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不可能学雷锋？

FRANKSTON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作者：江棋生        

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用功地读物理学方面的东西，如华棣先生的《挑战爱因斯坦相对论》，张志强先生的《物理学公理体系》和陈波先生的《宇宙万物惯性原理》等。然而，官方以多年未见的超强力度一波又一波营造出来的“学雷锋”氛围（所谓的“政改”，则10年死水无澜、不见动静），终于使我不能再淡定地沉浸在数理化之中，并且再次勾起了我对49年前“学雷锋运动”的一些终生难忘的记忆。

整整49年前，官方大张旗鼓地推出“学雷锋运动”的时候，我是一名在读初三学生。当时，我对那场运动的“纯洁性”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丝半点的“私心杂念”。我完全相信，雷锋是那样的平凡而高尚，与他相比，我真是差得太远；为了做一个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除了好好地、实诚地向他学习之外，决没有别的途径。同时我也认定，那些发出号召要老百姓学雷锋的人，如果不是比雷锋更高尚，也起码和雷锋一样高尚，他们过的日子一定比老百姓更清贫、更简朴，而奉献精神一定比老百姓要强得多。心中有了这两条，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就看实际行动呗：除了把学习搞好，就是要多做好事，助人为乐。而作为一个班干部，我还要多做一些别人不太容易做到的好事。1963年3月那些激情燃烧的日子里，全班、全校同学都在做好事；我和一些同班同学放学之后不回家，专门去常熟城里一座坡度不小的拱形桥——总马桥桥堍，等清洁工人艰难地拉着粪车上桥的时候，用双手在后面帮他推。当时的我们很可能比报纸上的雷锋更“傻”，旁边没有任何人拿着照相机，我们却心甘情愿干得气喘吁吁。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汗水涔涔的清洁工人发自内心地感谢我们，而我们心中也真切地涌动着快乐之情。至于手上沾了粪水，那何足道哉？在推车上坡时（不是柏油路，而是小石块铺的路），连身上、脸上都会溅上溢出的粪水，那又算得了什么？粪水再臭，也没有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味道臭，更没有地主周扒皮的坏心肠臭。

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想到对“学雷锋”来一个质疑和打假。第一，母亲从小就对我说：做人要实在。伟大领袖和伟大的党又一向教导我们：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人。那么，他们宣传出来的雷锋，肯定百分之百就是真实的雷锋。第二，那些站在高处掀起学雷锋大潮的人，肯定比我高尚，甚至比雷锋还高尚，这也是百分之百没跑的。起码毛主席要比雷锋强百倍，因为雷锋就是靠读毛主席的书成长起来的。起码国防部长林彪要比雷锋强十倍，因为前者是元帅，后者是班长么。起码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们要比雷锋强五倍，因为是他们领导雷锋，不是雷锋领导他们。再说，即便有个别书记不如雷锋，他们也肯定会走在老百姓前面，带头学雷锋的。因为，毛主席、林彪和各级党委书记们不都是一再强调“身教重于言教”的么？那个时候，要是有人对我说“雷锋”是有水分的，说那些号召学雷锋的人自己根本不学雷锋，我必定会像西伯利亚的严冬那样，对他们冷酷无情，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然而，没人打假，假货就能长命百岁么？不一定。有的时候，假的东西是会自我露馅的。

1966年6月，奉旨执行反修防修重大使命的大字报拔出萝卜带出泥，把一大批养尊处优的官老爷给端出来了。当时我大吃一惊，如梦初醒：原来他们不仅远远比不上雷锋，也明显比不上普通百姓，甚至，连我都比不上。他们不仅没有雷锋的“无私奉献”精神，还过着比老百姓远为优渥的特权生活，而嘴上却唱着要像雷锋那样去“艰苦奋斗”。这些“走资派”们被毛泽东抓住了把柄：“做官当老爷”。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条真正能摆得上桌面的把柄。当然，这件事上的不公平不正义之处，或者说是“走资派”们比较冤的地方，则是他们明知“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林彪、江青们比自己更老爷，更为养尊处优，却只能听凭宰割，不能发声相争和相抗。

49年前的学雷锋运动中，号召者、提倡者自己做官当老爷，却要老百姓去发扬雷锋的“傻子”精神，这是有违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底线的、十分丑陋的一幕。而49年后的今天，当局将学雷锋“运动”改为学雷锋“活动”之后，类似的一幕是否又在重演呢？更确切地说，现在的官员在号召大家学雷锋的时候，自己是会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呢，还是会像49年前他们的老前辈那样，只是忽悠别人，而自己继续在道德滑坡之中，保持并不断更新升级已有的权贵生活方式呢？

我的看法是：他们在玩忽悠。根据是：他们拒绝公布家庭财产。我的推理过程如下：民众要求他们公示家庭财产，只是要求他们能做到不损人，不坑人，不取不义之财——这不过是一条起码的要求，要求他们刚刚站到做人的道德底线之上而已。但是他们却不干，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再推诿搪塞，不带脸红地说是“条件尚不成熟”，“尚存一定困难”。也就是说，他们愣是连不取不义之财、做个起码的人都达不了标，也不想达标。而学雷锋意味着什么？就是要像雷锋那样，不仅不损人、不坑人、不拿不义之财，而且还要助人为乐、专门利人（本文姑且不论包装出来的雷锋里被掺了多少假，也暂且不去琢磨当局的政治用意）。这对不敢公布家庭财产的官员来说，岂不是条件更不成熟、难度更大、更为伤不起？最后，我的结论是：一个人如果连不拿不义之财这点道德温度都没有，那他是决不可能去“弘扬雷锋精神”、“追求真善美的崇高境界”的；这就如同一个还没有学会走路的孩子，决不会去登临田径场试水竞技体育一样。

我认为，敢不敢公布家庭财产，是检验中国官员是否有可能学雷锋的最为给力的试金石。只有那些能够跨出第一步，勇于公示自己家庭财产、站上道德底线的官员，才有可能被看高一线跨出第二步，心口如一地去学一学雷锋。而那些拒绝公布自己家庭财产、连道德底线要求都达不到的官员（尤其是其中的裸官），他们身体力行去学雷锋的可能性，只能为零。

当下中国，究竟有多少官员向民众公示过自己的家庭财产呢？2009年元旦，新疆阿勒泰地区公示过55名新提拔正科和副处级干部的财产申报资料。后来，湖南、浙江等省也有极少数官员被公示过他们申报的收入和财产情况。这些敢于表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阳光官员微乎其微，大概只占官员总数的百万分之几；在他们中间，可能有真心学雷锋的人。而绝大多数拒绝和反对公布家庭财产的阴霾官员，在他们刻意打造的红红火火的“学雷锋活动”中，则是最有可能口是心非、忽悠别人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最不可能去学习雷锋的人。

2012年3月12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