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第八章 4."乒乓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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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派队参赛，是把它作为施展"人民外交"的一张牌来打的，借此对正处于微妙时刻的中美和解投石问路，吊尼克松的胃口，压他及早表态访华。中美之间这种民间的交往，为徘徊不前的两国官方触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突破僵局的契机。


    中国在对美和解暂时按兵不动的同时，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加紧重返国际舞台。后来发生的"乒乓外交"既是这战略中的一环，也是实施这一战略不期然而然的结果。它是由周恩来一手导演的。还在一九七0年十月，周在推动中国外交重返国际舞台时，就已经在认真考虑派队参加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其后又亲自邀请积极促成此事的日本乒协主席后藤钾二来京"过春节"。


    然而，在中日乒协随后举行的会谈中，因中方提出政治上的过份要求而陷入僵局。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又出面干预，排除内部极左思潮的干扰，促成双方达成协议，使中国队参赛成为定局。随后，他还多次亲临集训队讲话，直接过问有关这次比赛一切事宜。


    周恩来之所以如此看重这次比赛，不仅是因为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自文革以后第一次参加这样大型的世界锦标赛，而且更是着眼于其政治上的意义，把它作为施展"人民外交"的一张牌来打的。后来家喻户晓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就是他为中国乒乓球队规定的参赛方针。此外，周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借中国队出访之机，对正处于微妙时刻的中美接触"投石问路"。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召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开会研究中国队出国参赛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时，就透露出这一层考虑，说："美国队作为一个团体，我们总是要和他们接触的?如果美国队进步，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我们想美国队可以比赛，不能来往就不通了。""因此就发生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可以去。我们的体育代表团不是去过西德了吗?那么美国能不能去?我们和日本的邦交还没有恢复，但体育代表团可以去日本……大家动动脑筋，得想想这个世界性的大问题了。"


    然而，正当中国乒乓球队秣马厉兵，整装待发之际，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要求中国支持他们把朗诺政权从第三十一届世乒赛中驱逐出去。这一节外生枝，几乎使周恩来精心策划的"乒乓外交"胎死腹中。这的确给中国出了不小的难题。从政治上说，中国必须支持西哈努克的政府，但驱逐朗诺政权的提议在国际乒联中肯定通不过。如果因此而拒绝参加世乒赛的话，不但会失信于人，而且也会坐失开展民间外交的良机。


    在中国内部主张不参加的意见占上风的情况下，周恩来反复权衡利弊后，力主参赛，同时准备在单项比赛中弃权。三月十五日，他写信给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说这样"既照顾了日本后颛、英国艾文斯主席(均反对蒋帮参加)，又支持了柬和南越，更重要的是不使日本广大群众失望。况且，体育比赛究竟还是群众性运动，与政治开会，仍有一些区别。"毛支持了周的主张，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不怕死。"


    周恩来施展"乒乓外交"这一招果然奏效，立即在国际上刮起了一股不小的"中国旋风"。一时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世乒赛期间，中国巧妙地运用微笑外交，广交朋友，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国际形象，而且为中美两国运动员之间的友好交往创造了条件。西方新闻界对此津津乐道，大加渲染，甚至超过了对苏共二十四大的报道。


    中美之间这种民间的交往，为徘徊不前的两国官方接触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突破僵局的契机。特别是当美国乒乓球队主动提出访问中国的要求后，更是引起了中国领导层高度关注。毛泽东下令将和名古屋的通话次数，由原先的每天三次增加到五次。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连续召开紧急联席会议，研判形势，商讨对策。


    正如美国国务院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时常在决策中扮演保守的角色一样，这次中国外交部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四月三日，外交部将研讨的结论上报中央，提出："我们考虑，美左派和有影响的人物均尚未访华，由乒乓球队打头阵，政治上不很有利。可告美队，现在访华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的。"


    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对外交部这一结论并不满意，认为这是按老规矩办事，没有看到当前形势的变化，后来他专门为此批评外交部没有掌握好大局。但是，由于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事关重大，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周不便轻易表态，只能由毛泽东来作出决断。于是，他在外交部的报告上批了"拟同意"后，又为以后留下了余地，加上了"并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一句话"，送毛审阅。


    面对这一势必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就连中国最高决策者毛泽东也一反常态，显得十分犹豫，一时委决不下。他先是圈阅了这份报告，这在中国官方运作的语言中意味着批准了该报告。当报告送走后，他继续在考虑这件事情，反复权衡其中的利弊得失，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对此，毛当时的保健护士吴旭君有一段详细的回忆：


    那些天，我的直觉告诉我，毛总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毛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十一点多，我陪毛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似平要昏昏欲睡了。但他突然说话，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让我给外交部的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而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如果是平时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听不懂他说的这句话的。


    这一下可给吴旭君出了个难题。因为毛泽东平时有言在先：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况且兹事体大，万一把毛泽东的意思传错了，岂不闯下大祸，落得个"假传圣旨"的罪名，这样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她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再核实一下。她继续写道：


    我决心冒一次险。我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他(毛)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毛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毛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管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毛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了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毛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由于当时世乒赛即将闭幕，时间十分紧迫，通过正常的渠道已经来不及了，周恩来决定立则将这一决定用越洋电话传过去，并在事后特地在国家体委接待美国乒乓球队的请示报告上注明：遵主席指示，改正原批件，这次就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改变初衷，下决心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呢?应该说，这其中有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因素：


    从国际上说，经过近两年的观察，毛泽东自信已经看准了尼克松的意图-一美苏争霸的焦点在欧洲，美国为了从越南战争中脱身，确有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包括不久前尼克松在官方的对外政策那当中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重申希望改善对华关系，并继续采取单方面措施放宽贸易限制以及取消对中国旅行的一切限制等。


    对此，毛泽东认为现在轮到中国方面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而首先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好处在于，既有助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势头而不必在政治上承担很大的风险，又可以借此吊尼克松的胃口，压他及早表态正式访华。应该说，毛对尼克松唯恐别人在访华的问题上捷足先登的心理是揣摩得很准的。这种"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策略，早已被周恩来运用于对日外交，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从国内来说，虽然眼下批陈整风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但事情远没有结束。林彪拒不认错服输的态度，使得毛泽东认为同美国缓和关系变得更加迫切。因为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中，除毛本人以外，其他人都或多或少地同苏联有着某种历史渊源关系，林彪也不例外。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非常担心一旦和握有军权的林彪彻底摊牌，他很有可能打苏联这张牌，与俄国人联手对付自己。这是毛在考虑解决林彪问题时内心最大的隐忧，因此必须预作打算。而与美国缓和关系便是在战略上最好的防范措施。应该说，这是毛几经踌躇后，最后下定决心采取重大步骤缓和同美国关系更深一层的原因。


    历史也证明了毛泽东在这一点上的先见之明。仅仅五个月之后，林彪在同毛的较量失败后，被迫逃往苏联，结果中途机毁人亡，葬身蒙古温都尔汗。关于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一点，长期以来被国内外学术界所忽视。离开对当时中国国内因素的分析，就难以对中美和解进程中各种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以"乒乓外交"为契机，中美和解的进程明显加快，一个盼望已久的重大外交突破正在开始。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世界面前争相作出向对方示好的姿态，正如一场配合默契、令人眼花缭乱的乒乓球双打表演。


    美国乒乓球队作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友好使者在中国受到了盛情的款待。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们，并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强调："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和支持。"美国乒乓球队所受到的礼遇，在大洋彼岸帮了尼克松的忙，化解了美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反对派的阻力，为其后美国派遣特使访华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就在周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同一天，尼克松也不甘落后，宣布取消已经实行二十余年之久的如中国的贸易禁运。


    接着，中国方面趁热打铁，继续采取主动行动，在四月二十一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以正式信件的形式转达了拖延三个月之久的周恩来给尼克松的口信，提出："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晤谈。"


    与此同时，周恩来对中美关系的症结一-台湾问题采取了现实与灵活的态度，既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某种让步，只要求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军而并不坚持美国立即同台湾断交，作为举行中美高级会谈的先决条件，同时又继续坚持由美国总统来北京谈判的态度。


    中国的提议立即得到美国方面的响应。尼克松断定"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为此，他通过"巴基斯坦渠道"接连向中国发出三次口信，表示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认真的交谈，并提议由基辛格同周恩来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


    这样，中国在外交上打开对美关系的努力，经过近两年的艰苦跋涉，各方面的条件已经大体具备。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研讨了中美关系和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预备性会谈。会后，他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为政治局起草了《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详细地回顾了自二次大战结束后，中美关系演变的历史以及同尼克松政府进行试探性接触对话的经过，预计了会谈中可能涉及的若干问题，并提出了应坚持的原则和相应的策略：


    一、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用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这一条如不能事先有原则商定，尼克松的访问就可能推迟。


    二、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


    三、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


    四、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如美利坚合众国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五、如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


    六、我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如美方提到联合国问题，我可明确告以我绝不能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安排。


    七、我不主动提中关贸易问题，如美方提及此事，在美军从台湾撤走的原则确定以后，可进行商谈。


    八、我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


    报告对中美预备性会谈的结果作了两手准备，说："上述各项，可能在基辛格到来后谈出一点眉目，以便为尼克松的访问开辟道路，也有可能完全谈不拢，使尼克松的访问成为不可能，这对我们并无损害。因我们这些主张正好为尼克松的竞选对手准备条件。反之，如能谈好，至少可使两霸相争加剧，我可增强战备力量。能战方可言和，谈和更需备战。这是我党同帝、修、反斗争的多次经验，应当永志不忘。"


    这一报告经过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并报请毛泽东、林彪批准。它成为日后指导中国进行中美会谈的纲领性文件。以此为标志，中国正式完成了对美政策的巨大转变。与以往相比，这一新的对美政策在继续坚持中国基本立场的同时，表现了对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和在策略上相当程度的灵活性，不再坚持把美国同台湾断交当作两国政府之间交往的先决条件，表示要认真加强对台工作，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提出了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的设想。


    与此同时，周恩来发出了被尼克松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代表毛泽东正式邀请尼克松访华，并欢迎基辛格秘密前任中国为尼克松访问北京做各种必要的准备工作。


    至此，中美之间封冻多年的坚冰已经打破，航向已经确定，剩下的只需顺流而下。其后，轰动一时的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攻变世界一周"的出访，便是上述中国完成对美政策转变的结果，同时也形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