人认为是圆沙，是尼雅，或是丹丹乌里克。如果曷劳落迦不是其中的一个，按《大唐西域记》，圆沙，尼雅和丹丹乌里克都与曷劳落迦相距不远，曷劳落迦就是一个还没有发现的埋在沙漠的另一个古城。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曷劳落迦是丝绸之路上的又一个悲哀。

人心没有佛法来约束，人就会自私贪婪，道德沦丧。没有了善心，对来自善心的劝告反而讥笑污辱，即使这已经是最后的机缘。

丹丹乌里克拜邪灵

丹丹乌里克遗址范围南北长２．４公里，东西宽１．６公里，原为一片绿洲，有古河床由东南向西北延伸。建筑群落如星辰散布在两侧高地。绝大多数建筑被沙土掩埋，只露出上部的断柱、残墙，少数建筑仅剩地基与残柱。现存建筑包括１５个建筑群。这些建筑主要是佛寺、民居，有的附有畜圈、果园等。建筑水平高于尼雅遗址，不但规模大，而且木料切面规整平齐。现仍可见雕花替木、旋制花柱头、巨大房梁等，可知当时建筑宏丽。墙为编笆抹泥墙，房顶可能是平顶。遗址地面可见唐乾元重宝钱、无字无郭钱、剪轮五铢钱、龟兹小钱、石球、陶片、料珠、铜器残片、铁器残片、手推磨盘、木碗残片、石膏贴壁佛像和图案等。遗址中有枯死的桑树等人工栽培的树木，南部有渠道、农田遗迹，证明当时生态环境不错。遗址的时代无疑在唐代，其上限至晚也在南北朝。

当年斯坦因在该古遗址曾发现了两块重要木板画，一块画有一奇异的鼠头神，另一块画有传丝公主的画像，他印证了当年玄奘西行时的记载，此外他还掘得大量的汉文、于阗文、梵文和婆罗迷文文书以及古钱币等文物。

在有限的发现物品中，居然有鼠头神，可见丹丹乌里克背离了佛教，背离了佛的教诲。

一夜沙暴埋圆沙

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大致呈椭圆形，东西长约１０００公里，南北宽约４００公里。圆沙古城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南距于田县２００余公里处，坐标为东经８１°３１＇，北纬３８°５２＇。这个点恰好在沙漠中央。

迄今为止，塔克拉玛干中发现的所有古城，比如楼兰、尼雅、丹丹乌里克等，都在我国典籍中有着记载，且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典籍指引找到的。但沙漠中心的这座古城，却不见于任何史书。一切都湮没在流沙里。一座城不仅没有留下自己的历史，连个名字也没留下。圆沙之名是因为它的遗址到处是圆圆的沙堆而起的。

古城呈不规则的圆形，很像一只桃子，南北最大距离３３０米，东西最大距离２７０米，城周长约１公里。这种圆形古城一般多见于人类早期，此后都以方城为主。根据测定，古城距今约２１３５年，即最晚在汉代以前。

现在，圆沙古城残存城墙４７３米，高３－４米，城墙顶部宽也有３－４米。城墙以两排竖直的胡杨木夹以层层红柳枝当墙体骨架，中间充填泥土，墙外用胡杨枝、芦苇类淤泥、畜粪堆积成护坡。墙的拐角处有一些直角的“土坯”。这并不是真正的土坯，因为它不是经过人工和泥模拓制的，而是将河道中的淤泥切割成块，直接砌到残墙上的。这种圆形古城比较少见，考古学认为这种古城一般见于人类早期，此后都以方城为主。

残存的城有东、南两门，城门关闭，长长的门栓扔在门后，也许，城中居民弃城离开时，他们还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重返故园。

城中散布数量很多的动物骨骼，羊、骆驼量较多，其次为牛、马、驴、狗，还有少量的猪、鹿、兔、鱼、鸟骨等，说明畜牧渔猪在该城经济生活中都有重要地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骆驼，它只能作为驮载工具，用于沙漠中的长途运输。骆驼骨数量多，只能说明这里与外界有着广泛联系，并极可能用于商业目的。

圆沙古城的居民究竟是什么模样呢？发现的２０多座古墓葬，大都因风吹沙走暴露于地面，葬具、人骨已朽酥，个别保存较好的还可以约略看出圆沙人的一些特徵。

他们内穿粗、细毛布衣，上皮衣，有的还有帽饰和腰带。毛布分平纹和斜纹，织有几何形图案，有的色泽鲜艳如新。头发是棕色的。男的头发绕成发辫，有的还饰以假发。高鼻深目，不属黄皮肤的蒙古人种，应为白皮肤的欧罗巴人种。考古学家发掘到一个带柄铜镜，这种铜镜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独有的。

圆沙古城中没有发现西汉以后的文物，与测定的年代相对照，这座古城应该在西汉以后便废弃了。根据史籍记载的西域三十六国的位置，圆沙当在弥国管辖范围。《汉书西域传》说：“弥国……户三千三百四十，口二万四十，胜兵三千五百四十人……南与渠勒（今于田县南）、东北与龟兹（今库车）、西北与姑墨（今阿克苏），西通于阗（今和田县）三百九十里……”

至今考古学家尚未找到弥国的王城，也无法确认其疆域和文化遗存。圆沙古城或许就是弥国故址？但圆沙古城既没有发现丝绸等汉文化的典型物品，也不见当时流行于塔里木盆地的卢文简牍，更没有楼兰、尼雅等沙漠古城非常普遍的佛教遗迹。

在圆沙古城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许多神秘的圆洞。尤以城南的圆洞最为密集，数量最多，有大约１６个。大大小小的袋状圆洞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沙漠上，黑洞洞地朝向天空，像一双双深陷的眼睛，似乎有一定意义。

这样一座颇见规模的城池，是如何消失在流沙之中，再也看不到炊烟升起，再也听不到人声喧嚣的？

尽管考古学家们在城中发掘到了一些铜镞，但却没有找到更多的与战争有关的杀伐痕迹。

前面已提到的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讲述过一个失踪在沙漠之中的曷劳落迦城的故事。该城的居民由于不敬神招致神怒，神降下７天７夜的风暴毁灭了这座城，从此，无论谁企图接近这里，都会“猛风暴发，烟云四合，道路迷失”。不管圆沙是不是曷劳落迦城，考古表明那里不信佛，而它的消失由于“风暴”袭击。

灾难突然降临尼雅

尼雅河是塔里木盆地里的一条河流，它的位置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中部，起源于昆仑山，自南向北流入大沙漠。在出山口地势平缓的地方，河水在那里形成了一片冲积绿洲。自然环境的优越使这里成为一个人类生活的中心，维语里称作“尼雅巴扎”（“尼雅河上的集市”），民国35年取五谷丰登、百姓乐业之意设为民丰县。尼雅遗址就位于民丰县城以北直线距离100公里茫茫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遗址距现今最近的居民点直线距离20余公里。

尼雅遗址属汉代西域的“精绝国”，是汉代西域36国中地处塔里木盆地南缘中部的一个小国。是丝绸之路南道交通上一处必经之地，与楼兰同样重要曾经繁华富丽的古城。到三国时期便悄然无声了。它成了神秘的古废墟。它的繁荣和它的毁灭连同它的绝无仅有的名字─精绝─都在这大漠废墟中长眠了。

尼雅文化曾很繁荣。遗址出土的卢文文书，从内部向人们展示了精绝这个西域古国的历史风貌。在尼雅，人们同时看到了西亚的玻璃器皿、希腊风格的艺术品、印度的棉织物、黄河流域的锦绢、漆器、铜镜、纸片等，又证实了尼雅是丝绸之路古道上重要的国际经济文化交汇点。尼雅是古中国、古希腊、古印度和古波斯这四大古代文明在地球上的一个罕见的交汇点。

尼雅也是一个政治中心，“伟大的国王”（卢文书的惯用语）住在那里，他领导着一个复杂的官僚体系。政府被分成中央和地方两种，中央的职官由“吉查依查”、“卡拉”（有人意译作“元老”和“太侯”）等组成，其中有些是王室成员；地方政府由raja或raya（意译作“州”）及其下属的“阿瓦纳”（avana，有人意译作“村”或“县”这两个相差悬殊的汉语概念）组成，在“阿瓦纳”之下又有几级更低的行政管理机构（“村”、“百户”、“十户”），除在这些行政组织之外，甚至还有一种类似分封的土地政治制度存在的迹象，“卢文书一再地提到了“领地”和“庄园”的概念，有些则直称为“王妃之领地”等等。法律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但它主要是与财产权及其转让有关。国王的谕令大部份与法律事务有关，他同时也是国家的最高法官，可能也是立法者之一。契约、公证和判书比比皆是。这一套有关法律的制度，那个时代和那样一种绿洲社会里是适宜的和有效的。

已经发现的各种迹象表明，精绝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大难降临而匆匆逃亡的。

尼雅废墟在尼雅河古道两岸长10公里宽5公里，依稀可辨有60处古迹。有民宅、果林、羊圈、羊粪。废墟北端有高达6米多的佛塔，塔基呈方型，土与芦苇夯成的这座塔。

被埋没的房屋是精绝国大难来临时的真实写照。房墙由红柳及芦苇编织而成，内外两层敷泥。大的宅院有10多间房子，过道、大厅、居室、厨房、畜厩仍可大概分辨出来。

它的房门敞开着，房屋被沙漠淹埋了一半。残骨横陈。有尸骨也有兽骨，还有完整的骷髅，眼睛像黑洞……还有干尸，那是不到20岁的一个少女，干尸上尚留着丝绸残片、装铜镜的小袋、木梳及耳环，“五殊钱”汉字方孔古币。还有一台被岁月撕碎的纺车的散片，支架上还挂着一团未织完的丝线……

精绝人匆匆逃亡的更有力的证据是尼雅河尽头的那片遗址，出土的一个小档案室藏着保存完好的文书契约，考古证明官员们是在匆促间离开这里的，而且此去没再回来。

精绝人在逃避什么？战争？瘟疫？沙暴？

古楼兰葬身沙漠

在新疆天山以南，横亘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东，有一处已干涸的湖泊洼地，被称为罗布泊洼地，面积10万多平方公里。从卫星像片上看，罗布泊是一圈一圈的盐壳组成的荒漠！然而历史上罗布泊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一页，这里曾活跃着一个人口众多、商贾云集的繁华名城──楼兰。如今，昔日的繁荣只在人们的梦想之中了！

罗布泊又名罗布淖尔，蒙古语意为“多水汇入之湖”。这里地势低洼，曾是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聚水中心，同时接纳众多河流，如东部的疏勒河，西部的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等。先秦《山海经》称之为“幼泽”，一世纪时的《汉书》描述它“广褒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

历史上，沿罗布泊北岸和孔雀河故道是最早开辟的“丝绸之路”，后来罗布泊南岸又有“丝路南道”开通，商贾不绝，人烟稠密，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融会。著名的楼兰古城就位于罗布泊西北岸。

历史文献中，楼兰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楼兰、姑师邑有城郭，盐泽。”楼兰“出玉，多茵苇、怪柳、胡杨、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囊驼。”但公元4世纪之后就再无记载了。1224年，马可波罗经过此地时，这里已成了神出鬼没般的漠漠黄沙。

在清乾隆时期(18世纪中)绘制完成的“嘉峪关到安吉延等处道理图”标示着“鲁普脑儿”(罗布淖尔)，古城遗址在那时可能已被发现。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于1901年发现后，引起世人关注。经过近百年对楼兰古城的发掘研究，楼兰昔日的繁华部分地为人们所知：有一条从西北流向东南的古水道穿城而过，城内街道分明。城正中是带有梦幻般景致的官署，官署房是土坯墙，高大的门柱、朱漆的栋梁，显露着当年的豪华；南部是居民区，有的宅院有正房、厢房，屋后还有果园。古城东有一座高大的佛塔，五里外有一座佛寺；城东北的土堆是汉代驿站的遗址；城西北与西南有成片的胡杨林。楼兰遗址周围有不少墓地，发现有大量来自黄河流域的丝绸织锦，也有西亚风格的毛布。在楼兰城内还发现了大量汉文木简、汉代钱币、罗马风格的玻璃器皿等。

那么，楼兰为何魔法般地从繁华的城邦湮没到沙漠里而成为神秘的死城呢？学者们的看法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罗布泊自然北移说。据考古学家所获木简文书推断，古楼兰城气候湿润、植物繁茂。汉魏时期的罗布泊就在古楼兰遗址附近，当时北面的孔雀河与南部的车尔臣河都汇入塔里木河，然后经库鲁克河，在楼兰古城北注入罗布泊，罗布泊湖水孕育了楼兰城的文明；后来由于罗布泊北移，楼兰城水源枯竭，树木枯死，当年兴旺的城市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居民们弃城别走，寻找新的水源，楼兰古城也随之逐渐毁灭了。罗布泊在历史上的变迁是楼兰失踪的重要原因，这一猜测已为大多数学者肯定。

那么，罗布泊又为什么会不断迁移呢？中外学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斯文赫定认为，罗布泊迁移的原因是由于塔里木河流水和风携带大量泥沙沉积湖中，湖底逐渐淤高，终于使塔里木河无法流入而只好改道他流。于是旧的罗布泊就干涸了，新的罗布泊得以形成，而新的罗布泊仍免不了遭同样的厄运。苏联的穆尔扎也夫则把罗布泊的移动归结为塔里木河的改道，由于塔里木河与孔雀河所汇集的水来自昆仑山、帕米尔、天山山脉，夏季冰雪融化，河流流速加快，它的水流在土质易被冲刷的谷地上奔流，常常冲出一条新的河床，改道他向，造成另一个新的湖泊，而旧的罗布泊因得不到水就渐渐干涸了。苏联的西尼林又从新构造运动来解释罗布泊的迁移，由于塔里木盆地基岩各地块问的构造运动表现不均衡的结果，因而影响到水在河床与湖泊中的重新分配，有时孔雀河与塔里木河沿伊列克河向南注入南罗布泊，有时则向东经库鲁克注入北罗布泊，因为塔里木河下游河道经常改变，湖泊也随之南北迁移了。

二是人为环境破坏说。这一说法主要来自中国学者，他们认为人为的因素与社会环境的影响是楼兰衰亡以至湮没的重要的原因，罗布泊水只是在人的控制、指挥下，才改变了它的进程。

他们的理由是，罗布泊是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湖水不可能移到别处去。钻井分析，湖盆沉积物、孢粉说明，这里3000年来一直有水停积，湖泊的沉积作用从未中断。湖盆周围的湖堤，盐壳坚硬如铁，不惧风蚀。湖水确因注入径流之变化，水量有过盈亏，但却未曾越出最外层的湖堤。30年代，人们可以荡舟进入罗布泊，50年代，还可见湖水荡漾。只是人工在来水方向上建起了“大西海子”水库后，美国卫星1972年的照片才揭示：罗布淖尔湖走完了它最后的一程，已经化作为一个干涸的湖盆。

他们发现楼兰荒原的一件卢文木简，楼兰人写有规定“绝不能砍伐小树”，“严禁砍伐活树，砍伐者罚马一匹”。因而认为当时人们对林木大规模的破坏，导致彻底毁灭自身生存的基础。同时人口增加，过境商业繁荣，对楼兰沙漠田的农业生产，增加了不小的负担。这些都是人为的因素决定了楼兰古城的毁灭。

人与自然本是融为一体的，自然为人所成所住。自然需要人的善心呵护。从中国学者的发现，人为的因素决定了楼兰古城的毁灭应该可以肯定。然而，楼兰人既然认识到砍伐的祸害，应该也能想到可以种树植草加以保护。按照中国学者的解释，也许楼兰人做得太晚了。不过，这里需要提醒的是用随机论观点来看待“太晚”，可能会掩盖背后必然的原因。当人们对自然掠夺的贪婪之心膨胀，呵护自然的善心溟灭，“太晚”也就必然了。

楼兰古城的消失之因，还可以有新说。楼兰古城曾经辉煌过，但毁灭了。象历史上许多辉煌的城市一样，毁于弹指间。有两点需要指出，在消失之前，楼兰生活奢侈，人种杂混，文化混乱。最终的消失受到前所未有的大风沙袭击，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声如厉鬼，一座城池在混浊模糊中就轰然而散了。

流沙无情淹没统万

在我国陕北、内蒙交界的塞北地区，流沙滚滚，2万多平方公里的毛乌素沙漠横亘在长城之北。沙海之中埋没了一座古城，若干城楼和墙基露出沙面，远望如水泥楼群。残城抗击风沙逾千年，不甘愿覆没，好象在呼喊：“我要出来，我要出来！”

这座废城名叫统万，土名白城子。位于毛乌素沙漠的南缘、无定河支流红柳河的北岸，在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境内，紧靠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审旗。它南距靖边县城50公里，东距横山县城30公里，东北距榆林县城120公里。城以白土夯筑，极其坚固，内城完整无缺，外城遗存墙基，钟楼、鼓楼的基础历历在目，城址西北5公里24米高的敌楼最为显眼。

原来的统万城有内、外城的建筑，城墙外围还有35座敌楼拱卫。内城东西492米，南北527米，总面积26万平方米；城墙高10米，四角都有墩楼（最高30余米）。外城更为高大，城基厚近30米，高约18米；南门名朝宋，西门名服凉，东门名招魏，北门名平朔，均设瓮城。筑城的自上都经过蒸熟，筑成后以铁锥刺土检验质量。内城王宫的宫墙也用熟蒸土夯成，坚可磨刀斧。宫内楼台馆舍相连，殿阁宏伟，雕梁画柱，极尽豪侈，不亚于中原都城。参加筑城者10余万人，因“筑城不力”被惨杀者数千人。凡铁锥刺城，入墙一寸者，即属夯筑不合格，杀筑者；凡刺不进去，即属有意包庇，杀刺者。这座固若金汤的都城，是在如此残酷的虐杀下建造起来的。

统万城兴起于史称“西晋十六国大乱”的时代。那时群雄割据，黄河以北各少数民族贵族集团拥兵为王，匈奴右贤王胁后裔赫连勃勃崛起于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称臣于后秦，公元407年自称大夏天王。他领兵南掠，来到一片水草肥美的地方，真是“临广泽而带清流”（《太平御览》记载），大喜，发十万众筑城。公元413年（东晋义熙九年）城成，取名“统万”，意为“君临天下一统万邦”，立国号为“夏”，以统万为都。赫连勃勃坐在王宫里，听着“庶民子来，不日而成”的颂歌，踌躇满志，做着一统中原的美梦。

公元418年，东晋所属的长安城内哄，赫连勃勃的机会到了，纵大军入城，杀晋军无数，将人头垒成叫做髑髅台的坟堆。赫在长安称皇帝，仍以统万为都。425年，赫连勃勃死，子赫连昌继位。427年，北魏太武帝取长安，夺统万。统万被魏降格为不如一个县的“统万镇”，结束了显赫的国都历史。夏国丧失都城和后方基地，残部流窜甘肃，与北魏、西秦连年战争。431年终被魏属国吐谷浑击灭于河西。西夏从称王到覆灭，前后不过24年。

野心勃勃的西夏，绝不会在沙荒上建设宏大的都城。取得统万的北魏，也不会忽视此城的战略价值。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统万升为夏州（后为化政郡）治所。起码是到了隋唐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后，由于战争和乱垦滥伐，塞北草原才急剧沙化。唐诗有云“眼见风来沙旋转，终年不省草生时”；“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便是当时的写照。

五代十国到宋初，塞北是残酷的战场，杨家将即屯兵于此。统万城已处于沙漠包围之中，虽属州郡之治，但已岌岌可危。宋淳化五年（994年），朝廷以“深在沙漠”，常为少数民族“聚反中心”为名，将统万居民迁入塞内，捣毁城池。统万遂成废墟。十一世纪初，历史好象重演了，北方又崛起一个与六百年前同名的“西夏国”，据灵武（今宁夏境内）为都，与东方的辽、南方的宋相抗衡。这个强悍的拓跋氏部落建立夏国后，驰骋塞北，重建统万城，驻以重兵。元朝统一中国后，统万城永远被废弃，因其“飞沙为堆，高及城堞”，再也不能利用了。

明、清时代，塞外继续屯兵，塞内无地农民纷纷出关垦植，残余草原遭到彻底破坏，沿长城之外形成60多公里宽的沙漠。统万城之所以埋于沙下，一点也不使人感到突然了。

“毛乌素”，蒙语是“不好的水”。但它并不是没有水，其常年平均降水量仍在250～400多毫米之间，足资草木的生长。从地理学角度来看，自然形成沙漠的条件并不充分。显然，人为的因素起了作用。本来地面有草皮、灌丛的保护，风起扬不动沙。一旦表皮剥掉，结构疏松的砂岩和页岩裸露，迅速风化，碎为微粒，大风一起，使扬起蒙蒙沙雾了。日积月累即成沙丘沙海。毛乌素沙漠，就是人类一千多年的横加干涉，破坏了生态平衡制造出来的一个“人造荒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