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大鼠疫摧毁蒙古帝国

FRANKSTON

（上）

1347－1350年的欧洲流行病发源于中国；14世纪在欧洲肆虐的鼠疫，一旦感染便会在2到7日内出现发烧症状，皮肤上浮现紫黑色的斑点和肿块，因而被称为“黑死(BlackDeath)。加拿大籍历史学家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称，侵略中国云南省的蒙古军将鼠疫杆菌的媒介----跳蚤与受感染的老鼠带到了中世纪的欧洲，因而引起了“黑死病”的大流行。不过，日本科学史学家村上阳一郎则认为是起源于中东。但同样是因为蒙古人带给欧洲的。

鼠疫首先于1320年至1330年左右在蒙古占领下的中国大肆流行，刚刚传播到欧州时也在马穆鲁克王朝等伊斯兰世界中肆虐。

蒙古帝国打通欧亚大陆、商业贸易逐渐繁盛之后，这种疾病于14世纪扩散到了整个欧洲。当时，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意大利北部的各个都市以南德意志的银、纺织品、斯拉夫人奴隶等换取亚洲的香辛料、丝织品、宝石等商品，从而获得财富。此时伊斯兰世界与欧洲的交易中心的，是连接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的埃及港口亚历山大港，而这里在当时为马穆鲁克王朝所统治。

1347年10月，鼠疫从中亚经克里米亚半岛传播到西西里岛并在转眼间向内陆扩散。据说，自君士坦丁堡出航的12艘桨帆船船队到达西西里岛港镇墨西拿就是其开端。至于其传播路径，目前的推测是：鼠疫杆菌寄生在藏在运送到欧洲的毛皮里的跳蚤上，跳蚤又感染黑鼠，随着船上的货物顺着海路沿途传播。鼠疫首先沿着当时的贸易路线，从热那亚和比萨、威尼斯、撒丁岛、科西嘉岛一路扩散到马赛。到了1348年，阿尔卑斯以北的欧洲大陆也未能幸免，到14世纪末为止，鼠疫出现了三次大流行与多次小流行，疯狂肆虐。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根据推测，当时全世界总人口约有8,500万人，其中欧洲损失了约1/3到2/3的人口，共计死亡2,000万到3,000万人左右；在英国及法国则有一半以上的人死于鼠疫，有些地区的死亡率甚至超过60%。但消灭的人口比蒙古人在中国的直接屠杀人数大为逊色。

这场瘟疫到达欧洲数月之后，罗马教皇克雷芒六世从当时天主教会总部所在地阿维尼翁逃亡，此外，腺鼠疫的典型症状----淋巴结肿块不仅给人类带来了痛苦，就连猫狗、鸟类、骆驼、狮子也深受其害。

奇怪的是，在这场鼠疫的流行中，犹太教徒的死亡人数较少，因而人们怀疑是犹太教徒在井水中投了毒。虽然有一种说法认为，之所以犹太教徒的受害人数较少，是因为他们恪守戒律，生活比天主教徒更为卫生，但也有考证称事实上犹太人居住区的生活也并不卫生。

黑死病解放了欧洲社会：农村人口的剧减反而提高了农民相对于封建领主的地位。举例而言，英国为应对劳动者不足的问题，国王爱德华三世在1349年颁布?令，规定了鼠疫流行之前农民的酬劳。除此之外，领主也开始减轻地租、认可农民所有地的买卖，努力改善农民的待遇。

另一方面，部分领主试图通过非经济的强制手段补充短缺的劳动力，并发动了封建反动。百年战争和鼠疫的流行造成了农村荒废、领主强化农奴制等现象的产生，这些因素又导致1358年法国东北部扎克雷起义的爆发；而1381年在英国发生的沃尔特・泰勒起义，则是为抵抗当时的封建反动而爆发的农民叛乱。

“黑死病”的政治、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封建领主在英、法两国间的百年战争中没落，另一方面王权则不断膨胀，最终转变为了中央集权国家。失去了圣职者的教会也陷入混乱，人手不足导致酬劳剧增，席卷整个欧洲的战争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平息。

另外，据说当时有许多人认为黑死病的蔓延是神所降下的责罚，为赎罪而鞭笞自己的身体并成为行者周游各地；医师之中也有人切开肿块，将毒蛇的肉作为药给予患者；此外，还有不少人建议用香草和酒精进行预防。为了获得免疫，甚至有人试图蹲在粪池中吸入恶臭。“Mementomori（牢记死亡）”的标语随处可见，还有人写就了《往生术》，教导人们应采取怎样的态度和行为才能顺利上天堂。黑死病的流行，也为以“死亡之舞”为首的绘画及文学作品的主题带去了巨大的影响。

文艺复兴早期著名的文学家乔万尼・薄伽丘于1349年至1353年间着就的《十日谈(Decameron)》中，针对鼠疫如此写道：

在我主降生后第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就是那繁华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怖的瘟疫。这场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体的影响，还是威严的天主降于作恶多端的人类的惩罚；它最初发生在东方，不到几年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计其数；而且眼看这场瘟疫不断地一处处蔓延开去，后来竟不幸传播到了西方。

《十日谈》以10名富裕的男女佛罗伦萨市民逃到郊外躲避鼠疫，在10天内以每天讲一个故事的设定写就，是一部富于社交、机智、幽默、爱情元素的人文主义杰作，但其背景却是出自对鼠疫之恐怖的心理性逃避。此外，佛罗伦萨诗人、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所思慕的少女劳拉亦是死于鼠疫。

师从前述的麦克尼尔的约翰・凯利认为，在黑死病的扩散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13世纪蒙古人在亚欧大陆上建起的巨大帝国(蒙古帝国)，驿站制度等通信网的进一步发达扩大了贸易及旅行的范围，而这正是黑死病扩散的起因。

14世纪的黑死病在今日被认为是腺鼠疫，由以老鼠为媒介的鼠疫杆菌所引起，但利物浦大学的克里斯托夫・邓肯(动物学)及苏珊・斯科特(社会历史学)在详细调查研究了天主教会的记录、遗言及当时的日记等文献之后，于2004年合著《黑死病的重生》("ReturnoftheBlackDeath")，提出了黑死病并非腺鼠疫，而可能是由动物传染病所导致出血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不过，凯利以DNA鉴定的结果为依据否定了邓肯等人的见解，再度肯定了黑死病就是鼠疫大流行的结论。

黑死病在1346年到1350年大规模袭击欧洲，导致欧洲人口急剧下降，死亡率高达30%。黑死病被认为是蒙古人带来的。约1347年，往来克里米亚与墨西拿（西西里岛）间的热那亚贸易船只带来了被感染的黑鼠或跳蚤，不久便漫延到热那亚与威尼斯，1348年疫情又传到法国、西班牙和英国，1348年－1350年再东传至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最后在1351年传到俄罗斯西北部。估计欧洲有约2500万人死亡，而欧、亚、非洲则共约5,500万－7,500万人在这场疫病中死亡。当时无法找到治疗药物，只能使用隔离的方法阻止疫情漫延。此后在十五、十六世纪黑死病多次再次侵袭欧洲；但死亡率及严重程度逐渐下降。

有人认为，这场黑死病严重打击了欧洲传统的社会结构，削弱封建与教会势力，间接促成了后来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在中国，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的大疫相信是这次全球大流行的一部份。据估计，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1000万人以上，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一些史学家相信，李自成入北京之前，明朝的京营兵士就正遭受鼠疫侵袭，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

FRANKSTON

（下）

回顾一下“鼠疫进入欧洲的路线图”：

公元1338年左右，在中亚草原地区发生了一场大旱灾。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该地区爆发局部性的瘟疫。不久，这场瘟疫又通过人员的流动向外四处传播，而传播的起点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城市----加法。

在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半岛上，曾有一个叫加法的被意大利商人控制的城市，它隶属于东罗马帝国的版图，而附近则是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当时，蒙古大军正一路向西进军，这座小城随时面临危险。1345年，在这座城市里发生了一起偶然事件。一天，一群意大利商人与当地的穆斯林居民在街头发生了争执。由于双方互不相让，致使冲突不断升级。稍占下风的穆斯林便向他们的同盟蒙古人求援，正欲征服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的蒙古人便借此机会发兵，将这群意大利商人和东罗马帝国的守军团团围困在加法城内。不过由于加法城坚固的城墙和守军的顽强抵抗，使人数占优的蒙古大军也一时难以攻克，围困整整持续了一年。

就在这时，几年前发源于中亚草原的瘟疫开始在加法城外的蒙古大军中蔓延，造成了大批士兵的死亡。僵局持续了一段时间后，蒙古人再次向加法城发动进攻。不过这次他们采用了新的“武器”，他们用巨大的抛石机将无数染病身亡的蒙古士兵的尸体发射到城内。很快，加法城内到处堆满了死尸。面对这些已被瘟疫感染、正在腐烂的尸体，意大利人不知所措，他们不知如何处理，更不了解传说中的瘟疫到底有何威力。几天后，进一步腐烂的尸体污染了这里的空气，毒化了这里水源，而恐怖的瘟疫也随之爆发了。

蒙古人再次向加法城发动进攻。不过这次他们采用了新的“武器”，他们用巨大的抛石机将无数染病身亡的蒙古士兵的尸体发射到城内。

加法城中很快出现了许多被瘟疫感染者，患者开始时出现寒战、头痛等症状，继而发热、谵妄、昏迷，皮肤广泛出血，身长恶疮，呼吸衰竭；快则两三天，多则四五天，就纷纷死亡。由于患者死后皮肤常呈黑紫色，因此人们将这种可怕的瘟疫称为“黑死病”。对这种可怕疾病，加法人是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它就是鼠疫，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烈性传染病。不到几天，城内的加法人便纷纷丧命，城里街道边上到处是身上长满恶疮、黑斑的死尸。一座曾经繁华的商业城市，转瞬间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侥幸活下来的人也一个个蒙着黑纱，仓皇逃向城外。

在城外，蒙古人这时也已悄然撤退。至于撤退的原因，则是他们同样饱受瘟疫的折磨，大量人员死亡，再接着围城已是力不从心。就这样，那些尚没有染病的加法人侥幸逃生。他们赶紧登上几艘帆船，踏上了返回祖国----意大利的路程。却没有想到，传播瘟疫的罪魁祸首----老鼠和跳蚤，也早已爬上帆船的缆绳，藏进货舱，跟随这些逃生者向欧洲大陆漂泊。

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有关加法城被黑死病笼罩的消息已经传遍四方，各国都人心惶惶。因此当这支船队回到欧洲时，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接待他们，所有的港口都拒绝他们登陆。就在船队孤零零地漂泊于地中海期间，又有一些水手死去了，他们只能无望地在海上游荡，大部分全船死绝，一片死寂地漂在水上，因此一度被称作“鬼船”。

直到1347年10月，只有一艘船幸存下来。当它航行至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时，船上的人用大量财宝买通了当地的总督，并声明他们并没有感染瘟疫，最终被允许靠岸。登岸后，当地人又立即对船只进行隔离，可惜为时已晚。因为小小的老鼠已顺着缆绳爬到了岸上。就这样，一个可怕的幽灵，就像五百年以后的共产主义一样悄悄地降临到了欧洲。

来自加法的商人登陆墨西拿港不到一个星期，黑死病便在整个西西里岛传播开来。紧接着，瘟疫又从西西里向内陆扩散，横扫整个意大利。瘟疫所到之处，到处都是死亡的人。当墨西拿港开始爆发瘟疫时，一位名叫迈克的芳济会修道士正在那里的教堂当牧师。根据他的记录，当时“如果有人染上瘟疫而死，那么所有拜访过他、和他做过生意甚至把他抬到坟墓里的人很快都会步其后尘。”瘟疫传染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装满尸体的车子像洪水一般涌向教堂，以进行最后的基督教仪式。而据另一位修士的记载，在1347年的威尼斯城，情景同样恐怖：“因为这种恶疾是借助呼吸道传染的，故当人们交谈时，即从一人传染至另一人。所有患者皆感觉剧痛难忍，有的人浑身颤抖；结果臂部及股部皆会呈现豆核状脓疱，它们感染并贯穿至体内，至使患者猛烈吐血。此种可怖症状医治无效，持续三日后即告死亡。不仅与患者交谈可招致死神，就是从患者那里买到、接触到、拿到任何东西，都能受传染而死。”

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人们无法解释，更无法治疗。为了寻求寄托，人们便纷纷来到教堂，期望得到神灵的保护和安慰。在牧师的带领下，他们一起祷告，祈求上天阻止这种瘟疫的蔓延。但是他的祈祷没有任何结果。相反，死者越来越多，人们日夜不停地掩埋着送来的死者，仪式变得非常简短。为了阻止瘟疫的扩散，死者的房子被封闭，没有人敢踏进它们一步。然而瘟疫却仍如洪水猛兽，又扭头向周围的乡村扩散，没有人能够躲过此劫。那位名叫迈克的修道士开始相信，这场瘟疫是上帝的惩罚，人类是无力与之抗争的。于是他便开始绕着西西里岛考察，希望一路给人们以精神的寄托。他看到，每天黄昏，就有人推着独轮车，手里摇着铃到处喊：“收死尸了，收死尸了”，于是家家户户就把死者的尸体抬出来，搬上车，推到城外焚烧。人们甚至已无心将死者送入教堂，为死者举行葬礼，而实际上许多牧师也已命丧黄泉。

每天黄昏，就有人推着独轮车，手里摇着铃到处喊：“收死尸了，收死尸了”，于是家家户户就把死者的尸体抬出来，搬上车，推到城外焚烧。

勇敢的修道士迈克继续如实记述着这幕悲剧。他写道：“受害者发病那一天，水泡和疖子出现在胳膊、大腿和脖子上。他们非常虚弱，备受折磨，只能倚靠在床上。不久，疖子变成核桃那么大，然后变成鸡蛋或鹅蛋大小，那种感觉痛彻心肺。病症会持续三天，到了第四天，又一个孤魂升入了天国”。面对这场可怕的瘟疫，人们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他们仿佛在见证世界末日的来临，上帝在惩罚地球上的一切罪恶。虔诚的人们在祈求上帝：“仁慈的上帝啊，请求你平息你的怒气，请不要以这种方式来毁掉世间所有的人，不要让正义与邪恶一起受到责难。”绝大多数人开始相信，地狱正在降临人间。每天有成百上千人死去，迈克成了少数幸存的牧师之一，还能为死者举行宗教仪式。但这种仪式已不是单为某一个死者而作，而是面对着成堆的尸体。每次下葬要埋掉几百具尸体，地点是城外的瘟疫填尸坑。随着死难者的不断增加，甚至再也没有空余的地下坑穴进行掩埋，尸体遭到了随意抛掷。迈克哀叹道：“还能说些什么呢？尸体被停放在自己家中无人过问，牧师、死者的儿子、父亲和亲属都不敢走进房间。”

实际上，西西里岛并不是黑死病唯一的通道。在意大利北部，瘟疫也已沿着意大利商人的黑海航道抵达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斯坦丁堡。就在1347年10月，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两座著名的商业城市也成了瘟疫袭击的对象。由于死者人数激增，热那亚政府在恐慌中下令调动全部舰队封锁港口，外来船只有敢入港的，一律以炮火击沉。意外的是，恰有这样一艘来自疫区的商船，由于遭到热那亚的拒绝，被迫沿着海岸线寻找能够容纳自己的港口，最终法国的马赛港接受了它。就这样，瘟疫来到了法国。

鉴于热那亚和威尼斯已成为瘟疫重灾区，整个意大利都开始采取紧急隔离措施，阻止两地公民入境。据说在1348年夏天，一位热那亚人到皮亚琴察去看亲戚，当时天下着大雨，城里的人不放他进去，他只好淋着雨在外面边哭边恳求。到了天黑时分，他的亲戚终于忍不住了，偷偷打开了城门，带他回家过夜。第二天早上，那位亲戚又上街去逛了一番。结果几天之后，皮亚琴察城里就没有活人了。就这样，在几周之内，米兰、都灵、维罗纳、佛罗伦萨等一座座繁华富庶的城市先后遭到瘟疫的袭击。其所到之处，食品匮乏，物价飞涨，道德败坏，家庭破裂，教会崩溃，政府瓦解，完全就是一副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景象。

在黑死病的袭击之下，意大利陷入一片恐慌。人们发现：任何人一旦染病，几乎没有可能康复，其传播速度极其迅猛，似乎一个人就足以传染全世界。惊恐之下，人们甚至把仍然活着的染病者的门和窗全部用木板钉起来，最终让他们在里面饿死。根据当时的各种文献记载：由于恐惧深入人心，兄弟姐妹之间、叔侄之间、夫妻之间互相抛弃，甚至更有甚者，父母丢弃孩子而不加照料。人们纷纷抛弃病人，丢掉家产，以期保全自己。更有的人结成小社区，过一种与外界全然隔绝的生活。他们把自己关在没有病人的房子里，有节制地吃着最好的食物，喝着最好的葡萄酒，回避同任何人的接触，隔绝任何关于死亡与疾病的消息和讨论。还有些人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及时行乐有利于抵御黑死病。于是，从酒馆到酒馆，他们饮酒放歌，寻欢作乐，不舍昼夜。有时他们也闯进别人的房子，寻找愉悦感官的刺激。由于当时许多人舍家弃产，他们的这种行为得到纵容。结果，许多房舍成了公共财产，这些人使用别人的物品，仿佛在使用自己的一样。行政官吏与司法人员几乎消失，因为像其他人一样，他们非死即病，或干脆把自己和家庭封闭起来，疏于职守。不过情况最常见的是，大批人离弃他们的城市、家园、居所、亲戚、财产，只身逃到国外或至少逃到乡下。就像我们所熟悉的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名著《十日谈》描绘的那样，在黑死病流行期间，一群青年男女躲在佛罗伦萨附近一所乡间别墅中，讲述故事聊以度日。殊不知，这种行为更进一步助长了瘟疫的蔓延。很快，整个欧洲都飘荡着黑死病的魅影。

在蹂躏意大利的同时，黑死病没有放过欧洲的任何一个角落，甚至将其魔爪伸向了欧洲的近邻----中东和北非地区。到1348年，它又兵分三路，扫荡了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法国、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地区。

西路：由一位从巴勒斯坦返回圣地亚哥的朝圣者带入伊比利亚半岛，在西班牙西南部为祸尤烈，仅在马洛卡，就死了30000多人。而威名显赫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一世，也在战场上死于瘟疫。

西北路：经波尔多北上，进入法兰西北部平原区，弗兰德城邦人口为之下降了五分之一，就连此时刚刚为英格兰占领的加莱也包括在内

东北路：经奥地利传入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埃尔福特死了12000人，明斯特死了11000人，美因兹死了6000人，都相当于它们当时总市民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更可怕的是，可能是由于人口密度逐步上升的缘故，瘟疫在欧洲的传播速度竟越来越快。到1348年底时，整个欧洲大陆无一幸免。这时，只有被英吉利海峡阻挡的不列颠群岛和斯堪地纳维亚半岛能够暂时苟且偷安。

不过到1349年春天，黑死病又突然从法国加莱地区进入英吉利海峡群岛。听到报告后，惊恐万状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听从御医的建议，下令禁止全国人民捕鱼。但即便如此，仍无法阻挡瘟疫的入侵。很快，黑死病以空前的速度长驱直入大不列颠，并迅速蔓延到英国全境，甚至至最小的村落也不能幸免。在英国农村，劳力大量减少，有的庄园里的佃农甚至全部死光。而城市里因人口稠密情况更加恶劣。到5月份，伦敦原有的5万居民只剩下了3万，直到16世纪才恢复原先的数目；英格兰当时的第二大城市诺维奇的常住人口从12000人锐减到了7000人，从此再也没有能重现往日的辉煌；而在著名的牛津大学，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死掉了！3万名教职员和学生死的死，逃的逃，一年之后只剩下了6000人。当1351年疫情得到控制之时，英伦三岛和爱尔兰已经损失了它们总人口的40%左右，这远远高于它们在英法百年战争中的总损失。

一向安全的北欧也不例外。1349年5月，一艘英国商船远渡重洋，把黑死病带到了斯堪地纳维亚半岛，而当时控制着波罗的海沿岸的汉萨商业同盟将其散布到了欧洲东部的德意志和波兰北部。更不可思议的是，甚至在北极圈中的格林兰岛都因此遭了殃：长期在冰天雪地中苦苦挣扎的当地居民因得不到欧洲大陆送去的例行补给，没有一个活过1350年。

1352年，黑死病又袭击了欧洲最东端的莫斯科公国，连莫斯科大公和东正教的主教都相继死去。

就这样，欧洲几乎所有角落都被黑死病一网打尽，而瘟疫所到之处，不分阶层、无论贵贱，没有人能逃避死亡的威胁。关于这种残酷的现象，数字是触目心惊的证据。在法国马赛，有56000人死于瘟疫的传染；在佩皮尼昂，全城仅有的8名医生只有一位幸存下来；阿维尼翁的情况更糟，城中有7000所住宅被瘟疫弄得人死屋空；巴黎的一座教堂在9个月中办理的419份遗嘱，比瘟疫爆发之前增加了40倍。在比利时，主教成了瘟疫的第一个受害者。1348年底，黑死病传播到德国和奥地利腹地后，立即就有成千上万的生命被吞噬。维也纳曾经在一天当中死亡960人，德国的神职人员当中也有三分之一被夺去了生命，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因此无法维持。在许多地方，“尸体大多像垃圾一样被扔上手推车”。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葬礼连连不断，而送葬者却寥寥无几”。扛夫们抬着的往往是整个死去的家庭，把他们送到附近的教堂里，由教士们随便指派个地方埋葬了事。

欧洲几乎所有角落都被黑死病一网打尽，而瘟疫所到之处，不分阶层、无论贵贱，没有人能逃避死亡的威胁。

公元1348－1352年是这场黑死病的高峰期，它在欧洲所造成的恐怖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巧合的是，《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正是在此期间写成这部巨著的。作为黑死病的亲历者，他在引言中就谈到了当时佛罗伦萨严重的疫情。他描写了病人怎样突然跌倒在大街上死去，或者冷冷清清在自己的家中咽气，直到死者的尸体发出了腐烂的臭味，邻居们才知道隔壁发生的事情；旅行者们见到的是荒芜的田园无人耕耘，洞开的酒窖无人问津，无主的奶牛在大街上闲逛，当地的居民却无影无踪。

1352年后，黑死病在欧洲的势头开始迅速减缓。不过在整个14世纪，这种令人恐怖的瘟疫仍时常造访。在1361－1363年、1369－1371年、1374－1375年、1380－1390年间，它又曾多次复发。例如在斯摩棱斯克，1386年时竟只有5人幸存！

经过一系列瘟疫的打击，欧洲的人口大量死亡。至于具体死亡数字，当时也缺乏准确的统计，而后世一般估计约为2500万左右，占当时欧洲人口的近三分之一。而即使在14世纪以后的300年间，黑死病也一直没有绝迹，其所造成的恐怖只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才可比拟。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伯恩斯等人撰写的《世界文明史》一书中，认为经过黑死病和战争、饥馑等灾祸的打击，西欧的人口在1300年至1450年间至少减少了一半，甚至会达到三分之二。

第二次大鼠疫起源于蒙古帝国也摧毁了蒙古帝国----这就是历史的报应。

黑死病所造成的恐怖只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才可比拟。而不幸的是，解龙将军的研究表明：世界大战的时间也是与第三次世界大鼠疫的时间互相重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