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历史

wangjia

朗日伦赞统一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以后，在悉补野部的首邑琼瓦达孜之外在拉萨河流域建立了一个统治中心，以管理新征服的地区，所以藏文史料说他的儿子松赞干布就出生在拉萨河上游的墨竹工卡的亚伦札对宫（巴桑旺堆《我对〈松赞干布年谱〉的质疑》，《西藏研究》1985年第1期）。按松赞干布十三岁继位的说法，则朗日伦赞在统一诸小邦之后至少还在位十多年。在这期间，他的主要活动显然是镇压各地残存的反抗势力，继续对苏毗、象雄等小邦进行统一战争，同时还要协调属下新旧贵族大臣之间的关系，解决他们之间因权势的分配产生的矛盾，加强赞普王室的地位，巩固新建立的王朝的统治。《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他在这一时期曾派兵镇压达布地区的反叛，最后朗日伦赞被谋叛者进毒害死，都说明当时为巩固新政权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松赞干布的出生年代还没有定论，多数学者认为他是公元617年出生（可能比这要早一些），629年继位为赞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说他继位之初，“父王所属民庶心怀怨望，母后所属民庶公开叛离”，在内部不稳的情况下，象雄、苏毗、达布、工布等新附的小邦也公开反叛。松赞干布虽然是十三岁就亲政，但是他立即采取坚决措施镇压各种反叛势力，“对进毒为首者诸人等断然尽行斩灭，令其绝嗣。其后，叛离之民庶复归辖治之下。”松赞干布为巩固新建立的吐蕃王朝，采取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措施，在西藏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他被后人公认为吐蕃王朝的创建者。
　　松赞干布的业绩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创制了通行至今的藏文和制定法律。按照藏族先民社会发展的程度，还在小邦林立的时期就已经有了使用文字的需要，很可能有一些地区使用过某几种不太完备的文字。松赞干布继位后不久就派遣吞米桑布扎等贵族子弟到印度去学习文字学，回来后创制了采用拼音的藏文，并且立即使用在吐蕃王朝的行政管理上。松赞干布以极大的热情推行藏文，使得西藏的古代文明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松赞干布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以保证王室和贵族的统治地位，规范社会各个阶级的行为准则，镇压属民的反抗。赞普之下设大论一人（后期增加到多人）、副大论一人，协助赞普掌管军国大事，又设内大论一人，副内大论一人，掌管内政，设司法大臣掌管纠察和司法。他还规定各级官员的品级、职权，以瑟瑟、金、银、铜、铁制作的章饰（告身）区分为十二等，严格规定社会个阶层的身份地位，身份不同的人受到伤害，对犯罪人的处罚从赔偿命价银11000两到10两不等，以下犯上的还要伴以处死、抄没家产等，盗窃国王贵族和平民的财产处以
　　从100倍到8倍的罚款。随着阶级划分得到法律的保障，吐蕃社会上残留的氏族部落血缘关系的社会作用被抑制和削弱王室职权的权威在社会上确立起来。二是建立了一套军政、军民结合的行政体制。松赞干布把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划分为四个如（ru，亦译为翼），即以拉萨为中心的伍如（dbu－ru，中央翼），以乃东为中心的约如（gyo－ru，左翼），以南木林为中心的叶如（gyas－ru，右翼），以拉孜为中心的如拉（ru－lag，分支翼）。按《五部遗教》的记载，每一个如又分为上下两部分，每如设将军一人，副将一人，分领上下部，各有四个千户所，每个如另有一个小千户所，《智者喜宴》说每个如还有一个直属赞普的禁卫千户所，合计四如有四十个千户所。在征服象雄和苏毗后又将如－千户所的体制推行到象雄和苏毗，象雄设十个千户所，苏毗设十一个千户所，合计全吐蕃有六十一个千户所。千户所设千户长，由赞普任命，有特殊功劳的大臣可以受封为世袭千户长。吐蕃的四如和千户所的划分是按地域而不是按氏族，因而是超越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的王朝的行政机构。各个千户所之下又划分为若干个部落，部落设部落长、先锋官、农田官、财税官、文书等官职，管理部落的生产、军事、赋税等。从敦煌出土的文书和新疆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木简看，各部落中有多种姓氏已是普遍的现象，甚至一些部落中还有外民族的人掺杂其中，这说明吐蕃王朝时代的部落也在转变成为一级行政机构。三是继续进行统一青藏高原的事业。在征服象雄和苏毗之后，新兴的吐蕃王朝继续向东北方向扩张。当时在青海湖周围是吐谷浑王国，吐谷浑王室是从东北迁徙来青藏高原的鲜卑的一支，其统治的臣民多数是当地的西羌部落，吐蕃为统一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党项和西山八国等西羌部落，同时打通与经济文化发达的黄河流域的通路，力图兼并吐谷浑，松赞干布亲自领兵会同象雄攻击吐谷浑，占领吐谷浑大部地方，吐谷浑向唐朝求救，于是吐蕃和建立不久的唐朝发生了军事冲突。松赞干布在带兵围攻松州，唐蕃互有胜负的情况下，转而向唐朝求亲，争取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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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赞干布作为吐蕃王朝的一代英主，雄才大略，在统一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的同时，努力扩大与周围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他先派大臣噶尔东赞域宋（《唐书》记作禄东赞）到尼泊尔，迎娶尼泊尔国王鸯输伐摩的女儿毗俱砥（藏文史籍记作赤尊公主）为妃。640年，他又派噶尔东赞域宋等人到长安（今西安），向唐朝求亲。经过多方努力，唐太宗同意一宗室女文成公主嫁松赞干布，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持节护送。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唐书》记载松赞干布亲迎于河源，表现了吐蕃王朝对文成公主入藏的重视。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的入藏，增进了吐蕃和南亚及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一些生产技术和工艺传入吐蕃，并有医药和历算等书籍传入，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都是佛教信徒，相传文成公主还带来了佛像和佛教僧人，两位公主在拉萨兴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供奉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释迦牟尼像，成为西藏最早兴建的佛教寺庙。松赞干布还在拉萨红山（布达拉山）修建规模宏大的宫室，显现了吐蕃王朝时期发达的建筑工艺。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将近40年，于680年去世，千余年来藏族人民中流传着许多赞颂她的故事。
　　在松赞干布在世的时期，吐蕃之间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关系，双方使节来往逐年增加。645年唐太宗亲征高丽后返回长安，松赞干布派噶尔东赞域宋到长安祝贺凯旋，并显高七尺的黄金铸成的鹅作为礼品。648年唐朝使臣王玄策奉命出使天竺（印度），适逢天竺发生战乱，唐朝使臣被抢劫，王玄策逃到吐蕃，松赞干布派兵帮助，并征兵于尼泊尔，由王玄策带领前往天竺，平定了战乱，使唐朝使团顺利返回，并献俘于长安。后来王玄策在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还经过吐蕃出使天竺，至今在西藏吉隆县还保存有题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摩崖石刻（索朗旺堆主编《吉隆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成为唐蕃这一段友好合作的历史见证。649年夏天唐太宗去世，唐高宗即位，遣使入蕃告丧，并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松赞干布派专使到长安吊祭，并上书表示对唐高宗即位的祝贺和支持。唐高宗又晋封松赞干布为“［宗贝］王”，还刻松赞干布石像立与唐太宗的昭陵之前，以示对吐蕃赞普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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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蒙古族在北方草原兴起，1206年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后，走上了创建使中国各地区和各民族空前大统一的新王朝的道路。在这一历史巨变过程中，广大藏族地区也先后汇入统一的洪流。西藏地区也加入这一中国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是藏族地区与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地区长期经济、文化和政治交往带来的必然结果。
　　在灭西夏及西征中亚的战争中，蒙古王室与藏族及藏传佛教发生了接触和交往，1218年成吉思汗在西征中亚时曾率兵进入喀什噶尔、于阗等地，还追击逃敌直到印度西北，曾经打算通过阿里返回蒙古，走了一段后中途折回。当时可能有一支蒙古骑兵从叶尔羌南下进入到西藏西端的阿里（包括现今在境外的拉达克），占领了部分地区，设置过都元帅。1235年，蒙古首次分路出兵大举进攻南宋，窝阔台命其子阔端负责指挥西路，由陕甘南下四川。阔端在进军中，经过秦、陇一带藏族地区，招降了一些藏族首领。为了巩固对西夏故地和甘青藏族地区的统治，保障蒙古军南下四川时的侧翼安全，阔端决定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把藏族地区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经过短期准备，约在1239年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带领一支蒙古军队，从甘、青藏区出发，前往西藏。由于西藏分散的教派和家族势力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蒙古军很快就打到拉萨北面，控制了西藏主要地区，并设立驿站供应物资。接着，多达那波转而寻求与藏传佛教的主要领袖人物建立关系。看来他很清楚西藏各教派当时的情况，因此他首先找的是前藏地区影响最大的止贡寺的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1175－1255），请他到蒙古去会见阔端。虽然扎巴迥乃当时担任止贡寺的住持，但是他并不完全属于止贡噶举派，而是属于帕竹噶举派，他出身于今西藏桑日县境内帕木竹地方的朗拉色家族（亦称朗氏），曾经担任帕竹噶举的主寺丹萨替寺的住持。扎巴迥乃虽然代表西藏僧俗首领向多达那波呈献了西藏户籍，表示归附，但是对去蒙古却故意推托，他向蒙古人推荐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请他们邀请萨迦班智达，他还鼓动和资助萨迦班智达前去，促成了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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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当年明军北伐元顺帝逃离北京。攻取洮、岷等州，并进克元朝的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脱思麻宣慰司）的治所河州，1370年攻取洮、岷等州，并进克元朝的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脱思麻宣慰司）的治所河州，与此同时，明军另一路攻下元顺帝所据的应昌府，元顺帝不久病死，在北元势力大部被歼灭的情况下，原先一直忠于元朝的西北藏族首领才陆续顺应形势归附明朝。1370年河州地区的故元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降明，明太祖派人深入乌思藏地区招抚政教首领，1372年萨迦派的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等归降明朝，并带领六十多人赴南京朝见了明太祖。喃加巴藏卜被明太祖封为“炽盛佛宝国师”，他还先后两次向明朝举荐故元的藏族旧官一百多人，他们都受到明朝的封赏。当时控制乌思藏大部分地区的帕竹政权的第悉（帕竹政权的首领的称号）是大司徒绛曲坚赞的侄子释迦坚赞（即《明太祖实录》所记的“故元灌顶国师章阳沙加”），元朝曾封他为灌顶国师。河州卫在了解乌思藏的情形之后，即向明太祖建议对他给以封赏，于是明太祖下诏仍封给他灌顶国师之号，并遣使赐玉印及彩缎、表里。而释迦坚赞就在1373年正月遣使入朝，贡以佛像、佛书、舍利。
　　在争取到藏族地区大部分僧俗首领的归附以后，明太祖考虑到“彼方地广民稠，不立重镇治之，何以宣布恩威”，于是对藏族地区的管理机构进行了一些调整和补充。1374年7月，明朝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升河州卫指挥使韦正为都指挥使，总辖河州。朵甘、乌思藏三卫。后来又升朵甘、乌思藏二卫为行都指挥使司。当年12月炽盛佛宝国师喃加巴藏卜及朵甘行都指挥同知锁南兀即儿等遣使来朝，又奏举土官赏竺监藏等五十六人。明太祖遂设朵甘宣慰司一、招讨司六、万户府四、千户所十七，以赏竺监藏等分别为指挥同知、宣慰司使、招讨司官、万户、千户等，并派员外郎许允德携诏书及诰、印前往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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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除在藏族地区设置卫所，委任藏族僧俗首领外，还利用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的深远影响，大力封授各派宗教首领和人士，推行僧纲制度，通过宗教加强明朝对广大藏区的影响。在明朝对这些藏传佛教的宗教首领人士的封授中，以永乐年间封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为大宝法王、封萨迦派首领为大乘法王、封格鲁派高僧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宣德年间加封为大慈法王）最为重要，其次是封藏传佛教的高僧为大国师、国师及禅师等。1374年元朝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向明太祖举荐元故官六十余人时，可能也包括噶玛巴乳必多吉在内，明太祖封他为灌顶国师。1383年噶玛巴乳必多吉去世，其转世为五世噶玛巴得协银巴（1384－1415），本名却贝桑布，西藏娘布地方人，四岁开始跟从噶玛噶举派红帽系二世活佛喀觉旺波学佛，被认定为乳必多吉的转世。十八岁时受到康区馆觉地方首领斡即南哥的尊奉和供养，他在康区一带巡游传法，很有名声。永乐皇帝在他正式即位的1403年“遣司礼监少监侯显赍书、币往乌思藏，征尚师哈立麻。盖上在藩邸时，素闻其道行卓异，至是遣人征之”。噶玛巴得知消息后，于1406年从楚布寺出发。当年7月，噶玛巴在康区噶玛寺见到了侯显等使者，领受诏书，即随侯显等人一道前往南京。他们经青海一路于十一月抵河州。然后经陕西、河南、安徽，乘船入长江，于1407年藏历正月抵达南京，驻锡灵谷寺。噶玛巴除了率领僧众在灵谷寺（今南京市中山陵东面）设十二坛城为明太祖夫妇作超度法事十四天外，还在皇宫中设坛为明成祖传授无量灌顶，讲经译经。噶玛巴活佛在南京所做的超荐法事和为明成祖传授灌顶等，自然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佛教活动，当时明成祖刚刚用武力从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夺得皇位，在南京还面对着残留的建文皇帝的支持者的对抗和谴责，因此他急需利用从西藏招请来的噶玛巴活佛帮助他树立精神上的威望和表现他对其父母明太祖夫妇的思念和孝心。因此，明成祖对年轻的噶玛巴活佛表现了超乎寻常的倚重和尊崇。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明成祖决心对噶玛巴给予超过明太祖对藏传佛教首领加封的惯例的封号。永乐五年三月丁已，明成祖封锝银协巴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慈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命他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钞、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皿、鞍马，并封其徒孛隆逋瓦桑儿加领真为灌顶圆修净慧大国师、高日瓦领禅伯为灌顶通悟弘济大国师、果栾罗葛罗监藏巴里藏卜为灌顶弘智净戒大国师，并设盛宴于华盖殿，宴请噶玛巴师徒，以示庆祝。噶玛巴得银协巴在南京、五台山等地停留达一年多，于永乐六年（1408）四月辞归，明成祖赐给他白金、彩币、佛像等物，派中官护送。得银协巴回到拉萨和楚布寺后，向大昭寺的觉卧佛像献了无比珍贵的珍珠袈裟，并给前后藏各教派有五名僧人以上的寺院熬茶布施，拉萨地区的领主内邬巴把拉萨布达拉山上的庙宇供献给他作为驻锡之地。他给阐化王扎巴坚赞等人讲经说法。可是不久以后，得银协巴在藏历木羊年（1415）八月十五日因突然患重病而去世。黑帽系第六世活佛通哇敦丹（1416－1453）继承了大宝法王的封号，从1426年到1450年的二十多年中，他先后八次遣使向明朝进贡，明朝曾召请他进京，但未能成行。宣德元年（1426年）四月甲申，“赐如来大宝法王等使臣指挥使公哥等。金织文绮、袭衣等物有差。”当时通哇敦丹年仅十一岁，可见明朝是承认他自动地继承了得银协巴的大宝法王的封号的。
　　被明成祖封为大乘法王的是萨迦派都却拉章的贡噶扎西（明代汉译为昆泽思巴）。其祖父为元朝的帝师贡噶坚赞贝桑布（1333－1358年任帝师），父亲为大元却吉坚赞。大元却吉坚赞在反对绛曲坚赞彻底失败、萨迦势力被迫迁到达仓宗以后于1356年到大都，被元顺帝封为“中兴释教大元国师”，并成为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专门供奉的上师，他与帝师喇钦索南洛追等在朝廷继续控告大司徒绛曲坚赞，但是没有成功，而于1359年在大都去世。贡噶扎西从幼年时起就开始学佛，在1372年以喇嘛丹巴索南坚赞为师受比丘戒，专心学习各种经论，到前后藏各地朝佛巡礼，讲经说法，成为萨迦款氏家族成员在宗教活动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声名远扬，引起了明成祖的注意，两次遣使前来召他进京。贡噶扎西当时年事已高（已60岁），不听旁人劝阻，决心进京，于永乐十年（1412年）四月由萨迦寺动身，经过十个月的跋涉，于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到南京朝见，并多次讲论佛法，深受皇帝敬信，被封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演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赐给管领僧众、护持释迦牟尼教法之诏书及金印。此后，他又去了北京、五台山等地，然后再到南京，为明成祖传授灌顶及经咒、护持等。明成祖赐给他银质喜金刚像、大威德像、铃、金刚杵等无数法器，此外还有大藏经、供器、僧帽、袈裟等，以及各种珍宝、金器、银器、绸缎、大小帐幕、茶叶、牛、马、骡等无数财宝。他于马年（1414）正月离开朝廷，十二月回到萨迦寺。贡噶扎西此次进京的另一重要收获是争取到明成祖发布命令让帕竹政权把萨迦大殿交还给萨迦派掌管，使萨迦众人努力了几十年的大事终于有了结果。1413年5月，明成祖派候显等人从京城出发进藏，以向乌思藏许多首领传达旨意，其中带去了命令帕竹第悉交出萨迦大殿给予原主萨迦派的诏书，12月侯显等人到达西藏，在颇章孜宣读诏书，萨迦派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庆典。此事反映出明朝中央对西藏政教势力之间的争执有决定处理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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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不但封藏传佛教领袖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等，而且对他们的弟子也封给大国师、国师的名号。从明成祖到景泰帝、成化帝，明朝封了许多藏族僧人为大国师、国师等，并赐给封诰和印章，明朝所封授的大国师、国师等职，不仅仅是一个名号，而且还有品级。一般大国师为秩四品，国师为五品，禅师为六品，他们在京城，还给以俸禄，所以当时留居北京的藏传佛教僧人很多，其开支全由光禄寺供应。宣德十年（1435）明宣宗去世，明英宗即位，年方九岁。当时明朝为节约开支，曾下令减少在京居留的藏族僧人。据统计当时在北京各寺院中仅官府认为应当减去的藏族僧人即达1100多人。明英宗掌政后仍然大量封授藏族僧人，在宪宗成化、孝宗弘治、武宗正德年间更达到高峰，宪宗成化末年有时一次升职授职的藏族僧人达数十人之多，明武宗还专门在西华门内修建了一座“豹房”，同藏族僧人一起诵经、研习经典，以致于有记载说明武宗通晓梵（藏）语，他还自封为大庆法王，自已给自己颁发了一枚“定为天字一号”的“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的金印。正德十年（1515）明武宗派太监刘允到西藏赍送番供等物，迎请“活佛”。刘允这次出使，动员大批人力财力，严重扰乱地方，耗费巨大，结果却完全失败。到明世宗嘉靖时，由于明世宗崇信道教，排斥藏传佛教，藏族僧人在北京的活动才进入低潮。
　　帕竹政权在明代保持着对西藏主要地区的控制权，但是萨迦派还控制着后藏的一些地区（吉隆、拉孜等）。大司徒绛曲坚赞曾对帕竹政权规定了许多制度，如帕竹第悉必须是朗氏家族的出家僧人，并且要担任过泽当寺的法台，各个宗的宗本由有功的家臣担任，而且实行轮换，以保证政权的统一。第三任第悉京俄扎巴绛曲生于1356年，1371年担任丹萨替寺法座，本来是不应当担任第悉的，但是1373年第二任第悉释迦坚赞去世后，帕竹议事会全体成员恳请他兼任帕竹第悉。他同意在其异母弟索南扎巴成年前兼任这两个职务，因此被称为“喇本”（即同时担任帕竹第悉和丹萨替寺京俄的人）。1381年，他扶植索南扎巴任帕竹第悉，自己仍任丹萨替寺京俄。第四任第悉索南扎巴时，由于帕竹内部出现一些纷争，他辞去第悉职务，到丹萨替寺就任京俄。到1405年，他又辞去京俄职务，遁世修行，第五任第悉阐化王扎巴坚赞时，对一些制度作了改变，特别是宗本实行家族世袭，使仁蚌巴、琼结巴、内邬巴、扎喀哇等家族成为具有固定领地的封建领主。与此同时，扎巴坚赞还厘定条例，规定帕竹各级官员按品级的高低，穿戴不同的服饰，制定官员集会的礼仪，强化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等级制度，以此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1432年扎巴坚赞去世后，帕竹朗氏家族开始发生分化和内争，第六任第悉扎巴迥乃的父亲桑结坚赞企图取代儿子的第悉职位，在1434年引起一场大动乱，一些贵族世家乘机掌握了实权。扎巴迥乃在担任第悉后还俗娶妻，破坏了绛曲坚赞关于帕竹第悉只能由僧人担任的规定。从此以后，帕竹政权的历任第悉由娶妻生子的在家俗人担任，帕竹第悉成为父子世袭的职位。贵族中权势最突出的仁蚌巴家族。以后藏仁蚌为基地，通过与帕竹家族的联姻，操纵帕竹政权，并引起多次的内战。后来帕竹朗氏家族分为乃东的一支和贡噶的一支。所以明代中后期西藏地方势力的混战和争斗持续不断。直到第悉藏巴在日喀则兴起，建立一个时间很短的第悉藏巴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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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的政治形势仍然十分复杂。中共中央对西藏地方的工作，一直贯彻了“慎重稳进”的指导方针。中央政府从西藏社会的实际和上层统治集团的状况出发，在十七条协议中充分照顾到西藏各阶层的利益，特别是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因而协议得到了西藏大多数人的拥护，但是有一些顽固坚持分裂主义立场的亲帝分子还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协议的执行，狂妄地提出要修改十七条协议，无理地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所以西藏和平解放后激烈的斗争仍然一直持续不断。
　　1951年11月间，在司曹（代理摄政）鲁康哇和洛桑扎西的暗中支持下，由一些色拉寺的僧人纠集社会上的一些无业游民和地痞发起组织了一个叫做“人民会议”的组织。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后，这个组织一再变换手法，制造事端，扰乱社会秩序。1952年3月11日，该组织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要求撤走解放军，组织上街游行，呼喊“西藏独立”、“解放军撤出西藏”等口号，造成拉萨市内秩序混乱。鲁康哇和洛桑扎西对这份“请愿书”表示完全同意，让噶厦接下这份“请愿书”，并称这次请愿是“西藏史无前例的创举”。31日，噶厦派秘书把“请愿书”送到中央代表的住所，第二天他们又纠集2000多人，包围中央代表张经武的住所和外事处、人民银行，呼喊口号，肆意挑衅，还有的反动分子向阿沛•阿旺晋美的住所开枪，鲁康哇和洛桑扎西还将驻防日喀则的藏军私自调来拉萨，以策应骚乱。面对“人民会议”分子制造的骚乱，张经武三次致函达赖喇嘛，要求他出面取缔“人民会议”这一反动组织，命令噶厦维持拉萨的社会秩序。4月8日，张经武在拉萨市区持续骚乱的情况下，仅带几名随员冒着生命危险登上布达拉宫去会见达赖喇嘛，要求达赖喇嘛解散“人民会议”，撤销鲁康哇、洛桑扎西的司曹职务。经过严正交涉和大量的工作，到4月27日，达赖喇嘛终于下令撤销鲁康哇和洛桑扎西的司曹的职务，接着，噶厦将“人民会议”的骨干分子嘉央达哇等抓捕审判。5月1日，西藏军区和噶厦分别发出布告，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