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 徐泽荣:四野苏援榴炮轰垮蒋家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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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入满洲作战的苏军将千门美制火砲及其他大量饷械无偿交给解放军四野，组成机动砲兵发挥攻坚威力。否则中共不可能赢得内战。

驻满苏军曾将缴自日本关东军五十万枝、驻朝鲜军十万枝、溥仪军的十万枝，共七十万支枪（多为步骑枪），缴自德军的枝数不详的枪（多为冲锋枪。抗联人言），以及自身携带入满的美援美制榴炮──应有千门之多，大大多于北方国军之坦克、汽车、燃料、被服、药物、食品等等，无偿送给了四野和三野（通过大连旅顺到山东荣城悝岛海路送给三野）。

苏军将美制千门火砲交给四野

十多年前我面访过时任东北军区军械部部长的张明远将军，他说苏军交给四野的缴获日军武器是全部，不是部分或者少量。他是军械部部长，负责储藏、运输军械；何长工是军工部部长，负责修理、制造军械，何氏并不清楚苏军移交武器全貌。苏军还应协助中共策划、准备、指挥了辽渖、淮海战役。卫立煌于其守渖阳回忆文中，甚至说自己在望远镜中，亲眼看到本驻旅大的苏军坦克，赫然来渖参与共军攻城。另一文献记载，辽渖战役之时，苏援汽车燃油罐车甚至开到了战场近处。可见「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红军大学学生战胜陆军大学学生」、「小米加步枪可打赢飞机加大炮」乃属过谦之辞。

以下挑出最为重要的制胜武器──火炮来讲。改革开放以后，解放军军史集正式版《炮兵史》至今仍为难产（只有炮兵史料匯集）。引起作者怀疑：是不是因为驻扎旅大苏军曾经帮助将那千门榴炮全部或者一部经由或陆或海两路，先于辽渖战役之前运往山西打晋中、太原，后于辽渖战役之末运往华东战济南、淮海此类原因，导致有关方面难以启齿？四野千门榴炮理应原属配备入满苏军的美援租借武器，因为陈诚曾于三大战役前夕报告：内战爆发以来，国军损失火炮仅为二百余门而已。

又据网上资料记载，辽渖战役缴获国军火炮连同高炮不足二百门。四野打下四平之后，陈明仁弟陈明信被俘，在被押往城外俘虏营时，他看到几处共军炮群，内中火炮全为美制，没有他原先相信的苏制火炮，方才悻悻服输。他不知道，这是苏军借花献佛杰作，他的直觉并无误导。电影《决战太原》导演郝蕴，在得知太原城墙墙上、墙内各种工事密佈，火力可以覆盖所有墙前地段角落之后，曾经大为感嘆「解放军竟能够攻下来太原城，真是不可想像！」其实，四野榴炮到后，一次齐射就可将城墙轰出多处豁口进而形成斜坡，可供攻城士兵一拥而上，各种工事同时也被摧毁大半，有甚么难以想像？

四野火砲集中使用威力无比

二战结束之后，作为堂堂大国武装力量，苏军有何脸面以及理由继续制式配备美援租借武器？所以入满苏军将这些火炮送给四野，乃属事理不得不然。苏军总参谋部只能单向配备四野美援火炮，不能多向配备一至四野美援火炮，原因稍加分析就会清楚：若在关内设立炮兵训练基地，国军空军来炸，陆军来夺易如反掌；四野炮兵训练基地远在黑龙江牡丹江，国军鞭长莫及。显而易见，实为属于可供全军调用的四野炮兵的远距离机动性，当时只有驻满苏军陆海两部可以秘密提供。

苏援军火外金钱数额也大于美援

驻满苏军最多时达十二万人。此时苏共派驻西柏坡的总顾问科瓦廖夫原是苏联铁道部长。卫国战争之中，科氏因为后勤供给得力，立了大功，深受斯大林赏识。斯派他来华，应是看重他组织运送武器尤其是重型武器的能力。科氏此时必与驻满苏军总部有着密切电报往来，将来寻出档案，应可证明这点。另一方面，国军当时只有炮兵旅，没有炮兵师（阎锡山有一个，却是／竟是迫击炮师。射程极短的迫击炮难以用于预备炮火压制，只宜用于一线连排散用，阎氏甚蠢），而且从没像对手那样，被集中使用。到处撒胡椒面，犯了「炮家大忌」，亏得蒋介石还是炮科出身。日军本间雅明中将在菲律宾克雷吉多尔岛，集中使用为数绝对不能说多的一百门山炮，就将万二美军打得落花流水，可为蒋氏以及林彪（他因志愿军炮不够而怯战）殷鉴。按比例说：四野千门苏援榴炮，曾于朝鲜一次消灭十二万美军？

西班牙共产党立国之后，遭遇佛朗哥军进攻，苏联曾经给予足量饷械支援，其中枪枝多达四十万枝，然而还是亡国。对比之下，中共还是能力高超。承认苏援饷械对于中共夺权固权胜利起过左右结局作用，并不辱没中共形象。西方学界还不是毕恭毕敬地尊毛泽东、武元甲为伟大战略家吗？

同期美国给予国民党大量饷械援助，国民党仍然败走台湾一事，并不能反过来说明共产党不靠苏援饷械就能打赢敌手；何况事实之上，苏援饷械数量、质量大于美援饷械。仅就钱款而言，苏援是四点七亿美元，美援仅是三亿美元。解放后曾任武汉军区后勤部部长的姚醒吾将军，一九四○年代后期就曾暂脱军装，担任大连某一钱庄老闆，专门处理这笔巨额战费的分拨。试问刘统先生，如果朝鲜、越南说他们没靠华援饷械就能打赢美国，您会作何评论？关于毛氏杜撰定理「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并不成立，本人登于香港《开放》、国内《共识网》上文章《刘少奇武功大于毛泽东》已作说明，此处不赘。

由此可见，若没有苏援饷械，就没有四野、三野等部的暴兴乃至二次国内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为中共老营之后、四野之后，我们理应饮水思源。这是本人治学基本观点之一。当然，我比杨奎松走的更远，没有临门一脚仍为吞吞吐吐的身不由己问题。

二○一三年一月十九日于洛杉矶

—— 原载: 《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