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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摘要：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论继续保持了高速发展的态势，在网民数量持续攀升、权利意识不断提高、热点话题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微博客等新兴网络平台发展迅猛，网络“意见领袖”发生分化，改变着传统的社会舆论格局。“网络问政”大潮初涌，政府和企业对网络舆论的应对和引导仍处于不断探索之中，经验、教训并存。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一个舆论超强磁场。截至2010年6月30日，中国的网民达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1.8％，继续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某个突发事件在网上刚一曝光，即可迅速引爆全国舆论，把地区性、局部性和带有某种偶然性的问题，变成全民“围观”的公共话题，甚至变成需要中央政府出手干预的公共事件。很多突发事件只要涉及官员、警察、城管、司法、央企、富人、下岗工人、小商贩、农民工、房价、物价等敏感因素，很容易引发铺天盖地的舆论声浪。在这种形势下，追踪研究网络舆情，有利于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和“痛点”，找到官民对话和互动的桥梁，找到为社会“活血化瘀”的疗法。
一、年度20件网络热点事件
近一年来，由于媒体报道和互联网的议论经常受到抑制，舆论似乎没有2009年“欺实马”事件、邓玉娇事件、“钓鱼执法”事件的力度大。但根据五大网络社区和新浪微博客的统计，一年来围绕热点事件的发帖数量依然有较大增长。
由于纳入了微博客，为了便于比较，此次统计的帖子包括了主帖和跟帖。在20大热点事件中，帖子超过5万条的热点事件有13项，其中发帖超过10万条的事件有7项，超过100万条的有2项（见表1）。这些热点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体现了中国网民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
二、年度网络热点事件领域分布
1. 讲述小康生活的苦乐，草根民众相互取暖
互联网正在成为老百姓的“自媒体”（We Media），普通网友从传播媒介的“旁观者”转变为“当事人”，通过博客、微博客、BBS、音视频等自主发声的网络平台，讲述各自的生活经历和心理感受。
带有市民消费色彩的上海世博会，借助新媒体的广泛应用，成为平民的网络狂欢。新浪网博客中有关“世博”的博文达87万篇。在百度视频搜索中，相关视频总量达19万个，而SOSO相关视频搜索多达67万个。网民甚至捧热一个另类的世博游客形象“小月月”，她举止粗俗却自我张扬，其娱乐性超过先前的一些网络名人，无论是否炒作，都属于网民对当今世俗生活情态的审视和调侃。
浙江宁波一个落魄街头的流浪汉，被摄影爱好者拍照传到网上，“忧郁眼神秒杀网友”，被戏称为“犀利哥”。网民“恶搞”出很多“犀利哥”嵌入好莱坞大片和歌星演唱会的PS图片。在网络亢奋背后，是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在互联网的撮合下，“犀利哥”与闻讯赶来的亲人相认，回到了离散11年的老家。
北京两名流浪歌手光着脊梁翻唱歌曲《春天里》的视频，引出“史上最干净的跟帖”，没有网上常见的愤世嫉俗和相互攻击，只有深深的感动。农村网友想起进城后满腹的委屈无处诉说，漂泊多年依然居无定所，生活在别人的城市，只有那未知的明天。而城市网友感叹：“他们辛勤地劳作，赚点微薄的工资；每个月的某一天都会到邮局排队，寄钱给家人，给小孩买文具、买衣服，养家糊口。自己在工地受伤也不敢告诉家人，真的很伟大！”湖南省委书记向大学生村官推荐这首《春天里》，要求他们“接地气”，感受社会底层“对梦想执著追求的生命力”。
网民在网上相濡以沫，相互取暖。天涯社区出了一个时光倒流的幻想帖《我要回到1997年了，真是舍不得你们》，寥寥数语，竟然引出3.1万条跟帖，277.3万人次访问，逝去的亲情、友情、事业特别是低价购房机会，让无数人“泪奔”。
2. 反映基层官民关系，在不满中寄予期待
2010年10月16日晚，河北大学校园内发生了一起车祸，肇事者李启铭系醉酒驾车，撞死撞伤各一名女生后逃逸，被拦下后嚣张地宣称“我爸是李刚”。李刚是事发地河北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长。只因这一句话，点燃了网民积郁的心火。猫扑网发起“我爸是李刚”造句大赛，应者云集，一周内涌现出36万条造句，唐诗、宋词、流行歌曲乃至广告语，无一不被网友们改成“李刚版”。此事终于成为与2009年邓玉娇案相类似的群体泄愤事件。
2010年3月福建南平市发生的屠童惨案，迅速波及南平官场。南平市委书记在医院慰问受伤儿童时，一名中年妇女下跪喊冤而被工作人员架开带走，女书记表情淡定，引起网友不满。很快，一篇题为《福建公选出史上最年轻的县长——市委书记的儿子》的帖文在网上流传开来，推测共青团福州市委副书记27岁就被选为副处级干部，或与其母亲的背景有关。如果不是长期以来基层官民之间的隔阂和对峙情绪在发酵，网民不可能把对凶杀案的怒火忽然抛向官场，转向质疑官场的纯净。
对官民关系杀伤力最大的，是拆迁暴力和征地补偿问题，由于公权力过于强势，这类事件多发生流血冲突。过去的一年中，在四川，自唐福珍自焚后，又有峨眉山村民集体自焚。在河南，同样为征地问题，睢县乡长拘留农民，新郑市的镇党委副书记拘留农妇。在江苏，东海县拆迁户父子自焚，宿迁拆迁户杀人。在河北，邢台铲车碾压拆迁户。在广西，北海市白虎头村委会主任带队，村民集体抵抗政府低价强征土地。在辽宁，抚顺少年为征地问题杀死截访者；庄河市千名村民因征地补偿和村干部涉嫌腐败问题，到市政府大楼前集体下跪，请求市长接见。这类问题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已经成为官民关系的一个滴血的伤口，在一些地方甚至危及基层政府的执政合法性。而庄河市千名村民集体下跪，则很微妙地表露了人们对于政府的某种信任，期待政府能为他们主持公道。
3. 农民工新生代权利意识觉醒，同时亟须心理救助
在近一年的网络舆论中，劳资问题上升为官民矛盾之后占第二位经常引发冲突的焦点。与2009年通化钢铁公司原国企员工打死民营资本总经理不同，2010年的劳资纠纷和劳工权益事件的主体是农民工，准确地说，是“80后”和“90后”的“农二代”，他们比父辈有更强的权益保护意识。以他们为主体，2010年在沿海一些外资企业发起罢工，让媒体和网络惊呼中国廉价劳动力、低人权保障的经济模式面临拐点。
2010年连续发生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后，自发组织的“网友观察团”，潜入富士康做社会调查。有人抨击企业无良，但更多网民意识到，就员工薪酬和劳动强度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尽管时有员工自杀，仍有更多的农村青年在富士康门口排队希望被录用。网上一些“意见领袖”分析，富士康的悲剧更多源自农民工进城后的尴尬处境：工业化流水线上的“高密度生存”，割断了农村的亲缘，又看不到在城市安家的可能性，陷入“身份认同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亟须心理救助。
4. 社会不公状况加剧，草根暴力表达蔓延
目前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社会分配不公和机会不均等，网民对此有痛切的感受，就像最近网上流行的一个段子说的那样：“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俩一起出门，你买‘苹果4代’，我买4袋苹果。”网民对此最容易提出质疑。例如，山东新泰市被提拔的几名副局长和法院副院长，被质疑为凭借其特殊的干部家庭背景；温州市龙湾区被曝光曾经专场招录“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子女”。
在过去一年中急剧恶化的高房价，产生了最大的社会不公。一方面，是少数官员和富人占有多套住房，而普通民众面临的是北京“胶囊公寓”、深圳“箱居”、上海征婚帐篷、郑州“地下标间”，大学毕业生逃离北（京）、上（海）、广（州）等。房价重创新生代对人生、对社会的信心。另一方面，中产阶层的被剥夺感，在过去一年也变得严重。
2010年，福建南平等地发生多起袭童案，暴力犯罪恶性蔓延，引起全社会的极大震惊。在人民网舆情频道的“在线访谈”中，有学者警告说，要防止“强势集团欺压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滑向边缘群体，边缘群体中的绝望者可能沦为暴力群体”。温家宝在接受凤凰卫视访问时表示：频频发生的杀童案，说明中国社会存在深层次矛盾，而且日趋尖锐化；社会矛盾的深化和不公平问题的存在，是导致事件发生的根源。这一谈话在网民中产生强烈共鸣。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四大商业门户网站不约而同地将其在首页头条挂了整整24小时。
5. 社会公信力下降，公民表达权、舆论监督成舆论敏感点
在一些突发事件中，由于一些地方政府试图封堵新闻和舆论，或曲意辩解，往往会进一步激怒公众，使事态更加严重。南京市发生丙烯管道泄漏爆燃事故后，有官员在现场质问电视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哪个让你直播的？”当天，网友发布有关内容的微博近3000条，微博评论与转载15万条。很多网友把自己的QQ和MSN签名档改成了“哪个让你直播的”或“哪个让你上网的”。“直播门”的后果，就是公众对政府发布的死亡人数不信任，让政府为澄清流言、稳定人心付出了更大的心力。山西王家岭煤矿救援中，8天8夜后奇迹般地救出了115人。但对于井下实际被困人数到底是多少，获救者是否都来自井下，网上的小声嘀咕始终没有停歇。山西官方声称“尊重绝大多数遇难人员家属的意见”，对遇难人员名单不再公布，更让网民怀疑可能另有隐情。
某些企业也企图玩弄政治手段，隐瞒真相。紫金矿业污染汀江后，紫金矿业证券部总经理辩解说，未及时公布事故信息，是考虑到“维稳为重”，担心引起当地民众的恐慌。金浩茶油被发现致癌物超标，湖南省质监部门负责人辩称，选择不公开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这样的诡辩应对，又激起了民众对官商勾结的不满。
专家公信力低落，也值得忧思。在山西等地发生的地震恐慌中，地震局专家一再被公众当做调侃对象。此外，宣称能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的张悟本，自称能“辟谷”潜水的李道长，从公众追捧到四面楚歌，来得快去得也快。“打工皇帝”唐骏的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学历存疑引起连锁反应，百余位公众人物紧急修改网上的个人简历，上市公司甚至发布公告调低董事会成员的学位。
6. 不同地区的网络舆论具有不同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网络舆论的发达，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成正比。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越快，社会分工越是发达，利益群体越是分化，社会各阶层就越有可能借助大众传媒，特别是互联网，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在过去一年中，沿海地区成为网络舆论热土。尤其是，涉及广东的网络舆论高居各省之首，其中负面的新闻也不少，比如广州“咆哮哥”。但广东是全国经济增长最强劲和社会开放度最高的地区，也是“网络问政”做得最好的地区之一。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亲自给做批评报道的记者撑腰；广东警方开通微博客，“阿Sir”上网与网民及时沟通；广州市政府网上晒账本；深圳率先制定限制“裸官”的干部政策；东莞放弃给记者发放“专用采访证”的企图，改口表示“不会制定实施有违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审稿制度”。自上而下的宽松氛围，使民众有地方说话，政府学会倾听，“公民社会”得到发育成长。例如，番禺业主抵制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集体散步”和缓收场，业主上了街但没有闹事，政府也没有抓人，宣布“暂缓”该项目后将与居民“共同寻找相对合适的垃圾处理方式”。
但是，如果社会管理和执政理念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即使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负面舆论也会大量发生。近年来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部一些省份如湖北、河南、山西经常爆出一些惊动全国的突发事件。中部6省中，有4省进入突发事件多发省份前10名。中部地区的社会矛盾凸显，青年就业难，官民矛盾，警民矛盾，城管与商贩的矛盾，经常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湖北石首市一个普通厨师的坠楼，导致数万人上街要求调查发布真相；荆州英勇救人的大学生牺牲，却成为皮包打捞公司“挟尸要价”的筹码；河南栾川大桥垮塌死伤惨重，县委、县政府向上级市委、市政府发道歉信，却偏偏忽视了几十具冰冷的尸体和几十个破碎的家庭；山西的高温疫苗、地震恐慌，乃至矿难救援，一再暴露出政府公信力的低迷。这些基层乱象，提示中部地区在经济大踏步前进的同时，政府公共治理的理念和技巧还严重滞后，并因此成为网络舆论关注的热点地区。
三、各种网络媒介的舆论强度分析
网络媒体在2010年发展迅猛的同时，各种载体的力量对比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1. 微博客改变网络舆论载体格局
微博客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客户端即时发布消息，每条140字左右，现场记录，晒晒心情。2008年以Twitter为代表的微博客在国内逐渐兴起，其便捷、快速和病毒般的传播力使许多人都迷上了这个小工具，“饭否”、“叽歪”和“做啥”等国内微博客站点也陆续出现。2009年7月，新浪网旗下的微博客测试版上线，依靠其惯用的名人路线迅速聚集了很多名人安营扎寨，截至2010年10月底粉丝数超过百万的微博已达63个，并吸引了大量普通网友“围观”加入，逐渐成为国内影响力最大的微博。2010年9月，新浪发布《中国微博元年市场白皮书》，其数据显示，2010年3~6月，国内微博市场月覆盖人数从5452.1万人增长到10307万人，月度有效浏览时间从761.07万小时增长到3035.69万小时。
随着微博影响力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社会名人和突发事件当事人开始使用微博，微博话题也从日常琐事转向社会事件，逐渐发展成为介入公共事务的新媒体，成为网络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改变了传统网络舆论格局的力量对比。传统媒体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源。微博客成为网民收发信息的首选载体之一，其涉及领域已渗透到网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在重大事件、防灾救灾，还是公民权益、社会救助等各个领域，微博客都成为重要的信息发布载体之一，往往也对事件的发展起到重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网友通过新浪微博发出“超级急”的信息，告知首都机场一号航站楼北线货运站征集救灾物资，号召网友将灾区急需的物品送达。4月18~21日，由社会热心人士联系的海航包机连续4天运输网友捐赠的赈灾物资，总量超过20吨。在上海世博会上，微博也成了广大网民记录美好瞬间的主要工具之一。
微博客带来的更大社会震动，在于实现了对突发事件的“现场直播”，通过手机等无线终端，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信息发布者。在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微博客的作用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先是《凤凰周刊》某记者在微博上发出“机场女厕门连续直播”，报道自焚者家属钟家姐妹欲赴京上访时，在南昌机场被地方干部堵截在女卫生间长达40多分钟的经历，使得自焚事件向一个万众瞩目的公共事件突进。进而，钟家小妹钟如九自己开通微博，直播事情的后续进展。9月26日晚，钟如九更新微博，发出母亲自焚后病危的消息，被转发1.3万次。经过网民信息接力，28日钟母转往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治疗。
微博客网友以每个人都承担一份责任的方式，成为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微动力”。可以说，一种可观的微博政治在中国业已形成。微博客是突发新闻的出色载体，言论表达的开放平台，参政议政的良好工具，也是政府阳光执政不可缺少的通道。
2. 网络社群发展迅猛
社会的变迁与生活的需要，使人们结为各种各样的社群。在全球化时代的媒介环境中，由于人际交往的需要、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传播的草根性，力量更强大、话语更有效的“网络社群”开始出现。中国的网络社群，以QQ群和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s）社交网站为主要形式。与开放式的网络舆论载体不同，网络社群是由部分具有相关性（如同学、同事、朋友等）的网民构建的相对封闭的交流空间。绝大部分网络社群在不加入其中的情况下无法观看内容，因此具备了一定的保密性。
在网络社群中，成员之间的关系往往以现实社会中的关系为基础，真实度很高，因此，比较容易实现实名制。在Web 2.0的大背景下，如果要建设一种不需管理员的言论网站，网络社群应该是最为接近理想的载体。网络社群大都具备了传统博客的功能，成员除了可以发表自己的文字、图片、视频外，还可以了解群内朋友的动向并展开交流，从事娱乐活动。
据公开数据，在中国，目前QQ群已经超过5000万个，开心网的注册用户数已经达到8000万个，人人网（原校内网）更是达到了1.2亿个。这样庞大的用户群不仅为相互联络提供了便利，也为公共信息传播提供了一条新的通道。目前，人民网、新华网和许多知名传统媒体都在社群网站中开设了自己的账户，用以传播新闻信息，网民之间自发传达信息的数量更是非常庞大。虽然目前国内社交网站的主要作用是娱乐与交友，较少介入社会公共事务，但考虑到社群成员在组织上相对紧密的优势，所以，在未来的突发事件中，网络社群很可能成为继微博客之后又一种影响力极强的传播工具。
3. 论坛、博客爆料功能弱化，新闻跟帖数量减少
网络论坛、博客、新闻跟帖是三种最强大的传统网络舆论载体。2009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了77件当年热点事件，发现其中有18件来自于天涯社区、新浪博客、百度帖吧等论坛、博客。
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在微博客、网络社群等新载体的“夹击”下，论坛、博客的活跃程度有所减弱。在2010年，网民爆料的首选媒体变成了微博客，论坛、博客在事件曝光方面的功能明显弱化，很多知名网友的主要活动阵地也转往微博。部分热点事件虽然初次曝光的平台是论坛、博客，但舆论发酵的主要舞台随后就转到了微博上。这一方面是微博客在信息传播中的优势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当下论坛、博客管理日趋严格和拘谨有关。
当然，论坛和博客适合于深度阐述观点、剖析问题，在未来社会热点事件中仍会拥有特殊的生命力，尤其是适合所谓“意见领袖”挥洒才华。此外，论坛人气最旺盛的天涯社区于2010年11月10日凌晨推出了微博客，可见网络论坛也在想方设法开辟多种言论载体。
4. “全民造词运动”推动“词媒体”登上舞台
“词媒体”是指将词作为传递信息的载体，将特定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超浓缩，发布到网上或传统媒体中，以便于口口相传。现代社会大量资讯，信息过载，为了锁定自己所需的信息，人们经常要使用“关键词”进行信息检索。由于关键词的更新换代频率屡屡被刷新，“标题党”更是将关键词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于是产生了“热词”、“锐词”，迅速普及到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图书等领域。如2010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江苏给力“文化强省”》，使用了锐词“给力”，引起网民极大兴趣。在这个知识爆炸时代，各种平面与网络媒体都有可能成为“词媒体”，但互联网无疑是新锐词汇的大本营。 “全民造词运动”在网络上蔚然成风。
“互动百科”网站发布的2010年9月十大网络热词是足“囚”协会、方舟子、蜱虫、直通中南海、捉奸门、个性假期表、裸捐、鲁迅大撤退、盗梦空间、女厕攻防战。10月十大网络热词是千年极寒、十全十美婚、小月月、羊羔体、重金属香烟、功夫男篮、阶梯电价、蒙牛陷害门、炫父、泡菜危机。几乎每一个热词背后都有一段鲜活的故事，通过网友的群体智慧，精辟地揭示当下社会形态和一代人的欢喜悲哀。一些招惹民怨的突发事件虽然遭遇到一时的压制，但网民通过造词“三个俯卧撑”、“躲猫猫”、“欺实马”、“我爸是李刚”等调侃八卦的新词，记录了草根的愤怒。每一热词背后，都记录了一次追寻真相的不懈努力，见证了社会良知的健康力量。
5. 传统媒体与网络的呼应更加紧密
在网络海量信息爆炸般增长的年代，传统媒体明显地感觉到在信息量和传播速度上的劣势，以及受众的流失。在网络上寻找素材，跟进采访，追踪报道和评论，成为传统媒体，特别是都市类报刊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只能成为互联网的尾巴。职业记者强大的采访报道实力，在网络爆料之外挖掘出新的事实，加上媒体评论的影响力和品牌的公信力，使得传统媒体的介入在突发事件的演进过程中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
体制内传统媒体，包括各级党报、电视台，关注和回应网络舆论，可以表达政府改进公共管理的诚意，对突发事件的解决经常能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2010年体制内传统传媒，从总体上不如2009年在杭州“欺实马”、上海钓鱼执法和成都唐福珍自焚等事件中表现的那样大义凛然，在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袭童案、安元鼎等事件中失语，但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比如《人民日报》的“人民时评”，抨击杭州警察给发廊女家属写信而侵犯人权，让很多网民感到意外和感动。在宜黄拆迁事件中，面对“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每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等似是而非的观点，《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时评”《来自宜黄的“强拆论”值得警惕》，指出“与某些地方所看重的工程项目、城市面貌相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正当权益的维护更为重要”，正本清源，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好评。
四、网民价值取向和网络生态的新变化
1. 互联网成为网民的“吁天权”
如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新闻传媒本来就责无旁贷。一年来，《中国经济时报》、《财经》杂志、《南方都市报》等传统媒体在山西疫苗、北京安元鼎截访公司等报道中都有过不错的表现，但从总体来说，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似有弱化倾向。在这个背景下，只有基于开放平台的互联网，成为老百姓最便捷的表达利益诉求和赢取公众支持的通道。
江西宜黄的拆迁自焚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家三口面临政府强拆愤而自焚，并没能讨回公道。如果不是自焚者家属钟如九姐妹上访遇阻的情况在微博客上现场直播，引发舆论强烈关注，可能就不会有宜黄县委书记、县长被双双问责。微博客的诉说，网民的“围观”，比自残更能震慑某些地方政府。面对一些基层政府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胡作非为，或者不作为，当事人上网爆料和网民上网表达与声援，属于一种良心拒绝和温和反抗，是理应受到宽容和尊重的“抵抗权”，甚至可以称作“吁天权”。当然，这样的“抵抗权”应在法律的框架内，以理性的精神行使。
2. 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凸显和立场分化
在一些突发事件中，网民习惯于打开网络“意见领袖”的博客，或追逐其微博客上的只言片语，从他们那里寻找诚恳的解读、深刻的剖析、犀利的批判。
“意见领袖”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作家、学者、艺术家，他们以深厚的文化功底观察和描绘社会，像现代艺术家艾未未简直把互联网作为行为艺术的一部分。第二类是传统媒体记者、编辑、评论员，他们在互联网上找到了短、平、快和无障碍地报道新闻、尖锐评说时事的方式，比在他们从业的媒体更具活力。这两类网友可归于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范畴。第三类是其他行业的业余观察家和自由撰稿人。他们差不多也是某个行业的专家，事业有成，只不过不属于传统的文化圈。这类网友中还有一个数量不多但很活跃的群体，就是维权律师。第四类是自由职业者，甚至无业游民。他们无恒产而有恒心，关心公益，同情弱者，疾恶如仇，勇于表达，也不惮在网下付诸行动——此时他们更像社会活动家。在福州三网民案中，到庭审现场外表达关注和抗议的近千名网友，多半属于这一类。这类网友的气质离知识分子很远，但在公共事务关怀这一点上与知识分子遥相呼应。
随着近年来社会矛盾有所加剧，“意见领袖”的价值立场发生明显分化。一部分人对社会的渐进发展失去耐心，趋于激进；另一部分人依然坚定地选择了体制内改革的立场。有趣的是在2010年，网民中的“左翼”和“右翼”均发生双向流动。如何团结和借重其中理性的声音，抑制其中非理性的声音，孤立打击极少数真正的敌对分子，发展“网络统一战线”？如何摒弃网上“极左”和“极右”的思潮，恪守渐进而不激进的立场，凝聚“意见领袖”推进改革的基本共识？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付出更为诚挚和细腻的努力。
3. 商业利益渗透互联网
一些网民抱怨网上一些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的“网评员”频繁发帖，“稀释”了网络民意。其实，网上高倍“稀释”甚至伪造民意的，主要来自商业公关公司。他们的舆论运作技巧和推动力比“网评员”强大得多。
在网络时代，负面效应的炒作极易流行，也就是“以丑为美”，大爆隐私，迎合民众猎奇心理，从而达到出名的目的。2006年前，以芙蓉姐姐为代表的网络红人，幕后推手都是一种个人作坊式的经验模式，大多数商家并没有从中看到市场前景。最近几年，网络营销和网络公关从个体作坊式向公司化跃进。这个新近出现的“行业”既没有自律，也缺乏公共监管，表现出严重的“唯利益主义”现象，甚至为了赢利不惜制造大量低俗、恶俗的事件或话题，打法律和道德的擦边球。
网络营销和网络公关具备一定的隐秘性。它们在论坛中渗透自身的力量，通过收买热门论坛版主、管理员，让网络推手的帖子在众多帖文中脱颖而出，然后吸引传统媒体的报道。有些传统媒体在开设《网眼》一类栏目报道网络热点事件时，经常为网络推手甚至网络打手“背书”。传统媒体报道之后，网友进一步“确认”事件的真实性，于是扩大了事件的传播范围。需要指出，除了网络营销和网络公关公司，有一批网络打手只是在无意识中自发形成一股力量，因为网上失实、煽动性的描述正好迎合了网民一触即发的极端情绪。例如，最近发生的农夫果园砒霜门事件、霸王洗发水致癌事件、章光101事件等，都被指出疑似竞争对手在幕后操控网络打手实施的恶性攻击，对各企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也给消费者和公众造成了恐惧感和心理混乱。网络打手这一群体影响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也让企业道德底线下降，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商家如果忽视了网络打手这个群体，缺少必要的预警机制，很可能陷入飞来横祸似的商业危机之中。
此外，为了消除在网络上的不良影响和负面形象，很多企业和官员面对负面信息的第一反应便是“删除”。因此，一些以网络删帖为营生的网络危机公关公司应运而生且大行其道。在广西韩峰“日记门”事件中，据检察机关调查，韩峰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香艳日记，曾向某商人索取现金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删帖竟能提供商业机会，揭示出网络论坛管理规范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4. “网权”概念问世，虚拟空间权益同样受到关注
在现实社会中，网民以网络为主要平台维护其各项政治和社会权益的现象早已经为我们所熟悉。然而，2010年以来，网民维护其在网络虚拟世界中的“网络用户权利”的概念也被提起，并逐渐深入人心。维护“网络用户权利”，即“网权”。有学者在其微博上将“网权”总结为：用户有使用或停用任何网络应用的权利；用户有安全使用网络应用的权利；用户有以社群组织维权的权利；用户有作为网络公民（Netizenship）被尊重的权利；用户有利用网络应用声张自我的权利。
2010年，中国互联网中两家有影响的企业——腾讯和奇虎360之间出现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软件纷争。起初，网民多以旁观心态看待此事，但是，11月3日晚，腾讯通过全国IM弹窗形式，向网友宣布其刚刚做出的“艰难决定”：在360公司停止对QQ进行外挂侵犯和恶意诋毁之前，腾讯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这一强迫用户进行“二选一”的决定，迅速把众多网民由观众转变为利益相关方，网民们对两款应用广泛的软件去留难以取舍，同时也悲愤难当。网民纷纷用“一个艰难的决定”造句，表达对“两个绑匪”绑架几亿网民、绑架公共生活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强烈不满。网民维护“网权”的努力最终取得了成效，次日，在有关部门的干预下，腾讯和奇虎360的争端逐渐降温。
五、“网络问政”的进与退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周年大会上，郑重提出“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温家宝总理在新华网与网友交流时明确提出“网络问政”的概念。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都在持续探索通过互联网有效听取民意、汇集民智、排解民怨的方法和途径。可以说，“网络问政”开辟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更好交流的全新平台。
1. 各级政府倾听民意，鼓励上网，减少上访
在中央层面，网络民意受到高度重视。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再次与网友在线交流，就房地产市场调控、医疗体制改革、社会财富分配等问题回答网友提问，网民通过新华网“发展论坛”发出的帖子就超过了10万条。8月13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法制网与网友在线交流，透露中央政法委机关每个月向他报告一次网民意见和建议。
公安部已经11次集中回复人民网网友留言，教育部、卫生部、国资委、审计署等部门也都先后回复了网友反映的问题。在湖南省人代会上，时任省长的周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网络民意提升到院士专家同等重要的地位。
江苏睢宁的“网络问政”力度很大。县委书记王天琦在“西祠胡同”实名注册亮相，网友也踊跃跟帖发帖，对整顿官风、城区道路建设、铁路问题、平抑房价等与县委书记展开探讨。全县各个单位均明确一名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兼任网络发言人，同时设有一名网络联络员，及时掌握网络信息，在48小时之内回复网民们提出的问题。2008年10月后被问责的108名干部中，78人与“网络问政”有关。2009年睢宁县进京、去省、到市上访总量同比批数下降32％，人次下降41％。这些举措有效缓解了民怨，减少了上访，推动了和谐社会的建设。
2. 制度化办理网民留言成为“时尚”
网民留言板这一形态在2010年继续快速发展。曾在2009年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得到各地党政机关的积极回应。据统计，截至目前已经有44位省委书记、省长和超过170位地市级一把手对“留言板”中的网友留言做出公开回复，涉及全国28个省区市，促成各地大量实际问题的及时解决，有力化解了社会矛盾。在这一经验的鼓舞下，人民网“部委领导留言板”、“知名企业留言板”、“代表委员留言板”、“公安局长留言板”等板块相继开通。2010年9月“直通中南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构留言板”也正式推出，在海内外媒体和网友中引发强烈反响。截至9月19日下午4点，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的留言超过39760条，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的留言超过41802条。
此外，地方“网络问政”平台也发展迅猛。广东的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在2009年7月升级改版，建成了地方第一个系统化的“网络问政平台”，“捎话汪书记”、“有话问黄省长”等常设板块吸引了大批网民留言，网民给汪洋书记的留言超过了7万条。天津政务网和北方网共同创办的网络互动平台“政民零距离”栏目，推行“件件有回复、件件能落实”，让网民倍感亲切。被誉为“最务实也最有个性的官方网站”的成都市新都区“香城新都网”问政平台，以个性化回复，一改政府“刻板形象”，受到追捧。宁夏石嘴山市开设了“石嘴山人民议政网”，政府在网站上公开评议信访问题，公布信访事件的处理过程、处理结果，市长的批件也清晰可见。
为了规范留言办理程序，避免随意性，制度化办理网民留言也已经成为了各地推进“网络问政”的一种“时尚”。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山西、安徽、河南、广东、天津等15省区市以“文件”的形式，建立起回复办理包括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在内的网民留言的固定工作机制，明确了办理机构和流程。此外，吉林省委办公厅组建了网友留言督办处，云南、天津等信访部门组建了网络信访处，山西、河北等地还专门成立了社情民意办公室。广东珠海香洲区启动网络政民互动平台后，要求对网民发帖4小时内初步回应，5个工作日内正式回复，体现了政府运转的高效率。
3. 运用新兴网络互动载体，提高互动速度
“网络问政”的重要特征是与网民的互动，积极运用新兴手段强化互动，也就成为推动“网络问政”走向实效的重要环节。
网络发言人制度2009年开始在部分地区试水后，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江苏南京市委宣传部在“中国南京网”开设了“网络发言人论坛”，90名网络发言人均由所在地区、单位的班子成员或中层领导担任。他们将适时发布本地区、本单位的政务信息，24小时之内受理网友建议、意见、咨询等网帖，并在获得部门相应负责人答复后及时回帖给网民。
政府微博客上线也是加强官民互动的一个重要步骤。继云南省政府新闻办、湖南桃源县政府率先开设政府微博之后，公安系统微博在2010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10年2月，广东开设我国首批公安微博群，3个月内广东公安微博共发布信息近万条，粉丝总数逾10万人，评论总数超过3万条。此后，河北公安微博群、济南公安微博群等相继浮出水面。8月1日，北京公安正式开通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后，20天内访问量突破210万人次，“粉丝”近5万人。目前，新浪微博中带有“公安”标签的已达244家。
4. 争取政府的话语权，鼓励体制内“意见领袖”
积极利用网络空间发布消息、澄清事实，越来越得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重视。在2010年9月江西上饶县一起拆迁冲突中，当地政府主动将冲突现场的大量图片、视频资料和一些证明文档在网上公开发布。虽然拆迁户和政府至今依然各执一词，但这对长期以来政府、拆迁户之间的纠纷解决提供了新路径。
网上民间“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日增给宣传部门带来了一个新的课题：能否在体制内涌现一大批有号召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意见领袖”？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等努力利用网络空间接近网民，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叶皓和副部长曹劲松在“政府新闻学”和“政府网络传播”上的研究、探索，都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国务院新闻办处长侯召迅以活跃博主身份发表的《在联合国会议上“收玉米”》，现身说法讲解中国网民的社会参与和言论自由度，也令人耳目一新。今天需要体制内“意见领袖”响应民意，情系民瘼，给网民讲解政府公共治理的全部复杂性，促进官民沟通，呼唤官场的党性、良知和改革冲动。党的文宣工作要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不能只有封堵权没有话语权，把网上话语权拱手让给民间“意见领袖”，而且坐视网上的激进情绪愈演愈烈，却依然只剩封堵信息一招包打天下。
5. 重视本地网络社区（BBS）与“在地政治”
本地BBS长期以来处于一个尴尬的发展境地，很多地方的本地BBS受到当地管理部门过于严格的限制。然而，网络是没有地界、国界的，限制网民在本地BBS的正常表达，会把网民赶到全国性的BBS如天涯社区，甚至海外BBS，会使地方性的事件变成全国网民关注的话题，掀起更大的舆论风潮，使当地形象受到更大损害。而且，不允许网民在本地BBS上与政府对话，政府就会失去随时了解民意的机会，使某些潜在社会矛盾发酵和扩大，无益于地方的真正和谐稳定。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在2010年5月提出，本地BBS是疏导民意的最短路径，呼吁各级地方党政机构重视本地BBS建设，关注“在地议题”，争取就地解决网民诉求。江苏常州市长期重视本地论坛建设，市长在“化龙巷”与网友对话，环保局局长对发帖要求自己引咎辞职的网友设奖悬赏，被赞为“齐王讽邹忌纳谏”的新篇。上海搜房网实行“双版主制”，让专职管理员和居委会干部同时担任本小区论坛的版主，居委会搬到网上办公，及时了解和解决业主网友提出的诉求，探索了基层社区组织结合网络论坛进行社区管理的新模式。安徽芜湖利用当地论坛“市民心声”沟通民意，河南洛阳在当地网民中间推选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都是利用地方BBS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增强官民粘合力的有益尝试。
六、政府对互联网管理的价值尺度
1. 多元舆论空间的网络管理
中国的网络舆论空间多元化格局已经初步形成。较为保守的“乌有之乡”，自由知识分子集中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凯迪社区”，年轻人喜欢的“中华网社区”等网站，在各自用户中都已经形成较为一致的价值观，虽然各网站之间时有观念冲撞，大致也能和平共处。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历史教师袁腾飞风靡网络，被称为“史上最牛历史教师”，因其对中国近现代史一些问题的见解引发尖锐争议，甚至出现了聚众到袁腾飞图书的销售点闹场的行为，但最终却也“相安无事”。这体现了互联网的多元化、包容性观念已为管理者认同。
互联网作为现阶段中国“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本身承载着中国各种社会情绪宣泄“窗口”的作用，保持这种合理、适度的多元性，无疑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和谐稳定，也让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保有活力。
2. 保持信息自由流动和开放透明仍为上策
2010年5月，中断互联网10个月之久的新疆逐渐恢复了互联网业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在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说：“现在自治区形势趋稳向好，新疆正处于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历史时期……需要网民贡献出自己的才智。”
新疆2009年“七五”恐怖事件后，如此长时间、大范围中断互联网服务，在中外互联网史上罕见。在边疆反恐等重大斗争中，这种临时性断网的举措实属迫不得已。但对于内地广大地区而言，在处置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的突发事件过程中，还是应该保持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信息自由流动和开放透明，这往往是平息事态有效的上策。
能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互联网管理需从政法思维主导，转向意识形态思维主导。遇到突发事件和敏感话题，网上言论汹涌澎湃，政法思维关注的是社会当下的稳定，倾向于采取强制措施，封堵不良信息乃至所有负面议论，强行消除网上的杂音；而意识形态思维强调官民互动，占据舆论的主导权，用信息开放对付似是而非的流言和不负责任的谣言，用过细的思想工作来说服民众。单纯地封堵信息是容易做到的，网民和公众也可以暂时沉默，但在其内心深处，突发事件会留下深刻的划痕，留下对社会不公的愤恨，对政府的怨怼。
我们主张，网络管理需要“软硬兼施”，在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的同时，更要仔细了解网民声音背后社会矛盾的真实构成，把握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促进各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官民之间的良性沟通和顺畅互动，小心翼翼维护社会公正。如何从旗帜鲜明地反对什么，到同时学会倾听，学会回应甚至学会道歉，学会主动设置议题和转移议题，这些都是互联网时代对执政能力的新挑战。
3. 规范网络管理的主体和执法标准
现阶段，由于基层管理存在很多问题，社会矛盾众多，网络言论经常显得十分尖锐，这确实给网络管理带来了难度。新闻跟帖“实名制”、BBS话题过滤、限制部分网友的发言，现阶段的这些管理手段试图消解舆论热点于萌芽之中，一方面有利于引导网民理性建言，但另一方面，有时也构成对公众表达权的限制，影响了网络舆论秩序。而网络管理部门对这个尺度的把握缺乏明确的标准，有时显得进退失据。
事实上，网络舆论在发展过程中，自身就带有一定的修复功能，对于非理性和偏激的言论，网民会自发在跟帖或回复中表达不同观点，网络舆论最终往往都会走向平衡。删帖并不是最好，更不是最有效的网络舆论应对方法。而现在一些地方政府的“跨省删帖”，比2009年河南灵宝王帅案的“跨省抓捕”危害更大。跨省抓捕侵犯的是网民个体的权利，跨省删帖是地方公权力恶性扩张的标志。删帖保护的往往是一些不良官员，其对民主法治的破坏非常严重。
总之，网络舆论的高速发展和网络管理规范化建设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已经显现。对于互联网舆论这一新生事物，如何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制定和落实科学的管理规范，避免网络管理受制于管理者个人的文化视野、价值观念、智力水平，乃至于瞬间情绪状态？如何规范网络管理的主体和执法标准，如何区分网民的正当舆论监督和恶意诽谤，如何管理日益泛滥的网络推手、甚至网络打手，如何约束“删帖”中存在的诸多乱象，都是目前网民呼声日高、管理部门迫切需要反思和解决的问题。
七、2011年网络舆情展望
1. 微博客将成为网络舆论的主要载体
预计在2011年，微博客的巨大作用将继续体现在对公共事件走势的深刻影响上。随着微博客用户数量的持续增长，如果这种舆论载体能解决其合法身份的问题（目前中国内地所有微博客均为测试版），无疑将在未来的网络舆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政府管理部门对于是否允许微博客的发展，以及给予多大言论空间，还在观望和思考。
2. 网络炒作和网络公关将产业化
由于网络媒体的舆论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制造舆论影响力的成本越来越低，同时又属于法律的模糊地带，对网络打手的行为难以施加惩罚，所以网络炒作和网络公关将更加自觉化、规模化和产业化。对于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来说，在市场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博弈规则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也要警惕利益相关方仅仅出于经济动机，以网络打手的形式对政府和官员实施恶意中伤。
3. 门户网站影响力迅速消退
在大众麦克风时代，网民获取信息的方式多样化，门户网站传统的“编辑-发布-阅读”的模式，难以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虽然门户网站的新闻内容仍然是网民获取新闻最重要的方式，但舆论影响力将越来越小，在舆论引导上更是难有作为。换句话说就是：新闻获取在门户网站，展开讨论在互动社区。
4. 专业网站时事化，小众网站政治化
一些原本专业性很强的小众网站，也开始关注时事政治。如当年周正龙华南虎照事件，摄影小众网站“色影无忌”率先对陕西地方政府提出强烈质疑。豆瓣网本是以书评和影评为主的站点，但网友开始以时政话题建立讨论组。在一些娱乐、游戏类网站中，年轻网友激动声讨BT网站关停、韩寒《独唱团》出版不顺，以犀利影评见长的“时光网”被整顿。在“魔兽世界”等游戏论坛中，网游爱好者们在讨论游戏之余不忘议论政府文化管理政策的得失。对于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围绕游戏审批权“打架”，有玩家制作了著名的网络视频《网瘾战争》，对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导致“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大加挞伐。
（原载于2011年《社会蓝皮书》，作者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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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19 15: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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