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阳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难：中国无法战胜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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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朝阳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难：中国无法战胜美国

培云博客

要市场经济，但不要市场社会

曾经看过一个苏联笑话：甲问“为什么苏联没有两党制？”乙答“因为我们养不起。”这个回答虽是笑料，却也十分耐人寻味。其一，苏联时期的党政的确耗费了这个国家大量的财政；其二，回答者对市场政治不了解。事实上，只要政治进入市场，各方比拼的是物美价廉的公共服务，而最受益的也是作为政治消费者存在的纳税人。

在《重新发现社会》中，我谈到当下中国“要市场经济，也要市场政治”，算是对市场的彻底鼓吹了。我赞美市场，当然是指真市场，而非假市场。只要竞争是充分的，又有法治的支持，购买者可以选择，有用脚投票的权利，我相信市场不仅会带来价廉物美的产品，而且会带来美德。像三鹿那样的“毒厂”，注定会被淘汰；有瑕疵的产品，也会像现在的一些汽车厂商的通行做法一样被召回。市场政治同样如此。且不说西方国家的政治选举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市场原则，选民从不同的政策销售商那里选取政治产品及服务团队；即便是今日中国，人们去环境各异的省市去投资、生活，能够自由迁徙，这也是市场政治的萌芽。

然而，我并不认为这个社会可以将一切交给市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市场社会。法国前总理若斯潘有句名言：“要市场经济，但不要市场社会”。如果基于“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公民社会”这个三分法，当然，我同样可以补充一句----“要政治国家，但不要政治社会”。无论是不要市场社会，还是不要政治社会，其背后的逻辑是相通的，即尽管社会既需要市场经济增加活力，又需要政治国家提供秩序，但是市场经济与政治国家都不能反噬其主，吞没社会与个人。否则，市场经济与政治国家都会失去本真的意义。

事实上，无论以“国家与社会”二分法，还是“国家、经济与社会”三分法，都绕不开一个最为本质的区别，也就是从属性上看，社会（包含组成它的个人）所具有的是主体属性，而国家与经济则是工具属性。无论国家怎样更迭，经济怎样消长，社会终究是在那里----“国破山河在”。历史亦无数次证明，一切政治、经济，无论曾经取得怎样的成就，若非为社会所用，最终都会走向衰微与速朽。

为什么拒绝政治社会和市场社会？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如果社会唯政治或市场马首是瞻，社会将会失去自己的底线，成为国家与市场的附庸。最理性的是，社会在成立国家、赋予经济活力之后，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这一主体属性。国家也罢，市场也罢，二者都不能动摇人的底线。

在现代社会，有些逻辑是不言自明的。比如，众人之所以成立国家，是为了保卫每个人的自由与安全，而不是为了让它来占领整个社会；也是这个原因，为了使组织起来的公权力不摧毁其他社会性或者政治性组织，在国家成立之初，会有一些约束性条款。政治底线也是社会底线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维护这种市场政治。既然是契约政治，市场政治注定不能强买强卖，而且是可以终结的。任何合同都是有期限的。即便是永久性合同，人们也可以通过毁约来终结其有效期，以重订新的契约。

与此同时，一个真正推崇市场经济的人，他也应该知道市场经济是有底线的经济。你可以成立一个劳务输出公司，但绝不可以贩卖人口和人体器官。事实上，人们之所以需要政府，正是为了让它能够在社会的要求下守卫社会的底线；之所以坚持市场经济首先是法治经济，也在于使国民的经济交往与社会生活遵循一定的法则。如果都交给市场，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这些不能让渡的服务，恰恰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最不乐见的是，政府收取了大量税费，却将应尽之义务推给并不存在的市场。从这方面说，市场社会的形成，与其说来自市场的扭曲，不如说是来自国家。

波兰尼无疑是市场社会的有力批判者。半个多世纪以前，几乎是在哈耶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的同时，他推出了《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波兰尼所谓的“大转型”指的是“自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ed market)一旦形成，它将通过改变人类基本的生存与生活方式，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进程，按照自己逻辑来改造世界，打破所有传统的“共同体”界限。这点并不难理解，就像革命的逻辑会吞噬革命者（甚至包括工业革命都驱逐了大量产业工人）。其结果是，市场吞并社会，进入一个所谓的“市场社会”，以至于原本只在经济领域进行调节的价格机制开始通行于整个社会。而这尤其体现在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三种本来不是商品的东西上面。当人成为商品，人便从亲属、街坊这样的社会关系中被剥离出来；当土地成为商品，便有了人和土地的分离，甚至出现流离失所的贫民，此外货币成为商品，使生产组织的商业运行产生了巨大的风险。

虽然我对上述部分细节存疑，但波兰尼对市场的警惕不无道理。而波兰尼也坦承，伴随着“自由市场”这种“大转型”的所向披靡，同时也出现了“社会保护运动”。在根本上是来自社会内部的各个团体与阶级不自觉地联合起来对抗这种危机。正是拜赐于这种“双向运动”，近半个世纪以来，即使是奉行市场原则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社会化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欣欣向荣，恐怕首先要归因于劳资关系的改善，社会底线的筑就。波兰尼时代的美国黑人还在为废除种族隔离而奋斗，而现在美国人却选出了一个黑人总统。只要社会有足够的空间与权利，它既会修正政治国家，也会修正市场经济。

面对针对市场的种种批评，你又不得不承认有一种“时空倒错”之感，因为今日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而市场社会的出现，更是因为社会被抛弃使然。这尤其体现在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参与和频繁失职两方面。过度参与，政府唯利是图，便有了房价在土地财政的推动下猛涨；频繁失职，企业唯利是图，便有了毒奶粉事件以及大量未销毁毒奶粉“复出”的局面。权力与市场的合谋，或相安无事、各取所好，置社会公序良俗于不顾，其所酿造的败局莫过于此：政治国家不能提供正义与秩序，市场经济不再追求信用与美德，公民社会同时面临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危机。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一个论坛上，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难，指出“勤奋的儒家精神+不完全的市场经济VS个人主义精神+公平的完备的市场经济，答案是肯定的，中国无法战胜美国！”既然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在无时无刻不在妨碍竞争，那么“中国唯一应该做的事情，是矢志不渝地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

在这里，最让我有感触的不是张朝阳的这番话----因为这些话几近常识----而是张朝阳因此在网上网下收获了无以数计的掌声。这的确是个常识稀缺的年代，夸大市场的危险，有时候无异于对一个吃不饱的人大谈肥胖症的坏处。肥胖症有它的危险，但不是粮食造成的。这个时代虽然不再骨瘦如柴，但当务之急仍在于找到足够多的粮食，我是说，远离了三聚氢胺的那种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