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安徽“高考工厂”：任课老师用扩音器上课（组图）

FRANKSTON

房屋出租是毛坦厂本地居民重要的收入来源。

毛坦厂中学的学生和家长拜百年枫树。

下课后，复读班学生从教学楼走出来。

说起“毛坦厂”，难免会有人瞪着眼睛，迟疑着问：“生产毛毯的厂子?”

其实，毛坦厂不是工厂，跟毛毯也完全不沾边儿，它是安徽省六安市下面的一个乡镇。倒是这个镇上的高中，在社会上流传着一个与“工厂”有关的名声——“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

每年有近万名复读生及应届高三学生在这里进行“锻造”，在高考的检验下过关后，输往全国各地的大学。从规模和“产品合格率”来说，这家皖西山区的“高考工厂”，制造着高考史上的“神话”。

复读，或者按照校方的标准表述——补习，无疑是这里最响亮的品牌。近年来，每年有超过8000名来自安徽省内外的复读生涌进这里，接受再次的加工和磨砺。

2013年安徽约有10.5万名复读生参加高考，小小毛坦厂就占了近8%。

挤满学生的中学，是这座小镇的“心脏”，几乎整个镇子人们的生活节奏，都要保持着和它同样的律动。

同时，它也是拉动小镇运转起来的“引擎”。当地的居民说，“没有学校呀，毛坦厂的经济就会崩溃”。

开学了，毛坦厂苏醒了

8月中旬的一天，毛坦厂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坐着豪华的奔驰车绕着大山，弯弯折折地来到这座山坳小镇之后，19岁的郑汉超看见的是一座空空的镇子。

大白天，街上空荡荡的，很难见到人影。几只麻雀从半空中飞过，也无法吵醒如同沉睡中的街道。整条街上紧挨着的大小餐馆，几乎都闭上了卷拉门，以至于那些不合时宜闯入镇子的外地人，找不到花钱可以填饱肚子的去处。

用当地老百姓的话来说，每年高考过后，毛坦厂就像经历“大扫荡”一样，变得空寂起来。

8月29日，镇上高中的复读班开课。8000多名复读生，陆陆续续地被10分钟一趟跑得疲惫不堪的客运班车，或者挂着“皖”与某个英语字母组合起来牌照的小轿车，运送到毛坦厂。

随着小镇的“心脏”复苏跳动起来，毛坦厂也从一场短暂的休假中苏醒。

这里最繁华的商业街，学府路和翰林路上，包子铺老板熟练地打开一个又一个冒着热气的笼屉，金黄的手抓饼在铁锅里“滋滋”作响，餐馆里的客人不耐烦地催着服务员上菜，小超市的收银员正在收银机里翻找零钱。

“很难想象，一个镇子竟然像一部手机，可以切换模式。”或者，梦想当电影导演的郑汉超更愿意把毛坦厂的变化，比喻为电影里的特技。

要找到毛坦厂镇情景切换的时间节点，并不太费劲。最明显的那条分界线无疑是“高考日”。6月5日，高考前一天——也是当地的“送考节”——在礼炮声和乐曲声中，70辆大巴和上千辆私家车将过万名高考生接走之后，陪读的家长也散去，毛坦厂镇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空心镇”。

如今，时间点拨到“开学时”。8月29日晚上，毛坦厂中学的校长韦发元在吃晚饭时，往肚子里灌了几杯平日里不怎么碰的啤酒，“解解乏”。

就在小镇“心脏”部门的指挥者神经紧绷的同时，由这颗“心脏”所牵动的各个部件，都拧紧发条，沿着它跳动的波线图运转着。

毛坦厂镇政府办公室主任杨化俊和旁人的谈话，会被随时响起的手机铃声打断。“为学校提供后勤服务”，已成为镇政府的重要日常工作。因为外来客人的激增，这里公务员的接待任务，已超过平时的负荷。

镇上的10多家宾馆几乎都住满了，宾馆服务员对抱怨“底楼太潮湿”的房客们，机械地重复那句：“全都满了，现在没有换的。”如果不提前预定，想赶着饭点在状元酒楼或者新学府餐馆吃上一顿饭，还要看运气。

来自邻县舒城的陪读家长汤才芳，把手机闹钟调成早晨5点半，这将是未来9个月里她和儿子在毛坦厂每一天的起始时间。

如果一切顺利，郑汉超和汤才芳的儿子可能成为复读班的同学。尽管，一直到奔驰车把他载到毛坦厂之前，这个富商之子还以为父母会把自己送到美国留学。

那本是一条设计得很周密的成才之路。郑汉超初中毕业后，“为了接受更优渥的教育”，被父母从安徽老家送到杭州。郑家在杭州买房，加入当地户籍，费了一番周折之后，终于让家里的独子读上了国际学校。

“怎么说呢，那种学校是国际范儿的，追求个性，自由发展。”8月29日晚上，郑汉超坐在毛坦厂一家宾馆的沙发上，摇晃着他手上的iphone5。他刚向宾馆前台询问是否有iphone5充电器，服务员在打了好几通电话之后，给他找来一个不匹配的“山寨”手机充电器。

“原本打算要向西走，拐了一个弯儿，还是要回到原点，费劲巴拉地到这个山沟里来。”在饭桌上偶尔听朋友提到“毛坦厂”，郑汉超的父亲，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对这个山坳里的高中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半路杀出个毛中”，意味着郑汉超的留学计划暂时搁浅。“现在海归也不是那么吃香了。想出国?很容易，只要有钱，有money,有朋友就行了。可是你要是不在国内读个像样的大学再出去，别人就会说你是富二代，鄙视你!”这个精明的商人，一边挥着右手，一边语速飞快地冲儿子讲他的道理。

毛坦厂的魔力很快将这对父子吸引到统一战线上。“如果在这个山沟里闭关苦读一年，考上国内的电影学院，也是梦寐以求的。”郑汉超盼着自己能赶上复读班报名的“末班车”，走进“神一样的毛中”。

FRANKSTON

政府和镇上每个居民，一切都围着学校转

将毛坦厂镇上的人们拽进同一生活频率的引力，来自这里的两所高级中学——毛坦厂中学和金安中学。

毛坦厂中学始建于1939年，是一所在抗日战争中诞生的老校。2005年，毛坦厂中学与当地一家私立学校联合成立股份制的金安中学，接纳“补习生”和应届高中生，两校相对独立，教学资源共享。但在当地，老百姓还是习惯合称两所学校为“毛中”，称补习生为“复读生”。

神奇，从高考数据上看，或许是对地处山坳小镇的毛中毫不夸张的评价。近10年来，毛中的本科升学率连续达到8成以上，而且还不断将自身的记录刷新。今年，毛中有11222名考生参加高考，其中9258人达到本科分数线。

近年来，毛中的名声已经翻过大别山，飘散在豫皖苏三省之地上。合肥当地一家高考补习学校打出的广告语是，“某某学校，家门口的毛坦厂”。

不过，韦发元校长却说：“毛中几乎从不做广告。”

说这句话的底气是，学生和家长大多是在口口相传中听闻毛中的“神话”，慕名涌进毛坦厂镇。高考成绩公布的当天下午，咨询复读的电话就已打到毛中。开始报名后3天，高考补习班的名额就满了。

一座去年竣工的5层砖红色教学大楼，被命名为“补习中心”，专供复读生上课，50多个教室已经坐得满满当当。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后背委屈地擦着墙。靠近门口的高个子男生，稍微撑一下腿，就会不小心跨出教室。几个学生揶揄着：“胖子就免进了。”

由于复读班教室里的学生太多了，老师必须要用扩音器上课。经过回字形教学楼的人，可以听到此起彼伏的吐着英语的女高音，或者带着皖西口音的男中音，汇聚成一部雄壮的“交响乐”。

即便是“一根针插进去感觉都很困难”，开学好几天后，仍然有家长和学生逡巡在教室门外，眼巴巴地瞅着窗户里面黑压压的人头。

那些抱着极大的希望来到毛中，但是又失落而归的家长们留下的背影，成为初秋毛中校园里的寥落一景。

踩着8月份的尾巴，在父亲使出浑身解数之后，郑汉超终于迈进毛中的门槛。不过，他没能进“最牛”的复读班，只能去高三应届班借读。即便如此，郑汉超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的父亲，在当天晚上就像谈成一笔大生意那样兴奋。

他拍着儿子的肩膀，嘴角挂着微笑，流露出一个父亲的温柔：“知道吗?我做了很多投资，但是你才是我最大的投资，而且这笔投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对于农村妇女汤才芳来说，“投资”不是她敏感的事情。但是，今年陪儿子来毛中，也算是一次“赌博”。她的儿子今年考上三本院校，但是又不甘心，执拗地要来毛中复读。

“这一年会影响孩子一辈子。”汤才芳说。这个农村妇女的哥姐，分别通过走当年最重要两条路——当兵和上大学，走出农村，改变了命运。她感叹：“我是兄弟姐妹里过得最差的，现在就指望我的儿子了。”

正是冲着这个朴素的道理，70多岁的奶奶还在为孙子发挥余热，中年妈妈不得不提前退休来照顾女儿……这些数量庞大的外地人，聚集在毛坦厂，成为这个镇子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坦厂镇，这个镇区面积只有3.5平方公里的小镇，在毛中开学后，再次恢复到将近5万的人口规模。当地的人口结构，因为高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镇上的本地户籍居民只有5000多人，但随着当地的高中名气越来越大，事实上的人口主体变成两万多的高中生，以及将近1万来自安徽省内外的陪读家长，剩下的就是在学校附近做生意的外地人。

很难说清楚，5万人口究竟是什么数字概念。这5万人每天要制造7000多吨生活污水，消费校门口售卖的将近5000个包子和500多个手抓饼，以及农贸市场和街边商店里难以统计的肉蛋、蔬菜和水果。

为了避免镇子的生活陷入瘫痪，毛坦厂镇近几年修建了3.5千伏的变电站、50亩的垃圾填埋场和日处理量5000吨的污水处理厂。“如果没有学校，这里不可能建设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镇政府的杨化俊说。

不过，这座小镇没有一家网吧、咖啡馆和KTV——任何可能会让学生“分心”的娱乐场所。毛坦厂最后一家网吧，几年前在陪读家长的强烈反对下，被当地派出所“取缔”。如今，镇上的商家也很“自觉”。很多毛坦厂人说，“和学校共生共荣”。

“我们和毛坦厂中学的关系，可以说是镇校一家，学校的事情，就是我们镇上的事情。政府和镇上每个居民，一切都围着学校转。”今年6月，毛坦厂镇长韩怀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一所山里中学演绎的“逆袭”故事

郑汉超听说，进了毛中的学生，如果想成为成功故事的主角之一，就必须接受和适应这里的规则。

这套规则，是“毛中制造”的核心肌理。毛中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李振华，将其概括为“全方位立体式无缝管理方式”。毕竟，这座“工厂”的人数规模很庞大。在补习中心上课的超过8000个学生，下课铃响后同时从教学楼往外走，直到整座楼空无一人，要花去将近15分钟。

这里有严苛的时间作息制度。一天24小时会被一张作息表严丝合缝地分解掉。通常，早上6点10分进班早读，直到晚上10点50分下晚自习，休息时间只包括：午饭、晚饭各半小时，午休1小时——午休本是两小时，但学生被要求到教室睡觉，顺便再匀出1小时自习。

有的班主任甚至还要求“统一上厕所”，“以免进进出出影响别人休息”。

毛中的老师们认为，应对标准化的考试，需要大量和重复的训练，因而在这里经受“锻造”的学生，“1年要完成过去3年才可能做完的习题和考试卷”。

在这座“高考工厂”里，竞争的氛围被制造得很浓烈。高三几乎每周都要考试，成绩表张贴在教室门外，排名靠后的名字会被红色的横杠标注。

为了给“毛中制造”提供优质而又勤勉的人力资源，学校在招聘老师时明码标价“年收入6～10万元”。大部分毛中老师生活水平都不错，可以在六安或者合肥买房，还开上了私家车。

但是，对于老师们来说，这座“工厂”的生存法则非常残酷。学校选聘班主任，每学期根据考试成绩，实行“末位淘汰制”，而班主任可以炒掉任课教师。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高中校长、教师和家长来毛中取经问道的不少。几年前，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也曾到这个皖西山坳里来参观交流。

在校领导看来，毛中的门道，“一点儿都不神秘”。它在校园里几乎随处可见，被赋予各种形式向人们展现——可能是学校花坛里写着“肯吃苦才能代代成才，守规矩方可日日进步”的宣传牌，也可能是教室墙壁上直截了当的“为了大学，拼命吧”的励志标语，或者是老师们爱说的那句口头禅“两横一竖，干!”

这一切都成就着毛中的高考“神话”。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毛中只是一所不为人知的山区学校，而且它随时面临着和其他乡镇中学类似的命运——在教育资源不平衡的背景下，逐渐衰落。

如今的毛中，演绎着一个“逆袭”的故事。这个地处大别山余脉的中学，正在修建田径馆和游泳馆，还在操场上立起一块巨大的LED电子屏幕。毛中的老师自豪地说：“这是华东地区最大的一块电子屏幕。”

有人认为毛中是“高考圣地”，也有人说它是“地狱”，隐喻着中国高考的畸形和异化。在毛中经受过锻造的人，在网络上宣泄着对母校的复杂情绪。有的人对它很痛恨，也有人说：“对毛中充满感激。”

信奉毛中“神话”的家长和学生，还是在使劲儿地往那扇门里挤。很多人认为，只要一脚踏进毛中大门，就意味另一只脚踏进了大学。

8月的最后一天，一位六安当地人帮着一对来自庐江县的农村夫妻，往复读班的教室里硬塞进一张黄色课桌。讲起这事时，他咬着牙，双手在半空中环抱，比划着为挪动那张课桌费劲的样子。

这位不付重托的朋友，在那对夫妻面前，拍着胸脯说：“放心吧，进了毛中，你们女儿来年高考一定能涨分。”

安徽当地人认为，托关系将亲友的孩子送进毛中，“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现实是，也有好不容易挤进毛中的学生，在这里呆了一两天，就哭喊要逃离。

复读班开课后第二天，一个戴着眼镜的小个子女生站在教室门外抽泣。她拖着哭腔向一位中年妇女哀求道：“妈，我真的受不了。我一看到，那么多书，太恐怖了。我很害怕，我真的很害怕。我不读了，不读了。”

穿着套裙、脚踩高跟鞋的母亲，脸涨得通红，恨恨地说：“你不读?你为什么不读?这么多人不是都在读吗?你知不知道，为了能让你上这个学，我已经烦透了!”

她伸手将眼睛哭红了的女儿拽到教学楼角落里，指着楼道远处，甩出一句话：“你要是不读了，直接从这儿跳下去。”

郑汉超的父亲有些担心，自己的儿子是否也会成为“逃兵”。这个在氛围自由的国际学校里呆惯了的男生，已经开始抱怨“毛中太苦了”。

但是，“就像放进炼钢炉的铁块，不可能再伸手往回捞”。平日里娇生惯养的儿子，“在这里吃苦，受委屈，甚至个性被压抑，统统可以接受”。

“其实，这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但也是合理的存在。是体制错了，还是勤奋错了?”这个殷切盼望儿子考上大学的父亲反问。

郑汉超还算“争气”,他把iphone5扔进抽屉里，换了一个在镇上买的款式老旧的手机，不能上网，只能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

这个在微博上拥有11万粉丝的男生想起，应该跟关注自己的人们短暂告别一下。他又掏出手机，发了一条微博：“你们一直抱怨这个地方，但是却没有勇气走出这里。9个月，咬咬牙，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却有着同一个目标，请等我回来。”

不过，郑汉超并不想告诉朋友们，“这个地方”是毛坦厂，一个被人们视为诞生高考“神话”的地方。

FRANKSTON

从以“三线”厂为荣，到以“毛中”为荣

9月初，毛坦厂镇政府办公楼的玻璃门上，贴着大红色的高考喜报。

官方对外展示的地方简介里，毛坦厂中学占据着最靠前的段落，高考成绩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处笔墨。

对于这个安徽的山区乡镇来说，教育是当地发展布局里的一张王牌。用杨化俊的话来说，学校是毛坦厂发展经济的“引擎”。

这台“引擎”发动起来，给这个镇子注入看得见的商机。数以万计的外地学生和陪读家长涌进毛坦厂，催生了当地特色的“房地产经济”。

这些外地的房客，大多住在书店、超市或者农贸市场等的商铺楼上，为毛坦厂当地居民带来一笔稳定而又可观的房租收入。

陪读家长大多抱怨：“这里的租金太贵了。”目前，镇上对外出租的房子，最便宜的租金一年大约四五千，最贵的达到两万多元。在当地，“一家本地居民靠出租房，一年收入二三十万，很正常”。

30岁出头的王瑞，去年从江苏常熟回到家乡毛坦厂，扒掉家里的老平房，盖起一栋3层楼的“学生公寓”，“一年的房租收入远超过在常熟开服装店挣的钱”。但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他还是感叹：“我还是没眼光，盖房子太晚了。”

那些“有眼光”的当地人，敏锐地围绕着毛坦厂的强力“引擎”寻找赚钱的机会。

去年，金安中学新打开一扇北门，又为毛坦厂镇掘开一条积累财富的通道。短短一年间，新北门外那条命名为翰林路的水泥路边上，一座座四五层的小楼拔地而起，如今成为部分当地人的“摇钱树”。尽管由于工期紧张，有的楼房外墙还没来得及被白瓷砖填满，裸露着整面墙砖。

毛坦厂镇，正在以制造高考“神话”的毛中为圆心，划出一个中部省份山区集镇的经济图景。几乎与毛中崛起的节奏同步，毛坦厂镇的经济也开始有起色。这个土地面积紧张、工业并不发达的镇子，还曾在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挤进六安市经济发展综合实力20强乡镇。当地政府介绍，去年毛坦厂的财政收入将近1500万元。这个数字，是邻镇东河口全年财政收入的近4倍。

镇政府的杨化俊说，毛坦厂从过去以采茶和卖竹子为主“山口经济”，发展成为现在的“校园经济”。

在这个拥有明清徽派老街的老镇上，当地镇政府还想打好一张旅游牌。不久前，一条超过千米的明清老街路口，建起一家仿古徽派建筑的“毛坦厂老街游客接待中心”。但是这个崭新建筑物的棕色镂空玻璃门如今却紧闭着，门前还立着由三根竹竿搭起来的晾衣架，上面挂着女人的裙子和内衣。

相比于起步较晚的旅游业，由毛中带动的校园经济，能为毛坦厂镇带来更稳定的消费市常杨化俊算了一笔直观的经济账：“毛坦厂将近3万学生和家长，如果保守估计，每人每天在镇上消费10块钱，全镇第三产业一天的营业额至少30万。”

有时，面对由毛中这台引擎发动起来的市场，毛坦厂这个小镇子也会应接不暇。那些无力承载的消费需求，就会转移到附近的乡镇或者县城，成为周边地带的福祉。

70岁的本地人熊春义很难想象，毛中是如今镇子的中心地带。他更怀念上世纪60年代，坐落在毛坦厂李家冲村的“三线厂”，曾经为这个镇子增添的繁荣景象。

“三线厂”是特定年代的产物。在1964年至1980年，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巨资，号召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民工，在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建起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当年，毛坦厂这里建起一个生产枪支和汽车配件的军工厂。

9月初的一个下午，干瘦的熊春义老人，蹲坐在墙皮剥落的灰砖楼门口，一边搓着玉米棒，一边回忆起有关三线老厂的画面。他曾在厂区学校的食堂做工，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工厂搬迁到马鞍山之前退休。

那些记忆，就像熊春义住着的这栋三线厂老宿舍楼一样，已经很陈旧。

“那时，厂区是毛坦厂最热闹的中心，姑娘以嫁到三线厂为荣。”当然，他也知道，现在的毛坦厂人“以把孩子送到毛中上学为荣”。他的女儿在毛坦厂镇区生活，以租房为生计。

即使没有这个老人的回忆，如今看着遗留在这里的厂房、医院和学校旧址，以及墙壁上依稀可见的属于那个年代的宣传标语，也会引来毛坦厂年轻一代唏嘘感叹“不同时代的寓言”。

一位毛中的年轻老师说：“看上去这个厂区过去是多么繁荣。让我联想到毛中，如今这里也这么繁荣，但不知道以后会如何。看来真是要居安思危啊!”

有关毛坦厂的一切

在毛坦厂呆了几天后，来给儿子陪读的汤才芳觉得，“这里没有新鲜事了”。

除了给儿子洗衣做饭，在毛坦厂剩下的大把时光，对她而言，只能用“无聊”来形容。

一到傍晚，小镇会热闹起来。三三两两的中年妇女，绕着毛中院墙外面的小路散步。随着天色越来越暗，零零星星的人，逐渐汇成川流不息的人河。

在路灯下随着音乐扭腰摆臀的人们，会给马路岔口制造一些拥堵，惹得汽车司机拼命地按喇叭。

毛坦厂镇的领导曾经表示，镇上将来要建一个专门供陪读家长们娱乐休闲的文化广常

鳞次栉比的出租屋门前，头发湿漉漉的女人们围坐成一圈，谈着家长里短或者孩子的考试成绩。腆着肚皮的中年男人，将耳朵凑到收音机旁边，听着黄梅戏。

汤才芳想给自己找更多的事情做。她跟房东“搞好关系”，要来一块免费的菜地。她连夜翻了地，种上了大蒜和香菜。这个过日子精打细算过的女人，抱怨镇上农贸市场的菜价“太贵了”。

种菜开始成为一些陪读家长们所热衷的打发时间的方式。毛坦厂一些弃耕的荒地，被重新撒上了蔬菜籽儿。那些找不到整块荒地的人，只好捣腾起学校院墙外面的土。初秋时节，小镇时常弥漫着一股秸秆烧焦的呛人味道。

近几天，汤才芳在镇上找到活计。她在离出租屋不远的一个服装店里做缝纫工。晚上，当自己儿子正在教室里埋头苦读的时候，她踩着缝纫机的踏板，为这个小镇输入劳力。

在毛坦厂镇，有10多家服装加工厂以及官方都不掌握数据的遍布于大街小巷的小作坊。那些踩着踏板的缝纫女工，绝大部分是镇上的陪读家长。

“现在正值服装企业青黄不接的‘用工荒’，但是我们这里基本不愁招人。”毛坦厂镇上最大一家服装企业的王领班说。

为吸引陪读家长来做工，大部分服装企业和小作坊会在招工广告上写着：“工资计件，工作时间不受限制”。饭点之前，这些女缝纫工必须扔下手中的夹克袖子或者棉服内胆，赶回租屋给孩子做饭。

杨化俊欣慰地向外人介绍，一家上海的大服装厂，“看中我们这里有大量的陪读家长”，考虑落地毛坦厂镇。

汤才芳并没意识到，像她们这些来毛坦厂的陪读家长，正在改变当地的劳动力市常在她看来，除了儿子高考，其余消磨时光的活计，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她听说，毛中有一棵百年老枫树。很多家长和学生拜过这棵“神树”以后，“很显灵，第二年高考涨了一两百分呢”。

一天下午，汤才芳特意去寻访这棵“神树”。这棵老树长得枝繁叶茂，一根长长的树枝伸出学校的院墙。

走近毛中北门东侧的那面院墙，汤才芳很震惊。观世音菩萨的十字绣和“毛中栽培，神树显灵”的红色锦旗，被铁丝挂起来，几乎遮住大半面斑驳发黑的墙。褪色的锦旗旁边，一块简易房铁皮搭起的棚架下面，香灰堆到1米多高，一大片墙皮已经被熏得脱落，露出红色的裸砖。

汤才芳想烧上一柱香。巷子口，一个中年女人摆着香火摊，装烛火的纸盒上两个手写的大字清晰可见：“状元”。

这个陪儿子第二次冲刺高考的母亲，在巷子口停留了一会儿，还是转身离开了。她说：“信则有，不信则无。”

一些迷信的甚至说不清的神秘感萦绕在毛坦厂。很多学生会在高考前放孔明灯，希望获得好运。但黄色是忌讳，因为那表示“黄了”。“送考节”那天，前三辆大巴车的车牌尾号都是“8”，出发时间是上午8点8分。头车司机属马，寓意“马到成功”。

如果真能熬到“马到成功”的那天，郑汉超考上了电影学院，这个未来的导演想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有关毛坦厂的一切”。

(应采访对象要求，郑汉超为化名)

FRANKSTON

政府和镇上每个居民，一切都围着学校转

将毛坦厂镇上的人们拽进同一生活频率的引力，来自这里的两所高级中学——毛坦厂中学和金安中学。

毛坦厂中学始建于1939年，是一所在抗日战争中诞生的老校。2005年，毛坦厂中学与当地一家私立学校联合成立股份制的金安中学，接纳“补习生”和应届高中生，两校相对独立，教学资源共享。但在当地，老百姓还是习惯合称两所学校为“毛中”，称补习生为“复读生”。

神奇，从高考数据上看，或许是对地处山坳小镇的毛中毫不夸张的评价。近10年来，毛中的本科升学率连续达到8成以上，而且还不断将自身的记录刷新。今年，毛中有11222名考生参加高考，其中9258人达到本科分数线。

近年来，毛中的名声已经翻过大别山，飘散在豫皖苏三省之地上。合肥当地一家高考补习学校打出的广告语是，“某某学校，家门口的毛坦厂”。

不过，韦发元校长却说：“毛中几乎从不做广告。”

说这句话的底气是，学生和家长大多是在口口相传中听闻毛中的“神话”，慕名涌进毛坦厂镇。高考成绩公布的当天下午，咨询复读的电话就已打到毛中。开始报名后3天，高考补习班的名额就满了。

一座去年竣工的5层砖红色教学大楼，被命名为“补习中心”，专供复读生上课，50多个教室已经坐得满满当当。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后背委屈地擦着墙。靠近门口的高个子男生，稍微撑一下腿，就会不小心跨出教室。几个学生揶揄着：“胖子就免进了。”

由于复读班教室里的学生太多了，老师必须要用扩音器上课。经过回字形教学楼的人，可以听到此起彼伏的吐着英语的女高音，或者带着皖西口音的男中音，汇聚成一部雄壮的“交响乐”。

即便是“一根针插进去感觉都很困难”，开学好几天后，仍然有家长和学生逡巡在教室门外，眼巴巴地瞅着窗户里面黑压压的人头。

那些抱着极大的希望来到毛中，但是又失落而归的家长们留下的背影，成为初秋毛中校园里的寥落一景。

踩着8月份的尾巴，在父亲使出浑身解数之后，郑汉超终于迈进毛中的门槛。不过，他没能进“最牛”的复读班，只能去高三应届班借读。即便如此，郑汉超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的父亲，在当天晚上就像谈成一笔大生意那样兴奋。

他拍着儿子的肩膀，嘴角挂着微笑，流露出一个父亲的温柔：“知道吗?我做了很多投资，但是你才是我最大的投资，而且这笔投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对于农村妇女汤才芳来说，“投资”不是她敏感的事情。但是，今年陪儿子来毛中，也算是一次“赌博”。她的儿子今年考上三本院校，但是又不甘心，执拗地要来毛中复读。

“这一年会影响孩子一辈子。”汤才芳说。这个农村妇女的哥姐，分别通过走当年最重要两条路——当兵和上大学，走出农村，改变了命运。她感叹：“我是兄弟姐妹里过得最差的，现在就指望我的儿子了。”

正是冲着这个朴素的道理，70多岁的奶奶还在为孙子发挥余热，中年妈妈不得不提前退休来照顾女儿……这些数量庞大的外地人，聚集在毛坦厂，成为这个镇子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坦厂镇，这个镇区面积只有3.5平方公里的小镇，在毛中开学后，再次恢复到将近5万的人口规模。当地的人口结构，因为高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镇上的本地户籍居民只有5000多人，但随着当地的高中名气越来越大，事实上的人口主体变成两万多的高中生，以及将近1万来自安徽省内外的陪读家长，剩下的就是在学校附近做生意的外地人。

很难说清楚，5万人口究竟是什么数字概念。这5万人每天要制造7000多吨生活污水，消费校门口售卖的将近5000个包子和500多个手抓饼，以及农贸市场和街边商店里难以统计的肉蛋、蔬菜和水果。

为了避免镇子的生活陷入瘫痪，毛坦厂镇近几年修建了3.5千伏的变电站、50亩的垃圾填埋场和日处理量5000吨的污水处理厂。“如果没有学校，这里不可能建设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镇政府的杨化俊说。

不过，这座小镇没有一家网吧、咖啡馆和KTV——任何可能会让学生“分心”的娱乐场所。毛坦厂最后一家网吧，几年前在陪读家长的强烈反对下，被当地派出所“取缔”。如今，镇上的商家也很“自觉”。很多毛坦厂人说，“和学校共生共荣”。

“我们和毛坦厂中学的关系，可以说是镇校一家，学校的事情，就是我们镇上的事情。政府和镇上每个居民，一切都围着学校转。”今年6月，毛坦厂镇长韩怀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一所山里中学演绎的“逆袭”故事

郑汉超听说，进了毛中的学生，如果想成为成功故事的主角之一，就必须接受和适应这里的规则。

这套规则，是“毛中制造”的核心肌理。毛中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李振华，将其概括为“全方位立体式无缝管理方式”。毕竟，这座“工厂”的人数规模很庞大。在补习中心上课的超过8000个学生，下课铃响后同时从教学楼往外走，直到整座楼空无一人，要花去将近15分钟。

这里有严苛的时间作息制度。一天24小时会被一张作息表严丝合缝地分解掉。通常，早上6点10分进班早读，直到晚上10点50分下晚自习，休息时间只包括：午饭、晚饭各半小时，午休1小时——午休本是两小时，但学生被要求到教室睡觉，顺便再匀出1小时自习。

有的班主任甚至还要求“统一上厕所”，“以免进进出出影响别人休息”。

毛中的老师们认为，应对标准化的考试，需要大量和重复的训练，因而在这里经受“锻造”的学生，“1年要完成过去3年才可能做完的习题和考试卷”。

在这座“高考工厂”里，竞争的氛围被制造得很浓烈。高三几乎每周都要考试，成绩表张贴在教室门外，排名靠后的名字会被红色的横杠标注。

为了给“毛中制造”提供优质而又勤勉的人力资源，学校在招聘老师时明码标价“年收入6～10万元”。大部分毛中老师生活水平都不错，可以在六安或者合肥买房，还开上了私家车。

但是，对于老师们来说，这座“工厂”的生存法则非常残酷。学校选聘班主任，每学期根据考试成绩，实行“末位淘汰制”，而班主任可以炒掉任课教师。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高中校长、教师和家长来毛中取经问道的不少。几年前，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也曾到这个皖西山坳里来参观交流。

在校领导看来，毛中的门道，“一点儿都不神秘”。它在校园里几乎随处可见，被赋予各种形式向人们展现——可能是学校花坛里写着“肯吃苦才能代代成才，守规矩方可日日进步”的宣传牌，也可能是教室墙壁上直截了当的“为了大学，拼命吧”的励志标语，或者是老师们爱说的那句口头禅“两横一竖，干!”

这一切都成就着毛中的高考“神话”。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毛中只是一所不为人知的山区学校，而且它随时面临着和其他乡镇中学类似的命运——在教育资源不平衡的背景下，逐渐衰落。

如今的毛中，演绎着一个“逆袭”的故事。这个地处大别山余脉的中学，正在修建田径馆和游泳馆，还在操场上立起一块巨大的LED电子屏幕。毛中的老师自豪地说：“这是华东地区最大的一块电子屏幕。”

有人认为毛中是“高考圣地”，也有人说它是“地狱”，隐喻着中国高考的畸形和异化。在毛中经受过锻造的人，在网络上宣泄着对母校的复杂情绪。有的人对它很痛恨，也有人说：“对毛中充满感激。”

信奉毛中“神话”的家长和学生，还是在使劲儿地往那扇门里挤。很多人认为，只要一脚踏进毛中大门，就意味另一只脚踏进了大学。

8月的最后一天，一位六安当地人帮着一对来自庐江县的农村夫妻，往复读班的教室里硬塞进一张黄色课桌。讲起这事时，他咬着牙，双手在半空中环抱，比划着为挪动那张课桌费劲的样子。

这位不付重托的朋友，在那对夫妻面前，拍着胸脯说：“放心吧，进了毛中，你们女儿来年高考一定能涨分。”

安徽当地人认为，托关系将亲友的孩子送进毛中，“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现实是，也有好不容易挤进毛中的学生，在这里呆了一两天，就哭喊要逃离。

复读班开课后第二天，一个戴着眼镜的小个子女生站在教室门外抽泣。她拖着哭腔向一位中年妇女哀求道：“妈，我真的受不了。我一看到，那么多书，太恐怖了。我很害怕，我真的很害怕。我不读了，不读了。”

穿着套裙、脚踩高跟鞋的母亲，脸涨得通红，恨恨地说：“你不读?你为什么不读?这么多人不是都在读吗?你知不知道，为了能让你上这个学，我已经烦透了!”

她伸手将眼睛哭红了的女儿拽到教学楼角落里，指着楼道远处，甩出一句话：“你要是不读了，直接从这儿跳下去。”

郑汉超的父亲有些担心，自己的儿子是否也会成为“逃兵”。这个在氛围自由的国际学校里呆惯了的男生，已经开始抱怨“毛中太苦了”。

但是，“就像放进炼钢炉的铁块，不可能再伸手往回捞”。平日里娇生惯养的儿子，“在这里吃苦，受委屈，甚至个性被压抑，统统可以接受”。

“其实，这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但也是合理的存在。是体制错了，还是勤奋错了?”这个殷切盼望儿子考上大学的父亲反问。

郑汉超还算“争气”,他把iphone5扔进抽屉里，换了一个在镇上买的款式老旧的手机，不能上网，只能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

这个在微博上拥有11万粉丝的男生想起，应该跟关注自己的人们短暂告别一下。他又掏出手机，发了一条微博：“你们一直抱怨这个地方，但是却没有勇气走出这里。9个月，咬咬牙，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却有着同一个目标，请等我回来。”

不过，郑汉超并不想告诉朋友们，“这个地方”是毛坦厂，一个被人们视为诞生高考“神话”的地方。